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记者：福原）题：宣布大学招生方法改革    二十一日正式宣布了大学生招收方法的改革。这个改革将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支柱。    北京电台二十一日早晨发表了教育部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大学招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意见，其内容包括“恢复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一度停止招收大学生；恢复招生以后，本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中学毕业后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两年以上并由所在单位推荐，成了一项条件。但是，这种制度成了大学生水平降低的原因，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批评；《人民日报》二十一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二年作了要恢复从中学直接招生的指示。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把在大学入学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吹捧为教育批判的英雄，于是再度引起混乱，周总理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    打倒了四人帮，华国锋政权争取“天下大治”，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建设一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以后，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新的制度。    据说，以这次改革为前提，在各所中学里，紧张的“应考学习”正在恢复。看来，从明年开始，大学生的知识水平一定会迅速地提高。    从加紧提高大学水平这个全国性的强烈要求来看，很明显，中国应届毕业生将成为主力。大概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一面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试验、经验教训，一面明确地转入了新的正常化的阶段。    【路透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记者：克里斯托弗·普里切特）中国今天许诺它的年轻人，智力将是进大学的关键，有些学生可以直接从中学上大学，而不用先去农村劳动两年。    新华社报道了九月间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一次全国会议决定的关于大学招生的新政策。会议还宣布必须恢复入学考试和提高毕业生的水平。    自从文化革命后，这个国家的大学优先录取工人和农民，而中学毕业生先要到农村去劳动两年    。    学习成绩差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和取消考试，使水平大大下降，这是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扭转的。    【安莎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据今天这里报道，中国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对国家的教学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规定了一些同文化革命十年期间实行的标准比起来较为正统的标准。    这次由教育部主持的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修改大学的规章，以期根据国家的“迫切需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有两项关键性的改革措施，一是取消了关于中学毕业生必须到农村或者工厂参加两年体力劳动后才能进大学的规定，二是规定了入学考试制度，以便在考生的政治状况和健康状况之外考查其文化程度。    据可靠人士说，在将近一千万考生中间，预料各大学只能录取约二十万人，所以要求考生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句话是文化革命前用来鼓励考生的，要考生记住“一切工作都是光荣的”，要作录取和落选的两手准备。    【美联社东京十月二十一日电】中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建议招收各方面的青年上大学，作为实现工业“大跃进”的一部分。    会议给成千上万已经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有机会参加入学考试。    由于中国领导人现在开始执行在本世纪末以前使中国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的计划，他们坦率地承认执行这项计划的训练有素的人奇缺。    【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日电】题：为培养科学人才而创办研究生院    加紧克服科学技术落后状态的中国，成立了相当于我国的理科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开始了培养科学研究专门人才的工作。《人民日报》二十日在头版刊登这个消息，并且号召不仅大学而且各单位都要积极地推荐人才，为研究生院的发展而进行合作，表明了对于新制度的强烈关心和期望。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后停止执行的研究生制度加以改进以后重新创立的。

