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    华盛顿邮报》十月十九日刊登布罗德发自香港的评论，题为《卡特出访：向亚洲发出错误的信息》，摘要如下：    对美国人来说，到中国去仍然是困难的，但渐渐比较容易了。忘却中国却是另一码事。这是要有点作为的。    本记者第一次访问中国后离开那里已经有几天了，尽管在香港这个充满生气的城市里有种种消遣，但是，我的思想仍然向往着桥另一端的什么地方。    我认为，原因是，到中国去是一次强烈的个人经历，各种事件和遭遇以各人自己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有许多事情是反复做的，但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机械做的。不管是在只有一间房的西藏人家里喝上一杯酥油茶，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享用精美的食品，总是一种个人的接触。    从个人接触到总统接触是一个大的跃进。这就是我对卡特在他即将进行的跨洲旅行中只到印度而不再向东一事感到遗憾的原因    我认为，卡特总统在个人联系方面很有鉴别力，他应该在东方接触许多人，不仅仅在中国，还在日本、台湾、朝鲜、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人们觉得，中国一再提醒注意俄国“北极熊”的爪子，以及它所说的美国终将成为“纸老虎”的说法，其原因是由于一种可理解的和真正的不安全感。    只要这样想一想，如果你是北京的高级官员，你同华盛顿一位情况不明的总统的主要联系，是通过一位退休的工会主席，而你却几乎每天都在报上看到美国总统就世界上的每一件大事同苏联外交部长打交道，难道你不会有点神经过敏，怀疑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并不是要贬低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作用。但是，在伍德科克回国的上两个星期里，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会见了前国务卿罗杰斯、前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和斯克兰顿、前白宫顾问伯奇和一九七六年为福特总统搞竞选的负责人詹姆斯    ·贝克第三。    他们在两个星期里所会见的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比他们在卡特执政以来九个月里所会见的民主党人还要多。    在华盛顿，有人说卡特不应该派国务卿万斯在今年夏天到北京去，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卡特事先知道，他不准备通过改变对台湾和对北京的外交承认而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正常化”由于可预见的将来的国内政治考虑而受到妨碍这个事实，使得卡特政府更为迫切地要寻求一切机会    ——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机会——经常同中国人进行会谈。    卡特将在执政的头一年中要进行两次重要的出访而不到亚洲心脏去这一事实，向中国、日本和太平洋区域的其它国家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路透社莫斯科十月三十日电】刚从维尔纽斯回来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今天说，本月早些时候在维尔纽斯，齐声高呼民族主义口号的立陶宛人群同警察发生了三小时的冲突，撕下了共产党的标语和旗帜。持不同政见者波德拉比涅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西方记者说，他获悉，在那次骚动中，警察的小汽车被烧毁了，窗子被砸了。    波德拉比涅克说，在维尔纽斯（一座约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士告诉他，在一场足球赛中，人群中的一些人开始齐声高呼“俄罗斯人滚回去”，还喊出诋毁俄罗斯人的立陶宛话。    波德拉比涅克说，有人告诉他，在这场足球赛后，一万五千名观众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推倒比赛场外面的汽车，并把为纪念下个月到来的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十周年而挂起的横幅和标语撕了下来。这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当穿着制服的民警、克格勃人员和人民纠察队员要逮捕人的时候，人群制止了他们。但是，他说，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士告诉他，后来有一些人被带到警察所去。

《朝日新闻》评论《虽然在日中关系上开始了行动，但（福田）首相心里到底有何打算？如果后退则失信增加》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三十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首相指示开始准备缔结日中条约，大使十二月回国，很可能一月份签字》，摘要如下：    福田首相通过同众院议长保利及自民党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的会谈，已经作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决断。二十九日，首相在首相官邸召见鸠山外相，向他转达了上述决心，并指示外务省立即开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相的方针是，以同滩尾会长的会谈为开端，全力开展对日中慎重派和反对派的党的长老议员的说服工作，在党内意见调整有了眉目的同时，也可能于十二月上旬下令驻中国大使佐藤临时回国，协商打开日中关系局面的最后工作。