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总汇报》七月十五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对莫斯科来说卡特仍然是个问号》，摘要如下：    莫斯科政界认为卡特总统最近关于军备政策的决定是“轻率”的甚至是“很不负责任的”。    尽管迄今为止表现出了乐观情绪，但现在莫斯科也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即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个协定”于今年十月份期满之前，不再有可能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第二个协议。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关于“中子弹”的新决定，倒不如说是卡特关于那种被称为“巡航导弹”的可变翼导弹的决定，因为这种导弹迄今为止是莫斯科认为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一个协定的主要障碍。    尽管如此，卡特决定生产“中子弹”的把戏还是被苏联方面说成是“在军备竞赛上的一个新的升级”。苏联方面说：甚至不管这种“战术”武器的技术质量如何都是一种升级，现在人们在谈论一种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在主要性能上有别于迄今为止的武器并产生了新的技术问题，使对方有必要就防御问题或战略反措施问题进行考虑，仅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在限制军备的道路上造成极其严重的逆转。苏联方面说，军备竞赛的心理将得到新的推动力。    因此卡特其人和他的动机，在莫斯科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象“轻率”或者“不负责任”等说法只不过反映出莫斯科的一种推测，即迄今为止卡特并不是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使业已造成的苏美关系的所有基础都成为问题，尽管他迄今为止与其说是追随了莫斯科所认为的自基辛格以来“普遍承认的”那种两大国均势原则，倒不如说他实际上是追随了那种美国要在军备技术方面占优势的传统倾向。卡特最近所采取的步骤对苏美关系的危害当然可能比他在人权问题上的宣传战所能带来的危害要大，对这一点莫斯科不言而喻是很重视的。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七月十八日发表一篇题为《卡特先生论防务》的社论说：    卡特总统就中子弹、巡航导弹、Ｂ—１超级轰炸机和美国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的前途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总的来说，他提供了相当大程度的保证，使西方生存攸关的美国防御和威慑能力可以保持必要程度的有效性和现代化，他还拥有相应的必要的意志和坚定性。在这一切方面，他大大驱散了人们早先的忧虑，害怕他这个同民主党内麦戈文参议员之流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有着联系的、立志改革的传教士式的自由派人士，可能为了迅速达成裁军协议而单方面对俄国作出危险的让步。    俄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以及对卡特早期热情的倡议无所反应，无疑对卡特是有影响的。他决不是一个“鹰派”。他肯定比福特更愿意作出让步。他的态度是谨慎的、周到的。他决定不再部署Ｂ—１远程轰炸机，而决心全速发展巡航导弹，后者现在将在两年以后服役，而不是原先的五年。这一决定典型地体现了冷静的、周密的考虑。虽然Ｂ—１轰炸机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但是它的成本太昂贵了。另一方面，巡航导弹的试验表明它比俄国人领先十年。因此，老式Ｂ—５２轰炸机足以在俄国防御能力范围以外，在远离俄国境内任何目标一千五百哩的地方发射巡航导弹。    另一项有争议的决定是停止生产以陆地为基地的民兵式导弹。而民兵式导弹是美国核武库的主要支柱。现有的导弹将仍服役许多年，但它将被新的机动性ＭＸ导弹所逐步代替或补充。作为这一切的背景是，人们不得不承认：以陆地为基地的固定导弹，不管它的发射井多么深，越来越容易遭到俄国正在发展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的攻击。相形之下，人们认为美国的导弹潜艇仍然是基本上不易遭攻击的。最后，卡特决定保持中子弹的选择余地。中子弹拥有迅速扩散开来的辐射线，但是没有冲击波或热辐射。    参议院以相当大的多数通过了卡特关于为发展中子弹拨出资金的要求。看来，这个计划极有可能得到批准。整个这个计划得到美国公众和许多人的好评，但是决不是军界和政界右翼过去批评卡特的人全部赞成。北约组织是热心的。不过，俄国人对搞巡航导弹的决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停止生产Ｂ—１轰炸机一点也没有使它放心，它也同样激烈反对中子弹，它认为中子弹杀人保物，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货色。而卡特先生则安然不动声色。他谋求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达成一项合理的交易。如果这一点遭到拒绝，他手中还有一些抉择    ——包括现在暂停的Ｂ—１轰炸机。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题：卡特—贝京会谈为日内瓦会议奠定“基础”    卡特总统说，他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会谈“已经为”十月份讨论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奠定了基础，排除了一些预见不到的困难”。    卡特总统在他于七月二十日同贝京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谈之后对记者们说，他认为，与中东争端有关的各方都“认为超乎一切之上的目标是和平”。    他透露说，以色列军队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问题“肯定将是列为”日内瓦会议的“议程之一”。    