【合众国际社耶路撒冷一月十七日电】中东和谈的政治回合今天开幕，埃及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撤出领土等重大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二十分钟公开的开幕仪式期间，分歧就出现了，会议主席达扬外长和埃及外长卡迈勒发表了强硬的讲话。    他们休会了一小时，接着举行秘密会议。    达扬第一次直截了当要求埃以达成单独的和平协议，而卡迈勒也同样直截了当说，“我们不是来谋求单独媾和”或是临时解决的。    看来埃以分歧最大的是如何解决居住在被占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一百一十万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卡迈勒要求让他们建立国家，达扬则模模糊糊地提到他们。    美国国务卿万斯说，解决办法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使他们能够参加决定自己的前途”。他重复了卡特总统的话    。    万斯充当双方都说需要的调解人角色说，“我们必须解决许多困难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向世界舆论负责，明天要向历史负责。如果我们失败，我们是不会受到轻轻松松的裁决的。”    卡迈勒在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作为以色列的家决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除非那里也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同等的家。”    他说：“特别是在我们已宣布我们愿意接受你们为中东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们竟然否认这一巴勒斯坦现实的存在，那是可悲的。”    【路透社耶路撒冷一月十七日电】以色列、埃及和美国之间的中东和平会谈今天开始。埃及外长卡迈勒在会上警告说：“除非在巴勒斯坦也有巴勒斯坦同等的家，否则，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的家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卡迈勒说，埃及要求的是“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是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它所占领的一切领土，其中包括和平的圣城耶路撒冷”。    以色列外长达扬在卡迈勒之前致词说，和平只能通过谈判和让步的办法来实现，而不能通过发出最后通牒的办法来实现。    【美联社耶路撒冷一月十七日电】中东和谈于今天在一家饭店的舞厅里开始举行，埃及要求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交出所有被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则坚持“折衷、让步和达成共同协议”。    万斯部分支持了埃及的要求，他说，以色列必须放弃“领土”，让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在“决定自己的前途”方面起作用。    各方在开会时发表了正式讲话，达扬仍然只是泛泛地谈谈，但是声称，如果阿拉伯发出“最后通牒”，这会“破坏和平的目的”。    以色列官员们对他们所谓的卡迈勒的强硬措辞表示意外。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十七日电】国务院今天说，美国拒绝了索马里为同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进行战争而请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其中大概包括军队——的要求。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说，“我们不会用火上浇油的办法来助长一场冲突。”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正在为取得对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沙漠地区的控制进行战斗，索马里对这个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    苏联正在邦助埃塞俄比亚进行这次战斗，美国政府人士上周说，劳尔·卡斯特罗目前正在埃塞俄比亚指挥一场可能动用古巴军队的反攻    。    特拉特纳说，索马里主席西亚德·巴雷召见了包括美国使馆代办在内的西方外交官，向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就我们而言，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方针是，正如我们继续坚持我们关于不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的政策那样，我们也不会派军队去。”    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巴雷不仅要求武器和补给品而且还要求派军队，特拉特纳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具体要求派军队去，但是据设想，是这样。    “不过，不管他的话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将不会用火上浇油的办法来助长一场冲突。”    特拉特纳还重申了政府的下述看法：“莫斯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卷入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是我们双边关系中一个令人关切的和有争论的问题，虽然我不想把这个问题谈得过分。”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其他官员今天说，国务卿万斯十四日会见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他们讨论了在非洲之角进行的埃—索战争等问题。

