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开罗六月二十六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说，他不会允许任何大国在埃及拥有“特殊地位”，并将反对大国对非洲的干涉。    埃及总统萨达特是在地中海海边的亚历山大城会见报纸编辑谈埃及对外政策时说这番话的。他说：“我们希望同两个超级大国和全世界都建立平衡的、正常的关系。”    萨达特说：“任何国家都不许在这个国家里拥有特殊地位。关系应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这番话显然是针对苏联说的。    萨达特接着谈到非洲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干涉非洲，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应该是我们非洲人。”    萨达特说：“这就是我们支持扎伊尔的想法。”他这话指的是，他上个月派遣大约五十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去扎伊尔支持它对付沙巴省叛乱分子的作战行动。    【合众国际社开罗六月二十六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指责埃及共产党人是“叛徒和苏联的走狗”。这就削弱了使紧张的开罗—莫斯科关系早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    萨达特在地中海海边的亚历山大城对报纸编辑们发表两小时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进步统一联盟”——去年得到法律认可的三个政党之一。    萨达特说：“这个党里的雇佣分子和可疑的领导人之所以受到抵制，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是苏联的走狗。”    鉴于埃及外长法赫米本月早些时候曾访问莫斯科，萨达特对本国共产党人的批评是出人意外的。观察家们曾预料，埃及会停止对莫斯科的宣传战，以便为改善两国关系开辟道路。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上周，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虽然埃及希望消除同苏联的分歧，但是，这方面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萨达特说，“进步统一联盟”的共产党人由于参加了今年一月发生的关于食品价格问题的大规模骚乱而暴露了他们自己。    萨达特说：“对他们来说，苏联是神圣的，它的一切都是对的，而埃及则是次要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叛国。”    “进步统一联盟”的领导人是哈立德·毛希丁。    萨达特说，不许共产党人占据新闻机构中的领导岗位，因为，不能信任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路透社开罗六月二十六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指责反对党左翼进步统一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并称他们是叛徒。    萨达特说，他这样说并不是任意攻击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的”中国“已向埃及提供了发动机和零件”。    他说，中国并不干涉埃及的内政。    他又说，埃及正在平衡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埃及不接受任何大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

【法新社开罗六月二十六日电】开罗电台报道，埃及外长法赫米今天把萨达特总统给华国锋主席的一封“重要信件”交给了驻这里的中国代办。    这条消息报道，法赫米说这是埃及总统和人民给中国政府的感谢信，感谢中国政府决定又向埃及武装部队提供一批零件。    这家电台说，法赫米在会见这位中国外交官时还讨论了中东和其他的国际问题。    美报专稿《开罗从北京得到武器援助；人们从同莫斯科的宿怨来看待这种关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开罗从北京得到武器援助；人们从同莫斯科的宿怨来看待这种关系》，摘要如下：    昨天声称它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未获进展”的埃及政府，今天突出地宣布，它收到中国运来的一批军事零件。    萨达特总统致函中国的华国锋总理，感谢他的礼物。    开罗各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则消息和总统的信，这表明，这些新闻是政府新闻官员提供并要求他们刊登的。可能是给苏联的讯息这里的外交官们认为，选在这样一个时候宣布中国运来东西，这是埃及政府告诉苏联的方式：在维修和替换苏制武器方面，埃及并不是完全听凭苏联摆布的。    埃及人在本月初开始的会谈（它为此派外长去访问莫斯科）中，一直试图劝说苏联恢复输送零件和若干武器，但是迄今为止并未成功。    据埃及官方人士说，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后不久，苏联人就实行了埃及官员所说的武器禁运。从那以后，只收到莫斯科少量的零件而没有新的武器。    在十五个月的时间内，这已是这里第三次正式宣布收到中国的武器了。    印度是另一个获准制造苏式飞机的国家，但它在此前不久拒绝向埃及提供零件，据说是苏联压力的结果。这样，中国提供苏式零件的决定就另有一种政治意义了。

