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伦敦七月五日电】巴基斯坦电台报道，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今天凌晨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政府，并且对所有政界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实行暂时的保护性拘留。    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收听到的这则广播说，接管是格林威治时间二点三十分发生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和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都被拘留。    广播说，巴基斯坦的局势“正常，各地都平静”。广播说，陆军部队正保护着所有重要设施。    眼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具体消息。    【法新社新德里七月五日电】这里收听的巴基斯坦电台广播说，军队于今天清晨夺取了这个国家的政权。    电台于上午七时半的广播还说，布托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包括巴盟成员）都已经被捕。    军方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巴基斯坦局势“正常”。军方的声明说，军队在各大城市布岗。电台在广播了这项公告之后继续广播正常节目。    【美联社伦敦七月五日电】同巴基斯坦的电话联系今天上午被切断，伦敦的国际电话交换台说，它获悉，陆军已夺权并逮捕了布托总理。    一位话务员说，他已接通伊斯兰堡，但伊斯兰堡交换台说不接外国电话。

【法新社伊斯兰堡七月四日电】布托总理今天清晨宣布，他已经对巴基斯坦反对党“作了最大的让步”。他指责反对党“想重新举行根据协议已经结束了的谈判”。    布托在今天上午二时匆忙召开的有全体阁员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说，他和反对党上星期六达成了解决巴基斯坦危机的协议。    总理说，但是在巴盟中央委员会某些委员的压力下，巴盟于星期日违背它的保证，提出十项新要求。    他还说，内阁在是否有必要继续举行会谈问题上出现了“深刻分歧”。    布托——他始终表示他个人不反对达成协议    ——说，他“愿意再次同反对党会见，但是要在他同党内的成员广泛磋商之后”。    尽管有这些保留，但是他拒绝称这种局面是僵局。几小时之前，巴盟通过其主席大毛拉穆夫蒂·马哈茂德也表示了同样看法。    【美联社伊斯兰堡七月三日电】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今天对一项旨在结束四个月的政局动荡的计划中的某些部分表示反对。    在巴盟中央理事会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之后，布托同反对党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事前未安排的会谈。    反对党领导人、退役空军中将阿斯加尔·汗说，理事会“考虑了拟议的折衷协定的修改后的草案，并且把对各点的反应告诉了政府”。他说，理事会的反应是一致的。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七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比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题为《卡特谋求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协议》，摘要如下：    据政府中有地位的人士说，卡特总统想采用一种将使美国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但仍然帮助台湾自卫的方案。    他们说，如果北京拒绝保证和平解决同台湾的分歧，美国就必须坚持，为了换取美国的承认，中国必须对美国和西欧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政府的许多决策者认为，为了在美国废除共同安全条约和从隔台湾海峡离大陆中国只有一百一十英里的堡垒岛屿撤走剩下的一千四百名美国军队之后保持台湾的安全，这样一种交换条件是必要的。    这样一种安排将使国会较易接受断绝同台湾的正式外交和军事关系，将会使世界各地的盟国对下面这一点感到放心，即美国不会轻易抛弃共同安全义务。    万斯国务卿下月底访问北京时将探讨中国人对这样一项交易的态度。官员们说，万斯之行应当大大有助于确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今后四年的关系。    在星期四白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说，他的希望和目标是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中华民国维持和平生活”。    助手们对把台湾说成中华民国感到尴尬，因为如果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必须明确承认，台湾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而不再是声称对全中国拥有主权的另一个国家。    官员们说，当卡特上台时，他希望在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方面逐步地继续采取小步骤，包括扩大贸易、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给以最惠国待遇和增加非军事技术供应。他希望以此表明在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方面的势头，而暂时不必结束同台湾的正式关系。    福特政府的官员们说，如果他在去年十一月当选，他打算在今年设法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和结束同台湾的正式关系。卡特是知道这种想法的，但是他出于本能，宁愿采取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这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基础的：中国对于同美国建立联系所以感兴趣，主要是把它作为抗衡苏联威胁的一种力量。    