【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题：不是教育革命的后退    大学招生的改革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的后退，而是要恢复被四人帮歪曲了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二十一日在第一版发表关于大学招生问题的社论之外，还在第二版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阐明了教育当局对于教育革命的现状的看法。    这篇题为《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的文章，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作为靶子，说明了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围绕大学招生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周荣鑫（前教育部长，因受四人帮迫害而死）的路线同四人帮路线进行了激烈斗争的情况，说这次招生改革是一九七二年以来周总理等想要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据这篇文章说，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赞成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内容是要努力培养年轻的科学家），作出指示说：可以和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大学生的办法平行起来，直接从中学招生，在大学里参加一定时期的劳动。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美籍中国科学家又向毛主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也明确地表示赞成。    这篇文章指出，毛主席（一）重视工人、农民上大学学习，但是没有反对过从中学生中招收大学生；（二）指示学生要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但是明确地指示说“以学为主”，从而强调了这次改革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想法是不矛盾的。    这样看来，大概可以说，这次招生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继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理想和试验，与此相平行，对于通过正规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倾注适当的力量的体制。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印度总理德赛今天抵达这里进行六天访问。    德赛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最高欢迎礼遇，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气温在零度以下。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总理和葛罗米柯外长在机旁迎接他。    勃列日涅夫亲自前往迎接说明苏联人重视同印度新政府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    【美联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印度总理德赛今天抵达这里对苏联进行首次正式访问。看来，德赛在机场和在进入市区的途中所受到的欢迎，比甘地夫人一九七六年六月所受到的欢迎要冷淡些，那时在机场到高尔基大街上排列了成千上万的人。苏联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德赛抵达机场的情况，但是没有放映长长的车队。电视台通常在最重要的客人抵达莫斯科时是转播这方面情况的。    德赛乘一辆高级黑色小轿车前往鸟瞰莫斯科的列宁山上的宾馆。而甘地夫人曾在克里姆林宫下榻。    【塔斯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题：苏印会谈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与德赛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就苏印关系的广泛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是在友好和求实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满意地指出，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良好并继续蒸蒸日上地发展。其基础是一九七一年苏联与印度签订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决心再接再厉地努力再次促进苏印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在讨论迫切的国际问题时特别关注了有关国际安全、裁军、消除世界上现有的紧张局势策源地的问题。    【美联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证实说，美苏战略武器会谈“肯定有了好转”，并表示，希望会谈迅速获得结果。    勃列日涅夫在为来访的印度总理德赛举行的宴会上所讲的这番话是他近来最具体地谈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次。他的这番话证实了美国和别的苏联发言人所说的会谈一直在顺利地进展的话。    【塔斯社德里十月二十一日电】以印度总理德赛为首的印度政府代表团今晨从德里启程赴苏联进行正式访问。随德赛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印度外长瓦杰帕伊在启程前夕指出，苏联是总理前往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这证明，印度政府认为同苏联的友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印度官员说，德赛对莫斯科的访问表明，印度重视它同苏联的关系和贸易联系。    