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国务卿万斯今天在为参加国务院发起的全国对外政策会议的主编和广播人员举行的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有关中国的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确定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过程中，但是，最后决定将在八月份我去中国前不久才会作出。”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国务卿万斯今天说，他期望同中国领导人除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外，还将讨论其他各种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和双边的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题：万斯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会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    万斯说，他认为，在与美国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苏将“根据他们认为在军事和战略方面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情况”作出他们的决定。    有人问到，卡特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促进人权的作法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在关于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万斯说：“依我看，程度不大。”    国务卿万斯认为，人权问题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普遍问题”。    在和新闻工作者的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万斯谈到的其它问题是：    越南——美国在它同河内代表的会谈中已清楚地表明，如果美—越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话，卡特政府“准备取消美国”对越南的“贸易禁运”。    朝鲜——他说：“对于我们对南朝鲜承担的义务不应有任何怀疑”，他指出，随着美国在今后五年中撤退它的地面部队，南朝鲜将加强它的军队力量。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题：参院一委员会批准伍德科克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参院外委会批准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伍德科克为具有大使级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预期参院全体会议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伍德科克先生在六月二十八日出席了参院的这个委员会。    参院外委会就批准伍德科克的任命举行意见听取会的非正式记录如下：    参议员斯帕克曼：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你有哪些亲身体验？    伍德科克：主席先生，非常坦白地说，除了作为一个明智的公民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感到的兴趣以外，很少有什么体验。我远远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我现在正处于学习的过程中。国务院和其他许多机构已向我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斯帕克曼：关于同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方面都保持关系的问题，你有什么明确的意见吗？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伍德科克：显然，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以上海公报为基础，着眼于走向实现关系正常化。自然，至于应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问题，（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内部正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斯帕克曼：你对于我们同台湾的安全条约问题有什么固定的意见吗？    伍德科克：我当然是同意过去五年来在三届政府之下我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一项采取一切适当地照顾到生活在台湾的人民的措施的政策。这肯定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斯帕克曼：你不会建议废除那项同台湾的条约吗？    伍德科克：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出现什么情况。十分明显，如果我们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真的同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话，这对于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势必产生影响。    斯帕克曼：你认为我们可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而同时保持我们同台湾的条约关系吗？    伍德科克：从我所看过的记录在案的材料看来，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代表在这一点都是极其坚决的。    