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二十五日刊登巴特菲尔德的评论，题为《中国外交活动激增，不断接待他国领导人》，摘要如下：    中国的外交活动突然增多了，本星期接待了三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派了几个高级代表团出国访问，包括向法国派出了一个很大的军事代表团。    同时，说话坦率的副总理邓小平突然接连向几批外宾透露了北京同华盛顿、莫斯科和东京的关系中的一些情况。他在谈话中批评万斯国务卿使美中关系倒退了，还说一九五○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已“不再有效”。    但是，尽管外交活动激增，这里的分析家还是认为北京近来的行动验证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而不是预兆中国对外政策将起变化。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北京的对外政策一直主要是建立在两点上，一是如何对付苏联，这是最大的心事；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中国发展国防，发展经济。    某种迹象表明，万斯先生八月份的北京之行的本意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谨慎的会谈过程中的第一步，以后还要再会谈，继续寻找一个能让美国既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人断绝关系而又不抛弃他们的方案。万斯先生在离开中国之前说过，会谈还要继续。    邓先生批评万斯先生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分析家中间还有些拿不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北京听了卡特总统欢迎万斯先生回华盛顿的讲话以后生了气。卡特先生说，万斯在中国的会谈“很成功”，向关系正常化迈进了“一大步”。于是，邓先生否认有任何进展，并且指责万斯先生使两国关系倒退了，因为万斯建议把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倒过来。    在邓讲话的四天后，万斯先生召见了台湾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这一来，北京似乎更生气了。    美国国务院否认这次接见是为了表示对邓先生的不满。据说，接见沈是在万斯先生去中国以前就安排了的，因为国会里的支持台湾的议员施加了压力，这些人反对华盛顿怠慢一个盟国的大使。    本星期接踵到北京访问的国家元首有缅甸总统奈温、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和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在他们之前，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在本月访问了中国。喀麦隆总统阿希乔预定在下星期到北京。    这些访问的一部分作用是突出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也说明了中国想在发展中国家中间确立领导地位。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六日电】题：符浩大使和首相会谈，转达了华主席的传话    中国驻日大使符浩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三十五分前往首相官邸拜访福田首相，一方面祝贺日中复交五周年，一方面与首相进行了三十分钟的会谈。会谈中，符浩大使一开始就转达了华国锋主席的问好。    福田首相和符浩大使在这次会谈中一致确认，将借复交五周年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日中友好关系。    据说一点未涉及悬而未决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符浩大使说：“互相作为毗邻已有二千年的友好关系，因此不要谈论历史的每个阶段，而应该着眼未来，建立能长久保持真正的友谊的那种关系。”表现出不急于勉强缔约的姿态。对此，首相说：“自发表联合声明以来已经五年，两国关系顺利地发展着，令人高兴。关于今后的两国关系，我期望在纽约举行的外相会谈能获得满意的成果。”此外，在这一天的会谈中，符浩大使说：“日本方面计划在恢复邦交的纪念日二十九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中国方面也预定举行招待会来纪念。”对此，福田首相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

说美苏军事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苏的全面变化，这是美模糊不清的防务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二十一日刊登柯林斯发自华盛顿的文章，题目是《战略均势的危险倾斜》，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柯林斯是国会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国防问题的老专家。他是《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实力；比较当代的趋势（一九七○至一九七六）》一书的作者。〕    美苏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显然在发生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全面变化。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法，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    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前，即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武装部队几乎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我们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莫斯科的武装部队基本上处于第二位。