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孟加拉国《新时代》周刊最近发表一篇题为《向毛同志致以红色的敬礼》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代表由工人资助创办的《新时代》，向这位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致以革命的敬礼和表示热爱。    毛泽东同志的逝世，标志着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时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传统和精神。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而且在亚非拉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史上，毛泽东同志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同时也是战无不胜的力量和革命坚定性的象征。同中国人民一样，全世界劳动人民失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永远激励人民的革命统帅。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缔造者，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英雄战士。他的思想是当今全世界被剥削人民的锐利武器。    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的名字可以同历代第一流的革命领袖并列。在革命历史上，他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人类历史上，毛无疑是永垂不朽的。    在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毛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使革命取得成功，这在各个时代的人民看来都是一个奇迹。在他逝世一周年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们仿效他的榜样，决心运用他的学说。今天，毛虽然逝世了，但是他遗留给我们的革命的道路和学说将是永存的。哪里有被剥削的群众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展开斗争，哪里就有毛。只要有斗争，毛就将活在人民的心中。    【本刊讯】秘鲁《新闻报》九月九日刊登胡安·维森特·雷克霍写的纪念文章，题为《毛逝世一周年……》，摘要如下：    毛主席是二十世纪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留下了丰富的遗训。    一年前的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八亿中国人民获悉这个消息后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毛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革命的化身，是在反对他们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革命的化身。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以后，他指引着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国家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进行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目前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实践，它消灭了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贫穷和剥削，使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强大、蓬勃发展的国家。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最独创的贡献是，使农民成为革命的动力。毛依靠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千百万中国农民的热情参加，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场革命充满了许多英雄事迹，其中最突出的是经历了万水千山跨越整个中国的雄伟的长征。    现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刚刚举行过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重申，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称霸，不扩张，不进行战争。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反对统治的斗争。同时，尊重各国和各民族的主权。毛逝世以后，在军队和人民的支持下，华国锋粉碎了江青及其追随者策划的阴谋，在中国建立了新秩序，使生产显著上升，现在正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和国防，争取赶上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法新社北京九月十一日电】题：邓小平重申他对美发出的警告    邓小平副总理星期六（十日）再次谈到万斯新近对北京的访问，说中国不允许美国把中国当作一张美国外交游戏的“牌”。    据消息灵通的日本人士说，邓小平接见在北京访问的一个日本议会议员代表团时，重申和说明了他新近任北京对美国记者的谈话。    邓小平说：“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在中国的立场问题上欺骗世界。美国现在玩着两张牌。”他显然指的是人民中国和台湾。他还说：“我们能允许美国把中国作为它的一张牌吗？显然不能。”    最近恢复职务的邓小平，讲话果断有力。他是美国国务卿万斯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的主要对话者之一。这位副总理也是一九七五年福特总统和基辛格的对话者。    邓小平强调说，万斯之所以在中国受到接待，这是因为同他会晤以进行一次象他自己所称的“探讨性访问”是有意义的。    据邓小平上次的讲话，万斯建议美国同北京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即互换大使，而在台北设联络处，但中国拒绝了。    美国国务院被副总理的透露所激怒。    星期六（九月十日），人们还注意到，从卡特进入白宫以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第一次同万斯就中美关系举行了会谈。    好几个月来，沈要求国务卿接见都未成功。而在邓小平对美国记者谈话后四天，他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