【法新社加拿大冷湖六月二十五日电】北约组织的专家们认为，苏联正在加拿大拥有主权的北极区进行军事活动。    约有一百六十名俄国人正在对一块飘浮于北极和北部加拿大的西北领土之间的浮冰块进行分析。北约组织的专家们说，以“ＮＰ—２２”代号进行活动的这个苏联基地，既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又是一个间谍窝。    这个浮冰块已脱离北极的冰帽，正在朝着北美大陆向南飘浮。本周，它飘浮到北纬八十三点六度和西经一百二十九度的伊丽莎白女王群岛的西北部。    俄国人三年前开始建立这个基地，并且自那时以来，继续在逐渐加以建设。这块浮冰有五公里长、两公里半宽、二十五米厚，它原来是在加拿大领海外漂浮的。    在阿尔伯塔的冷湖距离这个基地最近的军事基地上的加拿大军官们对法新社记者说，六周前，他们曾派侦察飞机到这个基地上空侦察，但是他们没有在这个基地的建筑物附近的一千五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但是一架加拿大亚音速战斗机在七小时的飞行中拍摄的照片，使人对在这个基地上正在进行着什么活动就毫无怀疑了。    记者在渥太华提出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长丹森说：“我们不想进行猜测。但是我们仍然警惕着。”    在布鲁塞尔北约组织总部，一位专家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这很可能是一个为开赴北极的潜艇导航的基地。”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的浮冰上干什么，加拿大当局对这种侵入他们的领域的行动表现出惊奇，这至少看来是正常现象。俄国人占据这块浮冰的一个细节使人感到意外。苏联的这个北极基地的邮戳是一只北极熊两腿分开站在地球北部的冰帽上，用一支巨爪钳制加拿大。    【美联社巴黎六月二十五日电】巴黎报纸今天报道，一百六十名伪装成科学家的苏联人在位于加拿大水域代号“北极二十二号”大冰山上从事间谍活动。    一家报纸说，这种间谍活动三年前就开始了。    另一家报纸称这种活动是“岩石上的侦探活动”。

【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六月二十三日发表题为《揭去俄国的假面具》的社论：    埃塞俄比亚最近赶走美国顾问和关闭美国的设施，看来使美国在非洲之角的势力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并且在表面上看来苏联在非洲大陆取得了进一步进展，而亚的斯亚贝巴的军人政权现在同苏联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除非苏联的新太上皇勃列日涅夫拿出一些新主意来加强和扩大俄国现有的立足点，否则苏联将难以巩固它的成果，因为非洲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不断的变化，意味着这些成果可能无法长期保持。    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分歧以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分歧，使克里姆林宫的这个非洲轴心开始瓦解。    苏丹驱逐俄国军事顾问后，索马里可能接着采取类似的行动，不让苏联使用贝雷拉港的设施和机场（俄国飞机从那里出动执行侦察任务）。    苏丹对苏联不抱幻想，要追溯到一九七一年，当时尼迈里指责莫斯科直接参与图谋把他赶下台的共产党未遂政变。    他现在指望西方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结盟。    他需要西方军事援助，是为了对付所说的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亚的斯亚贝巴军人政权的入侵威胁。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虽然有同样的意识形态，都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但是它们因新独立的前法国领地阿法尔和伊萨（通称吉布提）问题上的长期多端濒临敌对行动，俄国暗中支持埃塞俄比亚，除了引起破坏索马里同苏联的关系的趋势外，还造成破坏这两个非洲国家之间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趋势。    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和它的内在的自私目的，越来越为非洲发展中国家所看清，苏丹总统、刚果总理和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最近的北京之行能够造成其他国家遵循的趋势。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三日刊登该报国际新闻记者奥斯诺斯发自华沙的文章，题目是《波兰目前的动乱局面反映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在增长》，摘要如下：    五月七日（星期一）清晨，有人发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积极支持波兰一个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学生斯·佩亚斯，死在他居住的房子的楼梯口。    波兰当局说，他是喝醉了酒摔死的，而学生们则声称他是被谋杀的，是被保安警察打死的。    到了星期日，估计有两千名波兰人参加了追悼弥撒，在这个仪式上，雅盖隆大学的牧师说，佩亚斯的血是“为自由、为正义而流的”。当天晚上，有更多的人群，达五千人之多，手持蜡烛和黑旗默默地游行穿过该市商业区。    华沙很快就采取了报复行动。政府发言人将这次事件指责为受外国支持的颠覆分子所鼓动的一次“挑衅”。保卫工人委员会，即佩亚斯所支持的那个持不同政见组织，有十名成员和同情者经一位“检察官批准”而被捕了，这意味着无需什么罪名就可以将他们扣押三个月之久。    