从那以后，美国部队进行过多次的改进，但是他们的相应的衰落与苏联部队相比是引人注目的。    莫斯科的巨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增强了准确性而且装有许多大型的弹头。它威胁着美国用于第二次打击的存放在没有防御措施的发射井里的易受攻击的民兵导弹的生存。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导弹也许仍会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但是问题已不再是苏联人是否能在最终摧毁我们的导弹，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人何时摧毁我们的导弹。    美国领导人近来几乎完全放弃了战略防御，使这个国家对核武器袭击没有防备。相比之下，苏联人则采取了强有力的各种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居民和生产基地。有人说，他们的防御措施可能很快使美国的报复性打击失去作用，现在这样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出现突破，再加上现有的空防和民防措施，就可以使美国的战略失去作用，美国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摧毁袭击美国的侵略者的能力。    与苏联相比，美国的常规能力也下降了。    美国的武装部队（在某种情况下得到盟国的帮助）必须使苏联不敢进行挑战，或者如果需要，就对苏联的挑战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与此同时保持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便使美国的海外利益不致受到一些次要国家的可能的威胁。许多专家不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譬如说，现役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只包括十六个陆军师。这些师的一半目前都在亚洲和欧洲执行使命，或者作为北约组织的后备力量。在美国的六个陆军师起着驻在海外部队的轮换基地的作用。只有两个师可以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相反，苏联人则保持了一支庞大的陆军。自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这支陆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它承受作战伤亡的能力显然占优势，它在中欧的实力已完全使我们自己的实力暗然失色了。    美国总的战术空战资产提供了任何竞争者都不能得到的灵活性。我方仍享有一种明显的质量优势。然而规模小则造成了一个致命弱点。美国的几个兵种发现了如果不大大削减在欧洲的力量，实际上就无法在东南亚的最近摊牌中满足需要。因为这些兵种仍然太分散。    美国的水面舰队处于会被苏联的从海上和空中发射的反舰艇巡航导弹摧毁的危险之中。美国进攻型潜艇的首要目的是对付敌人的潜艇，但是现在苏联的潜艇数目以三比一的比例超过了美国的潜艇。如果这个比例颠倒，我们的能力就会增强。按照目前的情况，这种力量对比对美国商船队是不祥的预兆，美国的为数很少的商船勉强能够满足小规模作战的需要。甚至苏联潜艇的袭击造成中等程度的损失都可能对美国安全的一切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必要的增援部队、补给物资和重要原料横渡大洋的运输将受到限制。这种事态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是有争论的。一些人预言将发生灾祸，而另外一些人则不同意。但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看来都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力量对比变得过分有利于苏联的话，美国的原则或任何计划在和平时期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战时也不可能坚持下去。日益衰落的美国力量已使共同控制武器协议在美国的计划中处于一种突出的地位。实际上，美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一个狡猾的竞争者的合作。    日益衰落的美国力量已经削弱了美国的联盟系统，这些联盟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政治分裂，很可能是由于对美国的能力缺乏信心造成的。    日益衰落的美国力量已经降低了我们的外交地位。如果目前的进程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很难使克里姆林宫相信，进行妥协比进行对美国不利而对苏联有利的不公平交易要好。    可悲的是，我们竟听凭一个蹒跚的、平庸的对手在军事上超过我们，虽然这个对手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的创伤大多数是自找的，是使美国的力量下降和使俄国人的力量加强的那些值得怀疑的概念造成的。    ——每次战争以后我们都解散武装部队，而克里姆林宫却继续加强其军事力量。    ——我们在减少数量的情况下强调质量，而苏联既强调质量也强调数量。    ——我们注重火力而不注重人力，而苏联对这二者都注重。    由于这些和类似的模糊不清的政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安全现在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我们具有扭转趋势的潜力，但是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依靠增加预算而不是依靠改进战略来医治防务方面的毛病，问题将继续存在。