如果党内意见调整能够顺利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明年一月实现签字的可能性就大了。    福田首相之所以下决心要缔结日中条约，有如下的想法，即：从外交上考虑，自一九七二年九月邦交正常化以来已经五年多了，再这样搁置下去会给日中的将来造成裂痕。此外，妨碍缔结日中条约的日苏渔业谈判，已经达成了临时协定延长一年的协议，当前不会成为什么问题。    再有，园田官房长官等人担心，如果再不下决心，必定会被自民党内的派系抗争所利用，所以要求福田首相尽早作出决断。在这情况当中，最近访华的旧田中派的二阶堂等人要求首相尽快缔结的进言，不能否认也成了一个“压力”。    福田首相似乎确信，只要增强说服党内的信心，按计划诚意地进行商议是可以求得理解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三十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虽然在日中关系上开始了行动，但噤口不言的首相心里到底有何打算？如果后退则失信增加》，摘要如下：    今年夏天以来，言行一直极为谨慎的首相，在执政满一年前夕，是终于朝缔结日中条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吗？    党内非主流派的实力人物说：“首相确实迈出了一步，但是在行动上仍旧留有可能转回来的余地。眼下似乎也有取悦于人的一面。”首相的意图还有许多不明朗的部分，但是在一两个星期内迅速盛行起来的党内外潮流面前，首相显然想顺水推舟，但是也有一种占上风的看法，即顺水行舟和首相想把船撑到何地为止这还是两回事。首相周围人士中，即使主张积极的园田官房长官对首相的真意也是噤若寒蝉，对首相的想法好象更加难以捉摸似的。首相在情况如果不利时也有可能再次停步不前。    中国方面，迄今为止对于福田政权的对华姿态回避作决定性的评价，这次的高涨如果中途雕落，将增长对福田政权的不信任，很可能使日中关系比现在还差。另外，可以认为，在国内对首相领导能力也将造成不良的形象。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月二十七日刊登皮克发自布达佩斯的文章，题为《匈牙利踮起脚尖悄悄离开莫斯科轨道》，摘要如下：    匈牙利打算让美国国会来评价它的人权纪录——但反过来美国国会必须同意放宽贸易条件。这里的政府认为，它在移民问题上无可指责，它正在迎来一个“开放的社会”。它已勉强地承认了美国国会长期所要求的经济关系和人权政策之间的联系。    苏联曾谴责美国一九七四年贸易法是对其他国家内政的无理干涉，并且让它同美国的贸易冷淡下来。除了罗马尼亚之外，所有其他共产党集团国家都一直按莫斯科的指点行事。    然而，匈牙利现在决定走唯一现实的道路，扩大贸易和信贷，并就人权问题上的正式保证进行谈判。    匈牙利精明的领导人卡达尔承认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需要实用主义。他在克里姆林宫和欧洲共产党人之间进行斡旋所作的悄悄的但却是富有影响的努力也体现了这一点，他的国内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些政策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在共产党阵营的其他地方还闻所未闻的经济上的灵活性和政治上的松缓。    早在一九六○年，卡达尔就开始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建立健全的经济基础。这是在国内恢复和平、在国际上重新赢得声誉的道路。据说，一九五六年的记忆萦绕在他的脑际，如同这些记忆仍然留在多数匈牙利人的心田一样。    实际上，匈牙利党中央委员会刚刚以任何一个西方经济计划人员所熟悉的词句制订了八十年代的经济方略。    它要求提高生产率，讲到“大力促进可以赢利的出口”，讲到既同西方也同共产党集团国家保持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它认为，在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全国事实”以后，现在必须跟上去比较有效地使用劳动力。    卡达尔似乎是以很大的同情心理看待邻国南斯拉夫的。    他象铁托元帅一样，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比较灵活的具有开放面貌的共产主义。但奇迹是，他好像是在不致造成同莫斯科决裂的情况下走着独立的道路。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三十日节译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苏暂呈和解迹象》，全文如下：    经过几个月的退步之后，“缓和”又显露出恢复的迹象。    卡特总统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会谈了几次，在苏、美争议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中东和限制长程核武器部署的谈判，已出现一些和解的迹象。    另外，卡特对苏联违反人权的尖锐批评，最近亦已缓和下来。他最近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了和平的姿态：保证美国使用核武器，只是防卫性的，他并建议双方各减少核武库百分之五十。    可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没有改变基本政策或改变重要的立场，但成为卡特政府最初几个月的特点的恐吓和对抗的策略以及指责，看来已溶化在秘密外交主动的比较复杂的计划里。    直到目前，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抱着希望的活动，还没有明确反应。政府报纸对卡特政府的抨击，已有若干减低，对于美国没有在一九七四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协议基础上签订战略武器条约，也没有断断续续的指责。虽然莫斯科的态度改变了，但没有消除它对卡特总统的怀疑，这在苏—美关系上留下不稳定的阴影。    卡特对人权的关注，虽然已沉寂下来，但显然仍成为克里姆林宫深感焦虑的原因。    