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总务委员会的名誉委员。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他生活在中国，后来又曾几次访问中国。）    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格里·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神情很严肃安详。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若、自然从容，既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又专心致志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辟划战后中国的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地设法通过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美国人直接接触，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我记得，我当时以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容忍的好奇态度望着他。有关他的图片和报道简直是歪曲了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坚毅、最不平凡的伟人之一的面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前额非常宽而高，快到头顶部才有头发。他那乌黑的头发全部往后直梳，但是前面的几绺头发微微往前倒，覆盖了部分太阳穴。理着齐耳朵的短发。这样，他那半月型的黑发，围衬着他那特别宽大坚毅的面容。比他的前额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那双锐利机灵，目光炯炯的大眼睛。显然，他习惯于观察他周围情景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是在龚澎的帮助下，安排了这次会见的，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但是毛却把事情倒了个个儿，倒是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是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些什么样的见识。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作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令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后来又有一天，也就是在他结束了同蒋介石的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毛邀请格里和我在共产党办事处同他一起度过那个晚上。在场的有周恩来、龚澎和其他几位。那是一个忧郁的夜晚，大家的心情都感到压抑，都在一心考虑着一个问题。由于蒋介石权欲熏心并且断定他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消灭解放区，因此内战不可避免，爆发内战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认为，毛当时邀请我们到那里去，是对美国人民友好和信任的表示。当时的华盛顿政府决心要阻挠中国人民意志的实现，它将不以屠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满足，但是毛泽东懂得，美国还有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我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地听别人谈话的人。我当时对此感到意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毛早期就教导所有革命干部要进行调查研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及往后一段时间里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各地转，同人们交谈。他每到一处，就召开调查会，通过这些会，他获得了能够据以进行分析和领导的广泛的实际知识。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很明显。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作是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地交谈。（二）

【共同社华盛顿四月六日电】美国总统卡特今天对一批来访的日本财界人士说，他准备在以后时间允许的时候访问中国。    卡特在白宫同这批客人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他说，他对美中关系充分正常化的问题，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但是，据说卡特这样说，他目前太忙，不能去中国访问，所以他决定派他儿子奇普·卡特代表他到中国去转达美国对中国的善意。    领导日本财界代表团的是住友化学公司总经理长谷川周重。他在来美国之前访问了北京，曾同中国华国锋主席会谈。长谷川周重是作为土光敏夫率领的经团联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的（长谷川是经团联的副会长）。    长谷川在向卡特介绍他同华会谈的情况时说，中国很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他还告诉卡特，中国外交部官员认为中美关系同中苏关系不一样，并不存在什么基本困难。    