说美国防部长有朗透露的有关俄国人正在研制新的第五代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消息必须受到重视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十八日发表社论，题为《武器竞赛盘旋上升》，全文如下：    国防部长布朗透露的有关俄国人正在研制新的第五代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消息，必须受到重视。    布朗不是一个专门散布骇人听闻的消息的人。他同他的一些前任不同，为了从国会得到更多的军事拨款而臆造出一幅苏联威胁的幻象，这不是他的作风。    确实，从他担任国防部长以来，他一直是十分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说苏联正在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的报道的。    但是现在，在经过政府的透彻研究以后，布朗感到提出以下警告是合适的，那就是“与此同时，苏联人还在研制四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在继续研制ＳＳ—１６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并且他们还在改进四种其它导弹”。    如此重要的情况并不是轻率地透露出来的。随着一九七二年进攻性武器协定十月三日满期的日子的接近，它必定会影响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气氛。国务卿万斯本周将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进行会谈，他已经说过，他预料会谈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所能希望取得的最理想的结果是达成一种谅解，双方将好象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仍然生效那样行事，那么，布朗的话就立即会起这样一种作用：    它提醒全世界，同莫斯科的宣传相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入僵局不光是由于美国“单方面”的建议，或者卡特总统“好干涉的”人权运动所造成的。它也是苏联决定继续大力研制进攻性武器，从而使美国的威慑力量受到威胁的产物。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基本哲学是“互相确保摧毁”。双方都使自己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哪一方都不会部署能摧毁另一方的报复能力的进攻性力量。布朗还没有指责俄国人无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精神，谋求第一次打击力量。但是，他第一次修改了美国关于第一次打击的保证，他说，美国将不谋求这种能力，“如果苏联人对美国表示出类似的克制态度的话”。    这种强硬的谈判立场应该使克里姆林宫明白，美国可能会以提高自己的武器的质量来对付苏联提高质量。卡特政府已经选择了比它所放弃的Ｂ—１轰炸机更厉害的巡航导弹。现在正在研制一种能避开射来的导弹的ＭＸ型机动陆基导弹。    国防部长布朗在今年五月份说：“我认为，如果不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武器竞赛就会上升一圈。”看来事态的发展已经在证实这种令人沮丧的预言。但是，他现在似乎还要提出一条逆定理：如果武器竞赛继续盘旋上升的话，可能不会有第二阶段或者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也不会出现进行实际的大幅度裁减武器所需要的其它步骤中的任何步骤。

【法新社巴黎九月二十三日电】题：卡瓦耶的反应    卡瓦耶星期五（九月二十三日）晚说，美国政府已决定给予法—英的协和式超音速飞机进入美国的“入境权”，但是，他认为，把许可在美国领土上着陆的飞机数目限定为十六架，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限制。    这位运输国务秘书说：“我认为，在美国政府强加的十六个月的试飞期间，协和式飞机能够消除人们对它的错误看法。尽管搞了鬼，但今天的裁决仍给协和式飞机进入美国的入境权了，因此，不惜作出倔强努力的法国政府得到了报偿。”    然而，卡瓦耶还说，法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未能给它一个它有权指望作出的最后性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认为，把在美国的着陆权限定于十六架协和式飞机的决定是一个“不能容许的、同国际准则不大相容的限制”，他还说，“这个决定使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需要进行干预”。至于法国航空公司秘书长索范简短评论说，他相信纽约上诉法院将作出关于法—英超音速飞机在美国城市的着陆权的决定。他说如果决定是积极的，协和式飞机将在最近的时期内开航。

【路透社伦敦九月二十二日电】国际性的《飞行》杂志今日说，英国的飞行性能需求局正在此间举行秘密聆讯。    这次聆听会对世界上四分之一喷气航机的安全，提出严重的疑问。    《飞行》杂志说，这次聆讯是由英国民航当局要求进行的，它会切实研究，是否应该把飞行超过五万至六万小时或是降陆三万至四万次的喷气航机报废。    世界上六千架喷气航机之中，现在大约有一千五百架属于这类。    这次秘密聆讯是因三个令人困扰的发展而触发的。    第一、几年前两架小型螺旋桨推进式飞机，由于金属疲劳而致两只机翼脱落。    第二、五月间，一只丹麦七○七航机的横尾翼发生金属疲劳。    第三、英国航空公司的三叉戟式航机机翼，因金属疲劳而有轻微的破裂。    照现时的标准七○七和三叉戟式航机不是陈旧，但是这三个发展使到英国民航当局的官员怀疑，那些标准也许错误，而飞行性能需求局正在检讨那些标准。    英国民航当局和飞行性能需求局没有国际的权力，但是民航当局一个官员今日对记者说，他们“协力”和美国当局工作。（转载九月二十三日香港《明报》）