他的戏剧性地突然将注意力转入国际政治，特别是他建议在非洲南部实行黑人统治、限制军火出售和裁减核武器，打破了莫斯科一度用以解释华盛顿的敌对意图的旧框框。    苏联领导人是极其保守的，不愿突然改变意见或政策。他们仍用基辛格当国务卿时所观察的方法看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围绕着大国周围安排的力量的两极组合。因此，苏联对基辛格感到很合意。    卡特并没有那么坚持两极的看法。当他说美国放弃反共的念头，并重新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他似乎使莫斯科感到不安，因为他是在尝试减低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作用，并尝试编写一些苏联过去三十年来，曾经进行比赛而获得少量成功的比赛新规则。只要美国还带有殖民主义的痕迹，以及为了商业利益而希望保持现状，在发展中国家人民起来独立的时候，莫斯科还可以稳稳不断获得利益。比较弹性的美国政策，将成为一个威胁。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的竞争，大部分是由特定的、实质的问题，以及对于世界展望的基本分歧所表明。因此，克里姆林宫似乎觉得卡特总统更加是意识形态的对手，主要是因为卡特的行动强调他对人权的承担。    如果关系的气氛略为改善，这必然部分是由于卡特策略上的转变。卡特政府避免作公开的声明。据消息说，卡特政府已静悄悄地就斯查伦斯基的事件和苏联当局接触。斯查伦斯基是犹太活动分子，被指控叛国被捕，正在受调查。    关系的改善，也成为走向代替已满期的战略武器新条约的进展所起的一个作用。这仍然是苏联对缓和的定义的中心点，它为政府之间高层接触定出了基调。

说卡特政府困难重重，美元下跌，股票下跌，声望下降；他向人民兜售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题为《向爱斯基摩人兜售》，摘要如下：    本周我们从新闻杂志上看到的消息是，卡特政府困难重重。就职九个月以后，卡特可以用来表明他的努力的只是：声望下降、美元下跌、股票市场下跌、兰斯辞职、国会上的支柱倒塌。《新闻周刊》问：“吉米·卡特能够应付得了吗？”并说“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他应付不了。    但是他不得不应付。对共和党人来讲，为卡特这种走下坡的情况大喊大叫，并为明年国会选举取得巨大胜利和一九八○重新夺取白宫进行规划，是很好的。    如果能源法案还能够挽救的话，就能阻止总统地位下降的趋势，他能够振作起精神进入他就职的第二年。然而，如果能源法案输给了背信弃义的路易斯安那参议员朗，卡特手下的人以后肯定会灰溜溜地躲起来。    这种看法的核心是，认为卡特缺少的是推销术。不是本质，而是作风。这种看法现在是华盛顿的普遍看法，这几乎没有人感到意外。    但是向爱斯基摩人出售电冰箱是一回事，而向他们推销裸体主义又是一回事。这些想出五十美元退税的人就是曾经为乔治·麦戈文设计退税一千美元的方案的人。（关于退税五十美元的要求遭到国会的拒绝，而关于退税一千美元的要求遭到全国选民的反对。）    你可以看到，问题是美国人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利。但是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事情，如果这事情做得对的话。例如：巴拿马运河条约、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会谈、对耗油量大的汽车征税、石油税、社会保险税、资本收益税。通过所有这一切努力，卡特总统很可能使他的挽回面子的能源法案得以通过。他将从拉塞尔·朗那里取得一项妥协。但是这对他在国家的地位或在华盛顿的流行闲话的传播者中间的地位不会起什么作用。    但是早晚卡特总统会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学会如何应付下去。关键是他的政府陷入了困难，这不是由于作风而是由于实质上的原因。他不需要新的讲话撰稿人，他需要的是新的政策。他可以从头开始，不是向人民兜售他们显然不需要的东西，而回过头来弄清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东西。这就是他作为总统首先要做的事。

【合众国际社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十月二十七日电】由七十国参加的第三世界电台电视工作人员会议今天开幕了，从而开始了一场由不结盟国家发动的合伙经营广播设施和对抗西方对世界电视业的控制的运动。    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在一份书面贺信中对这些工作人员说，他们召开的四天会议将有助于“破除新闻传播方面的垄断”。    铁托的贺信说，“互助与合作将使电台电视成为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手中的强有力的工具。”    据料，这次会议将通过一项在第三世界国家电台电视单位之间进行正式合作，包括共享新闻影片和电视节目的方案。这个计划将由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欧洲不结盟国家的十九个广播事业执行机构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经管。

