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三日刊登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科林·麦克尔斯的访华观感，题为《中国处于新文艺复兴前夕——我对今天中国戏剧艺术的印象》，摘转如下：扫除四人帮文艺获解放    打倒“四人帮”，给中国人民的生活，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它解除了对文化活动的箝制。这里所产生的结果将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感受到。人们把这称为“第二次解放”。    扫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无疑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过去罕见的思想和文化自由。    我作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团的一员，从一月十六日到二月二日访问了中国。在此期间，我们到电影院和剧场观看了几次演出，剧目包括有《东方红》（在广州），《小刀会》，《长征组歌》（在上海）、《洪湖赤卫队》（在无锡）、和《八一风暴》（在南京）。    尽管文艺界已经发生变化，但一个广泛的文艺政策，尚待新的领导层制订出来。不过，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我得到这样的印象，江青戏剧理论中很多极端狭隘的观点都有待揭露。特别是在一九七○年江青所推行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手法，差不多可以肯定将被扔倒路旁去。。    我这次在中国欣赏到的所有电影和舞台表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它们在文革前都普遍受欢迎，但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在一些事例中，受压制的原因是莫名其妙的。看来，江青就是因为文革前的文艺创作没有她的份儿，所以她痛恨文革前的一切创作。《东方红》动人心弦    对我来说，能够重看电影《东方红》和《洪湖赤卫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九六四年，当我还在北京教授英语的时候，我有幸在中国国庆节的那一天出席和欣赏了《东方红》的首演。那时，它被称为“音乐舞蹈史诗”。在文革前，我也看过《洪湖赤卫队》，而且象中国人民清楚表现的那样，十分喜爱它的音乐。    现在拥挤着观看这两部影片的观众，比六十年代中期影片初映时更加热烈。    我又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影片里所表现的中国革命历史，是那样的威力巨大、动人心弦。《小刀会》的英雄有说服力    舞剧《小刀会》所表现的年代，比以上两部影片所表现的都早。它所描述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有关的一个农民秘密帮会起义。它的内容和影响所及，是反帝的，但它所塑造的英雄却远没有江青所要求的严格。实际上，从影响来说，它比江青刻板式的英雄更有说服力，更逼真。“四人帮”是在去年十月被打倒的，舞剧的演员并没有太多的排练时间，然而舞剧的舞蹈水平——正如人们在中国最大的都市或农村小城镇所预期看到的一样——十分高，可称壮丽动人。    这个舞剧的重演，和以上两部影片一样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它的内容、服装、动作，都与文革前所看到的传统戏剧较接近。    我在南京所看到的《八一风暴》，是以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为题材的话剧。它详细描述了在周恩来总指挥下的一个小组的行动。这个话剧重演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歌颂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的贡献，这也是对周恩来表示无比敬仰和歌颂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深切爱戴；和江青一伙对周总理的刻骨仇恨，都是无可怀疑的。不用说，江青一伙对这出把周恩来如此光辉地歌颂的话剧，必然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镇压。事实上，《八一风暴》以话剧表现也是值得注意的。多年来，江青对京剧的极端偏好，几乎使其它一切专业剧团消声匿迹了。大量优秀剧目将重演    尽管我的访问很短，但我十分强烈地感到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多年未见过的大规模文艺复兴的前夕。中国现正准备把大量戏曲、话剧、舞剧等文革前的优秀影片重演，并且创作全新的剧目。他们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    毛主席关于文艺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路线，将保持完整不变，这是必然的。    江青错误地解释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把它极端狭隘化了。现在，中国人民全知道，她的影响就是要窒息创作，使中国文艺舞台刻板化。更重要的是，“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能接受的剧目数量削减至濒于消灭。    中国人民正以极大的骄傲把这局势尽快扭转过来。    （二月四日寄自澳大利亚）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在二月七日出版的一期上刊登一篇述评，标题是《勃列日涅夫不来了？》，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原计划今年对联邦共和国进行的访问现在成了问题。波恩外交部还认为，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将在秋季来访，而俄国外交官却让人看出，克里姆林宫领导对访问的兴趣越来越小了。    莫斯科目前主要忙于处理象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权运动，以及波兰的骚乱等这样一些集团内部的问题，以致使勃列日涅夫想暂时放弃对联邦共和国进行的、那种虽容易引起轰动但没有希望取得多大成果的访问。根据波恩所掌握的情报，由于在许多东欧集团国家出现骚乱，莫斯科领导集团内部对苏共总书记的西方政策的批评越来越激烈。批评者指责他说，由他倡导而召开的欧安会是弄巧成拙。指责这位共产党总书记以同意将方便人员往来这种影响深远的条款，写进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来换取确认欧洲现状的作法是得不偿失。这个所谓第三篮子条款越来越自成一体，并且在鼓励着华沙条约内的政权反对者。    而且为勃列日涅夫所大肆宣扬的他的西方政策所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也迟迟没有到来。

