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一日刊登一篇专访，题为《三十七年前为周总理接驳断臂——巴苏医生谈第五次访华和当年援华抗日情况》，摘要如下：云石蕴含印友人深情厚谊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比·库·巴苏医生，去年底率领一个由九位印度友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我国作他第五次的友好访问，并参加在石家庄市举行的柯棣华大夫纪念馆开幕典礼。他在北京时还把凝聚着印度友人对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珍贵礼物——一块洁白的云石，送给叶剑英副主席，请他把它作为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一砖一石。    巴苏医生谈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会见及宴请他们全团的情况。他说：“我们早于一九三九年到延安时就认识的了。我当时是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一员。这一次，我又高兴地重会了我的“老上级’叶剑英和‘老同志’聂荣臻，共叙别后的情况。我还把一块非常精致美丽的洁白的印度云石，送给了叫剑英。在这块产自印度西部、一呎半见方的石块上，刻着印中两国文字：‘印度人民十分敬仰毛主席’——这闪耀着我们印度人民心意的光泽的云石，我们希望叶副主席把它放在正兴建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内适当的地方。叶副主席当时十分感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表示了谢意。”出席柯棣华纪念馆开幕礼十二月九日，巴苏医生和代表团出席了在石家庄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礼堂举行的柯棣华大夫纪念馆开幕典礼。在七百多参加者中，巴苏见到了他在中国抗日时于延安和解放区的“老八路”。他说：“他们很多是从中国各地赶来参加的。老朋友重聚，格外感到亲切。”回想一九三八年难忘旅程谈到与老朋友的见面及柯棣华纪念馆的开幕，不禁使巴苏医生回想起他在一九三八年前来我国援华抗日的战火年代。那时候，正是中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灾难难深重的时候，受印度人民的委托，以爱德华医生为团长而包括柯棣华医生及巴苏医生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巴苏医生说：我那时刚好在加尔各答的一间医学院毕业，就踏上这有意义的难忘旅程。我们带了一大批药品和医疗仪器，从印度坐船经香港到广州，再转往长沙、武汉等地。其后，见到国民党的孔祥熙，我们们就表达希望到延安去的要求。孔祥熙表示：“延安那里的天气很冷，生活条件又不好，你们还是留下来，帮助我们吧。”孔留着我们不放。我们想到前不久见到周恩来时，也曾向他表示过要到延安的愿望，他表示欢迎，但建议为了那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还是先在国民党区工作，然后再到延安，于是就留下来。我们到了武汉，逗留了一会，因日军的侵略，撤退到宜昌。这一段日子，我们倒看清楚了国民党地区是怎么个样子。那里的人民饿得骨瘦如柴，衣不蔽体，到处都见人逃难、乞食。    巴苏医生说：“我们后来到了延安。见到延安的景象，和在国民党地区的截然不同，那里的气氛很好，人民拥护和帮助军队，军队也爱护和帮助人民，很团结友爱。我们还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群众同甘共苦，令人敬重。”周总理当年是这样堕马的“我们住在窑洞，在建于山坡的一间医院工作。我们替伤病军民治病，也曾为周恩来治手伤。记得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周恩来在日本空军的一次空袭之后，骑马出外，不料马踏到大弹坑，受了惊，跳跃起来，周被摔下，断了右臂。    “爱德华、柯棣华和我就前往替他治伤。令我们感动的是，到了周住的窑洞时，见到他坐着用左手练习写字。我们惊奇地问他为什么受了伤还不休息，他说伤了还要处理事情，不练习写字怎么成。当时，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替他接好了断臂，敷了石膏。一个半月以后，周的伤势稍好，已能写字和作轻可的活动。    “那年的秋天，柯棣华和我就从延安出发北上，深入晋察冀边区的前线工作，以接替白求恩医生的职务。沿途，我们经历了不少险，至太行山时却听到白求恩医生不幸逝世的消息，很悲痛。到了晋察冀边区不久我就回延安，留下柯棣华在前线继续工作。我在一九四三年开始离开中国，而柯棣华其后转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院长，后因积劳成疾而死。”为毛主席等逝世深感难过巴苏医生还讲述了他在一九五七、五八、七三年访华时，见到中国在解放后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以及多次见到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等领导人和当年的八路军老朋友的情况。“可是……”巴苏难过地说：“这一次却见不到毛主席、朱委员长和周总理了。他们的逝世真令人难过……”粉碎四人帮中国有希望他说：“不过，中国今天已出现了新的一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被粉碎，给人们带来欢乐的时刻。相信中国人民在华主席的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定会把中国建设得更美好。