说美国上月青年的总失业率仍上升到百分之十七点五；在目前统计的六百九十万失业的美国人中，近一半人的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    【本刊讯】美国《商业周刊》十月十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青年失业的爆炸性问题》，副标题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摘要如下：    不论根据任何统计方法来看，青年失业任国家经济领域内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看来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经过了两年半的经济回升，上月青年的总失业率仍上升到百分之十七点五——并比一九七三年七月出现的百分之二十点八的最高水平没有低多少。对于黑人青年来说，失业率已连续两个月停留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惊的。许多经济情况不同和种族不同的青年仍然说找工作很困难。在目前统计的六百九十万失业的美国人中，就有将近一半人的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已使青年失业问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上爆炸性的问题。人们感到不安。然而，尽管人们意识到会发生危机，但是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对政府的新政策中的倡议感到不安。劳工部新设立的青年计划办公室的负责人塔格特焦虑不安地说，这项关于青年问题的新法案是“一种把过高的期望、未经试验的主张和不现实的时间表拼凑在一起的产物”。而许多专家对于青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和减少失业人数的最好策略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尽管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有几种重要的因素是很突出的：    ——最近的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以及经济回升速度的缓慢。去年，当青年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九的时候，国会预算局估计，在这个失业比例中，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是由于经济普遍不景气的状况造成的。    ——由于战后的婴儿出生率突然增长，青年人数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四年，十六岁至十九岁的青年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    ——从越南战争的结束和停止实行征兵制。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武装部队的青年人数减少了一百多万人，这样给劳工市场增添了新的压力。在劳工市场，越来越多的妇女已经在竞争青年人谋求的那种新手能干的简单工作和非全日性的工作。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经济学家对于引起青年失业人数增长的原因趋于意见一致，但是对于这种失业真正造成了多大的困难，这个问题今后几年是否会缩小，它的影响是否是持久的以及这样高的失业率在多大程度上是统计数字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不是反映迫切需要等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没有把握。例如，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皮奥里坚持说：“目前的问题根本不是青年失业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失业的问题。”他说，青年的失业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整个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三点六时，青年的失业率都停留在百分之十二以上。他强调说，此外，年轻力壮的成年人的失业人数也在相对来说大幅度地增加。一批难于解决的失业者。安德森说，自从经济开始回升以来，白人青年的就业人数已增长将近百分之十，而黑人青年的就业率实际上已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五。安德森说：“如果你考虑到在黑人青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一直下降的同时，他们的人数仍然不断增加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经济衰退加剧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加剧了市区的情况。在市区，一些调查结果表明，多达百分之七十五的黑人青年要么失业，要么被排斥在劳动大军之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问题在于找到一些办法来弥合上学和为技术较差的青年人提供的有意义的工作之间的差距。安德森希望新的青年就业法案将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但是人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法新社法国夏托勒纳尔十月二十九日电】法国南方夏托勒纳尔农民二十九日倾倒了一百二十吨椰菜花，以此维护椰菜花的价格。倾倒的椰菜花约占农民二十八日运往国家蔬菜市场数量的一半。他们这种“过剩”产品的价格每公斤从二十五到三十生丁不等。    自二十五日以来，农民已销毁四百二十吨椰菜花。（转载香港《文汇报》）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十月二十五日刊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十月十日在美国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主编和五名高级编辑人员时发表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总理先生，美国似乎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问题上。在你那部分世界的地方，人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是放弃亚洲的行动？    