长谷川向卡特解释说，在中国官员看来，台湾问题并不是严重问题。长谷川说，对于他对台湾问题的解释，卡特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七日晚刊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消息，标题是《美国总统对正在访美的日本财界人士说：我希望访问中国》，摘要如下：    不久前，作为经团联访华团的一员访问中国，并同华国锋主席会谈过的住友化学公司总经理长谷川周重，六日同日本有影响的七位财界人士在白宫会见卡特总统时，介绍了他们和中国方面进行会谈的内容，同时说“中国强烈希望促进同美国之间的友好”，促使卡特总统早日实现美中邦交正常化。对此，卡特总统表明了要访华的希望，他说“我也希望访问一次中国”。    这表明，日益向中国倾斜的日本财界，一方面侧视着在对华政策上一直采取慎重姿态的政府，一方面把要求加强日美、日中、美中三国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放在心上而正在开始独自采取行动，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萨马查尔社新德里四月七日电】美国卡特政府正在向北京发出讯号，表示美国希望向同中国建立更广泛的和正常的关系方向前进。    在这方面，有几个意味深长的步骤已经在采取了。这些步骤，由于是在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的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破产之后采取的，因此具有了新的意义。

【路透社华盛顿四月七日电】由十人组成的国会代表团今天离开这里前往上海，这是五年前尼克松政府期间开始的美中交流计划的一部分。卡特总统的儿子，二十四岁的奇普同代表团一起进行访问。    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组成的这个代表团是卡特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第一个中国代表团预期在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    美国代表团领导人之一、民主党众议员布雷德马斯说，他设法了解中国对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武器会谈的反应和对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的反应。    卡特在竞选总统时说，他打算让他的家属进行外交工作，奇普·卡特参加代表团一事，着重说明他当他父亲的特使的作用。

【时事社东京四月七日电】题：园田和柯西金开始会谈，苏联方面一开始就态度强硬，柯西金说成败取决于日本的态度    莫斯科消息：日苏两国首脑的政治谈判已于七日上午在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大厦的办公室由园田特使和柯西金总理举行。    会谈一开始，柯西金总理首先讲话，强调说：“这次政治谈判成功与否，全部取决于日本方面的态度。”这使人再次得到了苏联方面对谈判采取了强硬姿态的印象。    接着，这位总理先说：“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是非常大的。”而后又说：“我们期望你们是怀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来到莫斯科的。”这番话暗示了在这次谈判中，看日本方面提出的旨在打开局面的“建议”的内容，苏联方面也有同意达成协议的意向。    园田特使在这次谈判中，不是将争论的焦点北方领土问题等作为主题，而是呼吁苏联方面保持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从高度的政治判断出发，争取为使渔业谈判走上轨道而“创造环境”。    【时事社东京四月七日电】铃木农相为了打开撞上暗礁的日苏渔业谈判的僵局，继园田官房长官之后，已于七日乘日航飞机前往莫斯科。    农相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确信，为了建立北洋渔业的新秩序，倘若两国渔业负责人回到前些时候铃木、伊什科夫的协议的原点上来，进行推心置腹的谈判，那么，两国之间就会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我要进行努力，以便回到母港的北洋渔船尽早出海作业。”

说苏恼火的是，美除建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搁在一边外，还向苏提出一项后退计划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三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为《苏联指责美国不守信义》，摘要如下：    本周苏美关系戏剧性地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认为，不能相信美国会遵守自己的总统许下的诺言，甚至不能相信它会遵守那些已载入签订了的协议的内容。    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在同美国人进行私下交谈时，对卡特政府为了提出一种崭新的大大削减战略武器思想而实际上废除关于战略武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这样一项未经充分考虑的决定表示恼火。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星期四在他举行的不平常的和极为坦率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果新领导一上台……就把同其他国家关系中所取得的所有积极的东西都一笔勾销，那么实际上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还有什么稳定可言呢？”    