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我看来，主张谈判是为了拟定使双方作出实际回答的原则，所以双方都要说明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参议员珀西：主席先生，我希望给伍德科克一个机会说一说，你对我们保持我们在欧洲的实力，保持强大的北约组织，尽量在那里保持一支强大的力量有什么看法。    伍德科克：参议员先生，我个人始终认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北约组织，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防御能力。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同时，我是拥护缓和的。    我认为，如果美国同共产党大国有较好的关系，我们的情况就会比较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然希望例如苏联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恶化。    珀西：我们应当怎样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贸易方面怎么样，有潜力吗？这是不是逐步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是否把这件事看作是你的任务的一部分，即促进、加强和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愿望。    伍德科克：我认为，那是我的职务之一。我希望进一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我认为，不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贸易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发展。

【本刊讯】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六月九日刊登赫·卡恩的文章，题为《正在兴起的太平洋域》，摘要如下：    即使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出现了停滞膨胀，太平洋岸的亚洲国家也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现代技术，而且也许能在别处有些停滞膨胀的情况下也能够贯彻发展经济的政策。说实在的，凡属中华文化的国家（指的是那些其基本文化导源于中国的典范和影响的国家）现在看来在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方面要比西方国家更有才干，而现在中国看来已走到了在经济上即将壮观地起飞的地步。    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一度是世界交通最大的障碍的太平洋，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交通最大的通道。    照现代交通和计算机技术继续发展下去，我发现我们所说的太平洋洋域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越来越多，而到一九八五年时，相对地说，在经济上同世界其他各国（也许除了中东的产油国）的关系就要趋于疏远。这就是说，到一九八五年的时候，每个太平洋域国家都将发现自己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半数以上将是同太平洋域“贸易投资区”的其他国家进行的。我要说，就有点象地中海先前曾经是，后来北大西洋又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一样，现在中心已经移到太平洋来了。    虽然我不想谈共产党中国的问题，可是我想指出，由于把重点转到了发展经济和技术上，那里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它干得好，就能对这个地区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会加速我所说的各种趋势，不过要看各项具体政策而定。    我对西伯利亚远远不那么乐观，它是一个矿石和能源的大仓库，但是开采费高得异乎寻常。这一点，再加上苏联官僚制度的某些特征，使得开发起来十分困难，不论用苏联的还是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都不容易。    澳大利亚也是原料的一个大储藏地，但是它近来采取的不明智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使人对它未来的成长率产生了一些怀疑。不过，我趋向于认为大概会认真对待这些政策，而澳大利亚也会同加拿大和巴西一起提供许多为维持太平洋域的经济成长所必需的资源。    应当指出，在某些方面说，最惊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日本的增长率。自从赫德森研究所完成了它对日本的前途的第一次研究以来已经十五年了，我们在那次研究报告中，我们推算日本将在二○○○年在每人平均收入上超过美国。现在，我们相信日本将在一九九○年左右在每人平均收入上超过美国。这是假定日本的增长率平均每年要比美国高百分之四。    在某些方面说，最有意思的一系列问题是与我们有时称作太平洋域的中华作坊——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相联系着的。这四个国家（原文如此——本刊注）若不是中国人的国家就是其文化是来自中国的。集体地说，它们一共有六千万人口。今年它们的国民总产值将达到六百亿美元，也就是平均每人一千美元。我估计到八五年时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一番。    太平洋岸的亚洲国家（可能只有印度尼西亚、老挝和北朝鲜除外）看来大概会干得一样地出色。这样，即使是新近统一的越南这么一个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看来大概也会至少有一段时间把精力花在发展经济上。    我也许还要指出，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一直是靠了华人，他们构成了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在华人少数民族只占人口百分之十的泰国，经济成长也是由华人带头创业和支持的。马来西亚和泰国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基本论点：中国文化（或者导源于中国的文化）培育出来的人往往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有能力刺激和保持高速经济成长的。    