在波兰各地又举行了四次追悼弥撒，而由华沙大学学生发起的、在华沙市中心附近一个大教堂里举行的追悼弥撒是最大的一次。原先估计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可是在举行弥撒的前夕，有人传话说这次仪式取消了。这个消息是假的，由于组织者们害怕另一次弥撒大会会导致暴力行动，故极力压缩到会人数。由于一些人为了抗议大逮捕而进行绝食和散发传单，因此，紧张局面仍然继续存在。    关于波兰目前的局势，佩亚斯不幸事件表明了什么？答案是复杂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矛盾的。    如果说佩亚斯确实是保安警察（他们原来只想吓唬他）过分热心的牺牲品的话，那么，他的死同亚·库龙、亚·米赫尼克和杨·利普斯基这样一些主要持不同政见者的被捕一样，都是反映了波兰现政权最具有镇压性的一面。这些知识分子一年来在将国内外的注意力引到波兰的不公正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现在波兰当局的耐心显然已到了头，或者几乎是到了头。    然而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象牵涉到大学生和天主教会合作的克拉科夫群众示威这样的群众性抗议示威，在东欧是引人注目的。佩亚斯事件象征着今日波兰最重要的政治事实之一：在波兰居民中间，舆论的力量日益增强，而波兰居民比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更有决心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且也更有能力做到在表达不满以后依然不受惩罚。波兰人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们已经公开走上街头。担心集体化即将临头的个体农民，不久以前大大削减了产量。正是工人对食品价格猛增感到恼火，引起了去年夏天广泛的罢工。    许多波兰人和住在这里的外国人都一致认为，结果是奇怪地出现了一种形式的民主。    一位西方外交官最近认为：“这里的人民确实有可畏的权力，他们可以说‘不行’，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领导集团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这不是我们的社会行事的方式，但是这确实有一种重要意见——一种消极的民主。”    正如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继续折磨所表明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僚，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如保卫工人委员会呼吁自由改革——他们便准备作出一个独裁政权的、可以预料到的镇压反应。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盖莱克也必须考虑到公众的情绪。    例如，观察家们说，在克拉科夫举行游行并在游行期间通过了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项宣言时，现场有几十名便衣警察，但是并未作出任何重大努力来冲散这一集会。每个人都认识到，当时如果进行干涉，可能导致可怕的流血。    今春早些时候，华沙大学七百多名大学生签署了一封信，呼吁波兰议会建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去年夏天反对食品涨价的动乱期间据说警察曾殴打工人的传闻是否属实。    虽然大学校长齐·鲁比茨基警告说，大学生可能受到申斥、开除、不发给夏令出国旅游护照等等处罚，但是人们注意到没有采取什么有任何后果的报复行动。    当局近来在对待教会方面也极为谨慎。在为佩亚斯举行游行的那同一个周末，一批更加多得多的群众，估计约为四万人左右，汇集在克拉科夫郊区的诺瓦胡塔，参加一个大教堂的任圣职仪式。诺瓦胡塔大教堂恰好在克拉科夫发生如此动乱的时刻开门，那纯系偶然，但是当局很注意不让警察在那里露面，此举一定是考虑到了这个城市的居民的情绪。    波兰人士说，当局已经悄悄地允许一些家庭请人到家里给孩子讲授教义问答手册，这在过去是严格禁止的。问题看来是，这项决定是经过最高一级同意的。    对待知识分子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困难。据可靠消息说，盖莱克最近对一批著名的作家许下诺言：将按照文学价值来衡量作品，而不是按照作者的政治正统观念来衡量作品。但是一些作家说，党的文化机关的权势分子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仍然能够阻挠、拖延或者冲淡他们所不赞成的作品问世——而且往往也是这么做的。    二月间，盖莱克作了又一个和解的姿态，满足了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一项重大要求，他命令赦免因在食品涨价引起的骚乱中被监禁的五十五名工人。他们现在确实都释放了。然而继续有消息说，工厂的经理和党的官员对于同情保卫工人委员会或同情其目标的人往往采取威胁恫吓手段。