说卡特的一九七九年度国防预算为一千二百六十亿美元，其中增加的大量款项将用于与北约有关的常规部队。美三军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北约是关键所在，因此把精力放在扩大美军在欧洲的作用上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乔治·威尔逊写的文章，题为《卡特的“北约预算”表明军事重点的转移》，摘要如下：    北约是十五国驻军组成的联盟，这些驻军还未因忿怒开过一枪，它现在是一个美国军方采取行动的地方。    例如，甚至卡特本月晚些时候将交给国会的第一个军事预算竟被人渲染为“北约预算”。    他的一九七九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为一千二百六十亿美元，其中增加的大量款项是用于与北约有关的常规部队及武器。总统想使北约的开支增加大约百分之五，而五角大楼的全部预算仅增加百分之二多一点。    三军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北约是关键所在，因此正在忘却越南，而把精力放在扩大他们在欧洲的作用上。    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科默正在鼓励他们考虑北约的问题。这位助理国防部长突出地渲染了转移军事重点的意义。    说明以北约为重点的新迹象有：    ——卡特总统最近出访时宣称，美国将增派八千多人的军队前往欧洲，以使属于北约的美国部队人数达到满额。    ——长期被认为是驻扎在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设法通过在过去两年中在联盟的北翼和南翼——挪威和土耳其——进行军事演习，来谋求在北约的前线发挥作用。    空军正在增派最新式的飞机驻扎在欧洲，给原驻英国的增加了Ｆ—１１１战斗机部队增加一个联队，并且向西德的比特堡派去了Ｆ—１５战斗机，而没有撤出原有Ｆ—４战斗机。    人们长期以来担心陆军的后备军是否可能及时投入欧洲的一场战斗，以阻止华沙条约部队的前进。现在陆军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计划，即把美国后备队装甲部队中的坦克和其它重型武器，抽调出来，先送往欧洲，以便后备队将可以很快前去和这些重武器部队会合。    国防部的领导人强迫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去购买较便宜的Ｆ—１８和Ａ—４飞机，所根据的是这种看法：以色列在一九七三年斋月战争中的损失表明，在北约的一场战争中，数量要比质量更为重要。    尽管这种侧重北约的作法在国会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有些人担心白宫和五角大楼产生了一种狭隘的看法。为什么重新强调加强北约组织的力量？    五角大楼的官员回答说，既然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僵局，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必须把钱花在在欧洲部署更多的非核力量方面。他们说，强大的常规力量是使克里姆林宫相信，以非核力量进攻西方也将会遭到失败的最好的方法。    卡特已答应美国用于北约组织的经费每年至少增加百分之三，并要求这个具有二十九年历史的联盟的其他成员国也跟着这样做。他已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首脑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华盛顿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    一些国防部官员认为，在北约前线集结重兵的这种“前沿战略”是阻止入侵和在如果遭到入侵时进行战斗的最有效的办法。为了加强前线，新的五角大楼预算将用数十亿美元购买ＸＭ—１坦克、装甲车、运输车、打飞机和打坦克的导弹、大炮、进攻性直升飞机和空军的飞行反坦克炮——Ａ—１０飞机。    为了充分利用每一美元，五角大楼的北约组织小组正在推行“‘标准化、合理化和交换使用的措施”——这是北约组织之间流行的关于制造联盟成员国可以交换使用和修理的武器的话。

【路透社耶路撒冷一月十七日电】一些埃及人士说，埃及今天向这里的中东和谈提出了四点建议，建议同卡迈勒在开幕式讲话的调子完全一样。    埃及在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四点建议如下：    一、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它夺占的阿拉伯领土。二、给巴勒斯坦人以自决权。三、作为解决办法的依据的和平性质必须同联合国有关决议一致。四、在互惠基础上解决安全问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二日刊登温劳布的专稿，题为《北约努力结束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联盟和五角大楼担心埃杰维特加强同苏联的联系而同希腊的关系紧张》，摘要如下：    土耳其组成新政府促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加快努力，以结束历时三年的限制向土耳其提供武器的规定。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欧洲的军事官员再次进行努力，部分是因为最近土耳其组成了埃杰维特总理的中左政府，也是因为他们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北约南翼的混乱状况越来越感到不安。    使军事官员感到特别不安的是土耳其同苏联和包括利比亚在内的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联系日益加强。五角大楼人士说，西德防务官员上月恳求国防部长布朗，要他敦促政府结束对土耳其的武器限制。    所争论的问题是在四年内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防务的一揽子计划。卡特政府去年一直说，他不会要求国会对这个军事援助一揽子计划采取行动，除非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作出让步。从一九七四年土耳其部队占领了塞岛北部以来，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是希腊和土耳其争吵的中心问题。    