【法新社巴黎九月二十五日电】题：法国“协和式”飞机制造者对美国决定的反应。    国营宇宙航空工业公司董事长密特朗将军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协和式”飞机的决定，“是对制造者权利不可容忍的干涉”。    密特朗将军星期六（九月二十四日）对法国电台说：“我觉得关于这个决定的种种考虑都是相当拙劣的，而且限制生产十六架飞机的说法是不能容忍的。”    法国方面承担制造“协和式”飞机的公司的这位董事长认为，要减少超音速飞机的噪音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的飞机有极为精确的技术规格。因此，要在声音方面作根本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修改，只有到这些飞机的第二代才能做到。”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九月二十一日刊登佐尔扎发自巴黎的文章，题为《欧洲共产党人：克里姆林宫给他们念咒吗？》，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建议法国共产党人采取自杀性的方针，他们告诉法国共产党人说，暴力是最可靠的掌权道路，这件事使人们对莫斯科的动机产生严重的疑问。克里姆林宫是不是想要把法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暴力党，从而使法国的选民反对它？法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现在开始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迄今只是私下里这样做，但是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公开提出来。    他们认为莫斯科是把它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把法国党的利益摆在第二位。莫斯科的头一项利益就是防止欧洲共产主义传染病蔓延到东欧和接着蔓延到苏联。法国党的头一项利益则是在明年三月的大选中同社会党人结盟争取得到足够多的选票，从而使它有权要求在一个联合政府中得到重大的一份权力。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容易和谐共存的。    无论在法国或意大利，如果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那就意味着接受一条原则，即假如共产党不能保持选民的信任，可以通过投票使它下台——这样一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选民就会在东欧头一批站出来问，为什么他们被剥夺了同样的待遇。    今年年初克里姆林宫曾就这个问题认真展开了一场新的辩论，最初看来，那场辩论好象是以温和派的胜利而告终。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高级的党的会议，曾让强硬派发表了他们主张在欧洲采取革命策略的论点，但是苏联报刊关于这些会议情况所作的有选择的和不完全的报道，却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强硬派当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苏联党的报刊现在开始公布强硬派早从今年一月起发表的一些讲话。例如，主要党刊《共产党人》最近的一篇文章（克拉辛文章《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大多数问题》）谴责了欧洲共产党人的“议会迷”，它头一次公开了负责考虑西欧共产党战略问题的苏联党官员尤里·克拉辛今年一月讲话的内容。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强硬派重新走运？勃列日涅夫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温和派，他已经显得体力相当下降了，看来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党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为首的“革命”派了。一九七五年葡萄牙危机期间，勃列日涅夫正用劲地想安排一次欧洲共产党会议，可是强硬派却破坏了他的努力，他们在《真理报》发表了扎罗多夫的一篇文章，要求西欧共产党人走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篇文章发表后，西欧共产党人和莫斯科之间发生了互相指责，使得那次会议推迟了，而且使勃列日涅夫本人丢了脸。    当这个会议去年终于在柏林举行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作出了他可能作出的最广泛的让步来保证同欧洲共产党人言归于好。但过后不久，苏斯洛夫发表了一篇讲话，再次攻击欧洲共产主义倾向，显然是企图打乱在柏林达成的微妙平衡的妥协。这篇讲话由塔斯社播发到全世界，它立即引起了欧洲共产党人愤怒的抗议。这一情况显然使勃列日涅夫得以在第二天《真理报》刊登这篇讲话的时候删掉了其中得罪人的一些段落。但是现在苏联报刊上重新出现了“革命”派授意发表的一些文章，这反映出克里姆林宫里面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    这些主张在欧洲采取暴力革命行动的文章，是用意识形态行话磨平了棱角的，因此大体上没有引起西方的注意，这一点是跟莫斯科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的较激烈的攻击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经验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这些“理论”文章的目的在于为实际行动准备舆论。这些迹象使人推测，莫斯科是打算使欧洲共产党人改变他们对新近发现的走民主掌权道路的兴趣。    克里姆林宫显然没有力量命令欧洲共产党人去做它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它肯定有力量发动一场宣传运动，通过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辩论的形式，使欧洲的选民记住共产党是主张暴力的党。而这样一来就会有助于击败左翼，从而防止出现欧洲共产党人可能参加的联合政府——因而也挡开欧洲共产主义传染病蔓延到东欧的威胁。