但是官员们说，卡特总统已越来越相信，北京对于美国不愿断绝它同台湾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人们劝告总统说，如果他不能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切断这种联系，那么预料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就会恶化。这些人士说，在万斯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的时候，他很可能要转达这个意见：今年是不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的，断绝关系将在卡特第一届任期内的某个时候发生，可能在明年这样早的时候发生。    官员们承认，所以这样推迟断绝关系，一个主要原因是白宫对于今年秋天将在国会内就对外政策和防务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感到关切。这些斗争中包括预料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展开的斗争：取消Ｂ—１轰炸机计划、批准一项放弃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的新条约、美国压以色列放弃相当大块的领土来换取一项中东和约、从南朝鲜撤出全部地面部队和战术核武器及采取步骤来改善同古巴和北越的关系问题，可能还有即将同苏联达成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    鉴于可以预料到的这大量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并不急于要在同时在结束对台湾的长期义务问题上同国会的批评者们对抗。    国务卿万斯在上周发表的关于对亚洲政策的一篇重要讲话中提到访问北京的问题。    这些人士说，万斯认识到美国想要对正式承认附加的某些条件可能使北京不那么高兴。    他们说，即使可以商定一项协议的大致轮廓，但是由于卡特打算暂时不公开支持关于一个中国的新战略，所以公众对于这次旅行的重要性不应抱很高期望。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马修斯发自香港的文章，题目是《美国驻北京使团作用增加》，摘要如下：    虽然美中关系前途仍然未卜，但是国务院官员一直在一方面悄悄地逐步增加他们在北京的人员，另一方面削减在这里的庞大的美国领事馆的中国情况观察家。虽然这里的人士说，这种变动是同美国对华政策没有直接关系的例行调整，但是正当一些政府机构和新闻机构在辩论北京和香港哪个作为中国情况观察哨的优点多的时候，他们强调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英国政府直到一年前还在这里保持了一个十分熟练的分析和监听电台的班子，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但是由于伦敦发生财政危机，这个班子的人员已大大削减。    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同北京互派大使后，大大缩小了他们在香港的了解中国情况的班子，但是后来因为过去两年中国的政治动乱，说明香港作为观察哨是有价值的，又重新向这里派出了北京问题专家。    这里的美国领事馆发言人说，两年来，为了避免工作重叠，美国驻香港的人员从一百三十五人减到了一百三十人。在领事馆三楼的繁忙的研究中国情况的科室里，削减人员的情况最引人注意。    一年前，外事系统的三位官员分配到领事馆分析中国国内政局的科室工作，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调到了北京。    领事馆研究中国经济的部门去年冬天减少了一名分析人员，因为一名分工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外事官员调到了北京。在北京和香港的官员一致认为，到中国旅行的商人在北京比较容易找到，驻在人民共和国国内的美国外交官要参加重要的商业活动如广交会等也较方便。    去年，联络处开始花较多的时间报告中国对外关系的情况，这项任务使用的是在北京和香港同样可以得到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报道。国务院把在香港分析中国外交情况的部门的人员从两人减为一人。    记者问到，由于华盛顿在朝着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方向走，这些变化是不是把北京升格的计划的一部分。联络处的一位人士说：“我认为作这样的结论过于匆忙。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使工作比较容易展开。”    这里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公开谈到他们的工作是促进美国同香港的贸易，但是他们不让人们公开提到他们的了解中国情况的任务，以免触犯中国人。然而，尽管领事馆人员略有削减，但是它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着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就是把中国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大量材料迅速译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九日在《新闻分析》栏里刊登该报记者米德尔顿的文章，题目是《卡特向苏提出的全球性挑战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摘要如下：    卡特总统愿意在世界上的一些麻烦地点，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向苏联提出挑战一事给盟国、中立国家和友好国家政府里的一些美国的朋友的突出印象是，采取这种立场是高尚的，但也略有一点不现实。记者在历时六周的西欧和中东之行期间所走访的外交官、军人和政界人士说，有效的挑战必须要以常规军事力量为后盾，必须要得到舆论的支持。    