但土耳其警告说，除非政府努力使国会通过共同防御协定，否则它可能决定脱离北约，成为一个中立国，并驱逐在那里的美国军队。    卡特政府不愿为签订一项防务协定而施加压力，这使土耳其政府越来越气忿，北约官员一直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努力平息土耳其政府的忿怒情绪。两周前，联盟司令黑格将军（他一直要求国会支持同土耳其签订十亿美元的防务协定）悄悄地让两名土耳其官员负责地中海东部的指挥工作。    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近几周来，一系列的备忘录和“争论非常激烈的电报”在政府内部传阅，以便打破在为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出现的僵局。    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对手——希腊已经部分退出这个大西洋联盟。明显地使政府和北约官员感到不安的是土耳其可能采取同样的方针，从而使联盟南翼容易受到攻击，使北约组织出现一条很深的裂缝。尽管国会部分解除了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但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以前，所谓的在国会山为希腊进行院外活动的分子不大可能同意批准这项十亿美元的共同防御协定。自从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登陆以来，土族塞浦路斯人占据了该岛的百分之四十，尽管他们的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八。希族塞浦路斯人提出给土族人百分之二十，美国希望能就百分之三十左右达成协议。

【本刊讯】《大西洋新闻》（第九百九十期）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卡特总统将感到“失望”，如果华盛顿首脑会议不成功的话》，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上周对北约的访问给人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次会谈的唯一成果，是又一次强调了美国对北约的义务，特别是就保卫欧洲而言。这位总统对北约理事会发表的讲话和他最后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信息。常驻代表“十分积极地”欢迎了这一点特别是因为卡特数次强调了这一事实：欧洲是全部美国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在这位总统同北约理事会成员进行私下讨论时，看来他向他的盟国发出了另外两个“关键”信息。    首先他强调，如果在华盛顿召开的下一次大西洋首脑会议不是“有成果的”和“积极的”，他将感到“失望”。据说这位总统说过，这次首脑会议将是对联盟克服它的问题的决心的一种考验。这些话应特别提醒北约各机构注意，为在伦敦举行的上次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计划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了（这次首脑会议将在五月三十和三十一日举行）。    十分清楚，卡特总统企图保证，在伦敦首脑会议上发表政治性讲话以后，现在应采取实际的行动，这些行动必须更进一步，而不仅仅是执行旨在应付北约当前的弱点——象军备储存、反坦克武器和援军——的某些短期的倡议。上次北约部长级会议证明，在这些方面，成员国的决心是肯定的，卡特向理事会说明了美国今后将为改进联盟的防务态势所罗做的事情。他特别谈到要增加美国部队八千人，在十八个月内派到欧洲。美国人士认为，增加的这些部队将包括：美军一个新旅（它将驻在德国），向英国增派两个Ｆ—１１１飞机中队所需要的部队。    据报道卡特对理事会说：“美国将作出它的努力，它希望北约成员国也作出它们的努力。”这是这位总统的第二个信息。北约人士认为，卡特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有力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    北约各成员国都知道，只有它们在今年五月承担义务，为防务增加拨款，特别是为了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执行长期防务计划，华盛顿首脑会议才会成功。的确，承担这种义务是正在遭受经济危机的某些成员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据说，卡特对这些国家表示了同情，但也强调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必要性。就美国而言，卡特使理事会对美国经济的情况感到放心，说美国经济是“健全、强大和稳定的”。这位总统说，即使欧洲人不能作出同美国人相似的努力来加强防务系统，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减少它自己的努力。

五    苏联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尽管莫斯科自己已经同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并没有能阻止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亲热起来。一九七四年，马来西亚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七五年，泰国和菲律宾也先后同中国建交；一九七六年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了北京，种种迹象表明，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中国还同缅甸建立了在文化革命前就存在的密切联系。只是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仍然冻结，但甚至这种冻结也可能很快发生变化。    在经济战线，尽管苏联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经济关系在不断加强，但是，由于俄国人不易找到推销他们商品的市场，所以增长的比例甚微。而中国却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口大量大米。