总统指出，在能够预言日内瓦会议是否会获得成功之前，“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和分歧必须解决”。    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对记者们说，美国为帮助解决分歧所作的努力的焦点现在已经转移到万斯国务卿身上。从八月一日起，万斯将访问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领导人，就解决问题的最终形式和日内瓦会议的程序问题“征求意见”。    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问题一直是最难解决的程序问题之一。阿拉伯国家坚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当代表多年来被赶出其家园的人们的代言机构。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    鲍威尔说，卡特政府为在中东进行调停作出的努力现在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他说，这本身就是取得了进展的一个迹象。    鲍威尔还说，苏联（它同美国一起是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之一）参加了关于美国的这种努力所取得的进展的讨论。    他指出，虽然报纸预测卡特和贝京在会谈时会出现“对峙”的局面，但是，“我可以说，这些讨论是十分友好和融洽的，而且肯定没有出现所谓的对峙局面”。    他说，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问题“只是非常一般地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卡特政府对所提出的武器要求愿意根据“每个具体项目”的利弊加以考虑。卡特曾保证过，同以色列在政治方面的分歧不会影响美国对以色列防务需要作出的判断。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在同卡特总统会谈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向卡特建议，在重新召开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上成立几个“混合委员会”，以便谈判同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条约和永久边界。但是，他断然排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其成员在日内瓦会议上起任何作用。    他说，他的政府将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如果阿拉伯国家认为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就不能去日内瓦的话，那么，以色列准备在其他一些中立的地方同他们举行会谈，或是由“美国作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卡特总统今天结束同贝京总理的会谈，他说，以色列和阿拉伯的立场“将导致”关于中东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重新召开”。    卡特并没有表明，日内瓦会议是否会象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所建议的那样在十月份举行。卡特对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贝京或阿拉伯国家所采取的立场顽固得使他们不迫切希望和解。”卡特说，“很难预测”成功的机会。    贝京和卡特提前四十五分钟结束他们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谈，因为，卡特说，这是“一次出人意料地和谐的会谈”。    卡特说，以色列和阿拉伯立场之间的分歧仍然是很大的。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态度有了多大的接近。    卡特不肯就领土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他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最好少说话”。然而这两位领导人星期二晚上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私下会谈以后似乎建立了亲切的个人关系。以色列人士说，贝京在参加了那次会谈以后回来时非常满意。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卡特昨晚在为贝京举行的晚宴上说，他认为，他同他的客人之间的一些意见分歧得到了解决。卡特说：“我们探讨了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解决了一些分歧。”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九日电】卡特总统认为以色列总理贝京七月十九日向他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意见是“向前看和值得考虑的”。    这两位领导人会谈了两个小时，这是预定要举行的三次会谈的第一次，同时他们对需要通过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来保持在中东走向和平的势头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七月二十五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题为《六个月后在白宫居于高位的人》的报道，全文如下：    吉米·卡特在执政半年后改组了总统办公室，从而压缩了总统周围的权力结构。    在七月十五日宣布的这项改组计划要求把白宫工作人员的人数削减百分之二十八——从四百八十五人削减到三百五十一人——并改变某些职责。改组后的核心集团有：    主要顾问：卡特在政策问题上最密切地听取意见的那批人中有三个人显然居于最首要地位。    这三个人是：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伯特·兰斯，他掌握的经济大权使他参与实际上一切事情。    