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七月三日刊登斯蒂莱发自纽约的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反卡特战略》，摘要如下：    在六月三十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卡特坚决否认苏美关系“恶化”了，他说对于同苏联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抱有信心。但是，这些公开的说法并不反映现实情况。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给人一种印象：在强装出来的乐观的背后，总统对于同苏联的关系感到不安。    实际情况是，苏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艰难和捉摸不定的阶段，开始使卡特和他的顾问们越来越感到不安。然而，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危机”，那却是言过其实了。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公开的谈话中，还是在外交谈判中，克里姆林宫都不再掩饰对卡特政府的不信任和愤慨，因之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缓和对话现在处于停顿状态。    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莫斯科现在断然决定要强调指出苏美关系的“恶化”，而且把恶化的责任归罪于卡特。事实上，这正是勃列日涅夫在巴黎会谈时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所谈的东西，以便让后者告诉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另一个有意义的“信号”是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作出的，他同前国务卿基辛格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见，以便让后者转告卡特和国务卿万斯。    既通过报刊论战又通过外交渠道的通告发动的这场反卡特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华盛顿的解释是，苏联的战略是，要把缓和完结这样一种危险说成是新总统的外交政策所造成的，这样来使卡特在美国舆论面前处于困境。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十二日刊登克拉夫特的文章，题目是《对付俄国新近采取的强硬立场》，摘要如下：    俄国人在各方面都大肆报复。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也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凡是对苏联当局提出的挑战现在无不一一受到了指责。    这种强硬做法也许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手法。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华盛顿现在必须把避免这种危险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危险就是，卡特政府的无能正在促使莫斯科沿着从单纯防御战术转为强硬路线战略这条典型的曲线前进。    苏联这种较前强硬的态度的最突出目标是华盛顿本身。苏联官方刊物已经指名道姓地批评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他最初提出的裁军建议。    俄国人取消了美国大使图恩预定于七月四日在苏联电视台发表的讲话。接着，勃列日涅夫亲自召见图恩并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此外，俄国人还用巧妙的不偏不倚的手法，对美国政府制造中子弹的决定和不制造Ｂ二１轰炸机的决定都加以谴责。    在此之前，莫斯科整治了一批较小的捣乱分子。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正在尝到逮捕、起诉、审判和长期监禁的滋味。喜欢跟莫斯科保持一定距离的西欧共产党人也由于苏联猛烈地抨击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而挨了一闷棍。    几乎可以肯定，莫斯科最初采取强硬路线是要对卡特新政府强调人权问题作出策略性的反应，也是要对武器控制问题采取一种新的作法。俄国人认为，卡特不能把他早些时候在人权问题或武器控制问题上所规定的步子坚持下去。他们认为，在所有问题上坚持采取强硬态度，他们就能迫使美国人作出全世界都能看到的退却。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退却，不过不是非常明显。当国务卿万斯在日内瓦会见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时，万斯过去在莫斯科提出的态度强硬的限制武器建议已大大地软化了。总统和其他人所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讲话也变得温和了。    当这种态度软化对俄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卡特政府几乎不遗余力地开始寻找某些进行对话的办法。它提出了两国领导人举行非事务性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当卡特在俄国人尚未同意这一建议之前便开始公开谈论这个问题时，俄国人对这种不太坏的想法作出了消极的反应。    现在，华盛顿处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和中国——卡特政府能够有益地使俄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但是摆出一付态度全面变硬的架势将会破坏卡特政府希望继续进行下去的武器控制谈判。    我自己的看法是，卡特政府现在必须同俄国人有一个新的开端。它不仅需要改正在人权问题和武器控制问题上所采取的错误的行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需要纠正莫斯科所获得的采取强硬方针就会使美国作出让步的印象。如果不能安排举行一次非正式的最高级会议的话，这样作的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向莫斯科派遣一位在过去得到俄国人的信任而且在过去六个月来没参与造成那种成为苏美关系重要特点的严重误解的特使。

