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七月十日刊登拉博特的一篇文章，题为《缓和：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斗争》，副题为《一位前知情者的披露》，摘要如下：    不管卡特总统的对苏政策成功还是失败，有一点是清楚的：看来卡特总统已在苏联领导人当中引起了紧张的忧虑。    这种忧虑的原因可以回溯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最初出现缓和的日子。尽管“缓和”在苏美两国的政治词汇里早已是一个共有的词，但是对这个概念，莫斯科和华盛顿始终有不同的理解。    在苏联，缓和的理论是基于下述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不实行社会改革或扩大苏联公民的自由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的裁军和进行学术、科学、文化和商业的交流，将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担心同西方扩大关系会使西方思想深深渗入俄国，这是缓和的一个严重障碍。    莫斯科就缓和进行的内部辩论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对美国的意图有些变化不定的看法。在我也参与向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出点子的那几年期间内，我听到过，关于美国对缓和感兴趣的原因，有三种相互矛盾的说法。    据第一种说法，美国是想要加剧中苏冲突，甚至达到爆发战争的地步。据第二种说法，美国是希望通过西方对俄国的影响而带来深刻自由化的社会变革，从而摧毁苏联制度的真正基础。提出的第三种说法是，美国只是希望减少人类遭到的核威胁，并不考虑什么中苏冲突或者使苏联自由化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还认为，缓和有可能使西方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将有助于苏联应付主要由于军备竞赛费用庞大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他们认为，苏联当局能够抵制由于缓和而来自西方的任何新影响。    所以勃列日涅夫坚信：缓和对苏联来说将仍然是利多弊少的。    但是，事情往往并不象它们看来的那个样子。如果一九六八年离开苏联的某个俄国人在一九七六年回国的话，那么他将发现缓和以及西方来访者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引起了巨大的变化。磐石中的裂纹既需要同西方合作，同时又需要采取措施抵消这种合作的影响，这就在铁板一块的苏联磐石内造成了许多裂纹。    缓和及苏联领导集团对它的反应，引起了各机构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    例如，克格勃中负责国内工作的部门，同外交部和克格勃中负责搜集外国情报的外事部门，对缓和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后二者的职业利益使他们支持缓和。他们能够第一手看到西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愈来愈难于欺骗自己。他们同缓和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因为紧张局势的松弛使苏联同西方的接触增多，这意味着出国访问和工作的机会增多。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俄国四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反对派”。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是有组织的，而且这个反对派是成分混杂的：包括各个宗教和民族集团，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民主派，等等。过去十年内，地下的文稿、文集和杂志的刊印与传阅已成为常见得多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的问题缓和所助长的苏联社会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预先估计的更为重大。这些变化引起领导集团内部对国内政略的激烈争论。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在一九六四年最初上台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政策，取消了赫鲁晓夫发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甚至允许部份地恢复斯大林的已晦暗无光的形象。他显然以为，如果他能够恢复赫鲁晓夫听任遭到破坏的斯大林时代的某些秩序和纪律，他便能够恢复苏联政府的国际威望。    在经济领域中，这一点特别明显，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决定放弃对庞大、笨拙的经济实行分散管理的种种尝试。    柯西金总理及领导集团中的另一些人赞成搞国内改革，特别是分散管理，以便改善经济。但是勃列日涅夫把政治局引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压倒柯西金，这就成为勃列日涅夫极力支持缓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勃列日涅夫及其支持者认定，经济危机可以用西方的援助（信贷和技术）来解决，而不用实行国内改革，他们认为国内改革似乎太冒险了。    换言之，勃列日涅夫及其盟友想同西方搞贸易，从而允许他们避免国内现状的什么变动。因此，苏联的缓和理论既包含和平的目的（增加东西方贸易和合作），也包含军事上的威胁（西方的援助是要用来允许苏联人维持高水平的军备开支的）。