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二月八日电】题：白宫关于同黄镇会晤的声    下面是白宫就卡特总统二月八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的会晤发表的新闻公报全文    （本刊有删节）。    总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进行了一次友好和有益的交换意见。他申明：“我们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国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我认为美国和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有着共同的利益。考虑到这些利益和我们的双边利益，我期望我们两国的合作得到加强。”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八日电】（驻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卡特总统和中国联络处主任今天重申要进一步密切美国和这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    卡特说：“近几年来，我们在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希望看到在今后几年中这种关系将会大大加强。”    卡特在谈到使两国间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的尼克松政府在一九七二年签署的上海公报时说：“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现在是，将来也是上海公报规定的各项原则。”    黄镇说：“我们认为，只要双方严格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我们的关系就会继续得到改善。”    这两个人会谈了九十分钟，白宫新闻办公室事后说，他们“友好地和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南通社华盛顿二月八日电】美国总统卡特今天会见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是美国新政府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卡特…    黄镇会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很多，无论事前还是事后都是这样，可是这里的人们着重指出，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在于两方确认他们希望和愿意开展双边合作，并在五年前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基础上促进关系正常化。    这里没有人怀疑卡特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然而鉴于卡特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其他方面的活动，人们认为卡特不会把马上研究美中关系明确地置于优先地位。    在这方面，卡特除了就原则问题发表过一些谈话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布过任何具体计划。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近藤的文章，题为《邓女士访问缅甸，表示承袭毛、周路线，对苏联的扩张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摘要如下：    香港当地认为，已故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从二月五日开始对缅甸的访问，具体地表明了华国锋政权的对外政策是在继承过去的毛、周路线。    毛、周外交路线是以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为基轴，通过接近美国，增进同日、英、法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推进构筑反苏阵营，通过扩大同西方各国的交流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邓女士访缅，是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奈温    总统访华为改善中缅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的回礼和增进友谊的访问。但是，在这个时期派遣邓女士访缅，有不仅仅是回访的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缅甸在内政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据说社会主义化政策正处于难以进展的状态，但是过去地处印支半岛的一角的缅甸一直坚持了性质不同的独自的外交路线。现在，处于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支那半岛连接点的缅甸采取何种外交姿态，可以认为，对于已把手伸到印度次大陆的苏联同印支半岛是否能更好地通风是一个关键。    当然，对现状也有这种分析，即把苏联向东南亚的扩张夸大得言过其实，苏联对缅甸作了多少工作还不清楚。但是，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缅甸，并非没有可能向苏联靠拢，中国认为至少能够通过工作不使缅甸进入苏联势力范围，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也有的评价说，“在美国卡特政权尚未具体提出东南亚政策的时候，派邓女士去缅甸，是外交上的绝好时机”（《南华早报》）。    周总理任职总理期间曾八次访问缅甸，努力增进了友好关系。    华体制对东南亚外交工作首先选中了缅甸，也可以说是要给人们留下继承周路线的深刻印象。