【美联社尼科西亚二月十三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与塞浦路斯领导人们进行了长时问的夜间会谈之后于今天宣布，在解决塞浦路斯的努力中取得了突破。    瓦尔德海姆在对塞岛进行了一天的访问结束后对记者们说：“我们取得了突破，在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    他是在访问了中东之后在这里停留的。    瓦尔德海姆在谈到他与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的会谈时说：“我第一次看到双方真正想要达成协议。”    他透露，马卡里奥斯和登克塔什在十二日晚与瓦尔德海姆举行的晚宴会晤中同意了一个详细的文件。这个文件为塞岛两族的谈判代表规定了指示，以恢复一年前陷入僵局的塞浦路斯和谈。    瓦尔德海姆拒绝透露指导方针的细节，他只说，这种指导方针实质上是关于所争论的主要问题的：“土族和希族在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中所控制的领土，未来的塞浦路斯国的宪法结构。”    瓦尔德海姆是在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露天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的。瓦尔德海姆告诫人们不要期望据他说将于三月底在维也纳开始的谈判会很快产生结果。    但他说：“我们第一次有了解决这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可能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瓦尔德海姆—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会谈至少一部分是美国为解决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而加紧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这个问题扰乱了北约的南翼。    马卡里奥斯在瓦尔德海姆走后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与登克塔什和瓦尔德海姆的会晤是积极的步骤，但是“走向最后解决的道路大概是漫长的”。    他说，希族已作了让步，同意建立两族的联邦，而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拒绝接受的。    登克塔什在首都的土族一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两族会谈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建设性一步”，但他预言，“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    他拒绝说明他可能作出什么让步来报答希族接受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一事。这种联邦使土族有了他们自己的邦。    但是说，他们愿意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    【合众国际社尼科西亚二月十三日电】总统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今天说，他们一致同意重新召开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的正式谈判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他们又警告说，最后的和平还很遥远。    对立的两位领导人在分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们在基本问题上依然有分歧——甚至对他们为重新会谈所一致同意的书面的“指导方针”还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希族和土族领导人说，他们商定了一顶基本原则声明，作为他们在维也纳的谈判小组的“指导方针”。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二月十一日刊登该报报道共产党事务的记者戴·佛洛伊德的文章’题为《美国要求加强同共产党国家的联系》，全文如下：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布热津斯基最明确地重申了美国希望保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独立。    他是在一篇论述东西方关系的前途的文章中重申这一立场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最近一期（第一百期）的《研究》季刊上，这是在伦敦出版的研究东西方关系问题的杂志。    人们预料布热津斯基将在制订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他的观点与前国务卿基辛格及其助手索南费尔特的观点有很大区别。索南费尔特希望在俄国和东欧各国之间形成比较密切的“有机”联盟，并敦促南斯拉夫人“不要”对莫斯科“那样反感”。    布热津斯基不是这样，他希望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共产党国家逐渐演变成国际大家庭中持合作态度的成员”。