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马赫岛维多利亚六月五日电】警察总部发表公报说，塞舌尔的詹姆斯·曼卡姆总统今天被政变推翻。    公报说，这个总统被推翻，因为他打算修改宪法并且把预定一九七七年举行的选举推迟到一九八四年。    今天清晨，这个岛上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战略地点都被政变的支持者占据。警察总部也被叛乱分子的队伍占据，公报就是从警察总部发表的。塞舌尔没有军队。    公报说：“塞舌尔人民得到警察部队的完全合作，发动了反对曼卡姆政府的政变。”    曼卡姆总统现在正在伦敦，他是为了出席本周举行的英联邦会议而在三日到伦敦的。    塞舌尔电台在本地时间上午十一时宣布，政变领导人已要求勒内组织一个新政府。    【合众国际社塞舌尔维多利亚六月五日电】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总理勒内在五百人的警察部队支持下，今天来到曼卡姆总统的政府，夺取了这些沐浴在阳光下的群岛的政权。    勒内今晚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要求他们“保持平静，同当局合作”。    他指责曼卡姆企图推迟选举，以便“成为终身总统”。    勒内在评论曼卡姆鼓励外国向塞舌尔投资的计划时说，这样一个政策将使塞舌尔成为“外国资本家的奴隶”。    勒内于一九六四年建立了人民联合党，在他一九七五年同曼卡姆组成联合政府以前，该党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党，在它的领导机构和基层中，有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    勒内经常用古巴的格瓦拉的像装饰他设在这个小小的海港的党总部。    在曼卡姆当总统的年代里，他同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强有力的联系，甚至同南非保持各种联系。但是预料勒内将使这个国家摆脱伦敦和华盛顿。    【美联社塞舌尔维多利亚六月五日电】勒内在电台广播中表明将要极力向左转，他还保证要采取一些政策，它们将使人民“摆脱资本家和外国”的影响。    【路透社伦敦六月五日电】曼卡姆总统今天宣布，所传的在他那位于印度洋岛上的塞舌尔共和国发生的政变是在苏联的一个阴谋支持下进行的，他呼吁西方和非洲国家进行干预。    他在匆忙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本人确信，已发生的行动是在苏联积极的赞同和纵容下进行的，是苏联控制印度洋的政策的组成部分。”    他责备西方世界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他在讲话中一度慷慨激昂地对记者说：“我一直是西方的朋友，这使我成了一个牺牲品。”    他说：“这是西方的决心问题，人们得到西方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的，而苏联则不同，一旦发现它是同一个集团，它就会完全支持它。”    【路透社伦敦六月五日电】塞舌尔群岛曾受英国殖民统治达一百六十年之久，于去年六月独立，由曼卡姆先生（三十七岁）担任这个共有九十二个岛屿的国家的总统。曼卡姆是独立前的殖民地政府的首席部长，民主党的领袖。

【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五日电】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这里的一篇重要讲话中公开谴责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使西方外交官们深感惊异。    在苏联各报今日头版刊登的这篇讲话，是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的。共四千字的讲话，主要是赞扬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苏联新宪法，但是也谈到了一九三六年通过斯大林宪法以后所实行的“镇压”。    据信，这篇讲话是勃列日涅夫自从一九六四年担任苏联领导人以来对斯大林时代最强烈的一次公开谴责，它令人回想起已故的赫鲁晓夫激烈的反斯大林运动。    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我们知道，在通过现行的宪法以后，曾有几年时间由于非法的镇压、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列宁的党与国家生活准则的行为，而变得黑暗。”他没有点出斯大林的名字。    他说：“这种做法是违背宪法的规定的。党坚决谴责了这种做法，它永远不应再次发生。”    勃列日涅夫的措词同赫鲁晓夫某些讲话中的措词是相似的。    勃列日涅夫说这些话意义何在，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们有两种看法。一位专家说，既然新宪法中有些话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除了当党的领导人以外还担任国家的主席，因此，他是向有实权的中央委员会许诺他将不会滥用他的权力。    另一位外交官说，勃列日涅夫这些话可以同以下情况联系在一起，即新宪法包含有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大量新提法，同时规定法院必须维护公民权利。    这位外交官说：“它听起来有点新鲜，但是很难说它到底有多么认真。”    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可能是想要消除本月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对苏联压制人权的批评，或者是为了支持新宪法中关于公民有权向政府机构提意见的部分以及关于法院工作的内容增多了的部分。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月五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对古巴使安哥拉政变遭到失败感到愤怒》，摘要如下：    在苏联支持的安哥拉的政变遭到失败以后，现在据说俄国人和古巴人在安哥拉相互向对方扑去。    