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他处理对外政策的哲学原理对总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詹姆斯·施莱辛格，政府能源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并且是一个在防务和情报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    白宫工作人员：特别助理汉密尔顿·乔丹和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在那些帮助卡特管理白宫事务的人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作为高级政治助手，乔丹对政策决定——实际上是白宫作出的一切决定——的政治影响拥有发言权。鲍威尔的权力也超过了他名义上的职责。    国内问题高级助理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艾森施塔特负责领导起草说明立场的文件的一批人并向卡特提供选择方案，他还将负责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简化作出决定过程的小组。    这三位白宫工作人员以及兰斯雇问都是佐治亚州人。事实上，本刊这几页介绍的核心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十五人中有八人来自佐治亚州。    这是一个相对说来年轻的工作班子，是一个穿着和工作都比以前的白宫工作班子更加随便的班子。    白宫“核心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名的。但是，由于他们可以随时见到总统，从而使他们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七月四日一期在《华盛顿流言》栏里刊登如下几则消息：    一位接近国防部长布朗的人士解释说，五角大楼通常泄露一些情况，为什么几乎没有泄露美苏武器谈判的情况：原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至今对卡特的建议并没有感到不高兴。    一些职业外交家批评国务卿万斯在国务院建立他自己的基辛格式的“核心集团”。他们抱怨说，万斯在紧急情况下撇开国务院中的专业人员，而转向一个由六个主要因政治原因而被任命的官员组成的集团。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企图在政策问题上影响卡特总统感到恼火，据知情人说他认为这是侵犯他的职权。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九日电】题：哈比卜要求美国和越南“忘掉过去”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哈比卜说，北越和美国应当“忘掉过去，开始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    哈比卜说，最近美国和越南谈判代表在巴黎会谈期间，已经向北越人阐明了这一立场。    这位国务院官员七月十五日在这里向东南亚美国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家属全国联合会发表讲话时说，在今年五、六月举行巴黎会谈期间，以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向越南人建议，我们着手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其中包括互派大使”。    他说，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愿意取消对越南商品实行的贸易禁运，并且不再反对越南要进入联合国。    然而，他指出，迄今为止，越南人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他坚持说，没有关于美国提供重建援助的规定，“而他们声称这是过去的协议所规定的”。    哈比卜说，美国谈判代表“竭力向越南人阐明了我们的下述看法：我们不负有援助他们的义务，国会的限制具体规定不许美国援助越南”。    但是哈比卜说，美国仍希望越南“抛开要获得这种援助的要求，同意在没有根据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接受的对过去的解释提出的条件下着手行事”。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九日电】题：继续进行会谈    此间正式宣布，根据美国国务卿万斯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时达成的协议，苏联和美国代表团自七月七日至十八日在日内瓦继续就同在裁军委员会里联合提出的一项倡议有关的一些问题举行会谈。这项倡议就是：作为朝着全面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缔结一项涉及用于战争的最危险的致命的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此外，还讨论了有关禁止用于战争的其他化学武器的问题。    双方商定最近将进行会晤以继续进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八日电】参院今天支持卡特总统不生产Ｂ—１轰炸机的决定，把一项上千亿美元的军事拨款法案中生产五架Ｂ—１飞机的经费取消了。    参院以五十九票对三十六票通过了把Ｂ—１轰炸机的经费削减十四亿美元的提案，这是在参议员斯坦尼斯要求下通过的，尽管长期支持生产这种轰炸机的人加以反对。    斯坦尼斯本来是强烈支持生产Ｂ—１轰炸机的，但他要求他的同事们支持卡特的决定。卡特的决定是更多地和更早地依靠无人驾驶的、不那么昂贵的巡航导弹，而不再继续搞这种轰炸机。    由于削减生产Ｂ—１轰炸机的十四亿美元，参院把一九七八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减少到一千零九十六亿美元，比政府要求的数字减少四十一亿美元。    众院已通过一项一千一百亿美元的法案，其中包括生产Ｂ—１轰炸机的经费，因为这是在卡特的决定宣布以前通过的，这一分歧将必须在参众两院的谈判中予以解决。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波兰军队的忠实程度如何？》