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北京十一月三日电】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今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谴责莫斯科吝啬，赞扬北京慷慨，致使苏联集团退出了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了今晚为明托夫举行的宴会。    明托夫在描述马耳他为把自己确立为一个不结盟的中立国家所作的努力时说：“在缓慢但稳步展开的新地中海的历史上将有这样的记载，即苏联虽然在军事上可以从马耳他把北约赶出国土的独立奋斗中得到许多好处，却采取了冷淡的态度，甚至拒绝同马耳他进行最起码的贸易和情报交流。”他说：“历史还将记载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处在那样遥远地区的英勇的中国人民却采取了慷慨的行动。”    苏联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北京外交团的代理团长）退出了宴会厅，以示抗议。莫斯科的东欧盟国、古巴以及蒙古的代表也退了场，这是苏联集团今年第七次退出北京的宴会。    李副总理在今晚的讲话中作了明显的克制。苏联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多次退席大都是由于他对苏联的非洲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苏联人上次是在九月二十日当李先生在欢迎赤道几内亚总统的宴会上讲话时退席的。    明托夫今晚毫不掩饰地呼吁中国提供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他说，中国迄今援建的工程——一个修理船坞的几座工厂——使成千上万的马耳他工人得到了就业。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三日电】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今晚在北京在招待他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苏联的时候引起了一场轰动，促使苏联大使和东方集团、蒙古和古巴的代表退席。    据这里的观察家们回忆，中国官方的一位客人使东方集团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大量地退席还是第一次。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三日电】中国以红地毯规格欢迎在中苏争端处于高峰时于今天到达北京进行正式访问的马耳他总理明托夫。    明托夫是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正式访问，迎接他的有华国锋主席、李先念副主席和黄华外交部长。他受到外国国家元首到达北京时所受到的接待。    马耳他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将促进两国已有五年的经济关系。马耳他的经济目前正困难重重，而且可能失去从英国在这个岛上驻军所得到的收入。    中国已经给予马耳他一笔一千七百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这笔钱显然是资助一些大规模的港口工程的。马耳他是一个中立国，同苏联保持疏远的关系。在明托夫这次访问期间，将讨论马耳他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地中海的局势感到关注。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三日电】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人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第三，他谈到了下列问题：    发言人卡特认为，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十一月二日提出的所有国家停止生产核武器和减少现有的储存量的建议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事态发展”。    卡特说，美国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他说，苏联建议开始逐步减少现存的核武器储存量，然后争取最终完全销毁核武器，这“看来是与美国的武器控制目标是一致的”。    这位发言人回顾说，“卡特总统几次表示，他希望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然后最终全部销毁核武器”。    但是，这位发言人说，“尽管美国和苏联对这些长期目标的看法显然一致，但是把这变成为具体的限制武器协议却是复杂的和困难的”。    卡特说：“我们正就某些可能性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美国早些时候提出的减少用于武器的裂变物质的生产和把某些物质转用于和平目的的建议，这项建议可能对现在正在进行谈判的武器控制协议作出非常有用的补充。”    在提出减少核武器建议的同一讲话中，勃列日涅夫还建议，除了在一定时期内禁止核武器的各种试验之外，还要暂不进行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国务卿万斯在十一月二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欢迎勃列日涅夫的关于暂缓试验的讲话，并把它说成是朝着取得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一项“重大步骤”。

【路透社华盛顿十一月三日电】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今天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可能打算在明年访问北京。    布热津斯基说：“这是约定好了的。”他没有说明是否正在拟定正式的安排。    这位中国外交官是在副总统蒙代尔为他举行的午宴上对布热津斯基说这番话的。    后来一位白宫发言人说，布热津斯基将会欣然前往中国，但是此刻还没有制订出进行一次访问的明确计划。