据西方情报机构的人士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克格勃怂恿阿尔维斯——一位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推翻内图总统。    阿尔维斯是执政的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去年十一月被解除了内政部长的职务。他曾要求加强人运同莫斯科的联系和在安哥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双重冲突阿尔维斯同内图总统的冲突围绕着两件事。一件事是阿尔维斯有黑人掌权的愿望，这种愿望与混血种的执政的人运上层人物的利益相矛盾。另一件事是他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应当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残酷的军事镇压来对付反共的抵抗组织。这一点得到了克格勃的支持。投奔南方阿尔维斯是在内图总统听到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若泽    ·万杜内姆先生同萨文比的安盟建立了秘密联系以后，被内图总统开除出人运中央委员会的。这看来是这次政变努力的导火线。    现在据说阿尔维斯正在投奔安盟控制的南方解放区。如果他加入萨文比的部队的话，人运政权要控制这个国家就困难了。    安哥拉冲突的最有趣的方面是，俄国在罗安达发起的造反遭到了古巴军队的镇压。    西方收听到的消息表明，哈瓦那直接发出了要古巴人站在内图总统一边进行干涉的命令。俄国人的担心西方的一些分析家指出，俄国人并不希望罗安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因为担心这个政权有朝一日会效法埃及总统萨达特把苏联集团的顾问赶走。    莫斯科和哈瓦那之间现在出现的裂痕给安哥拉的亲西方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六月三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对苏联宪法草案的疑问》，摘要如下：    苏联公布了新宪法草案。草案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从进一步加强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独裁体制这一点看，新草案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所强调的向“国民主导型”国家过渡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首先是宣告苏联的体制已由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到“全民国家”；第二是首次就外交政策单独设了一章，把“和平共处政策”推到了前面；第三是写进了保障各种公民权。    然而新草案的疑问点还是很多的。虽说是已发展到“全民国家”，但苏联现实的国情果真是能等同地体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意思与利益的国家吗？而且这同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宣布为修正主义的中国的想法形成对照，中国对此作何反应值得注意。    尽管强调了和平共处，但从实际状态看，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实力政策”、“向海外扩张政策”。它究竟如何回答西方国家的这样一种疑问呢？即：缓和紧张只不过是苏联单方面为加强其实力体制而在“争取时间”而已。    关于保障苏联国民的自由与人权问题，也是附加了“不能损害社会主义体制的利益”这样一种条件的。    加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已经下台，人们预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将兼任这一相当于国家元首地位的职务。因此，一般认为制定新宪法的真正意图是，考虑到接班人等问题，为建立“勃列日涅夫新体制”奠定基础。另外，也可能是针对将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重新研究赫尔辛基宣言的欧洲国家会议的对策。    总之，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即：“勃列日涅夫独裁宪法”同扩大苏联人民大众的自由与人权是无缘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三日刊载哈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勾心斗角可能使“鹰派”受到束缚》，摘要如下：    苏联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显然一直在发生着某些事情，眼下，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是占了上风的主要人物。但是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界人士升沉更令人感兴趣得多的问题是：这对苏联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意味着什么。    勃列日涅夫拆了他的老同事和以前的朋友波德戈尔内的台，这是否只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成为莫斯科的最高人物，以致他要把他自己的共产党总书记这个权力更大的职位再加上波德戈尔内担任的苏维埃主席这个职位呢？    要说波德戈尔内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和将失去主席的头衔，只是由于勃列日涅夫想给他的一系列头衔上再加上一个头衔，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他已经同时是一个苏军元帅了。如果认为波德戈尔内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内部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的任何力量的领袖，这似乎是比较有道理的。    