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贝尔一九四四——四五年曾在驻华美军中服役一年半时间，他是一九七六年七月退伍军人访华团成员之一。）    今年七月在重庆，在一个天气晴朗炎热的下午，我看见了一张放大的巨幅照片，由于年代久，照片颜色发黄了，但是画面上的人们的笑容及照片的意义却不减当年。我感到惊讶不止，于是跑出屋子去叫我们美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团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在中国驻扎过）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看这张照片。我问向导，是谁把这张照片挂起来的？什么时候挂的？向导说，毛主席曾在这所房子里度过许多时间，制订活动和工作计划，并会见重要领导人。一九五八年这所房子辟为纪念馆开放时，即挂起了这张照片。一九五八年正是冷战年代，在那时，许多美国人是难以理解中国人珍视他们同我国人民的友好接触这种事情的。    这张照片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当时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那时，我与另外两名美国军人杰克·埃德尔曼和霍华德·海曼通过大学里的学生朋友，曾会见了周恩来。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次会见，一星期之后，我们被邀请去同毛主席一起吃饭。    我们去赴宴前满怀着热望，因为愿意抽出时间来与三个普通的美国兵会见从事他认为也是重要的事情——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人，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是正在忙于处理世界历史上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的人物。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下午，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身上背着背包，里面装着准备送给毛主席的礼物——几条香烟，快步地走过这条又窄又脏的街道来到了这所白灰粉刷的房子，登上了台阶。我们一起在楼下的一间房里等待着，在这间房的一端挂着一个竹帘子，不久，竹帘子掀开了，出现了毛，他微笑着向我们问好。在场的还有他的译员和其他一些朋友。他显然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送的香烟，我们对此感到很高兴。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说我们对他太慷慨了。    我们在一张楕 圆形的大桌旁坐下吃饭时，毛泽东对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专心致志地倾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他问到了我们在国内的生活情况，问到了我们的家属情况以及我们对战后生活的愿望。他不会讲英语，是用华语讲，但是讲话时却是直接对着我们说的，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席间，毛主席曾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他请我们回国后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他认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他满怀深情、十分乐观地谈到了我们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因为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是始终意识到每个小时的重要性的，于是他提醒我们说：太阳快要下山了，如果我们想照像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照。我们到花园里去，大家摆好姿势照了几张集体照，以记录这个愉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我始终珍藏着那张照片作为那次会见的留念。发现中国人也珍藏着这帧照片，真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和激动！当然我指的是今年夏天，我在重庆纪念馆墙上看到的那帧三个年轻的美国兵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    今年七月，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期间，无论我们到哪里，人们一得知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与毛作过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时，就真心实意高高兴兴地迎上前来同我们握手，今天使我想起了伸过来与我握手的那数百双手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在参观工厂、学校、饭馆和托儿所时，人们要我们讲述那段故事，我们不知讲了多少遍。    我确信，对毛的这种热爱，将进一步加强和鼓舞已经攀登得如此高的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六）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一日电】题：《人民日报》强调华体制的成果，批判“四人帮”，从“大乱”走向“大治”    北京十一日电：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社论说，落实彻底批判“四人帮”等八个方面的任务，是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关键。    