，全文如下：    有些迹象表明，波兰军队对管理国家的方法不大满意。去年，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波兰人民军最高现役军官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求见盖莱克，对征召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雅    ·库龙参加军役“复习班”以示惩罚一事表示反对。雅鲁泽尔斯基坚持认为，不应该把军队当作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开放监狱”。当身体不好的库龙被派到比亚威斯托克服役的时候，他享受在军官食堂就餐的待遇，而且被免除一切值勤任务。如果指望这种不满情绪变成对现政权的公开指责，那将是愚蠢的。理由之一就是所有校官都是共产党员，而且都在俄国受过训。火箭专家们必须郑重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才可以进苏联培训学校。    但是，今日之波兰军官和大约三十年前的波兰军官仍然有差别。在共产党强行建立政权之后，波兰军队主要是控制在那些被调派到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俄国建立的波兰部队去工作的俄国军官手里。据今年二月二十日一期的波苏友好协会机关刊物《友谊》周刊说，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十年里，大约有一千名苏联军官被派到波兰军队任职。    现在只有极少数苏联军官仍在服现役。其中之一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约·乌尔巴诺维奇将军。一九三九年前，他在他的出生地拉脱维亚服役，他最初是作为军事情报特务被派到波兰去的。另一位是波兰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萨夫楚克将军，他从前是苏联军队的陆军上校。据认为，华沙军区副司令齐帕诺夫少将也是俄国血统。    其他一些高级司令官——其中包括华沙军区司令弗·奥利瓦中将、西里西亚军区司令亨·拉巴柴维奇中将、沿海军区司令沃·巴兰斯基中将和军事学院院长格拉博夫斯基少将——是波兰血统，而且在波兰军队开始了他们的军人生涯。据说，他们同俄国人的私人关系不大融洽。    值得回忆的是，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波兰军队在几个转折关头都拒绝充当苏联的驯服工具。一九五六年，在那次能够使哥穆尔卡获得赫鲁晓夫的默许而开始执政的骚乱时期，由科马尔将军指挥的内务部队对通往华沙的道路实行戒严。一九六八年当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些波兰部队拒不开枪。一九七○年，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因食品问题而发生骚动期间，没有人调兵去对付老百姓。在去年拉多姆发生的那次骚动事件中也没有使用军队。    波兰党反倒依靠“民兵”，一个由国家警察和内务部队组成的混合组织。民兵大约有十万人，其中包括三个摩托化旅和三个突击旅（“维斯杜拉”突击旅、“马祖里”突击旅和“西里西亚”突击旅），还包括一些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还有大约三十三万名后备民兵。一九七○年镇压什切青、格但斯克、埃尔布隆克和斯乌普斯克骚动的是民兵突击旅。    民兵军官有军衔。内务部长斯·科瓦尔奇克是民兵组织的一位将军，而他的副手塔·彼特热克、米·米莱夫斯基和博·斯塔胡拉都是民兵组织的少将军衔。    军队对民兵力量的日益壮大及其将军的增多（现在已有十八个将军）感到不满，尤其是因为民兵很受苏联驻波兰官员包括克格勃驻当地官员的宠爱。    十年来，军队的力量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波兰陆军是由五个装甲师和八个机械化步兵师加上一个伞兵师和一个登陆突击师组成的。它大约有三千四百辆过时的苏制Ｔ—５４型坦克，有二十九万三千人，内务部队和边防部队的七万三千人不计算在内。驻扎在波兰国土上的两个苏联装甲师要比波兰装甲师强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空军大约有五百架过时的苏制飞机，其中包括米格—２１超音速截击机。海军拥有大约一百艘小型辅助舰船，只有一艘驱逐舰和四艘潜水艇。    波兰军队的后勤供应以及燃料和军火库存靠苏联提供，而且这方面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设在格尔达普（靠近苏联边界）和西里西亚的列格尼察的苏联基地是与当地居民隔绝的。    波兰军官不得到国外去旅行。在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后，有四名波兰将军——切·曼凯维奇、莱·布鲁姆、扬·斯塔米什金和塔·达布科夫斯基——因为说了美国装备比俄国人提供的装备要好的话而被解职了。    今年早些时候，在帕夫洛夫斯基少校（奥林匹克运动员，有人控告他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之后，又有几名高级参谋官在华沙被捕。这项任务是由民兵执行的。最后把帕夫洛夫斯基交给了宪兵，但整个事情是绝对保密的。

【合众国际社开罗七月二十日电】埃及今天“从形式到内容”拒绝了以色列最新的和平建议，并对这个犹太人国家说，只要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情况继续存在，中东就不会有和平。    外交部长法赫米对以色列总理贝京带往华盛顿的和平计划发表评论说，“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夺去的阿拉伯土地，和平就不能实现。”    官方的国家电台说，贝京的计划“从形式到内容都遭到了拒绝。贝京需要的和平是既成事实的和平，它将使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土地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事实合法化”。电台说，“这种和平从形式到内容都被拒绝了，因为我们追求和平并不是不计代价的。”    法赫米说，以色列“直到现在还在企图阻挠和平的努力，不是拖延日内瓦会议，就是谈论其他的解决办法”。    法赫米说：“但是埃及将担负起它对于它所追求的公正和平和以一切手段和力量保卫其权利的一切义务。”    