说美苏必须停止核武器竞赛；勃列日涅夫已宣布苏有同美一致的意见，美希望不久达成消除核武器的全面禁试协议；美将继续保持能力保卫美利益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二日电】题：卡特在世界犹太人大会上的讲话    以下是卡特总统十一月二日在华盛顿对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讲话全文（本刊有删节）：    半个多世纪以来，戈德曼一直是一位学者和政治领导人，一位为全体人民的权利而斗争的战士。作为这个组织和许多其它组织的领导人，他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许多国家元首发挥的作用还要大。世界犹太人大会一贯谋求促进世界范围的人权。    公开表明我们对人权所承担的义务是我的政府为美国对外政策规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样重视人权已提高了全世界的觉悟水平，并已经在帮助克服最近西方陷入的精神危机。    我们也正在设法努力建立一种更为合作的国际制度。我们与我们的盟国进行密切的磋商，把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放在新的基础之上，并寻找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新的方面，特别是在我们与苏联人现在正进行最激烈竞争的方面    ——在核武器竞赛方面。    我们必须停止这种竞赛。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试图同苏联人密切合作以消除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试验。就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宣布苏联人终于抱有同我们一致的意见。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不用耽搁很久我们就可能达成一项将在地球上消除核武器的全面禁试协议。我们希望这样。在我们谋求合作的同时，我们认识到竞争也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且我们将继续保持能力以保卫我们人民的合法利益。我们正在解决威胁着世界各地人民的幸福和安全的其它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核扩散、常规武器的转让、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所面临的能源、粮食和环境问题。    我们也正在谋求解决那些如果不予解决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的地区性冲突。我们努力与巴拿马达成一项新条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促使南部非洲和平改变是另一个例子。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在中东实现和平了。    尽管以色列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它至今没有实现它要与它的邻国和平相处的这一热忱的目标。有的人会说，由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着累积起来的相互不信任情绪和深刻的敌对情绪，因此不可能实现和平。有的人会说，我们必须讲究现实，还是听凭中东无休止地斗争和冲突下去吧。如果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当初以色列决不会建立起来，如果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将来也不会实现和平。    我自出任总统以来，花了许多时间试图促使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获得和平解决。中东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由于我们抱有友谊之情，而且和我们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谋求世界上这个最危险地区的和平。    最近，我们的外交活动一直集中在建立谈判结构方面，以便有关各方自己来解决长期以来它们有分歧的许多实质性问题。我们可以作为调停者进行斡旋。    为了开始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是必要的。    以色列已接受由一个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统一的阿拉伯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主张，并已同意与约旦、埃及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讨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前途问题。    我们将继续鼓励正在不威胁任何有关方面的利益而又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的范围内，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建设性的解决。解决办法必须由有关国家进行谈判，但是，我们自己不赞成在西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谈判肯定是长期的，并且往往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将在这里坚持下去。    尽管在中东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是困难的，但是，如果出现僵局和冲突，那情况就不知要坏多少。再发生一次战争的代价从人力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将是十分巨大的。

本刊第６８８５期本版头条第一栏第二行中的“十月二日”应为“十一月二日”。

说中国自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情况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来是短期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长期的和经济性的问题；新政权具有宣布新政策的能力，如果政局稳定，中国经济至少在七十年代后几年里极可能一直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本刊讯】美国《亚洲邮报》月刊十月号刊载尼·拉迪的文章，题为《今日中国：经济政策问题》，摘要如下：    要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问题作出恰当的估价，必须了解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济发展的纪录。写这篇背景材料的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一长期的标准来评价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分析人们为解释中国最近经济情况比较差劲的原因而提出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假设。    从长期和比较的观点出发，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征：经济增长率异常高；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对外国财政援助的依赖程度非常小。    虽然“增长已经过时”观点的鼓吹者在西方与日俱增，中国领导人却总是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并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的办法。