这篇社论综述了华主席就任后的半年概况，指出了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绩，说这些成绩证明华主席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并且，社论说，如果今后能够落实八项任务，那么，在三年内，也就是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八○年，全国将达到全面稳定。    华国锋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曾指出今年的任务是：（一）深入开展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二）加强党的建设；（三）发展国民经济；（四）开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这篇社论所指出的八项任务是对以上四点的进一步发展。清除“四人帮”是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但是，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华体制成立仅半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度过动荡时期的信心，实现了国内稳定。    【法新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华国锋主席在接替已故毛泽东掌舵六个月之后，仍在争取中国政治上的安定和团结。    今天的《人民日报》说，华主席的实现“安定团结”的希望旨在使中国达到“大治”，“大治”是中国领导人和官方报纸在江青倒台后一直不断讲的一个主题。    《人民日报》列举了“华国锋主席取得的巨大胜利”并概述了他执政头六个月中的大事。    官方报纸说，这些成就证明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    这番话似乎目的在于肯定华的合法地位和确立一位领袖的威信。    这个行动计划包括了八项人所熟知的主题，这些主题表明仍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很大的。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四月十二日以《华主席的宏伟蓝图》为题，刊登南通社记者四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摘要如下：    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华国锋领导党以来在最近半年时间内中国取得的成就，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社论强调说，这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时期。社论同时把华国锋制定的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计划归结为八点。    基本出发点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同时援引了毛泽东三年前说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    华主席现在强调指出，第一项任务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揭批四人帮，并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流毒和后果。但是，引人注目的是，社论指出应该“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可能使人理解为这是要重新检验这一时期某些现象的一个迹象。    第二项直接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党的作风，通过加强理论教育来建设党的队伍。在这方面，强调各级党的机构应该吸收能正确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中央的政治决议与指示的新干部。    “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在这个行动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确地提出，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    社论说，在教育、艺术和科学方面，党的领导要坚决彻底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政策是在一九五七年宣布的，但是很快就被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准则所代替了。    强化国家机器和军队，这在华国锋制定的行动计划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社论说，应该发展和加强中国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坚持民主，同时坚持民主集中制。    最后一个直接目的是，建立领导能够依靠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人民日报》把这称作是“华主席的宏伟蓝图”，说这个宏伟蓝图将把中国——“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建设得更加强大。