【路透社莫斯科十月二十一日电】印度总理德赛今天到达莫斯科，受到最高一级的欢迎。    德赛说过，他希望同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保持同等关系，但预料他将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将继续同苏联进行密切合作。    这位总理受到了类似甘地夫人去年六月访问莫斯科时所受到的欢迎。然而，没有出现勃列日涅夫通常欢迎外国领导人时的那种紧紧拥抱，也几乎没有欢迎甘地夫人来访时的那种欢呼场面。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十月二十日刊载该报华盛顿分社的比彻的一篇新闻分析稿，题目是《卡特在制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策略时遇到的两个难题》，摘要如下：    当卡特总统试图早日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他遇到了两个棘手的难题。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他向参议院兜售这项条约的能力和他同西欧的关系。    政府官员们说，现在剩下来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象人们普遍设想的那样是在允许每方拥有多少件各类武器方面存在的广为宣传的分歧。而是如何处理美国感到关切的威胁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苏联导弹得到进一步改进这个基本问题，以及苏联感到关切的美国正向其北约组织盟国转让巡航导弹技术的问题。    对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国会和外交界的一些官员所作的采访，有助于了解总统在试图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确立他有效地同苏联打交道的能力时，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大。    本届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象前几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一样，是试图限制一千个民兵导弹发射井在一次第一次打击中被摧毁的威胁。据认为，如果俄国人获得这样一种能力，那就可能造成这样一种政治上可以利用的见解。美国已决定接受战略劣势地位，可能不得不转而实行一种一触即发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如果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说，大量弹头正向民兵导弹飞来，那么美国就可以向苏联发射这些导弹。但是，除非出现突破，否则可以预料，参议院中提出批评的人会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仅没有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而且由于只减少导弹数量而没有限制它们摧毁导弹的能力，还可能使核均势变得更加不稳。    北约问题也是非常难办的。苏联人希望得到可靠的保证，美国不把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先进的制导技术和其他技术交给任何人，否则，西欧就能部署三百七十多英里射程的武器。    但是，英国、西德和法国特别告诫说，俄国继续制造大量逆火式轰炸机和ＳＳ２０中远程机动导弹。这种情况不会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遏止，对欧洲的威胁比美国大。欧洲人说，比较便宜的精确的巡航导弹不管装上核弹头还是常规弹头，是对付，从而防止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    美国是了解这种担心的，因此它一直在试图使条约措施只是非常一般地保证在转让巡航导弹的技术方面不做任何违反协议意图的事情。但是，美国很难保证不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情，即比方说，如果英国得到了将使短程巡航导弹能够打到离目标二十码到三十码的地方的制导部件，不会把这种技术用在另一种有二千英里射程的巡航导弹上。一项美苏协议可能限制英国不发展它自己的战略巡航导弹。    如果美国在这一点上能够满足俄国人的需要的话，它是否必须不惜向北约表明，当联盟的利益同改善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的机会冲突时，联盟处于次要地位？

【美联社波恩十月十九日电】这里的政府人士说，今天晚上在停在法国米卢兹的一辆汽车装行李的部分，发现六周前被绑架的六十二岁的工业家施莱尔已死。    这些人士说，塞在汽车装行李的部分的这具尸体，已被肯定地认为是失踪的西德雇主和工业协会主席。    西德电视中断了晚上的正常节目而宣布，“汉斯—马丁·施莱尔死了”。    红军派的豪斯纳突击队签名的一封信，使德国警察找到了这辆汽车。    在法国当局把关于这部被遗弃的汽车的初步消息通知西德后，施密特总理就开始与高级助手举行紧急会议。    在发现这辆汽车后，西德联邦刑事调查处立即派警察专家前往莱茵河法国一边的米卢兹。    施莱尔（戴姆勒—本茨汽车公司的董事）是九月五日被绑架的。匿名电话和德国红军派恐怖分子（他们在科隆的一条街上绑走了施莱尔）的一份公报，使警察在今天下午前往米卢兹的南部地区找到了在德国登记的这辆汽车。    恐怖分子给巴黎极左报纸《解放者报》的一份公报说，“在四十三天以后，我们结束了施莱尔的悲惨的腐朽的生命”。    它说，施莱尔之死同“我们”由于红军派（又称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领袖们，在德国监狱中的死亡和上星期五劫持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喷气机的四名劫持者中的三人的死亡“所感到的悲痛是无法相比的”。公报最后说，“斗争只是开始。要通过武装的反帝斗争来获得自由”。    法国刑事警察的副首脑热沃当被委派负责调查这次杀害事件，他已从巴黎飞往离这里大约二百英里的在德国边界上的米卢兹。    一些人士以前曾说，施密特政府坚决拒绝恐怖分子关于释放十一名被监禁的同伙的要求，它显然考虑到，在德国突击队进行袭击，释放了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被劫持的飞机上的八十六名人质以后，施莱尔可能被杀。    发言人说，可以预期，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今年早些时候杀死了联邦首席检察官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庞托）将以“毫无减少的残暴性和可能是更大的犯罪能量”采取行动。