根据能见到秘密统计数字的苏联经济学家说，苏联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是从事军工生产。这使消费品奇缺，民众生活贫困。    如果苏联人在保持其经济现状的同时得到信贷和最惠国待遇，结果就会使苏联领导可以放手维持或者扩大军费开支。    可是，勃列日涅夫原来估计错了。他曾指靠基辛格一再作出的如下保证：由于苏美关系改善而加强了地位的尼克松，将确保关于提供信贷和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得以通过。    如何了解美国的政治心理状态，这长期以来是苏联领导人以及给他们当顾问的专家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尼克松辞职之前不过几天，勃列日涅夫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安·亚历山德罗夫一阿根托夫还相信尼克松可以轻易地度过水门难关。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甚至对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修正案也是作了准备的，这个修正案禁止给予信贷和最惠国待遇，除非苏联允许公民更自由地移居国外。政治病毒支持杰克逊修正案的华盛顿政治顽固派无意地帮助了莫斯科的保守的顽固派。    每个苏联领导人打个喷嚏，也许并不重要得需要向卡特总统作番解释，但是，了解一下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勃列日涅夫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四月所患的那种病，那是极为重要的。实际上，那场病部分是一场真正生理上的病，部分是一种政治病毒感染。    杰克逊的修正案获得了通过以及基辛格给参议员杰克逊的信的发表引起了轰动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地位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都恶化了。他退居在莫斯科郊外扎维多沃的宫殿式别墅，并向他的同伙传话说，如果他们觉得是该他退休的时候了，他将照办。    与此同时，谢列平开始向他的同僚游说。这位克格勃的前首脑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已经失败，是采取新方针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坐镇于别墅来设法反击谢列平。大概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主张——在安哥拉使用古巴的军队。    最后，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折衷主张占了上风。政治局接受了安哥拉方案。    对于苏联人来说缓和的第二个危机似乎是在今年初发生的。我认为，此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卡特在人权问题上作了第一个强硬的姿态。    卡特的人权攻势一定被莫斯科看作是杰克逊修正案的精神的继续，两者的目标都是在苏联实现自由化。回头搞保守主义勃列日涅夫现在已走进政治上的死胡同。如今勃列日涅夫剩下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可以承认他的缓和政策失败，但是，随之而来的高压措施的加强，迟早将宣告他在温和的中间派的手下退位。    年迈的政治局宁要维持现状，不要实行改革。他们希望搞缓和，以便能够避免撞碎他们自己的小船，然而却发现自己是漂流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为了让波涛平静下来，他们期待回头搞保守主义，试图勒死他们自己的产儿，即缓和。    保守主义的这种重新抬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在安哥拉的冒险，并且推迟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签订。如果美国政府不软化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方针，苏联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    最终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也许是，保守政策丝毫不能使苏联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七月十七日刊登报道，题为《所有俄国顾问受命撤出索马里》，摘要如下：    由于索马里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和克里姆林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俄国在索马里的所有顾问和专家——共约六千人——已经接到命令于今年离开。撤离必须于三个月内完成。    自从埃及于五年前驱逐一万八千名俄国人以来，这次撤离是莫斯科在非洲遭到的最大的挫折。    这些被空运撤出索马里的部队，将随身带走数十枚冥河式导弹，某些米格战斗轰炸机以及其他先进的武器。    大多数的部队和飞行员都正被调往埃塞俄比亚。因为它正变成一个新的监视非洲之角的苏联基地。全面决裂上星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传出消息说，数目较少的顾问走了。    本记者了解，西亚德·巴雷总统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虽然依靠苏联的装备，但他已决定全面决裂。他将转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取得他将来的军事供应品。    【美联社摩加迪沙七月十五日电】俄国人和索马里人已经吵翻，一切迹象表明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准备减少对苏联盟国的依赖，转而忠于阿拉伯国家。    