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四人帮”》；这本书的前言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说这充分证明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本刊讯】土耳其光明出版社最近出版一本新书，书名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四人帮”》，书内收录了《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有关揭批“四人帮”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共十三篇，光明出版社在出版这一新书时，加了一篇前言，摘要如下：    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的修正主义集团的阴谋，击溃了这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马克思主义胜利了，修正主义惨败了。无产阶级胜利了，资产阶级失败了。无产阶级革命团结胜利了，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失败了。无产阶级的勇敢、坚定和正直胜利了，专搞阴谋诡计的人失败了。    “四人帮”阴谋的被粉碎和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被击溃，充分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一胜利再一次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必要时，以斗一万年的决心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再一次表明，他们决心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并有力量和有能力排除这一方面出现的种种困难障碍。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们的希望和幻想又一次破灭了，中国仍保持了鲜红的颜色。中国共产党把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逝世而引起的悲痛化为力量，向全世界表明，“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的口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四人帮”的被粉碎和中国保持鲜红颜色，不仅对中国无产阶级，而且对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都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四人帮”的道路，就是将中国变为依赖于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轻视第三世界，渴望钻入新沙皇的羽翼之下。正因为“四人帮”被打倒，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成了世界革命的强大堡垒，成了要求革命的世界人民的可靠后盾。中国共产党坚决继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基于这条原则的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政策战胜“四人帮”，这一切理所当然地使每一个土耳其革命者和每一个土耳其劳动者的心充满喜悦。    “四人帮”的被粉碎，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们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在中国阶级斗争激化的过程中，所曾散布的幻想和所进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这样又一次破产了。这一切对那些在我国带头鼓吹同修正主义搞调和路线的人来说，是一个教训。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展开巨大而起伏的斗争，失败的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竭力实现倒退的希望。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和今天的“四人帮”就是这样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认为时机已到，便提出最激烈的口号，妄图夺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和破坏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四人帮”的“激进”和托洛茨基的激烈一样，是同类货色。    “四人帮”为了能够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篡夺权力，多年来，一直标榜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但是，土耳其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和全世界革命者一样，都知道，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坚决继承他的事业的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四人帮”开展的斗争，提供了照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前进道路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时刻回旋在各国无产阶级的耳边。