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主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教导不仅最为直接和密切地影响他本国的每一个人，而且也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    【本刊讯】伦敦九月十二日消息：英国著名作家费利克斯·格林十一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摘要如下：    我们今天聚集一堂，纪念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教导不仅最为直接和密切地影响了他本国的每一个人，而且也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有朝一日，毛泽东时代将被视为人类长期演变过程中的分水岭。这是一种奇异的和动人的想法：如果毛泽东从未存在过，你我本会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人，因为他改变了全世界的思想意识的气氛。    我并不认为纪念他逝世一周年的这次集会是一次悲痛的集会。我不是感到悲伤，而是怀有某种激动和感激心情，觉得我们有幸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生活的。如果毛泽东以及在他之前的马克思没有如此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并向我们作出关于最后结果的现实保证，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样的恐惧与怀疑的混乱局面中呢！    苏联在列宁领导下也与过去决裂了——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转折点。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出了毛病，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与中国人民一起，避免了苏联所犯的错误。这并非轻而易举，是不简单的。毛唤起中国人民注意危险，使他们觉醒而认识到革命被颠覆的可能，并帮助他们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旧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甚至向旧的共产党正统思想挑战，而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已向我们表明，当一位伟人逝世时，是有许多危险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危险。今天存在着机械地看待毛泽东的话、漫不经心地重复这些话而不顾当初在讲这些话时的不同环境的危险。毛泽东这样讲过，毛泽东那样讲过，因此必须这么办。他是不会有错误的权威！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本人也是会极力谴责的！这就是人类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核心，即如何学习象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的教导，如何以这种教导为指针。仅仅重复一位权威的话而不理解其内在的精神，这会很容易成为思想上和精神上懒惰的一种表现。    今天，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过程开始了新的一章。当然，有了一些改变。有许多所谓改变实际上并非改变，而是重新强调在毛逝世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政策。中国的新领导正在进行调整，不仅是为了弥补“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害，而且使全国作好准备，以应付目前这个危险的、易于爆炸的、复杂和混乱的世界所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最近从中国回来，因此我可以说：不要相信你在西方报纸上读到的关于中国“向右转”或者毛的政策如何被“摈弃”的种种说法。要始终记住：西方资本主义的报纸是希望看到中国变的。他们希望中国的革命激情减少并希望它完全绝灭。它们的报道往往与它们的希望息息相关，因为西方就是希望看到中国变得较象西方，因为那样一来，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的原则就不再会是一个榜样，也不会再是一个威胁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毛泽东——生存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中国贫穷得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情况下领导他的人民，当时中国是一个遭受外国人无情剥削的国度，一个大多数人民在饥饿边缘挣扎的国度，在那里，一个家庭经过一生的辛劳以后所拥有的可称为他们自己的东西的，就是他们穿的破烂不堪的衣服和一个煮饭的锅。但是看看今天的中国吧！它是一个极受全世界尊敬的国家，最穷的无文化的农民的子女现在可以自由地成为医生和工程师、科学家和诗人、教师和音乐家！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要领导全体人民从那样一个过去走向这样一个现在，那是需要多么好的领导才行啊！    道路上的斗争和危险是巨大的，将来也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斗争。但是不管斗争多么激烈，却不一定代表倒退，它也可能代表前进。    毛泽东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他阐述了某些普遍的原则，中国人甚至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考验了这些原则，并发现这些原则是千真万确的。而千真万确的东西是绝不会灭亡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要举行会议纪念毛泽东。我刚从罗马回来，我昨天在那里参加了一次纪念毛的大会。我推测，每个人自己都会知道毛的教导中的哪些部分对他意义最大。对我来说，我所发现的感受最深的东西是毛对人极为信任以及他的大无畏的精神。