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十六日刊登约翰·达顿发自摩加迪沙的报道，题为《在索马里的俄国人：非洲的立足点突然不牢靠》，摘要如下：    由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的战争，索马里同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俄国人对索马里公共生活的控制正在放宽。    在许多人脑海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个同苏联签订合作和友好条约的黑非洲国家、数年来苏联一直对非洲之角施加影响的桥头堡的索马里会倒向西方吗？    这里的西方、阿拉伯和非洲外交人士一致的看法是，尽管（索马里）对苏联向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一事感到恼怒——这种恼怒程度是如此之深，因此，无法掩盖——这个国家不可能同它自从军队和警察掌权八年以来的主要恩人、唯一的武器供应者和政治上的忠实朋友突然断绝关系。    外交官员们指出，在政府机构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苏联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求它来管理这个机构。苏联仍然参与广泛的援助项目，而且西亚德·巴雷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许诺是坚定不移的。西亚德总统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是使三百五十万索马里人摆脱二十五个最穷国家行列的一种手段。    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实际的考虑即至少在目前他没有其他途径。诸如驱逐苏联军事顾问那样的引人注目的一步将是破釜沉舟的行动。第三世界的一位外交官说：“如果他把他们驱逐出境的话，那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只是使苏联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埃塞俄比亚人。”    索马里对苏联武器体系的依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在技术上很快由西方来替代是不适宜的。正如在政府里一样，苏联专家们在武装部队里占有重要的参谋地位。如果在埃索外交关系已经断绝的这种形势下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苏联专家很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外交官员们是从有关政府上层的一些稀有的情报中得出一致的看法的，包括无数不足取的内容。一个看法是，如果苏联对亚的斯亚贝巴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增加补给，使在有争议的欧加登地区的战事趋势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另一个看法是，不管技术问题如何，美国、英国或法国会愿意向索马里提供另一个武器库吗？    在七月，华盛顿象伦敦和巴黎一样表示愿意提供防御性武器。由于欧加登的战事，这个建议临时被取消了。在那里，索马里尽管不承认它的正规军卷进去了，但是，被看成是侵略者。    新闻部长萨拉德·哈桑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索马里想要同美国建立友谊和合作。至于美国的武器，他说，它们将是受欢迎的。推迟提供武器的决定是不符合西方或索马里的利益的。除了向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它们正在提供一些轻武器，至少确保石油平稳地外流）谋求武器以外，西亚德总统还试图说服美国通过伊朗间接提供补给。但是，这个要求也遭到拒绝。    华盛顿的态度改变妨碍了西亚德总统在最近访问莫斯科时采取灵活态度同俄国人打交道。这位总统特别擅长于采取在两个国家之间制造离间以获渔利的关门外交。他不可能使克里姆林宫产生这样的猜测：向西方的大门是敞开着。    在索马里向西方采取冒险行动——无疑这些行动是真诚的——的后面，某种人仍然可以看到一种试图使莫斯科相信方式是错误的这一压倒一切的愿望。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机关报《斗争》整版登载了意识形态的文章。文章认为，列宁关于狭隘民簇主义的著作应该支配着承认欧加登索马里居民自决权的纯马克思主义政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认为，总统的计划不是要在一夜之间从亲东方转为亲西方，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改变长远关系的基础。他已意识到完全依赖于一个大国的危险性。”    关键的问题是，俄国人——他们在索马里的重要港口伯贝拉有海军设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冒失去索马里效忠的风险。据信，从这里保持武器补给这一点可以找到答案。人们认为，苏联将会继续提供轻武器、弹药和零件，虽然武器的数量会减少，交货的时间会推迟，因为如果完全停止的话，将意味着完全放弃现有的协议，但是值得考虑的重型武器项目——在越来越机械化的战争中丢失的米格飞机和坦克——显然不会得到补充。一位阿拉伯外交官评论说：“索马里处于它的历史危急时期。它需要武器，谁拒绝他们，谁就得不到宽恕。谁向他们提供武器，谁就不会被忘却。”不管结果如何，最近几天对摩加迪沙访问过的人不得不为这个多变的非洲之角的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感到震惊。本记者同索马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受过苏联训练的高级成员就卡特总统的政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位官员指出，索马里，也许是整个世界都尊重卡特处理事务的“品德”，他说，在非洲之角，最受尊敬的品德是枪炮。他说，由于超级大国苏——苏联——的干预，在这里有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九月二十五日刊登莱古姆的文章，题为《俄国试图结束非洲之角的战争》，摘要如下：    苏联正在秘而不宣地催逼非洲的一些领导人马上插手安排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停火问题。    