修正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搞阴谋诡计的人，在全世界注定要失败，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胜利永远属于马克思主义、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光明正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月十八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则报道，题为《我一定要回去当我的兵去》，摘要如下：    巴基斯坦新的铁腕人物、陆军参谋长齐亚    ·哈克单独接见了本刊记者贝尔。下面是他们对话的摘要：    贝尔：你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决定发动的时间和采取行动的？    齐亚：我是唯一作出决定的人。我是听了表明布托和反对党的谈判已经破裂以后在七月四日十七时作出决定的。要是他们之间能达成协议的话，我是决不会干我已经干的事情的。    问：过去人们一向认为你同布托十分接近，你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是怎么想的呢？    答：我同布托关系非常密切，他对我一直是很好的。但是我并不遗憾。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对我对之非常尊重的一个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干这么一件事。他确实是真心诚意想要同反对党达成协议。事实上布托已同意了也许是任何政治家所能同意的最大限度的东西，但是，双方还是很不信任。    问：布托被拘留以后，你同他有没有过接触？    答：我曾在逮捕他的那一天，也就是七月五日上午同他通过电话，我对他说我很抱歉。尽管我深信军队必须全力支持政府，但是，在政府同反对党谈判失败以后，军队被迫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我这么说是充满敬意的，我对他个人并无任何私怨。    问：他对他目前所处的地位如何看？    答：他处得很好，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情绪很高。    问：你认为布托在发生这件事以后，还会在今年秋天出面竞选吗？    答：他会。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富有历史感。他也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问：你既已管理国家，对重新回去当一个军人，会有什么感觉？    答：我是一个军人，我一定要回去当我的兵去。    问：你认为竞选运动会持续多久？    答：我认为这次竞选大概要进行三个星期左右。各政党都将得到一切方便。我们只给一点小小的限制，比如说可能禁止游行。除此以外，我们正在制定一项竞选守则，通过这一守则，由两党在最后几次会议上通情达理地定下来的东西保证选举的公正。这次选举将是一次干净的选举，由于武装部队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双方都将得到同等的机会。

【合众国际社香港七月九日电】（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中国第一流的导弹科学家说，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由于政治上的干扰而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钱学森（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还说，中国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钱学森在最近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党领导人由于给予科学家更多的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进步。    他写道：应当肯定，中国“有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但又要看到，那只是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项目我们还比较落后”。    “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与世界先进水平比，确实有差距，才能感到迎头赶上，迅速赶超的迫切性。”    他指出，这个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科学家实行的政治方面的束缚。他抱怨说，许多主张学习外国的东西的人常常受批判，而为了发展，学习外国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他指责“四人帮”进行这样的政治迫害。    他说，华国锋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并且为发展科学技术创造条件。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九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的消息，标题是《钱学森博士在〈红旗〉上撰文指出“中国科学落后”，当务之急是确立情报网，反映了党中央的意图》，摘要如下：    作为中国火箭工业的第一把交椅而驰名世界的钱学森博士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七月号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水平”，呼吁有关人员要奋起努力。据该博士说，中国要想赶上世界水平，需要确立联结全国的依靠电子计算机系统控制的大型情报网。    在较多地发抽象议论的现代中国，提出了这样一种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建议，是极为不寻常的。据认为这反映了党中央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烈意图。    中国当局似乎是借钱博士这样的科学界的领导人的话来促使有关人员认识严峻的现状并激发他们认清自己的责任。饶有兴趣的是，钱博士说：现存的科学技术情报机关应当建立具有高密度资料储存、电子计算机处理、通讯电路、末端显示等设备的全国性的情报等，而且，不管在哪里的研究员都能使他们掌握全国的资料。这表明中国要在全国建立一个情报网系统。