答：不。这是危机地区方面的必然转移。越战已经结束了，中东已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问题。长久以来被人忽视的南非洲，现在是非注意不可了。只要有人照料后面那个炉子而注视着亚洲，一切都可能平安无事。    问：人们有没有感觉到美国这里有人在注意着？譬如说，美国把军队从亚洲撤出的行动，无论是过去或是预测中的撤军行动，会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心？    答：会不会令人担心和有没有人在注意这两件事根本是没有关系的。撤军令突如其来，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而事态演变的迅速也比较能够令人吃得消。不过，我总希望有人在注意局势的发展，不但只注意在东北部的局势，并且也注意整个亚洲的局势。    问：美军实力是否正被裁减到危险的水平呢？    答：照现在来说，不是。我是假定美国和菲律宾的商谈会导致美军长期留驻在克拉克基地和苏比克海湾基地的，并且假定正从南韩撤出的一师陆军将留驻在西太平洋基地，作为一种战略性的部队。    问：美国在亚洲要保留多大军力才能够维持军势均衡，并且保持它的势力？    答：在海军力量均衡方面，本区的美国海军实力必须大约和苏联海军实力相等。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军去影响各国政府的想法，向他们保证不许外来势力干预他们，并且警告他们自己不要进行冒险。    问：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有多强？    答：不但只在东南亚而已。目前，苏联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已经有了一股海军力量，这在六十年代初期是不存在的。这股力量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发展起来；在七十年代却成了事实。随着新战舰的下水，不管在黑海还是波罗的海海港，他们都有越来越多的战舰分布到各大海洋上去。    问：东盟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能不能在亚洲扮演军事角色？    答：进行有限度的区域性行动，以把共产党从他们的基地消除掉，那是能够的。问：但并不是取代美军？    答：除了美国海军战舰之外，没有其他战舰可以取代苏联战舰。    问：你是不是欢迎日本作出更大的军事努力，以弥补亚洲军力的消减？    答：这是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日本加强力量以弥补美国减少在东北亚的防务经费而遗留下来的松弛局面，固然能使美国把资源扩散到太平洋的其余地区，但是，正如日本领袖一再指出的那样，日军在本国水域以外扮演更大角色是违反日本宪法的。而且，我也不敢肯定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会使亚洲的其余部分放得下心。    问：除了军事之外，亚洲国家是否指望日本在达致经济稳定方面起领导作用？    答：直到最近，日本还没有自动宣布任何政策以负起协助亚非或其他地区较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这并不是日本已经承负的担子。    不过，日本现在对东南亚的问题已经显示出有更多的认识。日本从这个地区取得它所需的相当大部分的原料，包括石油在内，而且也把它相当大部分的制成品（工业设备和消费耐用品）销售给这个地区。    问：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叛乱分子取得了什么进展没有？    答：到目前为止，只是一点点。    泰国的情形倒很特别。曼谷的军人曾动用了据说是过度的武力去对付马克思派和急进派学生。结果，有几百名学生逃出去参加游击队。这些能言善辩的新血，如果吃得起苦的话，会给这些以农民为主的游击队增加不少的实力。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曼谷记者的消息，标题是《“宫廷”政变，市民反应冷静，左派对暗示大选怀有戒心》，摘要如下：    革命团取代他宁内阁，只不过是“右派体制内”的一场小小风波。    听惯了政变谣传的泰国人对这次政变的反应，似乎只是认为“又搞了一次”。一位在政变后不久被征求意见的市民谈感想说：“我不认为会发生特别的变化。不过，如果新政权能抑制物价，使人们愉快生活就好了。”    异常关心政治的学生和进步集团也认为：“军方和政府之间的不和是意料之中的。虽然他宁内阁垮台了，但去年秋季以后成立的反共军事政权的性质却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他宁总理等人是纯粹的反共主义者，所以，总是把反共摆到前面。在左派方面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好对付。也有人认为，相比之下，现在的军方首脑反而是不好对付的。就是说：“军方首脑首先解除新闻管制，并暗示举行大选，这是第一步。”    在中间阶层，甚至很快就有人寄托希望，说：“可能会提出比前一个右派政权灵活的政策吧。也许可以指望军事政权改善同印度支那的极端紧张的关系。”    如何解决以抑制物价为中心的经济问题和改善同印度支那三国的关系等问题，是对新的军事政权能力的考验。特别是经济问题加强了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将深刻化的迹象，因此，军事政权似乎也很头痛。在曼谷，大米以及食品统统涨价，此外，煤气费和电费也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促使物价全面上涨。    另一方面，工人工资的提高，不足以抵消物价的上涨，一直酝酿着不满，这是现状。    军方干部对他宁内阁不惜同印度支那三国全面摊牌的外交方针，也持批评态度。他宁总理一发表强硬讲话，军方干部反而采取制止的态度。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十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主编宗卡滴吉的文章，题为《刻板固执导致他宁下台》，摘要如下：    他宁总理是因为刻板固执而下台的。    