苏联人说，如果这只是美国在重要的双边问题上态度根本变化的头一个事例，他们的反应大概还不会如此强烈。然而他们说，就同俄国人有关的事情说，一个协定达成之后美国完全改变态度、废约和做重要修改的先例是大量的。    决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我们认为，你不能真正指望美国政府履行其最高级领导的许诺。直截了当地说，你面临着美国是否可信任的严重问题。”    苏联人说，一九七二年由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在他们举行首次最高级会晤期间所签订的美苏贸易协定的命运是迄今最令人失望的。这个协定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因为美国国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之后，将美国给予贸易优惠待遇与苏联允许犹太人更自由地移居国外联系起来，并对美国政府支持的贷款加以限制。    克里姆林宫任一九七五年初就废弃这项协定一事说，美国国会的举动违反双方都庄严地签字的一个文件的内容和精神。    葛罗米柯三月三十一日说，“美苏交换了肯定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有关正式文件。本来，一切都很清楚了，只要把工作做到签署协定就行了。开始时工作有所进展。可是突然出现了一堵墙，整个工作冻结了。看来有些人，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势力，不喜欢这一切……    “出现了很大困难，这些困难近来还加大了。”    卡特政府除了建议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完全搁在一边以外，本周还向苏联人提出了一项后退计划：批准符拉迪沃斯托克方案，而将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式导弹留待以后谈判。苏联人说，这种想法就是肆无忌惮地取消早些时候达成的谅解。因此，克里姆林宫很恼火。    另一位级别高的苏联人说，“使我们惊奇的是，卡特竟会派国务卿万斯带着新的要我们答应的强硬要求来到莫斯科，这些要求无视过去，同时，要使我们成为他象礼拜天传道师那样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期待出现妥协呢？这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本刊讯】土耳其《人民之声》周刊第九十九期（三月八日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人民的签名》，摘要如下：    俄国船只在公海上，向正在捕鱼的我国机帆船开枪，并抢走我四艘渔艇和抓去一些我渔民；对此消息只有一两家报纸作了报道，而且这些报纸就这一事件的报道也只占了三五行。    新沙皇及其卫星国保加利亚的修正主义者，在黑海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反对土耳其的骄横无理的事件。近来，保加利亚和俄国当局在公海侵犯我渔民的非法暴行，有增无减。    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一向采用的一种政治压迫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却发生在土耳其和苏联之间准备签署的政治合作协定被推迟签订的时候。    除此而外，土耳其已到了向莫斯科贪婪的高利贷主乞求贷款的地步。一个国家为了伸手要东西而于五至十天后将自己的外交部长派到莫斯科去；期待这样的国家会在新沙皇的蛮横无理的威胁之下把腰板挺直，是过分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把我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和我国电力枢纽控制在他们手中，并非是无故的。这一切给他们提供了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和自己横行霸道的“权利”。    政府的立场离卫护我国对地中海的权利和保障我国渔民的安全如此之远，以至没有抗议苏联的暴行，反而竭力镇压渔民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帝国主义者怀有当土耳其老爷的野心问题上，人民的呼声也将是一致的。让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署协定吧，我们也要对此记下一笔，并搞了一个签名：土耳其人民，将表明他们是酷爱独立、富于革命性创造力的。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必将推翻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资本主义和地主，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屈服于新沙皇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美联社莫斯科四月六日电】莫斯科市民对出租汽车车费大幅度增加甚感愤怒，在苏联首都展开了记忆中第一次消费者大抵制行动，纷纷舍弃城市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司机过去在街上兜客时，只接纳那些用钱乞求的乘客；可是，他们现在要在出租汽车站大排长龙，等候乘客光顾。    一位司机一直在车内看书打发时间，他带着怒气说：“我在这里一直等了一小时，竟无人上车；车费加价，无人想坐车了。”    由国家经营的出租汽车垄断公司由四月一日起将车费提高。虽然西式通货膨胀被认为不可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但当局宣称，由于出租汽车服务改善，增加车费理所当然。    现在坐出租汽车，行车一公里收费二十六美分，比以前刚好加价一倍。第一段路程的基本车费也告增加，由十三美分加至二十六美分。等候一小时的车费，由一点九八美元增加至二点六○美元。一位前出租汽车乘客说：“我常常乘出租汽车到市内一处地方探亲。现在我负担不起了，改坐地下火车。”    莫斯科出租汽车早已以服务不均匀著称。加价前，司机除非获得额外车费，否则经常拒绝载客往远地，有些乘客等了几个钟头也可能坐不上车。（转载香港《大公报》）