【路透社波恩十月十八日电】司法部官员说，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三个被判刑的死硬领导人，今天在各自的牢房里自杀，这件事发生在游击队劫持人员为营救他们而搞的阴谋活动被西德突击队粉碎仅几小时以后。    这些官员说，这个集团的另一名成员——三十岁的默勒在同一个监狱服四年半的刑期，她用餐刀刺心脏，被送医院抢救，情况没有什么危险。    关押在监狱第七层楼上牢房里的这三个已死的犯人，显然是在得悉法国精锐警察今晨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营救被劫持的汉莎航空公司飞机成功以后自杀的。    这三人服无期徒刑。他们是由于搞了一系列爆炸、射击、抢劫银行和谋杀四个美国军人而于今年四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巴德尔和拉斯佩是用枪自杀的。    仅仅两周以前，议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下令在押的德国游击队员不得同外界联系，彼此也不得联系。    巴登—符腾堡司法部长本德尔在斯图加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枪是从哪里运来的，为什么监狱看守员未能防止这种自杀事件。本德尔说，自从通过这项法律以来，甚至辩护律师也不能接近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这项法律旨在阻止城市游击队搞新的罪恶活动或阻挠保安部队去缉拿施莱尔博士。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十月十四日刊登马拉的文章，题为    《对党的鼓动者的口号表示怀疑》，副题是《居民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供应匮乏的批评日增》，摘要如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困难局势，越来越引起德国另一部分的人们深思，因此，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外经济负担日益增加”，对供应和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有什么影响的问题的讨论很热烈。由于最近时期某些令人不快的情况的发展，不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担心会发生更大的变化。虽然昂纳克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其他领导干部保证说，仍然实行“增长、福利和稳定”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再也不能掩饰局势的严重性。为了能够继续执行社会生产增长的计划，就需要大大提高经济效率，一再强调必须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个要求日益使“基层”林业工人怀疑、愤怒和批评。他们经常表示担心，现在“还要进行更多的劳动”。鉴于日常生产时间长的问题和困难——从缺少零件和许多生产障碍、“加班加点”到公开的缺乏计划和效率——正在公开讨论，这些薄弱环节的原因何在，或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否能适应这些要求。虽然报刊对经济中某些缺点的报道比过去更加实际，许多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经历认为，官方对情况的“美化”和“隐瞒”太多了，经济形势“比我们的头头愿意承认的更为糟糕”。    一位工人向德累斯顿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闻工作者所说的批评性的话，非常突出地表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群众的当前情绪：“你们对经济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有时好象没有预料！”这位记者在党报《萨克森报》上报道说，他的谈话伙伴尖锐地批评了报纸对经济情况的描绘。“加班加点、交货拖拉、贸易中突然出现缺货、企业中的忙乱现象”——这些只是这位工人的“一些”指责。    尤其是长期的供应匮乏，是这些冲突的经常的原因。限于篇幅，这里只摘引居民中提出的一些批评。“对供应情况不得不大声疾呼了。许多东西都被从后门卖出去了。”“买一点小东西都不得不到处跑，结果还是一无所得。”“供应的东西更糟糕了，买一些热门商品就要排长队。”“这几年里，我们这儿有一些东西质量提高了，但是价格开始涨了。”“危机现在也侵袭社会主义了。我们这儿的价格是秘密上涨的，在报纸上是看不到这些报道的。”——许多德意志公民在与西方通信中，用这些感叹来发泄他们的恼怒。    东柏林的讽刺杂志《奥伊伦斯皮格尔》这样描绘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美好的假期经历”：“我在国内休假旅行时，顺道去了萨勒河边的哈雷。我在那里买到了一把十厘米长的钥匙。这是我最美好的假期经历。”    拥有“硬”通货的人就能过西方标准的生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外汇政策更加重了居民广大阶层中蕴积的不满情绪。据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些报道说，昂纳克关于设立外汇商店的必要性以及扩大向购买力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提供昂贵的高级商品的“公开讲话”，丝毫消除不了许多缺乏西德马克的公民对外汇商店日益增长的愤怒，也改变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两个阶级分化现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痛苦地总结说，“与西方有关系而且拥有资本家的钱的人，生活是特别好的，但不是那些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挣钱的工人。”    党对居民中广泛蔓延的“恶劣情绪”当然是了解的，而且再也不能否认。例如，在卡尔·马克思施塔特出版的《自由新闻报》这几天承认，“我们这儿还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影响人们的情绪的”。社会主义不能自动地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忧虑。这家德国统一社会党报纸安抚地说：“但是我们自己而且也只有我们，在关心迅速消除这些状况。”显然，这些安抚再也不能对许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起作用了。