【路透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美国人士说，美国国会代表团今天开始同中国外长黄华会谈。    据悉，会谈的中心是中美关系，但是也讨论了广泛的国际问题。    这是代表团上星期六到达北京后首次同中国领导人会晤。    这个十八人代表团中包括十个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    预计代表团明天将同中国领导人再次会谈。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四月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经互会同发展中国家的军火交易》，副题为《苏联——最大的军火出口商》，摘要如下：    在战后的这段时间里，军火生意发展得特别快，现在已经是属于发展最快的贸易项目之一了。在军火生意大发展的过程中，各军火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这种竞争不单单是在价格方面进行的，而更主要的则是直接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消失，而国家保护的做法则占主导地位。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军火中，由生产国政府部门提供的占百分之九十五，由私商提供的则只占百分之五，而这些私商又绝大部分有政府的营业许可执照。    从国际上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有一种极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是同它们的逐步建立新的军事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这种需求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段时间里平均每年增加几乎百分之十，这超过它们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单单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两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军火进口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达到四十亿美元的水平。一九七五年所购进的军火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这样军火进口额就几乎达到了五十亿美元的大关。在非定期或定期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军火的国家中，除了苏联和美国之外还有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加拿大、波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很明显，名列前茅的还是苏联和美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五年这段时间里，苏联总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百四十二亿美元的军火，比美国多提供了七亿三千万美元，或是多提供了百分之五点五的军火。    直到一九五五年，经互会国家所提供的军火还是很少的。一九六○年之后，苏联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军火供应国。    提供军火可以起到若干种作用。首先可以帮助买卖军火的双方建立并加强关系。其次，通过提供军火可以阻止在购买军火国家中出现那种为军火供应国所不希望的政治发展趋势。还可以有目的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某种政治集团。然而，东方集团国家输出军火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力图使它们过份庞大的军火生产能力充分开工。此外，最近，经互会国家通过提供军火来抵销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其必不可少的原料的情况越来越多。    还有，经互会国家同时向两个对立的双方提供军火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姆尼波尔公司卖给葡萄牙军用运输机，这些东西被用来打非洲的解放运动的战士。而这些非洲的解放运动战士们则同时也是用这家公司的轻武器装备起来的。库尔德人用老式的捷克和苏联的步枪来打用较新的捷克和俄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伊拉克军队。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一日电】白宫四月十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新闻秘书鲍威尔，他谈了以下问题：扣留苏联渔船这位新闻秘书在由于美国扣留一艘苏联渔船而进行的长时间问答中说：“我们不谋求同任何国家进行任何对抗”。他接着说，“我国的渔业和与渔业有关的人”必须“得到保护”。    他说：“美国已经显示出最高限度的克制态度。”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耐心的、有条理的和合情合理的。”    他解释说，总统希望确保苏联人对三月一日起开始生效的美国捕鱼条例“没有什么误解”。然后，在“早些时候发生三次侵犯事件”之后，鲍威尔说：“除了”国务院对苏联大使馆“直接表示关注”之外，“总统认为，鉴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他找不到其他合理的抉择”。    这位新闻秘书解释说，除了扣留苏联的拖网渔船“塔拉斯·谢甫琴柯号”，苏联货轮“安塔纳斯·斯涅库斯号”奉命在波士顿停泊。    在那里，该轮非法运载的货物将被没收。他说，这包括超过法定数量的河鲱鱼。他指出，没有下令扣押该轮。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一日电】国务院四月十一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人是发言人霍丁·卡特，他谈了以下问题。苏联的拖网渔船卡特对提问的人说，扣留一艘苏联拖网渔船并把另一艘带进港口一事“并不被认为是美苏关系中的一次严重事件”。    他还说，然而，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把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召到国务院，以便“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他们注意”美国政府对苏联侵犯美国根据三月一日生效的法律建立的二百浬的捕鱼区的“次数和严重程度”的关切心情。