但是至少有两位非洲总统直截了当地对苏联使者说，非洲人不需要莫斯科对他们指指点点，这场冲突完全是非洲人的事情。他们提醒俄国人，要不是苏联给双方都提供大量武器，目前的危险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但当苏联驻乌干达首府坎帕拉的大使穆西科上星期二拜会阿明总统，要求他建议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干预时，莫斯科方面受到了阿明的较好的接待。    阿明把非洲之角的战争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者的干涉”。虽然他同意这场冲突必须由非洲领导人自己来解决，但是他继续力促苏联对双方“提供尽量多的武器”，他赞扬莫斯科是“非洲的最好的朋友”。    非洲统一组织迄今未能动员任何国家为和平作出任何巨大的努力，主要是因为这个组织的许多比较强大的成员国自己也结成了两个对立面。非洲的所有阿拉伯国家，除利比亚以外，全都支持索马里。在黑非洲只有肯尼亚明确地表示支持埃塞俄比亚。    但是，若干有影响的非洲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已站出来反对瓜分埃塞俄比亚的任何尝试，这就是含蓄地表示反对索马里对欧加登提出的领土要求。    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埃及联合表示不满西方国家未能帮助索马里减少它完全依靠俄国军火支持的依赖程度。    西方普遍感到，俄国人由于支持双方而陷入了困境，现在还是让他们尽他们的最大努力脱身出来为好。莫斯科正试图这样做，办法是通过实现停火。

【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非洲秘闻》双周刊八月十九日一期刊登题为《利比亚：大炮或黄油的征兆》的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在利比亚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主要不是同埃及的争端，而是如何处理这个国家一九七六年至八○年数达二百六十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改造计划的问题。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的经济，减少它对作为主要财源的石油的依赖，并使它在农业上自给自足，成为工业产品的出口国。    迄今为止，总的意识形态倾向一直是向着苏联的。这个计划范围之广，对于造成往往伴随中央计划经济而来的国家官僚机构是很理想的。但是，同东欧的经济不同的是，利比亚的行政官吏有充分的资金可以挥霍。而且，他们在使用这个国家的石油收入（去年为八十亿美元）方面是漫无节制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他们一直恣意挥霍。他们一直在令人无法想象地浪费诸如水那样的稀有的自然资源，结果是，现在含盐份的水正侵入班加西以南的枯竭的地下水位，破坏了有希望的农业计划。其后果是，掀起了一个反对卡扎菲中央集权主义政权的政治浪潮。    卡扎菲本人部分地认识到他的反对派的批评。已从西欧来一批农业和工业顾问，然后还将从美国来一些石油专家，如果利比亚将在石油资源开发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进行投资的话。    去年底，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卡扎菲的反应是，增加对有产阶级实行官僚主义限制，只允许他们拥有一辆卡车和一套房间。国家加强了对零售业的控制，特别是加强对汽车和建筑材料的控制。但是，反对只是有增无已，卡扎菲上校不得不取消原定于一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那场表演，要求他的贵宾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改日再来。    由于卡扎菲加强了他同卡斯特罗和苏联集团的关系，商人反对派也就进一步发展了它同流亡在埃及的、以前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马海西和巴库什为首的利比亚人的关系。    今年三月，利比亚同埃及的关系已下降到最低点，因为已经发现所谓的埃及破坏分子在班加西港口埋下炸弹。卡扎菲把国内外的威胁都说成是来自埃及人，那是并不困难的。国内的反对派被称作是叛徒和开罗的人。四月二十二日，一些官员由于参加一九七五年八月马海西的未遂政变而被处决了，在这之后，又处决了十名平民。    同时，苏联情报人员已经到达，以便监督国内的治安工作，通过不高明地使用官禄恩宠，使大批军官安于其位。今年夏初，卡扎菲由于国内政治舞台平静，他就得把精力放在加强他的军事力量上，以便对付他认为是来自埃及的外部威胁。他不仅看到埃及插手他的国内骚乱，而且他还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挑动埃及打击利比亚的革命。    因此，他加强了他同苏联的军事联系。    由于今年进口了苏制Ｔ—５４、Ｔ—５５和Ｔ—６２型坦克，利比亚的坦克力量从七百辆猛增至二千辆。此外，利比亚还购买了苏联ＢＴＲ—６０型载兵装甲车、大约五十架米格—２３型战斗轰炸机和俄国的潜水艇。    卡扎菲发现，实行反对埃及人的军事动员状态，是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支持他的统治的一种简便方式。在过去几周，已调动了成年男女来参加军事训练。已经从巴勒斯坦、古巴和日本征募了雇佣军来加强利比亚的军队。五十名俄国导弹专家已经来到的黎波里。苏联武装部队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也即将进行访问。这样，它同苏联的防务关系就得到加强了。    但是，这样一来金钱和人力总是不能用在农业和工业发展方面，而工农业发展的成败却最终决定着卡扎菲上校政权的存亡。目前，利比亚正在竭力充当苏联的工具以阻挡西方在非洲（即在毗邻的埃及、苏丹和乍得）的推进。卡扎菲上校的政权暂时是牢靠的，但是，商人和反对派不久可能再次联合起来，使人们知道他们对于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前途的影响。