说他在中国受到的接待和取得的结果是有点不平常的；他在苏联进行了详尽有益的会谈，南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苏接受了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九月十一日电】铁托总统今天在联邦国防部长助理、南斯拉夫人民军海军司令马穆拉海军上将为他举行的午宴上发表讲话：    今天，我们的海军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武器，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制作的。我国劳动人民越来越掌握现代化技术，因此我们的海军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处于高水平的防御力量。    几天以前我刚结束一次遥远的访问回国，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走了大约三万公里。我们访问了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那里就我们的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完全平等地进行了会谈。    在苏联，我们进行了十分详尽的会谈，我要说，这次访问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接受了。我们不可能改变。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改变。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才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原则性和始终不渝使我国获得了巨大声誉。    我们也去了朝鲜。朝鲜是一个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面临的许多问题同我们过去所遇到的相类似。这个国家由于自己的能力、意志和对独立的热爱，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我们去了中国。同志们，我们的中国之行是有点不平常的，这是就我们受到的接待以及所取得的结果而言。我们完全开诚布公地就所有的问题进行了会谈。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内部发展，对自治表现出极大兴趣。    我要说，我们的不结盟政策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最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今后形成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分外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虽然是小国，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赞扬，正是由于我们是始终不渝的，讲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观点。    因此，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说，南斯拉夫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但是，我们必须珍惜我们国内的团结，还有，我们必须象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样行动，而不去管它属于哪个共和国哪个民族。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享有崇高声望，还由于我们正确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由于我们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去采取行动，去工作的。    至于海军和我们整个国防今后的建设，我们不会吝惜努力和资金。我国人民不反对我们把相当多的资金用于国防，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安全的保证。外界也都确信，如果有人想进攻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将是一颗坚硬的核桃。这颗坚硬的核桃必须变得更为坚硬。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九月十一日发表一条消息，题为《首相没有急于搞（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想法》，摘要如下：    中国的邓小平副主席十日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第二次访华代表团会谈时，就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发言说：“期待于福田首相”，中国方面迫使福田首相作决断，对此首相怎样应付，这成为焦点。可是，福田首相在日中条约问题上，没有改变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当前的政治日程里，完全没有纳入要缔结条约的程序。    以本月二十九日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为目标，一举缔结条约的呼声，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推进日中关系派的议员中间正在增强。而外务省人士十日也强调说：“在事务方面现在已处于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谈判的态势。”尽管如此，首相依然停留在重复“以双方满意的形式，尽快地缔约”这种原则的地步，没有发出“前进的信号”。    其理由，综合首相侧近人士的话，据说首相考虑了以下几点：（１）美中关系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２）在中苏对立当中，不应招致日本袒护中国那样的结果；（３）当前，调整日苏渔业关系是重要课题，不能自己给解决这一问题造成障碍。另外，党内鹰派（在日中关系上的慎重派）的压力依然很强，必须顺利渡过当前政局的首相不想贸然在党内掀起波澜。