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弱点就是缺乏能影响事态发展的经济手段。六    虽然苏联在亚洲大吹大擂的“成功”是同印度的联系，但是，苏联在印度或整个南亚地区扩大其影响的前景受到了严重的遏制。印度的人民党新政府已清楚地表明，它对改善它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感兴趣。同样，在一九七五年穆吉布总统被暗杀后开始执政的孟加拉国新政府也比其前任更倾向于西方和中国；它在一九七五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巴基斯坦继续同莫斯科保持一定距离，它不会忘记，正是俄国的武器使印度能够促成巴基斯坦的肢解。    在这个地区起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因素，是伊朗国王日益努力用他的钱和影响来解决南亚地区的一些传统的分歧，从而减少该地区国家对象苏联这样的外界国家的依赖。因此，南亚地区合作的前景比过去三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    伊朗国王的最终目标是减少印度对莫斯科和阿拉伯国家的依赖，加强印度洋沿岸国家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把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变成一个“和平区”，它将限制外界国家的插手。“和平区”这个概念已得到了北京的赞扬，北京无疑也有着与伊朗国王相同的战略眼光。    七    苏联人可能认为扩张他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势力的最重要途径是通过得到大肆宣传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目前，毫无疑问，苏联一心要对美国的海军优势提出挑战，并把它的阴影投到太平洋沿岸国家。苏联的潜艇舰队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潜艇舰队。苏联海军航空兵的作用似乎在日益增长。就在过去几年，苏联还把他们的军舰开进了中国东海和黄海。    苏联打算今后在多大程度上尝试通过海军力量扩大它在太平洋的势力，不清楚。但是这样一个行动方针受到某些非常实际的限制。正当苏联经济生产率下降的时候，海军的大量开支会使经济资源转用于海军。苏联军事开支的增长率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已有六年或六年左右的时间。莫斯科可能不久要就它今后的投资先后次序作出某些基本决定。苏联的资金不足，而竞争获得这些资金的其他项目又是那么多，因而这个时候能不能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出什么理由可使他们信服应让俄国统治大海？莫斯科可能发现，它在太平洋的日益增加的海军活动产生了相反的结果。美国、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为作出反应而进行合作。    八    以上的简略回顾表明，苏联的亚洲政策之所以失败，有四个重大的因素。第一个是莫斯科同中国的历史性冲突，这一冲突现在已把中国变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死敌之一。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合法利益和愿望，无论苏联或美国都是不可能希望实现它在亚洲的目的的。如果说在中国还比较软弱的冷战初期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在中国已成为亚洲主要强国之一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    使得克里姆林宫在亚洲无所作为的第二个重大因素，是整个这一地区现有的形势相对稳定。在东北亚，仍然是四大国相持的局面。在东南亚，新的共产党国家专注于它们国内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由于它们历史性的彼此敌对关系，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团结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增长。在南亚，地区性合作的机会比近来的任何时候都好。    对苏联的亚洲政策起限制作用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它缺乏影响该地区事态的手段。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或任何一个亚洲革命团体仍然把苏联当作自己的发展榜样。苏联既不能给亚洲的产品提供市场，也不能按照所需要的规模提供发展援助和技术。大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联人才如此一心一意地继续依靠军事力量，把军事力量当作它扩大影响的主要工具。但是这样一种政策是有现实的危险的，即促使他们的对手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增大该地区对苏联意图已有的重大怀疑。这种怀疑在日本、朝鲜和中国最为严重，但在其他各地也都存在。    最后，莫斯科对待亚洲人的粗鲁态度，以及它对边界安全的迷恋心情，已经使得它错过了同日本改善关系的一些重大机会，也许还错过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诚然，莫斯科为安全操心，有一些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人们无法不得出一种印象，那就是苏联对这些安全问题采取僵硬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狭隘军事考虑的影响，而不是受政治考虑的影响，这一点是造成苏联种种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莫斯科认真地重新评价其亚洲政策的时候似乎将要来临。但是，如果说它终于要作出这样的重新评价的话，也许有待于克里姆林宫出现新的领导人。