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丹藤的消息，标题为《学大庆会议闭幕，华体制迈向新阶段，将于年内召开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党代表大会，以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摘要如下：    随着旨在发展经济的全国工业会议——工业学大庆全国会议于十三日闭幕，中国进入了整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加强党中央委员会、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新阶段。    关于今后的大的政治日程，党中央很可能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上次大会（一九七五年一月）已经提出了政策方面的问题，其后，由于“四人帮”事件，在思想和组织方面产生了混乱，估计将成为重新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的场所。另外，在人事方面，主要任务除将选出由于朱德去年逝世而成为空缺的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家元首级）外，还将正式任免总理以下的部长，并重新改组混有“四人帮”追随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十五日发表社论，题为《华国锋体制面临的课题》，摘要如下：    把“四人帮”赶下台后已经过了七个月，中国的华国锋主席掌握了民心，而且成功地调整了党内意见，看来正在顺利地巩固着在“安定团结”之下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体制。    华国锋体制去年底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农业会议，接着召开了各个经济部门的全国会议，重新研究了长期计划。这次全国工业会议，具有总结上述各个会议的意义。    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全国会议，是在打倒“四人帮”的“政情变化”后诞生的华国锋体制，为动员群众克服困难而召开的。而且经过努力，终于召开了一直未能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可以说这表明了华国锋体制的稳定的程度。    华国锋体制在第二次全国农业会议之时，发表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举行工业会议时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论十大关系》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建设路线的原型。周恩来在前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就是上述建设路线的具体化。    中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而且开发了大庆等三大油田，初步地解决了粮食和能源的战略资源问题。特别是开发油田，打开了明朗的前途。由于排除了反对出口资源的“四人帮”，再度开辟了通过出口石油，引进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和成套设备，以促进现代化的广阔道路。    华国锋主席在全国工业会议上强调说，石油部门必须为建立十个大庆油田而斗争。看来，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在于今后能否开发大油田。    叶剑英副主席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且强调说“要不断地加强国防力量”，鼓励发展“为农业和国防服务的基础工业”。军队强烈要求实现国防现代化，这也将成为左右长期经济计划的去向的一个因素。    从建国算起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在毛泽东路线下，取得了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正因为如此，现在又迫切需要变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五月十四日刊登Ｃ·巴格曼的文章，题为《华国锋要求中国人作新的“跃进”》，摘要如下：    中国党政首脑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七千名代表面前，把中国经济的新跃进说成是一个中心的政治愿望。华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再也不容迟缓了，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积累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无论如何，中国现在以世界耕种面积的百分之七养活着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在今后的二十三年里，必将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把中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和技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使中国人民达到这种成就的是加强意识形态和宣传上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物质刺激。将不断地把取得最好成绩的个人和集体树为模范。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成员的再也不是不生产的职业革命者，而是象华国锋所指出的“卓越地完成自己任务的红色专家”。    华同时强调了继续搞阶级斗争和防止出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必要性；他明确地否定了很快得到物质改善的希望。