盟国军界人士的看法是，整个力量对比，特别是常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全盘性的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使他们感到关切的是，他们认为美国的公众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因而不愿去恢复原来的力量对比。    北大西洋联盟的西欧成员国的军界和政界人士，详细讲述了苏联驻中欧的部队增加了十二万五千人，增加了高质量的新型坦克和进击飞机。以及苏联有能力把军事力量从空中和海上输送到全世界各地的麻烦地点去的情况。强调核能力在中东，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美国发出的有关苏联在迅速发展核运载系统的报道给文职人员和军方人士以深刻印象。    前空军情报部负责人乔治·基根少将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博士提出的认为苏联在核武器方面正在超过美国的论点，已在盟国政府和中立国家政府中受到注意。    人们广泛抱有的一种看法是，俄国人将利用他们的日益壮大的陆海空常规力量来推进他们在中东、南斯拉夫、南部非洲和西欧边缘地区的利益。持这种看法的人说，在核力量对等的情况下，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冒用导弹交战的风险，所以，部署着占优势的常规力量并决心运用这种力量的政府就会占便宜。同企业界人士、文职官员、报纸主编及军官们交谈反应出人们普遍感觉到苏联的实力在不断增强。美国的力量受到怀疑一位埃及工程师说：“卡特先生已经恢复了美国总统形象。但是我们怀疑美国是否象它一度那样的强大。”    美国国会和人民支持总统向苏联的挑战的劲头究竟有多大，程度如何，在各盟国的政府中存在着怀疑。美国问题专家们已向他们各自国家的外交部报告了美国国会力量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总统的主动行动受到束缚的情况。    另外有些人，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谈到美国在逐步形成一种“新孤立主义”，并且认为，这种“新孤立主义”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总统不敢轻易在国外采取主动行动。    军界人士倾向于认为俄国在安哥拉进行军事干涉获得成功一事是它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的分水岭。    有些人认为，对苏联加强军事力量这一情况强调得过分了。西德的一位外交官员说，基本上俄国人仍然是效率不高的，他们无法在技术上超越美国。然而，他承认苏联目前所作的努力使俄国人有能力把他们自己在外交上采取的主动行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到实施。法国谋求自足美国的外交目标和军事能力之间人们所看到的这一差距所带来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法国同大西洋联盟国家的军事合作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导人仍然深信，在今后国际上发生危机时，他们势必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些法国人士对有人所说的卡特先生愿意“敲打铁笼子把熊唤醒”的做法表示反对。    现在有着一种要使通向莫斯科的各种渠道都保持畅通的趋势。    《金字塔报》前主编海卡尔说，埃及不能抛弃强大的苏联而指靠美国和西欧给予军火支援。    叙利亚完全依赖苏联供应武器。在大马士革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上正在超过美国。这种看法鼓励了那些主张依赖苏联取得军火的人。这一亲俄派的论点显然压倒了认为美国的技术使美国具有优越条件这种论点。    西德、比利时、英国、挪威的军事领导人们强调说，如果要赶上苏联的常规力量，他们的政府必须要找到金钱、人员和武器来弥补美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不足。

【本刊讯】香港《快报》六月十六日以《苏联特权阶级穷奢极侈》为题，报道英国《每日镜报》记者写的一篇访苏见闻，摘转如下：    （快报伦敦通讯）最近一名英国记者访问苏联之后，回来在《每日镜报》写了一篇访问记，提供一些趣味性的事实。    在列宁格勒，靠近经过改建的沙皇宫殿附近，有一些地方，外国人不会去，而对苏联人来说，亦难得一去，就是蒸气浴室。    苏联常见的一种大型汽车“海鸥”，外型很象美国大车。记者常见一些有司机的官员坐这种车出入，从车牌号码就可以知道汽车主人是大官，抑或普通的政府车辆。    记者一行在一名“导游”的引领下，进入浴室，但见里面人山人海，热闹得很，大部分是工人的样子，他们随便坐着又吃又喝，等候入浴，但“导游”说，楼上才是招呼另一阶层的地方，外国人自然属于另一阶层。原来浴室之内亦有“阶级”之分，“楼上”是大官贵人，“楼下”是老百姓和工人。“楼上”的蒸气浴的确是一种享受，蒸气里有芬芳味道，有酒，有音乐，有地毯、电视，以苏联标准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记者认为苏联人大致可以从特权和物质享受方面，分成三种阶级，一种自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党政军的头子，这是上层阶层，其次是官僚、行政人员，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形成的中层阶层，最后是在工厂和田野工作的真正工农阶级。    在莫斯科，记者在饮酒作乐的场所见到许多外国烟酒供应，但普通苏联人是买不到的，只有特权阶级的人才能享受。    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经过不断的购物长龙之后，你会来到一间有守卫的“特准商店”，这里单只卢布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的，要有特别购物证。除了外国人，外交人员之外，苏联特权阶级人物自然亦可入内选购。    因此在这间商店门口，有司机的汽车越泊越多。    西方文化的接触亦是特权阶级的专利，例如那位年青“导游”，就看过《巴黎的探戈》《教父》等普通苏联人看不到的影片。而这位青年人亦自幼在第二十特别中学受教育，这是莫斯科的“伊顿公学”。一名莫斯科大学生说，某学系有三十个空位，其中只有四个学位是公开招考，其余都是指派那些大人物的子女。    到苏联不到红场，枉此一游，但最好星期五下午五时前到达，你会看到一长列的“吉斯”名贵苏联汽车，一架跟住一架，各自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私人乡村别墅，这是国家供给高级官员渡假享用的。