【路透社伦敦四月十日电】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一位前总理、他的夫人及也门的一名外交官今天在这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外边被一名刺客击毙。    也门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说，被击毙的这几个人是：前总理阿卜杜拉·哈吉里（六十岁）、他的夫人法蒂玛（四十岁）以及也门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外交使节。    警察说，他们是在他们的汽车里被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持枪的人打死的，这个人扭开车门，用手枪作近距离射击把他们打死的。    此间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说：“我认为这次杀害是政治性的。哈吉里先生的死是也门的一大损失。”    他是在北方政府在利比亚倡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也门共和国的计划上进行了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担任总理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当政府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时，数以千计的人被捕，有些人被作为颠覆分子处决了。    在他放弃了他的职务以后四个月，苏联训练的军队成立的一个七人委员会掌了权。    他死之前担任他的国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之职。

由此看来，阿马利里克的警告是对的：假如西方（尤指西欧）一不小心，那么可能有一天，英国和法国会重蹈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悲剧。三、“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一九六九年，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写了一本小册子：《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批评腐败的苏联政权。他不久被捕，被控违反苏联刑法的第一九○条法例——造谣中伤国家的罪名，被放逐到离莫斯科东面一千哩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改三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了。    阿马利里克生于一九三八年。一九六一年曾经因为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和官方的史实“解释”不合，被逐出莫斯科大学。后来他当过建筑工人、绘图师、邮差，最后拿起笔来，攻击苏联的官僚政府，终于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后来把这次劳改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非自愿的西伯利亚旅程》。    一九六六年，他被准提前回到莫斯科，但仍被秘密警察诸多为难。他后来忍无可忍，再提起笔来，写成了这本预测苏联政权会崩溃下来的书    ——《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    他曾经说出他写这本书的三点原因：一、他看到苏联政体日坏，有大祸将至的迹象。二、他要驳斥在西方流行的一个观念：以为苏联现在正在逐步走向自由化。刚刚相反，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苏联政权正走向更高压、更极权的境地。三、他认为既然不能在苏联的官方刊物发表抗议，便只有把文章送到外面来。    书的第一部分分析苏联内部几个阶级的不同意识，第二部分则着墨于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可能引起中苏大战的危机。    他把苏联社会阶层分成以下几类：一、出版地下刊物、搞“民主运动”的人；二、中产阶级；三、政府公务员；四、人民。阿马利里克认为，支持“民主运动”的苏联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克里姆林宫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分析得较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懂得享受、生活舒适而又高踞要职的“专家阶级”。对于腐化的苏联政府，这一批人也并不见得能起什么作用，因为长久以来，苏联政府就一直在“有计划地铲除具有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一般的中产阶级，都存有通常的那种怕事、畏强权、“自觉无能为力”的心理，成不了事。对于政府的公务员而言，阿马利里克更不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只是站在岗位上的机器人”而已，那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最怕惹上麻烦。在谈及广大群众时，他认为，没有人——包括那些在克里姆林宫内养尊处优的官僚们——知道群众想的是什么，但是他深信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日渐上升。    阿马利里克认为，今日的苏联正是危机重重，就象俄国本世纪初两次革命前社会中存在的危机一样：现代的苏联，是一个阶级分明，僵化了的社会，一个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政权，一个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存在着民族仇恨的国度，这些都是定时炸弹，随时会爆发开来。    阿马利里克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上，但是他明白苏联政府会想尽办法来压制他们。他认为，即使社会的改变不是来自内部，那么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的转化，也会使政局产生变动，最后终会令勃列日涅夫政权崩溃。在第二部分中分析苏联对外关系时，他预测中苏有一天会发生大战。    