作者就《保卫美国》、《带有危险的阴云》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三本书评论说，书的主题都是很清楚的：保卫西方文明，尤其是要保卫欧洲，认为保卫把欧洲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是最重要的和有价值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七月十七日发表弗朗兹·舒尔曼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面前的危机》，摘要如下：    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宣传工具及时地报道了有关政治斗争和战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以前引起每个家庭关心对外事务的那种危机感。对外政策问题又恢复到一些外交官、战略家和制定政策的人始终希望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权力的走廊里由人们平心静气地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们并不是普遍知道，正当现实在不断变化的时候，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方向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    这种讨论在卡特的国家安全机构里实际上是秘密进行的。不过象过去一样，这种辩论在消息灵通的外界人士的公开谈论中仍然有所反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本书，本报读者可以回忆一下去年年底，在专论栏里并排刊登的两个鼓动这场辩论的委员会——当前危险委员会和美国美苏关系委员会——的声明。前一个委员会与《保卫美国》一书的撰写人之一保罗·尼采有联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尼采长期以来是华盛顿的一位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人。后一个委员会的观点同现在担任卡特总统的武器控制谈判代表保罗·沃恩克（尼采在国会作证时曾反对他的这个任命）的观点相类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基辛格关于除了实现某种缓和以外别无出路的信念。    关于美国和苏联关系问题的辩论使鹰派和鸽派展开了斗争。鹰派坚持认为，苏联是一支只能用相应的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才能阻止得住的危险的扩张主义力量。而鸽派则说，两个超级大国陷入僵局是因为它们都拥有能同时互相摧毁对方的能力。鹰派预言，两国关系将要恢复到冷战时代，或许比那还要糟糕。鸽派则说，减少世界在过去三十年里所经历的那种恐怖是有可能的。    《保卫美国》一书是十三位国际事务和军事政策专家，对美国国防和对外政策进行的估价。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危机的恐慌。但是西奥多·德雷珀一开始就用缓和、绥靖和慕尼黑的这三个充满重要含意的字眼给这本书定了调子。然后书中很快出现了基辛格的名字。这本书提醒我们，基辛格在一九七二年就创立了缓和的理论。许多文章经常提到基辛格，把他描写成一个恶棍，说他应该对美国在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酬答的情况下就向俄国人让步负责。格雷戈里·格罗斯曼说，俄国人从缓和中得到的利益大大超过了美国所得到的很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罗伯特·康奎斯特和西奥多·德雷珀两人都声称，苏联的镇压活动在一九七二年    ——正式开始缓和的那一年——有所加剧。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创造了五十年代的“恐怖的平衡”这个词。他批评了那些对增加防务费用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防务费用在预算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一直在下降。然后，他警告人们当心那些希望我们“停止或放慢发展关于区别和控制的技术”的人。    罗伯特·塔克通过他写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书的题目就公开阐明了他的保守主义。今天的保守派是支持自由的，但不是支持平等或博爱。    塔克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相当奇怪的论点，说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当时政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想迅速实现非殖民化。在这个问题上，他同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接着谈到关于合法自助的理论    ——即主权国家拥有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合法权利。他对下述事实感到痛心：最近几年西方国家不运用使用军队的权利来对付那些损害它们利益的国家，特别是石油生产国，而一些新的主权国家却在恣意利用这种理论。    看来塔克正在为西方国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奠定基础，但是塔克的基础也变得不牢靠了。