【法新社北京九月十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军事代表团今天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法国进行十天正式访问，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访问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军事代表团。    该代表团的访法是对法国陆军参谋长居伊·梅里将军去年七月访华的回访。    中国军事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将同法国总理雷蒙·巴雷和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会晤。    代表团将观看在法国香巴尼地区举行的装甲部队军事演习。    代表团计划到各省访问五天。代表团将前往法国南部，可能要参观法国的核导弹发射场。中国代表团将观看几次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比利牛斯的蒙路易观看突击队训练表演，在卡佐空军基地观看轰炸演习和在法国北部的瑟堡观看海空援救演习。然后，中国代表团将参观布列塔尼半岛的布雷斯特海军基地。已故的戴高乐将军的儿子、法国大西洋舰队司令菲利普·戴高乐海军中将将在“迪盖—特鲁安号”护卫舰上迎接中国代表团。    这里的外交人士说，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观察家指出，中国认为欧洲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中心。中国几年来一直警告说苏联是欧洲的一个威胁，中国说俄国会“一口吞掉”欧洲。    中国领导人说，苏联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欧洲，其次才是进攻中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告诫不要裁减西方军队，特别是在欧洲。

【时事社东京九月十一日电】题：国家计委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指针》    中国通讯社消息：据新华社北京电，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十二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指针——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    这是一篇有一万七千字的长篇文章，分四个部分，系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指针。    【共同社北京九月十二日电】（记者：边见）《人民日报》今天刊登正在负责制订第五个五年计划等长期经济计划的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长篇文章，说“增产还是减产，是革命搞得好不好的一条重要标准”。    这篇文章，从“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观点出发，对于譬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文章解释说，“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刺激是必要的”，强烈地暗示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方向决不抵触，反而是原动力。    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四人帮主张严格加以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文章指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了不明确提出具体限制措施的缓和的方针。    【合众国际社香港九月十二日电】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说，今后的经济政策将以注重实效作为指导方针，并包括同外国扩大贸易和商务关系。    计委今天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章说，将不放弃已故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革命概念，但是要“按照当前形势”加以应用。    将把强调业务放在同政治同等的地位，而多年来左派激进分子把强调业务谴责为资本主义复辟。    文章说，党的领导干部、公社干部和工业管理人员都应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福利。    还要他们摒弃教条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要堕入贪图享受的泥坑。    文章说，所有这些都是符合毛规定的政策的，并指出，由于激进派和其他破坏分子的“干扰和破坏”，这些政策中有许多政策没有很好地执行。    【美联社东京九月十二日电】（记者：罗德里克）中国今天说，虽然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是闭关自守”。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篇长文中概述了在本世纪末在工业上居于优势的努力时说，“我们要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北京的《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实际上确定了即将来到的工农业大跃进的基本方案。    【美联社东京九月十一日电】中国今天援用已故主席毛泽东的名字来证明新领导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毛在一九五六年确定了中国用五、六十年时间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目标。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九月十一日登载该报撰稿人布雷德舍的一篇文章，题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期满：不予置理吗？》，摘要如下：    卡特政府已开始就延长一九七二年同苏联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一事试探国会的反应，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放风说在该协议于十月三日正式期满后，它将继续得到遵守。    这种试探已在国会中引起初步的议论，人们说这样一种安排是不大可能接受的，因为它不足以使人确信苏联将不会欺骗人。    