【本刊讯】加拿大《环球邮报》二月七日刊登芒罗发自北京的报道，题为《中国为武装部队制定方针》，摘要如下：    中国的庞大的军工生产联合企业的成员正在北京开会，显然是为了尽力解决军事现代化和中国的经济与它的武装部队的关系问题。    中国官方报纸于上周末报道了武装部队、国防工业生产、科研和发展部门的代表参加的正在分别召开但互相有联系的四个会议。这条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会议代表。    宣传这样的会议是很不寻常的，看来也是激进的四人帮去年十月被清洗以来的另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军队转向更加着重于军事现代化。毛本人也赞同军事现代化的构想。    外交分析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对苏联采取的基本的军事态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防御性的，并且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军队和民兵中的大量人力，而较少依靠比较小的核武库。    这里的一些观察家认为，在中国军队里，对发展能够对付新式坦克和飞机的新飞机、导弹和改进的大炮的要求越来越多。越强调用“钢”打未来的战争，中国武装部队对整个经济提出的要求就越大。最近，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正在以谨慎和笼统的措词讨论在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时怎样使军队现代化的问题。

【本刊讯】日本《人民新报》二月二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发挥一切积极性，学习〈论十大关系〉》，摘要如下：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文章发表了。我一读就完全被吸引住了，不能不再反复地读。我周围的人也说要尽早一天得到这篇文章，努力学习。对于内容如此深刻的文章的思想和内容，不是可以简单地掌握的。但是，我想在这里大胆地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作为今后学习的起点。    一、我想，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发挥一切积极性。    整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政治和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关系，提出了解决方法。    现在，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不从困难的定义和理论出发，而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本身，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引出正确的解决方法，阐明规律。我们往往陷入这样的思考方法：原则是这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在这种时候，可以读这篇文章，整理自己的思想。    二、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因此，可以说，文章本身通过分析中国存在的矛盾，找出解决方法，已成为生动的运用辩证法的模范。    毛泽东就两点论作了如下的论述：“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并且，对各种关系的分析本身也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明确什么是主要方面、什么是次要方面，阐明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渗透的关系。    我们在认识矛盾的时候，在认识主要方面或主要矛盾的时候，往往产生只看到主要方面或主要矛盾，轻视或忽视次要方面或次要矛盾的倾向。举一个例子来说，政治路线必须看成党的生命、党的工作的关键。这是主要的。或者也可以说是重点。这时，如果离开次要方面特别是离开群众斗争来抽象地论述路线问题，那么就等于否定对立物的一方，就会事实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三、毛泽东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从毛泽东的上述教导来看，错误一定要批判，同时一定要帮助人家改。帮助必须是真心诚意的帮助。举例说，我们大约从两年多以前起注意到福田正义的罪行，改正了自己追随他的错误。    最近，不断有同志注意到福田正义的罪行，果敢地造了福田的反。这种时候，我们难道可以不欢迎不帮助这些同志吗？我想，和革命不分先后一样，改正错误也没有先后之分。如果这样做，党内的团结或革命队伍的团结就会加强，就能够把犯了错误的消极性转化为积极性。我想，这从党的建设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一月七日刊登戴维·萨特的一篇报道。题为《俄国人作风拖拉烦琐。人们办事要越过重重手续需费九牛二虎之力》，摘要如下：    平时，每天清早，有一群紧张的外国人聚集在莫斯科外贸银行的台阶上等待开门。他们所以早来，因为他们知道，时间越晚，银行里的气氛就越糟糕，队伍长起来了，外国人和职员也争吵起来了。    外贸银行的情景在莫斯科各地的机构里也是如此。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处理一张张表格（这种表格有一大堆），打算盘，要求顾客拿出各种各样的官方信件、收据、护照、身份证。