【路透社海牙四月五日电】司法部今天说，苏联保安警察（克格勃）的一位前头目已被拒绝在荷兰避难并被驱逐到西德。    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三十一岁的阿历克谢·米亚赫科夫（他自去年六月以来就住在荷兰中部的埃德）昨天在阿纳姆附近边境检查站交给了西德警察。    这位发言人说，米亚赫科夫是在一九七四年叛逃到西柏林的，写了《ＫＧＢ内幕》一书（去年在英国出版）。他申请作为难民在荷兰避难。    这位发言人说：“拒绝他的避难要求是因为西德已接受了他，而且他持有德国的难民护照。”    这位发言人又说：“拒绝他避难要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荷兰没有工作，在这里没有收入。”    他还说，苏联特务自缓和开始以来就加紧了反西方的颠覆活动，克格勃已奉命要从克里姆林宫的缓和政策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反戈一击他说，他的“人道信念”是与“苏联现制度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有所抵触的”，经过了长时间的内心斗争，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下了决心，“不仅要与这个政权决裂，而且还要参与反对这个政权的斗争”。    他说，他背叛的是一个压迫着他自己的国家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毫无怜惜地剥削工人，其对外政策则充满危险性和侵略性。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ＫＧＢ反问特务，不可能有条件搞地下反苏组织，因为危险性很大，人们也不会相信他。唯一可行的是与西方情报组织取得联络，用自己掌握的ＫＧＢ秘密和经历，给予苏联政权以沉重打击。于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他就一直想方设法与西方联系。    《ＫＧＢ内幕》一书，共分十二章，书后附录了三个ＫＧＢ内部的机密文件。    米亚赫科夫把自己比作一只挣脱了狗索的看门狗，在第一章详细叙述了他利用到西柏林出勤的机会叛逃的经过。过程紧张刺激，从侧面反映了苏联与西方在西柏林的明争暗斗的激烈程度。    米亚赫科夫在第三章引用苏共内部的机密文件，列举一连串事实，揭露雇用十一万人的ＫＧＢ是“苏共政治局的间谍军队”，是苏共的打手，它统揽间谍、反间谍以及秘密政治警察的工作。苏共赋予ＫＧＢ的权力，不仅及于苏联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伸展到东欧国家的人民中去。ＫＧＢ秉承苏共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意旨，对很多重大的世界事务施加影响力，苏联外交政策是ＫＧＢ间谍活动的决定因素。    米亚赫科夫在第四章揭露ＫＧＢ为了镇压国内的反苏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敌对分子，肆意践踏了苏联的宪法。他说，苏联实际上是一个警察国家，它通过ＫＧＢ在人民中布下的恐惧网，加上以单薄的“民主国家”外衣作掩护，将人民与外间世界隔绝，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各阶级、阶层中制造矛盾这三道板斧，维系着现政权的延续。    米亚赫科夫在随后的四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剖析了ＫＧＢ招募特务的各种卑鄙手法，揭露ＫＧＢ人员为了创造“反间”成绩，换取高官厚禄，不惜无中生有，把无辜人民打成“内部敌人”的各种毒辣手段。    米亚赫科夫还用了三章篇幅，具体地对比了苏联“黑手党”——特权阶层与被压迫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和普通士兵的生活。对狼狈为奸的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生活有较细致的描述。    米亚赫科夫为ＫＧＢ卖命五、六年，拜官上尉，对ＫＧＢ的活动知之甚详。从资料性这个角度来看，他在这本书所揭露的大量事实，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磨刀霍霍，ＫＧＢ为了配合苏共的侵略扩张政策，正在世界范围内加紧它的罪恶活动。它千方百计地要在香港找寻立足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时此地，借用这本书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加深我们对ＫＧＢ活动的方式和手段的认识，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今天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与革命导师列宁所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有本质的差异的；今天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ＫＧＢ所捍卫的和所执行的，只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下）