（下）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一月十一日刊登一篇题为《海湾是波斯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上周在德黑兰和利雅得的会谈标志着他对中东和非洲的研究和了解达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在卡特就职的第一年期间，卡特和他的顾问想要把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作为美国在中东、海湾和东非的主要盟国。美国人想通过沙特把索马里从苏联的轨道上拉出来。卡特还想通过沙特寻求建立美国在非洲的影响。    相比之下，伊朗在美国的谋算中占有很小的地位。    但是通过伊朗去年成功地建立了他们外交新基础的事实，说明认为伊朗影响衰落的印象是错误的。伊朗的努力目标包括以下三点：    一、在海湾国家中建立一个秘密防务联盟，以抵销亲苏的伊拉克的影响。    二、为与沙特阿拉伯在海湾、中东和非洲进行政治合作建立新的基础。    三、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因此，伊朗外交官们、将军们和情报人员匆忙地在海湾国家首都转来转去，以谈判一个新防务条约。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官员们访问了德黑兰，他们看了伊朗情报部门搜集的关于苏联试图在海湾和红海地区进行渗透和恐怖主义是如何开始向这个地区扩展的大量档案材料。然而，最使沙特阿拉伯人感到不安的是，俄国人向伊拉克源源不断地运送各式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在苏联的专门控制下的仓库中储存起来，其目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为苏联在海湾和中东地区进行直接干预——公开的或秘密的干预——提供基础。伊朗人利用这种手段有助于使其它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地区安全产生新概念。一个直接结果是，沙特阿拉伯决定与伊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共同交流情报。它现在已经扩大为波斯湾国家中的一个情报总汇，并且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参加了进去。最近几个月来，海湾国家的海军部队也开始协调它们的巡逻工作。最近还正在讨论建立一个联合海军司令部的问题。    伊朗国王最近在访问阿曼期间，与苏丹卡布斯就为伊朗船只进入阿曼各港口而扩大停泊设施的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    看来，伊朗终于使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一起受到完全由伊朗人自己控制的相当于区域防务联盟那样一种机构的保护了。    卡特在伊朗访问期间，伊朗国王非常坦率地告诉卡特，不管美国人怎么说，沙特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已决定邦助西亚德·巴雷摆脱困境，使他的军队能够对付埃塞俄比亚可能的反击。他们将采取如下的措施来支持索马里：    一、沙特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将全部负担索马里军队所需武器的费用。    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人将请求索马里撤出他们在迪雷达瓦和哈勒尔附近的一些阵地，同埃塞俄比亚军队中断接触，并在离边界更近的新防线一带重新集结。要索马里放弃他们在欧加登占领的地区的大部分要求的策略是为了使埃塞俄比亚人没有发动新攻势的借口。    三、要是索马里被打败，伊朗就将考虑直接出兵干预。    四、海湾国家将要建立一个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在内的防卫圈，要在军事上给埃塞俄比亚施加有形的压力，以阻止它进攻索马里。

【法新社德黑兰一月十五日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对这里进行闪电访问后今天离开这里。在这里访问期间，他和国王显然是就有关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德新社德黑兰一月十五日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今天在这里说，如果索马里的边界受到某个外国的侵犯，沙特阿拉伯准备参加这个东非国家的防务。

【法新社阿尔及尔一月十六日电】布迈丁总统在相继对马耳他、近东十国、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和突尼斯进行了十三天的访问之后，于十六日回到尔及尔。    在阿尔及尔的人们指出，这次访问的中心目标——这是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自一九六五年掌权以来进行的最长的一次访问——是，在埃及总统萨达特单方面决定同以色列开始和平谈判之后，使阿拉伯民族更紧密地团结在巴勒斯坦事业的周围。    阿尔及利亚政界人士强调指出，布迈丁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其访问的每一站加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团结在（一九七四年）拉巴特最高级会议所作决议的周围，即：以色列归还占领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对其祖国的权利和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同一人士说，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近东之行的第二个方面是努力使十二月在的黎波里建立的“拒绝阵线”得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人们还说，由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南也门和参加了一段的伊拉克举行的这次的黎波里最高级会议作出了重要的政治决定，但是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在外交和军事方面还不够具体。    因此，布迈丁总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它们的执政的复兴社会党若干年来一直是激烈地对立着）进行了一次“和解使命”。观察家们指出，这一使命似乎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莫斯科，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同苏联领导人谈了他在阿拉伯国家的访问情况和说明了这一地区在埃及—以色列会谈、特别是伊朗参与后的形势。    事实上，德黑兰最近正式站在萨达特总统一边的主动行动在阿尔及尔引起了某些不安，阿尔及尔的政界人士毫不犹预地谈到建立一个新的轴心问题：德黑兰—特拉维夫—开罗，同时向苏丹和摩洛哥延伸。    毫无疑问，布迈丁总统也谈到了他的国家的装备问题，苏联是它的主要的供应者。