【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托马斯·肯特）苏联今天指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反苏”，并攻击了背离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其他欧洲共产党。    《新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批评尖锐的长文，显然标志着莫斯科一年多来悄悄地在幕后解决分歧的尝试已告终结。    这篇进行人身攻击的咄咄逼人的文章指责卡里略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适合“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利益。    卡里略曾写过一本书，批评苏联对人权的态度。    文章在转而谈到西欧其他共产党时，攻击了各种形式的“欧洲共产主义”，说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仅仅是西欧共产党人应当“不再是共产党，应当起来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应当割断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切联系而同它们对抗”。    西方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党以及法国共产党人，是叫做欧洲共产主义的自由化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    ．者    。    在对欧洲人进行这次攻击之前，《真理报》六月十二日发表文章猛烈攻击了日本共产党，而且出现了莫斯科加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战的新威胁。    克里姆林宫的这些评论表明，当美国政府对共产党人在西欧国家政府中分享权力的前景发出越来越和解的语调时，克里姆林宫正在试图使这些党在意识形态上就范，而甘冒使它们感到不快的风险。    莫斯科对卡里略的攻击集中在后者上月出版的名为《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这本书上。    外交官们预料莫斯科这次新的公开攻击将继续下去。    然而，对卡里略的批评是迄今最激烈的一次。    【法新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三日电】苏联的《新时代》周刊今天空前激烈地攻击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这可能是由于共产党人在最近西班牙大选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这家苏联周刊指责卡里略具有“反苏思想”，攻击的刺耳是令人吃惊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七日电】医院负责人今天说，出生于德国的科学家维以纳·冯布劳恩，于十五日死于结肠癌，终年六十五岁。    冯布劳恩所设计的火箭，曾恐怖空袭伦敦，却又送美国人到月球上去。    冯布劳恩在长期患病后，在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市附近的亚历山大里亚医院去世。葬礼于十六日举行，只有他的家人和数位挚友参加。    西方世界曾经十分痛恨冯布劳恩，因为他曾为希特勒设计了令人恐惧的“Ｖ—二”火箭。    据报道，当第一枚“Ｖ—二”火箭击中伦敦时，冯布劳恩说，这枚火箭效能完全良好，只是降落在错误的星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冯布劳恩和其他一百二十九名德国火箭专家投向美国。他设计了美国陆军的“木星—Ｃ型”火箭。    冯布劳恩并协助设计了较长程的“木星型”火箭，“土星一号”助推器，以及三十六层楼高的“木星五型”大火箭。木星五型载着人飞离地球的引力，到月亮的表面上作软着陆。    冯布劳恩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东普鲁士（德国的前身）的维尔西茨。    冯布劳恩二十岁便毕业于柏林大学，两年后取得该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一九三二年，即担任德国政府的小型火箭发展中心主要负责人。    冯布劳恩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根据与美国陆军签的合约而到美国去。他和他的人员在得克萨斯州花了五年时间继续研究他们在德国发明的“Ｖ—二”火箭。一九五○年，他们被调往亚拉巴马州的陆军“红石军火库”，发展“红石飞弹”，即“木星—Ｃ型”的前身。    一九五五年，冯布劳恩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已发展至拥有四千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于一九六○年被从陆军调往新成立的国家航空及太空局去。    冯布劳恩于一九七○年才离开实验室，到华盛顿担任国家航空及太空局的助理局长，负责策划。两年后，他辞去政府的工作，加入发展科学性卫星的私营机构费尔柴尔德公司，担任工程副总裁。    （转载香港《文汇报》）

【美联社华沙六月二十日电】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者今天在华沙宣布，数百名波兰人已向共产党当局请愿，抗议监禁九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三份请愿书的八百七十五名签名者，要求政府释放被控为“损害波兰政治利益”的五名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和四名同情者。    这九名知识分子是五月月中因同克拉科夫一次学生游行有关而被捕的。学生游行是为了。抗议他们所谓一名曾在克拉科夫为保卫工人委员会工作的学生被杀害一    事。    波兰政府说，该委员会暗示警察杀害了这名学生企图以此煽动学生。当局坚持认为，这名学生显然是喝酒精中毒从楼梯上摔下来时摔死的。