我要总结一下：美国应当承认太平洋岸亚洲各国人民在发展经济这一方面极为热情和得意，就同美国人当年还很穷的时候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一样地热情和得意。美国人不能让他们的偏见充塞头脑，以致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些非常努力的国家和非常惊人的业绩。看来很可能的是，太平洋岸的亚洲能把二百年的发展过程缩短到五十年左右，这是鼓舞人心的事情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宾德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新闻分析，题目是《卡特和勃列日涅夫：该由谁进行调整以适应对方？》，摘要如下：    美苏关系的现状从外表看来，好比是一个瘦高个的年轻拳手和一个精力衰退，但是仍然危险的拳手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据卡特在白宫的三位助手说，五十二岁的卡特总统似乎也是这样看待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的。    但是卡特先生和他的对外政策顾问们也都知道，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比赛不可能以击倒某一方而结束，事实上根本不能让比赛结束。正如一位白宫高级顾问今天说的那样，这是一场竞争，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地理位置。可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这场竞争必须一直进行下去。对成就感到自豪卡特象最近几周来所表现的那样，自豪地谈到他认为他的人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在人权运动中，他对俄国人进行了多次攻击，他也谈到他为阻止各国增加武器和制止核武器扩散而采取颇为激进的主动行动。卡特的一名主要顾问向他说，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美关系时好时坏的一种表现，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激动的。    在勃列日涅夫方面，他上周对法国总统德斯坦说，他同卡特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困难”，并且表示，他不能肯定苏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    两位领导人都持有的一种看法是：“用卡特的话来说是出乎意外的——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令人不愉快的情绪。”    但是，他的顾问们否认，两个大国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敌对情绪加剧的局面。    一名顾问说，苏联过去是用军事冒险行动来“考验”美国的新总统（正象肯尼迪所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而目前的苏联领导集团却愿意把它对卡特意志强弱的考验限于政治领域，这个结论使他们感到鼓舞。    这些顾问认为，两国政府关于禁止苏美进行任何核试验的谈判以及关于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便控制世界制造核武器能力扩散问题的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他们还指出，总统的裁军谈判首席代表沃恩克现在正在莫斯科讨论在印度洋实现非军事化的措施。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显然也都抱有或许在今年晚些时候会晤的愿望    ——可能是在没有一个固定的议程、不大吹大擂而且在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就限制战略武器新条约取得某些具体结果的压力的情况下会晤。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上周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讨论了卡特同勃列日涅夫会晤的可能性。卡特在同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极其不同的做法也促使他的顾问争辩说，勃列日涅夫显然需要时间来适应卡特政府。    在这个论点中有着一种对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有利的调子。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实际上是说：“我们是新的人，我们是年轻的，我们是生气勃勃的，我们体现了美国有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最高理想——你们俄国人必须学会迁就我们。”    总统的助手们所说的话，没有暗示卡特政府究竟是否愿意适应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    从苏联对卡特的人权运动和其他倡议的反应来看，莫斯科表示的一些烦恼，可能是由于对新政府处理双边关系的做法缺乏共同观点。    但是卡特的助手和总统本人都承认，对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有些冷淡，有时是紧张的一事完全不感到惊讶。    他们头一分钟对事情发生的变化表示“惊异”，下一分钟就又解释说，这是“避免不了的”。他们深信，苏联领导人到时候只好对他们无可奈何，并且继续以核世界中全球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竞赛    ——采取热烈拥抱的方式，而不是一拳打得你再也爬不起来。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题：报纸主编们得知，美国“正在重新安排”在亚洲“优先要做的事情”    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主要发言人，在美国报纸主编和广播人员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对太平洋的兴趣“和对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兴趣一样大”，卡特政府正在设法“重新安排它优先要做的事情”并“把侧重点……放在值得作为重点的那些国家上”。