【朝中社平壤七月十四日电】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九点五十五分，美军一架武装直升飞机侵入军事分界线东段我方上空纵深地区。    这架美军直升飞机违反军事停战协定非法侵入我方上空纵深地区，在我方地段被朝鲜人民军炮火击落。    直升飞机上的美军人员三人死亡，另一人被生擒。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十四日电】一架美国陆军直升飞机今天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    卡特对参议院领袖们说，他要确保“这件事不升级成对抗”。    卡特说，在这架直升飞机偏离航线向北飞到非军事区上空时，南朝鲜人曾开枪警告。他说，机组人员在飞机于北朝鲜着陆后曾离开飞机，作了检查，然后在北朝鲜人走近时又起飞。卡特说，直升飞机就在那时被击落，机组人员两名坠机后死去。卡特说，第三名机组人员在互相开枪射击中被打死，第四名被俘。    卡特对来到白宫的参议院领袖们说：“这是从朝鲜西海岸到东海岸的白昼例行飞行。”“这架直升飞机显然迷失了导航定位。”卡特说，“当然，那是臆测。”    【合众国际社汉城七月十四日电】汉城的美军司令部说，美国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星期四上午迷失到北朝鲜领空并被击落。    司令部的一项声明说，这架ＣＨ—４７型直升飞机“偶然迷失到北朝鲜上空”，受到了火力袭击，坠落在南北朝鲜停战线东段非军事区北朝鲜一侧。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召开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事件。一位发言人说，但是北朝鲜没有对这一要求立即作答。    美国海军少将哈姆、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首席代表致函北朝鲜要求召开所建议的会议。信件措词和解，承认直升飞机迷失到北朝鲜领空。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十四日刊登埃文斯和诺瓦克合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对扎伊尔的另一个威胁》，摘要如下：    今年晚些时候对亲西方的扎伊尔发动一场由苏联支持的新的军事进攻目前正在准备之中。蒙博托在总统府向我们发表的谈话中说：“看来敌人打算再次对我们发动进攻。”共产党支持的叛乱者准备重新对扎伊尔南部沙巴（前加丹加）省发动新的进攻的计划得到了非扎伊尔人士的证实。    但是，这些人士预料，来自安哥拉的新的“进攻”将不是再度入侵，而是为了搞旷日持久的游击战而进行的渗透。不管是入侵还是渗透，蒙博托认为从安哥拉和古巴运给加丹加叛乱者的援助来源于莫斯科。他告诉我们：“安哥拉和古巴是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抵押品。”    美国既然在今年三月证明它宁愿让蒙博托遭受入侵，因此，它不会帮助他对付更加微妙的游击战的威胁。如果考虑华盛顿和蒙博托之间的长期的密切关系，那么非洲其他国家将了解到，在面临共产党的进攻时，它们同美国人的密切友谊是否有价值就令人怀疑了。    美国对它长期以来的保护国所采取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仅表明，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它对于卷入军事行动感到恐惧，同时也表明，华盛顿和金沙萨之间对非洲的看法截然不同。    鉴于有着一洋之隔的卡特政府目前没有觉察出苏联搞渗透的危险，因此，这位有戒心的刚果血腥政治斗争的幸存者认为，莫斯科想控制整个非洲大陆。这是由于美国的新政策所引起的不幸的事态发展。    我们问蒙博托，谁可能是阻碍苏联在非洲取代美国的野心的力量，蒙博托的答复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他说：“势必是法国。”但是谁也不认为法国可以象美国过去那样，制止苏联在整个南部非洲的冒险。    蒙博托不是在谎报军情。可靠的目睹者谈到加丹加叛乱分子在安哥拉北部四个训练营学习游击战战术以便及时赶上九月中旬开始的雨季。    由于无法制止一次直接入侵，领导不得法的扎伊尔军队无法制止一次直接的入侵，它的装备很差，无法控制这个地区的有效叛乱，在那里，渗透者可能比蒙博托政权更加得到人民的支持。    扎伊尔军队非常需要整顿，它现在在听取法国和比利时军事代表团的意见。

【本刊讯】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时事解说》七月一日一期刊登外交评论家加濑俊一的文章，题目是《勃列日涅夫外交的表里》，摘要如下：    不出预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一兼任国家元首，便立刻得意洋洋地进入巴黎，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举行会谈，显示了法苏友好。发表的文件都是一些空原则，因此，现实感淡薄，给人留下了虚假的印象。这不是一枝鲜花，而是一枝假花。比如说，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当想到法国尚未签署禁止核扩散条约，便使人感到奇怪。    另一方面，法苏首脑会谈的核心，大概是推进缓和紧张局势。在核时代，缓和是无可取代的。这正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不过，克里姆林宫大有把缓和作为推行强权政治外交的烟幕的迹象。比如说，民族解放是正义斗争，所以，苏联有支持民族解放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态度就是一例。干预越南、葡萄牙、安哥拉的争端与搞缓和显然是矛盾的。苏联说没有矛盾，只不过是诡辩而已。    