中国有希望。”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载美国前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去年访华后发表的访华报告第三章，题为《毛泽东主席的遗产——曼斯菲尔德访华报告的又一章》，摘要如下：    对一个未曾象我在二十年代早期当陆战队到过中国，和四十年代当国会议员时两次访华亲眼看过旧中国生活的那种悲惨情形的人来说，想明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重大意义是不容易的。恢复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是毛主席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他的领导下，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中国人民的国家，那里吃饭，穿衣，住宅和健康方面的基本需要，全都满足。和这些基本成就相并行，中国向着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业已行动起来了。中国已经踏上坦途    照美国尺度讲，中国虽然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但是它已踏上坦途，去达到在世界社会中占有一个有声望的地位。一百一十个国家已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仅仅二十六国还在承认“中华民国”（《大公报》编者按：至今年一月十四日止只有二十五国了）。美国是唯一大国仍然和台湾的“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而不和北京建交。在所谓第三世界中，许多国家把中国看做是自力更生与国家独立可以取得成就的好榜样。    上面说过，毛主席的社会目标——中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中国的衣食供应是充裕的，物价是低廉的。按美国标准，住宅虽然简单，特别在边远的农村地区，但是是合宜而实用的。卫生照顾随处都有，人人都能享受。一位中国领导人对我说：使人民享受社会福利，现在着重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他说，经过一定的时间，就会有质量。    在毛主席创造的社会制度下，路线重点是为人民服务。人民英雄就是努力工作，从传统社会秩序中搞掉腐朽的东西，以及忘我无私，献身工作，为公社，工厂或国家的长期目标力求改进的人们。我从观察中强烈看出，中国人民所灌注的思想是：个人行为与国家目的具有直接联系。一位中国人士对我讲：“美国可以把第一个人送到月球上；但是中国将是第一个创造新人的国家。”    “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个口号而已。这是一种深入到中国深山僻野的生活方式。和毛主席理论的其他各点一样，这个原则在中国传统上是根深蒂固的。“自力更生”是重要遗产    从华东的上海到极西的乌鲁木齐，从北京到南方的台山，我所参观过的不论什么地方，都看到个人与集体为共同目标而工作的印象极深的事例。    毛主席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是“自力更生”方针——一种应用于每一级政府与国际场所的原则。    注重在中央基本政策指导下，由地方执行他们自己主动制订的计划，即所谓“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强调“自力更生”也有历史与实际的根源。中国对过去所受的外国人的凌辱是极其敏感的；一九六○年苏联撤退援助与技术人员就是一件最显著的事。这件事使中国痛下决心，努力使中国现代化，把对外国资源的依赖减少到最低点，而在中国政府每个阶层上，执行了这个原则。毛主席指示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遵行自给自足政策，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变化完全绝缘的程度，是任何其他大国所少见的。    从公社生产队到国家各级领导层，都是以真诚精神执行自给自足政策。中国人传统的竞赛精神，已经由领导人作出好榜样。追随这种精神是使自力更生制度发生效果的一种重要因素。我所参观过的每个公社，它的地方单位都表示“农业学大寨”的决心。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公社的模范大队。它把贫瘠不毛的秃山地造成为一片肥田，作出惊人成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到处表示专心致力于“工业学大庆”，大庆是中国一个大油田，它是由于油田工人的主动与才智而创建起来的。（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在每个地方都有模范工厂和模范公社，这并不是给外国访客看的，因为很少外国访客到过那里。这是为了鼓励其他单位进行更大的努力。譬如在新疆自治区，那里有以大寨为榜样的一千二百三十三个模范农场，和学习大庆的一百八十二个模范工厂。我在江苏无锡参观过一个华西公社大队，那是一个大多自给自足的模范大队。他们在灌溉和合理使用土地的方法上，获得惊人的结果。他们合并耕地，铲平地面，以便在许多耕作上实行机械化。我在广东台山参观这一个小型拖拉机厂，从前本来是一个农具修理厂，这个厂去年开始出产六十辆二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他们制造拖拉机所用的机器主要是他们本厂工人自造的，车间也是他们建立的。