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是在国务院向近三百名记者和报纸出版商发表这番谈话的。这次会议是为了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而举行的。    霍尔布鲁克说，“我们将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对亚洲的兴趣和卷入现在没有减少，将来也不会减少。”    他说，美国是“在亚洲已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和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的退却。与此相反，我愿意告诉你们，这意味着，在一代人中第一次有机会重新安排我们在亚洲优先要做的事情，以便适应我们的国家利益；把侧重点放在值得作为重点的那些地区、国家和优先要做的事情上，而不是因卷入象越南和柬埔寨这样一些地方的可悲事件而受到困扰或损害”。    霍尔布鲁克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同我们在那个地区的老朋友进行密切的合作，同时作出重大努力以便在我们同我们以前的对手的关系有所发展”。这位国务院发言人列举了美国对东亚的政策的以下一些“关键因素”：    ——同日本的关系，把它放在最优先地位。    ——“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为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继续作出尝试。”    ——保持美国同大韩民国的“安全关系”。他说，卡特总统“不希望采取将会破坏朝鲜局势稳定的行动”。    ——“在一段时期内”，设法在同越南关系正常化方面作出努力，但是不会提出“任何形式的一揽子援助的计划”，因为这种做法现在是违背美国法律的。    ——鼓励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包括定于今年秋天同这个联盟举行第一次会谈。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八日电】白宫六月二十八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副新闻秘书格拉纳姆，他谈到以下问题：    勃列日涅夫格拉纳姆对提问者说，卡特“期望在共同同意的时间同勃列日涅夫会晤”。    记者们向格拉纳姆追问，他是不是修改了卡特过去说过的任何话，他答道：“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    关于卡特和苏联主席可能会晤的问题是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消息提出的，这则消息说：两国谈判代表正在研究八月份要在阿拉斯加会晤的问题。    它重申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南斯拉夫【法新社贝尔格莱德六月二十五日电】南斯拉夫共产党今天痛斥“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攻击。    党的意识形态杂志《共产主义者》说，必须把任何旨在“诋毁某些党”的攻击看成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共产主义者》说，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倾向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责“纯粹是捏造”，这显然是指苏联杂志《新时代》本周的社论。    这家南斯拉夫党的刊物说，“坚持谴责和否定西欧和其他地方的某些党，说什么它们有修正主义的弊端，这只不过是企图复活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已经过时的和遭到反驳的那些理论。”    这样一个方针是企图回到那样的时代：即“各党的战略和政策方针由一个中心发号施令，一个单一的型式要适用于各国的党”。    《共产主义者》说，每个共产党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策略和战略”。意大利【美联社罗马六月二十四日电】意大利共产党批评了苏联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的攻击，并重申它反对一个党以任何形式支配另一个党。    意大利共产党对外事务部第二号人物鲁比说：“各国共产党都是自主的，各自对自己的立场和选择负责，不存在教训别人的党，也不存在被人教训的党。”    他就苏联《新时代》周刊的一篇长篇文章发表了评论。该刊在一篇长文章中指责卡里略所奉行的背离苏式共产主义的政策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    鲁比说：“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粗暴的批评，是不符合建设性批评的精神的。”法国【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四日电】苏联《新时代》周刊昨天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的猛烈攻击，在三个最直接有关的国家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引起了坚定但又平静的反应。    《新时代》在评论卡里略最近发表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时说，欧洲共产主义——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党所主张的“议会共产主义”——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家杂志说，卡里略的理论是与“帝国主义”的目的吻合的。    在巴黎，法国共产党党魁马歇评论说，“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是它涉及到处于半一致状况的一些共产党并给它们带来了“一致的回答”。    他说：“如果人民所想的就是这个方案（欧洲共产主义），那么它仍然有效。它不是帝国主义的发明。