两周以前政府官员们说，他们正在就延长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填补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协议并得到批准之前的这段空白期一事同国会磋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现正处于僵持状态。    参院外委会已正式要求政府回答它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迄今既未收到书面回答，也未得到口头说明。相反，政府只是派出中等级别的官员同国会的助理人员进行几次接触，来传递政府的想法，以便探测国会的反应。    对国会中一派提出的意见是美国单方面发表一个声明，说明尽管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正式失效，美国将继续恪守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限制，还要说明美国期望苏联也这么做。根据这个意见，莫斯科用不着说话。    向国会中另一派试探的一种与此不同的意见是要求两国都发表声明。白宫一位官员说，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即将作出决定。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暗示，决定如何继续进行下去是困难的，他说，因为这里涉及到复杂的立法问题。    国会批准了期限为五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它是根据武器控制法批准的，这项法案规定限制美国武装力量的“任何行动”都要在国会通过。    政府希望避免在延期的问题上发生一场持久的伤感情的论战，国会许多议员也是这样。一九七五年人们纷纷谴责苏联在第了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上采取的欺骗行为，这反映了一种激烈的情绪，预料在国会通过延期决定的程序中可能会产生这种情绪。    对苏联的谴责包括苏联可能违反一九七二年协定的书面条款及美国关于协定怎样能得到执行的设想。    这些设想，有一些是在协定签署期间，美国在单方面的声明中表达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苏联人的公开同意。    如果现在仅仅由美国单方面声明延期这个协定，那就可能出现类似一九七二年美国发表关于这些设想的声明时所发生的问题。

【美联社布鲁塞尔九月八日电】根据共同市场提供的数字，西欧失业人数目前已增加到整个七十年代中的最高峰，失业人数的这种增加早在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之前很久已开始了。这个欧洲失业数字在一九七○年就开始增加，除在一九七三年暂时下降外，每年都在继续增加。    目前失业人数将近五百七十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以来最高的数字。    这个数字所涉及的九国是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爱尔兰和卢森堡。    这个统计数字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因为失业者当中的一个很不相称的数字——在多数国家中为三分之一以上——是年在二十五岁以下的人，

【路透社西班牙巴塞罗那九月十一日电】今天，加泰罗尼亚以迸发的地方主义热情庆祝它的“民族日”，数千名加泰罗青年分离主义分子在这里举行示威，要求摆脱马德里的控制而独立，要求废除君主制。    在这次左派集会之后，将在这个东北部港口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要求实行自治。游行的组织者们预言，将有一百万人参加游行。    大批大批的防暴警察派到了会场附近，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干预，尽管马德里政府坚决要维护西班牙的统一和卡洛斯国王的君主地位。    当演讲者在一个小小的中世纪广场上，谴责二百六十三年前打败加泰罗尼亚军队的“专制主义”的波旁王朝时，广场上飘扬着数千面红黄条的加泰罗旗。    大约五千名青年高呼“独立，独立”，“占领军滚出去”，受到四周阳台上的老太太们的鼓掌。    托派沿着巴塞罗那主要街道列队前去参加这次分离主义示威。他们高呼“打倒君主制”，“共和制万岁”。队列前面是一面巨大的红旗。    来自西班牙西北部的巴斯克区的数百名民族主义同情分子，起劲地挥舞他们自己的红、绿、白三色旗，为演讲者喝采。    由于成千辆插着加泰罗小旗和用喇叭按出“自由、大赦和自治地位”节奏的小汽车和摩托车赶来参加民族庆祝活动，这个西班牙最大城市的交通陷于了停顿。    今天的纪念日是纪念巴塞罗那一七一四年，陷入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手中。这一奇耻大辱后来变成了每年一度的节日。这次失败使胡安·卡洛斯的祖先——菲利普五世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    马德里政府自六月大选以来，曾多次答应很快要恢复加泰罗尼亚这个富庶的工业区的自治。

【本刊讯】香港《明报》九月八日刊登该报驻美特约记者梁厚甫的一篇文章，题为《透视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延期大考·挑灯夜读》，摘要如下：    万斯国务卿访华归来，华府方面，充满了乐观的气氛。据旧金山市研讯报记者华里殊的报道，万斯国务卿曾有电报发回华府，当国家安全会议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对其属员宣读这一封电报的时候，整个写字间，都为之喜气洋洋。    细按下去，此行有何收获？连国务卿万斯自己也说：“此行只是向正常化国交之途前进。”前进有殊于迈进。事实上，自一九七二年以还，美国无日不说是向正常化国交之途前进的。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美国乐观的气氛，起自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华国锋在报告内边，谈到世界形势的时候，曾引用列宁的话：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在同一的报告内边，华国锋指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正在争霸，但苏联更为危险。从这一些话，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不失为中国的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虽无外交，已晋升为同盟者，不能不说是收获。    