他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刻板做法，使他的政府在人民中间孤立了，也使泰国在东盟以外的国家中孤立了。    他脱离了国内外的现实。他的新闻顾问委员会对报纸采取的高压手段，使他听不到公众的意见。看上去，他的内阁是由许多“唯命是听”的人组成的。这种态度更助长了他的一意孤行。    他不但不是傀儡，而且拒绝考虑扶植他当总理而自己退居顾问委员会地位的军方领导人的建议。他之所以能够使政府维持下来，主要是因为有国防部长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的支持。沙鄂是去年十月六日接管政权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人。沙鄂之所以支持他宁政府，是因为他是讲信用的人，曾答应给予支持。但是，他终于意识到，他宁政府在执行危及国家利益的方针。同时也意识到，由于一些部长盛气凌人，他宁政府正在迅速失掉人民的支持。    沙鄂亲自观察了他宁的行为以及在一次讨论民主制度和政府稳定性的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感到决不能让这个政府再维持下去了。    当他宁十月十一日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的政府根据宪法将继续执政三年，这等于是向要求他改组内阁的顾问敲响了丧钟。    军方领导人十月十四日召开了会议，自从他对政府的功绩以及各部部长的态度第一次出现分歧意见以后，军方领导人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主要是由于沙鄂的转变。    批评他宁政府的主要军界人物是江萨·差玛南将军。他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当时他担任武装部队副司令。由于意识到法政大学校园里的骚乱对君主立宪制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他那天召集了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成立了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由当时的最高司令沙鄂海军上将担任首脑。    在内阁和顾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江萨将军直言不讳地反对他认为有害于国家团结、安全或进步的措施，并明确提出他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建议。但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拒绝对他宁政府进行坦率公开的批评。    他宁政府怀疑他是在为自己树立影响。    江萨将军体现了不了解情况的人所认识不到的军队里的开明作风。实际上，军队比他宁政府更开明，更懂得人权和尊严。    前陆军助理总司令、现陆军副总司令裕·贴帕信将军是江萨将军的热情支持者。希望从政府摆脱出来的人，都寄希望于这两位得人心的将军。    他宁和江萨将军的怨仇变得如此之深，以致总理在甲蒙·德差东卡空军上将退役时曾想到不提升江萨将军为最高司令。但是，在江萨将军不会晋升的消息传开之后，沙鄂海军上将第一次同他宁总理公开决裂，他宣布，江萨将军“将毫无疑问地担任最高司令”。    在许多人看来，他宁是个正直的人，献身于工作，忠于祖国。他们对于他的下野有凄怆之感。    他宁通过亲自访问东盟国家首脑和参加这个地区的历史性会议，促进了同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他曾成功地访问了日本和韩国。但是，他每到一处所发表的反共言论，使泰国难于解决同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问题，也难于同中国和苏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乌巴蒂外长在江萨将军和国防部副部长勒·瑙玛里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促进同前印度支那国家及中国和俄国的密切关系。    人们认为他宁的反对共产党暴乱的运动主要是宣传。他大量撰文、无休止地谈论共产主义。一些军方领导人说：“我们希望他少说点，多做点。”军方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随着越来越多的心怀不满的人背离政府，泰国可能不战而成为共产党国家。    军方决定使内阁进行改组之后，沙鄂海军上将提出了军方要更迭九名内阁成员的建议。留任的内阁成员中有他宁总理本人、两位副总理、国防部长沙鄂、国防部副部长勒·瑙玛里，可能还有乌巴蒂外长。    在星期三的内阁例行周会上，他宁很固执。他拒绝军方的要求，他说，这些部长是他亲自任命的，他得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他拒绝辞职。内阁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但是沙鄂没有继续参加会，他已拂袖而去。这就是先兆。    二十日上午，沙鄂把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召集到他在贴卫的西绍官邸。他们决定不能让他宁政府继续执政了。    顾问委员会把自己改为革命团，并且采取了行动。结果，在当天下午六点钟接管了政权。    这次政变中使用了最少限度的武力，没有流血，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二十六日节译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正切实解决各项问题》，作者是《华尔街日报》执行编辑埃德·科和《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行人、主编彼得·卡恩，文章摘要如下：    在上海市一家工厂，工资将要增加。在新疆一个农场，工资的差别正被视为是对努力生产的人的鼓励。