这里的外交官认为，苏联人为使两国和解所做的努力失败之后，已决定全力支持埃塞俄比亚，甚至不惜以牺牲它同索马里的联系作为代价。    同苏联人不和给西亚德留下的问题，是为他的受苏联训练和装备的两万二千人的武装力量找到另外的武器供应来源。    索马里已向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提出交涉。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七月十五日刊登记者戴维·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题为《阿尔巴尼亚批评中国》，摘要如下：    人们认为阿尔巴尼亚政府反对它实际上唯一的盟友的宣传运动证实了这样一点，即自毛泽东逝世以来地拉那和北京的关系严重恶化。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犯了错误，即认为在毛逝世的时候现在被谴责为“四人帮”的江青和其他左翼分子会掌权。    霍查反对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的任何软化。《人民之声报》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国：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不可信的。    最近宣布，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这引起了阿尔巴尼亚的特别关注。它担心，比阿尔巴尼亚繁荣得多影响也大得多的南斯拉夫可能取代它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盟友。    但是，外交观察家认为，阿尔巴尼亚不大会让它现在的笔战导致同中国关系的破裂。中国是唯一向这个亚得里亚海小国和它的二百五十万人民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    【路透社维也纳七月十四日电】仍然由于是斯大林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的阿尔巴尼亚正在对阿中理论争端进行少有的宣传，这种宣传可能暴露阿中关系的严重分裂。    霍查自从十六年前与苏联闹翻以后越来越孤立了，他仍然是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但是这种关系显示出极为紧张的迹象。    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个争论证明紧张情况正在加剧。但是他们很谨慎，不愿作出结论。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仍然依靠中国，它实际上没有其他朋友。    有二百五十万人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如果与八亿五千万中国人决裂，就会使阿尔巴尼亚完全孤立起来。    观察家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认为有理由提请人们注意它与北京的分歧，它才会这么干。这种分歧在五年前就可以看出，看来一直在发展中。    阿尔巴尼亚的文章是在中国开始与共同市场谈判（这种谈判可能导致缔结贸易协定）以后四十八小时发表的。    文章提到北约的话显然是反对中国的这种作法：支持西方为保卫西欧不受苏联侵犯而作的防务努力。    这篇文章虽然故意不点名，但是对中国的抨击还是接近于进行痛骂。    它说，认为美国不如俄国危险的那些人“是在歪曲事实和欺骗人民”。    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否认这种攻击预示着公开的反华运动的开始，他们还否认了西方的消息：中国去年给地拉那的经济援助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减少了。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七月十七日刊登该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迈克尔·多布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巴尼亚寻找新朋友》，摘要如下：    小小的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在对中国进行辱骂之后的一个星期，一直在自豪地告诉全世界，谁是其真正的朋友。    二百五十万阿尔巴尼亚人和八亿五千万中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将终止，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大不列颠共产党（马列主义）之间的兄弟联盟继续存在。    英国共产党人也许不完全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享有的那种国际声望，但他们却大大有助于减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孤立的心情。    地拉那广播电台一直在大肆报道全世界各地的分裂出来的左派组织的支持电。    这家电台说，一个英国代表团在访问了阿尔巴尼亚之后表示，他们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看法与东道主的看法完全一致。