的确，从一九五二年（内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的一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平均每年百分之六，按人口计算为百分之四。这样的增长率使生产每十二年增加一倍，按人口计算每十八年增加一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工业增长速度特别快，平均每六年增长一倍。虽然农业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但它至少保持跟人口增长同样的速度。考虑到在全国可耕地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很高，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上的进展给人的印象就更深了。尽管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得也很快，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整个时期里一直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要是同幅员广大、人口稠密、而且在开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按人口平均收入同中国相仿的其它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印度是另外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但它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巴基斯坦情况好一些，它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增长率比中国的一半略多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给人的印象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虽然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曾有几个孤立的小块地区经济增长较快而且实现了现代化，但它们仅限于外国控制下的小块沿海地区，如上海和东北（满洲），后者是在日本人的占领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半个世纪内，中国经济整个来说没有持续地保持生产跟人口同样的增长。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突出的特点是资本形成率（总投资额与总产值之比）增长是空前的。在三十年代，这个比率估计是百分之五，内战时期比这少得多；到了一九五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这个比率上升到百分十；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比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对于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资本形成率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它们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本形成率几乎要高一倍。这样高的投资率有两个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可以纠正这样一种幼稚的观点，即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主要关心的是追求革命的理想，而不是经济的进展。显然，革命的理想一直是重要的，但是，除了很少几次特殊情况之外，革命的理想并没有超过高速度发展经济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第二，这样高的投资率说明，中国政府相当成功地推迟增加工业部门的工资，以把利润进行再投资，从而推动工业的进一步增长。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影响我将在下面阐述。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外国财政援助，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其他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五十年代，向苏联借款的总数也是比较少的——在十年期间的借款为十五亿到二十亿美元左右。偿还也是相当迅速的。    中国人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偿还他们欠苏联的债务的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从一九五五年以来，他们付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七十亿美元以上——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这是十分大量的纯资本外流。这些资本外流有一半以上是对其他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最近几年，这种援助开支每年达四亿美元左右。这个数目相当小，但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说，中国的经济援助几乎同美国一样慷慨——两国都以每年全国生产的百分之零点二左右作为经济援助。总之，中国是欠发达国家中唯一不但只依靠最少量的外国信贷，而且还能够维持它自己获得相当成功的对外援助计划的国家。    把中国同印度作个比较还是有盒的。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几乎一直是有外贸逆差的。这种逆差主要由来自西方的外援和资本输入提供资金，最近几年苏联也提供了资金。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二十年间，印度得到的纯资源转移数额（进口减去出口）在一百三十亿美元以上。印度实际上一直是全世界发展援助和优惠借款最大的受惠国。但是，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援助，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的增长率一直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经济增长和极少依靠外国金融信贷的相当良好的长期纪录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中国最近三年的经济情况比较不利。