而在附近的一家小学，成绩欠佳的一年级学生，不准升级    。    中国新的领导人正以这样细致的方法，掌握国家前进的航向，强调切实着手解决各项重大的问题，指引国家进入新的轨道。    上海一家蒸汽涡轮厂的总工程师说：该厂曾于去年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停工两月。目前，生产已恢复正常，今年的利润也会上升。    在新疆乌鲁木齐，曾经因“四人帮”分子破坏而于一九七三至七六年出现亏损的一家棉纺厂，今年也将会恢复赚得利润。    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对于加强工业的基础，利润是重要的。    李先念副总理在最近一次会晤中，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说：“我们需要投资于工农业，因此，需要利润。”    增加工人工资，正好是促进生产的一个办法。    另一方面，各单位也通过对工人和各车间小组进行评比，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以促进生产。这种情况，我们在乌鲁木齐的纺织厂也可以看到。    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在“四人帮”窃取权力时被迫下马的专业管理人员与熟练的技术人员，已重新经营工厂。    从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至上海市郊，人们都提出了增加生产的口号。    在上海市郊一个曾经受到“四人帮”破坏的人民公社，一位负责人说，公社的生产正在上升。    过去几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曾受到“四人帮”的干扰，招收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课堂的考试制度，均遭到轻视。目前，教育制度正进行重新的评估。    新的教育政策，正在乌鲁木齐的第五小学坚定地推行。    这是一所模范学校，由毛泽东主席的弟弟（毛泽民）于一九四一年开设。这所学校，既仍然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又重新强调数、理等基础学科的教导。学生必需经过考试，才获许升级。    一位学校的负责人说：“过去四年，我们都被要求把每名学生升级，但是，现在，学生如果不合格，便不获准升级。”

【法新社东京十月二十二日电】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一千多名针刺专家，今天在此间开始举行第五次世界针刺大会，交流最近有关这种中国古老针刺疗法的知识和发现。    会议为期三天，在东京城市中心礼堂举行。    会议主席木下致开幕词，表示希望大大改进针刺科学，通过进一步研究针刺的奥秘，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达到新的高标准。    参加者有国际针刺学会主席让·夏特和法国针刺大学校长克里斯蒂昂·于盖。（转载香港《大公报》）

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召开说明中国领导对教育改革非常重视，也说明要纠正“四人帮”造成的错误的决心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十月二十四日发表题为《整顿教育》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领导决定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和从高中毕业生中间直接招收大学生，以期扭转过去十年的教育制度的不利影响。然而，要成功不很容易，因为，过去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还有许多障碍和问题必须排除和解决。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召开说明中国领导对教育改革非常重视，也说明他们要纠正四人帮在台上时造成的错误的决心。    由于四人帮的不通过考试就从受教育不多的青年中间招收大学生的主张，出现了几百万甚至连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知识都不掌握的大学生。而且，由于四人帮蔑视知识分子，许多大学教授就不尽他们的职责，结果教学质量普遍下降，许多愿意学习的学生也受了害。    对北京领导来说，这几百万现在在城市和农村各种单位工作的年轻人成了很大的问题。招生工作会议决定鼓励“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还决定继续采取由农学院和其他专科学校开班从公社招收学生的做法。这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需要做的工作比这多得多。    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合格的师资。现在正在要求许多已经退休的教授和在同本人的专业完全无关的部门工作的人回学校教书，但是这样的人有的年纪已老，有的已经故世，人数越来越少了。    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中学毕业生能通得过大学入学考试，因为四人帮不但破坏了高等教育，而且也破坏了小学和中学教育。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困难。    但是，当局已经表现出改革教育制度的决心，而且已经走了第一步。只要现领导能这样坚持下去，那么，正如毛泽东主席说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索尔兹伯里的评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二十二日刊登索尔兹伯里发自上海的专稿，题为《中国的动乱留下了很大的“教育差距”》，摘要如下：    今天，中国许多重要大学的入学人数只有一九六五年的三分之二。