在分析中苏矛盾上，阿马利里克指出：无论在意识形态、外交、边界问题上，中苏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终会触发战争。他预测中苏大战会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间爆发。他进一步预言：大战一旦爆发，德国将重新统一，一直受莫斯科钳制的东欧诸国会脱离苏联的核心而独立，苏联境内饱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欺压的少数民族，会起而反对莫斯科。大乱的结果，终会使克里姆林宫倒塌下来。    阿马利里克这种对官僚政权的抗议，给他在一九七○年五月带来了三年西伯利亚的放逐。刑期本应在七三年结束，但是苏联当局却在七三年，把他的刑期重判延长三年。这一次流放得更远，放逐到离莫斯科以东六千哩、鄂霍次克海畔的马加丹去。最后苏联在去年七月十五日，把他赶出国。在他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他告诉西方记者说：“这一次的旅程，才不是非自愿的。”    这几个月来，阿马利里克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奔走演说，揭发苏联社会的重重黑幕。    自从《苏联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吗？》发表至今，阿马利里克对于书中的论点，有了一点修改。不久前，阿马利里克在纽约发表演说，修改了苏联的政权会在一九八四年倒下来的说法。理由是：苏联的统治阶层，这几年来对付西方“缓和”和压制国内动乱的手法，变得更加圆滑。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过去数年来，中国在军事方面，发展得较为缓慢，并未发展到足以与苏联抗衡的地步。（三）

【法新社巴黎四月十一日电】题：扎伊尔：西方对苏一古向非洲渗透的第一次反应    拉巴特一金沙萨空中桥梁使用的法国运输机，对西方来说，突然具有了象征性的价值，这是西方对苏—古向非洲渗透的第一次反应。    在一九七五年的安哥拉战争中，由苏联武装的古巴“自愿军”竟在罗安达扶植了一个人民共和国。自那时起，非洲大陆便处于苏—古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下，非洲大陆的温和国家多次对西方世界漠不关心表示不安。    波德戈尔内和卡斯特罗最近在东非和中非旅行中，向这些地区的解放运动和政府保证完全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旅行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苏—古对这个大陆的渗透。    非洲转向东方的“进步”国家和转向西方的“温和”国家之间的分裂，已是肯定的了。这条从地中海滨直到非洲南部的裂痕，由一系列从西撒哈拉到埃塞俄比亚、从贝宁湾到刚果的局部紧张局势表现出来，以处决和种族对抗为特点，这引起了非洲大陆真正的“不稳定”。    这些“骚乱”之最严重者，目前要算扎伊尔地区了，从三月十日以来，它同来自安哥拉的、受到安哥拉人民政府支持的“入侵力量”相对抗。对扎伊尔来说，威胁是严重的，在富饶的沙巴矿区这个基本地区——整个国家经济的动力——中威胁着扎伊尔。    罗安达政府否认沙巴地区的“颠覆活动”是它搞的，并认为这一事件“纯属扎伊尔内政”，与它无关。因此，蒙博托总统向内图过去作的那样（呼吁苏一古支援以消灭他的在内战中受扎伊尔支持的对手），也决心呼吁“非洲声援”。    虽然埃及和苏丹今天看来已准备响应这一呼吁，但摩洛哥（不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却是第一个响应呼吁的，因为它派了一支强有力的皇军去扎伊尔。    法国同扎伊尔有防务合作协定的联系，它在金沙萨和拉巴特的请求下，看来已毫不犹豫地给它们以必要的空中支持，以便把摩洛哥的军事物资运到扎伊尔的战场上去。    在法国军用飞机参与这个行动的姿态之外，观察家们看到这一行动具有只能使许多通过合作协议与法国有联系的非洲国家放心的心理作用。    在这距法一非达喀尔会议召开还有一星期的今天，法国的这一行动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这一行动提前回答了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象牙海岸总统博瓦尼以及乍得外交部长所表示的担忧。乍得外长最近还对西方外交面对东方国家外交之活跃所表现出的“死气沉沉”表示不安。    作为西方国家工业所必须的原料的拥有者，“温和的”非洲国家对苏联有可能控制其潜在财富也表示不安。在这方面，法国所采取的帮助扎伊尔的行动只会使这些国家感到放    心。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十一日电】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今天到达这里，开始对南部非洲进行一周的访问。他说他带来了如何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主张，但没有带来解决问题的整个蓝图。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十一日电】英国外交大臣欧文今天会晤了非洲“前线”国家主席、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情况看来是顺利的。非洲“前线”国家在反对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方面是最为激烈的。    欧文说，他同尼雷尔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实在很顺利”。    他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讨论之后说，尼雷尔对于“我向他概括介绍的做法是很感鼓舞的”。他说：。他说：“没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我要找出一点分歧都感到很困难。”    欧文从伦敦到达这里不久就首先会晤了穆加贝。出席会谈的还有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代表。    以后，欧文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同穆加贝及其代表团是有分歧的。    欧文说，他向穆加贝和尼雷尔总统建议，为将于明年组成独立的罗得西亚国起草一项宪法。