【南通社新德里四月六日电】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今天上午在新德里开幕。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二十五个成员国的代表全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博茨瓦纳、乍得、古巴、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尼、伊拉克、牙买加、利比里亚、尼日尔、尼日利亚、秘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越南、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    【法新社新德里四月七日电】印度总理德赛今天向不结盟国家保证，印度将保持名副其实的不结盟。    他还劝他们在行动上“不要给人这样的印象：象其他集团一样，我们也是一个集团”。    德赛在这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说，“尽管受到某些方面的阻力”，不结盟运动还是发展了。    德赛说，“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种族歧视在世界某些地区仍然猖獗。这是德赛上台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讲话。    德赛在指出新形式的不平等关系已经代替了原来的殖民统治之后说，争取人的精神真正独立的斗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中享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成为普遍的现象”。他说，他相信消除贫穷、摆脱恐惧的斗争“应该是决定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的关键和鼓舞力量”。    德赛还要求不结盟国家不要听信“富者越来越富，强者越来越强的这种陈套”。    他还说：“我坚信，要得人助者必须先自助。”    在谈到经济形势时，总理说，现在存在的“一些现象说明，由于多国公司，由于我们在贸易上仍然缺乏能力以及我们能够拿来用于发展工作的国内国外资源存在着更大的差距，经济关系更加不平等了”。    他说，不结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通过在我们中间建立名副其实的合作和协商关系来对贫穷开战。我们必须坚持完成这个任务：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依靠别人的施舍和仁慈”。    【萨马查尔社新德里四月七日电】印度外长瓦杰帕伊今天当选为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本次会议的主席。    全体会议上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分别研究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

【合众国际社金沙萨四月八日电】扎伊尔今天在等待摩洛哥军队和中国的未具体说明的三十吨援助的到达，以便赶走一个月前侵入沙巴省的叛乱者。    扎伊尔是在中国季先念副总理指责苏联“一手策划了”入侵扎伊尔事件几小时后宣布北京向蒙博托总统政府的援助的。    【路透社金沙萨四月七日电】一名（扎伊尔）发言人说，第一批摩洛哥军队将在明天（四月八日）到达。    发言人说，蒙博托总统今天同摩洛哥国王哈桑通了电话。    摩洛哥距扎伊尔两千五百多英里（四千公里）。    摩洛哥有一支约五万人的军队。    【法新社拉巴特四月七日电】拉巴特官方人士晚些时候证实摩洛哥派出一支部队去扎伊尔。    【法新社洛杉矶四月七日电】《洛杉矶时报》今天报道，美国已经有人开始招募雇佣军为扎伊尔政府打仗。    这家报纸说，前雇佣军戴维·巴夫金正在报上刊登广告，招募三十岁以上的人参加雇佣军，最好是有越南战场上的作战经验的人。    巴夫金曾在六十年代在扎伊尔（当时叫刚果）打过仗，也曾在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内战中打过仗。    《洛杉矶时报》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巴夫金的情况。    他已经承认曾经招募过一些去年已经在安哥拉被处决的美国雇佣军。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七日以《加丹加叛乱分子加紧在扎伊尔的控制》为题自金沙萨报道：    这里的情报人士说，加丹加叛乱分子目前在巩固对扎伊尔南部沙巴省的控制，建立了一个文官行政机构，设法维持各社会公用事业，并运进新的物资。    这些人士说，加丹加人的加强阵地是为了准备进攻科尔韦齐。    自从一周多以前科尔韦齐前面最后一座城市穆察察陷落以来，沙巴省的军事活动暂时沉寂下来。这些人士说，但是这一沉寂并不说明军事行动已经放缓。    也许叛乱分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战略的最显著的迹象是，重新开放了穆察察和同安哥拉交界的扎伊尔城市薄洛洛之间的铁路运输。    铁路能加速在安哥拉的基地补充物资和增援部队，也为运进重型装备提供了保险的手段。    看来，加丹加人是要在他们三月八日以来攻占的沙巴省的三分之一地区维持正常状态。该地区的少数欧洲人通过电台联系通话说，自叛乱分子开进以来，公用事业没有什么变化。    但同时，在约一千五百英里远的首都，自四月三日以来紧张气氛显著地增长了。    在外国侨民中，现在有大量关于政府将在“何时”而不是“是否”改组的猜测。    正如一个在扎伊尔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欧洲商人昨天说的那样：“在叛乱开始时，我想（蒙博托）对这个国家如此严密地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能够顶住这次进攻。现在我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对他的反对在增长，而且不仅是在沙巴。我在我的非洲雇员和同事中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法新社金沙萨四月八日电】从科尔韦齐回到这里的可靠人士今天说，扎伊尔沙巴省主要铜矿中心科尔韦齐周围的军事形势看来正在稳定下来。    在过去一周，“叛乱分子”在距科尔韦齐八十公里之处停了下来。这里的军事专家对前加丹加宪兵在过去十天中的活动减少有不同的解释。    一位军事专家说：“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前加丹加宪兵短期内打算在战场上干些什么。但是我们不怀疑（他们）原来的目标是科尔韦齐。早在去年十一月，我们就得悉有一个进行更大规模入侵的计划，这项计划甚至要进攻下扎伊尔（在扎伊尔和安哥拉之间的西部边界），这一行动的目的无疑是要使扎伊尔失去稳定。”