【共同社北京七月十二日电】（记者：边见）题：阿使馆在北京散发批判文章    驻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十二日下午向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和报道机关，散发了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七日报道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刊登的长篇社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英文译文。这篇正面批判中国的外交原则“三个世界论”的社论，七日已经由阿尔巴尼亚驻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大使馆向各国外交团散发，现在又在中国散发了全文。在北京的西方外交人士认为，这表明了阿尔巴尼亚“挑战”姿态，因而对这个行动十分注意。    另一方面，西方外交人士中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在攻击三个世界论的同时攻击了中国所支持的不结盟，说它是“压制革命，维护资本主义”的，所以，这篇文章是以预定九月铁托访华为靶子，开始了对中国的批判。    总之，这次在北京散发文章，似乎将使迅速冷淡下去的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隔阂。    【法新社北京七月十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本身，今天在这里间接地证实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严重的分歧。    驻北京的各国大使馆和西方记者第一次收到了阿通社播发的阿党党报《人民之声报》七月七日发表的社论的英文译文的全文。    由于这篇社论包含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一系列攻击的内容——尽管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因此外交界认为，不寻常地在北京发布这篇社论这件事本身便是对中国领导的一次蓄意挑衅。    驻北京的外交官和记者对地拉那希望公开它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使这种分歧在受攻击的国家里作最大的宣传一事感到惊奇。    他们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党对“三个世界”政策的批评，正好是在中国历史处于重要的时刻：全国正在忙于完成在九个月前开始的对所有支持四人帮的“坏分子”的深入的清查。

【路透社纽约七月十五日电】亚伯拉罕·比姆市长今天巡视纽约市遭到抢劫和焚烧的地区，人们对他充满敌意地齐声唱：“工作、工作、工作。”    这位市长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地区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    这个地区是因停电造成的昏天黑地状况而受到最惨重的损失的地区之一。    一个青年人喊着：“市长，给我们一些工作怎么样？如果有工作的话，这种事情就不至于发生，我们不用偷盗。”    当比姆市长停在一家原廉价鞋衣商店的废墟前的时候，一个黑人高喊：“发生盗窃事件之后，便发生流血事件。”    一群黑人和波多黎各青年迅速围集在他的一行人的周围。人行道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从商店门上拆下来的弯曲了的保护钢栅。满地都是碎玻璃，还闻到烧焦了的建筑物的那种辛辣味道。    在某处停留的时候，比姆设法向一个商店的主人解释说，遭到抢劫的小商人可以领到政府的各种借款和享受恢复计划提供的救济金。但是，经营一家漂亮的女服装店几乎达十年之久的坦利·沙莱特在听了劝慰以后仍然感到悲痛。    沙莱特伤心地说：“警察就是不去阻止抢劫者。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切。你想会有人再来光顾我这个商店吗？不可能。”    沙莱特说，他只有少量的财产保险。他估计他的服装损失达二万美元。    他的商店的固定装置几乎全毁了。    这是一个黑人和西班牙、葡萄牙人杂居的地方。    一个青年人对市长大声叫喊：“少数可怜的商人陷入了困境。这里的人们找不到工作。你应该常来这个地方。不是在发生灾害的时候，而是在人们找不到工作，吃不到东西的时候。”    商店主人惊恐地站在那里眼看着他们的企业遭到的损失。当一位老年妇女向比姆诉说她家长期经营的企业在家具被抢劫一空之后被焚毁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在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地区遭劫的大多数商店是廉价家具批发商店，虽然有几家肉店和一家纸牌商店也受到惨重损失。大部分都在被劫后被火烧毁。    一位店主对记者说：“抢劫者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用车辆把家具运走。”    当有人问及警察是否不愿意逮捕或制止抢劫者时，纽约市警察局长迈克尔·科德说：“如果出动所有警察，而每个警察抓一个抢劫者，街上很快就找不到警察了。”    市政官员估计，在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大约十六万个企业中，有两千多个遭抢劫和被焚。但是，参加视察的政府代表都不愿提供关于损失的估计数字。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十七日电】美《波士顿环球报》今天报道，卡特总统不仅没有理睬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这样的警告，即如果他履行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把全部美军撤出南朝鲜的诺言，战争的危险可能增加，而且也没有理会他的情报部门首脑、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提出的告诫。    这家美国日报援引了情报部门的领导人特纳向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说：“我的态度是，现在在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保持着一种威胁均势，一旦你撤出了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削弱这种均势。