因此，世界其他国家想知道的是，以波德戈尔内为首的非官方反对派同勃列日涅夫正在奉行的官方政策之间的分歧的性质如何。    克里姆林宫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外界实际了解的全部情况只是：波德戈尔内快七十五岁了并且身体非常健康，却被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刚过七十，但是据说身体很不好，地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固。    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波德戈尔内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不能再进行干涉或构成有效的反对力量了。由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以及柯西金总理组成的三角集体领导肯定将缩小成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两人统治，而在这种统治中柯西金显然要服从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三驾马车再次变成了一出独角戏了。    我们还知道，至少在公开场合，勃列日涅夫先生一直是很谨慎的，他没有采取作为赫鲁晓夫时代特征的那种大胆、激进的冒险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正是由于试图在古巴导弹的问题上赌博并且赌输了才下台的。勃列日涅夫无论在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都从来没有干过象赫鲁晓夫那样大胆或冒险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生平所干的最大胆的事情是准许使用苏联的船只和飞机把古巴军队送到安哥拉。我们不知道他是心甘情愿这样干的，还是勉强这样干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究竟是属于“鹰派”还是“鸽派”？    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是波德戈尔内最近曾经到非洲作了一次礼节性访问，访问的目的显然是想要加强苏联同那里的黑人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他当时是苏联执行一种前进的或积极的黑非洲政策的工具。可是执行这个政策的这一工具现在在克里姆林宫突然变得毫无地位了。    第二个线索是苏联这样一种非洲政策执行得很糟糕。就在上周（五月二十七日），受到苏联支持、由古巴军队建立的安哥拉内图政权刚刚受到了一次未遂政变的挑战。叛乱分子把政府电台占领了几个小时。叛乱分子比内图先生本人还左，他们指责内图打算不再效忠于莫斯科了。莫斯科从它对安哥拉的投资中捞回了多少好处呢？    可是，如果在安哥拉下更大的本钱，就会加剧莫斯科同华盛顿之间的摩擦，而勃列日涅夫一直是让人把他看作莫斯科实行“缓和”政策的象征的。    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的含意表明，不仅是波德戈尔内个人在克里姆林宫遭到失败，而且苏联的前进的或大胆的对外政策也遭到了失败。要说“鹰派”已经被战胜大概是太过分了一点。但是如果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于海外冒险所持的谨慎态度和强调同华盛顿实现缓和的政策受到了并且战胜了攻击，那是不无根据的。那位可能的攻击者彻底失败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五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苏联新宪法的历史性意义》，摘要如下：    四日公布的苏联新宪法草案，明文规定苏联已经到达了“发达了的社会主义”阶段。其结果是，规定了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强调了扩大国民的权利和自由。    新宪法草案，作为革命六十周年即将到来的苏联集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完成的巨大变化的大成并加以法制化的文件，的确具有永垂历史的重大意义。但它是否具有牵动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和普遍性，还是个疑问。    草案中在理论方面与现实的关系却留有若干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在“全民国家”中的作用和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将肯定引起国际性的争论。    社会主义发达了，阶级消灭了，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说法从理论上看是妥当的想法。但是，中国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旧继续，并曾指责说苏联的“全民国家”的实质是以党的官僚为中心的“特权的资产阶级的复辟”。    另一方面，意大利和法国等西欧共产党则批评说，苏联的党官僚体制成为压制国民权利和自由的机构。    另外，新宪法草案特设了题为外交政策的章节，强调追求和平共处路线和不行使武力。把外交政策写进宪法，在西方说来是罕见的，但是这作为表明苏联的缓和紧张政策已固定下来，是值得欢迎的。    只是，在这一章节中不可忽视的是下述说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成员，根据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这可以说是把苏联武装介入捷克事件合法化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条文化。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宪法中已经接受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但是，苏联的新宪法草案载入这一内容，肯定遭到采取独立自主路线的国家和党的反对。