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应该重申我们继续希望象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保持独立，我们应该绝对避免使人感到美国赞成把世界分成排他性的利益范围。”三个优先考虑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为《研究》季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被任命为卡特总统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已告诉这家杂志的主编说，他并不想对文章作任何改动。    他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优先解决三个互相有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在北美、西欧和远东各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改革国际制度，加强南北合作；改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把实现缓和作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是实现稳定的、日益广泛的、同时也是相互缓和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种缓和仍将不仅是合作性的，而且也是竞争性的。”

【路透社莫斯科二月九日电】苏联正在推行它自己所想象的那种缓和。它已知照人们说：它认为，苏联想同美国达成新的限制军备协议的愿望同它对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与他们接触的外国人采取更强硬的方针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莫斯科的西方分析家认为，这就是苏联在卡特作为一届保证要谋求和平与保卫人权的政府的首脑，入主白宫的最近三个星期里的言行所传达的信息。    根据苏联当前所确定的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已同意美国新任国务卿万斯于下月访问莫斯科，这项方针还包含克里姆林宫可能在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暗示。    但是苏联在国内方面所采取的限制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以及不让他们向西方发表指责苏联违反人权的言论这种行动，已使得莫斯科领导集团同华盛顿新的掌权人首次发生了冲突。    当曾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萨哈罗夫受到莫斯科检察院的警告，说如果他继续进行“诽谤活动”，就可能以刑事罪对他提出起诉时，华盛顿的国务院发表了一项支持他的声明。    苏联外交部上星期五（四日）下令把一名积极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的美国记者驱逐出境。对此，卡特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也驱逐了一名苏联记者。    然而在星期六（五日），苏联研究美国问题的高级专家、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阿尔巴托夫，发表了一篇论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中一字没有提及影响美苏两国关系的其它一些问题。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苏共《真理报》就在阿尔巴托夫这篇文章的上端刊登了一条万斯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消息。据《真理报》报道，万斯在谈话中批评了“美国一些政界人士要想使美苏关系一个方面的进展取决于另一个方面”。    在驻莫斯科的许多西方外交官看来，苏联本身倒愿意相信，卡特政府在同克里姆林宫交往时，特别是在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往时不会作这样的“联系”。    根据外交界的这种独特的看法，上一周末至少逮捕三名持不同政见者的部分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表明莫斯科不同意作这样的“联系”。    对苏联来说，搞缓和从来没有打算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作出让步，甚或是松动一下这个内容，而纯粹是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以避免军事对抗的一种手段。    在苏联看来，克里姆林宫对待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就象它支持安哥拉的左派分子一样，是同缓和完全无关的，不应允许它影响缓和的进展。    西方外交官说，由于双方都决心要在目前的临时协议于十月份到期之前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议作为特别的努力，看来仅仅一个人权问题不大可能成为达成协议的障碍。    阿尔巴托夫的文章说，莫斯科充分认识到需要迅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    一位有经验的西方分析家评论这篇文章说，这篇文章表明，苏联人以为他们可以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单独解决。他说：“他们显然以为卡特总统乐意同意这么办。    “但是，看来他们所不理解的是，他们在国内的行动只是有利于他们所称的缓和的敌人，而且使总统更难同莫斯科达成任何交易。”