它是否会削弱到稳定的水平以下，那是很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了。”    但是，特纳否认他在同卡特总统私下会谈时曾直接表示反对撤军计划。    报纸接着引他的话说：“我尽可能明确、坦率和客观地从情报的角度，而不是从政策的角度说明撤军的利弊、说明我认为有关各国对撤军会作出的反应……我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    这家报纸说，虽然美国政府的一些计划人员不重视这种看法，即卡特的撤军计划可能导致汉城政权企图秘密地发展它自己的核武器以使对方不敢发动进攻，但是，特纳表示了显然不同的看法。    据这家报纸说，特纳没有承认美国在朝鲜有大约一千件战术核武器并且打算把它们同地面部队一道撤走，但是特纳说：“当你撤走任何种类的军事工具的时候，你必须估量一下，拥有这个工具的国家所承担的保证的可靠性有多大。”    这家报纸指出，特纳的讲话是第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他也对卡特总统的撤军计划感到不安。    这家报纸指出，上周，在北朝鲜炮手打下一架误入他们领土的美国直升飞机之后，以及在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作出估价、对卡特撤军的规模表示很大怀疑的时候，卡特从朝鲜撤军的计划在国会中遭到越来越大的反对。

昨日第二版阿《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第二栏最后一段“‘三个世界’理论的作者力图转移资产阶级对……”一句中，“资产阶级”应为“无产阶级”。

谈到尼方提出的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时，他说印度希望宣布整个次大陆为和平区    【法新社加德满都七月十六日电】印度外长瓦杰帕伊今天说，他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尼泊尔提出的关于宣布它为“和平区”的建议。    瓦杰帕伊在结束对这里的三天正式访问之后，今天在飞回新德里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印度外长，这对我来说是个新建议。我在同尼泊尔外交大臣阿里雅尔会谈时向他指出，印度希望宣布整个次大陆为和平区。”    瓦杰帕伊在解释他对这一建议的想法时说，“印度表示愿意同巴基斯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同孟加拉国建立了友谊。同尼泊尔，我们已经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种种努力都是为了使整个地区成为和平区。”    他解释说，“尼泊尔希望印度考虑他们的建议，我答应给以适当的考虑。”    当一名巴基斯坦记者问他是否同尼泊尔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提议的关于南亚国家的“集体安全条约”时，瓦杰帕伊说，“我们希望使次大陆摆脱紧张局面。我们不希望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因为参加这种集团是违背我们的不结盟政策的。”    关于尼泊尔要求得到从拉迪卡普尔过境的权利以同孟加拉国贸易的问题，瓦杰帕伊说，他答应予以考虑。他说，“如果尼泊尔希望发展同孟加拉国的贸易，印度将不会阻挡。我们愿在贸易方面帮助尼泊尔。可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合法利益肯定能得到保护。”    在瓦杰帕伊正式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说，两国代表团讨论了关于缔结新的贸易和边境条约的建议。    新闻公报说，“双方研究了双方同意的正在进行的利用水力资源的工程项目的状况，并且指出，这些工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说苏联现在的重点是同国家而不是同政府打交道，免得政府更迭时使自己处于不受羡慕的地位    【本刊讯】新德里《印度教徒报》七月十一日发表Ｇ·Ｋ·雷迪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对南亚政策的变化》，摘要如下：    有消息说苏联已加强它对几个南亚国家的外交，要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维持它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在印度、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还是巴基斯坦，都不为自己追求特权地位。    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悄悄地放弃了，现在的重点已不是放在遏制美国或者中国的影响上，而是放在确保苏联在各大国在本地区的角逐中保持应有的重要性。    出于一切实际的理由，苏联政府正在放弃它先前通过同本地区重要的国家建立一系列特殊关系的办法巩固和扩大它在本地区的势力的政策。它在吃了苦头以后已懂得，使自己不适当地完全支持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它们的领袖，会越来越增加批评苏联的人的猜疑，这些人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大叫大嚷，反对苏联干涉。    甘地夫人的突然垮台对苏联是一大打击，因此，它已完全转变原来的政策，不再在任何南亚国家公开进行政治操纵。因此，苏联现在的重点是同国家而不是同政府打交道。这样它就可以不致于因为政府的更迭而意味着自己会自动地处于不受羡慕的地位，而使得一切都得从头来过。    他们毫无困难地就适应了（印度）人民党的建立互惠的双边关系的主张。可以说，苏联现在是特意向印度提供新的设备，或者加速供应零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叫印度不要忘记自己也负有对等的义务而故意拖拖拉拉了。    有消息说，苏联政府正在考虑调换它目前驻在南亚已经发生了政局变化的国家的大使，好让新大使能同新政府建立比较热一点的关系。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学苏联的样，正在打算同样地更换它们的外交代表。换言之，它们认为最好还是把它们的使者更换一下。这些人都干过出格的事情。在国际上，苏联对这些国家新的外交活动不会趋向于劝说它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到超过限度的程度。在这一切事情中，主要的考虑是要确保不致于不知不觉地为其他大国的计划服务，而损害苏联在本地区的利益。