开明的少数民族政策    新疆自治区是省级自力更生的另一个例子。一九四九年以前，新疆还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只有五百万人口，散居于少数绿洲和市镇，依靠简陋的农耕与牧畜维持生活。今天，新疆一千一百万人民在工厂与经营得很好的农场里工作，许多农场已经机械化。新疆正在建立一个工业基础，开发丰富的资源。有些工厂业已出产钢铁，石油化工，纸张，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    在地理政治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重要性的地区。它和五个国家交界，包括一九六二年以来即已关闭的一段冗长的中苏边界。近几年来许多汉族人民从沿海各省来到新疆，但和以往的移民不同，新疆经济的迅速进步和中国开明的少数民族政策，使这些汉族人民和当地人民融和相处，毫无磨擦。其他中国的边远地区也有同样的进步，使中国创造了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又保持了地方主动的重点。除掉官气培养谦虚    毛主席着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在这个国家，阶级与阶级，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些社会经济上的传统区别，都在逐渐消灭。受重视的事情是，对总目标所负任务的意义，而不是报酬。工资差别并非没有，但是程度是很小的。    地方公社或工厂的干部是要和农民与工人并肩工作的。政府机关人员都要定期派出作体力劳动。这种政策是通过“五七干校”非常广泛的在全国实行。政府各级单位的干部，一面下田工作，同时又学习政治，通常大约有一年之久。参加干校并非受处分，而是训练与纪律的正常部分。一位老练的政府人员说：“这可以除掉官僚习气，培养谦虚态度。”这种使政府人员和人民大众保持接触的方法，对美国人说或许是不寻常的事，但是这种基本观念，对保存一个民主社会并无利害抵触。    中国有一千二百万称为“知识青年”的中学毕业生，到边远的农村或山区去生活，其目的是进行双重教育过程。第一，这些青年把他们所学到的可以对地方实用的任何知识，教给农民；同时他们又可以从农民方面学到基本技术和实际知识。这种制度在长期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效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下乡青年与地方领导人们都说，当前收到的实效是很灿烂的。毛主席思想遗产影响深远    毛主席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在今后几十年间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将会继续感受到影响。中国绝不打算用军事手段向国外扩张势力。中国在国土以外并无一兵一卒。相反的，中国是想建立一个对全世界许多国家具有很大意义的蓬勃发展的社会，对世界发生影响。中国是有自信力而且是自给自足的；能够对历史高瞻远瞩。中国怎样运用这种它很可能掌握的庞大力量，将会是二三十年后世界局势中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国际关系应该受五项原则的指导。但是这些原则应用在特殊局势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相信，革命是任何国家实现基本社会改变的手段。中国所采取的立场是：党和国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国家安全。它和苏联有二千六百英里（约四千四百公里）的边界，在过去几世纪来曾是中俄冲突的渊源。此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似乎具有更大的现实重要性。这种分歧更加重了传统的嫌怨。中国人对应付苏联任何进攻是深具信心的。新疆一位边境地区领导人对我说过：“我们已有准备，对他们绝不惧怕。我们将抵抗侵略战争。正义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胜利。”坚持“不称霸”原则    在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前进力量。毛主席的重点并不是向外扩展中国的势力，而是要恢复中国传统的任务，成为一个其他国家仿效的示范社会。中国将要专心致力于国内问题，可能继续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拒绝超级大国的地位，而置身于发展中的国家行列。它对第三世界所表示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要么就和超级大国接连在一起；不然就拿中国作个榜样，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处理国家发展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否认中国是第三世界领袖的任何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角色违反了中国“不称霸”的原则。中国把发展农业作为首要任务，不需外来援助就可以使广大人口丰衣足食。在这方面，中国是成功的。世界上粮食贫穷的国家并没有忽视中国这种成就。毫无疑问的，在未来岁月里，中国的榜样，将在日渐集中注意资源分配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国际社会中，会增强重要性的。    