【法新社吉布提一月十四日电】埃塞俄比亚同亲索马里游击部队之间历时七个月的冲突的国际化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是这里的观察家们对卡特总统十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苏联所作的指责的反应。卡特指责说，苏联正在助长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官方的苏联通讯社塔斯社昨天拒绝了这项指责。    欧加登人烟希少，在那里居住的主要是索马里族人。观察家们说，在欧加登的命运里存在着危及整个非洲的潜在危险，因为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争端威胁到这样一条原则，即：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边界应该是神圣的。    在卡特总统十二日张咀说话之前，冲突的国际化就已经开始了。一月二日，伊朗国王表示支持索马里，并且宣布，如果索马里的边界受到埃塞俄比亚的威胁的话，他的国家将给予军事支持。    从那以后，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就出现在好几次重要的最高级会议的议程上。当卡特总统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一月六日在巴黎会晤时，他们都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法国和英国全都不敢去填补由于索马里驱逐苏联技术人员和废除它与莫斯科的友好条约而造成的武器供应的真空，甚至连提供防御性武器的要求都被拒绝了。    上周，匈牙利表示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支持埃塞俄比亚，同已经表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苏联、东德、波兰和保加利亚站在一起。古巴已断然声称，埃塞俄比亚的解体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英国说过，它和美国一样关切这一局势。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一月七日以《莫斯科、哈瓦那造成惊恐》为题报道：    非洲“温和的”黑人领导人中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大陆扩大军事活动越来越表示惊恐的人日益增加。    国务院收到的电报透露，在最近几周里，至少有六位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其中包括加蓬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邦戈），警告美国提防莫斯科和古巴的越来越大的威胁。    对苏古增加军事活动这种情况深感不安的还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和摩洛哥国王哈桑。    乌弗埃—博瓦尼总统发表的一篇关于由于苏联和古巴越来越深地卷入安哥拉的事务，那里的黑人大批被杀害的讲话表明了局势的严重性。他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和古巴人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我们惨遭杀害的非洲兄弟。”    国务院官员一贯把在非洲的古巴人的人数（原载芝加哥太阳时报）（现在总数超过五万人）说得少一些，他们为什么这样说，现在还不清楚。    许多老资格的情报官员认为，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    这种低估古巴卷入程度的做法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制定对付这种新威胁的有效政策的原因之一。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十三日电】国务院今天说，据估计在埃塞俄比亚大约有三千名俄国人和古巴人在欧加登战争中和埃塞俄比亚军队一起同索马里作战，这“显然是有可能的”。    有人问到，他们中间是否有人真正参加了战斗，国务院发言人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确凿材料，但是由于派到那里去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显然有可能。”

（原载芝加哥太阳时报）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一月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邓小平向第三世界致意》，摘要如下：    邓小平将于本月底访问仰光和加德满都，这将引起全世界极大的关切和注意。这是他第二次失宠和恢复名誉以来的第一次出访。此外，这还是将近三年来象他这样地位和身份的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    这次访问预示着将重新奉行不知疲倦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过去奉行的向全世界展开的政策。    选择缅甸和尼泊尔作为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决不是偶然的。这两个国家强烈维护中国大力支持的不结盟事业。邓小平还将有机会再次阐明中国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这个主张现在已经为世界所接受。    