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六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六年外贸逆差急剧增加到创纪录水平》，摘要如下：    由于东西方进口价格上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年的外贸逆差为六十四亿马克，达到了最高纪录。同一九七五年相比，跳跃式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现在出版的一九七六年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外贸额为八百五十五亿马克，达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进口额为四百五十九亿马克。    苏联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供原油的价格在过去三年内增长了三倍，同过去一样，苏联在一九七六年仍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到二百七十八亿马克。统计年鉴中没注明进出口各占多少。    这些贸易数字很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今年年初以来出口的愿望，特别是向西方出口的愿望明显地变得强烈了。这种愿望还伴随着向西方供货者增加压力，要他们通过易货贸易接受与供货价值相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货物。出口愿望同时导致在国内更加努力通过被称为西方消费品专门商店的“Ｉｎｔｅｒｓｈｏｐｓ”来赚取外汇。    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同西方贸易的增长达到创纪录水平，这种贸易达二百四十二亿马克，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几乎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增长百分之十一，达到五百四十六亿马克，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从三十二亿马克增加到近四十亿马克。

【本刊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六月二十二日以《对俄国的一大笔肉类交易成交》为题报道：    澳大利亚的一个以博思威克父子公司为首的联合公司向俄国出售七万二千五百吨肉的大笔贸易已在本周内谈成。    据认为，这是澳大利亚迄今最大一笔肉类出口。    剔骨牛羊肉（整只）将分七个月运到黑海各港口。    ．这项交易价值九千万美元。这批货物将从澳大利亚的十二个港口分装十八艘货船运送。

说卡特虽一再声称愿同苏发展互利关系，但华盛顿采取的具体步骤明显违背这一意图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一日电】题：令人不安和忧虑的政策    《真理报》驻华盛顿记者瓦西里耶夫评不久前在美国举行的讨论美苏关系问题的会议的结果。    《真理报》记者写道，会上出现的对苏美关系的两种态度的明显冲突，反映了现实主义政策拥护者与军备竞赛辩护士之间的对抗。    一些头脑现实的人士对妨碍加强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们遭到一批极坏的“鹰派”人物的对抗。    《真理报》记者在总结这次辩论的结果时写道：    “美国新总统一再声称愿意同苏联发展互利关系，争取限制军备竞赛。    “但是，华盛顿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美国国内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人权’的虚伪借口下掀起的反苏运动和旨在使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获得单方面优势的建议等，明显违背上述已经宣布的意图，给加强和加深缓和的道路制造新的困难。这一切都会在美国公众当中造成对华盛顿外交方针的怀疑，令人严重不安。”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十五日晚刊刊登该报驻科伦坡记者的一条消息，标题是《因大选而沸腾起来的斯里兰卡》，摘要如下：    印度洋中的岛国斯里兰卡目前因要举行时隔七年的第一次大选而沸腾了。在世界上唯一的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领导下，一直奉行国有化政策和不结盟外交路线的自由党、想要夺回已经失去很久的政权的保守的亲西方的统一国民党、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平等社会党和苏联派的共产党联合在一起的左翼联合战线，正在进行三方之争。    迄今有一种占上风的看法认为，执政党自由党虽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在内政方面不能解决物价和失业问题，所以在大选中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度后退。    在前一次一九七○年的大选中，同自由党合作，打倒统一国民党政权的左翼阵营，由于这次是单独作战，所以处于难以发展的状态。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认为，成功地吸收了一些对现政权不满的人入党的统一国民党无疑处于优势。这次大选的结果，对正在印度洋增强军事力量的美苏两大国，联系到阿拉伯国家的动向，对国际政治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物价问题仍然影响着自由党。该总理执政的最近七年期间，虽说物价问题是因为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消费物价上涨五、六倍，则使该党的支持者大失所望。另外，不仅重用了有血统关系的菲利克斯·迪亚斯·班达拉奈克任财政部长，而且在这次选举中又让她的长子当候选人，这也被看作该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重用亲属的弊病的例子，从而降低了威信。    