【美联社曼谷十月二十一日电】昨天发动政变的秦国高级军官之一今天对记者说，在制定出新宪法以及明年举行大选之前，泰国将由军人居于支配地位的    “行政委员会”统治。    泰国军方最高领导人昨天在一次很快就解决问题的政变中把他宁总理的文官政府赶下了台，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逮捕人。    陆军副司令裕·贴帕信将军说，发动政变的二十四人很快将开会来成立包括军官、警官和文官在内的委员会。    他说，如果一切顺利，不到六个月就可以完成宪法，也就为选举铺平了道路。    裕说：“这次革命以后，局势总的说来是正常的，你们可以看到，市内没有坦克开动，只有五辆装甲运兵车停在最高司令部门前。”    裕说，没有逮捕他宁及其内阁部长，但是警察在他们的住宅“‘保护”他们。    裕说，政变首领沙鄂·差罗如很可能将成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第二号人物将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江萨·差玛南将军，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泰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西方外交人士说，他们预料新领导将奉行一条不象他宁政府奉行的路线那么刻板的右的路线，但是泰国保守的亲西方政策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江萨是一个圆通的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可能对泰国的共产党邻国采取比较灵活的方针。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日电】题：驱逐他宁总理的政变，目的在于防止国内发生混乱    曼谷二十日电：泰国自从去年十月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刚好过了一年，二十日晚又发生了以武装部队为中心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刚刚迎来诞生一周年的他宁政权，同时废除了宪法，解散了议会。    就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沙鄂·差罗如上将，也是去年十月政变时的主角。    可以说，这次之所以发生第二次军事政变，是因为执政一年的他宁政权在国民中的威望日益下降，人们担心国内政治和行政会重新陷入混乱。特别是联系到九月二十二日在泰国南部发生的袭击国王的事件，处于负责人地位的内政部长沙马没有引咎辞职。对此，近一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右派采取了行动，成了政变的导火线。    而且，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人也同意右派提出的要沙马内政部长辞职的要求，并对他宁总理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他宁总理却坚决地拒绝了。结果使军方再次发动政变。进入本周以来，在军队内部就已经出现要发动政变的迹象，流传着他宁内阁总辞职乃至垮台的说法。    据认为，在军队内部已事先周密地研究过行动计划。也可以说是为了驱逐他宁总理而采取的形式上的政变。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月二十日电】今天又在泰国领导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的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象是一个沉静、漂亮的人物。    沙鄂烟抽得很凶，以既注意工作又注意社交出名。    但是那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感到他说的话总是非照办不可的。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沙鄂发动政变之后不久，他的一个部下说：“他办事是不用提高嗓门的。”    那个军官说：“只要他说‘去干什么’的话，那低低的声音和直盯着你的眼光就可以逼着你去干了。”    沙鄂今年六十一岁。    他在美国为支持印度支那战争而在泰国驻军的十年期间，同美国顾问们的关系很好。    他的部下和外国观察家们认为他是一个“圆通的保守派”。    负责指挥美军撤出秦国的工作的美国准将艾德霍尔特有一次说沙鄂是“一个挺不错的人，是一个站在我们一边的人”。    沙鄂的妻子素空在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很活跃    。    沙鄂出生于贵族家庭。虽然他近年来一直坐办公室，但是他是一个潜艇专家，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学院的毕业生。    他在一九七三年任泰国皇家海军总司令，一九七五年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在一九七六年正式退役，一个月以后就成了十月六日革命的名义上的领导人。