它是有关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发明。”他说：“我们已明确地离开了一切国际机构，我们是完全独立行动的。”比利时【本刊讯】比利时共产党主席路易·热伊和副主席克洛德·勒纳尔在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报》发表的他们接见该杂志记者的谈话中说：    我们的党同《新时代》的指责无关。诚然，这些指责对澄清反映国际共运今天面临的复杂和多种多样的问题的辩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应该补充一句，我们的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提法。我党二十二大强调指出，国际团结的基础的巩固，首先取决于每个国家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行动是否有效。为了对巩固这种基础作出贡献，各国共产党必须完全独立地决定它们的政策，而如果它们之间发生分歧，我们希望它们使用盟友的语言而不是敌人的语言来表达这些分歧。然而，“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同这种观点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混乱和暧昧的。英国【南通社伦敦六月二十四日电】英国共产党机关报《晨星报》以两栏篇幅摘要刊登苏联《新时代》的消息，但是只字未提英国共产党人    ——他们把自己划在“欧洲共产党人”的范畴内——对苏联攻击卡里略的想法。

【本刊讯】美国《底特律新闻》六月二十二日以《美国在海法建立基地在中东计划中隐约可见》为题自华盛顿报道：    说得婉转些，在以色列的海港海法建立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不是什么可以随便可作的事情。它将使苏联人警觉起来，使阿拉伯人感到担心，并且使一半的国会议员吓得要死。    但是，在政府的一些高级委员会里一直在谈论的正是这样的主张，卡特总统以此向紧张的以色列领导人和美籍犹太人证明：他对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完全承担着义务。    现在来判断美国在海法建立基地是否可能成为实际上无法兑现的诺言还是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是有困难的。在美国政府为了使阿拉伯官员和以色列官员在今年晚些时候在日内瓦一起坐到会议桌旁而制定的范围广泛的新的中东方案中，这不是目前要办的一个项目。    这个方案的突出特点如下：    一。以色列在双方有待商定的几年内撒到大约相当于它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边界，一些小的变更也可以谈判。在这期间，将划定一些安全线或作出其他方面的安排，或许派出一支维持和平的国际部队，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    二、如果巴勒斯坦人“明显地表示愿意”承认以色列有权作为一个犹太国存在下来的话，那么，以色列将同意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最好是同约旦联合的“家园或实体”。    三、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同意在会议桌上进行第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谈判。    卡特的方案等于双方沿着走向最后解决的道路迈出第一大步，以后再分别迈出较小的步子。    使卡特迫切要推动中东局势前进的是一种据说是谈判时机成熟的局面。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目前都是由温和派统治着。它们至少私下承认不能把以色列推进大海里，并且接受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这样做的事实。此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目前都不用苏联这张牌来对付美国。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依靠美国帮助稳定那个地区的局势。最后，在以色列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出，在它的军事开支越来越庞大，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僵持局面持续下去的话，负担就太重了，以致无法承受，以色列将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阿拉伯人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将会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收回他们失去的领土。

攻击苏丹日益陷入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冒险行动。自称苏不在非洲寻找任何好处和特权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七日电】题：为了谁的利益？    塔斯社评论员尤里·特鲁申写道：    一些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报纸继续千方百计地颂扬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以显著地位刊登他那连篇累牍的言论。为什么要给予这样的“荣誉”呢？    一些时候以来，尼迈里在西方和阿拉伯反动人士中间就获得“反对苏联向非洲渗透的战士”的名声了。他没有一天不发表一通反苏言论。要知道，就在不久前，二月间，尼迈里在向苏丹社会主义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讲话时还指出，苏丹同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发展贸易和经济联系，并特别指出了苏丹和苏联在勘探矿藏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尼迈里改变他对苏丹—苏联关系的看法的隐情是什么呢？问题在于：苏丹近来越来越陷入了由帝国主义集团和阿拉伯反动政权设想和策划的反对埃塞俄比亚——显然是惧怕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革命的进步的变化——的危险的冒险行动。