被迫排长队等候的愤怒的外国人努力使工作人员相信，在外国的社会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苏联官僚机器的轮子转动起来是慢慢吞吞的。大多数外国人发现，同官僚机构打交道，一天最多只能办成两件事。新来的人得知，在莫斯科定居下来至少要花六个月的时间，经常拖延一年多，而在别的国家只要一个星期左右就行了。    在苏联社会中生活之所以要浪费时间，官僚机构所以能够为它自己找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不论办什么事情，哪怕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需要写信。信必须写在公笺上，打上公家的图章，亲手交去。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的一个妇女说：“我们给官僚机构写信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给朋友写信呢！”    当我第一次前往苏联政府的一个部去赴约时，使我惊讶的是我获悉，我约好要会见的那个人不在他的办公室里。那天，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去问他的下落，回答不一。后来我终于在下午四点半见到了他。他叫我次日再见。我忘记先给他写封信。    但是，要写一叠叠的信，倒也没有什么，最严重的是，要拖上好几个月，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把一封信交给恰恰是你所要找的那个官僚部门，远不能保证有人会来给你翻修住房，有人会来给你修理煤气灶，或给你安装电讯设备。把信交上去，只是意味着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了。官僚机构能拖就拖，直到它们无法再拖时，谈判才可结束。    在我抵达苏联后不久，本报在六月份要求安装一台电讯设备。我们最初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夏季过去了，秋季要来临了，我们去询问情况，回答是，“你们再等一等”，”我们在考虑”，或者“你们两星期后再来”。最后，外交部总算同意了，但又传话说，现在需要向邮电部申请。在邮电部，人们又立即对我说，安装电讯设备有“复杂的技术问题”。然后又等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因他们要考虑这些问题。    最后决定，安装电讯设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要安设备的那所住房的设计有问题。只是又经过了几周的谈判，吵了几次架，最后才安装成功。    苏联机关的那种似死水一潭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在莫斯科的生活的一部分。什么事情都是如此。雇用一名秘书要花三个月时间，买一辆新汽车要等六个月，安装热水管子要三个月，对一套较小的住房进行一般的修理也要几乎三个月的时间。这种根深蒂固的无效能的情况反映了官僚机关的漠不关心，但是由公家委派的拿固定工资的普通工人也是如此。    我在莫斯科的主要环形路上分配到一套住房。人们对我说，住房的内部修缮工作几天之内就可完成。来了六个工人。本来是可以在几天之内完成的。但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在院子里老见到这六个工人，他们延长休息时间，同朋友聊天。我就每天到我的住房那里去看一看，想叫他们快一点干。这样他们就给安了一只炉子和一只洗涤槽。但是他们安了又拆，拆了又安。他们第二次又要拆了。我对他们强调说，我同意原来安的那个地方，并力促他们快点干。    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认为，要使苏联工人卖力地干活，只要“送”他们几瓶高级伏特加就行了。这种酒在普通的俄国商店里是买不到的，只是在硬通货商店里卖给外国人的。各国大使馆和商行都在壁橱里藏满了伏特加。如果他们私下请技术熟练的苏联公民来干活，要他们按时完工，那么就可以用伏特加作为货币支付给他们。但苏联官僚机构派来的工人，人们怎么威胁他们和说服他们也无法使他们按时完工。    这种经常的、通常是毫无意义的拖拉是令人恼火的。但外国人早就克制住了他们的怒气，不去想这个问题。外国人经常同意这样的看法：俄国人作风拖拉也是有道理的。苏联社会保证了就业。但工资通常很低。苏联公民和长住的外国居民都避免同官僚机构打交道，而是通过非正式接触来把事情办好。在俄国商店里买东西，排队要达三次之多，一次是排队看商品的标价，第二次是排队付钱，第三次是排队取东西。    在苏联社会里，手续特别多。一旦发现顾客不按手续办事，职员就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借口不干活了。有一次我的办事处的一辆小汽车出了毛病。我就请别人用车把它拖到汽车修理场去。当我到达时，修理场的头头问我是不是预约好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就不修。我同他交涉了几小时（中间还有一段长长的吃中午饭时间），他总算同意修了。他叫我去排队填表。这支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我排了两小时才排到前面，填了几张有关的表格，我再把那辆勉强可开的小汽车开进了修理车间，哪里的头头说，他不能修，因为我是在下午三点以后把车开进去的。我又只好想法把车开出修理场，那个六十多岁把门的老太太又放下了栅栏，不让我出去，因为我拿不出一张证明我已付了修理费的单据。外国人牢骚满腹，但苏联的职员不予理会，因为他们有把握地知道，不管人们对他们的效率有何意见，他们是世界上已经消灭了失业的第一个国家的公民。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二月九日电】西班牙外交部和莫斯科的塔斯社发表的声明说，两国将互派大使。但它们没有立即提出互派大使的日期。    那项协议是通过葛罗米柯外长和阿吉雷外交大臣的换文而最后确定的。