因此，法国方面也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条就是要求在全世界搞缓和。这是卡特总统在竞选中以批评基辛格外交的形式阐述的论点，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其他三点，即对于放缓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尊重人权和不干涉内政，苏联予以妥善处理也是重要的，这将成为搞缓和的“试金石”。    苏联接受了这四个条件，但真有诚意实行吗？现在，对于勃列日涅夫强调的裁军的必要性，万众赞同，但是，克里姆林宫目前正在以巨大的精力扩军，最露骨地推行霸权外交。不能说这是寻求缓和的态度。    任何国家都常有原则和心声脱节的情况，但是苏联似乎特别厉害。就拿前不久公布的新宪法草案来说，虽然规定是全民国家，但是，却扩大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仍然是一党独裁。另外，虽然写上了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却以“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条件。确定是否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是共产党，所以，这只不过是画饼充饥。把这一点用在国际关系上，那便是勃列日涅夫主义。新宪法虽然强调和平共处，但是，干涉东欧国家的劲头却未必减弱。    新宪法的发表，显然包含着对抗准备重新研究赫尔辛基宣言的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因素。是对卡特的人权攻势的防御措施。另外，苏联开始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也与此有关。    总之，苏联在对外推行缓和时，对内往往限制自由。否则，苏联的制度就无法维持。因此，要破坏赫尔辛基宣言中的人道条款。

【路透社维也纳七月十四日电】华沙条约一发言人今天说，美国发展中子弹是与关于减少中欧军事力量的东西方维也纳会谈精神背道而驰的。    这位发言人在评论卡特总统希望生产这种武器一事时说，中子弹是美国大大加强西方北约联盟武库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维也纳谈判的目标是矛盾的”。东西方减少核武器的问题通常是在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讨论的。    华约这位发言人说，在今天的维也纳减少军事力量会议上没有提出中子弹问题。    但是，他又说，从东西方减少武器这个较广泛的意义上说，生产中子弹是华盛顿试图修改维也纳会谈基本规则并重新装备北约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完全违背了会谈的目标”。

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东西方关系、核会谈、欧安会贝尔格莱德会议、中东、人权、裁军和经济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四日电】题：白宫就施密特—卡特会谈发表声明    卡特总统和西德总理施密特在本周举行了几次会议之后，白宫今天发表声明的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于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卡特总统和这位总理举行了三次长时间谈话。总理是应总统的“邀请”来华盛顿的。    总统和总理强调他们两国政府之间的磋商是紧密的，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最近几个月他们两国政府之间出现的小分歧在公开报道中常常被夸大了，他们保证将来彼此之间要直接接触，以使这种夸大的情况不再发生。    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东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重点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控制武器的其他谈判、以及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他们还对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并且商谈如何通过国际势力进一步减少核扩散的危险，而同时仍然保证所有国家能够得到它们需要的核能。    总统和总理讨论了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两人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主要讨论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和经济问题。德国人对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提出了一些看法，双方对如何把谈判向前推进交换了意见。对经济问题存在着广泛的意见一致。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六日刊登雷德韦的一篇报道，题为《克格勃如何设法欺骗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摘要如下：    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最近由于发生了看来涉及一个装扮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克格勃特务的奇怪而又预兆不祥的事件，而变得引人注目了。据已传到西方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积极分子署名的一份文件说，那位有克格勃特务嫌疑的人企图挑逗这些积极分子为美国情报机构干事。    如果这样做，将有利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政权目前掀起的把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说成是卖国贼的运动，这种手法将有助于该政权驳斥西方对苏联侵犯人权的指责。    