他说：“我谈的是讨论建立一个讲坛，这个讲坛（也许是一个会议）稍后可以决定为在一九七八年实现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所必需的步骤。”    欧文说，主要的分歧之处是穆加贝认为，只有参与游击战争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就是爱国阵线的人——才能参与罗得西亚问题的讨论。    这位英国大臣又说：“我说明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合众国际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十一日电】英国外交大臣欧文今天抵达坦桑尼亚，他带来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建议，通过“选票而不是通过枪炮”使罗得西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    欧文立即会晤了黑人民族主义者领导人穆加贝。    继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和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对同一地区进行的访问之后，欧文此行的目的是设法恢复得到西方鼓励的那种解决问题的势头。    欧文在抵达时对记者说，重开罗得西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他带来的“选择办法之一”。    【法新社达累斯萨拉姆四月十一日电】据观察家们说，欧文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使前线国家来支持恢复谈判，并使爱国阵线消除对举行进一步会谈所抱的敌意。

【合众国际社曼谷四月十一日电】外交人士和军方人士说，在共产党政府部队炮击湄公河中靠近泰国的两个岛的叛乱分子的同时，老挝宣布在首都处于戒备状态。    在湄公河边界上的警方官员说，泰国官员切断了万象和农开之间的官方边界渡口。    在农开的一位新闻记者说，老挝共产党部队炮击了清竹岛上的右翼叛乱分子，迫使叛乱分子退出了这个岛屿。他说，企图占领桑基岛（万象东面六十公里）的叛乱分子也遭到了老挝重武器的轰击，其中有一些炮弹飞到泰国境内。    【法新社曼谷四月十一日电】老挝政府军今天清早冲上了湄公河中的两个小岛，把它们从小股右翼叛乱分子手中夺了过来。    在泰国报纸发表了一周的臆想报道和在右翼分子占领了清竹岛之后，老挝就实行了戒备状态。从湄公河的泰国一侧可以涉水到达清竹岛，这个岛离老挝河岸约有半英里。    老挝人在上周的外交照会中说，泰国当局帮助或赞成了这次袭击，但是泰国官员否认同右翼分子的占领有关系。    【合众国际社曼谷四月十一日电】老挝首都的外交官今天说，由于同邻国泰国关系的恶化，共产党老挝已宣布处于戒备状态。

【美联社吉隆坡四月一日电】苏联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到四月三日就满十年了，可是这里的外国外交家们说，俄国人今天并不比十年前更接近于达到同马来西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和扩大贸易的目标。    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家发表评论说，苏马关系目前比过去十年间糟了，因为目前某些人士里存在着反苏情绪。    马来西亚曾经是彻头彻尾反共的，并且不同任何共产党国家建立关系。但是一九六七年，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说，他将向共产党国家敞开大门，允许苏联人在这里建立第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大使馆。    当时，拉赫曼说：“你可以把它称作一种试验。他们（俄国人）嘴上谈和平共处和不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将试试看。外交关系终归不是什么永久不变的东西，他们什么时候行为不当，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在建交后两年，他们在亚洲的这个地方举行了规模最大的贸易博览会之一，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贸易没有增加。驻这里的苏联大使说，从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六年，苏联从马来西亚进口了价值十二亿四千万美元的货物，主要是天然橡胶。    另外一些人士说，苏联在同期只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价值大约三千万美元的货物。    驻这里的外国外交家们说，苏联同马来西亚的贸易将继续出现巨额逆差。    苏联的货物在这里的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上很难同美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货物竞争。    苏联人对于马来西亚要在滕贝林河上兴建一座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水力发电工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是，一些情况使得苏联人未能把这项工程搞到手。    他们曾想使这项工程成为有声望的苏联技术杰作，好让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看一看。    苏联人一再私下抱怨，尽管马来西亚已同他们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但是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驻这里的苏联大使说，苏联已通过教育部给马来西亚人提供奖学金，但没有人接受。    苏联和马来西亚曾互派文化和体育代表团，马来西亚人也访问莫斯科，但是即使这些到现在为止也是勉勉强强接受的。    外交家们也说，目前苏联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冷淡。