【美联社贝鲁特七月二十日电】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拒绝了所传以色列总理贝京提出的和平建议，指责这些建议为第五次阿以战争做好了准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发言人拉巴迪在评论据说贝京向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的这些建议时说，“这是战争计划，而不是和平计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头到尾’拒绝贝京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国权。”    他说贝京的建议是“粗野的挑衅”。贝京的建议要以色列继续对约旦河西岸实行军事控制，让它的七十万巴勒斯坦居民实行半自治。    拉巴迪发誓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会“放弃西岸或其他被占领的一寸巴勒斯坦领土。我们一定继续进行解放我们的所有土地的斗争。”    他说，不能无视“巴勒斯坦现实”。他说，“美国应当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要贝京或其他家伙的保护。”    拉巴迪说，“卡特总统现在必定知道巴勒斯坦人是解决中东危机的关键。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路透社贝鲁特七月二十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今晚说：“卡特和贝京在玩弄反对我们的伎俩，他们的态度没有什么新东西。”    该发言人说：“除巴勒斯坦人外，别人无权谈判巴勒斯坦的领土问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贝京总理今天宣布，以色列愿意同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谈判单独的和约，并且同巴勒斯坦人直接打交道，只要他们并不代表游击队组织。    贝京发表了以色列的新和平建议中的若干点，但是他排除了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的谈判。贝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心要消灭以色列的。    贝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不能同一个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组织谈判。”    贝京还不愿意谈以色列在中东和谈中在领土方面可能作出的让步，他说，关于这样的问题，应当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实际会谈中进行讨论。    这位总理在同卡特总统举行最后一轮秘密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以色列建议的部分内容。    贝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以色列准备同包括在埃及、叙利亚、约旦或黎巴嫩的代表团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谈判。    他扼要谈了恢复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直接的中东谈判的若干程序性方案，中东谈判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原先的日内瓦会谈垮台后中断的。    贝京提出的主要建议如下：    ——十月十日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为起草单独的和约建立“混合委员会”——意味着建立以色列—埃及、以色列—约旦、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委员会，而且建立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委员会，如果黎巴嫩决定参加的话。    ——如果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人有代表权而阻挠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话，以色列仍然同意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和平谈判，而利用美国作为中间人。    在那种情况下，贝京提到了以前在间接的阿拉伯—以色列谈判中用过的两个方案。    贝京坚持恢复阿以会谈应当“没有先决条件”。    他具体表示拒绝考虑阿拉伯人预先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任何要求，也排除了以色列预先提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可能性。他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两个问题都将在谈判时提出。    他说：“如果他们说，你必须接受我的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他告诫说：“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任何谈判的一方。”    他说，以色列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的每一项和平条约，都应当包括结束战争状态的条款，另外还有确定边界、为交换外交官提供条件，以及涉及贸易和其他双边问题的其他条款。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贝京说，进行实际谈判的“手段”将是有关每一条战线的各双边“混合委员会”。    这就是说，以色列和埃及的谈判代表将处理西奈问题，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谈判代表将处理戈兰高地问题，以色列和约旦将处理约旦河西岸的问题。如果黎巴嫩参加谈判，就可能成立第四个委员会。    他说，以色列谋求的和平条约将确定永久的边界并规定进行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来往。    