这场运动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在卡特总统为人权大声疾呼之前，就逐步加紧进行了——如果卡特保持沉默，恐怕还有更多得多的人被捕。    在格鲁吉亚，犹太人积极分子和格鲁吉亚争取人权和民族权利运动的成员为对付恶化的气氛而联合起来。一月十四日，两个犹太人和四个格鲁吉亚人组成了“促进在格鲁吉亚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他们已经同去年在莫斯科、立陶宛和乌克兰成立的类似小组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的榜样还促进了在相邻的亚美尼亚建立第五个小组。    这两个犹太人是兄弟俩，科学家格里戈里    ·戈尔德施泰因和伊萨亚赫·戈尔德施泰因，他们要求移居以色列，但遭拒绝已有五年。在这期间，他们一直积极争取同国外的同行建立通信和电话联系的权利，并在法庭上批驳检查员没收许多信件的做法。    一九七五年，西方科学家对这兄弟俩中的一个被赶出在第比利斯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提出抗议，并宣布抵制会议。苏联当局被迫让步。    该小组中的格鲁吉亚人的领导人是加姆萨胡季亚博士，他是一九七四年第比利斯行动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参加了 大 赦国际苏联小组。一九七五年，他被解除第比利斯大学英美文学讲师的职务。他还收集了有关格鲁吉亚监狱中经常滥用酷刑的材料。    他在作品中指出，在格鲁吉亚现任领导人的统治下，无论是醋刑还是官场腐败，都无法有效地制止，因为这些人自己同这些做法牵连太深了。例如，党的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曾主持内务部，把狱中用酷刑的做法正式固定下来了。    去年，玛丽女王学院曾邀请加姆萨胡季亚以官方的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来英国讲学，作协回答赞同，但是党坚持要他首先放弃持不同政见的活动。他曾公开地编辑一家非官方的文学历史学杂志《金羊毛》达两年之久，现在，当局怀疑他参与编辑一个新的、其编者身份不明的杂志——《格鲁吉亚信使报》，这是与发行已久的莫斯科《时事记事》相当的一个格鲁吉亚刊物。    传到西方的头两期（每期约一百五十页）广泛报道了关于在人权、宗教信仰自由和格鲁吉亚文化方面官方滥用权力的情况。    第比利斯的“赫尔辛基小组”的另一个创始成员是一位历史学家勒特希拉泽，他是文化部负责保护民族文物的首席巡视员。在那个小组建立两个月以后，他被解除了这一职务。    早些时候，他曾经同加姆萨胡季亚一起汇集了有关蓄意忽视许多历史文物的大量材料，并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卷材料，要求它制止苏联当局摧残文化，他们此举使当局大伤脑筋。    这个小组的最后两名成员是第比利斯大学艺术系的别茹阿什维利和音乐讲师日哈涅利泽。    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在赫尔辛基小组合作的早期副产品之一是，这些格鲁吉亚人给以色列总统拍发了贺电。    三月二十三日，当局突然把他们对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的折磨升了级，超出了往常的盯梢和人身恐吓的水平。电视和报刊发动了一场恶毒反对他们的运动。    它们含沙射影地把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同各种叛徒、美国外交官和欧洲自由电台扯在一起，使人觉得他们似乎是出卖本国人民的被人雇佣的叛徒。    三月三十一日，作家协会开除了加姆萨胡季亚，一周以后，他和勒特希拉泽以及行动小组的一名成员科斯塔瓦都被捕了。（原载六月二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强调只要还有一个以色列士兵留在阿拉伯领土上，就不能结束战争状态；说以色列撤军可分阶段进行，但不能超过六个月    【合众国际社开罗七月十三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说，除非最后一个以色列士兵退出阿拉伯领土，否则，他不会结束同以色列的战争状态；他还建议在签订和约五年之后再同这个犹太人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萨达特在亚历山大港对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发表谈话时要求美国提供武器来保卫埃及以对付苏联对非洲的渗透。    这个四人代表团的团长是民主党众议员汉密尔顿。    萨达特说：“只要还有一个以色列士兵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就不能结束战争状态。否则，我就是邀请以色列人留在我们的领土上了。”    萨达特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缔结阿拉伯—以色列和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求：    ——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结束战争状态。    ——向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提出保证，例如建立非军事区、派驻联合国部队和建立早期警报站等。    萨达特说，以色列撤出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夺去的阿拉伯土地可以分阶段进行，例如分三个阶段进行。但是时间不能超出六个月。    但是他建议，“除非最后一个以色列士兵退出去了”，否则和约“就不应该生效”。    美国议员们问到，以色列人要求同阿拉伯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萨达特说：    “经过二十九年的怨恨、战争和冲突之后，双方对于对方都没有信心了。边界不能一下子就开放，外交和贸易关系也不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因为这些都是涉及主权的问题。    “但是结束战争状态、签订和平条约和安全巩固下来五年之后，就可以为一切开辟道路了。”    他要求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再在两个地区之间建立一条走廊。他说，这个计划中的国家应该和约旦建立联系。    他对美国人说，他同巴勒斯坦游击队领导人阿拉法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在时间问题上有分歧”。    萨达特说，他赞成在召开日内瓦会议之前建立这种联系，“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只应在巴勒斯坦国成立之后宣布建立这种联系”。