【路透社仰光七月七日电】据这里的可靠人士说，共产党游击队在努力争取缅甸东南部柚木林里的克耶族叛乱分子。这些人士说，十二万一千名克耶族公民中的大多数人是爱好和平的农民和村民。但是，一些叛乱分子拿起了武器来反对中央政府，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邦。    他们还说，现在，这个叛乱运动中的一派正在寻思是否应同共产党共命运。    在更北面的掸邦，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地执行他们的“分化和争取”的政策——分化各叛乱集团，争取共产党的同盟者。    这些人士说，共产党人已经把由赛拉昂领导的掸邦军中的强有力的一派争取过去。    克耶邦面积为四千五百三十八平方英里，东面同泰国交界，并且同掸邦和克伦邦——这两个邦都是共产党活跃的地区——毗连。

【美联社拉瓦尔品第七月十三日电】自从巴基斯坦新的军人政府宣布采取严惩犯罪行为的措施以来，犯罪的现象便消失了。这些措施包括穆斯林传统的刑法：砍断小偷、抢劫犯和武装强盗的双手。    拉瓦尔品第警察总部的二位值勤领班说：“通常情况下每天有十起或十二起严重的犯罪事件，但是自从宣布这些措施以来，几乎一起也没发生。甚至连一次妨害治安的行为也没有发生。”

（十九）    本章提要：印度推辞检修埃及的米格２１飞机，这意味着苏联人对埃及实行军事封锁。、苏联要使埃及的部队瘫痪，飞机报废。尽管这样，埃及还是给了苏联人一些军事上的方便条件，达成协议。而且在赶走苏联专家后，埃及仍将这一协议延长五年。可是由于对方的原因，萨达特随后宣布这项条约不过是一张纸片，通过议会把它废除。为了公正地对待事实和历史，萨达特将他的一生从童年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事迹，用录音带记录下来。这样做的动机之一，是将最重要的材料忠实地置于人民和研究人员面前，再是为了打破一些笔杆子的垄断，因为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增添和杜撰许多不真实或不确切的事实。这是他在一九七五年作出的决定。    印度推辞检修米格２１飞机，是当头一棒。我没有想到，我们同印度之间从伟大的尼赫鲁在世时开始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将以这种离奇古怪的方式发生变化。    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之间的一马平川不过是一块埋有地雷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撞上了一座冰山。    这样，形势比单纯的下述情况严重得多：印度推辞，或印度发现自己不得不推辞，或一只大手攥住印度的手，把它举在空中，对埃及讲：不。    对于苏联这样做，以及共产主义集团国家步它的后尘，我可以理解。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可是，印度这样做，这就更糟了。这意味着，苏联人已对埃及实行军事封锁。    北朝鲜，一个共产党国家，曾帮助过我们。它的领袖金日成是个伟人，他为他的国家做了很多事情。我曾于一九六六年访问过北朝鲜，看到朝鲜所取得的成就不愧为政治上的一个胜利、时代的一个奇迹。金日成是个共产党人，但他同东欧集团领导人相比则别具一格。    至于印度，它既不是共产党国家，也不是东欧集团国家，而它却做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怪事。    我们同印度之间从尼赫鲁时代起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位于印度领土内的葡属“果阿”殖民地出事期间，我们的立场是尽人皆知的。    印度的情况同我们埃及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在埃及，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买了武器，并运进我们的领土，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最高利益所要求的方式，自由地使用这些武器；否则，那就意味着这些武器不在我们手里，而是武器为我们所有，却由别人来控制。我把这叫做“破坏”埃及的“独立”。我已多次说过，我拒绝了这种做法，只要我活着，我拒绝这样做。我坚信，我们忠诚的后代也将这样做。    出现了印度的这种奇怪的做法。我感到这种做法改变了我面前和脚下的道路的路标，酷似铁路上出了这样的事情：车厢里的旅客突然发现车轮下面的钢轨已经变换了，使火车驶向不是司机想去的另一个方向。因此我必须认真考虑形势，对将要发生的事情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发现我任内的几年具有几个特征：    一九七一年，我清除了权力中心。    一九七二年，我作出了驱逐俄国专家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爆发了光荣的十月战争，这场战争既违背了苏联人的意志，也违背了美国人的意志。    一九七四年，实行经济开放并使苏伊士运河通航。    这一切以及其它一些事情，是同恢复健全的民主和在经济上重建埃及齐头并进的。    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不断从内部整理我们的房子。    我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事实和历史，我要讲述我的一生的事迹，或者说那个埃及人的经历：他来自农村，在自己的奋斗中逐渐上升，直到接受承担最大职责的荣誉，驾驭伟大的埃及民族的命运。    