阿拉伯反动派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集团还选中苏丹作为他们在非洲建立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的工具。    苏丹和沙特阿拉伯一起，不久前开始热中于建立某种排他性的军事政治联盟，以便建立对红海的控制，损害邻国和自由通航的利益。为了进行表白，首先是在本国人民面前进行表白，尼迈里开始指责苏联是“社会新殖民主义”，把苏丹同一系列非洲国家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苏联。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尼迈里的反苏言论只得到了阿拉伯反动派、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和北京领导的称赞。至于苏联，则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在非洲寻找任何好处与特权。

【安莎社开罗六月十八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接见英国记者，介绍了一项打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和在外约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中东和平计划。    下面是计划要点：    一、以色列至多在六个月以内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二、在外约旦和在加沙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用一条走廊连结这两块领地。    三、研究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将互相承认的保证。埃及将接受以色列可能提出的任何保证，包括它在特拉维夫—华盛顿之间搞一个防务协定。    四、在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边界两边都建立中立区。这个缓冲区还应包括黎巴嫩南部地区在内。埃及不仅愿意联合国军队驻在这些地区，而且，还愿意接受美国的军队。    五、在这整个过程结束的时候，应当对于在中东第一次宣布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结束交战状态的可能性进行研究。然后，才能在第二阶段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十四）    本章提要：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六，战争爆发了。埃及军队成功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在战争打响后的六个小时，苏联大使带着苏领导人的一封紧急信件要求紧急会见。干什么呢？要求埃及停火。萨达特表示坚决拒绝。苏联人为了停火，作出种种尝试：对埃及说，叙利亚已经同意停火，而阿萨德总统坚决否认；对美国说，埃及同意停火，而萨达特说埃及没有同意。于是，柯西金到开罗来了，他访问的唯一目的是：停火！就在柯西金逗留期间，以色列军队乘隙渗入到苏伊士运河西岸。十月十九日，美国进行干预，给以色列一些非常先进的武器。萨达特向全世界宣布，他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决不允许美国的干涉导致埃及的一场灾难。萨达特同意停火。十一月，基辛格访问埃及。如果说，阴云已密布在埃苏关系的上空，那么，基辛格的访问又给乌云加上了狂风暴雨。    战斗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三，我召见了苏联大使。我问他：如果我们从军事上推动周势，苏联持何态度？    那是在我搬进塔希尔宫前，在吉扎我的家里。    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苏联大使马上对我说：你们决定什么时候搞这次军事行动？    我回答他说：时间尚未确定。但是我和阿萨德总统已经决定推动局势。我想确切地了解苏联领导将做什么，因此我希望立即将此事通知他们，我等着他们很快回答，这一次——我希望你    ——答复应比任何一次都快！    星期四，大使要求尽快见我。    我对自己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次他们相信我了。我感到宽慰。    大使来到我这里，我问他：也许，你带来了重要消息。    他回答：确实重要。    我说：好。    他说：苏联领导人要求允许四架大型飞机降落，以便载运苏联侨民。    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明天，星期五。    我说：对于我通过你提出的问题，他们回答了吗？当然你已经报告了？    他说：是的，我已经报告了。    我说：答复是什么？    他说：没有答复。苏联领导人正在研究和分析。他们有个希望。    我说：什么希望？    他说：四架飞机在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以便谁也不知道这些飞机的降落和起飞，以及运走了苏联侨民。    我说：完全同意，我没有任何障碍。    星期四夜里，我最终搬进了塔希尔宫。在那里，我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作战室。所有军官都呆在里面，它同埃及各地保持着联系，拥有一些最新的科学装备。    星期六，战争爆发了。    晚上八点，即在战争打响后六个小时，苏联大使要求紧急会见。当时我正在作战室。我即将离开作战室，因为空军已经进行了成功的一击，大炮极有成效地发射了洪水般的火力，渡河也十分成功地实现了。一切都指向敌人的心脏，深深地击中了它。这是我的一生，我们的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全部经历中最辉煌的时刻。历史必将铭记这几个小时。这个伟大成就已引起了政治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的关注。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报纸上、讲演中、讨论会上和军事回忆录中的说法，就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这一伟大行动的意义。    而且，我们的成就——这是敌人和朋友都谈到的一个事实——比我们预期的还大，虽然横渡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有种种困难。    