不过，华国锋的话，早已定稿于万斯抵华之前，如果是收获，那是美国的收获，而不是万斯此行的收获。于是，就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认为如果不是万斯耳有所闻，至少也是万斯心中有所感受，中国纵使对台湾仍坚持断交、撤兵、废约的三个条件，但认为可以慢慢来，慢慢来也是一种时间上的收获，那是值得喜气洋洋的。    在一个不拘形式的新闻记者的酒会中，一位喝到半醉的日本记者说：你们念过大学，当会记得当年正要进入考场的时候，教授突然宣布大考延期的滋味，那末，你们就回去“开夜车”好了。    虽然是日本记者的一句话，细味下去，不无道理。    一、在中美关系上，台湾问题，毕竟是美国的心头重坠。上海公报既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却负起保障这一部分领土安全义务，这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国是要摆脱的。摆脱了，又怕人家说是“始乱终弃”。说美国的心情，象是一个懒得开卷却又被逼前赴考场的学生的心情，那是恰如其份的。    二、关键性的问题是：怎样去“开夜车”。“开夜车”就是挑灯夜读。但是，一九七二年以还，美国谋士们何尝不“开夜车”，但“开夜车”总是开不进脑袋。基辛格自称为一代大儒，心中早已知道条条都不是路，偶然听到了“日本方式”，以为云开见月，细想下去，中美联防协定的存在，美国连日本的资格都取不到，就有以中国对台湾不用武力的保证来换联防协定的设想，但是，中共早已关门了。    推敲整个形势，美国要“开夜车”，留下来的祗是一条路，就是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只能以焦急的心情来旁观，旁观却不是“开夜车”的常法。因此，这几天来，又有新思潮之冒起。本来在军人墓地下睡得安安稳稳的马歇尔，又被人提起来了。    提起马歇尔的人，有甚么的理论根据呢？认为，中国人不许美国干涉内政，那是指一些粗暴的干涉而言。例如叫中国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那是粗暴的干涉，但是，换上一种方式，善意地协助中国人来解决内政，在某些程度上，中国人或者认为可以容忍的。    进一步，华国锋说过，解放台湾，使用那一种方式，那是中国人的事。既然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自然不仅限于武力。中共的大门，本已敞开，今后不必多向北京来烦絮，问题仅在于台湾。台湾是美国的盟邦，似乎有替美国来分忧解虑的义务。美国如果要“开夜车”，大概不能不靠这一本“应考须知”了。    说这样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至少有三个极端明显的迹象：（一）众所周知，近年台湾颇想调换驻美大使沈剑虹，但美国不同意。认为换大使，在新的人选方面，会引起北京的疑虑，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台方不换沈剑虹，美方也不换昂格尔。但是，此事有弦外之音，沈剑虹和昂格尔，都一大把年纪了。    （二）万斯的随员中，有一位是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万斯会谈完毕之后，霍尔布鲁克即经由北京，道经日本，直赴台湾去说明会谈经过。此事也大有弦外之音。如果知道了霍尔布鲁克的背景，则弦外之音，更为响亮。助理国务卿的地位虽不太高，但霍尔布鲁克在“三边会”内边，是国际关系问题的权威，其地位仅次于国家安全会议助理布热津斯基，且做过美国第一二位权威刊物《外交政策季刊》的总编辑，平日认为，只有台湾当局，才能拯救美国外交上的困境，又认为，中共今天，以世界形势为重，台湾如果能把握时机，可以多得一些好处，甚而取得局部的自治也有可能。如果时机一过，中共与苏联之间，有什么天旋地转的变动，则台湾要找一粒咸豆来吃也感艰难，遑论是土豆烧牛肉了。    （三）万斯的随员中，另有一位是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内边的工作人员奥克森伯格。此人平日虽是好好先生，不大讲话，但他也曾说过，中共和苏联有不同的地方，苏联爱建铁幕，但不开天窗，中共虽建铁幕，但爱开天窗。香港是其一，澳门是其二，台湾当局如果好自为之，可以成为中共对外吐纳的一个特殊区域。中共和日本的建交安排，就是这一种可能性的暗示。    日本记者并不是酒后失言，美国今后是要挑灯夜读的，读什么书，苗头已露出来了。

【本刊讯】印度《印度时报》八月十七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同过去一样的需要和考虑》，全文如下：    前政府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对瓦杰帕伊说明人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的许多讲话表示丝毫的异议。说实在的，他同尼赫鲁的方针如此一致，因此有时叫人难以回想他自己不久以前还是对故总理所做的和所主张的一切批评极苛的人民同盟的一个成员。瓦杰帕伊目前内阁的同事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不过，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种变化并不是罕见的事。恰好相反，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反对党领袖在成为执政党以后还是执行前政府政策的例子，简直要多少有多少。举例来说，艾德礼政府甚至比保守党政府更加亲阿拉伯，而后者在同意拆散中非联邦而给马拉维和赞比亚以独立这一点上又同工党政府一样坚决。就苏联而论，人们常常不无道理地说，不但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也都是过去的政策的延续。    历史这些例子的含意是承认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由它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意识形态——就其表面的意义来说——是不能大大改变其政策的。虽然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执政集团对国际现实和国家利益的看法，它正如南斯拉夫和中国同苏联的争执所表明的那样，并不具有决定性。    就表面的意义来说，可以举出联邦德国同西欧和美国的关系来证明认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论点，但是这个例子并不恰当，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如果统一了起来的话，即使它选择民主制度，也是西方联盟所包容不了的。说实在的，尽管德国被分裂，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对波恩成了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拉力。    