由周恩来所宣布的毛主席为中国确定的目标，是到一九八○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性的独立工业经济制度；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就进步到世界第一流国家”。据我在过去四年半三次访华观察所得，我相信中国正在走向实现这个初步目标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巨人之一。受他影响的人数，比现代史上任何一个人的影响都多，在他的领导下，使一个长期贫弱、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一个团结、自信和自力更生的人民，恢复了过去的自豪，看出了光明的未来。不论怎样去衡量，中国这个国家，一定会一天天的受到美国和全世界认真的重视。中国已经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克服了许多巨大的障碍。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在有效率的领导下，它的前进速度已经更能加快。到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不仅在人力与天然资源上，而且对世界影响的能力上，中国可能是一个屹立世界的伟大国家。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八日电】昨天大约有二百五十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的开幕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鼓励卡特政府结束尼克松—福特推行的谋求同苏联和解的政策。    这次会议是由十七个私人团体（主要是工会、退伍军人和一些国防组织组成的）发起的。    举行这次会议的日期不是偶然的，它刚好是在卡特就职一周以后，而且是在新政府仍在研究有关对苏关系的各种政策抉择时召开的。    昨天，大约有十二名苏联事务专家发表了讲话，有许多专家要求美国结束向苏联人输出美国信贷、技术和产品的政策。    这天的活动是以马克西莫夫在宴会上发表讲话结束的。马克西莫夫是在苏联出生的，现在在巴黎出版一份名为《大陆》的反苏杂志。    他说：“在单方面谋求缓和所造成的仍在冒烟的废墟上，可以有把握而不用担心走极端地说，即使是世界上效能最高的极权主义的情报部门也没有象某一位完全是好心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前国务卿基辛格）那样对西方造成这种无法挽救的损害。”    伦敦冲突研究所所长克罗泽说，那种认为北约组织联盟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保持了和平”的看法是错误的。    克罗泽要求召开一次北约组织的特别会议，其目的之一就是“协调反攻并协调反颠覆和反恐怖主义的行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七日电】英国的一位保守党议员今天说，欧洲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放心主要是由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正式访问欧洲，而不是由于卡特总统在竞选时答应削减国防开支的缘故。    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国防委员会秘书帕蒂在谈到卡特竞选时的讲话和就职演说时说：“我希望总统讲的话至少有一部分不会变为计划。”    早些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现任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克莱因说，“缓和”这个词又恢复了。    克莱因说：“福特总统废除了这个词，但是它象凤凰一样再生了。我希望新的缓和是一种尼克松政府时显示的那种没有幻想或过分乐观。”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八日电】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今天说，美苏可以完全禁止核武器试验，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能采取秘密行动来确认苏联人是遵守协议的。    科尔比在美国争取世界自由委员会发起的讨论“在实现缓和之后的美国和苏联”问题的会议上说，唯一别的抉择——相信苏联人所说的遵守任何这类协议的话——是不够的。    科尔比说：“卡特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示希望我们最终能够销毁核武器”。他说，美国公众将不得不作出决定，卡特的希望“是一种现实的目标还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路透社奥斯陆一月二十八日电】娜威今天天下令驱逐六名苏联人出境，前此，据说是一名外交部的女特务同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进行了秘密接触。    被下令驱逐出境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一名三等秘书、一名大使馆司机、苏联驻奥斯陆商务处的三名官员，和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的一名记者。    检察总长说，外交部的一名六十五岁的秘书哈维格的罪名是：多年来一直为苏联搞间谍活动。    