【美联社莫斯科二月十二日电】《真理报》今天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发表了一个重大的政策声明，并警告积极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言人将面临逮捕和监禁。    《真理报》叫西方国家不要插手持不同政见者问题。    这篇未署名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看来也是当局对美国政府呼吁苏联提供更多人权的做法的一个答复。    此文明确地攻击了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关心持不同政见者命运的声明。、当局已警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他今后可能因他的某些行动而被起诉。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到这些人。但《真理报》具体提到了刑法典第七十条和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根据这两条，可以法办散布“反苏”材料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莫斯科的某些西方观察家认为，《真理报》文章是加紧镇压苏联很多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的前奏。

【合众国际社波恩二月九日电】外交部宣布，西德和北约组织最高司令部今天签署了一项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调整它们关系的协议。    北约组织司令黑格将军、西德国务部长格尔霍夫和西德武装部队司令武斯特在这里的外交部的一个仪式上签署了该协议。    公告说，协议规定了北约组织司令和西德司令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应负的责任和合作问题。    公告说，协议堵住了全面防务计划工作中迄今所存在的漏洞。    公告说，协议签署以后，西德将遵循北约组织的基本防务概念。

【本刊讯】法国《新报》二月十一日以《在东方，军人中也存在“持不同政见”；苏联军队中的兵变和开小差；波兰军队拒绝镇压工人示威》为题，发表马尔克罗的文章，摘要如下：    东欧国家共产党当局竭力保持一道帷幕，好使西方不全了解它们国家中的议争运动的真相。最近布科夫斯基撕破了帷幕的另一幅。这位生物学家向巴黎的英美记者协会说：“军人中也发生持不同政见的问题。”    去年夏天，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曾讲过类似的话。    布科夫斯基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说他曾在弗拉基米尔监狱中遇到四名士兵，他们因拒绝参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服很重的徒刑。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补充几条我们从无可争辫的消息来源获得的消息。最近，属于驻格鲁吉亚的两个团的士兵起义了。一些驾驶员选择自由此外，越来越经常发生苏联飞机驾驶员“选择自由”的事情。报纸曾及时透露过别连科去年九月六日，驾驶米格２５飞机在日本函馆机场着陆的故事，以及雅希莫夫在同时期驾驶安东诺夫２式飞机到达伊朗的故事。    那时以后，绝对确实的是，至少还有另外两名俄国驾驶员决定逃往西方。由于政治和安全的原因，飞行员的避难国没有声张这件事。    还应提一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苏联核导弹军舰“警戒号”在瑞典海岸附近发生的兵变。一些俄国军舰拦截了这艘船，并把它带回里加。领头的人已被判处死刑。    匮乏在东方其他国家内，当政的各国政府不再认为军队是“可靠的”。例如，据华沙来的消息，我们获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波兰军队的干部曾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打算镇压像拉多姆那样的反抗，拉多姆的工人们曾强烈示威反对食品价格过度上涨。    在镇压和尽义务方面，我们指出三个新因素。苏联监督和执行赫尔辛基协定莫斯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奥尔洛夫被克格勃逮捕了。    其次是苏联共产党高级代表团到达布拉格。该代表团来对公布“七七宪章”而引起的动乱进行调查。    共产主义制度的流行性脓疮——生活必需品的不足及生活费用上涨，引起家庭妇女的怨言，在苏联尤其如此。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些因素总有一天会引起爆炸的危险，因此，他们选择了防火战术。他们一方面加强对持不同政见分子的镇压，一方面刚刚决定对给予不满的消费者以部分的满足。

【法新社波恩二月十一日电】丹麦首相耶恩森今天在这里进行短期的工作访问，其间他会见了施密特总理。    一位官方人士说，会谈讨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和国际经济及能源局势。    这位人士说，会谈也讨论了东西方缓和及中东和非洲南部政治局势。    据一位丹麦权威人士说，耶恩森很可能已要求德国刺激其经济增长。    会谈持续了两小时，耶恩森定于今天下午回哥本哈根。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九日电】在去年十一月份访问中东的一个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的领导人今天要求美国迅速为实现和平提出一项调解计划。    参议员里比科夫和参议员贝克说，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领导人都表示愿意讨论和平解决他们的争端的办法。    但是他们在给参议院的报告中说，“所有各方都期望美国在中东起带头作用。一些领导人强调时机十分重要这样一种看法。”    这些参议员说：“目前走向和平的条件良好，美国应该迅速行动以便尽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在一九七七年初不提出一项计划将是错过一个实现和平的机会”    。    这些参议员说，美国卷入和平解决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他预测任何解决办法将包括要求提供涉及到使用美国人力物力的国际保证。    他们说：“必须从将来发生战争的代价和新武器造成破坏的危险越来越大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代价。”