根据这种情况来解释，看起来同苏联友好还必须继续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莫斯科自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印度碰到任何政治危机的时候，一贯支持新德里也并非出于偶然。    这一事实从一开头起就完全弄混乱了，因为支持和反对尼赫鲁对苏友好的政策的人都是一面以东西斗争、一面以在五十年代初期还不明显，以后就明显了的中苏争夺来解释这一政策的。但是应当能做到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把俄印友谊放到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去看。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苏联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必然是要受想减少（如果不说是消除的话）西方的支配地位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所驱使。举例来说，克里姆林宫只是在一九五三年美国决定同巴基斯坦缔结共同安全条约，以求在巴基斯坦取得可以用来反对苏联的并且加强名为巴格达条约的地区性反苏联盟的基地以后，才对尼赫鲁的主动拉拢有所反应。而从尼赫鲁来说，这样做也是因为迫于客观上要求遏制当时企图在全亚洲代替趋于衰落的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但是，即使冷战并没有扩大到亚洲，苏联和印度也可能，而且也会更加靠拢一些。    宗教说到这里就同中国有关系了。一个统一的，复兴的，而且自信甚强、咄咄逼人的中国必然要进入西藏，以实现它的主权要求，而且，不论其意图如何，都要在新德里引起担心，与西藏接界的大片地区在五十年代并没有安全保障的这一事实使得新德里倾向于苏联。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巴基斯坦由于宗教不同而分裂出去单独建立国家，客观上使得印度处于更强烈的要同苏联友好的要求下。    这个问题也一直被搞乱了。因为西方的学者和报界一直在宣扬，如果尼赫鲁不是毫无必要地采取反西方的姿态的话，西方世界本来是会看中印度而不会看中巴基斯坦的。这种宣传是很成功的，但是尽管有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九五四年同巴基斯坦签订安全条约以后向印度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这样一些事实足以证明上述论点，西方的这种论点是经不起检查的。英国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决心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联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而据奥拉夫·卡罗一九四八年在《圆桌》季刊上发表的匿名文章中说，巴基斯坦被认为是波斯湾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地区，美国一般是以英国的观点为观点的。为了说明事实真相，还得另外加上两点。    第一，多年以来，赞美和批评尼赫鲁的人都认为他在亚洲执行的反西方的计划是他的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思想，是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偏爱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但是其实这话只有一部分合乎事实。因为，无可怀疑的是，尼赫鲁对一九四八年西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决支持巴基斯坦这件事极为恼火，他后来的反西方言论，即使不是由这种事决定的，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尼赫鲁之所以弄到与西方作对，与其说是由于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其次，虽然人们普遍承认苏联在五十年代初期对西方在西亚和巴基斯坦的行动有理由感到惊慌，也有理由一把抓住因为纳赛尔总统藐视西方而给它提供的机会。但是人们却没有同样地认识到，如果西方的计划将归于失败的话，印度所冒的风险也几乎一样的大。大多数评论家，包括印度人在内，都没有能认识到，在西亚组成一个大的军事联盟，也同样会伤害印度。说实在的，不能排除印度吃的亏要比苏联大这种可能性，因为印度同苏联不一样，它在军事上不能不怕由此而大大得到鼓励的巴基斯坦的侵犯。    尼赫鲁转向苏联寻求支持，首先是为了反对西方和西方支持的巴基斯坦，后来是为了反对中国，自从那时到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某些基本事实并没有变，而且它仍然说明印度要重视苏联的友谊。苏联领导人近来一直是出奇地幼稚，消息不灵通，思路不开展，印苏经济关系看来已到了顶。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两国已经不再互相需要。近年来苏联在西亚的地位恶化，再加上索马里的情况对它的威胁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一论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又回到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在印度周围地区属于支配地位的那种情况了。    军火对印度来说，这种看法特别真切，因为它需要军火，也因为它同中国的关系有问题。前政府中有些有势力的人物曾打算以使来源多角化为名转而再向西方购买军火，现在又有人提出这一论点来了。但是要这样做还得拿出理由来。鉴于西方专家自己都承认在制造先进的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已赶上了西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西方，是不是拿得出理由来是很可怀疑的。说实在的，就在现在，就有人提出有力的理由，认为印度不应该再搞比现在已经有的武器更新式的武器了，它应当利用巴基斯坦目前国内混乱给它的这段时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解决使武装部队现代化的问题。不论怎么说，应当象在民主国家里一样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不应当再象过去那样秘密地加以处理。    至于说到同中国的关系，无论是认为印度为了使北京放心就应当同苏联“分手”，或者是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印关系取得很大的力量和达到很大的深度，这种想法都太天真了。相反，新德里如果要说服北京不要利用它在边境地区的困难的话，就需要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手段只有依赖同苏联的关系，别的东西是代替不了的。