一项声明说：“这个官员的罪名是：多年来向苏联情报机构的代表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    “她在法庭以外部分地承认了这个罪行。”    挪威警方自一九五三年以来调查了涉及苏联的约四十起间谍案，一些挪威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根据政府处理案件的方式判断，最近这起案件看来肯定会成为最大的一起案件。    努尔利首相今晚在提前十分钟通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案件是严重的。他不肯提供详细情况，但他说，这个案件是复杂的，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调查。    外交大臣的发言人说，哈维格在外交部贸易政策司工作，她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曾在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    哈维格是昨天在户外同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普林齐帕洛夫进行秘密接触时被警察逮捕的。    努尔利首相说，政府已告诉俄国大使馆，普林齐帕洛夫、司机和三名贸易官员已成为不受挪威欢迎的人，因为他们的活动同他们的外交身份是不相容的。    这三名贸易官员的名字是杰缅季耶夫、扎希林斯基和克利曼诺夫。    苏联大使还被告知：塔斯社记者佐京一直在搞非法的情报活动，因此他也是不受欢迎的人。    哈维格（她是外交部的秘书，在外交部工作了三十年）今晚被拘留十二个星期。如果证明有间谍活动的罪行，她可能被判刑十七年。

【法新社伦敦一月二十四日电】《每日邮报》今天报道说，英国海军想要建立一支飞船中队来永久保卫北海石油设施。    文章说，六只装有电子侦察设备的飞船就能在该海域的英国石油钻塔和渔区巡逻。    它又说，飞船的费用将大大低于目前「猎谜式」飞机进行巡逻的费用。

【美联社布鲁塞尔一月二十六日电】共同市场九国政府的代表今天同意授权英国向苏联、东德和波兰颁发二月一日后在共同体水域里进行有限捕鱼的许可证。    官员们说，将允许这三个国家在这水域一次最多有二十七艘船：苏联十七艘，东德五艘，波兰五艘。三国在西欧捕的鱼大部分在英国、爱尔兰和格陵兰海面捕的。    ．官员们说，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东欧国家在那些海面一次约有四十五艘船。官员们说，由于有进行限制的威胁，在最近几个月中，这个数字已增加到七十六艘之多。    这项协议现在已提交给共同市场的各个政府，并要求在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前批准这项协议。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月刊第二十二期（一月十六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如洪水泛滥的苏联地下报刊》，摘要如下：    今天的苏联，在修正主义者的统治下，任何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不管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还是要求更自由化的西方式的知识分子，统统受到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镇压。    尽管如此，在苏联国内，反对现体制的人的活动还是激烈，从未停止过。    苏联国内的反对现体制的活动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要求民族独立；二、争取宗教自由；三、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化的活动。此外，还有潜入地下的正统马列主义者，因为他们会受到更残酷的镇压，所以公开露面的机会很少。    前三类人尽管各自的目的和方法不合，但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反对苏联统治集团沙皇式的专制，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要求摆脱这种控制；    第二，除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之外，他们要求有信仰本民族的宗教的自由；    第三，他们除了“反俄罗斯”之外，要求民权，享有西欧式的个人民主和自由。    关于第一点，只要苏联俄罗斯民族一天不放弃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一天不答应各民族的自由和自立，就没有妥协解决的希望。因此各个民族解放阵线都进行秘密破坏活动，他们的目标是要“挣脱俄罗斯”的民族压迫枷锁。苏联当局对这种活动极为头痛。    关于第二点，是要求宗教信仰自由。苏联的五十多年历史，宗教活动依然存在。但在宗教活动中，苏联警察便衣特务常常采用粗暴的禁制手段，如突然袭击，封闭教会，用各种方式镇压教徒。    对苏联当局来说，最头痛的是对付第三类，即知识分子的离心和反叛。他们多属学者、作家、艺术家，在工作上常同国外联系，对西方社会的自由颇为向往。    这些反叛的知识分子对人民目前的影响力还比较小，苏联当局还可以控制他们在行动和思想上对人民大众的影响。但是苏联对知识分子越是压迫，国际知识界对苏联的评价也越低，造成苏联对外工作的种种不利。    苏联的反现体制运动不断在地下蔓延，出现了许多种地下报刊，无论克格勃和内务部特务怎样严密侦缉，奇怪的是，这些地下报刊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到西方。    这些报刊、书稿多半是在劳动集中营和狱中写的。    