在这以前，两国关系从一度是完全冻结的时期走向了一个逐步缓和的时期。    两国关系是在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破裂的。苏曾支持了与已故佛朗哥大元帅领导的叛军作战的共和军。    据传，十四个月以前去世的佛朗哥曾发誓说，只要他在世，决不让苏联在马德里派驻大使。    外交部的声明没有提到曾被认为是妨碍全面恢复邦交的障碍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西班牙政府提出的要求：归还共和政府在内战高潮运往莫斯科的五百一十吨黄金。    西班牙握有这些黄金的收据。苏联说，这些黄金已被用来支付苏联给予同佛朗哥民族主义者作战的军队的军事援助。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二月九日电】西班牙和苏联今天正式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    外交部说，两国将交换大使，但没有提及日期。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从换文起生效。    外交部说，两国确信：“西班牙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合作……，这对西班牙和苏联人民是有好处的，也是符合加强欧洲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的。”    外交部今天还宣布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这样，它同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关系都正常化了。    许多政治家认为，除了其它原因外，同东欧实现关系正常化是西班牙要努力为其受衰退折磨的出口工业寻找新市场。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七日电】新提名的中央情报周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简介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五十三岁）现已被卡特总统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是一位海军上将，卡特的同班同学、前越南水域驱逐领舰舰长、前地中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罗兹大学奖学金获得者、一度担任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校长。    自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以来特纳上将一直担任北约组织驻南欧盟军司令。他由于担任北约组织驻南欧盟军司令的职务而被擢升为海军上将，使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晋升至这样一个军衔的第二名海军军官。特纳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生于伊利诺斯州海兰帕克。他在青年时期曾在阿默斯特学院就读两年，然后在一九四三年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他毕业后曾在海上服役一年，后来荣获罗兹大学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获得对外事务的硕士学位。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七日电】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被提名负责中央情报周的工作，他将给情报局带来一种受过分析问题训练的罗得岛学者的精神，带来某种有独立见解的声誉。    特纳虽然缺乏直接做情报工作的背景，但是预料他对中央情报局体制中不合他标准的任何老一套的判断和做法将提出异议。就在上个月，特纳还表示他不做用传统办法估计美苏海军力量对比的奴隶。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七日电】卡特总统今天选中他在海军学院的同学、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说，“卡特认为，这位海军上将学识渊博在军事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非常有资格担当这一职务。”    总统助理汉密尔顿    ·乔丹星期日（六日）就已说过，“在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务的人中，特纳是“名列前茅的人选中的一个。”    特纳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时，成绩在他们班上属第一，同一年，卡特却名列第五十九位。    鲍威尔说，卡特在学校时对特纳不十分了解，但的确记得同他见过面，卡特回忆说，“他（特纳）的学习成绩超过我们那么远，所以连一个嫉妒他的人也没有。”特纳现在是北约组织南欧部队司令。鲍威尔说，据他所知，特纳将保留其军职而且仍然是现役军人。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最近若干年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一直是文官，副局长则一直是军官。根据法律规定，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二把手不能都由军官担任。    鲍威尔说，他对下面一个问题无法加以评论：卡特选择一个海军军官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否是由于他对苏联海军力量的加强感到不安起了作用。    他说，总统选择特纳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特纳）这个人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人。”    鲍威尔说，特纳的提名将在“今后一、两天内”送交参院批准。    在另外一项任命中，鲍威尔宣布，卡特将让杰克·埃克德留任总务管理局局长。埃克德是由前总统福特任命担任这个职务的。    鲍威尔说，卡特对埃克德管理这个局的能力表示满意。并决定保留他，因为总统认为总务管理局局长这一职务不应该具有“政治性质”。对特纳的任命的初步反应是良好的。