【法新社开罗七月十三日电】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士说，正在这里访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今天就巴勒斯坦问题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在外交方面的努力等问题与萨达特总统进行了会谈。    【美联社贝鲁特七月十三日电】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拒绝美国总统卡特关于巴勒斯坦家园的概念    ——这个家园要与约旦结合成一体，作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方案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说：“我们坚持主张在通过军事行动或外交手段从以色列手中解放的每一寸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拉巴迪说：“就我们来说，应该而且必将由我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来最后决定巴勒斯坦的前途。”    埃及总统和约旦国王已一致认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实体”应该与约旦结合为一体。    早些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项声明说，萨达特和侯赛因无权“代表巴勒斯坦人说话，无权决定他们的未来……或是把任何种类的联系强加给他们未来的国家”。

报纸消息说，以色列将表示愿意放弃部分阿拉伯领土，同时坚持有一个半自治的约旦河西岸    【合众国际社耶路撒冷七月十三日电】贝京总理今天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他关于中东和平的主张，并且得到了一致的同意，同意他在下周同卡特总统会谈时对这些主张进行讨论。    贝京在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以后说：“我将心里怀着良好希望前去会谈。”    报纸消息说，以色列将表示愿意放弃戈兰高地和西奈大片土地作为同叙利亚和埃及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坚持有一个半自治的约旦河西岸。    但是贝京警告公众不要去注意一些推测性文章，他说，“等到时机适当，是会发表细节的，各种消息都是未受权的，不确切的。”    贝京对政府电台记者说：“全体议员都参加了，并且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建议。”    他说，他的华盛顿之行非常重要，“但是我不用‘生命攸关’这个措辞。”    贝京说，他认为卡特是以色列的朋友，“因为他是人道的朋友，以色列是最高的人道准则的结果”。    【路透社耶路撒冷七月十三日电】以色列电台说，尽管对这个计划严格保密，它获悉了文件包括这些要点：    ——以色列将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些条件包括被占领的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前途问题。    ——以色列希望同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签定和平协议，并愿意撤出被占领的西奈和戈兰高地的部分地区以换取和平。    ——以色列希望早日恢复日内瓦和谈，但是也准备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候，同每一个或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另一个范围内进行直接会谈。

我们同苏联人的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美国或西方的敌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谁同我们友好，我们就是谁的朋友；或更清楚地讲：没有永恒的友谊，也没有永恒的敌对。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常识。我不妄称这个政治、经济或贸易上的概念是我发明的；这是一条人所共知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我们小国比其它大国更敏感罢了。    我在美国之行中，我的重点明显地放在：代表埃及、代表整个阿拉伯讲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任何人。或许，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话是从个人的角度和民族的角度来谈的。说从个人的角度，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阿拉伯问题的核心，我不能忽视，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义务，同时也是每个阿拉伯人的义务，直到巴勒斯坦人能够用自己的嘴巴和逻辑对全世界讲话。    从第一天起直到最后一天我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我抓住每个机会提及巴勒斯坦问题。    