【路透社伦敦十月十八日电】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今天指责印度尼西亚关押着多达十万名的政治犯，并要求立即将他们释放。    在一份长达一百四十六页的详细报告中，大赦国际谴责雅加达政府侵犯未经审讯的犯人的公民权利和合法权利。大赦国际说，其中许多人自从流产的一九六五年政变以来一直被关押着。    大赦国际还说，它正准备一个世界范围的谋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印度尼西亚被拘留的政治犯的运动。    一位大赦国际发言人说：“印度尼西亚这种关押政治犯的毫无改变的局面是对人权的国际责任的概念的最严重挑战。”“世界上没有一个其它国家对未经审讯的如此多的政治犯关押这么多年。”    报告说：“就关押的人数、政府规定的服刑期的方法以及大规模屠杀和逮捕的历史来说，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的情况是令人极为不安的，印度尼西亚关押政治犯的情况在今天是没有前例的。”“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许多岛上关押着五万五千多名政治犯——正确的数字可能多达十万人。”    大赦国际号召国际大家庭向苏哈托总统和他的政府提出抗议，以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未经审讯的如此长期被关押的犯人才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美联社新加坡九月二十日电】不知该说是富还是穷的马来西亚，期望今后能进一步取得象过去二十年中所取得的进步。自从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脱离英国统治取得独立以来，新的公路、桥梁、校舍、住宅、医院、清真寺、教堂、庙宇、高产橡胶厂、棕榈油厂、可可粉厂和辗米厂，已经把国家的面貌改变得认不出来了。    马来西亚在农业上精心地搞多种经营已开始见成效。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可是近年来，棕榈油、胡椒、咖啡、菠萝、可可、椰子、稻米、玉米和茶叶也越来越重要了。    尽管价格有波动，但是近年来出口的橡胶、棕榈油、锡、木材、胡椒、菠萝和石油产品，已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基本上是进口的代用品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产量已够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但是，工业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不佳，因而引起了马来西亚的担心。这里的官员和商人害怕工业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停滞可能妨碍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外国的投资减少了，这个问题可能用节约使用出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收入的办法来解决，以促进工农业的平衡发展。    马来西亚并不想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而是宁愿依靠农业谋求繁荣。这个国家的面积有十二万七千平方英里，去年的人口是一千二百二十万人，相对来说还算地广人稀。    现在，正在砍伐原始森林当木材卖，把清出来的土地用作农业居民区。马来西亚人希望开垦出来的土地不但能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而且还能生产诸如棕榈之类可以赚钱的作物。棕榈油将向人口众多的国家出口，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其他西亚国家，这些国家的食油消费年年都在增加。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和扩大出口市场，不要光靠欧洲、日本和美国。    正在用减税免税这样的刺激来大力鼓励搞那种把农业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的工业。    马来西亚的繁荣过去并没有均匀摊到大家头上，现在繁荣在穷人中间引起了严重的不安。    马来西亚青年对执政的国民阵线的经济政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上层马来人那种豪华阔绰的生活方式使青年人看得莫名其妙，他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父亲象他们的祖先一样，仍然处于贫困的重压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收入的方式是否有效表示怀疑。    政府已设立各种机构来收买最后要归马来人所有的各种商业、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股票。    在全国人口中，马来人约占百分之五十，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印度人占百分之十，欧亚混血种、斯里兰卡人和巴基斯坦人等其他人种占百分之十。但是百分之三十的财富归华人所有，大约百分之十属于马来人，百分之十属于印度人，其他都归外国人所有。    政府希望在一九九○年之前“改变经济结构”，使马来人能占有财富的百分之三十，而其他血统的马来西亚人占有百分之三十，外国人占百分之四十。    近几年来，外国投资家已削弱了华人在商业、工业和大农业方面的垄断。但是，华人仍然是这个国家经济上最有势力的集团。    贫苦的华人对光给倒运的马来人创造机会的做法感到不满，而富裕的华人则感到他们发财致富的机会被政府剥夺了。    在橡胶园、棕榈园和茶园干活的贫穷的印度人大多数希望能回国。搞贸易、经商和干其他行业有成就的印度人是相当愉快的，虽然他们对于受到华人和马来人两头的歧视有怨气。    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认为侯赛因·奥恩总理负有给马来民族主义以政治指导这一至高无上的责任。    马来民族主义者，虽然在传统上说是保守的，在态度上可是开明的。在整个东南亚只有马来西亚一个国家，议会里有反对党的代表。但是这些党大多是很小、很穷、组织不严、领导不强的。甚至代表华人的爱说话的民主行动党也并没有什么力量。这些党都不是组织得很好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对手。大约两千五百名共产党盘踞在泰马边境的深山密林中。近几年来，政府增加了国防开支，打算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拖垮他们。    在对外关系方面，马来西亚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视，与其说是在政治上，不如说在经济上。    为使自己不脱离不结盟国家，马来西亚在对外政策上走的是中间道路。马来西亚并不想得罪工业化国家或者共产党国家。