【合众国际社波恩五月二十九日电】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巴伐利亚分支领导人施特劳斯，今天告诫了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施特劳斯说，他希望永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的序幕。    施特劳斯过去曾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他在接见电台记者时说，苏联在世界范围增强它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以非洲作为它的重点。    他说，欧洲人必须支持那些不想让苏联控制非洲大陆的非洲国家。    施特劳斯说，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有义务通过它们的经济的可能途径，来帮助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建立真正的黑人多数政府。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日电】一些人士今天说，卡特政府已经决定不同意把拟议中的一百一十架美国Ａ—７战斗机出售给巴基斯坦。    他们说，不同意向巴基斯坦出售飞机是根据卡特总统的新武器控制政策决定的。    林—坦科—沃特空间公司一年来一直在谋求使政府批准这笔七亿美元的生意，该公司是制造Ａ—７战斗机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四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默里·西格发自柏林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一些德国人害怕美国人权运动》，摘要如下：    西德政界领导人担心，卡特总统直言不讳地维护人权的运动会破坏与东欧缓和的不稳定结构。    这些人——以及他们在新闻界的支持者们    ——很快就指出，他们支持卡特为各地的人民所作的努力，但是他们担心他的方法会起相反作用。    一位有影响的西德新闻记者，最近在这里召开的有关东西方政治的会议上说：“我们认为卡特的努力会产生他无法控制的后果。”    保守派反对党、一些年青的政治家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反对控制着西德立法机关的自由的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所持有的这种观点。    然而，这反映了施密特总理的态度。几周以来，施密特总理在核能和经济政策问题上同卡特政府有争执。    西德人是根据他们东方政策（他们称他们与东方缓和的政策为东方政策）的经验反对卡特的人权运动的。这要追溯到九年前华盛顿改变其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之前的一个时候。这一改变是从一九七二年六月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时开始的。    到那时，西德与东方的新关系已经在进行中。施密特总理的前任勃兰特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苏联期间正式确定了这种新关系。    尽管西德对卡特在人权问题方面的作法吹毛求疵，然而它根本没有忽视这个问题。波恩政府可以为它已从中欧和东欧吸收了数百万名流离失所的德国人的纪录感到自豪。    在整个一九七六年，移民流入的速度更快了，这是由于波恩与其东部共产党邻国的“悄悄外交”的结果。这些共产党邻国多数都对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有着痛苦的记忆。    波恩忍受了来自东德的辱骂性宣传，同时借给它这个共产党邻国数十亿马克，赎回了几十名政治犯，并在去年安排了八百万西德和西柏林人到东德访问亲友。西德的这种耐心作法，是与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所采取的作法相似。德国人多少留恋地回顾过去，他们把在人权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归功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另一方面，卡特的作法使许多欧洲人想起了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中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许多人认为，杜勒斯的反共热情促使匈牙利的暴动者相信，西方会使他们免遭一九五六年的苏联镇压。    这里的东西方会议的一位与会者担心，卡特通过公开对个别东欧持不同政见者表示关心，会给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带来严厉的惩罚。    如果把人权运动搞得过分，它有可能毁掉在过去五年中已取得某些收获的耐心的外交努力。至少这里的卡特批评者们认为是如此。    一位德国权威人士评论说：“在这方面的新因素是总统正在亲自领导这场思想斗争。这有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结果，如果苏联认为这是在攻击它的制度的话。”当前，波恩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因为国内对东方政策多少失去了一些热情，特别是自从东德加强了过境访问的规定。