苏联地下书刊之所以这样蔓延，主要是出版权完全掌握在当局手里，对非政府言论控制严密。联人要发表自己的意见，除了依靠地下书刊之外，别无他途。    另一方面，苏联大众最喜欢听的是“黑市笑话”。这些属于官方报章以外的消息，以讽刺笑话的方法秘密流传，很富幽默感，克格勃怎么也追查不到，更无法扑灭其根源。    从一九九七五年一月到四月仅仅这四个月内，由苏联秘密送往西方的“地下书刊”就有一百五十五种，合计二千余页。    在这批地下书刊之中，来自玛德比亚和彼尔姆两处劳动营的作品非常多，内容容都是政治犯和宗教犯反对苏联政府迫害的。    争取民族解放的书刊有爱沙尼亚、克里米亚·鞑靼、乌克兰、立陶宛、犹太人的，许多犹太人要求移民到国外而被关入劳动营。    宗教方面的，有俄罗斯正教、基督教浸礼派、圣灵降临派、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写的大量控诉书和报道。    这些致苏联领导人的书信、声明，尽管一部分秘密送到了西方，但事实上投诉人恐怕早已被克格勃查出而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有些书信的署名是实有其人的，显示他们明知可能受害，还是这样做，这也表明了苏联国内反压制力量的强韧。    现在将一九七五年一月到四月秘密投送到西方的苏联地下书刊的主要内容列举于后（举例略），仅从它们的名称和内容，不难窥见苏联国内反压制的力量是多么高涨，涉及的问题也相当广泛。这些书刊证明勃列日涅夫等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阶级并非稳坐江山的。    上述这些地下文书，只不过是短短几个月内自苏联国内秘密投寄国外的文书的一小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克里姆林宫怎样宣传“在苏联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已经消灭”，不管苏联统治阶级、特务机关怎样箝制、封锁、监视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政府活动，依然有大量的地下书刊流到国外。    近十年来，在苏联地下，人民的不满情绪好象是爆发前夕的火山，溶岩在沸腾，随时会发生震撼国际的事件。苏联人民的愤懑是集中营、克格勃和各种暴力机关压制不了的。民如大波，受阻愈浩，一批批地下书刊、秘函只代表苏联人民愤怒的九牛一毛而已。

【路透社开罗一月二十九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指责苏联试图在埃及煽动阶级冲突，并说，这次他决不向恐怖主义低头。    他是在就上周的骚乱在工会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他曾以为苏联“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但是现在他们仍然相信流血的阶级冲突……他们不理解社会和平……。    他说：“如果你们看了外国报纸，世界上就是苏联、以色列和利比亚幸灾乐祸地盯着”这场流血骚乱。    他说，以色列认为，由于这些骚乱，埃及人民已不支持他们的总统，因此，如果他去日内瓦参加复会后的中东和会的话，他就不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了。    他说：“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他要求工人们“清洗他们的队伍，不要让从国外接受命令的叛徒渗透进去”。    他告诫埃及人，在使他们失调的经济恢复平衡的斗争中，他们还要再过四个困难的年头。    他说，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的骚乱是“企图通过焚烧开罗来散布恐慌，以推翻政权”。    他说：“人民现在感到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难道我应该对此默不作声并加以宽恕吗？决不。”    他是在回答一位银行雇员工会领导人的讲话时这样说的，这位工会领导人要求总统宽恕以骚乱、破坏和捣毁的罪名逮捕的大约二千人。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九日以《独立五周年的孟加拉国，生活大体稳定》为题自达卡报道：    自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回到达卡的穆吉布·拉赫曼宣告孟加拉国独立以来，到今年一月正好五年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政变上台的齐亚·拉赫曼将军去年秋季突然宣布无限期地延期原定今年二月举行的大选，并自任戒严司令，表示齐亚军事政权要长期和永久执政。大多数国民已经再也不愿看到争夺政权，于是暂时也就表示支持。看来孟加拉国可以有一个大体的“小康状态”。    齐亚将军的威望很高，但局势稳定的最太因素是两年连续丰收。一九七三年到七六年度，稻米收获一千二百五十万吨。超过平年收成一千万吨，是独立以来最大的丰收。今年在秋收完结的时候，可望有更大的收获，达一千三百万吨以上。因此，齐亚政权成立以来，米价维持在一公斤二点五塔卡（本刊注：一塔卡约合人民币一角三分）到三塔卡的水平。穆吉布时代曾上升到十塔卡‘左右，这正在成为遥远的过去的事。孟加拉国老百姓的衣用棉布，一码价值五、六塔卡，相当于一度出现的价格的四分之一。    孟加拉国最大的出口物资是黄麻，当前正是收获季节，收获超过了五十万捆，可望比去年增多十万捆。出口也是空前好。同时，大米也大体达到了自给，所以据说本年度的粮食进口大体只有八十万吨左右。外国援助也有增加，外汇情况好转了。    