【路透社新德里二月八日电】英迪拉·甘地总理今天宣布了她的执政的国大党参加三月份大选的竞选纲领，同时竭力为她的紧急状态措施辩护并保证绝对致力于实现民主。    甘地夫人强调说，国大党不是一人党，保持国家稳定并不是说要让一人或一党执政。    由于反对党对她大肆攻击，她已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但是她认为她自己只是“人民的最重要的公仆”。    这个长达五千字左右的纲领说，自从三十年前独立以来一直统治印度的国大党是广大群众的党，是“唯一不仅向人民提出其纲领、而且由人民监督其工作的政党”。    纲领说，国大党的格言是，“必须消除贫困，必须缩小差距，必须结束不公平。”    纲领谈起政府在工农业、科学、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的惊人进展。    现在的物价比一九七四年十月下降了，去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亿二千万吨，国民总收入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五，本年度的工业生产增长率预计将近百分之十二。    由于出口情况良好，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二百五十亿卢比（十六亿英镑）。    纲领又说，国大党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已决心要实现民主。    甘地夫人在这里的国大党总部向几百名党务工作者发表的讲话中追述说，近来，有不少人谈起缺乏民主和民主受到限制。    但是宣布国内紧急状态，是民主已越轨这样的局面造成的。    国大党的纲领指责“极左政党不相信议会民主”、“右的反对党”则从非民主分子得到支持。    甘地说，现在又有人在宣扬种姓制度的政治。这句话显然是指她在大选中遇到的最新威胁，即她的执政党内前农业部长拉姆为首的脱党集团。    她说，反对党的新作用是鼓励种姓分歧。拉姆本人是贱民，是印度千百万贱民公认的领袖。贱民是印度教种姓制度中最低下的一层，人们认为拉姆可能赢得贱民很大一部分选票。    纲领保证要继续执行甘地夫人在紧急状态后宣布的二十点经济计划和她的幼子桑贾伊·甘地的五点社会改革计划。    桑贾伊·甘地三十岁，在紧急状态（这件事本身是竞选中一个重要争执）期间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没有同他母亲和内阁部长一起出席宣布竞选纲领的会议。    与他有关的引起争论最多的计划是八个月里给大约七百万人做了绝育手术的大规模节育运动，而这场运动在党的文件中只赢得部分支持。    纲领说，“国大党断然声明，在节育运动中不得并且不会有任何强迫的做法。这将是一场自愿的运动，是一场人民的运动。”    纲领说，议会去年通过的全面修改宪法法案，目的并不是削弱司法或立法的权力以增大行政的权力。    党保证要让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业管理，并建立国家住房基金以解决产业工人住宿的严重不足。    纲领说，一定要实现使农民有地的土地改革。将成立农业发展银行解决小农的信贷需要    。    【萨马查尔社新德里二月八日电】执政的国大党许诺要继续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的政策，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在全世界扩大缓和，为执行联合国的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宣言而努力。    国大党竞选纲领向全国保证，它将维护和巩固民主制度，结束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和混乱状态，使人民可以和平协调地生活。    甘地夫人向世界各国保证，她和她的党为使印度强大所作的努力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萨马查尔社新德里二月八日电】印度前总统吉里今天发表讲话说，他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包括国大党在内，「我现在也不想参加任何派别」。    他说，「由于印度各地有些人问起我是否准备参加任何政党，因此，我希望十分明白地表示，我不属于任何派别，包括国大党在内，我现在也不想参加任何派别。」一批国大党青年加入人民党．【法新社新德里二月五日电】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海得拉巴的消息说，海得拉巴市特区国大党青年委员会由十四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五百名成员已退党，并决定参加反对党人民党。国大党同意同丹吉集团合作【美联社新德里二月七日电】英．·甘地总理的国大党今晚同意在三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同印度共产党合作，尽管它们两个月来曾公开地互相抨击。    国大党显然对非共产党日益扩大的选举联盟感到担心，因此它已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订立了在关键的西孟加拉邦的投票盟约，以确保该邦数量很大的左派选票不致于分散。．拉朱总书记在宣布国大党竞选西孟加拉邦四十二个议席的候选人时说，该党已把八个席位留给共产党人，而在一九七一年的上次大选中只留了五个席位。    眼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国大党是否将象六年前那样，在其他邦也同共产党进行类似的分配竞选席位的调整。