【路透社开罗六月三日电】一个主要的厄立特里亚游击队集团发言人今天说，他们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两项建议，建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他们为争取埃塞俄比亚北部省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萨比说，苏联建议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它规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成立一个联邦，而不是厄立特里亚为该省所谋求的彻底独立。    萨比说，苏联的行动是表示愿意在游击队同埃塞俄比亚左翼军政府之间进行调解，他对路透社记者说，这个主动行动是三月间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的一次会上开始采取的。    他说，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人民解放军代表在那里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同苏联大使举行了会谈。他拒绝具体说明第二次会谈在何处举行，但是说它是通过南也门政府安排的。    他说，在这两次会谈中，苏方都建议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之间成立一个联邦，并“承认厄立特里亚的明确地位”。    但是萨比说，厄立特里亚拒绝了任何折衷办法，他们坚持说他们不接受彻底独立以外的任何东西。    萨比说，苏联定期地向埃塞俄比亚空运武器，但是除此以外，无法帮助门格斯图·海尔一马里亚姆中校的政府，因为通往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陆、海路都已被切断。    萨比说，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有人数有限的古巴专家，包括驻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为埃塞俄比亚空军服务的一些驾驶员。他说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与美国进行了接触。    萨比说，向厄立特里亚转达的美国观点赞成“按地区来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方式不影响世界局势缓和或导致危机国际化”。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三日以《进攻使非洲之角紧张不安》为题自内罗毕报道：    前天游击队大举进攻埃塞俄比亚通往大海的生命线——从亚的斯亚贝巴通往亚丁湾的法国港口吉布提的铁路之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大大加剧。    此间外交人士毫不怀疑进攻的责任在索马里叛乱分子方面。这些叛乱分子最近以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名义一直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活动。    索马里向埃塞俄比亚提出领土要求的欧加登地区通常被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官员称为“西索马里”。    欧加登地区的埃塞俄比亚地方政府和军事力量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完全是在索马里人中活动，而这些索马里人从来没有承认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土地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一部分。许多游击队员的枪托上印有索马里的五角星，这表明他们在种族和政治上效忠谁。    埃塞俄比亚首都的观察家两周前说，哈拉尔和迪雷达瓦地区的治安情况已恶化到这两个城市实际上已被叛乱分子包围的程度，从而使得军方必须派军队保护官方在这个地区的一切活动。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五日电】塔斯社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从各种来源传来关于正在策划武装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据这些消息说，正规军人员正在向这个国家的西部边境集结，一批批武装人员越境进入埃塞俄比亚领土，对埃塞俄比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分子的支援在加紧。这一切显然是要挑起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打击这个国家的进步政权。很清楚，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苏丹当局以及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事态的如此发展，造成了非洲大陆这个部分的危险局势。一个蕴藏着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正在形成。    那些现在预谋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人，不可能不希望非洲国家相互冲突，不可能不希望破坏它们巩固本国独立的努力、阻挠它们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民族解放斗争。它们想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扰乱阿拉伯人民对本身的最重大任务——调解近东冲突的注意。    苏联根据苏埃友好合作原则宣言，正在同埃塞俄比亚建立关系，它密切注视着围绕埃塞俄比亚的事态发展。    塔斯社受权声明，苏联坚决谴责那些策划侵犯埃塞俄比亚的集团以及那些怂恿它们采取这一危险方针的人。这是在玩火，而玩火者要对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承担重大的责任。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五日电】塔斯社报道，苏联今天说，苏丹以及“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正在玩火，准备侵略埃塞俄比亚。    苏联和苏丹的关系自去年七月反尼迈里总统政府的流产政变以来一直在恶化。    塔斯社的声明是接着苏联上周召回驻喀土穆的大使之后发表的。    它也是在尼迈里总统访问北京的前夕发表的。