美国防部官员说北约组织的国家几乎都赞同在欧洲部署中子弹；北约是防御的联盟，如有进攻，将是由苏联发动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八日刊登温劳布发自华盛顿的专稿，题为《五角大楼希望在一九七九年以前部署中子武器》，摘要如下：    如果国会和卡特总统批准生产所谓的中子弹的话，国防部打算在今后十八个月里在欧洲部署这种装置。这是一种目的在于用辐射来杀死敌军的战术核武器。    国防部官员们说，这种武器将部署在中欧，很可能在西德，以提高北约组织的防御能力，这实际上得到了这一联盟的所有国家的赞同。    为了要部署国防部所谓的“强辐射武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这种武器的具体设计是，尽可能多地杀死进攻的军队，而同时使居民区免受致命损失，并使友好国家的军队能够尽快地进入爆炸地区。    部署这种武器的计划已引起了国会山的争论。对于这种小型的、所谓“干净的”弹头的技术从五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发展。这是一种核武器，它把造成爆炸和火力损失的范围限制在半径为二百至三百码这样一个很小的地区内，但是加强了辐射量。致命的中子粒子杀死敌军而不毁坏建筑物。    这种辐射在短时间内就消失，因此一个受到中子辐射武器袭击的地区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被占领。据五角大楼官员说，如果用目前这一代原子武器袭击一个地区，则需要在数个月以后才能去占领。    五角大楼人士说，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极力主张部署这种中子武器供北约组织的战场导弹或大炮之用。据说，他得出结论说，北约部队——如果被迫依靠他们的原子武器的话——将只能凭借战术核武器来打击进攻的苏联军队，但是战术核武器也将摧毁盟国的领土。    正如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今天所说的：“北约是一个防御的联盟。它不会发动进攻。如果有进攻的话，它将是由苏联发动的，而且将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进行。我们希望阻止进攻和保卫领土而又不致毁坏我们希望保留下来的东西。”    北约组织的所有十五个成员国几乎都支持部署强辐射弹头，这种弹头将装在陆军的最远射程约为七十五英里的长矛式导弹上。部署这种武器的问题已经在北约组织核计划小组一年两次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过，而且获得了同意。    这种弹头象任何核武器一样，散发大量高速中子，几乎象死光一样在其辐射范围内杀死所有的人。但是，大型氢弹的火力和爆炸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超过其中子的辐射范围。所说的这种中子弹使火力和爆炸力造成的损毁程度受到限制，然而它在较小范围内散发出强烈的致命的辐射线。    参议院上周举行秘密会议辩论这种弹头问题。    第一批生产所需拨款初步保全下来，但是反对生产的人则扬言要在参议院下周复会时采取阻碍议事的办法，企图从而破坏这项计划。白宫昨天宣布，卡特总统可能于下月决定是否建议生产这种武器。

【美联社科罗拉多州维尔七月九日电】前美国总统福特说，中子弹是“一种好的投资”，他希望美国继续发展它。福特今天在这里美联社广播人员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完全支持这种有争议的武器，并且表示希望，“政府和国会有这种智慧来继续进行研究、发展和部署”。    福特还说，他对美苏关于部署战略核武器的会谈“感到失望”，并且说，他预料在目前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在十月满期以前，不会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路透社温哥华七月七日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在机场举行的一次混乱的仪式中欢迎西德总理施密特到加拿大。接着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    【合众国际社温哥华七月八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七月七日说，西德和加拿大正在不断地增加贸易和扩大经济合作。    施密特在特鲁多总理为他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发表讲话时说，他们举行的第一轮会谈表明德国将向加拿大扩大投资。    施密特总理称赞了两国之间的合作，而且特别赞扬了加拿大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在西德的军队作出的防务方面的贡献。    施密特对大约一千名出席宴会的客人发表的讲话并没有宣扬早些时候报道的他同特鲁多就人权影响问题举行的会谈的重要性。    施密特称赞了加拿大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心，并且说，欧洲共同市场将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合众国际社温哥华七月八日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一位助手说，西德总理施密特和特鲁多总理七月七日表示担心，由于强调人权，可能会使东西方关系“回到冷战时代”。    他说：“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在苏联引起了不安。人们对有可能对缓和产生反作用的这一进程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感到捉摸不定。”这位助手说，“施密特和特鲁多总理两人”都没有指名说卡特总统的人权立场是缓和的障碍，但他们“对于可能扭转缓和局势和使我们国家回到冷战时代的任何发展趋势表示关心”。    