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是艰苦工作，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不计较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以及不论工作是不是自己选择的。    华国锋关于战争危险的讲话显然也是想作为对实现这些高度经济目标的又一个刺激，他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战争危险。迄今为止没有公开地说得这么具体过。在党内排列第二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强调了作为国防工业基础的钢铁生产及其生产的扩大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美新处德黑兰五月十三日电】题：美国对日内瓦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感到捉摸不定    在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将恢复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位美国官员重申，美国对双方是否能找到足够的共同点，以便为进行更详细的谈判打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感到捉摸不定。    陪同万斯访问德黑兰的这位美国官员五月十三日说，虽然苏联人在报纸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并把以前的一些意见向美国人作些进一步的阐述，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尽管对苏联在万斯和葛罗米柯于五月十八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几天的会谈中将采取什么态度感到捉模不定，但是这位在德黑兰的美国官员谈到了把美国和苏联的建议合到一起的可能性。他说，这种结合可以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中的一些内容包括进去，同时商定在接着进行的讨论美国全面建议的谈判中的内容。    这位官员说，把美国的建议和苏联的建议的内容合在一起，可能将解决双方的分歧。在记者们问到在一九七二年签署的临时协议于十月份期满以前是否能达成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时，这位官员说，如果在今后六个星期内达成一项关于基础的协议的话，这是可以办到的。

【美联社开罗五月十三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今天说，他同美国总统卡特的接触，并未产生美国对中东的明确政策，但是他说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萨达特说，他在十二日接到了卡特的一项函件，但是还没有加以研究，“现在要我来说什么，为时尚嫌过早”。    他的这番话是同罗乌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的。招待会在这位共产党领袖即将结束对开罗的访问时举行。    卡特在十二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以色列应该同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家园，但是他没有说清楚这个家园将建立在哪里。萨达特说，关于家园的话是卡特迄今所说的最令人鼓舞的话。    萨达特就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十四日也许能够宣布开罗和莫斯科之间冷淡关系的一项新的事态发展，但他对于可能是什么新发展未作任何暗示。    萨达特说，他同齐奥塞斯库讨论了同莫斯科的争端问题。齐奥塞斯库说，罗马尼亚希望看到开罗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这取决于两个当事国。    齐奥塞斯库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非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应该在“没有来自大陆以外的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这个说法是对苏联的含蓄批评，也是对埃及帮助扎伊尔一举的支持。    【路透社开罗五月十三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暗示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善埃及同苏联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由于苏联是日内瓦和会的主席之一，因此现在特别需要开罗同莫斯科合作。

【路透社开罗五月十四日电】埃及今天说，它已接受苏联的于下月去会谈的邀请，这次的会谈可能会使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长期以来的不和弥合。    埃及外长法赫米在这里的议会委员会会议上说，他将于六月九日到十日在欧洲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法赫米对外交委员会说，“这是苏联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倡议，埃及对此表示欢迎。”    上周，开罗斥责莫斯科向阿拉伯国家递交照会。    据这里的报纸说，莫斯科的照会指责埃及企图挑起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当时，开罗同莫斯科的外交关系似乎已濒临破裂。后来，开罗报纸说，苏联已收回照会并表示希望改善关系。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日电】国会五月十日消息    题：调查报告说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势力更加咄咄逼人    国会准备的一项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说，苏联对第三世界采取了一种“新的更为咄咄逼人的态度”，并且建议美国奉行一种“有选择的卷入”以抵销苏联的势力的政策。    