【法新社喀土穆六月四日电】厄立特里亚解放斗争的两派已经同意协调它们的行动，以对抗亚的斯亚贝巴军事统治者为粉碎埃塞俄比亚这个北方省的叛乱而策划的农民进军。    苏丹日报《天天报》今天报道，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革命委员会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是上月在厄立特里亚境内开会设法使各派团结起来的时候，达成这项协议的。

他说：外国大使向我询问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情况。    我对他说：我将对你讲所发生的事，虽然这纯属我们的内政。不过我们是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适当的。因为我切望维护这一友谊，这是国家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友谊，它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和你们那里几个人的利益。    苏联大使一言不发。    我又对他说：我要求你将这一决定转告苏联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我将在执行之前让他们知道这一决定的内容，以免他们产生误解，以免西方国家抓住这个决定大肆渲染。友谊要求我必须向你们通报。    苏联大使无意问我这项决定是什么。我利用他所陷入的深刻的惊愕和惶惑状态，我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于是他抬起头急于听我讲下去，但愿我能减轻他的这样惶惑心情。    我说：至于我的决定，那就是：我已决定清洗萨布里，并把他从政治领导中完全清除出去。为了更明确些，我对你讲：我允许意见“分歧”，但我不允许权力“斗争”。我允许人们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应当是为了公众利益，但是我现在相信，我所看到的并不是那样的事情，而是要将人诱入深渊，或诱至深渊的边缘。这是我过去不允许、将来也决不允许的。    苏联大使问我：你将在什么时候采取这一决定？    我说：还不到时候。不过我切望维护同俄国的友谊。再则，我不认为，这一友谊——如西方报纸所说——会因为一些或一个与之有关的人离去而将受到影响。我深信，你们是生性多疑的，尽管我在同你们的交往中是这样的磊落，我并把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以及我未来将作的决定向你们通报。你们将怀疑我现在讲的一切、或我迄今讲过的一切，虽然我已经数十次地证明，我是坦率的，我不撒谎，我不是被迫这样做的。在我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时，你同我在一起，你看到了，你听见了，你很了解我的思想和信念的各个方面，纵然如此，我知道你们的领导从开始对某些问题产生怀疑，到最后怀疑一切！    可以肯定，苏联大使已把我们之间进行的谈话全部报告了他的政府，这当然是我的目的。苏联人也一定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们的人，因此这些人的活动日趋猖獗，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和“公告”，开始谴责我的决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这场战斗公开化了。奇怪的是，他们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正在干的一切事情，我是在另一个山谷里，或我是在恫吓他们。    五月一日到了。我发表了讲话，在打印之前我让他们过目了我的讲稿，设法稳住他们，并麻痹他们，使他们进一步感到我完全相信他们。他们对此感到放心了。    但是，这次我重演了我过去在人民议会就埃及计划发表讲话时的做法：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我手写的纸，念了起来。    这犹如一发发燃烧弹，使他们心急火燎。戈马控制不住了，对谢里夫大发雷霆，因为谢里夫没有将此事告诉他。    情况是，我在五一劳动节讲话快结束时，掏时，出那张我亲笔写的纸，上面的原文是：纳赛尔说过，我现在跟着重复一遍，人民是导师、是统帅、是永存的；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将同自己的武装部队一起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承担战斗的全部责任和必须作出的牺牲。因此，任何个人或集团，不管这个人或集团都是什么人，均无权自称拥有超越这个人民的能力的力量，也无权自诩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能向广大人民发号施令，并能用一些口号和花招作掩护，企图在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后，组织一些借以对人民实行监护的权力中心。    次日，我要谢里夫用一行半字在报纸上发个消息：我已免除萨布里的一切职务。至于他在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中的职位，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事，将在以后作出决定。谢里夫拟就这个决定，我马上签了字。我通过我的办公室证实，已经把这条消息通知各报。    几天之后，罗杰斯到我这儿来了。他对我接受他的计划感到高兴，并庆贺这个计划说：现在以色列不再有借口了，你把球踢到他们场上，射中了球门，我们给你记一分！    之后，罗杰斯到了以色列，将这些告诉了果尔达·梅厄。犹太人给他上了痛苦的一课，他们一直在追赶这个人，直到把他完全搞掉！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驱逐萨布里的决定，使他的同伙即权力中心的魁首们疯了。这个决定来得突然而迅速。那时他们互相通了气，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协议，也出现了分歧。这一切，通过以后我们掌握的一些录音带而暴露无遗了。    在戈马同萨布里进行的一次录了音的谈话中，戈马对他说：这是战斗的开始，这是开头，我们对阁下的全部希望是平心静气地呆一两天，你将看到群众的行动，看到反应，让我们去活动吧，你将看到使你高兴的结果。    