【本刊讯】比利时《晚报》四月五日发表一篇题为《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成就》的评论，摘要如下：    波德戈尔内自己已感到需要多次使他的对话者放心，并声明苏联不是寻求军事基地，苏联的援助不会是政治上某种忠顺的当然结果。    苏联确实可能接受了它过去错误的教训，并明白了在现场过于抛头露面是难以被接受的。在安哥拉，俄国和东德技术人员已遇到居民的反对，并使安哥拉人运感到不愉快……    由于时代变了，苏联好象在非洲采取了另外一种战略：从今后宁可控制海路，“简单的港口便利”对它来说，就足够了。在这种选择下，不仅同莫桑比克，而且同安哥拉和索马里都签订了友好条约。换一种说法就是，从今后苏联在大西洋沿岸和印度洋沿岸都有“友好国家”，对它的船都有“便利条件”，这是把原料和石油运往西方的通道。这样，莫斯科享受着更大的战略好处而又不太直接面临各种因素的连累，各大国认为这些因素是无法衡量的，而且会给它们带来许多麻烦：也就是部落或宗教的因素在非洲始终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在纽约，各家石油公司的大老板们每天地集会，研究形势。跟着，他们又飞到伦敦，举行“伦敦政策集团”的会议。    这是西方石油界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的包括从美国到欧洲“最好的石油脑袋”。会议是绝密的。这绝密的会议越开越是缺乏互相信任的气氛，利比亚人竟然知道会议都讨论了些什么，显然，在座的有人把机密通知了对方营垒！    “伦敦政策集团”焦头烂额，他们最后决定分兵作战。派史特劳萨尔门特率领一个代表团重新到德黑兰，跟波斯湾产油国家谈判，派帕斯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跟以利比亚为首的地中海产油国家谈判。    二月二日，谈判正式破裂。    ＯＰＥＣ于是召开自己的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说，如果到二月十五日，国际石油财团如果还不接受ＯＰＥＣ的方案，那么，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支持各国成员国重新提出更严厉的条件，任何国家的石油公司如果不接受，将受到ＯＰＥＣ所有成员国的石油禁运制裁。    国际石油财团跟前只有一个简单的抉择：老老实实地解决问题，或者是本身被解决掉！屈服伊朗巴列维国王向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发表了电视讲话，再一次警告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大亨们：“权力遮天的石油‘七姊妹’必须张开他们的眼睛，认识到他们活在一九七一年，而不是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这是世界石油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这是ＯＰＥＣ划定的二月十五日“死刑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天，西方石油财团屈服了，他们跟波斯湾产油国家签订了德黑兰协议，同意每桶原油的标价提高三十美分，在一九七五年之前逐步提升到五十美分。    这个增幅比起后来的一九七四年大幅度调整价格，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来说，已经足够引起轰动的了。    引起轰动是由于它的政治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已经由事实证明，它们是本国石油资源的主人，国际石油垄断财团和跟它相依存的政府，说话算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英国一位写书的人这样慨叹道：“力量均衡已发生了变化，大公司们已不再是石油王国的帝皇，石油生产国才是帝皇！”    （五十六）

【法新社加德满都四月六日电】缅甸总统奈温和夫人今天抵达这里时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热烈欢迎。奈温和夫人是应尼泊尔国王和王后的邀请前来进行三天“友好亲善”访问的。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四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画坛春意浓    ——韩素音女士谈中国美术界近况》，摘要如下：    文革以来，中国大陆的文艺界，在江青等四人帮的压制下，长期处于低气压中。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已不见其作品或演出了，文艺创作趋于公式化和概念化，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不到贯彻。    大约一九七二年开始，中国大陆文艺界中的美术部门，似乎有了些改变。不少老画家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物中出现。这些作品起先被印在外文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如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日文版的《人民中国》等）上面，继而在其他中文出版物如《人民画报》上也大量出现了。