中国的“教育差距”已经成为华国锋主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于十年政治斗争和江青一伙在那几年里的夺权活动，在教育领域造成的破坏比哪一个领域都大。    大学入学人数只是衡量巨大损失的尺度之一。许多高等学校关闭了三四年。一九七二年以后，招生人数略有增加，但是始终没有恢复到一九六五年的数字。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大学的数字最典型：一九六五年招收一千五百名新生，学制是五年，而现在只招收五百名新生，学制三年。    为了强调“实际”训练而修改了课程。学生整月整月甚至整年整年地在工厂和农村劳动，或者从事毫无目的的宣传活动。    华主席和他的同事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和教育必须来个大发展，使中国在目前许多人所说的“丢失十年”之后恢复原来的势头。    有一位高级官员说，整整十年，几乎无法培养出第一流的外语学生。他说：“就说我的女儿吧，她经常到农村去劳动或者搞宣传。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认真学习呢？”    在上海复旦大学里，英文系的一名学生表示了相似的不满。    复旦大学和内蒙古大学都强调说，一九七一年和七二年学校复课以后，没有什么纪律，学生想来上课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他们说，以江青为首的集团垮台后，课堂秩序才好转。    教员说，最大的损失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如物理学、高等数学、化学、生物学和其他基础科学。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抽烟确能助长肺癌国际卫生组织发表研究报告再证实此事》，摘要如下：    肺癌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现在显著增加。尤其是妇女，死于肺癌，急剧增加，而且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下降的迹象。    国际卫生组织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透露了上述的惊人情况。    国际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把肺癌的增加，归罪于抽烟。同时它反对下述论点：诱发肺癌的主要因素，是空气污染。    以日内瓦为基地的国际卫生组织发表这项研究的时候，正是美国专家重新关注妇女肺癌广泛蔓延之时。    一九七五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历史上首次出现因肺癌去世的三十五至四十四岁男女，女比男多。虽然妇女的抽烟人数还未超越男性。梅格斯在美国医药协会上月月报中，报道了上述情况。三十五至四十四岁，是抽烟有明显恶果的最年轻年    纪。    在一篇有关妇女流行肺癌的短评中，梅格斯说：“抽烟的妇女比不抽烟的妇女，感染肺癌的机会高十六倍；比男士高十倍。”    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是由伦敦城市大学本杰明教授撰写的。在抨击抽烟引起肺癌中，本杰明认为空气污染与肺癌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他说：“改变污染的空气，可以减少肺、癌，但不能减少由于抽烟而激增的肺癌死亡人数。”    妇女因肺癌送命急速增加的趋势与他们“工作和工余”的时候，一烟在手甚有关连。    从妇女死于肺癌的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一九七二年两个时期相比较来看，本杰明察觉，九个工业国肺癌增加。    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居于首位，其次为丹麦，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挪威百分之二十四；瑞典百分之二十二；芬兰、英格兰和威尔士百分之十九；荷兰百分之十七；日本和波兰百分之十六。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癌死亡率，是居于世界最高的行列。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估计，英格兰、威尔士每一名二十岁男子，均有百分之八的机会，被肺癌病魔吞噬。    本杰明说，假如男士们抽烟很厉害，他感染肺癌的机会，就增加两倍，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假如他不是烟客，那末，患肺癌的机会就减少，只得百分之二——三。    尽管反吸烟运动，对男士们有些微影响以及引起人们对香烟害处的注意，本杰明说，吸烟的人数，仍没有迅速减少。

【美联社维也纳十月二十三日电】欧洲三十三国的大约六十个癌症研究所的所长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他们在昨天会议结束后宣布，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联合会来协调不分语言和国界的研究工作。    与会代表成立了一个负责筹备欧洲联合研究会的委员会，维也纳大学癌症研究所所长符尔巴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联合会预料将于明年十月正式诞生。    符尔巴说，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获得趋于康复的治疗。但他接着说，如果有更好的早期检查条件，更好的地方治疗设施，以及更周到的病后调养，医学科学可以医好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病人。    符尔巴说，科学目前知道数百种恶性肿瘤，其中三分之二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转载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