【美联社吉布提六月二十六日电】非洲的这个小国今晚结束了一百一十五年的法国殖民统治而实现了一种它没有作好思想准备的不稳定的独立。    这个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古莱德，于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一点十分在法国历届总督世世代代以来摆布它的三十万人民命运的总督府的台阶上升起了吉布提共和国的绿、蓝、白三色国旗。    法国军舰鸣二十一响礼炮并鸣汽笛以宣布非洲第四十九个独立国家的诞生。    焰火照亮了首都的夜空。人群中响起了掌声和有节奏的“独立万岁”的欢呼声。但整个来说，气氛是有克制的。    古莱德在国民议会宣誓就职时发表的讲话中呼吁全国同胞为全国团结而奋斗。    古莱德用法语宣布“我国人民终于获得自由和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是牧羊人的国家，我们对此感到自豪。让我们回到基层去吧。”    古莱德说，“独立只是迈出了一步。我们现在必须共同工作、共同建设、共同挑起担子。”    古莱德谈到吉布提能对世界和平和本地区的和平作出的贡献，这是间接暗示这个新国家面临着来自它的强大的邻国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威胁。    已邀请这两国的领导人来参加独立庆典，但是谁都没有来。    【法新社吉布提六月二十六日电】吉布提共和国将实行总统制政体。这是将于六月二十七日宣布的一项法律规定的。    该法律规定，共和国总统将行使行政权，由向他负责的一个共和国委员会协助他。    法律还规定由总统指定总理，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政府其他成员或是解除他们的职务    。    立法权将归全国议会和立法委员会，全国议会和立法委员会将保证“人民及其各居民体的公正代表权”。立法和行政机构都将通过普选产生。    司法权将由“无党派的、并由代表人民的陪审团协助”的法官掌握。    法律还说，在各项机构建立之前，共和国总统将通过在部长会议讨论的法令来执行。

【法新社亚的斯亚贝巴六月二十五日电】埃塞俄比亚第一批经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中，走过这里的革命广场。    四万五千多名受过训练的民兵和大约五千名正规军和工人警卫举行了四小时的马拉松示威游行，观看的有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东西方国家的来宾。    男女民兵在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面前正步走过。    这些部队是八师农民军的一部分。    门格斯图在谈到吉布提问题时说，埃塞俄比亚人民将“盛大和欢欣鼓舞地庆祝兄弟的吉布提人民二十七日取得独立”。    但是他谴责索马里领导人在吉布提问题上“盲目跑步”，“企图上天揽月”。他要求索马里政府同埃塞俄比亚合作争取实现这个新共和国的永久独立。    门格斯图后来检阅了庞大的民兵和正规军部队。    【路透社亚的斯亚贝巴六月二十五日电】埃塞俄比亚今天让它的八万人的新民兵举行示威，以此开始一场反对分离主义和叛乱势力的大规模运动。门格斯图说：“组织这支部队的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彻底粉碎诸如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反革命的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组织之类的所有那些分子。”    【法新社阿布扎比六月二十四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今天指责埃塞俄比亚对即将独立的吉布提有入侵企图。    昨天突然到达这里的西亚德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塞俄比亚对吉布提抱有入侵企图，而索马里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这个年轻国家的独立。”据这里宣布，西亚德将军访问阿拉伯湾各国是讨论红海地区的前途。    这位索马里领导说，红海的安全是阿拉伯人特别是沿岸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责任。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六日电】德斯坦总统二十六日晚上在电台广播的一封信中，向非洲宣布吉布提独立，并希望欧洲和非洲之间达成一个“互助条约”。    德斯坦说，“很少观察家在一年前认为吉布提会通过民主与和平的步骤获得独立。每个人都了解有困难：各部落的共处、对该地区稳定的各种严重威胁。对此，必须要有当地负责人的智慧和克制态度。”    他说，“法国既不想忘记吉布提，也不想无视吉布提。我知道它的发展问题的困难，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安全的必要性。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将满足吉布提政府自由表达的要求，当然，我们将尊重已经承担的义务。”    德斯坦总统表示了法国不想抛弃非洲的意愿。他说，“诚然，殖民化已经结束。当然，法国也不会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意图。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一起工作”。    德斯坦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相互补充能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互助条约中，这个条约将使非殖民化的事业达到顶点，并开辟相互支持的纪元。它将规定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规则，规定你们大陆的建立在尊重独立基础上的安全原则和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它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权利。这样，非洲可以避免成为外部冲突的争夺对象，避免被拖入毁灭性的军备竞赛。希望避免这些事情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参加这个条约。”