我在第一天就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得到它有权从所有各方得到的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无辜地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至今他们仍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应当同我们一起作为基本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    我还向美国人民强调，只要巴勒斯坦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就继续存在；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按照他们所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恢复了自己的领土和实体，那么巴勒斯坦就将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坚强成员，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个伟大支柱。    我转而提醒美国人民，他们是最理解人是与领土相联系着的这层意思的人民。这种联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文明的一个支柱，再则，同领土的联系导致人类尊重家庭关系、坚守领土和关心荣誉。    巴勒斯坦人民坚守自己的领土是情有可原的。没有领土他们就得死亡。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过着一种违背所有文明与人道主义准则的生活。这是美国和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机会：用公正洗刷耻辱。这是一个我们不应错过、不应丢失的机会，以便消除不公、争取世界和平。    我要求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以同其它成员平等地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作出决定。    我们是不知道种族或宗教压迫的人民，人所共知，我们的历史证明我们是热爱和平的，而且我们的伊斯兰教的涵义就是和平。我们不知道建立在肤色、宗教或教派基础上的歧视。犹太人曾经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在欧洲各个时代所遭受过的压迫、纵火和水淹，这些曾使他们逃亡到自由、平等和宗教上相互宽容的地方、希望之门对一切人打开的地方。这使我深信，美国是最理解宗教上相互宽容的涵义以及公正和自由的涵义的人民。    我宣称，犹太人曾生活在我们中间，而不惧怕任何人。他们占有了我们的很多土地和财产，而没有任何人怨恨，而且他们控制了贸易。我开玩笑地讲起，我曾去一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买一台收音机，但老板一知道我是同犹太人打过仗的军官，他就拒绝卖给我这台收音机。事情不大，但很说明问题，说明我们不知道这种仇恨以及强烈的敌对情绪，不知道下面两种人之间有这种区别：为了自己的领土而光荣地战斗、并以此为幸福的人和没有打过仗而这个犹太人可以卖给这件普通商品的人。但是，当犹太复国主义来到我们国家时，我们才知道这种歧视，知道仇恨。    这件小事激起了犹太人报纸的愤怒，以及著名的电视播音员、一套尽人皆知的最著名的电视节目的组织者万特茨曾问过我这一事实。我从她的问题中体会到指责的味道或惊奇的味道。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她重申，我是这个意思，即仇恨、厌恶、歧视和流血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进入本地区的。    我发现我这样讲也是恰当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谁反对犹太人就是“反对闪族”，但这种说法唬不了我们。我们都是闪族人，犹太人他们才反对闪族。因为并非所有以色列犹太人都是闪族人。他们白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绿色或蓝色的眼睛，既不是亚洲型的，又不是非洲型的，而是欧洲型的。    至于统治以色列的少数人，他们则是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其它一些民族的人。    我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我是闪族人，而他们却不是，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敌视闪族，这种罪名必然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是闪族和闪族人的敌人！这不是诬蔑谁，而只是回顾一下历史，即对想读近代或古代历史的人来说，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我在一次谈话中说，是犹太人的活动导致了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暗杀库尼特·巴纳多特（此人是联合国负责调解巴勒斯坦问题的专员——本刊注）。也许是因为他试图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或试图找到一种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中的顽固派所不愿接受的解决办法。    两名犹太恐怖分子在开罗暗杀了莫温勋爵。一九七五年犹太人要求归还这两名罪犯的尸体。为什么？为了表彰两个犹太狂人即两个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制人和豪夺的血腥手段的人所起的勇敢的、血淋淋的作用。（六十）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六月号刊登张玫珊的一篇通讯，题为《我所知道的阿根廷》，摘要如下：    当初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首先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掀起了一阵往“西印度”航海的热潮。