有很多追随者的统一国民党，得到了害怕该总理同左翼政党合作实行国有化政策的企业家和传统的保守反共的私营工商业者等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又得到了对自由党失去幻想的阶层的支持，在城市扩大了势力。该党虽然被左翼阵营斥责为法西斯反动派，但是在党魁贾亚瓦德纳的领导下，承认社会主义和不结盟路线，并且保证说即使重新掌握政权也不再实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    甚至连接近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财界人士也承认自由党是在苦战。上一次大选取得巨大胜利，是因为同左翼阵营合作，才避免了两败俱伤。这次出现相反现象的可能性很大。    假如统一国民党能在时隔七年后返回政权宝座，那么，它大概会同吃过国有化政策的苦头的美英两国以及西方国家改善关系。该党对增强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的美军基地一事，始终保持沉默，这是意味深长的。贾亚瓦德纳前不久向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当时）寄去了抗议苏联“干涉内政”的信。在竞选的后台，美苏两国的影子若隐若现。

【安莎社开罗七月一日电】今天上午，这里的报界和外交人士表示担心，以色列可能决定用武力行动来回答卡特政府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关于中东危机所采取的立场。    《消息报》主编萨布里告诫说，埃及必须“准备对付以色列的突然袭击”。    他说：“特拉维夫企图使全世界出现一种转移人民对以色列全部撤出被占领土问题和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家园问题的注意力的新情况。”    开罗另一家日报《共和国报》说，目前，以色列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要么放弃它的极端立场而对国际社会的愿望作出响应，要么坚持它的不妥协立场而使它自己完全陷于孤立。    该报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有利于阿拉伯人。”    无论如何，埃及政界人士正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以色列总理贝京如何打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他周围设立的包围圈。    据埃及许多主要的分析家说，欧洲和美国关于中东危机的声明实际上使以色列处于困境。    一位人士说：“特拉维夫大概试图向黎巴嫩南部使用武力，因为巴勒斯坦人仍在黎巴嫩南部活动。”    外交人士一致认为，特拉维夫可能企图造成一种新局面，从而把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问题向后推若干年，同时把建立巴勒斯坦民簇家园问题进一步推到遥远的将来。    埃及担心局势恶化的一个标志是，埃及领导人过去几天中发表了许多讲话，谈到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改善，埃及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空军引进了新的非常先进的电子装置。    现在，人们越来越明显地谈到，鉴于在地区和国际上出现了新局面，因此必须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来协调政策。

【路透社维也纳七月一三日电】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阿里·穆罕默德·杰达赫今天在这里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所有成员国已在石油价格问题上达成协议。    在这位秘书长发表声明之前，利雅得的沙特阿拉伯通讯社发表了一项正式公告。这项公告说，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石油价格提高百分之五，从而使他们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国一致起来。    有人问，本月份没有明确说将放弃提价百分之五的计划的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和伊拉克是否将提价时，杰达赫说，这两个国家已公开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高石油价格的话，他们不提价。他对本社记者说，「可以肯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价格问题上现在是统一起来了。」

但是，那些不愿意我们改变历史或洗刷耻辱的人们，没给我们运来一辆坦克。    几天后，布迈丁主席出于他的可贵的、高尚的主动精神，到苏联去了。他付给苏联人一亿美元，作为他们运给埃及的坦克的代价。俄国人没有适时把这些坦克送来，以至历史的面貌不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发生变化。布迈丁主席购买的坦克，是在犹太人突破我们的部队、占领运河西岸以后，在停火以后，在停火得到巩固以后才来的。    但是伟大的铁托总统的坦克来了。我向他要了一百辆坦克，他送来了一百四十辆，这些坦克是从海上运来的，来时装满了弹药和燃料。    同时，布迈丁主席派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旅，进入了阵地。但是，当时已经停火了。    苏联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埃及赠送二百五十辆坦克。我至今也不知道，布迈丁主席买的坦克算在这些坦克里吗？抑或这些是苏联人的礼物，以后再运来布迈丁主席的坦克？    直到此刻，我仍然莫名其妙。我要求我们的专家向我说明这些坦克的真相，以便我们知道这些坦克的价值，知道除了布迈丁主席付的款外，我们还应当付多少。这是他们的决定。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我要解开这个谜。在破这个谜时，我应对此提出一条恰当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之前，我同柯西金的对话没有使他感到愉快。讨论的调子是激烈的。我想他因此恼怒了。他的恼怒一定是不履行任何诺言或自那天起直到现在我们之间关系疏远的一个合乎情理的肇端。    