这笔交易对我们的备战有很大影响，因为我已确定七三年为战斗年。该年二月，在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到莫斯科去之前，我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一起坐在“沙盘前”，这是一个标有西奈沙漠的全部详情的模型。每个指挥官都站起来解释自己的计划，因为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已经把计划完全制定好了。    随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从莫斯科回来了。    哈菲兹·伊斯梅尔从巴黎回来了。    前者带了一笔武器交易回来了。后者带回了与基辛格的谈话。基辛格对哈菲兹·伊斯梅尔说的意思是：我们是战败者，因此我们不应要求过高；我们不能打仗，如果再打，将遭到比六七年更惨重的失败；我们应当作为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去行事，我们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没有获胜！    基辛格对哈菲兹·伊斯梅尔说：希望你劝告萨达特总统，不要试图改变军事上的局面，否则……    否则，失败就是我们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未来的命运将比现在更坏！    至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真主怜悯他，我向他询问了莫斯科的气氛。他说，他会见了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谈了话。他是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的朋友，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在苏联学习过，他们都认识他。安德罗波夫的意见是，让他告诉我，心里不要存有损害关系的芥蒂，他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来开罗见我。    我召见了苏联大使，对他说：你们知道，哈菲兹·伊斯梅尔在巴黎会见了基辛格博士，这不是秘密，我们已经公开了。你们同美国人之间的和解一定使你们知道每件事情。    他说：是的。    我说：我要会见一位更高级的人士，同他谈谈哈菲兹·伊斯梅尔和基辛格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经过。    他说：好的。    我说：我要对任何一位来自莫斯科的负责人强调，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只要美国人和犹太人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局势就不会动起来，我们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那时，一种苏联人的调子或“和解”的调子甚嚣尘上，说用不着打仗，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使用石油武器，对美国施加压力，玩弄它需要燃料这根绳索，至于战争，那是不必要的。    我想起了丘吉尔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发表的一封他给罗斯福总统的著名的信。他对罗斯福说，没有任何东西将动摇我们，使我们感到恐惧。突然的战争、长期的不眠都不能。不要为我们担心。给我们武器吧，我们自己将完成任务！    这正是我多次对苏联人说的话，也是我这次对苏联大使说的。我向他口授了这封信：对苏联领导人说，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到我这里来，我要同他讨论哈菲兹·伊斯梅尔同基辛格在巴黎谈的事情。    尽管我确信，基辛格已把情况告诉了苏联人，但我还是愿意真诚地把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向他们通报。也许我能重新得到他们的一些信任。    两周过去了，我没有得到答复。我问苏联大使：答复呢？    他说：还没有来！    我以前说过，我知道莫斯科和这里的苏联大使馆之间有一条电子线路，可以同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联系，但是，这条线路没有达到所要求的速度，因为大使只是提出要求，接着就一直等待几个月。在一个场合中，我向苏联人要一条这样的电子线路，以连接联邦的首都：开罗、大马士革、的黎波里。他们同意了，条件是，由一些苏联军官负责管理。当然，我们拒绝了。我们从法国买了一套这样的线路。    又有两周过去了。我问大使，是否有人对我的信作复了。    他说：没有答复！    我说：局势是严重的，哈菲兹·伊斯梅尔同基辛格的谈话非常重要，必须要同一位高级负责人讨论，我从你们方面遇到的只是这种态度。那么，你们的作风一点也没有变化，看来也不会有变化！    此人没有回答。    于是，我对他说：看来，我忘记了你们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是一个小国，有一套我必须遵循的礼仪：联系、等待，再联系、得不到答复、等待。如果这就是所要求的礼仪，那么我予以拒绝。所以，我现在通知他们，我已取消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我没有时间等待，对你们改变或修正你们对我或对埃及的作风，我也不抱任何希望。    