【法新社开罗二月八日电】萨达特总统说，他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晤卡特总统。这里今天转载了他的这次谈话。    萨达特是对沙特阿拉伯报纸《乌卡兹报》发表谈话的，埃及《共和国报》今天转载了这次谈话。    萨达特说，“我们愿意参加这样的会晤，如果我们受到邀请的话。”    他说：“美国是解决中东危机的重要因素。”    他说，埃及的军事开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连续四次战争之后国家正在进行重建。    他说，“共产党人认为，埃及目前的民主气氛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制订并执行了破坏计划。”    这位总统说，一位共产党议员在亚历山大指挥这次暴乱。    他说，“我一定会在四千万埃及人的支持下取消煽动性活动。”    总统保证左翼进步联合党不会被取缔。    他最后说，“我国禁止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违背埃及社会的信仰的。”    【合众国际社开罗二月八日电】今天公布的萨达特总统的一次谈话说，他的政府在上个月共产党策动的暴乱之后本应采取反苏措施，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    萨达特说，“苏联把这次破坏行动、窃贼的暴动说成是人民起义。”“我们本应采取措施（对付莫斯科），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同整个世界保持正常关系，但是这要在我们享有独立和自由的限度以内。”    萨达特说，他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指示或接受任何人的监护”。

【美联社开罗二月四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宣布，美国已同意向埃及提供五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萨达特总统的政权支持不断衰落中的经济。    发言人在一项由官方的中东通讯社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的卡特总统是在同许多国会领袖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以后作出这个决定的。    据信，之所以要提供这笔援助是由于一月十八日到十九日发生的骚乱事件。    不过发言人没有说明这笔援助是一笔新的援款，抑或是，这五亿美元是从现有的给埃及供基本建设之用的款项中挪用于商品进口计划的。    中东社说，援款宽限期为十年，然后分四十年还清。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七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卡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已决定要求在一九七八财政年度向以色列提供十七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比福特政府提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多二亿八千五百万美元。    增加援助的消息是在国务卿万斯为了给他即将进行的中东之行作准备，会晤他预定要访问的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大使和随后会晤以色列大使迪尼茨时传出来的。    黎巴嫩大使卡巴尼在代表他的同事——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大使——讲话时说：“我们希望在他的访问期间将朝着实现和平的方向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万斯将于本月十四日动身进行七天的访问。他将首先在以色列停留。迪尼茨说，他同万斯的会晤是“一次非常令人愉快的、非常有盒的会谈”。

【合众国际社开罗二月四日电】萨达特总统颁布了一项法令，用终身苦役等严厉措施惩罚示威者，罢工者，破坏者和地下组织的成员。这是迄今他所采取的最强有力的反共行动。    政界人士说，这项法令会使政府得以放手镇压秘密的共产党活动。    这项法令允许在去年十一月合法化的三个党——右派，左派，中派党之外建立新党。    但是这项法令取缔了秘密的组织，准军事组织和“反对社会政权的组织”，并判处这些组织的成员服苦役。    这项法令禁止举行“旨在破坏公共和私人财产”或者“危害公共治安”或使政府和私人机构以及高等学府无法执行任务的罢工和示威。    所有这些犯法行为都可以判处终身苦役。    萨达特说：这些暴乱者“利用这种自由的气氛通过搞破坏，杀人和偷盗等各种办法试图夺权。”