最后，他承认，我们应该同意“这样一些要求，即它们不仅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是合理的，而且只意味着对一种基本上仍然完整无损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革”。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作出让步，但不是屈服。所以，塔克象其他作者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所有这三本书的主题都是很清楚的：保卫西方文明，尤其是要保卫欧洲。这三本书都认为，保卫把欧洲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是最重要的和有价值的。    因此，对这三本书来说，对外政策方面的辩论最后还是关于美国同欧洲的关系问题。但是欧洲，就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了解的那样，正在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可能会重新发生作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特点的那种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洲爆发的，如果中国报纸上报道的关于欧洲的消息是正确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也要在那里爆发。    然而，读了这些文章之后，除了说我们应对俄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以外，人们找不到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    在乔治·凯南的《带有危险的阴云》一书中，我们了解到鸽派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用软弱和消沉的语调提出的，与鹰派的强硬和有力的语调形成了对照。实际上，凯南是说，美国不一定是一个真正跨越世界的国家，它应该慎重地、明智地和慢慢地退回到它自己的国土上来。这本匆忙写成的书，研究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作用。但是，早在该书的第九页里，读者就可以看到“军界和工业界集团”这个名词，其后很快又提到军事采购产生的“引起通货膨胀的影响”。凯南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在世界上“缩小这种影响”，摆脱每一次危机都要带来的那种引起通货膨胀的加剧军事采购的局面。由于凯南自二十年代住在里加以来，一直在观察俄国，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以他对苏联领导的看法为基础的。这同鹰派的看法相反，鹰派仍然认为苏联领导是受好战思想驱使的。凯南认为，“即使苏联领导人抱有力求同西方进行军事较量或摊牌的主观愿望，他们在取得大大超过今天的进展以前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或者甚至不希望使这种情况加速到来”。    一方面，凯南反对同古巴仓促搞缓和，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把拉丁美洲一笔勾销了。他建议在对待南部非洲黑人和白人的冲突问题上采取“一种慎重的中立立场”。他要求我们慢慢地撤出南朝鲜。他支持美国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他警告人们要当心以色列的过火行动。他告诫人们要当心利用中苏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主要认为，苏联存在的困难太多了，因而无法进行新的冒险，并且认为继续谋求世界实现非军事化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合众国际社伦敦九月十日电】英格兰和威尔士主要面包店的五万七千工人今天上午六点开始举行正式罢工，没有迹象表明要举行新的讲和谈判。    上午七点半以前，在家庭经营的面包店外边就排起了长队，因为顾客希望为周末至少弄到一块面包。    一人经营的面包店担心，如果大的面包公司的工人当真象扬言的那样，停止向它们提供面粉和酵母的话，它们可能被迫关闭。    在这次罢工开始前二十四小时，抢购风席卷了伦敦、英格兰南部和威尔士部分地区。    【美联社伦敦九月十日电】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他们今天出去购买他们的日常食品杂货时，他们面前的牌子上写着：“抱歉，没有面包。”    家庭主妇们黎明就去排队，希望弄到一块面包，但许多人没有买到。    所有的生产者从大企业到街头角落的一人经营的生产老式硬面包的小作坊，都由于这次罢工而遭到打击，因为在面粉厂设了纠察线阻止供应面粉。    工党议员利普顿注意到了价格涨价，他呼吁消费者向监督价格当局报告“这些面包恶棍”并“在局势恢复正常的时候”，对这些店铺实行抵制。如同在实行配给制的日子里一样，这些“狡猾的人”——黑市经营者——设法弄到面包，用小型轻便汽车去卖，一块大面包的要价比平常高四倍，为四十七美分，而一般总是有人买。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九日电】参院今天对一千一百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给予了国会例行的最后批准，这项法案正式取消了Ｂ—１轰炸机计划。    众院昨天以微小的多数同意了卡特总统的意见，要求停止Ｂ—１的生产。众院的表决结果是二百零二票对一百九十九票。现在，这项法案已送交卡特签署。    参院在早些时候已经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今天它在没有进行任何辩论，也没有进行任何表决的情况下通过，一致同意最后批准了这项法案。众院的表决结果，取消了为拟议中的轰炸机规定的十四亿美元的款项，这种轰炸机七年来一直处于研究和试制阶段。    众院是于六月二十八日批准这项经费的，但是过了两天，卡特下令停止生产，支持Ｂ—１轰炸机的人说，这一行动将会使大约一万五千名工人（主要是加利福尼亚的工人）失业。    参院当时以五十九票对三十六票表示支持卡特和取消这种轰炸机的生产。    谋求一项妥协法案的众院和参院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把最后的决定提给众院去作出。    