国会图书馆准备的这项调查报告说，例如在安哥拉，苏联官员们得到两万多名古巴和东德的顾问、技术人员和士兵的帮助。    这项调查报告说，据说这些顾问一直帮助新政府组织它的军事和治安部队及工会。据说苏联捕鱼专家帮助使这个国家的捕鱼业复兴。    这项调查报告说，此外，据说苏联秘密警察实际上控制着安哥拉的情报和治安部队。    这项调查报告指出，苏联采取的这些大胆的行动“同苏联过去的谨慎和稳健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又说，“很多西方的观察家在这里看到了政策改变的迹象——在第三世界采取一种新的更为咄咄逼人的态度的第一步。”    这项调查报告说，苏联要达到它在第三世界的目的主要的手段是经济贸易、军事援助和为政治目的而使用军事力量。    在经济方面，苏联人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向第三世界提供了一百一十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项调查报告说，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间苏联同近东和东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几乎增加了百分之百。这项调查报告说，在一九七四年，苏联向第三世界几乎派去了一万五千名技术人员——大多数是派到东南亚和近东。他们主要是执行经济方面的任务，帮助建设和维修苏联支持的工业项目。    在军事方面，这项调查报告指出，苏联人一直是第三世界的最大的共产党武器供应者。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四年，苏联的军事援助共达一百二十多亿美元。这项调查报告说，苏联的军事援助“一直是在一些对西方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取得一种有影响的地位一个主要手段，并且对地区性的力量对比有着直接的影响。”    苏联人还在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地训练军事人员。从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四年，已有三万三千多人在苏联接    军事训练。    这项报告建议，为了对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美国采取一项甚于严格地不属于军事考虑范围的准则的“有选择的卷入”的政策，“可能会在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两种不能为人接受的极端之间求得一种合理的平衡。”    这项调查报告暗示，美国这种卷入的作法是可以列入经济、军事和战略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这项调查报告说，美国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竞争中具有重大的有利条件，其中包括美国经济水平、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在自由方面首屈一指的地位”。    这项调查报告题为《苏联和第三世界：区分大国政策的分水岭？》。它是为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准备的，目的是帮助研究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并估计这种关系对美国对外政策具有的意义和影响。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苏联人为什么出售黄金？》，摘要如下：    苏联现在正在欧洲市场出售黄金，以帮助同硬通货国家进行的贸易出现的巨大逆差筹措资金。这个封闭的国家目前处于困难之中。    一九七五年，这些逆差为六十四亿美元，一九七六年为五十亿美元，估计一九七七年为三十亿美元。仅此三年，逆差总数就达一百三十五亿美元。    一九七七年，不包括粮食在内，苏联从西方的进口可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包括粮食在内，这些进口总值可达一百五十亿或一百六十亿美元。一九七六年，这个数字为一百四十八亿美元。去年粮食进口共为三十亿美元，今年由于俄国粮食获得了创纪录的收成，这一数字会不到去年的一半。    俄国进口粮食是闻名的。然而这只是不景气的景况的一部分。多年来，苏联吹嘘其钢铁工业。然而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业实际上正在出毛病，只有西方才能搭救它。俄国需要钢制品，特别是需要钢材。这可用于制造摩托车辆、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等。    定购的东西显然不足用于做为战争物资。苏联并未订购合金，主要是建筑材料——结构外型、钢梁、钢筋、路轨、油管、液压罐等。    明显的原因是什么？俄国正在着手执行一些按照其五年计划早该完成而从未完成过的建筑计划，所有这些全都失败了。    当俄国最新和最大的金矿投产时，苏联突然停止公布黄金生产数字。但最可靠的估计是，俄国现在每年大约生产三百吨。专家们估计，莫斯科的黄金储备为一千八百吨。    俄国在传统上是世界上第二位黄金生产国。苏联增加生产的关键是座落在隔白令海峡与阿拉斯加相望的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黄金开采联合企业。    这个企业叫做“达尔斯特罗伊”。    “达尔斯特罗伊”矿分两个班次工作，每个班次长达十二小时。据说，苏联没有成本问题。矿工们在跟纳粹的贝尔森、布痕瓦尔德、道肖和其他恐怖营相同的围着铁丝网的强制劳动营中做苦工，直至死亡。苏联把黄金炼成金块，然后在苏黎士、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欧洲自由黄金市场上将黄金兑换成西方贷款或包括美元在内的货币。这样，苏联用奴隶开采出来的黄金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几乎不付任何代价地在世界上购买包括美国小麦和欧洲钢铁在内的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十三日电】西方外交界人士今天说，美国大使馆就苏联再次指责该使馆一个工作人员是间谍一事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    这些人士说，该使馆对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上星期五再次攻击使馆一等秘书约·普雷塞尔一事提出了抗议。    