虽然，我对柯西金说的，也不过是提醒他，他们给埃及送来的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当贾马斯中将宣布此事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些陈旧的装备。可是，我们用这些装备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武器是旧的，但是，我们的决心是新的，我们的计划是新的，我们的尊严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接着，我提请柯西金注意，他们给我们送来的舟桥阻挠了我们的前进，这些桥需要六小时才能架起来，而他们有一些半小时就可架起的。    我再一次说：假如，假如他们给了我们这些桥，那战斗的面貌已改变了。假如他们给每个战士节省五个半小时……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现在尽人皆知，百分之六十的这些舟桥，已由我们在埃及制造了。这也是一个事实。常常有人问我赶走苏联专家的原因，这就是原因：为了不至于说我们武装部队取得的辉煌胜利中有他们的功劳或份儿，相反，苏联人的存在将妨碍每件事情，因为如果有他们在，那么我们取得了任何成就，哪怕是微小的成就，也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那么，可以肯定，同柯西金的这场激烈对话成了拖延向我们提供坦克的一个确凿的原因。布迈丁主席已为这些坦克付了款。我认为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苏联人在这之前就已决定，他们决不帮助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决不帮助我从军事上推动局势。    基辛格博士后来告诉我，如果我因任何理由而重开战争，美国将同我对抗，这是无疑的。这个人极为坦率地讲了这个话。在他讲这话之前，美国就已经参与战争了，这是使我接受停火的合法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也就是说，停止美国向我们开火的局面！    同时，基辛格答应，停火后美国准备进入中东和谈。美国已开始基辛格的走向和平的步骤。    在埃及人民的欢乐中，在他们为自己的武装部队而感到的幸福中，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欢乐中，我们继续致力于和平。我们把哭泣留给了在自己的以及所占领和掠夺的每寸土地上的犹太人了。    在这里，我想起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关于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人以为我是天真的，但是，最后笑的，才笑得最好。    在翻阅达扬写的《我的自传》这本书时，我想起了这句话。他谈到十月战争，这场战争成了埋葬他的自负和虚妄的坟墓。他问道：是我们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犯了错误，还是在执行它时犯了错误？    他说：我们把计划建立在三个基础上：装甲车、空军和巴列夫防线。但是我们已不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是他使我成为最后笑的人。他说：这一次，埃及人已不是我们在一九六七年所认识的埃及人了。    这令我们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及我们和我们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放声欢笑。因为，通过我们、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顽强努力和我们的团结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它将永世常青。    我厌恶仇恨。我厌恶幸灾乐祸。我传播爱情、友爱与宽容。我主张容忍。但是，我认为，达扬那本书的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值得细读和深思，值得我们按另一种不是他所要求的方式加以理解。    达扬是一种值得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加以研究的军人。（五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七月三日刊登任之恭七月二日应香港专上学联邀请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发表的演讲摘录，题目是《任之恭讲中国科技现代化前景》，摘转如下：    我最近花了约两个半月时间，到中国作第三次旅行。    在这次旅程中，我访问了六间大学，五个科学研究所，十间重型工业工厂，十间轻工业工厂，五个人民公社，以至许多中学、小学和幼稚园。    此外，我曾与四十多位老科学家，作过很亲切的谈话；也与几百位年青的科学人员，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并与十几位省、市革委会正、副主任进行过谈话；而且，还与至少几十位亲友，作过很亲切的交谈。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彼此所谈论的主要题目就是：中国在过去一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先后与世长辞，我们大家都表示悲伤。同时，我们大家都为毛主席在生前指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而感到喜悦和鼓舞。    过去一段时期，“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扰乱全国。但是，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样一来，在各个地方，包括我们所到达的所有地方，或甚至我们未有到过的地方，我们都直接看到间接听到：全国人民于“四人帮”倒台以后，均人心大快，形势大好。    虽然经过“四人帮”的干扰，中国人民现在正需要大跃进，向前迈进，以最高的速度前进。    