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将由参加委员会的两国轮流担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十七日刊登一篇发自开罗的专稿，题为《阿拉伯人担心卡特会在逐步解决战略上屈从以色列》，摘要如下：    主要的阿拉伯官员深为关切，担心卡特总统可能屈从于以色列这样的建议，即不要设法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而回到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时鼓吹的逐步解决办法。任何这种倒退都遭到了几乎所有阿拉伯政府的强烈反对。    卡特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通过日内瓦谈判设法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包括所有基本问题，如和平的定义，以色列撤军、边界、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前途等问题。    地位高的阿拉伯外交官从几个首都报道，回到逐步解决办法是以色列新外长达扬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将由贝京同卡特总统会谈时力促卡特总统接受。    常常对基辛格的动机表示怀疑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现在说起基辛格来甚至比基辛格在台上时更为痛恨，而且类似的看法也能够从埃及人那里听到。    从激进的到比较温和的巴勒斯坦人都已发出威胁说，他们将竭尽全力阻止美国恢复在以色列和各别阿拉伯政府之间进行调解，使它们从事巴勒斯坦人认为是针对他们的谈判。

我们实行健全的民主，以贯彻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革命的第六项原则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选举肯定了我们大家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选举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的，全世界都了解这一点。世界各国的报纸赞扬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连这件事也没使苏联人满意，虽然我们有一个亲他们的左派组织。我们听到苏联人关于民主的谈论，对我们来说，问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是人们所滥用的词之一，它在每部字典中具有不同的概念。    如果一定要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那就是，俄国人有一个概念，即：民主就是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对他们所讲的一切说：是；你可以自由地高声或低声地讲民主，通过文学或图画讲民主，歌唱民主、或将民主写成诗歌；你可以自由地想怎样讲民主就怎样讲，重要的是讲民主。这就是民主。    换句话说：你要跟着他们，服从他们，通过他们，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所做的事情就不是正确道路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象勃列日涅夫在共产党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    这使我可以肯定，存在着一条“理解上的鸿沟”。    即我们理解的东西同他们理解的东西之间、或我们理解的东西同我们应该理解的东西或他们要我们理解的东西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的起源是，我们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    在今年一月十八、十九日的事件中，这些小青年所掉进和滚入的就是这条鸿沟。有人使这些小青年失去了一切价值标准、神圣的家庭关系的一切概念、以及一切宗教原则，驱使他们去搞无政府主义、挑起流血事件、并在各个阶级之间制造分裂或使它们相互攻击，以便他们乱中夺权。他们还散布一些有毒的狂热的思想，想以此来腐蚀埃及的精华：它的青年和它的未来，并想以此破坏埃及为了争取中东和世界和平而掀起的总动员。    我们应该保护埃及不受它的少数误入歧途的儿女之害。    为了澄清问题，我必须说，苏联人享有为他们的第五舰队提供的“方便条件”。    苏俄和沙俄的一个梦想是，进入地中海、还有红海的温水水域。    埃及给予他们的这些方便条件是“一些暖人的方便条件”的开端。他们在亚历山大港内有一个船舶修理厂，苏联舰队的船只用不着通过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去黑海，到苏联港口进行修理，他们在亚历山大就可以这样做了。    这些船只从马特鲁港上淡水。在马特鲁港，他们有一艘补给船，船体是由钢筋混凝土造的：一座带有冰箱和船只及其船员所需的全部吃喝的仓库。就是说，如果苏联舰队需要水或食物，它可以很容易地在马特鲁港得到。如果要对一条船或船上设备出现的损伤或毛病进行修理，那它就停泊在亚历山大港内。    苏联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要求将这些安排得很妥当的或永久性的方便条件变成他们在埃及领土上的一个基地或半基地，即要求有一个立足之地。这一点我立即拒绝了，并永远拒绝。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埃及领土上升起苏联国旗！    可是，埃及拒绝了的事情马上为利比亚接受了！    这是一个大问号。    而且，这是苏联人在本地区播种、培育、竭力制造的问号之一！    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完）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三十日刊登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星野享司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禁忌已除，促进论高涨》，摘要如下：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正巧在迎来半个世纪的时候，面临了重大的课题。