【时事社东京二月二日电】述评：雅加达也有发生暴动的可能，民众和学生中的不满情绪增强    在苏哈托政权下的印度尼西亚，贪污和贫富之差扩大的倾向愈加明显了。在普通民众和学生中间，认为苏哈托政权所采取的发展政策只符合一部分上层阶级的利益，因而加以反对，并强烈要求说，与其迅速发展，还不如实行公平的分配。去年九月揭露出来的“颠覆政府计划”也是要求苏哈托下台，以实现社会上的公平。另一个特点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徒的活动活跃了。还有使用爆炸物也是最近的特点，是印度尼西亚以前没有的现象。只谈爆炸物事件，就有：    （一）伊斯兰教学生的伊斯兰学生联合会企图暗害总统，在伊斯兰教寺院内隐藏燃烧瓶的材料（去年秋季）；    （二）苏门答腊的棉兰和巴东的寺院、教会、餐厅等处的爆炸事件（去年年底）；    （三）雅加达的无人售货市场的爆炸事件（今年一月）；等等。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不可忽视的还有在爪哇制造的很多次暴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今年元旦，爪哇中部的贡朋，发生了华人街遭袭击的事件。    这次在泗水又发生了事件。一些观察家联系上述情况，指出在首都雅加达也可能由于一点小事而发生暴动。

【路透社马来西亚帕当贝萨尔二月五日电】马来西亚部队同泰国部队在泰国南部首次联合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结束后，最后一批马来西亚部队今天越过边界开进了帕当贝萨尔市。    内政部长沙菲说，马来西亚部队今后还要继续同泰国部队一道在泰国境内共同讨伐约三千名共军游击队。    沙菲说，开始五天里，马来西亚炮兵向共军猛烈轰击，已查实游击队有二十人被打死。后来，部队打开了直通往一座森林密布的小山的道路，占领了共军的指挥部。

蚬壳城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玻璃大门上镶着天然蚬壳，墙壁上是天然蚬壳，大走廊中展览着无数种类的蚬壳，庭院中有一座高大的雕塑像，全部用蚬壳砌成。    壳牌石油公司对英国经济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荷兰经济的重要性更超过英国。    蚬壳的发迹跟埃克森不同。埃克森首先是个石油生产者，它以开发美国油田开始了它的发达史。蚬壳首先是一个贸易商，它以从国外进口石油供应荷兰和英国而开始它的事业。它它的发展一直就跟英国对外政治纠缠在一起。蚬壳的经理人员被非正式地视作政府的外交官，其中的英籍高级人员一律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贵族大学毕业的学生。它的董事中，有许多人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武士头头。    纽约第六街埃克森总部的人故意标榜在商言商，不爱谈外交政治。蚬壳的人不爱谈利润，而以夸谈政治来提高身份。    蚬壳是个有多种面孔的奇怪复合体。在英国，人们故意制造印象，似乎壳牌石油公司是“纯英国的”；在荷兰，人们称呼它的全名——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似乎它主要是荷兰的；蚬壳三分之一的业务在美国，美国人设想蚬壳是一家美国公司，在欧洲的只是它的子公司！    蚬壳当然带有极大的国际性，它最高级的经理人员六成是荷兰人，四成是英国人。整个集团的股东中，百分之三十九是英国人，百分之十九是美国人，百分之十八是荷兰人。它的职员确是各种国籍人员的大组合。蚬壳的前任董事局主席戴维特·巴伦一九六七年曾经夸耀说：“我们这家公司是如此的国际化，以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变动，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蚬壳的高级人员的薪酬和生活待遇，远远超过英国政府官员。董事局副主席弗兰克·麦花臣爵士的薪金，是英国首相的三倍（英国首相年薪折合二十万美元）。    支柱以埃克森和蚬壳为首的石油“七姊妹”自视为西方经济的支柱，同时是石油生产国的依靠，自有它们的理由和历史根据。    它们是整个西方世界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能源供应者，是一部最庞大的经济机器的操纵者，它们曾经控制除中国和苏联集团以外的全世界的石油生产、运输、炼制和销售，它们手中有任何私人资本都从未达到的巨额资金，它们的手现在伸入了风狂浪急的北海，伸入了冰天雪地的北极圈    。    如果有一天，“七姊妹”忽然都死亡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就会陷入恐慌。人们甚至难以想像那个时候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情景。这种客观存在的实际，表明了“七姊妹”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上的关系，不只是经济方面。    考验“七姊妹”在半个世纪的扩张中经受了考验，它们在实践中学会了一整套外交策略和阴谋手段，成熟地把投机取巧与强权政治相结合。    经历了墨西哥和伊朗的石油国有化、伊拉克的革命、中东的历次战争，它们仍然保证了石油源源地流向西方，不让它流得太快以免市场崩溃，不使它流得太慢以免出现能源危机。它们像成功的魔术师那样顾盼自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政府的政策。它们力求证明，它们是石油这种流质的黑色金子的主人。    但它们真正是石油的主人么？    真正的考验是一九七○年代才开始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世界石油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对抗在维也纳发生了。    四天之前，西方各家石油公司的代表，由埃克森的高级负责人乔治·帕斯率领，到达了维也纳，准备跟○ＰＥＣ谈判石油的新价格。这些代表在伦敦集合时，曾由他们的领导面授机宜，规定可以同意的提价，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他们在最不合适的时候来到维也纳。因为这时候，中东以色列一阿拉伯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事先将阿拉伯军事机密泄漏给以色列，也由于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阿拉伯人又一次吃了败仗。    ＯＰＥＣ中的阿拉伯石油国家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强烈不满。