这些人士说，美国大使馆认为《消息报》最近对普雷塞尔的攻击“更加尖锐得多，更有倾向性”，因而派了使馆政务参赞威廉·布朗到苏联外交部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    《消息报》两次刊载了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徒科帕夫斯基博士的指责：普雷塞尔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利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收集有害于苏联的情报。    对于三月四日第一次提出的这样的攻击，美国大使馆未予置理，认为它是典型的诽谤带影射的歪曲报道。    普雷塞尔是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自第一次受到攻击后仍留在莫斯科任职。外交人士说，普雷塞尔的日常工作是同苏联人数不多的持不同政见者联系，自第一次受到攻击以来，他的工作受到严重阻碍。

【本刊讯】美国《世事》月刊五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军事力量构成多大威胁？》的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的军事威胁严重程度如何？最近退休的空军情报机构负责人小乔治·基根少将说，这一威胁极其严重。基根最近对参加美国安全委员会的一次午餐会的一些记者说：“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摧毁苏联的地下设施，这些地下设施现在有几万个，而且都已加固到每平方英寸能承受一千磅到二千五百磅的爆炸力的程度——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人造结构。    “我们确信我们在多弹头技术方面占优势。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我得到什么安慰。作为攻击目标的苏联基地几乎每十年就增加一倍——这是历史上最急剧的军事力量增长。    “我们早就缺乏足以使苏联的战略力量和一般作战力量失去能力的核火力了。我们对我们的分导多弹头导弹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减少产量。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除了用我们的分导多弹头导弹轰炸城市以外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失去了摧毁苏联指挥部的能力。失去了摧毁苏联的核贮备的能力。失去了摧毁苏联必要的军事和非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能力。失去了摧毁苏联的战略通讯系统的能力。    “最大的悲剧是，虽然我们被指责拥有‘超杀’能力，但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老早就缺乏能够用来摧毁苏联的主要作战能力——尤其是他们的地面师、后备和储备的核武器了。”

【本刊讯】美国五月二日一期《新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题为《苏联：学者相聚》，摘要如下：    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被剥夺了从事其行业的大部分工具和手段——实验室、图书馆以及与外国同行的个人接触。    五年前，一群持不同政见者和“遭拒绝者”——那些申请移居以色列而遭克里姆林宫拒绝的犹太科学家——开始举行非正式的学术讨论会。当这群人宣布计划邀请一批西方科学家参加一个专门学术讨论会时，许多人预言苏联政府将会阻止这个会议举行。然而，两周前，当犹太物理学家、四十四岁的阿兹别尔走向莫斯科一处犹太人聚合地方的时候，苏联一个保安警察对他说：“我以最高当局的名义告诉你，你们的学术讨论会可以举行。”    这些俄国科学家和他们的外国客人上周聚集在阿兹别尔的三间一套的破旧寓所里，即使他们的学术讨论会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仅仅这次会议得以举行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苏联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尽管这样，俄国官员们仍然想方设法制造一些麻烦。两个美国人——哈佛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学家乔治·沃尔德和全国医疗卫生学会的罗伯特·戈德伯格——在列宁格勒被苏联当局挡回去了，未能参加会议。另外两位美国人在莫斯科机场被扣留五小时，并被警告不要去参加这次讨论会。    三位来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遭拒绝的科学家被阻止飞往莫斯科。    在苏联首都，克格勃特务跟踪美国人，当这些美国人进入阿兹别尔的寓所时，一个照相的人拍下了他们的相片，在寓所外面停了一辆看来象是广播车的汽车    。    这些科学家推测他们的谈话遭到窃听，于是当他们有效感的话要说的时候，他们就传阅纸条或到附近的公园去    蹓一趟。    尽管遇到上述困难，这次讨论会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功。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哈罗夫出席了其中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九位美国人和一位加拿大人宣读了论文。    哈佛史密森天文台的马里奥·格罗西博士放映了一九七六年海盗号登上火星时所拍摄的一套火星彩色幻灯片，这是首次在苏联展示这些照片。