【法新社阿布扎比十月二十日电】据这里今天透露，北也门新主席加什米中校在十八日挫败了一次谋杀企图。    北也门武装部队副首脑阿里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讯社记者说，一位北也门陆军军官混入向这位新主席致敬的人群中间，然后掏出了枪。他说，加什米主席“由于身材高大”，在那个人准备扣扳机之前就抓住了这个人的手。    他说，刺客是名叫扎伊德·卡卜西的一名少校。    【法新社科威特十月二十日电】据今天这里报道，在哈姆迪主席于十月十一日被暗杀之后，已有几十名北也门军官被捕。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月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明年总裁选举，福田和大平有意见分歧，开始讨价还价》，摘要如下：    由于“自民党出现危机”，去年秋天福田和大平携手合作，建立了福田—大平体制。但是，目前福田同大平之间的“不和谐音”开始明显起来，不知是由于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摆脱了危机的缘故呢，还是由于两人对明年年底选举总裁有意见分歧的缘故。特别是围绕着解散国会的时间，两人的意见完全相反，甚至出现了“大平福田不和的说法”。    福田、大平密谈是在两个多月以前的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的，那是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勉强保持住过半数议席后不久。最近逐渐认识到那时的福田、大平会谈，是极为重要的会谈。据说，会谈的主要题目，实际上是解散国会和改组内阁这两个问题。    首先，关于改组内阁，首相征求干事长的意见说：“参院选举已经结束，因此，我想在适当的时期改组内阁，建立新体制。你的意见如何。”对此，干事长回答说：“何时改组内阁是首相权限以内的事情，因此，首相可以自己决定。不过，关于改组的时间，今年十二月，党的领导人的任期届满，因此，我认为最好在今年晚些时候改组。”据说，两人原则上一致同意在秋季的国会临时会议结束后改组内阁。    接着，首相又谈到解散众议院的问题，首相说：“自民党在去年年底的大选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受到了洛克希德事件的影响和选举中出现了分裂。我想，在下届大选中，无论如何也要确保稳定的过半数即二百七十一个议席以上，而且，我认为也是可能的。因此，要看准时机早日解散国会。”    对此，干事长回答说：“我的想法同你不一样。上届大选时出现了新自由俱乐部。因而形成同新自由俱乐部争夺保守票的局面。在下届大选中，新自由俱乐部也会拥立很多候选人。如果是这样，自民党要重新确保稳定的多数就非常困难。因此，为了增加自民党议席而解散国会要特别慎重。另外，要解散国会，就要有要求国民作出选择的题目。但现在还没有适当的题目。”据说，对首相主张早日解散国会提出了不同意见。    福田首相和大平干事长对解散国会问题之所以产生意见分歧，似乎是因为两人对政局的展望有不同的认识和对明年年底选举自民党总裁持不同的态度。    首先，关于对政局的展望，首相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重新开辟自民党占绝对多数的时代，使自己成为“‘自民党中兴之祖”。因此，认为现在是解散国会的唯一机会，因为现在社会党和共产党正处于混乱状态。而干事长却认为：“在处于多党化时代的今天，由自民党单独控制绝对多数非常困难。最好是自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在其他在野党的协助下，为顺利地管理国会而努力。”    其次，关于明年年底选举总裁，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首相打算在明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任期届满之前解散国会，增加自民党的议席，乘势再次出马竞选总裁。而干事长却认为，如果自民党因首相亲自解散国会而获胜，就会为福田再次当选铺平道路；如果遭到失败，就会因“福田、大平都有责任”而被迫立即辞掉干事长职务，就会失去当总裁的机会。干事长想千方百计避免明年秋天以前解散国会，如果可能，就希望首相在明年年底选举总裁时禅让总裁的宝座。    这就暴露出两人对何时解散国会有意见分歧，因此，也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首相从遍访东南亚国家联盟回国后，八月下旬突然提出要改革行政。可以认为，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的是要制造争论点。但干事长则利用党内和各省厅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而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干事长的目的在于防止给首相以解散国会的借口。    最近有消息说，首相身边的一个人一直在推动旧太平派的干部说“要在社会党因党内纠纷而动荡不定的时候解散国会”。围绕着解散国会，两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愈演愈烈。    福田—大平体制也是这样一种体制：在人事方面，“内阁由福田负责，党由大平负责”。今后改组内阁的焦点在于是否改变这种体制。    福田、大平两人一致同意，在国会临时会议结束后改组内阁和更迭党的领导人。但是，至于改组的目的，双方的想法并不一样。首相的打算是，不仅内阁而且在党的体制方面也要加强福田色彩，摆出解散国会——再次竞选总裁的架势。而干事长则想始终贯彻“‘内阁由福田负责，党由大平负责”这一原则，加强大平在党内的影响，为参加总裁竞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围绕着具体的人选，特别是围绕着党内的人事安排，两人的意见分歧似乎日趋公开化。在党的三位领导人的改组中，福田对大平干事长留任没有异议。但是，旧福田派主张，党的三位领导人由旧福田、旧大平和旧田中等“三个主流派”各出一人组成。