这项拨款法案规定了于十月一日开始的一九七八财政年度的各种经费，其中包括为巡航导弹拨款四亿美元，卡特已经要求再拨四亿美元以加速这种导弹的发展工作。    这项法案中的其他经费包括，用于九十七架Ｆ—１５战斗机的十五亿美元；用于十二架Ａ—７Ｅ攻击机的一亿一千二百四十万美元；用于一种新的驱逐舰的三亿一千万美元；用于Ｍ—６０坦克的四亿六千一百六十万美元；用于非核“长矛式”导弹的七千七百五十万美元；以及供继续发展“航海者”潜艇通讯联络系统的一千五百万美元。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日电】政府无视劳联—产联的愿望，已批准一批苏联工会代表来美国访问的计划。    这将是美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第一次正式允许一个苏联工会代表团入境。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今天说，政府已“批准发给这些人签证”，准备让他们在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    劳联—产联的一位负责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认为这项决定是“蛮干”。    这位劳联—产联的助手说，他的组织并没有放弃这种看法，那就是共产党的工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共产党国家没有自由。特拉特纳说，作出发给签证的决定有以下两个原因：    ——最近美国法律作了修改，规定由国务卿向司法部长建议发给个人签证，除非这样的行动是与美国的安全利益背道而弛的。    ——政府里的人希望同东欧集团国家和苏联的“有更自由接触”。    ——这是赫尔辛基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透社内罗毕九月十日电】今天，索马里看来更接近于同埃塞俄比亚正式宣战了，因为索马里报道，埃塞俄比亚对它的领土进行空袭，而且第一次公开地保证要全力支持正同埃塞俄比亚作战的游击队。这里收听到摩加迪沙的电台报道说，埃塞俄比亚的喷气飞机袭击了索马里的第二大城市哈尔格萨的空军基地，炸毁了一架停在那里的属于苏联政府的安东诺夫２６型运输机。    报道说，进攻的美制Ｆ—５喷气机中有三架被基地周围的导弹群所击落。该基地距埃塞俄比亚边境约四十公里。    电台说，在另一次对被分割为二的城市托格瓦贾拉的空袭中有平民被打死。    在历时七周的边境战争中，这是索马里第三次报道它的领空受到埃塞俄比亚喷气飞机的侵犯，它的领土遭到轰炸。    摩加迪沙电台在一篇评论中说，索马里已决定改变其在战争中的作用，现在保证给予游击队以充分的支持。它坚持说，迄今为止，所有争夺欧加登沙漠的战斗都是游击队打的。    外交观察家们说，这是进一步接近全面宣战的一步。    摩加迪沙电台的评论还对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不掩饰的攻击。这家电台还说：“索马里对社会主义世界武装和支持亚的斯亚贝巴政权一事感到遗憾。”    克里姆林和摩加迪沙（多年来，摩加迪沙都曾是苏联在非洲最密切的盟友）之间的冷淡关系，在西亚德总统上周赴莫斯科进行三天访问而未能会见勃列日涅夫以来，温度明显地又降低了。

【美联社喀土穆九月十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十日下令改组内阁，撤销了总理和财政与国民经济部长的职务，由他自己兼任这些职务。这一行动还包括罢免了长期担任外长的曼苏尔·哈立德的职务，由卸任的总理拉希德·塔希尔接替他。    眼下还没有得到哈立德去职的原因。他担任外长已有五年多。    这位新外长是在发生反对尼迈里的未遂政变后于一九七六年七月被任命为总理的。再早以前他是议会议长。    去职的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长谢里夫·哈特姆最近曾对部长委员会说，苏丹的财经状况是严重的，政府在开支方面需要大大地勒紧裤带。    据报道，苏丹最大的债权国科威特最近已把它对发展计划的投资从一千一百万美元增加到五千万美元。经济专家们说，沙特阿拉伯今年提供的贷款总额迄今为止多达九千万美元。    阿拉伯产油国是在尼迈里在今年早些时候采取反苏行动以后卷入苏丹事务的，这也使尼迈里获得了若干架价值五千万美元的ｃ—１３０军用运输机。    这次改组看来是与尼迈里最近所说的话一致的。他说，他计划对所有政治与行政职务进行重大更动。人们认为这是他收紧对领导阶层的控制的手段。    尼迈里仍然受着国内问题的困扰。

【中东社开罗九月五日电】吉布提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卡米勒强调，他的国家遵守阿盟宪章和阿盟做出的一切有利于阿拉伯大家庭的决议，并强调吉布提尽一切可能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卡米勒在吉布提今天被接纳为阿盟成员国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结盟和和平共处原则上的，此外，它也是一项完全有利于阿拉伯民族的阿拉伯的政策。    关于红海问题，卡米勒说，吉布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这个海必须属于全体人民，排除国际冲突。    他还说，吉布提关于红海安全的政策将在同红海沿岸国家的阿拉伯兄弟进行接触后再最后确定。    关于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卡米勒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百分之七十的贸易都要通过一条铁路经过吉布提，而这条铁路几个月来因埃塞俄比亚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停止通行了，从而损害了吉布提的经济。    他说，我们已向阿盟和一些成员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便向吉布提提供援助，特别是港口的活动已停止了百分之五以后。他还说，吉布提需要三亿至五亿美元，此外还需要一些投资项目和技术援助。    卡米勒又说，阿盟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大量临时的需要，但我们现在需要技术援助，特别是在阿拉伯教育纲要方面。    卡米勒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吉布提的经济问题时指出，这种经济是建立在提供服务以及交换、金融、兑换自由的基础上的。    他说，我们不能在旦夕间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我们认为要保留我们继承的这种制度，此外，我们正毫无歧视地同国际市场合作，对用于当地消费的商品免除关税。    吉布提外长在讲话中赞扬了他的国家同索马里的关系，他形容这种关系是兄弟般的、牢固的。    吉布提外长预定六日离开开罗去阿尔及利亚进行两天正式访问，之后，取道巴黎回国。