当时，我忙于在内部、在阿拉伯以及世界上，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为战斗作好准备。    四月，阿萨德总统来了。我们在阿拉伯堡达成了协议。发生了许多事情，出现了许多细节，这里就不提了。这里，我只集中谈苏埃关系的盛衰。（四十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日本《读卖新闻》特别采访组成员星野享司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上海的两个座谈会》，摘要如下：    在一个小雨的阴天午后，我们在旅馆的一间会客室中和上海当地的报纸记者举行座谈。    我们同上海当地记者的座谈，大部分是对方的一位领袖型的男子发言。    对于“四人帮”在他们的根据地上海怎样巧妙地利用报纸干坏事，他举出了几个实例。    例如“四人帮”把他们的直系爪牙派进报社，再利用名利为饵扩充其势力，组织文章对邓小平恶毒攻击，强加上一切可以制造的罪名。    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大事宣传他们伪造的遗言“按既定方针办”，企图取得民众支持。    这位中国记者的控诉同我们前此在各地工厂所听到的对“四人帮”的揭发，谈话的语调是不同的。我们虽然初时有点想不通，但终于发觉：在工厂，无论怎样在路线上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制造出来的成品总还是有用的。中国记者们虽然对“四人帮”不满，但是，他们在那时都不得不被迫写出“害人的报道”。    “周总理逝世后，颂扬他的功绩和表现人民心情悲痛的报道被禁止写，但我们自己还是偷偷的写了，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在报上刊载。”只有在谈到这一点时，中国记者才笑了。从他和其他中国记者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为曾经被迫“污了手”而感到内疚。    这天座谈会的印象是阴郁的。    第二天天气继续阴沉，但在同一间旅馆会客室里，我们同电影导演、作家、舞台演员、音乐学院教授等上海文艺界人士在一起座谈，他们都以兴奋的心情，众口一词的欢迎“第二个百花齐放”和“迎接文艺的春天”。他们谈话的明朗表情，令人为之目眩。    上海文艺界人士说，“四人帮”害人的手段是前所未有的，“别人干不出手的，他们都干得出。”当他们说到“四人帮”终于垮台时，摆开双臂，高声大笑，真正表现出他们现在获得的“解放感”。    一位文艺界人士说，一位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沉默了十年，现在重新焕发起新的写作劲头，正埋头从事新的长篇小说创作。他为了追回过去的时间，连睡眠也牺牲了不少。    又有一位诗人，为了创作他的长篇诗，亲自到长沙去搜集材料。这个长篇诗是以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女士为题材的。    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说，一个十年来从未动笔的作曲家，在“四人帮”垮台后决定着手创作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亲自到当年红军长征的途中搜集有关资料去了。    又有一位接近老年的电影导演告诉我们，上海影坛也十分活跃，以与“四人帮”斗争为题材的影片，描写南昌“八一起义”的革命历史故事片，描写帝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影片，还有描写毛主席、周总理、鲁迅等的传记片，有的已经开拍，有的正在筹拍之中。    听到中国文艺界这些人士的话，使人明显地感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即被“四人帮”垄断，造成题材狭窄的十年来的文艺事业，现在真的是春意盎然，蓬勃兴旺。    一位电影导演说，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是有广阔天地的。今后我们在扎根工农兵生活之中，可以自己选择心爱的题材，发挥自己的能力。    他说话时双目闪烁着喜悦的光辉。这时，我觉得在我的心中也吹过了一阵清新的风。

【本刊讯】菲律宾《时代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刊登一则北京电讯，题为《埃米触动了中国东道主的感情》，全文如下：    当邓颖超女士今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设午宴招待来访的菲律宾青年领导人时，发生了一件动人的事情。    周夫人为联合、团结和革命干杯。代表团团长埃米·马科斯在回敬她的祝酒时，触动了深埋在中国东道主心中的感情，使他们流了泪。    马科斯小姐举杯赞扬已故中国总理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和远见”。她说：“正是由于他的鼓舞，我们菲律宾青年现在才能够本着友谊的精神访问北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周总理将永远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    过了好半天译员才说得出话来。当她设法翻译时，声音哽住了。她尽力克制住激动的感情，但是无济于事。    当菲律宾客人向邓女士告别时，她一次又一次地握着马科斯小姐的手，说：“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将经受时间的考验。”    【本刊讯】菲律宾《每日快报》六月二十五日刊登随同菲律宾总统的女儿埃米·马科斯等一行访华的菲律宾记者贝拉尔德的一则报道，标题是《访问者注意到北京的变化》，报道说：    北京过去两年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的巨幅画像与伟大的敬爱的领袖和导师、已故的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并排悬挂。