其中，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著名的老画家李可染。当时，海外不少人还认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已经从美术界开始，逐渐到来了。    一九七三年，美籍学者赵浩生先生在重访中国的旅行中，访问了著名画家李可染和吴作人。这两位画家非常开放地同赵先生谈到了对齐白石的印象、评价及有关艺术创作的问题。这篇访问记刊登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号的《七十年代》上，引起了海外读者广泛的兴趣。然而，当赵浩生先生在一九七四年二次访华后，却表示不拟把这篇访问记收入他的单行本《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里面。接着，又传来了李可染、吴作人以及一大批老画家受到批判的消息。李可染的桂林写生被形容为“黑山黑水”，黄永玉的猫头鹰被说成是“别有用心”。一九七四年，北京还开了一次“黑画展览”，把这些老画家的作品拿出来“示众”，供“群众批判”。在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全国美术展览中，也不见有老画家的名字。当然，在中国的出版物中，也不再见到这些老画家的作品了。    中国美术界的春天被埋葬了！甚至有人传说，一些老画家，包括李可染在内，都被迫死了。    那一次的反复，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的文艺界，首先是美术界，会有什么改变？    英籍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访问了中国大陆两个多月，于二月中旬途经香港回欧洲。在港停留的数天当中，韩女士接受了本刊访问，为我们回答了上述一些问题。李可染和“黑画展览”背景    首先，记者问到李可染的近况。    “李可染没有死！我见到他啦！”韩女士带来的消息粉碎了两年前的传说。    韩女士说，自七三年李可染受到批判以后，他就住到北京郊区香山去了。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正要搬回市区来。他今年七十岁，人是老了一点，但身体看来还是满好的。    李可染同韩素音一见面就跟她谈起了周总理，一面说着，一面流下了眼泪。他说，周总理是真正的革命家，他懂得怎样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总理总是很耐心地帮助画家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安排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参观学习，借此鼓励他们前进。但自从江青干扰文化艺术以后，情况就变糟了。江青根本不懂得艺术，不懂得国画。江青说不能用黑墨画国画，这可见江青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不用黑墨怎样画国画呢？江青并且说，黑是象征着搞阴谋。李可染就因为用黑墨画画，被指为是“黑画家”。江青并制定很多条条框框，如不许画下雨的景象，要画就应该画“阳光普照”的情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艺术给破坏了。在艺术学院，他们利用一些学生来打击老一辈的画家，他们对老画家大扣帽子，乱指为走资派，要学生斗争老师，破坏师生关系。江青一方面说过去的艺术都要不得，另方面则大肆吹捧那些年青的画家，仿佛他们一生出来就是个完美的画家，这实在是推行“天才论”。这样一来，老一辈的画家都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只有不画画，不教学生，不培养接班人。很多老画家就这样被折磨得病倒了。    李可染谈到一九七二年美术界的活跃及其后被“批判”的背景。他说，在周恩来总理还没有病倒的时候，也就是在七一、七二年，周总理很关心老画家。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北京需要建造新旅馆，周总理就把一些老画家请来一块设计，并请他们为新的宾馆和中国驻外的新大使馆作画。这是因为毛主席曾对斯诺说过，他不愿意到处都只看到自己的像。总理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当时四人帮对这个做法，不仅没有反对，还说很好。但当总理病重的时候，也就是在七四年，四人帮却掀起了批判老画家的“运动”，把他们的画拿来开了一个“黑画展览”，说这些画的作者是“黑画家”，借此反对总理。因此，七二年美术界的活跃，是周总理借着中国外交发展的需要，企图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和落实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双百”方针以及知识分子政策；而江青等在七四年的“批判黑画”则是以文艺问题为借口，指桑骂槐，矛头指向周总理。这就是事件的背景。    李可染说起这些事情，激动极了。最后，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我们的周总理死得太早了，他没有看见四人帮的下场。说着就泣不成声。    韩素音女士谈起吴作人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问题主要出在对齐白石的评价方面。江青骂齐白石，但吴作人坚持他对齐白石的看法，结果，吴作人就被指为“黑画家”。黄胄协助搞陶瓷设计    善画驴子的黄胄，在文革时被江青等称为“驴贩子”画家。韩素音女士这次也见到了他。她说，黄胄是一个很幽默、开朗的人。在画家中算是比较年青的，今年大约是五十一、二岁吧。黄胄除了擅画驴子以外，他画的少数民族的人物和风景，都很出色。长期以来，黄胄受到四人帮的压制，当他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高兴得马上走去买酒痛饮。现在，韩素音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愉快的人。    