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总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落后于长期以来的平均增长率，并且出现了空前的贸易逆差。这些事态发展使目前的领导遇到了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最深远的经济问题。    意义最重大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到不及长期增长率百分之十二的一半。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率只增长了百分之六，一九七五年上升为百分之九，后来下跌到去年只增长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或者更少。许多省份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增长，甚至在少数情况下，在过去三年里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明显下降。例如，河南省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城市洛阳，在一九七六年大部分时间里，十二家主要的工厂有十一家关了门。因此，去年洛阳工业产值实际低于十年前的产值。    除了工业生产增长率明显下降以外，农业部门在过去五六年，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以来也进展缓慢。一九七六年的谷物生产水平仅保持为一九七五年的水平，或者实际上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好。但是收成差的还不限于粮食。一九七六年的大多数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下降了，大豆和菜籽的产量下降，棉花生产连续第三年下降。粮食和其他作物生产情况停滞不前。    最后，反映过去三年中国经济情况下降的是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一九七四年，由于出现世界性通货膨胀，从西方进口的工业品价格猛涨。同时，西方对许多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需求减少了。因此中国有八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中国人大力压缩进口的增长，同时设法增加出口。结果，一九七五年贸易逆差减少了一半，大概在一九七六年就消除了逆差。（美国政府初步估计，一九七六年的贸易顺差为八亿美元。）由于压缩了进口，按具体的物品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在过去这两年里实际上是下降了。总之，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者发现他们的计划经济很难适应变化很大的世界市场。    关于最近经济情况发生严重逆转的原因，人们提出了若干假设。    很清楚，最明显的假设是把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不妙归因于政局的发展，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四月初清洗邓小平副总理，接着猛烈攻击一系列据说是邓小平制定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看来同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阐明的经济发展总政策只有细小的差别。现在回想起来，早在一九七三年末，政治事件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工业企业中引起了很深的派别分裂，造成工人在工厂中怠工，运输系统普遍混乱。最明显的是浙江省，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    虽然在一九七五年局势趋于稳定，也有了一些恢复，但是去年（一九七六年）又出现了不寻常的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定的局面。在一九七六年已看得很清楚，其影响不仅是长期关闭工厂，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对原定一九七六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一致支持。显然由于毛夫人的追随者提出反对意见，这项计划中体现的一些重要政策受到了尖锐的攻击。    第二种假设是，经济情况尤其是工业部分的情况下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就越来越难了。结果是，虽然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幅度相当高，但是最近几年却几乎没有什么提高。    第三个假设表明，由于投资资源分配不当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率下降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先进的制定计划的技术，中国制定计划的人可能忽视了经济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根据这种看法，投资长期分配不当现在已经在整个经济中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据认为被忽视最严重的一些方面是煤炭和运输。例如运输能力的短缺助长了生产上的拖延现象，因为不能按计划提供投入生产的重要物资。从短期来看，煤炭缺乏使得其他工业的增长速度也降低了。长期的影响是，工业越来越多地用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来源来替代煤炭，这样就会减少出口石油的数量。    第四个假设认为，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农业给经济的其他方面造成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已被迫把越来越大的一份投资资源放到农业方面，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以养活目前每年增加的大约一千七百万人的人口。要在固定面积的可耕地上生产足够的粮食，这种经济状况是相当不利的。由于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用在少量的固定数量的土地上，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状况。    最后的一个假设认为，经济情况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份河北省发生的地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次地震，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命的损失和物质上的破坏是巨大的。    