从较小地区的意义上来看，这次访问对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次访问正好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外交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人们将认为，邓小平这次出访说明中国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且赞成曾经是敌对各方之间的合作精神。    然而，邓小平可能会发现他这次出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他将同中国最亲密和忠实的朋友之一奈温总统举行会谈，但是他也将是同一位面临着不断存在共产党叛乱问题的一位国家元首举行会谈。    除此之外，预料，缅甸和尼泊尔都将从邓小平的访问中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这两个国家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期望同中国建立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合作。美国通讯社的评述    【合众国际社加德满都一月十六日电】政治观察家十四日说，安排在二月第一周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尼泊尔的访问表明，北京希望重申它对南亚事务的关心    。    【合众国际社加德满都一月十六日电】中国两架三叉戟飞机今天从拉萨飞到加德满都国际机场着陆，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下个月飞越喜马拉雅山之行进行试飞。    邓将于二月份的第一周到达。    【美联社贝尔格莱德一月十六日电】南通社今天自北京报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将于下周末访问缅甸和尼泊尔。    南通社说，邓的访问将实现对前总理周恩来的邀请。    南通社还说，访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这些访问正好是在东南亚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特别是柬越发生了冲突的时候进行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一日刊登日本茨城大学西方历史学教授荒井信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因打倒四人邦而有解放感，中国社会科学界实况》，摘要如下：    我在去年秋天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对中国进行了大约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同研究人员接触后令人感到，他们的平均年令都比较高。我认为，这似乎是因为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来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因此而没有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能否认，这动荡的十年，不仅在研究工作方面，而且甚至在研究人员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方说，我在访问历史研究所时看到，一些研究室和书库曾改为住宅，因此，一些图书的整理工作很不完备，在利用上造成困难。特别是，因四人邦的干扰，加重了这种混乱。    关于四人邦的干扰，可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说历史研究所吧，购入中外图书的工作，完全被停止了。因此，据说十年里没有买过日本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全然不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在此期间，研究组和各研究所的领导机构瘫痪了，事实上研究机构已经解体。    一九七五年开始重建科学院，任命了一个六人组成的领导机构。然而，四人邦曾经激烈地反对。为了走上重建的轨道，结果不得不等到前年十月，即打倒四人邦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担负了比以前更为重要的课题。现在的研究工作，重点是理论学习，编写教材和编纂《现代汉语字典》、《经济学辞典》、《哲学辞典》等。其现状与其说是研究工作本身，倒不如说是不得不从编写为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教材开始。    在一个月里，通过与各部门、各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接触，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打倒四人邦后，在研究人员中洋溢着一种解放感和对研究工作的强烈欲望。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杰伊·马修斯一月四日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题为《北京答应放松出国旅行限制》，摘要如下：    北京今天答应放松对想到国外旅行的中国公民的限制，这是一场目的显然是为最后接管台湾而削弱其力量的新运动的一部分。    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声明，其中说明了北京打算放松对住在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将近四千万中国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亲戚的政策。    以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的文章的形式发表的这篇声明说：“对于华侨、侨眷、归侨出入国探亲，对于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到我国探亲、旅游以及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出国同亲人团聚，我们要给予方便，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    人们认为，这是北京许多年来第一次公开表示中国人可以到国外和亲人团聚。    每年有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美国籍华人）获准到中国探亲，但是，有海外关系的中国居民却很少有人获准出国旅行。    看起来，答应要在政策上作出的这些改变是为了改善北京在华侨中间的形象，从而加强北京影响台湾这个反共堡垒的时局的能力。台湾必须对华侨敞开大门，因为在世界上到处都有的华侨对台湾的外交和外贸说来都很重要。华侨在台湾的投资额超过任何一个外国，如果他们大量转向北京，必然严重影响台湾前途，使台湾人心涣散，间谍活动更加有机可乘。