谈到黄胃的近况，韩女士说，黄胄现在除了画画以外，也帮助搞陶瓷器和轻工业方面的设计工作。因为在四人帮时期，陶瓷器也给他们搞得不成样子，设计出来的制成品不好看，式样总是死板板的。黄胄很喜欢做这种设计工作。华君武参加了领导工作    在文革以前，《人民日报》几乎隔三两天，就有漫画家华君武的作品。他的漫画形象是线条简单、有中国风味而又十分生动的。例如他笔下的蒋介石就很令人发噱。但是，这位著名的漫画家也已经有十年没有作品发表了。他对韩素音女士说，这十年来，他有六年是在干校。在七四年的时候，四人帮曾把华君武找来，要求他为他们画画。华君武拒绝了。他对四人帮的附从说，他很久没有画画了，已经不懂得怎样画了。然而四人帮一垮台，华君武立即拿起画笔。他把十月以来的第二张漫画送给了韩素音。画中的林彪，样子很象他以前画的蒋介石。据说，他现在担任美术界的部分领导工作。他很忙，正筹备在五月开一个大型的画展。因为五月是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日。黄永玉和他的新画风    在韩素音女士所见到的画家中，她对黄永玉的生活和他的新画风，有很深刻的印象。谈到黄永玉所画的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韩素音女士说，那只猫头鹰原是应朋友之请而画的，不准备拿来发表。但四人帮却以此为借口，对黄永玉大肆攻击。原因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韩女士说，周总理很喜欢黄永玉的画，曾把他的一幅画挂到新建的北京饭店的大堂。后来，总理病重，四人帮就马上把黄永玉的画拿下来了，说是有政策上的问题，是右派，并把黄永玉抓起来审查了六个星期。总理在病榻上知道以后，立即下命令马上释放黄永玉。四人帮不得不放了他，但却千方百计阻止他继续画画。他们把黄永玉一家迫迁到一个小屋子里去住。那屋子甚至没有窗子，没有光线，灯光昏暗，四人帮的意思就是不让黄永玉画画。但黄永玉就在这么小的地方，在这样差的环境条件下，仍然坚持画画，每天都画。屋子小，怎么办呢？他就把画纸贴到墙上来画。就在这间小屋子里，黄永玉创作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既有传统，又有新意，一看上去就给人一种清新的、不落俗套的感觉。关良和关山月    在文革前，以画京剧人物见长的老画家关良，他的作品也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位老画家现年已七十七岁了，过去他画旧京剧人物，以笔触简练、神态生动而自成风格。江青自命是搞京剧“革命”的“旗手”，文革时就大肆攻击画京剧人物的关良。另一方面，四人帮却要关良画一批“三突出”的人物。关良不肯画，于是四人帮就说他有问题。四人帮的做法，使关良认识到，这些人呀，只有你为他们服务，他们才会说你对，说你好。有一次，四人帮召集在上海的画家，要他们画一些反对走资派的画，并说要矛头向上，越向上越好。关良就对四人帮说，他不懂怎样去画这些画。现在四人帮倒了，关良又继续画画了。他仍是画京剧人物，但有了新意。他送给韩素音的新作《今日欢呼孙大圣》，就包含有打倒四人帮的时代意义（“只缘妖雾又重来”），而画风则仍然生动如故。    在广州，韩素音还访问了岭南画家关山月。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幅名叫《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型国画，就是关山月和傅抱石合作画的。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这张画，并经常与外宾一起，在这张画前照像。关山月他们画这张画的时候，陈毅和周总理曾鼓励他们，陈毅并提出，要把祖国的“娇”的方面突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江青他们很不喜欢这张画，因为他们提出的是“三突出”。关山月是一个敢与四人帮公然对抗的人。文艺的春天快到来了    最后，韩素音女士谈到了四人帮对中国的美术界所造成的坏影响。她认为，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许多年青画家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例如，他们画的画，每一个人总是脸圆圆、胖胖的。因为四人帮认为，只有胖才显出精神来。这根本不符合现实。中国人的骨胳是比较细小的，结果许多人画出来的人物不象是中国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并不是胖才显出有精神。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瘦得不得了，倘若如实画来，难道这是表示他们没有精神吗？或者要违反现实，把历尽艰苦的红军个个都画成胖嘟嘟的呢？所以，中国的美术界，特别是画人物的一些年青画家，要打破这些框框，打破这些八股，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记者问韩女士：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现在又再次强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的“百花齐放”跟五七年的“百花齐放”，有什么不同呢？韩女士说，最大的不同是：五七年的“百花齐放”，参与的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而这次则有更广大的工农兵参加。因为一九五七年中国刚解放了八年，人民的知识水平还很低，所以当时参与鸣放的实际上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但现在不同了，人民的知识水平和觉悟都提高了。他们能看、能读又能写，而且经过这些年来的经历，对事物的认识也深了。所以韩女士认为，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文艺方面出现的，将是一次有广大人民参加的真正的“百花齐放”。中国的文艺春天开始到来了。画家们在画幅上最早传达出了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