【合众国际社开罗二月八日电】在萨达特总统实际上向本国共产党人宣战并重新批评苏联的情况下，一个苏联代表团于今天抵达这里同埃及官员举行会谈。    外交人士说，由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米哈伊尔·塞坚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不是要设法挽救处于新的低点的埃—苏关系，而是要了解苏联在未来的阿—以和谈中能起什么作用。    这些人士说，这次开罗之行是塞坚科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叙利亚和约旦。    这些人士说，塞坚科可能会见外交部长法赫米。他们说，这次会谈可能涉及双边关系问题，但是，不可能全面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危机已达到高峰，在塞坚科这一级是不可能得到适当解决的。    他们说，塞坚科的访问是莫斯科主动提出的。    自从萨达特于去年三月废除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以来，塞坚科是莫斯科访问埃及的第一位高级官员。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一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日语增加使用汉字》，摘要如下：    经过多年讨论，日本的“国语审议会”上周正式提出了“新汉字表试案”。内中建议，将现在使用的“当用汉字表”的数目略作改动，即将三十年来一直使用的一千八百五十个汉字，增加到一千九百个字——将原有的一千八百五十个字中不大为人使用的三十三个字删除，另外增添八十三个新字。（在日语中，国语指日语，当用汉字指日常须用的汉字。）    这个试案还需要日本各界正式讨论，表示赞成抑或反对，然后再经官方研究，在一九八○年正式宣布是否实施。    日本的“国语审议会”是个半官方机构，由文部大臣聘请民间人士（包括作家、学者等）组成，向文部大臣提出审查和讨论意见。审议会以三年或两年为一届，期满后另选成员组成下一届会议。    在“国语审议会”内外，关于日语中的汉字使用数量问题，一向存在着“‘表意派”和“表音派”的对立。“表意派”认为不能忽视汉字在日语中的作用，主张多用，“表音派”则认为汉字是日语的绊脚石，主张少用，凡是必须使用汉字的地方，尽量按该字的读音，用假名（日语的字母）来表达。    日语的构成，自古以来就是用汉字和假名混杂写成。在原则上，汉字在表示实质意思时使用，假名在表示语形变化时使用，或在表示助词、助动词时使用。因此，日本的古文虽不分句，应在何处读断，应如何理解，都可以一目了然。    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出现了变化。由于汉字数目很多，而一个汉字可能在日语中有多种读音，在近代日本人看来，如果在一般社会上通用的文章里使用这多的汉字，阅读起来就很不方便。为了减轻人民的阅读负担，同时增加印刷的便利，就必须减少汉字，将汉字的数量限制到一定范围之内。    我们拿起几本日文书籍来看，就会发现，随着时代不同，书里所用的汉字数量大有不同。不妨用两本曾经改编为电影的小说来举例。一本传统作品《雨月物语》，原著的序言通篇都是汉字；另一本在五十年代出名的《箱根风云录》，作者高仓辉就偏偏不多用汉字，几乎完全用日本的假名写下来，汉字只占了全书的九分之一。在近代日本人的眼光中，自然是这册《箱根风云录》比《雨月物语》易读得多了。    据最初的“国语审议会”统计，近代日本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种印刷品上，经常使用的汉字约为四千个，内中一千字为常用字，其出现率占文章总字数的百分之九十（即一万字文章中有九千字不出这批常用字的范围），如果把常用字从一千字扩展到一千八百字，则其出现率更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于是，三十一年前的“国语审议会”决定了一千八百五十个字的“当用汉字表”。也就是说，今后日本人民书写时，所用汉字限为表内所列的字，不在这一千八百五十字之内的汉字，一概要以假名来拼写。    这一千八百五十个字的决定，当时被认为是“表音派”的胜利。    这种情况，到了六十年代出现了转变。“国语审议会”的人选经过几届变动，“表意派”的人逐渐抬头，对于多年来限制汉字、重视表音的方案表示怀疑。一个委员指出，“战后，国语实施方案的看法、想法有着根本的错误”，“使用限制范围内的汉字，只应该在中小学校内实行，如果也一定要其他方面的人跟着如此，未免奇怪。”    接触文字最多的“其他方面的人”乃是作家。于是，日本文艺作家协会出头了。它在一九六七年向“国语审议会”提出申请书。作家们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汉字不应当限制在这一千八百五十个字之内，超出这个范围，是应当允许的。    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宣布“新汉字表试案”的一九七七年，共是十年时间，才把三十年前的“当用汉字表”推翻。而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是只增加了五十个字，可见这场争辩相当激烈。不过，日本这些日子有很多评论指出，此次改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五十字的增添，而在于从过去的一千八百五十个字的“限用”，而改为现在的一千九百个字的“酌情使用”。换句话说，新表只是一个大致参考的范围，有谁愿意增多使用，也悉听尊便，不是那么硬行反对了。    对于这一变化，过去坚持表音的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汉字虽有增添，但数量毕竟不多（“表音派”松坂忠则甚至说，“我深怕一下子增加到五千个汉字”）；惧的是增加汉字的闸门一开，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新行动。    “表意派”的人虽然感到获得了胜利，却认为胜得还不过瘾。例如，该派的大野晋就表示，希望起码再增加四百字，增至二千三、四百个汉字，认为那才能使日语丰富。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新汉字表试行草案》，摘要如下：我国的文章同汉字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用汉字同假名混用写文章，即汉字加假名同时并用写文章。特别是在明治时代以后，这已成为一般普通的习惯。汉字与假名同时并用的文章，是对表达国语有用的形式。    汉字便于创造新词汇，明治以来创造了为数很多的汉语，促进了文化的迅速发展。    但是，汉字的数目极多，随心所欲地使用汉字，作为一般社会上通用的文章，也不是没有使读者难以理解的情况。为了减轻国民读书写字的负担，谋求印刷等的便利，战后采取了规定日常使用的汉字范围这一措施。