这位发言人说，特鲁多总理和施密特在他们举行的第一轮正式会谈中还讨论了欧洲共产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九日电】题：华盛顿：“仁爱”的神话和中子弹的事实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科尔尼洛夫写道：    近来，美国和全世界的报刊在评论华盛顿为展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而加紧创造条件时，越来越经常地提到，在美国研制的新武器系统当中有一种所谓的中子弹。这种武器的“优越性”受到热心的宣传，认为它能消灭人但却能使房屋、桥梁、道路等物质财富安然无恙。    一些头脑清醒的评论家在评论华盛顿打算制造中子弹一事时指出，研制这种以及其他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能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引起极其危险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同时还指出，研制这些新型武器，会给苏美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造成新的困难。    这一切都说得很好。但还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在美国称之为“神奇武器”的中子弹能巧妙杀人的性质而引起的道德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华盛顿，更确切地说是白宫新政府，为了把美国装扮成“和平堡垒”、“民主和人道主义捍卫者”，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花了多么大的力气。这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华盛顿的这种“仁爱”和“爱好和平”的喧嚣，同恰恰是美国又一次研制和生产这种武器的事实协调起来呢？    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目前在美国也还有这样一些报刊，它们力图把制造中子弹说成是什么“进步性步骤”，其根据是，这种炸弹只能毁灭人而使房屋和设施完整无损。可想而知，用细菌和化学手段进行战争，看来也是会使华盛顿的“仁爱者”欢欣鼓舞的，而这些手段也象中子弹一样，是人类的理智和良心所反对的。

科拉布并认为，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矛盾，还牵涉到对外政策。据说，波德戈尔内访问非洲之后，警告苏联不要卷入太多。而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巴尔干政策也有这类指责，特别是有关苏联—南斯拉夫关系的问题。但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势力，大于持怀疑态度的波德戈尔内。    英国《每日电讯报》五月二十六日刊登文章说，可以清楚看出，波德戈尔内突然被逐出政治局，是政治局内重大政治争吵的结果。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二十九日刊登约瑟夫·克拉夫特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说，有迹象表示，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在作出这项决定时，“气氛是激烈的”。    在波德戈尔内被解除干了十七年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以后，西方人士非常注意，他能否保住担任了将近十二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或国家元首的职位。这是波德戈尔内在世界各地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职位。多种迹象表示，从波德戈尔内被逐出政治局翌日开始，他实际上已不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了。元首虚衔也保不住    五月二十七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苏联的新宪法草案，并决定于六月四日公布草案，在全国工厂、集体农庄、机关和学校进行讨论，然后于今年十月间举行最高苏维埃的特别会议，正式通过新宪法，作为对俄国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献礼”。    这样重要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常是由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主持的，但是，在莫斯科电台发表的官方公报中，只提到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有关宪法的报告，以及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在会上作了有关建议由今年九月一日起使用苏联新国歌的报告，却完全没有提及波德戈尔内的名字。    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记者约瑟夫·盖洛韦六月一日报道说，五月三十日，当保加利亚党政领袖日夫科夫飞抵莫斯科时，苏联当局给予盛大欢迎，全国电视、电台和报纸，大事报道机场迎接和车队入城的现场情况，非常突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但就是未见有波德戈尔内的影子和名字。    而且，假如波德戈尔内仍然是主席的话，那么，五月三十一日，当日夫科夫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列宁勋章和金星英雄奖章时，通常应当由他颁发奖章的，可是，他连仪式也没有参加。    盖洛韦并指出，自从波德戈尔内不明不白地被赶出政治局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命令，也不发表签名了。所有这一切表示，波德戈尔内在失去政治局委员职位的同时，也失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突然袭击勃列日涅夫得势    人们感到兴趣的是，将由谁接替波德戈尔内，成为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或国家元首呢？    