在录音中萨布里回答说：让我们去活动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二十一）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四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椎名以外交问题为中心向首相提出要求》，摘要如下：    自民党前副总裁椎名三日傍晚前往首相官邸访问福田首相，他虽评价说：“日苏渔业谈判搞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对福田内阁如何对待外交问题提出了要求，他说：（日苏渔业谈判的）结果是严峻的。    在自民党内，围绕着政府如何对待日苏渔业谈判以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批判的气氛，即“应该看情况行事”，“不知道谁负责搞外交”。    据说，在今天的会谈中，一点也没有具体谈及日中关系问题，而根本（龙太郎）说：“双方很合拍，彼此心照不宣。”在党内长老及鹰派集团中提出慎重主张的背景下，言外之意似乎也有牵制福田内阁急于搞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含义。    首相根据党内的这种形势，将于七日中午邀请椎名及前首相岸信介、前众议院议长前尾、前总务会长滩尾、前众议院议长船田和石井六位长老到东京都内的饭店共进午餐，并将以日苏谈判等外交问题为中心交换意见。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四日发表述评，题目是《在“日中问题”上的裂痕表面化》，全文如下：    据说，自民党前副总裁椎名三日与福田首相举行会谈以后，他的情绪很不好。据此估计，定于七日举行的自民党长老与首相的“对话”，可能是严峻的。自民党内残留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日中问题的拒绝反应症”，而福田政权试图推行走钢丝式的“日中、日苏等距离外交”，这两者之间的分歧表面化了。    上个月的三十日，椎名同自民党前干事长中曾根举行了会谈，批评日本政府在搞完“日苏问题”后又要搞“日中问题”这一做法是“摇身一变的外交”。作为福田首相来说，担心这种空气在党内扩散开来，便抢先一步接受椎名提出进行会谈的要求，来恭听他的意见。    然而，至今在政界下述看法成为定论：在三木政权末期，尽管在“逼三木下台”这个问题上采取过共同行动，但是椎名同福田首相面和心不和。加之，报上大登特登要推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消息，这简直是刺激椎名等人主张的“慎重对待日中问题论”。据猜测，因此椎名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便想利用这一机会讲一讲他要讲的话    。    这种心情，不限于椎名，可以说滩尾弘吉、船田中、岸信介等党内长老中被认为是鹰派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感情。    似乎可以说，这些人的真心是：既然日中邦交已经正常化了，那么对维持同中国的邻国关系并不反对，但是，美国卡特政权的对华姿势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日本没有必要抢在美国前头采取行动；即使不急急忙忙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日中关系也不会急剧恶化。    福田政权不管怎么说是在党内偏右集团支持的基础上诞生的。    因此，如果坐视不管，就等于偏右集团承认“日中接近”，这种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也可以说“右派反抗”的行动和言论正趋于明显，这是实际情况。    福田首相也完全知道国际形势并不容乐观，以至于可以接连地处理“日苏”“日中”问题。但是，首相身边也有人觉得，这可以当作扭转参议院选举的劣势的一个好材料，这也是事实。似乎也可以说，由于有这些情况，在党内还将不断发生难以预测的反响。    可以认为，福田首相所以决定积极处理日中条约问题，是针对日苏渔业协定和日韩大陆架协定告一段的时机，同时也是要照顾一下众议院议长保利及其他对日中问题态度积极的一派人。保利在延长国会十二天，承认日韩大陆架协定的问题上曾经下了决心。    处于积极派和消极派这两派间的福田首相在七日同长老们会谈中，在这些问题上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是最今人感兴趣的。而根据届时归纳意见的方法如何，“日中”问题在一个时期内出现走向冷却的事态也是可能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一日刊登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罗斯·芒罗从北京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目是《美中不大可能建立正式关系》，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芒罗最近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同美国政府官员讨论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看来，美国和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正迅速消失。    主要原因是中国坚决拒绝要它做出某种保证的要求：如果美国同台湾断绝外交和军事关系，中国将不进攻台湾。    五月月中，美国和中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实际上是公开的外交对话。这次对话虽然不怎么为人所注意，但是却表明了两国的立场相距很远。    五月十二日，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赞同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唯一的障碍——显然是主要障碍——就是我们始终同台湾保持着的关系”。    