这就是“国防现代化”的问题。在我们旅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大事报道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讲话和文章。    我从一系列的报道中得到了非常新鲜的印象，这是因为，正面提出“军队现代化”这件事，过去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禁忌”。围绕着这个问题，最高领导部门争论过好多次，每次都发展成了激烈的“政治争论”。不言而喻，其背景就是，在对苏、对美战略的评价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正因为这样，去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建军、建国的中流砥柱相继失去，华国锋体制刚刚建立，在这样重要的过渡时期，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事实，便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中国的解放军所一贯起的作用中，引人注目地有一个其他国家的正规军所没有的特殊作用。它当然是保卫祖国的“战斗部队”，此外，它又承担着“政治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这也是八路军以来的传统。在政治方面，它按照党的政策进行社会工作和宣传工作。在生产方面，例如从粮食、药品到轻火器的弹药，平时使用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各个师自己制造的。它就是建立了这样彻底的自力更生体系。    “不设军衔”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制度。    此外，因为没有“定期调动”制度，所以，地方军区的司令员和高级军官长期留在同一任地。高级军官实际上没有“退休年龄”。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可尼，西方军事评论家也指出，这种特殊如果成为产生人事上的停滞和派系，在地方上造成“独立王国”的形势，那……。    解放军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保持已故毛主席以政治挂帅、政治和军事不可分的理论建立的“人民战争战略”，坚持传统的“革命军”思想、组织和制度。而且，从适应按电钮战争时代的新军事战略的观点出发，必须改进落后的装备。    如果是职业军人，那么，谁都肯定强烈希望装备现代化。当然，关键是兼顾需要庞大军事预算的军队现代化和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也指出，不发展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华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也正是强调了这一点。    今年以来，国防有关部门的文章中公然出现了促进论，说“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必须加紧实现。速度问题是极其尖锐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五十年历史的解放军，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现代化的波涛，现在确实到了巨大的转折点。最近，它相继接待日本的军事专家，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无疑也是变化的一个方面。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三日刊登一篇美国航讯，题目是《美法律专家访华印象》，摘转如下：    不久以前，收到上海寄来的一个明信片。千里来鸿，好不令人欣喜。    寄信人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美国朋友珍·寇获苇。她是巴斯坦那的夫人。    巴斯坦那夫妇两人都是律师，在法律界都很负盛誉。不过，他们更被人称许的，还不是替人打官司，而是对促进美中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巴斯坦那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总会的主席。    本年四月，他们夫妇两人，带领一批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前去中国参观访问。其中有法官，有律师，当然也有他们的家属。    不过，这些人名气虽大，有好些却十分保守。对新中国的认识，尤其不够；个别的不仅缺乏好感，而且疑虑多端，因此，有几位访问中国的动机，与其说是去促进友谊，还不如说是去“找痛脚”了。    可是，世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当他们到达中国，会见了各阶层的人，领略了各地区的风俗民情后，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改变过来了。而且，他们在中国停留得越长久，便越是迫切要了解中国；而越是了解中国，又越是增加好感，“痛脚”再也无心去“找”了。代之而起的，是口口声声要向中国人学习……这种转变，当然使得巴斯坦那夫妇转忧为喜。    参观团在中国的时候，根据美国社会的背景，提出了好些要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要参观中国的法庭，如何处理吸毒问题，娼妓问题，以及赔偿问题    ——因为在美国各地法庭里，堆积如山的案件中，多数都与以上三个问题有关。    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和中国的律师，或是律师公会的代表举行座谈会。    首先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没有律师，更无律师公会。法律学校也只训练法官人材。于是，问题出现了：谁出庭去代表控诉和辩护呢？答案是：当事人可以据实起诉，也可以据实答辩。