大部分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早已预料，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将由勃列日涅夫兼任。    在波德戈尔内被革除党务后第三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该报记者戴维·刘易斯在莫斯科发出的报道，标题是：《勃列日涅夫扩大他的权力，预料他在新宪法批准后将身兼最高两职》。所谓“最高两职”是指勃列日涅夫现任的党总书记，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而此消息据说是来自莫斯科的一位苏联人士。（二）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七月六日电】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外长今天开始举行第十次部长会议的工作会议，决定在国内打击共产党叛乱分子的同时，同印度支那共产党国家和平共处。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外长各自在讲话中要求本地区加紧为维护东南亚的“相对和平”和增加经济合作而努力。    泰国外长乌巴蒂说，他的政府相信能够对付“（共产党）颠覆和叛乱的不断威胁”。    乌巴蒂和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都没有提到两天前在泰马边境上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泰马两国都断言：这次行动和前两次边境行动都是双方采取的，是东盟范围以外的事情。    新近访问河内回来的里陶丁在会上说，印度支那国家领导人期望“同东南亚所有国家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    他的发言大部分谈的是怎样把经济和工业合作作为东盟合作以及同其他地区和其他经济团体打交道的基础。    马来西亚外长也坚决赞成同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牢固的“有意义的合作”。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直截了当地说，“东盟生气勃勃，是要存在下去的。”他极力主张东盟同第三世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罗慕洛说，“显然，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那就是，各种集团和团体如果想对付日益强大的国际势力，它们可能不得不联合起来。因为我们地区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件愈来愈使我们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    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要求东盟五国“同制度不同和观点对立的国家”建立积极的关系，而不要对它持不友好和不亲善的态度。他明显指的是印度支那国家。他说，东盟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在经济合作方面。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七月十日电】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兼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昨天接见了十四名驻巴基斯坦外国使团团长，其中包括美国和苏联的大使。    政府发表的正式新闻公报说，外交秘书长阿迦·夏希陪同这位将军会见这些大使。    中国大使陆维钊是七日第一个会见齐亚的外交官。    齐亚昨天接见的外交官，除了美国大使恒安石和苏联大使阿齐莫夫之外，还有法国、英国、利比亚、印度、科威特、伊朗、孟加拉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外交官。    【合众国际社拉瓦尔品第七月十日电】巴基斯坦新的军人政权昨晚开始显示其力量，在四个省的两个省内执行严格的军管命令。    在旁遮普省，该省军管执行官取消了今年年初以后发的全部武器执照。所有吊销执照的武器必须于七月二十五日前交给最近的警察或军事机构。    这项新的命令立即生效。命令禁止展示武器，并将严格控制武器、炸药、弹药和其它危险物品的出售。    命令还禁止公众集会、罢工、工会活动、解雇、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和展示政党的党旗。    命令还禁止黑市交易、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    【德新社伊斯兰堡七月九日电】巴基斯坦信德省军事管制执行官今天发布了严格的命令，将执行早些时候宣布的禁止政治活动的禁令。    这项命令禁止举行政治性集会和示威，禁止利用在清真寺发表公开演说来达到宗教以外的目的。    对人民有很大影响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反对党发动反布托的运动中惯于在他们的集会上谴责布托。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是反布托的，而且对居民有很大影响。    他们在迫使布托下台一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某些观察家认为他们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刊讯】英国《卫报》七月七日刊登该报驻拉瓦尔品第记者的文章，题为《在齐亚执政下巴基斯坦仍在原来道路上颠簸》，摘要如下：    迄今为止，齐亚将军的行动似乎不偏不倚。    但是，齐亚将军既然一脚踢开了总理及其政府，势必使一度被认为是巴基斯坦最能干的政治家的这个人的早已削弱了的地位更下降了。    反对党同样遭到了批评，说他们顽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面子。