卡特说，“我们不愿看到台湾人民受折磨或攻击，如果我们能够解决那个主要困难，我将迅速朝着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    五月十五日，中国副总理纪登奎承认，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保证用和平的办法接管台湾。    这位副总理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要求……采取和平的办法或用武力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而不是美国的事情。”    两个月来，其他中国官员也讲了一些类似的话。他们所选择的时机意义特别重要，因为正好同卡特政府正式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同一个时候。    此间观察家说，纪登奎的话是要向美国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意向美国作出任何保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即为了取得美国在外交上的正式承认，它将不进攻台湾。    可是在美国，民意测验、报纸社论和国会议员的讲话，总的来说都一致认为，关系正常化是可取的，但是只有中国保证此举不会导致对该岛发动进攻。    在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知道美国目前的态度，并且认识到纪登奎所概述的强硬态度消除了最近的将来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即使在纪副总理的声明之前，一位强烈赞成关系正常化的美国高级官员抱怨说，他和那些与他持同样看法的人现在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中国人使我们很不好办。”    正常化的前景也许从来就没有象美国今年年初经常所说的那么好。    直至一个月前，还有消息说中美关系正在改善，并指出两国之间开始就解决资产权利问题开始“会谈”或“谈判”。    在华盛顿采访过的“中国通”大多都表示，他们个人赞成有力地开展同北京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表示不相信卡特总统和国会能接受正常化。    一位官员说：“这是无法捉摸的长远利益同实实在在的眼前疑难相权衡的问题，谁都不想对这种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进行权衡。”

【路透社布鲁塞尔六月三日电】一位共同体发言人说，中国希望把它同九国共同市场的贸易额增加到和它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的贸易额同样的水平。    这位发言人说，中国银行代表团今天在这里和共同体负责财政问题的执委奥托利进行短时间的会谈时说，中国希望在北京谈判中国和共同体就贸易问题达成基础协定的问题。中国人还对奥托利说，他们希望使他们的双边贸易作到进出口平衡。共同体现在是居日本之后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四月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不久野花可能防止心脏病发作》的文章，摘要如下：    从一种野花——晚报春花的种子中提取的一种化学药品不久可能用来防止心脏病发作。    它具有可减少血液凝结的显著能力，即便是用很小的剂量。最近一期《血栓形成研究》发表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各医药公司的注意，对这种低级的报春花已经表示极大的兴趣。    这种化学药品是生物油研究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经营人为约翰·威廉斯。    威廉斯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晚报春花种子除了含有比较常见的亚油酸外还含有一种稀有的脂肪酸，叫做加玛—亚油酸。他认为，这种脂肪酸使它成为一种宝贵的补充食品，特别是对于患有多发性动脉硬化的病人，这些病人血液的脂肪酸含量低。    压挤这些种籽，榨出一种含亚油酸百分之七十以上，含加玛—亚油酸百分之八至九的种子油。    要用于血液凝结试验，就必须对这种油进一步加工，产生一种叫做二高加玛亚油酸甲酯的化学品。威廉斯委托一个谘询研究组织——英弗雷斯克国际研究公司用这种化学药品进行试验，就是它们的研究结果引起了所有这些振奋情绪。    英弗雷斯克公司生物化学部负责人亚历克斯·西姆和他的同事安·麦克劳发现，这种化学药品，以惊人的少量服用，是血液凝结的强有力的抑制剂。亚历克斯·西姆上周说，“我们惊奇地发现八十毫克这么小的剂量便有效。”    迄今为止，试验是在试管里、狒狒和人体上进行，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亚历克斯·西姆认为，这种化学药品，对那些经判定有心脏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危险高于平均值的病人可能用作一种直接的补充食品。    他说，这就是说，病人不需对生活方式或饮食习惯做大的改变便可以大大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亚历克斯·西姆认为，这种化学药品的强大效力是由于这样一点，即它改变身体内部天然的生物合成通道。亚油酸通常是通过一系列步骤产生代谢变化，形成一种花生四烯酸或前列腺素。在正常人体内，这两种产品是平衡的，但是一个心脏病要发作的病人往往产生四烯酸的量过大。    各医药公司打算用人工合成的办法产生前列腺素，并把它作为一种药来解决这个问题。亚历克斯·西姆认为，从晚报春花中提取的这种化学药品可能更为有效，因为它改变天然的生物学过程，使身体产生自己的前列腺素。    这一过程的关键一步是生产一种在人体内只能持续几秒钟的不稳定的中间产品。由于它是这样不稳定，所以不能用人工合成办法生成和用作一种药品；但是亚历克斯·西姆认为，晚报春花的这种化学品“促使”身体产生这种必需的中间物，从而提高了前列腺素的量，它反过来可以防止血液凝结。    下一步将是在更多的人身上试验这种化学药品——迄今为止只有三名志愿者，两名男子、一名妇女使用——随后登记姓名进行全面规模的临床试验。如果所有这些试验结果都象早先的试验那么成功，那末可以证明它是许多心脏病人的救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