【本刊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三十一日刊登莫汉    ·拉姆的新德里专电，题为《印度政策小有变动德赛决心谋求“真正的不结盟”》，摘要如下：    预定在十月份要去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德赛宣称，这两次访问不是搞平衡。但是这里研究印度对外政策的分析家倾向于另外的看法。    德赛先生已保证他那上任五个月的政府要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政策。他一登场就公开宣布要纠正偏向苏联的方针。苏联是印度与之订有二十年友好条约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对外政策方面的变化还是很微妙的：    ——表示愿意同巨大的亚洲邻国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原因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北京对新德里政权的更迭表示热忱欢迎的缘故。    ——试图在印度洋的军事基地问题上对苏联和美国同等看待，印度希望把印度洋划为“和平区”。前总理英    ·甘地政府光谴责美国而不顾苏联在那里海军力量不断扩大的事实。    ——在核政策方面，印度向美国让步，保证不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    但是，分析家们还认为，印度对外政策大体上保持了连续性。    例如，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受到新德里政府更迭的影响，友好条约并没有废除。依靠苏联和东欧的武器的状况不会很快结束。除德赛访苏外，印度国防部长拉姆将另外率领一个由陆海空三军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印度的对苏贸易有盈余，但是贸易和援助的方式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为了突出印苏特殊关系的连续性，苏联将派一位副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前夕到新德里来讨论。这是多年来的惯例。    在对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虽然执政的人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是反对过去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亲阿拉伯倾向的，但是对以色列的态度没有改变。使阿拉伯国家感到放心的是，印度没有答应把以色列总领事馆从孟买迁到新德里来。

【法新社加德满都九月十二日电】尼泊尔电台今天上午正式宣布，比兰德拉国王已任命五十岁的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为尼泊尔首相。    比斯塔先生以前也担任过首相，是在一九七三年夏季辞职的。    电台广播宫廷的公报说，比兰德拉国王根据尼泊尔全国评议会和另外两个重要的法定机构的推荐，已在昨晚任命比斯塔先生为首相。    预计比斯塔先生将在今天上午组织内阁。    电台说，比斯塔的任命是“暂时的”。    观察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导致对宪法中的一些条款作适当的修改，特别是有关选举的方式。    他们指出，虽然这是比斯塔第四次被任命为首相，但是这次选择他当首相是符合民主程序的。    比斯塔以前曾担任过记者。政界人士认为他是一个“强硬路线派”。他于一九五○    ——五一年间由于对拉纳政权的强硬立场而在政治上一举成名。拉纳统治集团倒台后，他立即被任命为谘询委员会的成员。一九六四年，他在吉里的第一任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和大臣会议副主席。三年后，他在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的内阁中任副首相。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取代塔帕任首相。    一九七一年比斯塔曾两次奉命担任首相职务，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九七三年七月，由于政府大厦秘书处被烧以及柯伊拉腊分子劫持了尼泊尔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比斯塔离开了政府。当时把这两次事件归罪于比斯塔，他的政敌激烈批评他不能维护法律和秩序。

【法新社北京九月六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不管是“温和的”中国还是“激进的”中国，它仍然使外界迷惑不解。    在苏联看来，中国人仍然是没有灵活性的，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卡特要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仍旧置若罔闻。因此，中国新领导人基本上遵循了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对外政策，虽然中国的“坚定朋友”阿尔巴尼亚指责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会改变了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用较“讲求实效”的人、军方人员和技术专家代替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激进派领导人及其追随者。    但是，在“伟大舵手”逝世一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尤其是华国锋主席已使对外政策如以往一样强硬，尽管明显希望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采取开通态度。    