想起过去大半年来，华主席抓纲治国，的确完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并先后召开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两个会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此外，我这次在中国亦从有关方面，听到了一个我认为是很可靠的消息，就是：中国各地各个单位、研究所、大学、工厂以至公社等方面，都正在各别举行竞赛的运动，而且，尤其注意到在竞赛运动中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形。我们听说：中国目前正筹备召开一个规模类似于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全国科学技术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可能于今年内召开。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很高兴。中国近几十车的发展    现在开始谈今天的题目：展望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前景。首先要谈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    解放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一般的科学技术，都是模仿西方，而且是皮毛的东西。那时候，中国很少有自己民簇的、国家的重要科技研究。在国民党统治下，一般科技工作者也只知道崇洋，只知道爬行。他们所做的，也完全是模仿。所用的设备，也是外国的。总之，一切都是处于依样画葫芦的状态。因此，解放前科学技术水平非常低。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了，科技研究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至一九六○年，苏联撤走了科学技术人员，撕毁了合同。但是，中国人民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干一番，因此，使科技研究出现了更大的变化。    关于近几年中国科技的发展，我只能就我所知的谈一谈。大家都熟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他原是一个纯数学家。在解放后，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中国遇到许多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华罗庚就把他所学纯数学这种基础科学应用到生产实践上。他发展了优选法和运筹学，解决了在工农业生产中如何能取得最好的成果。    中山大学有一位蒲蛰龙教授，他是一个生物病害学家，他发现荔枝有一种病虫害影响荔枝收成。经过研究，发现有一种很小的平腹小蜂，比害虫还小，但可以把个子大得多的害虫吃掉，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吃到更多的荔枝了。    上海生物生理研究所一位科学家研究了中国传统针灸医学，他利用近代医学知识，把针灸应用到各个方面去。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首次研究出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世界闻名的，凡是搞生物化学的，提到胰岛素，很少人不知道是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地合成的。    再说，在物理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原子核在外国有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国有人对原子核研究得很精密，创出了原子核一层一层的结构学说——层子论。在云南，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宇宙研究所发现了宇宙基本粒子，它的重量十倍于质子，这是新发现的基本粒子。    现在讲一下在工业技术方面有什么发展。中国经过这些年来有很多方面达到了尖端工业的程度。虽然中国的电子计算机可能比起先进国家最快的还稍为差一些，不过在世界上也是位于先进行列的。其他方面，中国现在各个城市、各个区域，都有重型的机器厂。    再说，在国防方面，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前几年就能把人造卫星放到天空。中国头一个人造卫星的重量相当于三、四个国家第一个人造卫星合起来的重量。听说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放出人造卫星到预定的高度和位置，它的运行速度相当于地球转动的速度。换句话说，我们抬头一看，如果能看得见的话，它就是完全停在那儿不动的。自然，这种人造卫星可应用到全球性的通讯方面。在几个国家爆炸了原子弹以后，中国的科学家就能放出了中国自己做的原子弹、氢弹，这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做出来的。    在地质方面，我要提出几个例子。    解放以前，多少的外国专家说，中国是没有石油的，中国的地质构造是不可能形成石油的。我们也不理解这些“理论”。现在这个时代过去了。中国有一个地质学家李四光，他的理论使中国找到石油。    可是，“四人帮”不但反对生产建设，而且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举一件我们经历过的事说一下：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总理亲自接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他同我们谈了五个多钟头，直到晚上两点半，谈了很多事情。他在那个场合告诉周培源（那时他陪我们在座）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你把基础科学的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当时周培源是北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拿着这个指示就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刊登。“四人帮”看后不喜欢，不准他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才转到《光明日报》刊出。