尤其是当西班牙伊利莎白女王的子民发现那里的某些土人部落拥有大量的金银，一些对之如痴如醉的贵族骑士们，更纷纷组织探险团，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攀山涉水，深入原始丛林。象在如今墨西哥的阿斯德加文化和秘鲁的印加文化，很快就被白人征服了。大量的土制金银手工艺品被装了箱，运回西班牙去。在后期的探险家之间盛传，西印度的南部，在白王统治的国度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白银。于是又吸引了一批破落的皇亲贵族子弟来到这一带寻宝。结果，传说中的宝藏并没有找到，但“白银之国”的虚名却留下来了。阿根廷，在西班牙语里，正有白银的意思。少数民族的今昔    但若说“白银之国”真是虚名，那也不尽然，因为在它的矿产里，白银确实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同时，虽没有传说中的大座银山，但在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上，漫长的海疆领域里，那才蕴藏了真正无穷尽的宝藏呢！    可是，这大宝藏也是白人昧着良心，硬是从其原主印第安人的手里抢过来的。十九世纪初，阿根廷从其母国西班牙独立后，稍为安定下来，就大肆开展排斥印第安人、侵夺其土地的军事活动，把原来散居在大平原上的土人，一直追赶至黑河以南。那里不是贫瘠的山区，就是荒芜的高原地带。历此一劫，印第安人的人数大减，就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后代还是不能兴旺起来，可怜地萎缩在穷乡僻壤。有一年夏天，我北上到胡呼义去，那是与玻利维亚为邻的一个阿根廷省份，看见许多印第安人，表情木然，或蹲或    站的倚在人家的门栏上，任凭骄阳头上晒，热风夹着黄土扑面而来，无所事事。他们象是被世人遗忘在那里了。    想当年巴西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时，奴隶贩子曾经自非洲运了大批黑人到那里去从事种植咖啡和可可。与此同时，也有些黑人被贩来阿根廷。此处虽无咖啡等热带作物可种，但是黑人却也可用来当家奴使唤。阿根廷独立后，当政者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若还允许奴隶制存在的话，有失体面，于是就有了解放奴隶的宣言。不过，这批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及其后代，很快的又被集中，编制成为军队，用来对付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的长矛、弓箭和特有的绳系双抛球之下，黑人死去了许多。白人统治者则坐收土地，渔翁得利。    现在，纯种的黑人是看不见了，印第安人也不到大城市里来，一般眼见的阿根廷人，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但在乡间，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阿根廷人，就是所谓的高卓人。他们是南欧移民者的后代，但或多或少地渗有印第安人或黑人的血统。他们住在农村，但不太喜欢种地，绝大多数是牧民。平日除了修补一下围隔牧场的铁丝网之外，最了不起的工作，大概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赶一群肥壮的肉牛到市场上去脱手。高卓人爱喝烈酒，酒一下肚，高兴起来，手抱吉他，热情奔放的眸子凝视着远方，自编自唱的歌显得很是柔美动听。但每逢他们暴怒的时候，酒精也会使他们动不动就如野兽般的厮杀搏斗起来，雪亮锋利的匕首，在飞起的斗蓬之间穿来梭去。由于自己养的是牛群，日常吃的也就是牛肉，不需炉灶，就是那样架在火上，烤了吃。他们不用文明的刀叉，就用匕首的刀尖把一块块仍略带血水的肉送进口里。此外，其他的东西不吃也无所谓，但马黛茶（一种当地特产的茶）却不能不喝，清早，若不含着吸管在木制的茶盅里吸上两口，就会象还未睡醒；工作之后没有它，就不能消除疲劳。    二十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再不容许高卓人安闲地喝马黛茶和烤大块肉吃了。大城市的繁荣，需要农村的破产作为其祭品，乡间的人们开始流往城市，高卓人在逐渐消失，代替当年众多中小牧主的少数大牧主也出现了。今天的社会状况    阿根廷历来以农业立国，畜牧业发达。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欧洲各国大卖农产品，曾有“世界粮仓”之称。据有些老人回忆，那个时候，阿根廷可真富，政府收购了一大批洋芋，卖不出去时，就派出卡车，一袋袋的挨家挨户送给市民。现在，情形完全变了。去年，市场上的洋芋变得奇贵不说，甚至连自给也不够，还要依赖进口。由于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太悬殊，农村的落后及无组织状态与城市畸形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内地的一些贫穷省份和靠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矛盾一直是极尖锐的。没有人愿意呆在乡下，不只阿根廷的农民牧民涌向大城市，连邻近几个国家，如巴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的穷苦百姓，也成群越过国境，到阿根廷大城市来谋生，使得每一个城镇的外围，发展了一个至几个、范围或大或小的贫民区。    翻开阿根廷的历史，一百多年来的历任总统，几乎不是律师、医生，就是军人。直到今天，这三种职业也还是追从仕途或挤身上层社会的阶梯。其结果是律师多如牛毛，全国的医生几乎都云集在都市里。    另外，好的军官学校在招生时，着重考核应征者的家庭背景，其中包括父母的职业和经济条件，这倒是保证军权一直掌握在上层阶级手里的良法之一。反观阿根廷的农村，因为范围广阔，居民分布稀疏，加上缺乏政府方面的辅导、管理，缺水少电不说，乡间的小孩若要上学，往往须步行或骑马走上几公里路，由于交通上的不便，许多儿童干脆就不上学。    最近这十年来，阿根廷披索兑美元汇率贬了约一百五十倍，这还不算美金近年来本身的波动。十年前，笔者刚随父母到阿根廷来定居，买支园珠笔只要十五个披索，如今却要三千多披索了。披索的购买力越来越低，物价不断上涨。七六年的头三个月，一涨就是三倍，下半年涨风稍收敛了一些，但每个月仍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波动。