【法新社巴黎四月十一日电】戴高乐将军的前总理和前外长德姆维尔对蒙特一卡洛电台说：我觉得这件事是要证明，法国反对在非洲进行颠覆，同时也担心让那些对最近在安哥拉发展的、势必也会在南部非洲发展的那种形势感到不安的法语国家放心。    国民议会独立共和党议会党团主席罗歇·希诺说：“我觉得法国给予旨在维护扎伊尔独立的全非合作力量以支持，是完全正常的。”    “最后，我再一次看到法国共产党似乎只能设想由俄国和古巴领导人最近的共同倡议而组织的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前途，我对此感到惊讶。不管马歇的朋友们对此说了些什么，他们反正是决意要站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一边的，众所周知，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损害年青的非洲国家的利益和损害非洲国家和西欧之间必要的合作的。”    法国民主社会党总书记安特曼说：“法国给扎伊尔的援助对于制止苏联在非洲的渗透，是一个可喜的主动行动，苏联在非洲的渗透最终对欧洲的独立来说是一种威胁。”    社会党全国书记和发言人埃斯蒂埃说，“不管今天作为赌注的非洲大陆的价格抬得有多高，法国为捍卫一个可疑的事业而卷入纠纷肯定是得不到好处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三日刊登自民党会议员川崎秀二写的文章，题目是《走向“大治”的中国，缔结条约的最好条件》，摘要如下：    现在北京正处在冬去春来的季节中。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目前已被推举为国家领导人。    我讲了话表示哀悼。我说“没有在周总理在世期间缔结成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在遗憾”，说着不禁掉下了眼泪。邓副委员长这时作了明快的回答，她说：“这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办成的。但是，实现它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也完全取决于日本政府首脑的决断。”    她回忆说：“你每次来，周恩来同志都会见你，他都对我说了。”她列举事实说明苏联的霸权主义，诚恳地陈述了外交政治论，她说：“日本决不可以示弱。”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斗志十分旺盛。    目前，在中国，被毛主席指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的体制稳定。同时，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与一九七三、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和一九七五、七六年的批判走资派等运动相比较，批判四人帮的规模更大，、也更加彻底。    批林批孔当时，周总理曾经直截了当地向我说：“西欧的新闻记者说，批孔是针对我的。可是，五四运动时，正是我提出了：如果不突破孔子的教义，无产阶级思想就不会完全胜利。”现在想来，可以认为，周总理是悄悄地把四人帮比作孔子了。    四人帮完全得不到军队的支持，他们要把被民众所普遍蔑视的江青推为主席，自不量力，野心勃勃，搞了阴谋，从而自取灭亡。另一方面，四人帮在最近四、五年掌握了舆论机关，所以，肃清他们的影响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华体制的口号是：一九七七年是“大治”之年。一九七六年，中国失去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这些建国的老前辈，又加上唐山大地震，是悲剧之年。今年，以逮捕四人帮为转折，是走向“大治”的一年。    中国从事对日关系的人，对福田内阁基础的广泛和福田关于“忠实地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表态是给予相当大的信任的。    可以说，下决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鸠山访华自不消说，还应该实现福田访华，去结束四年来无所作为的局面。

说中国用芭蕾舞来颂扬革命使这种经院式的僵硬舞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优点一种本来不再能指望具有的活力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四月三日——四日刊登一篇题为《上海芭蕾舞在巴黎：毛的几节诗》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上海芭蕾舞不是给西方人看的，而是给中国人民看的。    象目前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剧院上演的《白毛女》这样的剧，是以古典舞蹈为其渊源的。舞蹈吸取了毛的格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典芭蕾舞已成为一种用来抒情地叙述毛主义英勇业绩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这不大是一种芭蕾舞，而更多地全然是一种戏剧，其中穿插着以精湛技巧来表现的舞蹈、歌剧、滑稽剧。    引人入胜的音乐，又象是普罗科菲耶夫式的交响乐，又象是军队进行曲，又象是中国旋律的如泣如诉的曲调。对于我们这些外国观众来说，非常富于情节剧色彩的某些剧情，似乎是埃皮纳尔（孚日省首府，是法国绘画中心——本刊注）绘画馆里的画面。另一些剧情则因其逼真和激情而达到了动人的境界。    整个剧情使人想起一首英雄的长诗，情节变化极为丰富多采，并归结到主题上，就象是歌颂毛的一些诗节。技巧非常高的男舞蹈演员一点也没想要突出。激励中国跳芭蕾舞的那种因素，同首先促使苏联人，其次促使今天的日本人在演出芭蕾舞方面与西方舞蹈演员竞争的那种因素，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中国人打算通过同他们的传统舞姿相差很远的古典舞蹈，来颂扬他们的革命。但是，这么一来，他们就使这种经院式的僵硬的舞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优点，一种本来不再能指望它具有的活力。