“四人帮”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后台多大多硬，也要批判。后来，把周培源批判了，批判得非常严厉。当然周培源也不太好受了。现在华主席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四人帮”，周培源激动地告诉别人说，由于粉碎“四人帮”，他得到第二次解放。实现现代化四项条件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四个现代化是互相关连的，农业、工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多多少少都要跟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为科学技术牵连到各个方面。    中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能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能不能达到同其他很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地步呢？我觉得中国有下列四个条件（当然不止这四个条件），可以实现科技现代化：    （一）中国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二）就是依靠群众的智能、才干，同时要加上一个很重要的要素：群众的干劲。    （三）要脚踏实地去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需要有丰富的、适合的天然资源，里面包括石油、各种矿物如煤矿、金属矿等等。农业、工业需要的资源很多，如有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幸福，若然没有的话，将被迫央求人家供给，这是要出钱和吃苦的。    （四）单是说促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不够，还未把它重要的地方提出来。这就是说，在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方面，还必须注重基础科学，包括理论和实践。它是基础，离开它是不成的。同时，基础科学有理论的一部分，有实践的一部分，理论与实践要同时进行。在科学方面，有些不是基础的，有些则是。那么，过去中国科学技术的实践，是不是属于基础科学呢？很多不是基础科学。因为中国在建国的时候，有许多建设中碰到的问题，急需解决。这是应用科学的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不一定是基础科学。现在要同别人并驾齐驱，那么，你拿甚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单是有科学而不是基础科学，能不能落实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没有基础科学，没有基础的理论和实验，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的程度，不可能赶上别人，不可能大干快上。因为有了基础，才能产生由基础而来的东西，也可以说，科学是一方面，技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平常把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科技。但是科学与技术是两件事情，科学是关于实践的原理，这个原理是客观的、正确的理论，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理论与实验完全是合一的时候，才能够有资格确立起来，承认它是基础科学。既然是基础科学，其他科学应该靠它发展起来。    现在我们的说法是这样，要讲到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基础科学，才能谈到技术的发展、进步和革新。只有在这前提下，才能够有希望在本世纪末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最强的国家。假如中国不注意这一点，假如中国不能够把握到这个基础，那就不行，那就要请教别人。没有基础科学，绝对不能赶上先进国家，因为当你赶他们时，人家不是等着不动，让你赶，他们也是在向前走的。    现在说完了条件，大家会问：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有什么前景呢？我觉得刚才说的几个必要条件，头三个条件中国都已经有了。第四个条件，基础科学的条件，是不能够没有的。但“四人帮”说基础科学没有用，因为他们有势力，不让人家搞基础科学。现在他们垮台了，就可以开始大搞基础科学，因为基础科学人材需要长期培养，不能马上见效的。中国有没有这个条件呢？答复是，中国有！有这种条件！中国有这个信心去干。到本世纪末，中国能与其他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现在中国要的是同心协力干！大家都要学铁人王进喜一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样看，中国无疑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科技的现代化有可能比最先进的国家超而过之。这个前景可以给大家鼓鼓气吧。

【德新社汉堡七月二日电】据汉堡银行人士说，中国对同欧洲共同体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兴趣使西德银行界感到高兴。西德银行界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促进它在亚洲正在寻求新市场的活动。    中国最近的主动行动很快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反应，它上周宣布本月晚些时候将派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以铺平签订协定的道路。    北京的主动行动是中国银行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访问欧洲时提出来的。    虽然中国银行是国家所有，西德银行家们认为，中国银行的国际活动及其在香港的非常活跃的分行，预示着会增加同中国直接做买卖的机会。    把眼睛转向亚洲是西德银行界对外发展计划中最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