一位巴盟支持者说：“这是件好事。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能相信布托会举行公正的选举。现在是军队来主持了，所以我们肯定能赢。”    情况也可能有其他变化，但是看来任何别的变化都不大可能产生一次代议制选举。巴盟可能破裂，彼此竞选。或者，已被取缔的民族人民党也可能被允许重回政治舞台。    从形式上说，巴基斯坦的权力只是转移了一小段距离，就是从前总理的住宅移到了齐亚将军的宅邸，相距不过二百码。但是，事实上这二百码却使巴基斯坦陷入了政治困境。出路在哪里，至今还一点也看不清楚。    很难认为齐亚将军是摆脱这些困难的可靠的带路人。    从政局全面恶化这个角度看，这种情况刺激性很大。军队也有过一些特别不满之处，例如他们对成立联邦保安部队感到恼怒。    他们等钱来更新他们的愈来愈老式的装备已经耐心地等了很久了。巴基斯坦大部分人民能够理解，或者至少也明白齐亚将军为什么要介入的原因。但是不幸的是，这不一定意味着巴基斯坦又将在军人支持下有一个“新开端”并从而走向稳定的未来。

这不是说我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吻合的，我指的是，对话的语言是相同的，我们把中东问题所摆的地位是相同的。我欣赏科学的解释。    第三点看法是：这个人有耐心。我也是个有耐心的人。他的耐心来源于现实主义、客观主义，或他清楚意识到的“心理差距”。我们同犹太人有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它所造成的后果积累成堆。我们之间结下的许多疙瘩不易解开。俗话说：割断结头比解开结头容易。我要说，这句话在政治上是不适用的。政治疙瘩不易解开，但断绝交通、接触和关系并不是解开疙瘩的理想办法。    而我的耐心，则集中反映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突出地显示了忍受和克制的能力。时间有利于不经常犯错误的人、不感情用事的人和看得更清楚的人！    人在愤怒的情况下，或是急躁时，或是没有进行充分研究时，很难看得更清楚。因此，我在同基辛格博士的讨论中并不感到棘手，我也不认为他有这样的感觉。而是其它一些方面使他感到失望。    第四点看法：基辛格博士有很强的自信心。    埃及战士和埃及谈判者也具有这样的自信心。我们满怀着这种自信心进入了十月战争，并胜利地退出了这场战争。也是这样的自信心，给埃及谈判者和埃及老百姓撑了腰。埃及老百姓在这以后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接待了尼克松总统，并不因为这是美国总统而心存芥蒂；埃及老百姓把美国总统看作是从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国家来的人。人们以这种自发的感情欢迎了尼克松总统，并欢迎、期待和指望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多次来访。    一○一公里的会晤和谈判，基辛格博士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作为停火、巩固与保证停火的建议的六点，以及此后为了实现埃及、叙利亚两条战线上的和平而进行的活动，接踵而来。    犹太人在三小时后就破坏了停火协议。    在第一次脱离接触后，埃及同美国恢复了关系。这是由于美国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以色列的命脉，是它响应了以色列的呼吁，以便在这场战争中拯救以色列。然后，有十天时间美国参与了反对我们的战斗。    这是事实。在埃及，人们出于本能、现实感和自信心，毫不含糊地理解了这个事实。他们头脑里没有充满那些要求他们不要同帝国主义、同美国罪人打交道的空话。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怎么会无视美国在中东的作用呢？怎样会无视美国是以色列的命根子，因而它能够解决问题这一点呢？怎么会呢！？    埃及公民不用费很大的劲来认识基辛格博士对埃及或本地区的访问的意义。当基辛格博士提出要来访问我时，我马上表示欢迎。基辛格博士来了，苏联就开始捣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发动形形色色的人起来反对埃及和埃及领导。为什么？因为埃及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因为埃及认为美国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埃及同意美国国务卿、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颗青云直上的明星亨利·基辛格来访。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切望继续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我们就基辛格提出的六点达成协议后，我们将所发生的一切扼要地写信告诉苏联。    苏联人对于这一切感到不悦。    诚然，那时他们没有公开表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做了比这更坏的事情。他们挑动这一地区反对我们，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纷纷指责埃及。为什么？    因为我们——按他们所说——把他们从会谈、谈判和对整个问题的解决中排挤了出去，因为我们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就进行活动，或者是背着他们达成协议。因此，埃及所干的是：单独解决、或持一种取消主义立场，埃及已决定退出阿拉伯战场，埃及已抛弃它的阿拉伯特性，蜕变为只顾埃及自身，卷缩在自己的蜗牛壳里，它辜负了阿拉伯民族的信任。    这一切是因为我们试图同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方面一起解决问题。    奇怪的是，竟有人认为埃及在单独解决一个“多边”问题。一个阿拉伯的问题怎么能由埃及来解决呢？应该由阿拉伯人来解决，因为问题是阿拉伯的。以后的日子证明了埃及采取并及时宣布的每一步骤的正确性。埃及旗帜鲜明地、大胆地宣布过的一切，后来都被其他方面采纳了。似乎埃及的错误就是它跑到了时间的前头，因为它在别人认识到之前，已经把情况看清楚了。    