此外，还想推举旧福田派的仓石忠雄或园田直（官房长官）任总务会长。而且，据说还强烈主张更换三木派的河本政调会长。    另外，大平从要确立举党体制的观点出发，认为不必拘泥于“由三个主流派垄断党的三位领导人的职务”。不过，对旧福田派推举仓石乃至园田任总务会长，将以“不利于同干事长合作”为理由表示难以同意。    对首相来说，在支持福田体制方面得到大平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干事长也认为同福田吵架对夺取下届政权不利。那么，“不和谐的音调”或许是围绕着政权这个最高权力而产生的谁第一谁第二这样一种命中注定的“对立”。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月十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自民党派系在准备行动，当前目标是内阁改组，水面下的活动频繁》，摘要如下：    沉默了一段时间的自民党的派系，最近逐渐开始抬头了。以旧田中派为中心的“新综合政策研究会”于九月二十八日成立。旧大平派也于上月二十二日召集干部，悄悄地进行了会晤。旧三木、旧中曾根两派于今年春天宣布解散派系，同时成立了“政策研究团体”，一直在活动。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在旧福田派内也出现了以仓石忠雄为中心成立政策研究团体的活动。从解散派系以来大约已半年，虽然不能说是“全面地”，却似乎不能否认，已开始出现不能不认为是派系复活的微妙的行动。    前几天，前首相三木在“政策研究会”上说：“一到秋天，政治就活跃起来。”他后来又说：“夏季，就应充分做好准备。希望好好地进行政策学习。”如果把国会临时会议以及在这之后的内阁改组这种政治日程也一并加以考虑，那么也可以闻到血腥气味。    自民党的一位干部说：“过了今年，派系就会公开化。”也不是不能认为，旧派系这些活动是在作准备活动。    对于这一系列的活动，是用这样一种理由进行的：参议院选举前的紧张感减少了，或者在年轻议员之间出现了要求建立“讨论场所”的呼声。但是，最大的原因似乎仍然是，针对据认为将在国会临时会议后进行的内阁改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十九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自民党鹰派二百人集会组成“自由政治评议会”，对缔结日中条约进行煞闸》，全文如下：    正当人们注意福田首相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作最终决断的时候，十八日，自民党内成立了共由二百名议员组成的集团“自由政治评议会”，举行了揭旗式。它企图从慎重立场出发，给早日缔结日中条约煞车。主张促进缔约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预定于二十日召开誓师大会。围绕日中条约问题的处理，鹰、鸽两派针锋相对冲突起来的活动，突然表面化了。    十八日在党本部举行的成立“自由政治评议会”的大会，众、参两院议员约二百人（包括代理出席在内）出席。据事务局说，已收到二百一十七人申请参加。发起人除中尾荣一、江藤隆美、林大干等人外，连名的还有加藤六月、中川一郎两名青岚会会员以及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日韩友好议员联盟、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成员。    在全场一致分别选出会长长谷川峻（原劳动大臣）、干事长中尾荣一以后，协商了今后的运营方针。结果在日中条约问题上作了根据下述五项基本原则予以处理的决定，这五项原则是：一、鉴于中苏不和的现状以及同台湾的关系，首先需要求得国民多数的同意；二、即使国民同意认为有缔约的必要，还要根据国家利益选择最好的时机；三、完全排除由于缔结条约而给亚洲的势力均衡带来变动的内容；四、霸权条款要明确写上它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普遍原则；五、日中之交应是“君子之交”，应同对方充分讨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展望，持久地确立真正的平等互利关系。另外，还决定要深入开展批评日朝联合声明等活动。

【路透社东京八月十七日电】在传统的家庭单位分裂和大城市生活的压力下，日本的自杀增加了。    一九七六年自杀的人在两万以上，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自杀人数的纪录现在在国际上名列第八，位于西德、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之后。    虽然日本的仪式性的自杀——“切腹”的数字仍然大体保持同过去一样，但是一般自杀和全家自杀的数字有了惊人的增加。一位日本社会学教授认为，这是由于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所谓经济奇迹，人口大量移居城市以后家庭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    饭冢教授报告说，去年一共有五百多个家庭（平均每家四口）自杀，而一九七一年还只有三百三十六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个家庭都同亲戚和邻居有密切的关系，一家有困难，总有人来帮助。饭冢说，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日本的一亿一千二百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集中居住在全国百分之二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家庭感到自己与世隔绝，闭锁在钢筋水泥的大楼中，就象在深山密林里一样，他们适应不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他说，在经济繁荣以前，全家自杀的主要动机是经济问题，现在已变成了担心在父母死后孩子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全家生病、一筹莫展和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在发生象自然灾害这样的全民危机的时候，自杀人数却会下降，因为这样的危机会迫使人民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