公报强调中．央条约组织地区的安全是国际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路透社德黑兰五月十五日电】中央条约组织今天说，由于中东问题没有解决，世界和平已受到威胁。    它要求重新努力以便实现“整个中东地区的公正、光荣和持久的和平”。    在两天会议之后发表的公报说：    “部长们重申，他们重视继续努力以求得一种解决办法，从而实现整个中东地区的公正、光荣和持久的和平。”    部长们还说，他们希望即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会议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公报说，“部长们再次强调，中央条约组织地区的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有关因素。”    公报谈到了在对付中央条约组织地区的颠覆威胁方面已取得的进步，保证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威胁。    部长们说，这个组织将继续为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并重申他们极为重视维护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美联社德黑兰五月十四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今天在中央条约组织部长会议上说，“我们同中东主要领导人的深入磋商使我们有了一些取得进展的希望。”    万斯说，“我们正同有关的各国政府共同努力，以便在一九七七年下半年重新召开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但是我们也相信，日内瓦会议必须认真筹备，因为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会带来引起今后敌对行动的严重危险。”

说苏联的政策即使不是扩张主义的，基本上也是干涉主义的，因此将冒更大的风险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五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俄国在非洲的角色被认为是捣乱者》，摘要如下：    据克里姆林宫说，苏联卷入非洲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据西方专家们认为，这种卷入更多地是为了把西方在那里的事情搞乱。    从经济上讲，苏联并不真正需要非洲出口的东西——主要是原料。然而西方却需要这些原料。    此外，苏联在非洲的设施——在索马里为军舰加油和补充武器的设施或在几内亚为大西洋上空的侦察飞行服务的设施——是西方的眼中钉。    然而非洲也可能是莫斯科的一个长期麻烦的根源。一些有见识的俄国人已经对非洲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一种认为那里的比赛规则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是一个支持赢者可能比支持输者花钱更多的地方。在由莫斯科资助的一个解放运动于一九七五年在安哥拉内战中取胜之后，一位俄国人同这里的一位美国人开玩笑，他说：“明年他们会象埃及那样，对你们比对我们更亲近。”    虽然安哥拉仍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如同一位俄国人前几天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海湾石油公司仍在那里抽石油”。    然而，莫斯科不大可能会认为在非洲留下去是代价过高的。    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今年三、四月份对非洲的访问强调表明了莫斯科决心要在非洲起某种作用。这是克里姆林宫最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访问。    在战后非洲国家风起云涌地独立之前，苏联在非洲连一个外交代表都没有。同黑非洲的最初接触是同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建立的——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是同安哥拉的解放运动，随后是同莫桑比克的解放运动建立了接触。    从六十年代开始，除阿拉伯国家以外，俄国人使自己卷入了刚果（现在的扎伊尔）以及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马里、乌干达和索马里。    今天在黑非洲，克里姆林宫只能声称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能被说成是苏联的卫星国。    俄国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    苏联在非洲，部分地也是为了排挤中国。    这里的非洲人说，中国人比俄国人受欢迎。    这主要是由于一种反过来的种族主义——一种对欧洲白人的不相信。    这里的非洲人，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卢蒙巴大学的大学生，回国时往往对共产主义和俄国人持一种否定看法。    克里姆林宫给的东西几乎无一不附代价。    苏联对非洲的政策有时似乎是并不比华盛顿对非洲的政策更明确或更连贯。    这里的一位阿拉伯人说：“克里姆林宫在等你们犯错误，波德戈尔内的访问就是利用了基辛格在唤起很大的希望之后所遭到的失败。”    但是苏联的政策即使不是扩张主义的话，基本上也是干涉主义的，因此将冒更大的风险。

【法新社卡萨吉五月十四日电】蒙博托总统的特别参谋长埃卢基上校十四日在卡萨吉说：“我们在卡萨吉就证明了沙巴之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他不掩饰扎伊尔参谋部认为结束对前加丹加的入侵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这位扎伊尔军官总结了军事形势。他概述说：“要不是敌人炸毁了桥梁和在道路上埋了地雷，沙巴之战在八天之内就会结束。”    西方观察家指出，向边境据点迪洛洛撤退的叛乱者已经放弃了他们原先还控制着的两个主要城市：卡潘加和桑多阿。扎伊尔一摩洛哥驻军无疑地将在几天内开进这两个城市，至少是开进它们已相距很近的卡潘加。据埃卢基上校说，“叛乱者”的抵抗越来越弱。他肯定说，“桑多阿和卡潘加将不攻而收复”。这位扎伊尔军官说，许多前加丹加宪兵丢下武器和军装而混入群众中。他说：“但是我们不害怕积极的游击战，因为地形不适合打游击，而且居民敌视入侵者。”    埃卢基上校在谈到空军近日来所起的作用时说，埃及飞行员没有参加海市蜃楼飞机的轰炸行动，这些飞机全是由扎伊尔人驾驶的。    扎伊尔总统的特别参谋长在被问到在攻占迪洛洛时是否会在扎伊尔—安哥拉边界发生事件时回答说：“我希望不会……”。