维也纳的各国代表团之间，每天地交换关于华盛顿的情报。中东新危机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促进了阿拉伯石油国家和第三世界非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团结。    “七姊妹”第一次感到它们从未体会到的压力，它们的全部狡猾完全无法施展！（三）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十一日刊登一篇发自华盛顿的专稿，摘要如下：    下面是国务卿万斯昨天在他的办公室同记者进行的谈话摘要：    问：由于你即将对中东进行访问，我们对你的看法自然是非常感兴趣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对于一项总的解决办法的轮廓有什么想法？你想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答：我对一项总的解决办法的轮廓确实有些想法，不过我们正处于在政府内部研究并听取各种意见的过程中。    我想要做的是亲自听听所涉及的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的意见，并保证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意见。我然后将回国向总统汇报。我们那时就能够完成我们的分析和考虑，并形成我们认为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推动走向和平解决的观点。    问：你是否觉得，我们美国在设法制订一项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谈到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时候，试图拟定这样一个国家的疆界？还是说，你认为我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种调停的作用？    答：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提出，或者试图提出一项具体的方案。    我认为，我们的作用应该是促进各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进程，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在这方面起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各方一道工作，帮助他们商定一项使他们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取得进展是极为重要的，应当在一九七七年取得进展。我认为，现在的局势比过去好得多。正如我们以前谈过的，在过去的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事实，努力争取尽快早日解决显而易见仍然存在的分歧。    我并不想低估解决这些分歧时的困难。但是我认为，取得进展是有可能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做到这一点。    问：有些人说，巴勒斯坦人的立场有些松动，巴勒斯坦领导现在似乎期望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而不把目前的以色列边界包括进去。你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吗？    答：如果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出现缓和，那么，这显然将是一个有益的进展。这是我想亲自从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弄清楚的情况。我想弄清楚他们是否都持有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人说，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同他们深入地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问：从召开日内瓦会议这个角度来看，你是否认为将举行一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不派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    答：我认为，在人们举行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前，先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在没有进行全面和充分安排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举行日内瓦会议将是错误的。至于是否有必要举行某种预备会议以便完成这种准备工作，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问：你谈到如何满足或设法适合巴勒斯坦人的利益问题。最后你是否认为，这将意味着建立巴勒斯坦国家？    答：我要说，任何解决办法确实都有三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和平，另一个是撤军，第三个是设法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