如果我纵情叙述我内心的一切，那我就会漫无止境，但是我想紧紧围绕着我为这部回忆录规定的路线、计划和范围。    我向军官们祝贺这次伟大的成功。我离开了作战室，前往塔希尔宫，苏联大使在那里等我，他拿着苏联领导人的一封紧急信件。    对于这些“紧急信件”，我见得多了。它们常常一点也不紧急。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    我不厌烦，他们也不厌烦，或者说我必须不知道厌烦，甚至不知道愤慨，因为如果我知道愤慨，那我就会作出一项错误的决定，这是我所不希望和不愿意的。因此，我应该预期每一封紧急信件都是紧急的，既紧急又重要。    在去会晤苏联大使的路上，我很快想到：苏联人急于干什么？他们想了解战斗的进程，想确信我们已成功地使用了苏联武器，苏联武器战胜了美国武器？他们曾由于自己在越南占了上风而赢得了许多东西，接着，这一次，我们和犹太人打起来了，在六小时内我们就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我们所有阿拉伯人理应受到祝贺。    我感到，我的手已经伸出去了，伸到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向我的兄弟们祝贺，同时接受他们的祝贺，因为这不仅是埃及的胜利，也是阿拉伯人和通过阿拉伯人取得的胜利。    （四十四）

说参观了南昌“八一纪念馆”和其他革命史迹展览馆，使人感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今天仍在继承中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十五日刊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中野谦二写的南昌访问记，题为《外国记者看到的南昌市》，摘要如下：    提起南昌这个城市的名字，中国人就会唤起革命的兴奋感。与中国革命结缘甚深的这座城市，五十年前是周恩来（当时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当时的公安部长）等发动武装起义的地方。今天人民解放军定八月一日为建军节就是为了纪念南昌起义。    这次外国记者团在中国外交部的安排下访问了南昌，参观了当年起义军司令部所在的“八·一纪念馆”和其他革命史迹展览馆，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今天仍在继承中。    从南昌机场到市区的道路正在扩建，将原有的宽八米公路扩充到二十米宽度。据说，这条公路要直通到距南昌以南三百数十公里的井冈山。    据当地接待我们的摄影记者说：“江西省今年要迎接两个五十周年，一个是南昌起义五十周年，一个是毛泽东主席上井冈山（十月二十四日）五十周年，全省将要隆重庆祝这两个日子。”    “八·一纪念馆”位于南昌市西部，是一幢四层楼的西洋式建筑，原来称作“江西大旅社”。当时为了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筹划武装起义，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之命来到南昌，就在这座“江西大旅社”策划一切。一间会客室就是开过几次会议的地方。会客室进去左手一间房间是当时周恩来住过的，现在还照当时的原样，从桌、椅、镜子到各种用品一一布置。    特别使人感到五十年岁月迅速消逝的是，壁上挂着周总理二十九岁时的一帧照片和桌子上一具古老电话机。二楼辟为展览室，介绍当时政治背景，起义的详细经过，并有许多照片、地图和南昌起义的遗物陈列。    这一次的旅行，因为恰逢井冈山连日下大雨，没有能去访问。但面积和伊豆半岛大小差不多，高度一千五百到一个七百米的井冈山，却是一处天然形势险要的根据地。在南昌市中心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种种革命文物，包括秋收暴动时农民使用过的矛、刀和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军旗等，都有陈列。在井冈山，现在正兴建毛主席的诗词《井冈山》、《重上井冈山》纪念碑和毛泽东、朱德当年率部会师的纪念碑。    在南昌，记者团还访问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南昌拖拉机工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于一九五八年，目的是对当地的农民子弟施以农业教育，同时提高学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前此二十年已有二十万名学生毕业，都回到各自的家乡从事农业工作。    这样的大学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不属于罕见，但在当时尚属一种新的尝试，受到党中央的关怀。第一任校长便是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校门上的校名题字是周恩来的手笔。看来周总理为了使青年继承南昌起义的革命传统，有意识地对江西青年进行革命教育。    在南昌参观的拖拉机工厂，前身是国民党的一间农业机械修理场，接收后加以扩充而成，有工人五千人，年产值五千三百万元。    我们参观时，适值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闭幕，各省市各自举行报告会传达这一大会的精神，拖拉机厂内表现出热烈的大干快上的气氛。    在工厂内看到“大干快上，今年内把本厂变成大庆式企业！”的巨幅标语。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三日刊登日中友好渔业访华代表团访问旅大和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渔业向远海发展，加工设备也已实现现代化》，摘要如下：    日中友好渔业访华代表团应中国渔业协会的邀请，从五月底起，利用十二天的时间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渔业基地旅大和上海的国营水产公司等单位，于十日回国。代表团证实，现代中国的渔业同一般推测的“主要是在湖沼养殖淡水鱼”的情况相反，在全世界实施二百浬时代，中国的渔船、水产加工设备等都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渔业正在发展成为海洋渔业。    现代化：可称为国营渔业企业的水产公司，位于旅大港的一角。    据相当于总经理的公司革委会主任说，为了把重点放在海洋渔业上，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采用现代化设备。