为此，我已将我一生从童年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事迹用录音带记录下来。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将最重要的材料置于人民和研究人员面前，极其真诚和忠实地向他们介绍各种事件的经过。我不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人，我只是参与了这一发展过程，担负了其中的责任。我使许多人同我一起参与其事。    然后由我来讲述这一切。我过去和将来都只有的一个目标：埃及、热爱埃及以及至死永远忠诚于它。我决定用我自己的观点把各种事件记录下来。    这是我在一九七五年作出的决定。    我用四十盘录音带记录了我的一生，把这些录音带的两面都用上了。    这样做的另一个动机是，我发现一些笔杆子已经在接触历史了，并已开始为了它们的需要而阉割和歪曲历史，好象埃及历史的见证人都死光了，好象历史已被一些笔杆子所垄断，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增添和杜撰许多不真实或不确切的事实。（六十三）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田川五郎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全国节育：打破传统，提倡男到女家》，摘要如下：多产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要男孩儿在北京郊外西城区干部学校的医务室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非常醒目的套色宣传画。    看了画上写的“欢迎男到女家”的说明之后，仍然不明其意。这时，一位女医生告诉我说：“这是鼓励为女儿‘招婿’的意思”。到处都是政治标语的中国，竟有这样的宣传画，使人感到新鲜而佩服。不久才明白这是和当前全国进行的节育运动有很大关系。    她的说明是这样的：“中国过去就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早生子，早得福’。特别是男孩子，因为能挣钱回家，所以越养得多越好。今天树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可以说已打破了这种旧思想，但是，现在农村仍有许多人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直到生了男孩儿为止。这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所以这张宣传画强调说：‘即使只生女儿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想要儿子，可以招进一个女婿’”。    儒教追求的理想家庭是“儿孙满堂”“多子多孙”，认为不生孩子，就是对祖先最大的不孝。节育运动首先就要从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开始。    中国土地辽阔，相比之下，平原是狭窄的。今后扩大耕地面积的余地不大。打开地图一看便可知道，平原只有东北、华北、华中，只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七点六。包括海拔二百米以下适宜人们居住的面积在内，也不过占百分之十六。因此，每一户农家所占的耕地面积，不到一公顷，和日本差不多。    这样的地理条件不仅对经济建设是个大障碍，还不断引起人们“对饥荒的恐怖”。八亿人口，如果按一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五的比率增长，一年就增长一千二百万人。每年以超过东京都人口的数量增长，而且还必须给吃、给穿，给工作。所以对于连一亿人口都照顾不过来的日本政治家来说，真会吓死人。一个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积累工业资金和飞跃发展经济的国家，无论如何也必须节制人口。    鼓励男到女家能达到多大效果尚不清楚。但是，在上海的“大街上行走时，和四、五年前相比，很少见到大肚子的妇女了”（侨居上海的日本家庭妇女语）。“以前人口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如今下降到百分之○点五了”（上海革命委员会干部语）。再加上提倡晚婚，普及避孕药、避孕环、绝育等等，似乎已取得很大成果。积极进行绝育手术在胜利油田的某工人村（二百一十四户，八百二十七人）进行访问时，听说近几年开始大力节制生育。在还能生育的一百八十六名妇女中，已有一百三十人进行了绝育手术。搞得这样彻底，如果不是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的。在西安的人民公社，听说也不是使用口服避孕药和避孕套等不可靠的方法，而是对已有三个孩子的父母提倡接受手术。    当然，这种手术费和药费全部由国家负担。在上海繁华的马路上散步时，看到药店里的橱窗内有许多装满避孕套的盒子。纸上写着，“每人免费供应五个。”看来谁都可以自由取用。中国这样热心地注意人口问题，只有一点使人不能放心，那就是，在农村，不论有多少孩子（八岁以上），都配给和这个家庭的大人一样的定量。这样对孩子多的家庭不是在经济上仍然有利吗？这样不是等于奖励多生孩子吗？我向政府人士提出了这个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也许是如你所说的那样，不过，中国对生孩子的问题决不是强制人民如何去做。对想多生孩子的人，只能耐心地说服。既然生出来了，也没有办法。国家只好负起照顾的责任。”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七月四日以《学习中国的经验》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我们的国家与中国的和解，使我们面对一个在组织上与我们有巨大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制度不但生效，而且可能比我们的较有效。    