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完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工程。    代表团参观了北大。在同英语系的学生进行的很容易成为互相结识的交谈中，菲律宾青年领导人不谈小事，直截了当地谈起青年组织的活动    ——不管是在大学之内的活动，还是在农场和工厂的活动。由于每一个菲律宾代表都有一位中国学生陪着谈，在“自由谈话”中，每一对人都有一个题目，因此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谈话结束时，菲律宾青年对中国的青年活动的全貌就有了充分了解。

【时事社东京六月二十五日电】题：鸠山外相同美国国务卿会谈，一致认为要就对华关系进行密切联系    巴黎二十四日电：为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而访法的鸠山外相，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美国代表处同美国国务卿万斯进行会谈，就同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及中东问题等交换了意见，还要求美国尽快拿出对联合国大学的一千万美元的第一批筹款。    会谈时，万斯国务卿就对华邦交正常化问题说，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这一美国外交的方针不变，同时他表明了要充分考虑台湾居民的福利问题的立场。双方约定，在万斯国务卿八月访华后在东京再次举行会谈，并一致同意要就对华关系问题进行密切的联系。    关于韩国问题，万斯国务卿强调，美国地面部队的撤退与韩国国内的人权问题无关。他还表明，美国对韩国所作的保证没有变，至于同北朝鲜的关系，美国仍未改变只以“韩国也参加”的条件去同北朝鲜会谈的方针。    关于同东盟国家的关系，鸠山外相说明了日本重视亚洲中进国家的政策；万斯国务卿强调美国要维持在亚洲的存在，否定了美国“脱离亚洲”的说法。    对于中东问题，鸠山外相指出，日本进口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依靠中东，对中东和平表示深切关注，要求美国努力推进中东和平。对此，万斯国务卿说，待以色列总理贝京七月中旬来访时，我将同他会谈，然后，我还要遍访中东国家，不断为和平作出努力，并且准备在所有当事者都参加的情况下，年内再次召开讨论中东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美联社哈瓦那六月二十四日电】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重新正常化，因为卡特总统领导的是“十八年来第一届不奉行侵略和敌视古巴政策的政府”。    古巴主席昨晚在招待约七十名美国商人的招待会上说，气氛有利于解决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长期分歧。    卡斯特罗说，从一九五九年他掌权时起两国间出现的分歧，现在已成为“旧问题”了。    这位古巴领袖说，“世界改变了，美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    商人们——其中大部分是芝加哥地区的    ——已结束了四天关于商业事务的会谈。代表团明天回美国。    卡斯特罗重申，十六年前美国强加于古巴的贸易禁运严重损害了这个岛国的经济。他说，上述禁运“已威信扫地，毫无道理”。但是他警告说，即使“再禁运五十年，也搞不垮我的政府。我们将有能力继续生存、继续发展……”    。    多数美国企业家向卡斯特罗表示希望尽早取消禁运。    卡斯特罗、他的弟弟劳尔和古巴政府其他高级领导人在最近启用的、拥有大理石台阶和椭圆形大游泳池的新的官方接待中心里，同他们的客人交谈。这是在这里招待的第一批美国来访者。    芝加哥代表团说，他们看到古巴官员比四月份明尼苏达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这里时“更乐于接受”美国将来在古巴投资的可能性。    古巴外贸部长对这个代表团说：“我们没有对外国投资采取关门主义态度……只要是对我国有好处的我们都加以考虑。”

【本刊讯】巴西《圣保罗州报》五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研究报告说，社会主义使古巴更变成了附属国》，摘要如下：    古巴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使该国的依附性超过了卡斯特罗掌权前的那个阶段。一方面，古巴人今天比过去更依靠甘蔗出口了；另方面，欠苏联的外债已达四十六亿美元，欠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外债总数达十亿多美元。    这些材料是昨天在美国首都由两份农业部的报告透露的。关于出口的那份报告说，“现在，糖占古巴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在革命以前，只占百分之八十”。该报告还说：“世界糖价的下跌，再加上古巴东部种甘蔗地区连续旱灾，使出口的前景遭到损害，迫使该国在贸易上依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    关于外债的那份报告估计“该岛的问题严重”，因为“一九七五年和去年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造成硬通货储备急剧减少”。美国农业部还估计由于外债的原因，古巴“潜伏着严重的问题”，“甚至会束缚她与西方搞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