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四月八日发表该报记者永里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华国锋体制下的新路线——日本经团联访华团随行记》，摘要如下：    华国锋新体制在毛、周逝世后，面临着大地震等天灾和四人帮对生产活动的破坏这一重大的考验，国内经济被迫陷于不振状态。新体制团结在毛主席的指导方针下，在华主席卓越的领导下，正在沿着极其稳定的路线前进，提出了现实的经济政策。这是土光团长及团员一致的感触。    土光团长的一个印象是：“我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不讲假话的、纯朴正派的人。令人感到：在他的身上好象把毛先生、周先生两人合在一起。这样认为也不错。”    访华团和华主席的会见是在时而夹杂着大笑，象闲谈那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据说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华主席讲话。谈到了日中、中苏问题，四人帮问题。他特别强调说：“根据平等互惠的精神，中国以自己拥有的资源，日本以自己拥有的工业力量，进行经济合作，为了发展世世代代的友好，发挥我们今天的责任吧。”    关于中苏问题，据说华主席以相当激烈的口吻谴责了苏联过去的背信弃义，给人印象是目前难以想象中苏两国之间的距离会缩短。    “一年前，在一切方面，中国政府要人说话都是吞吞吐吐的，以怎样的态度应付才好，令人不知所措，但是这次以外贸部部长李强为首，大家都明确地阐明了各方面的方针。气氛非常明朗，令人惊异。四人帮造成的影响，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大家一致的印象。    从这一情况看，从出色地处理毛、周善后的领导能力，可以说华体制是过去没有过的新型政权，他的路线是在所谓党和政府基本政策的延长线上的。    把精力贯注于日中经济交流的经团联副会长稻山嘉宽说：“过去会晤已故周总理时，他说过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他说：‘今后的世界，必须走向人类共存共荣的目的。把日中关系友好地联结起来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这次访华，从毛周路线的继承人的华主席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使我确信自己所努力前进的方向是不错的，同经团联的同事们一起切身感到这一点，这真是幸运。”    总之，通过这次访华完成了一个树节。今后的树干如何成长，可以说是个重大课题。

【合众国际社台北四月八日电】参议员戈德华特说，他认为美国不必在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之前放弃同国民党中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戈德华特昨天到达台北进行一周访问。    这位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支持者说，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单方面地背叛一个盟国，美国人民也「不想背叛国民党中国」。    【中央社高雄四月九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晚上在高雄，接见戈德华特夫妇，并共进晚餐。    蒋院长对戈德华特表示欢迎，并且就国际局势、中美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本刊讯】英国《卫报》三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卡特对台湾不再抱主观愿望》，摘要如下：    驻台湾的人数不多的外交界确信的一点是：这个人数不多的外交界人员不久后将会更少。据说美国现在驻在国民党中国的大使也将是美国驻在那里的最后一位大使了，美国把它的使馆从台北移到北京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台湾的美国官员——他们有点象在病人听不到的地方讨论一个晚期病人的一批医生    ——说，在卡特当政后，已不再抱主观愿望了。他们带着一种宽慰的口气说：台湾好象已到了据说快要死的病人都要度过五个阶段中的接受阶段了。    一位美国官员说：“不可避免的感觉普遍地增加了。我们长期来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最后到了这样的阶段，其谈论的中心是如何解决和何时解决这一问题了。”这是他谈论“撤销承认”——断绝华盛顿同台北的外交关系和废除华盛顿同台北的防务条约的用语。    事实上，按照精神病医生对死亡划分的阶段来看，台湾可能正处在拼命讨价还价的阶段，或者说离开接受同美国断绝关系还有两步    ——这种情景肯定使人感到象死亡即将来临那样恐惧。但仍然存在着譬如象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的倾向。    国民党官方的立场是，台北和华盛顿断绝关系是“假设性的”事，因此，没有很多线索可以看出国民党人所考虑的美国撤离使馆的可接受的最起码条件是什么。    但是这里的美国官员说，他们的“感觉是，国民党人希望至少得到象日本人那样的条件”，换句话说，设一个不挂国旗的准使馆。    卡特总统的顾问们希望在美国同大陆正式建交后也能有同样的侥幸。一位美国官员强调说，不管怎样，都要看北京是否默许。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四月十日登载罗伯特·怀曼特发自东京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台湾的一位高级官员上周对我说，如果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国民党中国的这个岛屿要塞就“谋求俄国帮助”，而不是被拖进共产党中国的势力范围。    吉米·卡特想成为在北京开设美国大使馆的总统，对于这一事实，台湾政府是采取了听任态度的。    由帮助制定政策和长期来是美国朋友的这个人（他要求不要报道他的姓名）亮出转向苏联的可能性，这表明国民党人现在面临的危机到了什么程度。他说，“作为个人来说，我不愿与苏俄为伍。但是，问题在于要在虎与狼之间作出选择。”    人们也许会争论说，如果国民党人真的要同莫斯科做交易，他们就不会来谈论此事了。    看来，国民党人此刻仅仅是切望提醒卡特注意，为了避免被大陆搞掉，他们可能干出什么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