然而政治上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齐亚将军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发动政变，重新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时候，曾许下若干诺言。那就是：不干预政治，一九七七年二月实行大选以前作为临时看守内阁。去年年底发表延期实行大选，并完全逮捕了反对延期的前总统艾哈迈德等在野的大政治家，篡夺了赛义姆总统的戒严司令的职位，明显地改变了齐亚政权的基本性质。当前齐亚将军决心依仗武力，对孟加拉国实行政治统治。    孟加拉国独特的反政府游击队的破坏活动仍然很活跃。如果实行    大选，有很大可能会使政治性的恐怖混乱一下子爆发出来。从报纸来看，这些游击队的活动主要在北方的米门辛、东方的吉大港、西方的杰索尔等地。这些地方都位于同印度交界的附近。孟加拉国怀疑游击队是在印度援助下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    另外，印度在恒河上游用水，使下游的孟加拉国在旱季缺水，以至发生“法拉卡水坝争端”。在孟加拉国方面认为，这是对孟加拉国独立和国民生命的空前威胁。很多人认为，要解决这个大难题，只有得到国民一致支持的强有力军事政权才能办到。    在外交方面，齐亚将军一月上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他受到华国锋政权的欢迎。目前同中国的关系是独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然而如果说齐亚政权的基础主要在于稻米的丰收，那么政治经济的稳定程度就是靠气候。不调整同印度的关系，就不能说国内的不安会消除——这个难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着。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对杀虫药的新评价》，摘要如下：    在一篇分析美国杀虫药为患的长篇报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中，结尾提到了中国近年发明的杀虫新办法。报告虽然并没有提出向中国学习，但意在言外，这个要求已经存在于字里行间了。    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令人吃惊的是，其他国家在杀虫药以外设法寻找其它杀虫办法时，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而这些办法在美国是甚少为人所知的。举例来说，中国每年都放出细小的寄生黄蜂，来攻击其他昆虫的卵。”    文章并没有提到寄生黄蜂的作用和这一“以虫治虫”办法的发明人，但是大家知道，它所指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和他为了防治广东省东莞县荔枝树虫害而繁殖的平腹小蜂。    蒲蛰龙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动物学系的博士，在一九四九年回国。这些年来，他在昆虫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现在，香港人每年都可以吃到鲜美的荔枝，就与蒲蛰龙教授的努力有关。东莞是广东省荔枝种植最多的县份之一，当地果农过去是用捕捉和药杀的方法来防治荔枝蝽象，不仅费工、费钱，而且妨碍蜜蜂采蜜，影响蜂蜜产量，因此需要一种高效而经济的防治方法。蒲蛰龙不仅找到了在荔枝园放养平腹小蜂，用平腹小蜂消灭荔枝蝽象卵的办法，而且亲自动手用稻草盖起繁蜂室，大量繁殖这种小蜂，因而在一九七○年春夏间大面积放养和防治成功，一举歼灭了过去一向难以根治的蝽象害虫，使东莞荔枝获得丰收。现在，红荔挂满枝头的景象可以年年在东莞出现。    在美国，防治虫害的办法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过分地依赖了杀虫药，初期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时间拖长之后，副作用便告出现，时到今天，除了为害农作物的昆虫已经逐渐获得适应杀虫药的能力之外，杀虫药本身对于人类的毒害也大量显现出来了。    由于杀虫药的效力日减，而对人类的危害日增，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对于杀虫药的使用，现在发生了怀疑。    在美国内部，关于杀虫药何者可以视为安全、何者应视为有害的辩论，始终不断。最近，有两种杀虫药引起了争论，因为它们都是破坏人类神经系统的化学品，而制造这两种化学品的工厂有很多工人患上麻痹症，据说便与产品的毒性有关。    一九七○年，美国设立了环境保护局，开始衡量杀虫药的得失，看它们对农作物有多大好处，对人类有多大坏处，然后决定取舍。但是，杀虫药的品种过多，而这种衡量性的试验过慢，一时难以全部调查清楚。更加严重的问题则是，人体受到了杀虫药毒害之后，有时并非马上发作，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潜伏，遇到一个诱因才发作出来。在这样情况之下追查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于是有人指出，灭绝害虫来挽救某些农作物或驱逐蝇蚊来清除某些疾病的办法还有很多，是否一定要用有毒的化学品来完成这一工作。用牺牲某些人性命的办法，来达到农业或医学上一定的成就，是否值得？    国际发展局的人说，在一些国家中，杀虫药既可以用驱逐蚊蝇蜗牛来清除伤寒、虐疾等传染病，又可以消除蝗虫来使农业增产，何乐而不为。    但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环境问题工作者及公众舆论认为，这些成就只是暂时的成就，当害虫们有了适应能力之后，杀虫药的使用量就必须两倍或三倍的增加，才能将害虫治住。