看来，说明近年来经济情况比较差的最重要的可变因素是政治混乱和地震，而不是长期的结构方面的原因。此外，看起来政治上的不稳定是无法正式实施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原因。    结构方面的一些因素，尽管向领导班子提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长远问题，看来还不是造成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情况下降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肯定是一个长远问题。由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缺少关于投资资源的分配情况的可靠资料，认为投资基金分配不当或农业负担日益加重的假设是否正确，是比较难于估计的。    对于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情况的上述估计如果是正确的话是有几点重要含意的。第一，这一估计表明，一九七七年的经济情况极可能有比较快的回升，如果政治局面稳定，也许至少在七十年代的后几年里，极可能一直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过去几个月中国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似乎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    这些会议的基调是恢复持续迅速的经济增长。将要再次强调严格的成本核算，通过加强工厂管理人员的权威来改进企业管理和集中进行计划工作。新政权具有宣布新政策的能力，这表明在一九七六年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关于作出经济决定的过程陷于瘫痪的状况正在结束。    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乐观估计的第二个重要含意是，一些重要的和以前曾引起分裂的经济政策问题已经解决。在这些问题中最有决定性的是工资政策和对进口的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问题。（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对工资结构进行有限调整的作法，包括增加平均工资在内，对劳动生产率将起很大的正反馈作用。这种反馈作用将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且从而使中国人能保持一种很高的投资比率和加速生产工业消费品，这样便可避免通货膨胀。总之，工资政策对中国领导来说不一定是一种不利的形势。它也许只要对用于工资的经费作有限的增加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好处。    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外国技术和如何筹措资金以便用于支付进口成套设备和其他设备。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中国人也取得了某种一致的意见。中国人根据“延期付款”的规定，接受了中期贷款。这种“延期付款”的规定允许中国人在完成了建厂工程之后才开始的五年期间分期偿付进口成套设备的款项。结果，在一九七四年和七五年，中国人积累了约十五亿美元的外贸逆差。    最近的迹象表明，自力更生的政策有了进一步放宽，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人将大大加快他们进口成套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步伐。总之，中国人对外贸活动大概已经采取了一种比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所看到的要实际得多的看法。国内经济情况最近下降的最明显的方面之一，就是中国人设法保持大量进口成套设备、机器和其他设备。这是与以前的经济衰退有着明显不同的。    中国人看来至少目前已经解决了一九七六年大部分时间中进行的在外贸策略问题上引起分裂的争论。去年中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明如果要实现他们雄心很大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话，就需要有选择的进口西方技术。这些文章所强调的似乎主要是关于“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毛主义的格言，而不是排除进口或缩小对外贸易。这些文章表明虽然中国人目前肯定不准备考虑让外国直接投资，甚至是搞联合企业，但是在进口方面的主要障碍是财政方面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最后，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增加出口问题采取一种新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同过去居支配地位的态度相当不同。中国人为了扩大他们的出口市场，在对中国货物进行检查、按照美国的办法进行试验和贴标签等方面，都采取了远为灵活的态度。    中国自一九七四年以来经济状况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来是短期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长期的和经济性的问题。对这些短期因素的不利影响似乎正在迅速减少，主要是由于新政府在过去六至八个多月的时间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然而，即使可深信不疑地预言今后在政治上是稳定的，新政权还面临着长期的困难的经济问题。以上分析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问题从潜在的可能来说是能够解决的，但是要解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短期内，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一九七六年的歉收使得不得不安排大大增加进口粮食的订货。由于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开支急剧增加，必须对进口机器和设备的数量作某种削减。    虽然从理论上讲，将要进行的工资调整能够使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可以不需要在通货膨胀或削减投资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能否产生这种结果是毫无把握的。调整工资如果处理不适当，可能引起一阵日益强烈的期望，这种期望将会造成削减投资，并且可能大大扩大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而在保持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别不致过大方面，中国迄今为止是做得非常好的。    最后，这个国家的领导需要对如何分配资源作出一些困难的决定。例如，尽管它也许愿意继续把很昂贵的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削减到最低限度，但是如果他们要合理地运用这种战略，他们必须对延期运交货物以及其他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作出相当精确的估计。简言之，中国最近几年情况不好肯定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因此要回到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上来，将需要在经济上作出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选择。