【本刊讯】印度《政治家报》五月七日发表一篇题为《停顿不前》的社论，摘要如下：    现在执政大约已六个星期的人民党政府的主要心事迄今为止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得到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且，这将不可避免地把基本的经济决定推到次要地位。将在六月份在一些邦和中央直辖区举行的议会选举肯定要耗费人民党领导人的一些时间和精力。至少应该在八月份举行总统选举。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人民党政府很难安下心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即将来到的议会会期对人民党来说，将是极其困难的时期。政府的高级阁员将忙于对他们的前途至关紧要的议会选举。    即使不存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人民党政府最好也需要再用一点时间来研究其在竞选宣言中许诺的经济政策改革的影响。有两种问题很可能都会出现。第一，必须把党内不同的思想倾向统一起来，形成一种协调一致的经济方针。第二，人民党政府将必须依据不会在一个晚上就发生变化的论点来估计形势，特别是要考虑到在实现长远的目标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些眼前的迫切任务。在增加工资货物的生产、更广泛地展开经济活动和分享经济力量等这样一些问题上，不能有争论。但是，也不妨认为，要实现这些改变，就要花一些时间和做许多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在行政方面。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有无数其他问题是不能用主观愿望来消除的。物价一直在不断上涨。邦政府在人民院选举之前和选举之后，一直轻率地作许诺，从而进行捣乱破坏，使人民党处于为难境地，无法抛掉选举前夕作的这种慷慨表示。甚至党内的人也在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象强迫存款这样一些压缩过多购买力的有效措施。因此，财政部长面临着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也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提出一个“临时预算”，以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来贯彻人民党的经济计划。    【本刊讯】印度《论坛报》五月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巨大的力量储备》，摘要如下：    人民党及其组成单位在正式联合后召开的会议上，拉姆引人注目地决定立即使民主国大党同人民党合并，以及代总统造成的简短的宪法危机，使人们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发展的新的政治和行政人事关系的真正的背景。在今后几个月里，整个情况必将还有变化和改变。然而，政治形势的某些特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已经清楚的是，人民党将由集体领导，总理不过是五名地位相等的人当中的第一位。虽然德赛在德里主持政府工作。但是辛格、拉姆、阿德瓦尼以及费尔南德斯在目前将受到重视并且受到极大的尊重。各种方案和计划将得由内阁成员们讨论，而不是硬塞给他们，要他们接受，好象这些方案和计划已经是决定了的。    由德赛、辛格、阿德瓦尼和瓦杰帕伊、拉姆、巴胡古纳、费尔南德斯和纳拉因参加政府班子，而塞卡尔任组织部领导人，工作将不会总是顺利的，也不能认为取得成果是当然的。可以预言将发生个人之间的冲突。辛格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内政部长，他同巴胡古纳的关系一向不是本应有的那样融洽，而辛格和拉姆之间的抗衡也将继续下去。    中央政府下令举行邦选举，在国大党的行列中又造成混乱和动荡，而这时英迪拉·甘地夫人的溃败的队伍甚至还来不及喘息。国大党在目前党的组织紊乱的情况下，经不起再参加大的选举。虽然国大党领导人当中冷静和成熟的一部分人还没有打消东山再起的希望，认为国大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地位，事实是，国大党需要时间整顿内务，然后才能在另一次大选中参加竞选。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人民党决心不使国大觉得到这样的机会，已经可以预见到由此而出现的分崩离析的现象。

【合众国际社德黑兰五月十四日电】美国和英国今天警告说，非洲正在孕育着一场争端，这场争端会使东西方都卷进去，外界国家应该避开非洲的争端。    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中央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讲话时说，“在扎伊尔和非洲之角，我国政府一直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行事的：非洲问题应在非洲范围内和平解决。    “我们反对非洲以外的国家使用武力来使非洲发生变化。”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跨国公司在台湾的实力与影响》的文章，摘转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势力不断膨胀，世界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影。许多人相信，这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在美国对外关系的各方面，跨国公司扮演着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透过财经力量的不断集中，跨国公司不单占有了整个国际市场，也垄断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所谓的“自由贸易”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跨国公司的财经力量之庞大，政府的各项管制跨国公司的措施已失去了实效。    