【本刊讯】《亚洲华尔街日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弗兰克·钦的文章，题为《关于中国和有关中国的报道》，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本报二十四日刊登爱德华·勒特韦克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中国的生活和有关中国的报道。本文是对勒特韦克文章的答复。）    对于不曾是施莱辛格访华代表团成员的人来说，肯定或否定爱德华·勒特韦克发表的观感和见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勒特韦克对中国的谩骂——他并没有提有任何新的论点——是肤浅的和幼稚的，甚至还有若干事实错误，这些使他的谩骂变得软弱无力了。事实错误说明勒特韦克虽然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吹毛求疵，但他显然是没有仔细地读过这类报道。勒特韦克提到一个“新华大学”，但是，据悉北京根本没有这所大学。勒特韦克要说的显然是清华大学，他是把中文名称“清华”同“新华”——“新华通讯社”的名称中就用了“新华”二字——混为一谈了。    这些错误使人们对于勒特韦克对中国基本情况的了解产生了怀疑，并削弱了他的整个论据。在他的一些主要论点上，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勒特韦克问道：“加尔布雷思等人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呢？中国极其贫困的状况毕竟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穷国，这是众所公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过去多次坚持把这一点告诉外宾。只有那些带着某种偏见前往中国的天真幼稚的外国人才会在发现中国贫困时大惊小怪。    实现“初步繁荣”但是，即使对这一点也需要正确地看待。“极其贫困”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常年遭受饥荒的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这些现象今天再也看不到了。中国现在宣称已实现“初步繁荣”。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能够饭饱衣暖了。而这些成就是在没有外援和在美国敌视——美国企图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和在经济上剥夺中国的发展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的。    勒特韦克指责访问中国的其他人没有看到“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现象”，即中国“独有的、几乎是纯粹的极权主义”。在这里，勒特韦克又在对中国宪法中公开承认的东西感到大惊小怪了：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勒特韦克可能是对中国政府过奖了。如果中国政府的控制确实是很彻底的，那么，中国的宣传机器就没有必要屡次公布对黑市、贪污和武斗的禁令了。    勒特韦克闭眼不看中国党的分裂，闭眼不看不同辈人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勒特韦克闭眼不看中国的使国家保持运转的各种社会力量。相反，他仅仅看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当局”控制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生育。（有趣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仅局限于汉族，并不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这很难说是“殖民”主义的做法。）    没有乞丐当然，中国是一个受到控制的社会，新闻报道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近几年来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都是竭力赞扬中国的，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凡是记得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情况的记者，他们发回的电讯反映了中国取得的进步。此外，中国没有乞丐和妓女，住房费用低廉，医疗条件良好，颁发退休金，这些都确实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勒特韦克表示，记者们要么是受了中国当局的欺骗，要么就是更糟糕：记者们不诚实，没有真实地报道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我没有必要去为许多访问过中国的能干的记者辩护，但是，我想就勒特韦克对赖斯顿的评论说两句话。《纽约时报红色中国通讯》一书中登有赖斯顿的文章，我是该书的编辑。    勒特韦克说，就是在赖斯顿大肆，扬过的那所医院里，他接受了一次Ｘ光检查，“我们代团的一名成员发现那架Ｘ光仪器极其缺乏防护设备”。我无法对我没有亲眼看到过的科学仪器作出判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赖斯顿先生当时因患急性阑尾炎而动了手术，随后又接受了针灸和中草药医疗，他从来没有对该医院的设备发表过任何评论。他倒是提到他被安置在一套没有空调设备的“简单但舒适的房间里”，他还提到他被推进房间时经过了一条““阴暗、闷热的过道”。他根本没有令人厌恶地赞扬那所医院。    至于“社会平等的假象”，从来没有任何人象毛那样严厉地批评过中国残余的不平等现象。毛在逝世前还批判过中国的八级工资制。    勒特韦克的事实错误和他在一知半解后得出的概括，使人们对他的结论产生了严重怀疑。

【本刊讯】英国《卫报》二月七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题为《给编者的信》、《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中伤》，摘要如下：    先生：去年十二月贵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个处于紊乱状态的国度传来的遥远的声音》的社论，我对这篇关于中国的社论感到吃惊。这篇社论是对华国锋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的一次毫无根据的攻击。对《卫报》这样一家负有众望的报纸来说，不惜降低身份去干只能说是中伤这种事，那是很不适宜的。    限于篇幅，我只能驳斥你们这篇社论中的许多不准确和含沙射影的地方的较显眼之处。首先，你们关于“混乱”和“不安定”的报道是根据在那个四人帮被捕之前而不是在他们被捕之后一些地方关于一些混乱的情况的电台广播。