首先建立了一栋具有气冻式速冻设备的冷冻仓库，可容纳一万吨货物，接着又建立了生产加工厂、渔船和渔具修理厂等，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联合企业。    新式国产船：上海市的海洋渔业公司位于该市东北部，即长江的支流——黄浦江中的复兴岛。该公司也是采用联合企业方式，值得该公司自夸的是拥有一个有十个移动船坞的造船厂和一个柴油发动机制造厂。上海和旅大使用的大多数渔船，都是在这里建造的，是国产的新型船。柴油发动机厂制造四百至六百马力的渔船发动机。    二百浬：中国对“二百浬”怎么看？一个团员在访问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时问到了这个问题，公司的干部说：“哪个国家针对中国划定二百浬水域，我们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宣布划定二百浬水域，即便这样做，对日本也会例外，因为自古以来是朋友嘛。”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友田锡二十四日发自巴黎的报道，题目是《万斯国务卿向鸠山外相表示，将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但要照顾台湾的安全》，摘要如下：    鸠山外相二十四日同美国国务卿万斯在设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总部里的美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代表部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中国问题上，鸠山外相询问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万斯国务卿将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访问中国。万斯国务卿表示，他访华回国途中到东京时将作更具体的说明，同时他回答说：“对华政策将按照上海公报推行。最终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不过，那时候一定要继续充分照顾台湾居民的安全和福利。”    鸠山外相介绍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现状，特别是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介绍了日本的国内形势。

【本刊讯】香港《快报》六月二十三日刊登陶龙生的一篇特稿，题目是《从几种“模式”看美国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美国对华政策，有两种极端的可能。第一个极端是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与中共不进行任何实质的来往。这是迄一九七二年之前的状况，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另一个极端，却是美国立即“承认”北平，与台北断绝关系。外交关系一经断绝，中美间既存的五十九种条约与协定，同时废除。    今日卡特政府，明显地在走中间路线。在两项极端之间，又有几种中间性的政策“模式”。第一个是所谓的“日本模式”，即美国政治上“承认”北平，但在经济上继续与台北来往。第二个是所谓“德国模式”，即由美国同时在法律上“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继续两面外交与经济关系。第三个则是“关系正常化”现状中的“过渡模式”，即美国一方面维持目前承认中华民国政策，一方面却寻求与中共在文化与贸易各方面的实质关系，希望未来北平与台北之间，能协调出一种妥协的解决方式。    这些“模式”各牵涉许多美国国内与国外的利害关系与政治法律因素。本文分析这些因素，并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    尼克松访问大陆之后，原来稳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即遭破坏。绝对不与北平打交道的政策，已成过去。卡特上任以来，已在几方面证明，过去的孤立中共的政策，已成为历史。首先卡特与万斯一再声明，以“上海公报”为指标。其次是美国与北平对于双方资产冻结的问题，恢复谈判。再次是万斯将于今年八月，访问大陆。    以“上海公报”作指标，本是暧昧的话。但资产解冻谈判，与万斯访问大陆之举，却是具体的外交行动。美国与苏俄之间，不能打开军备竞赛与对抗的僵局，是这两项具体行动的近因。无论如何，恢复过去二十多年“孤立中共”政策的可能性，已经极小。    但是，美国拒绝步上“承认”中共而放弃台湾的极端。却更是明显的政策。卡特与万斯都一再公开表示，背弃台湾是不可能的事。    背弃中华民国，对美国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美国今日面对的政治现实。首先，美国在信守国际条约的信托力上，必将受损。其次是美国国内所将发生的反应。国会领袖已经有大多数反对如此做。民间舆论（如《纽约时报》等）也一再表示美政府不可如此。再其次是军事的考虑。卡特现在是防避战争唯恐不及，自然不希望引起亚洲的军事危机。而中共与中华民国对立，军事危机是不容易避免的。然后是国际均势的考虑。美国若与北平过分接近，将引起莫斯科的猜疑，发生在欧洲与亚洲两边，腹背受敌的恐惧。    从以上各种顾虑观察，卡特今日既不能恢复“孤立”中共的旧有政策，又不能走上立即“承认”中共的新极端。    在中间路线中，最常被讨论的是所谓“日本模式”。但“日本模式”有巨大的障碍，美国不能仿效。这一模式的第一障碍，仍是美俄之间的微妙关系。因为“日本模式”之下，美国会“承认”中共。美国与中共接近，会引起前述苏俄的恐惧，反而损害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和解”关系。    “日本模式”的再一项问题，是中华民国的坚决反对。    再一项外交方式，是所谓“德国模式”。但“德国模式”不但莫斯科不希望美国采纳，而且不为中国人所接受。    “关系正常化”没有时间表。即令它是终极目标，这“过渡模式”可能是长期的。目前美国便是一方面用外交辞令敷衍北平，一方面进行小规模的贸易改进，而另一方面维持其与中华民国的政治与法律关系。    在这个政策之下，美国与台北的五十九种条约，均不受影响。美国在台湾，五十亿美元投资，亦不受威胁。    由以上因素看，美国最合现实利益的外交模式，便是这中间路线，以不变应万变的“过渡模式”。“过渡模式”中华民国反对，北平也反对。但过渡政策已是现实，反对也不容易将其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