在苏联人看来，埃及有罪并继续在犯罪：它不经莫斯科允许、或不事先就它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同苏达成协议就擅自行动。这是我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的。今天和明天都将拒绝。我将嘱咐我的后代的是：只有埃及本身才能主宰埃及。这是我所做的，我因此吃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五十六）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十六日刊载该报特别采访组成员日野启三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体制下的中国》《舞台上的政治学：平时服装是朴素的节日演出时是华丽的》，摘要如下：    在黄河的中游地区过去叫做中原的古都西安，一天晚上我们应邀去观看歌舞。坦率地说，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很“乏味”的。然而，中国现代芭蕾舞的代表节目《草原女民兵》很有生气，民族乐器笛子的音色有力而清脆。然而，使我们印象更深的是舞台的华丽。这不是指舞台装置，而是指演员们的服装和打扮。    在街头上看不到的一切华丽，在这里都能看到。如果在东京看过中国歌舞团的演出，肯定也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从家家户户的墙壁到砖瓦的颜色都是黑灰色的；不论男女，也都同样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服。唯独在舞台上，闪耀着象另外一个世界的灿烂光辉。令人产生这种不同的感觉。    谈到产生不同的感觉，第二天在访问工厂幼儿园的时候，也得到了同样的强烈印象。孩子们明明都是汉族，却都穿着蒙古、朝鲜、维吾尔族等边疆自治区少数民族的华丽民族服装以鼓掌和舞蹈来欢迎我们。女孩子就不用说了，连那些不参加跳舞的男孩子脸上也都搽上了胭脂。    后来在其他城镇也观看了演出，访问了幼儿园和托儿所，也同样产生异乎寻常之感。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注意到中国的舞台似乎不单纯是表演，幼儿园的舞蹈似乎也不是一般的游戏。在欢迎外国人的时候，由于是接触“异族人”，所以产生不同于平常的心情。    在访问中国的旅行中感到惊异的是，尽管消费生活是很贫乏的，但是人们却意外地显得悠闲自若。特别是有关金钱的刺激现象，在社会的表面上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    据山东陪同我们的女翻译说，“虽然并不禁止打扮，但周围的人却另眼相看。”因为有这种自我克制和相互制约，所以必然在什么地方会有透气孔。    那不是舞台吗？当局让他们用极华丽的服装和打扮来演出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节目。把和演员一样穿着特殊服装的异族人邀来剧场，观众不是来看节目内容，而是来充分地玩味平时受到压抑的华丽气氛。    不仅是剧场和幼儿园，在全国的工厂、学校以及农村的生产大队都有名为文工团的演出队，他们各有自己的很好的乐器和漂亮的服装。不仅在“五一”那种全国性的节日时演出，还在各自车间的纪念日和完成生产指标时的庆祝会上多次举行小型演出。节目内容当然都是政治性的，但随时制造这种非日常性的场面，本身所发挥的政治效果似乎更大。    把少数民族的色彩丰富的民族服装作为一种舞台服装而加以利用，也是很巧妙的。令人感到它起到了双重的效果：这种华丽的盛装既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效果，而且又不影响中国民众的日常服装。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四月号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李兆良，题目是《中药发展的道路》，摘要如下：    中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无数实践的考验。但是在封建社会里，长久以来停留在原药材的使用上。口授手传、独步单方局限了中药的发展，甚至以讹传讹。中药里同名异物、同物异名，或一物多名的现象，俯拾即是。名称不统一，阻碍了经验的交流。研究不深入，使中药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对中医中药重新提倡。一九五○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口号。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真正蓬勃的发展被推晚到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广泛成立团体，宣传中医药，大量出版中医中药书籍。一九五四年中国药学会第二次全国理事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鉴定中药的决定。发动了全国各地分会及当地有关的药学工作者，对二百余种常用中药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了中药的标准规格。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中医研究院，包括中药研究所。一九五六年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成立了中医学院。一九五七年又设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六十年代初期，在刘少奇的政策下，卫生部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城市。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却缺医缺药。“好大喜洋”的政策，把刚刚起步的中医药又拖下来了。    一九六五年，各地对卫生工作不满的意见反映到政府去。毛泽东极力反对上述的政策。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新事物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流动医疗队和“赤脚医生”扭转了农村缺医缺药的局面。