【法新社瓦莱塔十一月一日电】马耳他可能完全倒向阿拉伯一边，除非西方对地中海这个岛国的问题显示更多的谅解。    一位工党议员最近向法新社驻这里的记者发出的这个警告看来是有事实根据的。    岛上到处都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利比亚人。经常去的黎波里进行访问的明托夫总理已把阿拉伯语列为学校必修课，但在学校中英语仍然是工作语言。    工党政府（它在议会中仅有三票的多数）奉行的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反对党国民党的赞同，国民党主张执行倾向西方的、亲英的计划。    但是，英国部队撤出该岛（最后一批英国军队预定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撤离回国）将会使该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变得空虚。    中立是明托夫为这个岛国制定的巧妙的目标，也是在欧洲得到法国和意大利、在非洲得到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保证的。    政府还谋求为这个岛国因英国撤军而受到严重威胁的经济建立一个更健全的经济基础。    马耳他是在十三年前实现独立的。在皇家海军最后一艘军舰从瓦莱塔港口起航以及皇家空军最后一架飞机从英国在马耳他建造的空军基地起飞之后，马耳他每年将直接损失一千四百万英镑（约合二千四百万美元，占预算的百分之十三）的收入。    如果再把英国为在岛上驻扎军队付出的补偿费和英国三千名军人和家属的花费加在一起，一共大约有三千万英镑（约合五千万美元）不能进入马耳他国库。在英国基地工作的四千名马耳他雇员也将不得不重新谋求工作，而马耳他现在已有四千人失业。    明托夫已决心使这个不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不会成为东西方政治冲突的中心。要是苏联人在这里，它将成为这种中心。    苏联在马耳他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苏联大使居住在伦敦。马耳他政府拒绝重新给塔斯社记者发签证，而且对是否允许莫斯科在这里设贸易办事处还未打定主意。    但是，中国人在这里却是普遍的，而且又是谨慎的。他们已向马耳他提供一千七百万英镑（约合二千九百四十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正在建造一个能够容纳最大为三十三万吨的船只的干船坞。他们正参加许多港口设施的建造工作。    明托夫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之后将在本周访问中国。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去伦敦、巴黎、罗马和慕尼黑谋求经济援助。与此同时，马耳他还在寻找石油。但是到目前为止结果并不理想。可是，要是地质学家一旦找到石油的话，外国的援助可能是多余的了，而且这个小岛可能会成为经济巨人。

【美联社开罗十一月三日电】《金字塔报》今天报道，埃及已决定把它歉苏联的非军事债务明年应付的分期还债款项从一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减少为一千七百万美元。在作出这项单方面决定之前，萨达特曾一再公开呼吁莫斯科推迟开罗非军事债务（估计约五亿美元）的偿还期，并对军事债务给予为期十年的宽限期。《金字塔报》说，埃及以前把它对苏联出口的价值（三亿九千一百万美元）和它从莫斯科进口的价值（二亿七千二百万美元）之间的差额作为偿付商务债务的每年偿付的款项。报纸说，两国关于一九七八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预定下月在开罗开始。    一位政治评论员要求苏联全部取消开罗的债务，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奏。《金字塔报》总编辑阿塔尔说，两国关系的改善“不仅应以苏联对埃及推迟还债要求作出赞同的响应作为开始，而且应以苏联认识到开罗微妙的经济状况而宣布全部取消债务作为开始”。    【中东社开罗十月三十一日电】埃及空军司令穆奈姆少将宣布，尽管苏联禁止提供飞机零件，但在埃及空军克服了这一困难后，在今年为庆祝十月战争胜利而举行军事检阅中所出现的俄国制造的飞机数目比去年增加一倍半。他说，埃及飞行员、工程技术人员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大大发展与改进了他们现有的装备。空军司令是在庆祝空军建立四十五年之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番话。    这位空军司令说，埃及空军最近得到六架美国“Ｃ—１３０”新式大型运输机。

【路透社摩加迪沙十一月二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说，在欧加登沙漠战争中，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古巴士兵正在同埃塞俄比亚部队一道作战。由索马里在这样高的一级对古巴介入埃塞俄比亚问题提出指责这还是第一次。巴雷总统是昨晚在一批正在这里访问的西方记者提出问题时说出古巴士兵的数目的。    对亚的斯亚贝巴政府作战的索马里游击队在最近几周中多次宣称，至少有一万名古巴士兵在支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是支持游击队的，但它断然否认它的任何正规军参加了战斗。    巴雷总统还指责说，苏联正在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先进武器，并说他的政府已警告莫斯科不要卷入非洲之角的冲突。总统说：“很清楚，假如你有个坏朋友，最好是首先警告他。”他说，俄国人已停止向索马里运武器。    巴雷总统说，如果索马里遭到埃塞俄比亚的进攻，索马里决不会等闲视之。    总统问道：“下一个将是谁？”他还说，亚的斯亚贝巴的军政府也一直在威胁象苏丹这样的其他邻国。    当记者问到利比亚和南也门支持埃塞俄比亚一事时，巴雷总统说，索马里“出于不损害阿拉伯团结的愿望”，还没有向阿拉伯联盟提出抗议。    【法新社摩加迪沙十一月二日电】西亚德    ·巴雷总统本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索马里已向苏联提出警告：苏联卷入埃塞俄比亚事务构成对索马里本身生存的“严重威胁”。    