中国的确好象在一些困扰所有贫穷国家的问题——缺乏粮食与很低的营养水平，人口的急剧上升，入息与机会的巨大不平均，工作与社会益处的缺乏，农村人口盲目飘流到已经膨胀的城市    ——的解决方面获得进展。    学习中国的经验对于东盟国家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一个原因是今日的中国是处于温和与讲实际的领导下面，他们已放弃过去那种极端激烈的政策与革命狂热。另一原因是，大部分象我们的贫穷国家，自西方借得的经济药方成绩并不怎样好。    以出口为主的工业或者能够吸收象南韩、新加坡这类小而结实的国家的过剩劳工，但是象菲律宾、印尼、泰国或缅甸这些人口众多而工业基础又很低的国家，在她们能够对农村的贫穷做些什么立即与直接的事以前，经济发展可能象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没有意义。    这正是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所做的事。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激发其他贫穷国家人民的幻想。    每一个贫穷国家必须依据它的特殊历史脉络解决他的现代化危机。但是根本问题大体上相似，并且不管理念的差别，将以大半相似的方式获得解决却也是事实。    迅速体会这一基本事实，罗穆亚尔德斯大使已将学习中国处理农村贫穷与驾驭农村闲人的经验列为他的最优先课题。    罗穆亚尔德斯大使纠集了一群菲律宾青年    ——社会科学家、医生、农业家与技师——从事研究中国有关耕种、农区工业、教育、健康服务制度与社会动员的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一个理智发展规划中去。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十六日电】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曾将一名患脊柱瘫痪男子的体温降至华氏六十七度（摄氏十九点四度）达三十五分钟之久，从而成功地进行手术。    神经系外科医生安马耶昨夜透露该项手术，他说，该项称为“深催眠法”的技术意味着停止人体的一切重要功能，包括脑部活动，以便从连接脑部的脊髓中抽出一束血管。正常体温是华氏九十八点四度（摄氏三十七度）。    该项手术历时二十小时，病人是三十四岁的学校教师浩克，他于手术后，先前瘫痪的右臂与双腿已可恢复使用。（转载香港《快报》）    【法新社东京五月十九日电】今天消息说：在零度以下气温急剧冷却后才进行按摩，可能对治疗风湿是十分有效的。    九洲大学一个医学小组表示，低温可以解除灼烧的痛苦。他们运用该同一原理治疗风湿症，以便止痛后才进行按摩。    一名六十五岁的女子已缠绵床上五年之久，她在接受这种新法治疗后一月便能走路。    该医学小组把一袋摄氏零下十八度（即华氏零度）下的冰块放在一个病人的患处达三、四小时之久，然后迅即予以按摩，这时病人并不感到任何痛苦。    后来亦发现患处愈冻得久，按摩愈有效。    一名二十五岁的男子因风湿而致肌肉疼痛达四年之久，由于复原迅速，故此他已能走了。    约有三百个病人已显示出有效治疗的征象。该小组将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风湿病会议”上就其方法提出报告。（转载五月二十日香港《快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月三十日消息：    澳洲医生们已在使用猪皮植皮手术来治疗烧灼伤者。他们发现猪皮移植不仅减低伤者痛楚和减少失血，而且使创口加速痊愈。    到目前为止，莫纳殊大学外科手术系副教授约翰·马斯特汤领导的墨尔本艾尔弗雷德医院烧伤小组，使用猪皮代替纱布和乳状覆盖物治愈约两百名伤者。    他一九六八年开始试验使用动物皮移植治疗法，到现在每周约使用一只猪的皮肤治疗八至十名烧灼伤者。它可能用来治疗脱掉表皮的烧伤创口，或者植皮。    植皮疗程需要十周或以上才完成，而且表皮烧伤两成至三成的伤者也可使用。    倘若所植的猪皮能够在患处停留两周时间，对伤者是莫大的舒适，而且避免每天涂药的痛楚。

【法新社加州阿纳希姆四月二日电】医生们在致美国烧伤协会的一项报告中说，一名病人假如身体有百分之五十部位被烧伤，只要在实验室用两块三吋乘五吋的皮加以培植，便可重新植皮了。    这些来自辛辛那提市施里纳烧伤学院的医生，还发现了一种新的塑料表皮——类似于软隐形眼镜所使用的一样，将它直接倒在新烧伤的伤口上，形成一块防止感染的盾。    施里纳学院负责人布鲁斯·麦克米伦说，假如一名病人被严重烧伤，没有甚么健康的皮可植的话，可以将一块小皮加以培植，直至小皮扩大六至九倍，这要花一至四个星期。    麦克米伦说，从身体上割下一块几平方吋的皮，然后分成许多小方格，每格只有约十分之一平方吋。（转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苏联《在国外》杂志四月十五日    ——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则消息说：    在每年有二百多万人遭严重烧伤，其中七万人进入医院，而一万人死亡的美国，开始采用医治这种创伤的有效疗法。由于这种疗法，正如美国专家所断言，在身体表面烧伤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下，完全有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健康的年轻人，甚至皮肤表面烧伤百分之七十五，则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可保平安无事的结局。    如果病人失血过多，那么为了防止休克，立即进行大量静脉输液和输血。例如体重六十八公斤的病人，皮肤损伤百分之七十的情况下，第一天要输液十九公升。然后把病人放在水温摄氏三十八度的经过消毒的干净澡盆中，洗濯坏死了的皮肤——潜在的细菌发源地。    植皮时用猪皮或尸体上的皮。但是病人自己的皮效果最好。这种皮是从身体未受损伤的部位，切制成薄薄的小块（零点零二五厘米），加以穿孔，拉长，使它在烧伤处愈合。这种皮可覆盖的面积比它原先覆盖的面积大二——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