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反苏攻击没有停止，而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北京—莫斯科关系的恢复还不是已在望的事。    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华国锋主席谴责苏联搞“法西斯专政”，并预言两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是长期的。    对于美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看来，如果说上海公报发表后五年多以来美国还没有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么过错在美国政府身上。    卡特总统曾希望北京会作出小小姿态，默认在美台关系断绝后不久不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    中国领导人不但不提供这种有希望的迹象，而且还更加强有力地重申他们要“解放神圣领土台湾”，反对外国对纯粹的中国内政进行任何干涉。    万斯的访问事先就说是“探讨性”的。没有指望获得具体结果。中美会谈恢复了，看来谁也没有感到失望，虽然事态显然没有任何进展。    自从去年毛逝世，并于一个月后清洗了“四人帮”之后，中国为了经济发展表示希望向外部世界开放。    另外，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自八月三十日到九月八日对中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件事来判断，中国似乎还希望在世界上发挥进一步的外交作用。    铁托总统在北京受到了过去进行访问的国家元首难得受到的盛大欢迎。观察家们认为，他之所以受到热情接待，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国之所以隆重欢迎铁托总统，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威望的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是整个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一位受尊敬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地位。    这样，中国就可以指望利用铁托的力量来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在各个地区，特别是在莫斯科最近遭受了一些挫折的非洲地区    ——莫斯科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遭到了挫折    ——胜过苏联。    另一个原因是，北京认为铁托总统是独立于中国目前的头号敌人苏联的象征。    中国领导人仍然坚决反对“东西方缓和”和裁军。他们重申他们确信，由于美苏争夺，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铁托也和万斯一样对此表示怀疑，他对他的东道主说，他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万斯和铁托的访问使阿尔巴尼亚感到烦恼。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同苏联破裂之后一直遵循毛主义的旗帜，到今年七月七日它开始充当中国政策的政治审查员。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报》把中国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北京号召成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这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危险的一个”苏联的做法是“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昔日的“坚定的朋友”破坏了铁托总统对北京的访问，因为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在铁托访华期间散发了阿尔巴尼亚党报于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期间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文章的翻印本，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拜倒在铁托脚下》。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十一日刊登邓小平副主席十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第二次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摘要如下：    四个现代化不是新问题，是重新确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方针。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计划被推迟了两年，但一定会实现。华国锋主席当了领导人，我们充满希望去努力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确信一定能够达到世界水平。    （当滨野团长问到在四个现代化中，国防的情况怎样时）国防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我们绝对不会败于苏联军队。它要侵入，我们准备打。即使是近代战争，归根结底，人的力量是重要的。    （在听了滨野团长表示要促进早日缔结日中条约的决心之后）感谢你的话。感谢五百二十二人的国会议员。我相信，五百多人的努力将有助于永远的友好。即使不能缔约，我们也感谢。如果能缔约，就是你们努力的结果。田中当首相、大平当外相时来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此表示感谢。请向他们问候。在这一问题上，竹入先生、成田先生、保利议长做了努力，对此表示感谢。    【法新社北京九月十一日电】（记者：弗朗西斯·德隆）邓小平副总理认为，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占绝对优先地位。    据在这里的一位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说，邓小平是在同来访的日本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强调这一点的。    邓说，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中国在其他方面就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他说，“农业是关键”。他解释说，只有发展了农业，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实现工业、国防和科学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正通过两个重要部门——农业机械和化肥——的现代化而得到发展。在这里的一位法国人士说，加拿大的梅西·弗格森公司八月二十日卖给中国三千台五十五马力的拖拉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梅西·弗格森公司在法国开办的工厂制造的。