报告说如果中国真想在某些技术领域中赶上或超过其他国家，就必须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科学家应加强与外国科学家的交流；在国内促进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个人创新精神    【本刊讯】美国的固体物理考察团一九七五年九月访问中国后，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了一本访华报告《中国的固体物理》，摘要如下：    总的说来，中国技术发展中的许多目标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对某些重点做些改变，可能会有所收益。要重视基础研究中国选择的课题，明显表现出它们受到现实应用的支配。我们觉得，中国特别重视半导体的研究。就技术重要性来讲，固体物理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比不上它，它是一切现代电子学的基础。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样不重视材料强度的研究。他们非常重视半导体激光器，但在光导纤维和薄膜光学方面却未进行平行的工作。一些重要领域，由于被认为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或明显的技术应用，就索性被略去了。而这些技术对半导体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它们的被忽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科学家对于从原子的角度来理解现象普遍缺乏兴趣。要发挥个人独创精神我们对中国固体物理科学家的质量很有感触。他们生气勃勃，富有献身精神，热切好学，积极肯干。年纪较大的科学家物理知识渊博。但目前这支队伍里只有很少新近毕业并且专业知识较窄的大学生，因此，未能看到多少突出的或独创性的工作。考虑到科学家本身的质量，我们反复推敲造成这种缺乏高度创造性或革新精神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把力量集中在解决眼前技术问题上，就未必能产生创新的基础研究。如果要求为眼前问题提供迅速而可靠的解决方法的压力很大，那么设想出来的方法多半就会尽量少与现有惯例偏离，再不就是抄袭或稍微修改一下西方技术已解决的类似问题的答案。这或许确实是中国发展生产工艺最有效的政策，但这种政策不会使中国的技术水平超过西方。    再一个问题是：科研作为一个小组或一个集体的任务，重要决议由小组而不是由个人作出，这会有什么影响？在这种由小组制定决议的环境里，一个革新而又不落陈习的设想会遇到什么命运呢？会不会把它提交给小组呢？或者这种设想的发明者会不会唯恐提出一个不妥的建议呢？如果提出来，小组会有什么反应？许多设想当它们还处于雏形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特别当它看起来与时势相矛盾的时候，似乎简直就是错误的。这种设想需要有一个相信它的人去加以研究，通过计算或实验去加以证实，然后才能得到承认和接受。在西方，许多好主意往往在开始时被专家们拒之门外，只有经过坚信它们价值的人顽强努力之后，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在中国可能吗？一种“新设想”，即使被研究小组接受了，它还需要经过上级机关的批准，这个过程是否过于使人厌烦，以至于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争取财务经费的现实问题会不会使人只敢提些“保险”的建议？群众路线的概念在许多制定决策的过程中非常有效。集思广益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保证最后采纳的解决方法大体可以令人满意。中国人在发展新工艺方面能迅速克服障碍，证明了集体努力的成功。我们认为，集体活动对于完成事先定好步骤的任务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那些必须高度创新的工作来说，就不那么灵了。根据西方的经验，要发现科学上的重大新概念和发明惊人的新技术，通常要靠智力非凡，热衷于思考新概念，而且精神奔放下羁，乐于向传统观念造反的个人来完成。我们带着一种愿望离开中国：希望不会由于集体活动的压力而失去个人的创新，希望这种个人的发明着眼于人民而不是为了发明者自己。    中国缺乏跨学科、跨专业的会议，以便把不同学科的思想结合起来，把另一学科中的技术运用到本学科来。研究工作的高度专业化不利于不同设想的交流。要注意教学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强调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满足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培养学生们去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但这是以牺牲数学、物理以及与本专业无直接联系的有关学科为代价的。因此，从美国的立场看，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不少“固体工程”，而不是“固体物理”。    由于学生们所受的教育局限于当前科学技术的现状知识，所学的东西很快就会过时。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从发明晶体管得出的经验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认为应强调广度、普遍的深度和广泛的科学知识，不能强调学习科学技术的现状。在我们参观的大学里，新增加的教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本校的毕业生，他们过去学的课程也正是他们将要教的。这种做法有使课程停滞的危险。虽然学校向这些青年教师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种机会大多仍局限于专业范围之内，因而我们怀疑中国人能否有效地处理这种“近亲繁殖”和停滞的问题。要促进各学科的互相交流中国科学家十分注意他们自己的专业，但很少关心其他的领域。例如，低温专业的人一般对半导体或磁学不感兴趣。中国人交流科研成果的方法更加重了这种倾向。