【法新社贝鲁特九月九日电】埃及和利比亚已经开始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进行调停以后所达成的协议把它们的部队撤离他们的共同边境。    阿拉法特今晚在这里说，利比亚人已经撤向离边境一百二十二公里的托布鲁克基地，而埃及人则撤向离边境十八公里的西迪巴拉尼。    阿拉法特是在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七月间爆发为战斗时进行调停的。他说，两国的政治和军事官员不久就将举行会晤。但他没有说，会晤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法新社加德满都九月十日电】尼泊尔电台昨晚广播尼泊尔王宫的一项公报说，比兰德拉国王已接受尼泊尔首相吉里的辞呈，并解散了二十三人的大臣会议    。    官方的消息没有说明吉里辞职的原因，也没有说由谁来接替他。    可是，政治观察家把吉里的辞职，同预料前首相、被取缔的尼泊尔大会党领导人柯伊拉腊将回到这里一事联系起来了。他们认为，吉里辞职可能为柯伊拉腊的支持者同现在这种非政党制度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和解铺平道路。    全国评议会最近开会时，有些议员严厉批评了吉里政府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他们指责说，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经济局势的恶化，而且还使“政府机构贪污和无能”现象加剧。    吉里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任首相。他在一九七二年以后一直是国王的政治顾问。    【合众国际社加德满都九月十日电】吉里现年五十一岁，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起任首相，在国民议会有人指责他的政府在贸易上“非常腐败”以后提出了辞呈。    对吉里政府的另一指责是说它在同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上未能做到平衡。    此间政治分析家说，比兰德拉国王直接掌握着国务，而且几乎是大权独揽，估计不久就要任命新内阁。    吉里一度同前首相柯伊拉腊（现已取缔的尼泊尔大会党领袖）关系密切，曾在柯伊拉腊内阁里任外交大臣。    吉里是出名精明的政界人物。

【法新社马尼拉九月八日电】东盟今天要求发达国家消除一切障碍东盟的产品进入他们市场的壁垒，并且探讨为东盟的发展提供资金的问题。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今天开始的东盟和美国之间两天的对话中代表东盟五国讲了话。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九月八日电】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理查德·库珀今天说，卡特政府打算保持美国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力量的地位，并决心致力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库珀在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正式磋商时说，美国同这个区域性集团的经济关系是以承认互相依存为基础的。库珀对东盟五国的代表说，同美国的对话“是一种试验，目的是确定一个地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一致的态度是否能给现有的关系带来新的好处”。    东盟代表团发言人、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致开幕词时说，东南亚五国期望美国在稳定东盟五国主要商品的价格和出口收入方面发挥“富有创造性和积极的作用”。    【路透社马尼拉九月十日电】美国和东盟五国今天结束了在这里举行的第一次经济对话，宣布他们将扩大合作，并且共同促进世界贸易普遍自由化。    东盟发言人，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说，他们过去三天的会谈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它为举行更多的经济合作会谈开了路。    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理查德·库珀暗示，这次对话可能已为美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集团进行类似的会谈定下了一种模型，看来还减少了怕美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可能成为一种障碍的担心。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但是联合新闻公报表明，在如何实现更好的贸易安排，在稳定商品价格方面进行合作和经济援助，还有通过东盟在华盛顿的常设大使级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这一系列东盟国家的目的方面，取得了广泛的谅解。    双方还宣布，东盟国家部长同美国人将在华盛顿再举行一次会谈，可能是在明年六月。    看来这个日期是有意定在今年十一月在日内瓦重新召开的多边世界贸易谈判之后的，库珀说，日内瓦谈判将为到明年四月份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得出结果。    在双方一致同意的一项重要声明中说，所有国家现在都应该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政策。