但是，巴雷将军出人意料地没有提到由于苏联向在欧加登同索马里民族主义者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提供武器因而索马里可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观察家们指出，巴雷将军在六月欧加登的冲突爆发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谴责苏联对亚的斯亚贝巴提供军事援助，但是用词的激烈程度不如十月二十一日的公开讲话。    他说，苏联提供的援助从数量和质量上说都是不正当的。他说，“这些武器不仅仅是运给欧加登的，而且还是为了其他秘密的目的”。    巴雷总统在谈到索马里同西方的关系时，敦促美国“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提供武器的政策。美国大使已被召回华盛顿述职。    这位总统批评美国、英国和法国没有提供已答应向索马里提供的“防御性”武器。    他说，索马里对吉布提或肯尼亚东北部都没有领土要求。这两个地区都象欧加登一样住着讲索马里话的部族。    【合众国际社摩加迪沙十一月二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今天把他对苏联的批评的调子放软了，与此同时，他敦促美国承担它对非洲之角的国际义务。    两周前，巴雷在一篇广播讲话中警告说，由于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地提供了大量援助，索马里同苏联的关系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巴雷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我真的不能说，两国关系处于全面危险之中。我只能解释一点：我们已告诉我们的苏联朋友可能危及两国关系的原因。”    巴雷说，同苏联人合作，是对“彼此有利的”。他还说：“我们过去愿意、现在也愿意同任何真正地同索马里进行有用合作的国家，加强关系。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看来，巴雷的讲话进一步表明索马里希望目前避免同俄国人公开决裂，目前莫斯科可能提供控制埃塞俄比亚迅速发展的军事力量的唯一手段。    巴雷要求美国人联系美国的职责和行动适当地考虑非洲之角的形势。巴雷对美国的态度似乎是为了发出这样一个警告：索马里可能被迫恢复它以前同苏联集团的密切关系，如果别的援助途径不打开，同时战争不利的话。    同巴雷以前的讲话形成对照的是，他谈到苏联的时候，用词似乎是热诚的。他对莫斯科婉言相劝，要它重新考虑其立场。

【路透社卢萨卡十月二十八日电】英美两国为结束罗得西亚游击战的努力今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苦于拿不准棘手的会谈何时开始。    新任命的联合国驻罗得西亚代表普雷姆·昌德将军从伦敦到达这里，商讨英美和平计划中的军事部分，这预示着要派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去罗得西亚。    但是联合国官员们说，还不知道昌德将军什么时候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开始会谈。卡翁达目前正在赞比亚东部的野生动物园参观。    原来曾预计昌德将军会在星期一在卢萨卡会晤未上任的英国驻罗得西亚的专员陆军元帅卡弗勋爵的。但是赞比亚宣布说，举行会谈的地点目前已移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外交界人士说，此举是在穆加贝的坚持下做出的。

【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非洲》月刊十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塞古·杜尔争取流亡者》，摘要如下：    当几内亚总统最近宣布具有深远意义的、并有希望引诱现在流亡中的几千名几内亚人回到他们国家的措施时，他使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意外。    杜尔总统在对全国革命委员会（执政的几内亚民主党制定政策的机关）发表讲话时说，他同意赦免正在流亡中的他的政权的反对者，其中包括由于“颠覆活动”而被追捕的那些人，只要他们准备“改过自新”。    据总统说，这次赦免还包括由于喜爱金钱而与他的政府疏远的那些知识分子和学生。    科纳克里电台广播的总统的决定，向希望回国的几内亚商人保证他们的安全、保护个人财产。他们将被允许向农业、渔业、牲畜饲养业、运输业、旅馆业和住房等经济部门投资，并将拟定一项特殊的投资标准来推动他们的银行活动。    现在，有一百五十多万几内亚公民居住在国外，特别是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马里。还有相当多的人居住在法国。在过去十九年中，杜尔执政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而离开几内亚的这些流亡者中有富裕的商人和专业人员。对于他们能够对几内亚的经济提供资金和专长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显然，几内亚当局对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任何进展是不满意的。实际上，去年五月杜尔总统就宣布彻底取消直接税，以便庆祝几内亚民主党成立三十周年。与此同时，这有助于提高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形象，取消直接税（多年来最大的国内改革）预计将特别推动农业生产，并帮助减少这个国家的进口单。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二日刊登伯特为该报写的专稿，题为《武器会谈的障碍：使导弹现代化》《美国官员说，同莫斯科的分歧可能把完成协议的工作推迟到明年》，摘要如下：    政府官员今天说，是否准许苏联根据拟议的苏美战略武器协议，大大改进它的以陆地为基地的弹道导弹问题，已经成为日内瓦谈判中主要的绊脚石。    这些官员说，使导弹现代化的问题只是在完成新的协议之前仍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之一，因此，他们表示，谈判很可能要拖到明年。    九月份，美国和苏联的高级官员拟订出新的协议的条款，但是许多细节留给谈判代表在日内瓦会谈中去解决。有几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是技术性问题，但是政府认为这些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官员们说，苏联的谈判代表对于上个月没有能解决的新协议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持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国会的关心拟议的协议已经引起国会某些人士异乎寻常的关切。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是国会对这种会谈的主要专家，他曾公开表示，美国迄今为止在谈判中作的让步较多。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克兰斯顿是政府在武器控制问题上的一位重要的同盟者，据说，他曾私下对政府说，拟议的协议照目前这种样子可能得不到参院批准。    