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发表的“当用汉字表”和继此之后的“当用汉字音训表”以及“当用汉字字体表”。可以认为，这一措施的实施总算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汉字的字数和音读与训读的限制，束缚了国语的表达能力，使表达不够自然。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新汉字的必要性据说汉字的总数达几万之多。根据就当代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种印刷品进行的用字调查，认为其所使用的汉字有四千个左右。    在这些汉字当中，有的使用次数很多，也有的使用次数不那么多。    一九四六年宣布的“当用汉字表”中的一千八百五十个汉字这一数目，从这一点上来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当用汉字表”中，也有现在基本上不使用的汉字；另一方面，也有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但没有列入此表的汉字。特别是在“当用汉字表”中，因为采取了限制的方针，比如用表内汉字不能表达的语言，不是换成别的说法，就是用假名来写。所以给一般的国语表达带来许多障碍。    国语审议会根据文部大臣的谘询，研究了“当用汉字表”发表以来实施了三十年的历史，弄清了“当用汉字表”的优缺点。结果认为，需要重新拟定更为有效的汉字表，以便在一般社会上能顺利地交流思想。新汉字的特点新汉字表收入了在法令、公用文件、新闻、杂志和广播等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时效率高而且共同性多的汉字。目的在于作为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书写通俗易懂的文章的大致标准。同时也希望新汉字表有助于用机械的手段处理和转达语言。    新汉字表是在当代的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的汉字，而不是要干涉科学、技术、艺术等各种专业领域和个人对汉字的使用。不言而喻，更不是想否定在过去的文献中使用过的汉字。    另外，因为新汉字表是表示大致的标准，所以，并不是根据这一汉字表进行限制，比如限定在书写文章时只能使用在这一汉字表中提出的字和音读与训读来写。当然不是否认使用汉字表中所没有的字和音读与训读。即使是汉字表中的字，也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用这些字。    新汉字表中，没有收入在地名、人名等固有名词中使用的汉字。    我们认为，这一汉字表既然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汉字，那么在学校教育中进行指导时也可以参考。在学校教育中，最好是在学习基本汉字的同时，努力使学生理解汉字的文字组织和作用。选定的方针一、选取使用次数多的汉字。二、选取作用大特别是造语力强的汉字。三、选取即使使用次数和作用不那么多和大，但从有利于表达概念这一点来考虑，认为是特别需要的汉字。四、已经惯用简体的，采纳简体字。今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怎样考虑表示地名、姓名等固有名词的汉字，特别是如何处理“人名用汉字附表”（一九五一年）和“人名用汉字补充表”（一九七六年），今后需要加以充分研究。    二、如何考虑学校教育中使用的汉字，特别是如何处理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当用汉字附表”（所谓教育汉字），有必要加以充分的研究。    三、希望今后就关于字体的具体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因为新汉字表是表示大致的标准，所以，也有必要就没有收入新汉字表中的汉字体进行研究。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新汉字表试行草案——国语审议会提出报告，使用汉字的“大致标准”为一千九百字》，摘要如下：    在二十一日举行的国语审议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十二届国语审议会（会长是福岛慎太郎）草拟的“新汉字表试行草案（一千九百字）”，来代替现行的当用汉字表（一千八百五十个字）。福岛会长以“审议结果报告”的形式交给了海部文相。新汉字表同当用汉字表相比，字数增加了五十个（增加了八十三个字，取消了三十三个字），而且，其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限制”变为“大致的标准”。因此，在文章的表达上大大减少了不方便和不自然的弱点，但另一方面，担心造成无限制地使用比较难的汉字。如何调整这一矛盾？作为教育、新闻和出版界等的新问题将成为议论的焦点。    国语审议会和文化厅将征求各界的意见，在不久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审议会上重新进行审议，加以修改，希望在一九七九年春正式答复，在一九八○年以前通过内阁告示或训令来加以实行。    新汉字表重视如下三点：（一）汇集了在法令、应用文、新闻、杂志和广播等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使用时效率高而且共同性多的汉字；（二）书写通俗易懂文章时的大致标准；（三）对电子计算机也有便利之处。    根据国立国语研究所等对现代汉字所进行的调查，使用次数多的汉字有两千四百个。从表达语言和书写文章的观点出发，以使用次数和作用的大小为中心，就这两千四百个字一一进行了研究，结果选择了一千九百个字。    在纳入新汉字表试行草案的字当中，同当用汉字表一样的字有一千八百一十七个。另外，同一九五四年第二届国语审议会作为“将来修改当用汉字表时的补充资料”提出的报告，并已在新闻界中实施的“补充汉字”相比，在预定增加的二十八个字中，采用了二十四个，在预定取消的二十八个字中，取消了十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