靠拿薪水过日子的人叫苦连天。他们埋怨道：“物价飞涨象是乘电梯，工资却一直是爬楼梯。”“阿根廷在世界上任何的冠军都争不到，但有一件事却一定稳坐第一——通货膨胀的速度。”一般人要付出其月薪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在房租上，因此除非祖上留有房产，否则，想要养家活口，往往就须兼差。    一九七三年，流亡在西班牙十七年的前总统庇隆先生，又被这里的庇隆党人迎回来，再度执政，希望重温四、五十年代的极盛岁月。但时间不会倒流，如今的一切已大异于往昔。庇隆很快就发现，以前的富日子好过，当前的烂摊子难收，以现有的条件，不再那么容易当家了。不消一年，他的病故，更加速了这个执政党普遍的失去民心。    阿根廷人属于拉丁种族，他们直至今日，仍无高度的商业竞争头脑。许多的外来资本在此设厂，利用本地的丰富资源、廉价劳力和一定的市场。别看许多产品上面印着“阿根廷制造”的字样，其实仍在跨国公司操纵之下。    二十多年前，庇隆先生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曾经制订了一系列劳工法。以后，工会就一直捧着它当护身符。不过，多年来，这样的罢工或游行，一般仅限于争取一些眼前的利益，诸如要求增加工资、抗议解雇职工。加上在总工会和各个支部工会里，总不乏有那么一批假工人的名义把持大权的人物，许多问题自然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科尔多瓦市是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是个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传奇的革命者格瓦拉的家乡，加上素有闹事传统的科尔多瓦大学在那里，所以对任何政治经济风波在感觉上一直是比较敏锐的，反应也就强烈。科尔多瓦市的一些公共建筑的墙壁上，向来涂满了巨幅的标语口号，往往旧的还未褪去，新的又补上了。可谓其特色之一。前一阵子，经常看见这样的大字：“美国佬滚出去！也不要苏布（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万岁！”庇隆在世时，曾经有过“拉丁美洲各国联合起来”这么一个构想。阿根廷与其母国西班牙一样，人民普遍信奉天主教。近来却居然听说有的神父在宣场“第三世界主义”，当然他们大多是穷乡镇的传教士。难道这也是时局在影响着他们吗？与中国的关系    阿根廷是距中国比较远的国家之一，华侨很少，历史也不长。最初的一批还是四、五十年前，有一、二十个原在法国的华工，从欧洲一路打工，或沿途卖点像手制纸花之类的小玩艺儿，历尽了许多艰辛，来到这里的。现在这些大多原籍浙江青田的老华工，一个个相继去世，剩下的几个也都白发苍苍，年龄七十又挂零了。他们文化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有的即使已在这儿结婚生子，到了晚年，总倍思家乡。前几年，其中就有位老先生，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机票，回青田去住了十个月。    近二、三十年来，自香港、台湾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中国移民，但华侨总数仍不超过一千人。    多年来，因为中、阿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并不频繁，当地人对中国的概念相当模糊，他们只知道中国人民勤劳刻苦、心细手巧。于是凡用来赞叹任何一件精致的手工艺品，人们总说：“那简直是中国的手工啊！”另外，因为中国的遥远和一般人对它的不了解，每当形容一件不可能或没有根据的事情时，也总爱说：“那是中国的神话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不少阿根廷小朋友的心灵里，中国人是什么模样的呢？不外乎是那身穿长袍、脑后拖着辫子、头上顶着三角斗笠、背上画了个“勇”字的清兵。怎么会将咱中国人都歪曲成那副德性？因为西方故事书上都是这么画的嘛！    一九七二年，中国和阿根廷建交了。翌年，北京方面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一次综合性的经济贸易展览会。白天，会场外一杆杆秀丽的彩旗迎风招展，六根双人合抱粗的朱红大柱擎着西班牙文和中文的巨幅横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晚间，大门口的灯火灿烂辉煌，在阿尔哥尔达大道上的法学院和儿童乐园之间，宛如一颗明珠，显得光彩夺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往往流连忘返，每到闭馆时刻，还总得用麦克风一再敦请，人们才肯离去。这一下子，华侨们可乐了，那份自豪欢欣的心情，自不待言。展出的项目包括农业、重工、轻工、电机、化工、医疗、交通、文娱、服装、食物、日用品……。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进口处可以自动操作的大庆油田模型。另外，展馆还附设有电影厅，通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今日中国》、《出土文物》、《针刺麻醉》……阿根廷人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鉴赏着当今中国的文化生活。在展馆另一侧的小卖部前，人们不论晴雨天，耐心的排着长龙，兴奋地议论着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继那次展览会之后，又有乒乓代表团、武汉杂技团、中国青年篮球队和医学团体，分别来这里访问、交流经验。人们概念里的那个古老、神秘、遥远的旧中国框框，逐步地在改变着。    阿根廷总面积有二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南极部分），人口约二千五百万，每一平方公里平均才九人。阿根廷是世界上诸待发展国家中极具前途的一名。有一天当它的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大草原和地下的宝藏苏醒了过来，阿根廷将不再有通货膨胀、多变的政局和萧条的农村。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笔直，但一定充满希望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