保罗·尼采（前武器控制谈判代表）今天公开提出对新协议提出批评的人感到关切的许多问题，他说，政府争辩说，拟议中的协议提供了核稳定和武器大体均衡的局面，而这种论点正处于“深刻的麻烦”之中。    这种批评产生的整个影响，使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诸如使导弹现代化这样一些继续使双方在日内瓦保持分歧的问题上。因此，政府发现自己卷入了两种谈判之中，一种是同莫斯科的谈判，另一种则是同国会的谈判。    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使谋求达成一项新协议的努力复杂化。一位官员说，“在达成一项协议之前，政府同国会进行如此广泛的磋商可能是做过了头”。他说，人们正在对政府同参议员杰克逊的安排作出重新考虑，根据这个安排，国务卿万斯已经开始就拟议中的协议同参院领导人和军事委员会进行经常的磋商。举出了可能的有利之处然而许多官员不同意这种估价，他们认为，在谈判最后阶段把国会卷进去可能有助于政府在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人们争辩说，以国会可能不批准一项新协议来威胁莫斯科，莫斯科就可能被迫对争议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让步。    据官员们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关于议定书中拟议的禁止试验和部署新武器的问题。据说，美国采取的立场是，根据这个禁令，将不许对现有的导弹进行重大的改进，如部署一些新弹头或制导装备。然而，苏联显然坚持要求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全新的导弹。    在解释这个规定方面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苏联目前正在部署新一代的导弹，而许多官员认为，这种导弹最终可能威胁美国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力量的生存。    政府希望推迟出现这种情况，办法是限制苏联用可能会增加破坏力或精确度的新部件，来替代其导弹的一些重要部分的能力。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三日电】国务卿万斯今天说，最近新闻报道泄露美苏战略武器会谈情况一事是“十分无益的”，并且已经惹得莫斯科在私下提出了抗议。    万斯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之后对记者说：“泄露出去的情况有些是准确的，有些则是不准确的。    “我感到，当一个人在从事这类微妙的谈判时不得不去处理这种泄露消息的问题，是十分无益的，这是非常头痛的事情。”    万斯强调苏联对保守外交秘密感到关切，他说，俄国人“说他们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即我们要采取按照正常情况应该采取的方式进行这一会谈”。    政府官员对尼采在本周早些时候透露的关于谈判的细节问题特别感到不安。尼采是参加裁军谈判的人员之一，他也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第一阶段战略武器谈判小组的成员。    万斯一直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领导的另一个参议员小组定期介绍情况。杰克逊是华盛顿州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对美苏军备控制谈判进行批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二日电】国务院官员说，现在正在同苏联谈判讨论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最近外交史上泄露得最彻底的文件。    国务院官员说，这些泄密事件正在引起双重的忧虑：它们不仅违反安全保密规定，而且还是一种确实的迹象，表明一些人存心要积极地反对这项尚未缔结的限制武器协议。    他说：“这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加强我们的谈判代表们的地位。当双方一致同意一个数字时，这个数字迅速泄露给公众，然后美国谈判代表就可以对俄国人说，‘既然现在公众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不得不坚持这个数字了’”。

【本刊讯】法国《巴黎日报》十一月二日以《共产党对莫斯科变得强硬起来》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他们都要到那里去：葡萄牙的库尼亚尔、而且还有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世界共产主义的所有领袖，包括最富于“欧洲共产主义”色彩的人，在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将聚集在莫斯科。    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缺席：马歇的缺席，他甚至未让被认为是党的目前等级中的第二流人物之一（例如勒鲁瓦或菲特尔曼）代替他，而是以不大受克里姆林宫重视的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洛朗代替他。    这种赌气的方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几天以来共产党对莫斯科变得强硬起来的表示增加了（与此同时它对社会党的论战也变得更加强硬）。    例如，在布拉格的诉讼后，安德里厄写的社论，就是共产党的报纸从未发表过的最激烈的社论。    其次，还有两个电视辩论，一个是在第二电视台谈十月革命的“电视文件”节目中的辩论，另一个是在法国电视一台在《事件》杂志范围内举行的辩论（莫斯科文学报的负责人被邀请参加这个辩论），这两个辩论给了法国共产党人以极其明显地突出同苏联官方分离的机会。    最后，布尔热在莫斯科受接待的情况使德国共产党提醒说，（与伯努瓦·雷斯基在十月三十日的报纸上所写的那些东西相反），它越来越不欣赏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机会主义”了。    法国总工会方面并不是没有表示的：塞居伊并不否认，他最近曾拒绝了苏联的勋章，他准备与世界工会联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准备宣布他的工会今后将不再是这个所谓世界性的、但实际上受苏联人及其盟友控制的联合会的完全成员。所以决心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反对法国已变成主要敌人的社会党，以及反对莫斯科，法国共产党人现在比意大利人离莫斯科更远一些。    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党打算加强它的民族主义性质，以期用它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计划来取代奄奄一息的左翼联盟，其间只有一步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