他们只出内部资料而不出版期刊，只在专题会议上而不在综合科学大会上做报告，大学和研究所都缺少综合性的小型讲习会。这些无疑会削弱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    为了在技术工艺上超过西方，中国将需要受过广泛训练的人才，他们既要从事基础研究，又能解决具体的物理课题。我们要向中国教育界同事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置一些从大学一直到研究生的课程，培养具有广泛知识面的物理学家。要安排好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除了物理研究所以外，我们参观的其他研究所都担负着应用方面的任务，几乎所有的研究项目都是针对短期目标的。他们几乎未作任何努力从原子的水平去了解物理现象，没有基本的理解，就会被迫摸索着试验，往往代价昂贵，进展缓慢。    究竟应该把多少力量放在基础研究上，这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如果美国要保持其技术工艺的领先地位，就必须支持基础研究，这一点美国人是广泛接受的。核裂变或核聚变可产生能量，这一发现来源于爱因斯坦企图了解宇宙的努力，也来源于其他物理学家企图了解原子核的努力，而不是为了寻找新能源而发现的。因此，在分配经费预算的过程中，与其他竞争项目相比，维护基础科学的利益是最困难的。中国会不会断定必须鼓励和支持固体物理的基础研究。不过中国人也许已认识到，如果他们真想在某些技术领域中赶上或超过其他国家，他们就必须这样做。要伸手分享世界智慧的财富我们非常尊重和钦佩中国科学家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取得的成绩。不过我们也看到几个不利之处：    （一）由于语言隔阂，在赶超外国文献所报道的别国科学发展方面受到影响；    （二）访问中国的科学家很少，中国科学家与外国交往的机会不多，有些科研课题不适当；    （三）中国科学家不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这不但使世界各国科学家失去向中国学习的机会，也把中国科学家排斥在“口头交流网”之外；    （四）中国科学家不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向国外刊物寄送自己著作的单行本，他们没有同一些杰出的外国科研小组或科学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也不会收到外国科学家回赠的论文复印本；    （五）中国年轻科学家没有机会到国外著名的科学中心学习，伸手去分享世界智慧的财富。    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外语水平不太高，以至他们从外国文献中得不到最大程度的收获。如果中国人有选择地翻译小部分外国期刊，他们是会有收获的。

台北市交通中断，学校停课，三十多人死亡和失踪，近七千人无家可归，三分之一的地区无水电供应    【美联社台北九月二十三日电】台风“戴娜”与一股东北季候风，昨晚给台北带来豪雨。台北市区及郊区几乎所有地方，今天发生水浸。台风还阻扰了台北的交通和通讯。    台北当局称，豪雨对台北及台湾北部其他地区造成的财物损失轻微。不过，豪雨造成的水浸，严重妨碍台北电力和食水供应。星期四晚上八时至星期五中午的期间内，台北获得十二英寸雨量。    这是台北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大小汽车开不动，停滞在台北各条街道上，大道也挤塞不通，引致交通大混乱。    警方报道，狂风暴雨在台北多处地方造成山泥倾泻。    由于台北大部分地区被淹，所有学校今天停课，写字楼也大都停止办公。    台北机场发言人说，由于机场跑道积水，台北机场的所有国际和岛内航线，今早停航。    台北电力公司对台北某些地区停止电力供应。一名台北官员说，台北二百四十个地窖的变压器受水浸。工人泵出地下水以后，才可恢复电力供应。    台北很多家日报不能准时出版。英文的《中国日报》晚刊也因报馆受水浸，今天延迟出版。    【路透社台北九月二十三日电】台北警方今晚说，昨晚的豪雨引致台湾发生严重水灾，有十八人丧生，五人失踪。丧生者中有两名是儿童。（转载香港《大公报》）    【合众国际社台北九月二十四日电】台湾七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已于昨晚退走，共酿成二十七人丧生，八人失踪，六千八百人暂时无家可归。    警方估计，台北市将最少需要五到七天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况。台北市有人口二百万，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    台北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及郊区迄今仍无水电供应。市内五十万个电话中，有三万多个因地线损坏而失灵。（转载香港《文汇报》）

【合众国际社台北九月十六日电】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博士今天被台北指责为“间谍”、“骗子”、“讨厌的美国人”、“剽窃者”和“中共收买的宣传家”。    他还被指责为间接参与了要推翻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而代之以由当地台湾人领导的运动。对这位七十岁的前哈佛大学教授的谴责，是在一次“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的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这次讨论会是由九位立法委员、学者和政论作家召开的，有一百多人参加。    费正清夫妇九月十日从汉城到达台北进行九大的私人访问。    世界反共同盟理事方治说：“他（费正清）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以促进美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和劝说美国政府背叛盟友而出名。”他说：“他是俄国人和中共利用和收买的美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出卖美国的利益，还想出卖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