跨国公司自命为国际市场的调节者，甚至是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缔造者。在它们的构想中：和平、稳定与安宁是三座柱石。贸易需要国际上的和平，投资需要政局的稳定，生产需要社会上的安宁。为了达到它们的理想，跨国公司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打击和压制，对外来资本的地位的巩固，对资源分配的歪曲，对财富分配不均的加深。整个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陷于从属的地位。在消费民主比政治民主更重要的口号下，跨国公司使当地的人民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而发生在台湾的情况，可谓特别显著，也特别值得关注。外资在台湾的发展与现状    台湾被西方称为最后的不平等条约下的港口。由于长期与中国大陆隔离，外国对台湾的影响比对中国任何一省更深入广泛。透过国际的贸易交通网，台湾已成为西方经济势力范围的一个据点。目前在台湾，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中共取得大陆后，在美国的政治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下，台湾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率将只有百分之三点五。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台湾的经济增长已被称为一项经济奇迹。台湾已发展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企业的装配中心。在纺织业、电子业、塑胶业和农产品方面，台湾在国际市场上已打开了路。一九七○年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中，认为外贸与外资是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五年这段时间内，在台湾的外资达十五亿美元。    一九七二年，在台湾活动的美国企业有六十家，到目前已增至二百家之多。而外国银行亦有十三家，比一九七二年时增加了一倍多。目前台湾已成为美国第十三位外贸对象。一九七六年，美台间的贸易达四十五亿美元。    根据美国方面的一项估计，跨国公司控制了台湾九分之一的双边贸易。跨国公司对于台湾的经济生产、组织和需求结构的控制和拟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台湾沦为附庸的条约港口。    只要略为对照一下台湾贸易与投资法例，就不难看出台湾的附庸地位。在第二次大战后，当时仍在大陆上的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取消了任何保护主义的限制，保证双方有同等的贸易权利。英国卫报记者约翰·吉廷斯曾经讽刺说：“此项条约保证了美国人在中国开采资源，也同样地保证了中国人在美国开采资源，难道还会有更平等的安排吗？”    目前，台湾的贸易法例同样地存有不平衡的一面。跨国公司在台湾所享有的特惠权包括：    （一）外资与台湾本地资本在台湾享有同等的投资权益和特惠。    （二）外资可拥有百分之一百的所有权。    （三）外资企业二十年内不得收归国有。    （四）各项税务的特惠。    （五）各种特许的投资项目。    这些特惠结合了跨国公司的优越组织与金融力量，保证了外资在台湾的主导地位。整个台湾的经济完全受制于国际企业的决策。任何国际市场上的变动，立刻反映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上。一九七五年七月后，台湾的储备金迅速外流，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由人造纤维转向羊毛。而这些需求、生产、销售的决策，都是由一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作出的。其实，台湾方面的许多政治决策，例如“十大建设”，都必须得到这些跨国公司及国际贷款机构的支持才能进行。经营的一些手法与后果    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在台湾活动最典型的代表。整个工业区和其他经济部门完全隔绝。台湾的官方手册，把加工出口区描述为投资家的乌托邦。实际上，加工区只是跨国公司的殖民地。    一九六六年，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高雄设立，目前这种加工区已有三处，并且计划中仍会增加。台湾当局希望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稳定台湾的经济，并且促使跨国公司对于维持台湾的现状，有所建树。对跨国公司来说，加工出口区正是提供廉价劳工及税务特惠的理想投资区。由于跨国公司在加工出口区拥有全部生产及组织的控制权，对于区内的政治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支配能力。    经过加工出口区引入台湾的先进技术，是极为有限的。以电子工业为例，加工出口区的主要活动是装配而不是制造。在美国购买到的“台湾制造”的电视机，只是在台湾装配而已，一切零件都来自美国或者日本。所有关于生产及销售的决定都不是在台湾作出的。而台湾所能吸收到的少量技术，到合约满期的时候，已经全部落伍了。    跨国公司与国民党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国民党的“十大建设”和二十八个公营企业，都有赖于跨国公司的支持，其中把台湾的经济引向以外贸为主导的体制，都依靠这些跨国公司。作为双方交换的条件，跨国公司获得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最优厚的法律、政治及经济保障。国民党的传统儒家思想、家族观念及警特系统，配合上跨国公司的冷酷机械式的管理办法，笼罩着整个台湾的经济社会。    据台湾方面一九七四年的公布，台湾的经济控制在一百家大企业手上，其中大部分都与外国企业合作，共雇有二十五万名职工，贸易额约占台湾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企业由二千个大股东所拥有，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台籍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跨国公司显然居于金字塔的尖峰。