【时事社东京九月十二日电】题：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出发    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已于十二日上午九时七分乘日航班机飞往北京。    新自由俱乐部向国外派遣代表团，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出发之前，河野团长在羽田机场会见记者，谈了访华的抱负。他说：“要以坦率而谦虚的态度听取中国方面的想法，以便有助于新自由俱乐部制定今后的外交政策。”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八日刊登一条消息，标题是《廖承志会长对日本政府推迟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表示不满》，摘要如下：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七日下午六点半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团长为滨野清吾）。廖会长在宴会上讲话说，“日本的一部分人害怕国外的压力，节外生枝，拖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这是遗憾的”，从而表示了不满。该会长再次强调，把一九七二年恢复邦交时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第七条——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这正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立场”。    廖承志在讲话中，对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二十几年来为增进两国友好所起的作用给予了评价，尔后，把话题慢慢地转到尚未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现实上去。廖会长强调了如下三点：（１）日本的一部分人害怕国外的压力，节外生枝，拖延了条约的缔结；（２）他们不仅未使事态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３）推迟缔约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这三点都是中国方面在这以前一有机会就指出的内容。而廖会长把它加以概括。    据认为，中国方面的看法是，拖延缔约是从三木内阁以后。同时也暗中批判了被自民党的韩国、台湾帮、长老和苏联派议员拖住后腿，在缔约问题上下不了决心的福田内阁。    特别是廖会长指出“苏修欺软怕硬”，希望在缔约问题上，日本要排除同苏联的妥协。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八月三十日一期刊登一篇介绍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文章，题为《日中友好条约的调整人——佐藤正二》，摘要如下：    在搞日中关系的人中，占上风的一种看法是：“佐藤当大使后，日中之间的渠道会加宽。”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当过外务次官的大人物，而且生来度量大。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木内阁成立不久，他由西班牙大使升任外务次官。他是搞条约的老手，曾任条约局事务官、条约局第一、第二、第三课课长、参事官、局长等职。他几乎全部参加了战后著名的外交谈判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例如鸠山内阁签署的日苏联合宣言、归还小笠原和冲绳协定、日韩谈判协定等等。这些经历给人留下了他是“坚实的实务家”的印象。当了次官以后，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他的工作范围。可以说，佐藤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日本外交的方向。外交上完全外行而且性格脆弱的鸠山当了外相后，纷纷传出“佐藤倒象是外相”这样的说法，也是这个原因。    日中关系同中苏对立牵扯在一起，很微妙。虽然摆出了一幅积极的姿态，但是三木内阁无所事事就离开了舞台。福田内阁也正在走着同一条路。这是因为日中关系问题同自民党内的势力之争密切联系着。因此，驻中国大使的存在，对决定对华政策是起重要作用的。在这一点上，不少人对前大使的作用抱怀疑，而对佐藤则抱有相当大的期待。    至于谈到佐藤对于对华政策特别是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霸权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也并不是丝毫没有令人担心的地方。有人认为“福田只是从维持政权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佐藤虽说得到福田的信任，然而在这方面也是感到为难的。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是，佐藤在北京生活一段后，能否变得从心眼里喜欢中国。前大使小川“从初出茅庐时便同中国打交道”，而佐藤在外国的任职都是在法国、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也许因为这一点，他的兴趣是爱好西方音乐和绘画。他喜爱的高尔夫球，在中国也不能打了。过去对东洋美术根本不喜欢，因此有人深表同情地说：他目前的生活大概是寂寞的。了解佐藤的人却乐观地说：“他喜欢喝酒，他是会找到他的爱好的，因为他是一位能根据环境决定自己生活的人……”    自建交以来，日中关系总的来说是发展顺利的，但是，可以肯定，条约谈判的前景将对今后两国间的友好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