【本刊讯】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报》十二月十二日刊登美联社记者伊迪丝·莱德勒的一篇报道，题为《杜瓦利埃准备举行公民投票》，摘要如下：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还不准备拿他的海地终身总统的宝坐冒险，但外交界人士认为，他准备“很快”宣布举行自由选举来选举市长和国民议会。    西方的高级外交官们说，在这个被认为是西半球最贫穷的拥有五百万人口的穷国里，公开选举将是“进入较自由社会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一位外交官说，这至少可以为现议会提供一丝生活和公开辩论的气息，其议员均是这位独裁者亲自指定的，没有较大的职权。    海地继续是处在一个家族的独裁统治下，对“终身总统”的任何批评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自卡特总统开始其人权攻势以来的十一个月期间，二十六岁的杜瓦利埃总统忍受了报界对政府的批评，释放了政治犯，并支持自由选举工会代表。    美国外交官对于所进行的一些作法感到满意，但是，在当地的外国使团中一般认为，民主和尊重人权均不是海地的燃眉之急。    正如一位身居要职的美国人所说，“此间达到尊重人权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可以说广大群众都关心人权。人民首先关心的是纯粹的肉体的生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扬八月份访问海地时曾说过，政府必将作出自我牺牲和“均分现有的财富”，以便使海地人得到生存和吃饭的基本经济权利。    这些话明确地指杜瓦利埃分子而言，他们在国外存有款项，据各种报告说，存款估计有二亿美元。    自他的父亲死后，五年多过去了，让—克洛德结束了“老大夫”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策略。为他效劳的武装集团可怕的“通顿马库特”现在已成了民兵，它的成员已不令人生畏。    “老大夫”的某些知心朋友安然度过了政权现代化。让—克洛德仍被号称“恐龙”的老警察的一批杜瓦利埃分子包围着。这伙人的头头是总统的母亲和国家第一夫人西蒙娜·杜瓦利埃夫人。    最近的某些事件似乎表明“恐龙们”正在失去地盘：    ——让—克洛德在杜瓦利埃王朝二十周年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一日释放了据说是最后一批的一百零四名政治犯。    ——总统在周年日发表的一项演说中谈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化的运动，谓之“让·克洛德主义”，以便和“杜瓦利埃主义”相区别，他又说，全国协调的时代已经到来。    ——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时问让—克洛德，他母亲在政府里的角色是什么？他回答说，“她有广泛的经验，但是，现在她仅是一名顾问。就这些，没了”。当地报纸发表了他的谈话。    ——海地报纸的四名主编多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十月份在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召开的泛美报业协会会议。    但是，虽然出现这些自由化的小小的迹象，但海地长期以来的问题——人口过剩和水土流失还继续无法克服。    文盲占百分之九十。

【拉美社一月六日电】特稿：《中国：叛逆的历程》    如果说中国政府实行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立场相抵触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那么它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联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北京明显地同那个军事组织有联系。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前华盛顿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谈到“加强和发展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布什说，这种进一步密切联系，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是必要的。    他又说，“中国政府是坚决支持北约组织的，虽然它不是这个联盟的成员。”    实际上，北京赞成北约成员国增加军事预算，显然是为了加紧对组成华沙条约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侵略。    同时，北约专家最近络绎不绝地访问了北京。    中国军事代表团也访问了西欧，目的是把他们自己同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联系起来。    从去年八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北京同北约间关系发展更加显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北京的领导在意识形态方面同西方大国一致，重申苏联是“头号敌人”。    同时，中国的报纸宣传世界上发生的任何违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的声明或事件，从而同北约成员国的意见和利益一致。    一切似乎都表明——这是普遍的看法——中国政府走上了一条危险的冒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