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实践，不断提高。现在全国的卫生经费百分之七十用于农村，全国有四百多万名农村卫生人员，其中一百五十万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除了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还在搜集、推广中草药和民间验方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九七二年开始，中国又出版了许多中药书籍，主要是普及性的。根据处方炼制的成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断提高，方便病者服用。    中药不仅在中国医疗卫生上占有重要位置，世界各国医学界，尤其日本、德国等正密切注视中药的发展，并着手研究中药。关于制剂中药制剂一贯惯用汤剂，即用水煎服。药材中有许多成份是非水溶性的，因此要加所谓“药引”，就是含有皂素的药材，例如甘草。皂素把非溶性的物质和于水中，成为乳悬液，利于吸收。其道理与用肥皂溶油渍于水类似。    另一制剂法是制成丸剂或片剂，药物进入胃中，与胃酸生成“盐”被吸收。生物碱药物适用于这个方法。    汤剂每每有残渣，通常便弃去。其实药材中有许多有用物质未被利用。皂素也不是完全能析出有效成份。不溶于皂素的副产品也无从抽取。举例来说，杜仲皮含有百分之三的橡胶，这种硬性橡胶绝缘性强，可作海底电线。每一剂量虽少，长久累积，也是很可观的浪费。    药材中含有的多种化合物中，有相辅相成的，有互相兢制的，也有毫无相关的。    大黄含有致泻的大黄葸甙类及收敛性的大黄鞣甙类，两者作用相反。其实是应该提纯分别的。    生地黄性寒，因为含有生物碱。煮熟或蒸透后，生物碱被氧化分解，其他成份显出，变为性温。如果把生地黄采集后便加以抽提分离，便不会破坏有用的生物碱。    因此，不管是汤剂或是丸剂，提纯是唯一能提高药效、减少毒性、充分利用的途径。    中药比西药有一个优点，就是注意消除副作用，一个处方用多种药材，所谓“君、臣、佐、使”，有辅助作用，增加吸收和矫正副作用的意义，因此，中药较缓、较温和。西药则很少用复合剂，近年才比较常用。单一的药品，太纯，太峻。这方面来说，中药应该保持优点，提纯后也应用复合剂。关于中药的生产植物性的中药一向是靠野生采集或专门种植的。单靠采集野生植物大多是不足供应的。只有钱贯车、蒲公英之类粗生的药材可以采之不绝。种植药用植物也有缺点：（一）需要良壤的植物会占用耕地。（二）多种药材植物有独特习性，如喜阴暗，喜山坡地等，地理条件不够的地方不能大量栽植。（三）有效成份低的植物单位面积的生产率低，成本高，在经济上不合算。    有机化学合成可以部分取代采集植物。分子结构式简单的，或者可以用其他多产化合物经过加工而成的药物，应尽量采用此法。有机化学合成的大量生产需要大量溶剂、化工基础，以及巨额的资金，从投入到生产有一段空白期。在以往中国石油工业还没有赶上来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这个前景是逐渐乐观了，相信中国有一些成药已是采用这个方法生产的。    有机化学合成也不是万应灵丹。太复杂的化学结构，低产率的化学反应，往往比不上栽种植物来得简单。    生物合成是另一个途径。生物合成其实包括植物种植，但这里说的主要是指能用发酵方法的生物合成。许多抗生素、维生素的生产早就广泛采用这个方法。把能产生药物的菌类接种到大量的培养液中，让它们自然繁殖，然后从它们分泌到培养液中的物质，或从菌体抽提出药物。发酵培养有许多优点：可以用人工诱导，人工变异方法选种，或加入先质增加产量。    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植物上便是细胞培养法和组织培养法。把植物体消毒，切成细片，在无菌状态下投入固体培养基中，慢慢植物体便生出愈伤组织。这是一团呈不分化状态的细胞团。把愈伤组织移种到液体培养基中，细胞便慢慢分裂繁殖。    通过调整培养基的成分，特别是生长激素的比例和含量，可以控制细胞分裂的速度和分化的程度。有的可以长出根、叶、花等，这些便可以作为药物来源。分化程度低的组织通常只生产很少药用化合物，但是生长的速度快；相对来说，分化程度高的组织有可能生产较多的药物，生长速度却慢。如先培养分化低的组织，等得到一定量的组织，再移植到适合分化的培养基中，便可以获得大量高产量的植物组织。    植物组织培养法目前尚有不少难题，然而它在世界药学界里已极受重视。    中国也已经开始研究植物培养法产药，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组织培养更进一步的是酶合成。酶合成是最高级的生物合成法。所有生物体的物质都是由酶反应生成的。如果能把产生药物的酶从生物体抽提出来，而酶的活性又够稳定的话，只要加入先质及适当的辅酶，便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多量的药物。利用酶固定法把酶固定在固体的支持上，还可以不断的生产药物。几点建议中国广泛发动群众搜罗验方、民间中草药，有系统地整理出版，已经很有成绩。但是自一九六七年停刊后，许多中药研究的杂志，如《药学通报》、《药学学报》之类，尚未复刊。有关中药的消息，零散地发布在《中华医学杂志》、《植物学报》及各报章上。报道欠详，文章数量也太少，远远追不上应有的发展。综合文献方面，较有份量的只有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南京药学院编的《药材学》和刘寿山主编的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中药研究文献》。后者在一九七五年虽然再版，但十五年以来的进展却没有增补进去。另外许多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中药书籍，现在也买不到了。欠缺参考书是研究的障碍。希望中国在出版上与中药的发展维持平衡的进度。    今天药学的发展与一些基本科学是分不开的。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提高了我们对生理、药理的认识。中国在条件许可下也可以作这类研究。针麻理论的研究已重点展开。其他中草药是否如此呢？看来是可能的。从这几年来中国发表的论文看来，有些单位的水平低，有的水平较高，很大的原因是小单位的分析仪器在质或量上的不足。是否可以成立一个药物分析中心，协助各地方的小单位，统一分析工作，既节省资金，又提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