【法新社新德里九月十日电】美国驻印度大使戈欣今天在马德拉斯说，只要苏联不撤出它在伯贝拉的基地，美国就不会撤掉它在印度洋中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基地。这位美国大使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求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撤出对它们两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地区，而不要求另外一个超级大国也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戈欣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苏联在索马里的伯贝拉的基地。

【法新社安卡拉九月八日电】中央条约组织总部今天在这里宣布，美国空军的詹姆斯·扬将军已被任命为中央条约组织总参谋长。    扬将军今年五十一岁，接替了迈克尔·希利的职务。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六日译载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查·哥弗利，文章题目是《加拿大医生谈中国医疗》，摘要如下：    在中国的三个星期，我访问了十二个医疗卫生机构。我看过断肢再植、赤脚医生做腹部手术、中草药治愈严重疾病和手术后病人从手术台上坐起来跟他们的外科医生握手。    自从毛泽东主席指示西医必须学习并应用传统的中国医疗方法后，中草药便被广泛地采用。广东肿瘤学医院有一间房，堆满了刚从乡下运来的中草药。    中草药形成中医的一条腿，针灸是另一条腿。西方现在也有针灸热。    在武汉第二教学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医生告诉我，这间拥有八百张病床的医院，有一千二百位医务人员。他们除训练护士、赤脚医生（六个月课程）和三年毕业的医生外，其主要任务是维持一个日诊二千病人的门诊部。中医部医治聋哑、过敏性疾病、半身不遂、神经性脚下无力、风湿症、子宫下垂症和贫血症。这些病症都接受针灸治疗。有些针灸的针接上电池，以产生震动刺激；有些烧艾以对针身加热；有些则以酒精灯加热。在一个地方更以维生素注入针灸后的针孔。这种治疗便宜易行，又没有副作用。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指出，中国依靠农村，必须改变医疗保健的方向，把医疗保健带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去。由于医疗人员的短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赤脚医生和医疗队。这些从公社或工厂选出来而有高度觉悟的工人或农民，学习六个月的基础课程后，便回到原单位去，有病人时诊病，没有病人时便从事一般的生产劳动。    草药由各地区种植，赤脚医生的工作之一便是收集草药。    有些地区的赤脚医生能做腹部手术，如割除盲肠、胆结石手术，甚至胃切除手术都能做。    医学研究也搬到乡下去了。研究计划的领导人也到疾病发生的地方去，在农村作进一步调查。在上海第二野战医院，我们讨论了医学研究。十二年前我对断肢再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姓谭的医生告诉我，他们现在更加进步了，能够断指再植。    在武汉、郑州和其他都市，我见到很多这种例子。    大多数的医院都从事实际生产活动。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看到种植的草药和大面积的茄子。所有这些都是医院的一部分。在这间医院，有好些截瘫病人，这是去年天津地区地震灾害的结果。到处可见人民以最大的热情使灾区复原。    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行医的医生，总会想到卫生保健的费用，于是，我私下问了卫生部科学研究及教育司司长。他未能给我一个数字，用以表明由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健壮成人所花去的费用。但是，他说在解放前只有二千多种草药，现在有五千多种，解放前只有八百名医生，现在有二十九万医生和六十三万其他医务人员，医院的病床也由解放前的六万张增加到目前的一百七十万张。    拥有一千张病床的上海精神病院，是有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唯一的精神病院。该院革委会主任告诉我，除住院病人外，他们每天要看五百个上下的门诊。他们有八十三位医生和二百九十名护士。    每年约有三千至四千病人住院，其中百分之十三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中又以妄想症最普遍，患紧张症的比较少，由生理引发的更是少之又少。    令人惊奇的是如上海这样大的都市，并不需要更多的精神病床。我的主人宣称：在人民共和国，精神病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三十日发表克伦普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天分高的人今后可以直接上大学和高等院校。只要坚持体力劳动和直接接触农村劳动环境的教育原则，城市青年仍要被安置在他们各自城市的郊区。    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问题。体力劳动是无产阶级教育的一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官员、干部，按照毛主义的观点，不应同生活的基本条件失去联系。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新领导也坚持这种严厉的教育原则。    以江青为首的那些已被剥夺权力的极端分子所搞的那种过分行动，显然正在被消除。比方说在那个时候，高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他们的正在建设之中的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德国安装师就这样说过。    但是，所以做出这种修正，主要可能是因为，这种过激的教育理论要那些中学毕业的天分高的人和正在大学里学习的学生，把体力劳动看得比专业学习还重要。用这种办法，就使中国的经济和科学陷入不可能达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技术水平和收益水平的危险之中。    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正着手矫正教育路线。