支持他们的人煽起的派性争端现在已经平息了，一些地区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正常生产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恢复。你们含沙射影地说，此起彼伏的流氓闹事事件实际上形成了广泛的暴力行动，你们这种说法往最轻处说也是恶意夸大。    对于江青的批判，在那些人来看，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全中国千千万万由于对她歪曲一致同意的政策而发表了他们有权发表的意见而被她随心所欲地投进监狱、受到禁止或者遭受侮辱的人来看，她确实是残忍的。她在中国政界虽身居高位，但她并不是西方新闻界长期以来煞费苦心强调的“激进派、左派、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此，说她左、说华国锋右——你们正是这样说的——显然是荒谬的。    华国锋并没有因为一个小集团企图破坏文化革命就把文化革命一笔勾销。毛泽东著作由他来主持编辑，这将最终确保这些著作特别是有关文化革命的那些文章不被篡改地得以出版，文化革命的发动者自己对文化革命的总结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只要公正地估计一下目前的局势，就会看出：中国较为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时期。    Ｒ·Ｓ·詹金斯谨上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一月二十四日登载去年九月随同施莱辛格访华的爱德华·勒特韦克的一篇题为《中国：给人以假象》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中国本部，甚至在西藏，我们的主人在我们从一地到另一地参观公社、部队、工厂和游览风景区时都一直保持了一种尚可的近乎实际的情况。每次参观访问都是事先非常仔细地精心准备好的。有控制的参观作为真实情况的模拟，这种有控制的参观可以比作军队高级将领检阅队伍。当他们在新华大学让我们看一部计算机时，我们所看到的是唯一的一部计算机呢，还是像我的向导所坚持的那样是许多计算机中的一部呢？就在赖斯顿在几年前大肆赞扬的那个医院里，我们在一部机器前作了Ｘ光透视，而我们一行中的一个人认为这部机器极其缺少防护，另一个人在看到大学里的“计算机”时会认为那是个原始的模拟计算机。    但是，由于人民是完全受到控制的，由于作情况介绍的要人很有经验，就产生了一种接受这种故意安排的倾向，认为这是我们旅行的国家例行办法的一部分。    由于毛逝世，我们的主人不得不取消我们的整个访问计划和我们同政府领导人的会晤。因此，我们得到了整整三天的空闲时间，从容不迫地摸了北京情况。    我们立即发现，我们往返途经的宽广的马路和我们所住的饭店附近的那条商店集中的街道同市内其它地区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北京不是由柏油马路和混凝土的建筑物构成的，而是由结实的土地、泥灰和土坯构成的。北京有许多狭窄的土路胡同，胡同两旁座落着许多低矮的四合院，里面是居民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四合院里边就是住家和工厂。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城市居民确确实实是在极其简陋的小屋子里。    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种种社会平等的假象中，最明显的也许就是穿着平等的假象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穿标准的毛式制服。但是，一些人的制服是粗棉布的，另一些人的是华达呢的，还有一些人的则是优质毛料的。党的高级人员也穿那种平等服，但却是精心剪裁的毛料制服。然而，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最经常提到的正是明显平等这一主题。知识界之谜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知识界之谜。在三十年代那次俄国的波将金式参观访问的重大鉴戒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记者——他们往往显然是记住这个先例的——怎么又会掉进恰恰是同样的圈套中？是什么样的强烈欲望促使他们违反一切理智而表示相信呢？我在刚刚读完加尔布雷思关于中国没有排队现象的学究式解释之后，又看到北京买东西的人抱着希望排着长队买蔬菜的情景时，我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在赖斯顿做过手术的同一所医院进行医疗检查而想起赖斯顿的热情文章时，我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这次医疗检查中，质量标准很低的仪器产生了惊人的无法思议的结果。我在风景优美的桂林时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女议员和各种观点的议员访问过桂林，他们似乎都没有看见成千上万妇女和老人象牲口一样拉着装满混凝土块或大粪的车所表现出来的难熬的贫困。    为什么加尔布雷思等人没有把中国现实情况中最根本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悲惨贫困的景象毕竟处处都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是，他们怎么会没有看到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现象，没有看到它独有的、几乎是纯粹的极权主义？这种现象毕竟是不怎么掩饰的。    我们在北京散步时，只有一小段路有人尾随，我们自己有美国人翻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街上找人谈，那怕是随便谈也办不到。显然，在首都，甚至老太太和小孩子都知道禁止同任何外国人交谈。一切活动都是禁止的在中国，一切活动都是禁止的，只能干党所具体规定准许和提倡的事情。只有吃饭睡觉之类的活动除外（当然生殖是在党的管辖范围之内的事情，目前的政策是强烈反对繁殖的）。中国实际上几乎完全没有自由。    一批批到中国去游历以后写了书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怎么能不向我们着重指明他们根本不能同任何受权同他们谈话的人进行任何接触这个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