它们利用所掌握的资本、技术和权力，可以随意改变台湾的经济和一千六百万人的生活。    腐败和贪污是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定期地贿赂当地的领袖和政要，扶持“友好”的政权来维持社会的安宁。所导致的劳工问题    跨国公司对工、农方面的影响要比中产阶级来得直接。自一九五○年后，台湾由一个农业社会逐步发展成一个半工业的社会。台湾一向被称为土改的模范，而且粮食自给自足。可是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多大的改善。由于当局长期压低粮食价格，限制农田的出售，农民饱受中间剥削。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受惠程度可谓微不足道。台南县一位种西瓜的农民说，在丰收的一年亦仅能够维持生计。    台湾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当局强调的是，工业化的果实最终必将改进工人们的生活。可是，对于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所要作出的牺牲，当局是置之不理的。而且整个过程是要把工人变成生产、销售制度的附属品。工人们保证了机器的运行，可是不能分享运行的果实。整个生产过程操纵于少数的企业家手里，工人们的创造力因而无法得到发挥。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技术，最终也不过是把人降格到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而不是照顾到工人们的需求。    起先，许多工人对于运用先进的技术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对于无法享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进步，感到非常不满。许多临时工在一个职位上好几年都得不到提升或加薪，五等工更需要在外面兼职才能维持生计，连厂方安排的特价优待的电影都无法享用。更严重的是，女工们既没有升级的前景，也没有结婚的希望。    总的来说，跨国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和加强了它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为了保持它们的既得利益，这些公司不惜在国际上替国民党政权大力辩护。特别明显的是那些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跨国公司，不断地企图拖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台湾政治前途的关系    近年来，由于台湾在政治上更趋孤立，蒋经国唯一能走的一步棋就是把外资引到台湾。为了获得跨国公司的支持，蒋经国不惜把台湾变成它们的附庸国。跨国公司为了本身的利益，亦想尽办法来替蒋经国辩护。    自从一九七六年，不少跟美国驻台湾商会有关的跨国公司，开始组织一个支持国民党的游说团。在一篇八页的立场书里面，公开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废除美台协防条约，并且要保护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文中重要内容分析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外国贸易伙伴的信用贷款，一切金融、贸易的交易都不容许美国银行去进行。因此，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金融资本的垄断权。跟中国交易远比跟台湾贸易困难。    （二）中美之间的商业关系，是不可能达到平衡的。也就是说，跨国公司是无法与中国建立一种象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因为，中国是不可能依附跨国公司的。    （三）中国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技术，而不是设备。购买的范围很窄，而且买了一次以后很少会再买同样的东西。由于中国是执行自力更生的政策，所以对技术的需求远比对产品时需求为多。可是对技术的垄断正是跨国公司维持其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方法。台湾对美国的好处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出口的跳板，而不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贸易对象。    （四）由于中国大陆的人生活俭朴，美国要在中国打开消费市场是不可能的。    （五）美国如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不保证对台湾的承诺，跨国公司在台湾的投资将面临严重的困境。台湾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可能直接针对美国的企业。但是如果现状不变的话，台湾的廉价劳工可以继续为跨国公司服务。可是这种情形在中国则不可能出现。    美国大通银行驻台经理说：“跨国公司在作出投资决定时，台湾的份量日益重要。”也许正是为了强调这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美国二十一家跨国公司在芝加哥组成“美中（台）经济协会”，其目的不外是企图拖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结论    总结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今天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它们建立了新式的殖民地体系。它们利用掌握在手上的垄断金融资本、生产技术及对国际市场的控制，有效地维持及巩固自己的地位。    台湾的政治、经济现况正好反映了它在跨国公司影子下生存的命运。这些跨国公司决定了台湾的发展方向和程序，管理着加工出口区的一切事务，与政府官员互相包庇，加紧剥削和贪污，把工农变成机器的附属品，甚至在国际上以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到处插手。    在台湾，要改变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