比方说，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在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辞中所讲的那些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一定要……少说空话，多做工作”。这也是对四人帮进行的谴责之一，人们谴责他们到处散布意识形态方面的空话。    中国通讯社新华社当前一直在报道尊重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意义。从事分子研究的化学家唐敖庆对中学生说：“你们要努力，用科学和技术来为祖国服务。”    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到场是要突出这次科学座谈会的意义。    今天的重点不同了。党的首脑华，邓小平和方副院长不错过机会，在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了正在祖国探亲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并且设宴招待他。中国的一些第一流科学家也参加了这次非同往常的接见。    科学在中国现在是最重要的了。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九月二日刊登威廉·比彻发自东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在北京幕后一瞥就可以使一些老调烟消云散》，摘要如下：    老调是很难消除的。当我上周第一次到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时，我的脑子里装了许多老调。    老调之一：中国是个单调、没有色彩的地方，它的男人和妇女穿的都是没有线条的、分不出性别的灰色衣服。    当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到市中心时，这种印象立即遭到事实的非议，因为在一些主要大街上有成千上万参加游行的人，他们打着上面写着金字的红旗。儿童们挥动着彩色缤纷的纸花。他们大半穿得漂漂亮亮，带格子的，白色配蓝色的，粉红配黑色的，十分显眼。    他们是在庆祝党代表大会闭幕。但是即使在平常日子里，骑自行车或步行的男女的穿着也很多样化。姑娘们喜欢穿花衬衫。两年前在北京呆过的记者说，穿着五颜六色是个新情况。    确实不存在象香港那样的超短裙或台北的那种叉开得很高、身子裹得很紧的旗袍。中国不准备穿迪奥尔时装公司的产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穿着上想有自己的特色。    老调之二：中国人是最辛勤的人，他们象许多蜜蜂一样从早到晚地劳动。    四天半的时间无法使我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但是使我吃惊的是，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许多人似乎是在北京逛大街，而在玉米地和稻田里干活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老调之三：由于农业落后，没有实现机械化，中国在养活其每年大约增加一千五百万的人民方面遇到了困难。    北京南郊的红星公社不是一般的农场。它是个供参观的农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机器修配站。它为了保证拖拉机和卡车正常行驶而制造任何损坏了的零件。    在机器修配站里，车床、钻床、镗床和磨床排成一排，煞是壮观。尽管为了使美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工人们辛勤地劳动着，但是许多机器还是闲置着。这种情景（据外交官们说，这种情景在全国农村比比皆是）既表现出力量，也暴露了弱点。公社不需要依靠别人保证它的农机运转。但是昂贵的机床却未能充分发挥它的用途。    尽管如此，一旦发生核战争，正是这种效率不高的办法将帮助中国恢复战争创伤，因为每个农场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社会，它能够提供它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东西。大城市的工业可能遭到破坏，但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能够几乎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奈杰尔·韦德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声响折磨》，摘要如下：    中国工人正在因不断地受到广播官方公告和革命音乐的高音喇叭的折磨，而几乎要发疯了。外国人也受到了折磨。在北京我所居住的宅地，有数百家外国人几乎每天早晨五点刚过不久就听到高音喇叭的立体声广播。    在后面，我们听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广播《人民日报》上的消息，而在马路对面，通过高音喇叭向修筑立体桥的工人发出喊叫声。    在东部庐山休养地，除了星期日，高音喇叭每天从早晨五点半起就以吹号声打破宁静。    现在，中国人似乎愿意承认做得太过头了。江苏省的一位被激怒的乡村教师黄道义写信给《人民日报》说：“老师喊破嗓，比不上喇叭响。”    他说，高音喇叭太多了。有些喇叭正对集镇，影响职工睡觉，干扰医院的病人。凌晨二时广播通知    在他的学校附近，高音喇叭广播每天长达十二小时，有时还不止十二小时。    当地方上的党的干部外出参观时，高音喇叭凌晨二时就广播通知，广播送别音乐。成年累月的大声广播闹得人们不得睡觉，弄得学生不能专心准备功课。    他说，应减少高音喇叭，缩短播音时间。地方官员在回答他的信时承认存在着问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中国贸易新闻》星期二报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数月购买了约八千万美元的挪威和日本的石油钻机以及美国的石油勘探设备。    下月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刊物《中国商业评论》将提供这些交易的详情。这些交易，表明了中国政府利用西方的技术援助加速石油勘探的计划。    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说，“最近数月”美国就向中国出售并运送了价值三千多万美元的石油勘探与开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