如果实在需要人代表，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可以派人来担任这项任务。但这个人又根本不必是律师。在中国，一切根据国法和情理判断。正因为如此，许多问题都不必对簿公庭。比方工厂里的案子，多半就在厂里解决；公社里的纠纷，照样也可以在公社了结。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士认为中国法律真高明。    现在要回过头来说说吸毒和妓女的问题了。当美国那批法律专家听说在这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竟没有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惊诧的程度，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了。他们一再追问，中国究竟是如何立法去禁毒和禁娼的？而人民又如何肯这般和政府合作的？在他们心目中，这等事情，就像神话里的奇遇一样。    而那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事，还是在中国没有人上法庭去告人要求赔偿。因为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说被人损害了人身、财物、时间、名誉、精神等等，而去告人一状，索取金钱，作为赔偿。为此，美国的律师大都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替客户去打这等官司。    由于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便怀疑是自己问得不够清楚，所以答非所问。为此，他们特别要求，要和中国的法律专家举行一次座谈会，以便将他们不懂的地方，再度提出，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    美国朋友先在黑板上画了一辆单车，然后画一个女人，倒卧在单车旁边的地上，同时声明说：这个女人是被单车撞倒的。最后向中国朋友问道：“你们怎样处理这件案子呢？”    当时中国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扶她起来。”    对方进一步说：“她受了伤，不能走，又怎么办呢？”    中国朋友便说：“送她去医院。”    美国朋友再问：“她的伤医好后，仍不能行走，这又怎么办？”    这一问，可真把中国朋友难倒了。他们想了半天，也无法作答。后来只得要求退席片刻，说明要去商量一下再来座谈。    其实，美国人这样一步紧似一步地问，无非是要诱导中国人说出如何去报警，如何去和保险公司交涉，如何去告那个骑单车的人，如何去要求赔偿。因此当中国专家提出退席商量的时候，便大受欢迎。    现在中国朋友回来了。美国朋友便都屏息静坐，聆听答案。只见中国方面的一个代表说：“我们研究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认为可以使用针灸。”    事实上，没有包括在答案中的还有：如果针灸还不行，还有其他方法治疗，如果还是不能行走，他的生活、工作自会由国家统一安排，加以照顾。    这个意外又意外的答案，直弄得美国朋友们目瞪口呆。最初是鼓着两只眼睛望着对方，继之摇头叹息，最后才如梦初醒似的说：“他们那么纯朴，那么天真，那么善良，那还用得着律师去整蛊作怪吗？”

【本刊讯】日本《现代周刊》六月二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剖析〈朝日新闻〉》，摘要如下：    最近，许多人说：“《朝日新闻》的版面变了！”到底变在那里，怎样变的？    从四月到五月初，《朝日新闻》在东京科学技术馆主办了“苏联展览会”，接着又在三越百货公司总公司主办“俄罗斯美术馆名画展”。但是，说《朝日新闻》变了，不仅由于举办苏联展览，进行亲苏报道。从去年十月的“经理号令”开始这里讲一讲经营转折的问题。据创价大学新闻学教授新井直之说：“转折是在去年十月开始的。”“十月二日，《朝日新闻》召开全国分社社长会议。社长广冈在会上说：‘只刊谴责的或宣传的东西，不能称为报道。《朝日新闻》的版面，必须进行平衡。’负责编辑工作的专务秦正流也说：‘最近，人们常说暴露新闻的事，这里包含着相当大的危险。报纸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警察。’可以认为，这些发言是要从洛克希德事件的报道上后退，这以后，《朝日新闻》的版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现象，是关于中国、原子能发电站和成田机场的报道。即由亲中国变为亲苏联，对修建原子能发电站取促进的态度，对成田机场的报道，也和福田内阁在今年启用机场的方针步调一致。”    《朝日新闻》为什么那样迅速地改变调子呢？新井教授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报纸过于激烈的竞争。在全日本持保守态度的情况下，尽唱进步的调子，是得不到读者的。另外，《朝日新闻》还有个惯于迅速转弯的特点。以前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九六○年签订安全条约的时候，它也是批评岸信介的，而反对运动一旦迅速高涨，它又倡议新闻界发表了臭名远扬的七报社联合宣言，高呼‘保护民主政治’，对反对运动泼冷水。”    《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从一九五七年起，就积极地经营电视台了。    但是，《朝日新闻》却表态说“搞报纸才是正道”，对电视并不重视。如果它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到是“可敬的”。    但是，它的态度是突变的，甚至今年四月把日本教育电视台改名为全国朝日广播公司（简称朝日电视）。就在这之前不久，朝日电视台获得“独家转播莫斯科奥运会的权利”，一举展开了反击。    从最近版面的倾向提个问题，对中国冷淡，对苏联亲热，这给人的印象很深。

【时事社东京七月十三日电】题：社会党批准成田委员长辞职    社会党的成田委员长和石桥书记长，在十三日上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承担参院选举的责任，正式表示了辞意。会上，也有人对此慎重地提出“失败是全党的问题，不是委员长和书记长辞了职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成田决心很大，所以，最终批准了他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