到了那时，杀虫药对害虫的作用日小，而对人类的危害就越来越大了。因此，长此以往，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国际发展局在舆论的压力下，准备定出一些规章来，限定或停止某些危害人类的杀虫药的生产或出口，但这都属于表面文章，虚应故事。    例如，滴滴涕自一九七二年起已经禁止在美国使用，一家美国公司却仍然继续生产和出口，销到外国使用，单是一九七五年，就卖出去四百万吨。前面所说的损害人类神经的杀虫药现在仍然卖到墨西哥、印尼及台湾使用。危害美国人的化学品，当然也会危害到其他的人，但这个问题并未在他们考虑之内。    不少科学家指出，这一代的杀虫药已经到达了应该停止使用的时期。他们在试验中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肿瘤，在人类肌肉组织上发现了杀虫药痕迹，因而得出结论，如果再不停止使用，会有更加难以处理的后遗症出现。    有人以中美洲国家的实例作为比方。在那里，为了扑灭传染昏睡病的臭虫，普遍喷射了一种杀虫药，昏睡病固然截住了，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流行病——周期痉挛症，更加难以医治。    美国近年来苍蝇增多，被认为是因为它对杀虫药的适应力和抵抗力已增强。斯里兰卡在几年前已经停止使用滴滴涕，因为它已不足以杀死疟蚊，以致当地疟疾流行症又告恢复。在中美洲，棉农过去在一季中只要喷射八次杀虫药就可以保证棉花不受虫害袭击，现在就是一季喷射四十次，也不能保证将害虫都能杀死。    一位昆虫学家因此作了预测，如果再不改变对杀虫药的依赖或其使用法，那么，十年到二十年之内，将不会再有有效的杀虫药来应付害虫了。    他们为什么寄望于在杀虫药以外寻找杀虫新办法，为什么提到“以虫治虫”的中国昆虫学家的成就，原因想必在此。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六日电】题：中国驻法大使在爱丽舍宫说：“中国的形势很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曾涛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离开德斯坦接见他的爱丽舍宫时说：“中国当前的形势非常好，将来，这个形势还会更好。”    曾涛在巴黎五年代表了他的国家之后，现在要离开法国。他是来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辞行的。大使说：“我对离开法国感到很遗憾，因为我在你们的国家里有许多朋友。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在我整个驻巴黎的任期内曾给予我帮助和支援。法国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德斯坦和我，我们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被问及德斯坦是否可能访问中国时，大使说，早就邀请过共和国总统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然而他拒绝说明是否已为这次访问确定了日期。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大使在爱丽舍宫》，摘要如下：    按规定的形式向主要对话者告辞，是职业惯例之一：因此，人们昨天看到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黎大使曾涛，到爱丽舍宫去和德斯坦总统交谈法中关系现在（“良好的”）和未来的状况。对于未来，似乎一切将取决于爱丽舍宫的首脑可能到人民中国的访问。曾涛对此指出，北京早就邀请过法国总统。考虑到中国对不管是西欧还是东欧所表现的经常性关心，人们对此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因此北京昨天还公开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签名者，同时顺便谴责了克里姆林宫对东欧的有生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剥削和掠夺，由此，产生了必然的“紧张局势”，甚至到了可能“随时爆炸”的程度。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佐野的消息，题目是《苏联对日本仍是冷淡的》，摘要如下：    日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会谈，即使在新年之际，恐怕也根本不会纳入轨道。    只要在莫斯科看一看，就会感到目前日苏之间的气氛是冷淡的、不和睦的。为了同本国政府协商，已于二十日暂时回国的重光大使，在离任前同苏联方面当局人士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苏联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便典型地表明了苏联的这种冷淡态度。    重光大使要求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该外长以“没有空”为理由，不讲情面的断然拒绝了。外交部副外长费留宾代替他同大使进行了会谈。接着，同外贸部部长帕特利切大的会谈也没有实现，被拒绝的理由是“准备出访”。代替外贸部部长与大使进行会谈的是外贸部副部长格里申。而且，同在二百浬问题上掌握着同日本举行会谈的重要“关键”的伊什科夫渔业部长的会谈，被认为肯定在二十二日能够实现。但在会谈之前，收到了极其郑重的道歉的回信，说：“因为感冒，无论如何也不能会见了。”    面临三月一日开始日苏渔业谈判，现在充满着不了解苏联方面如何把二百浬问题与此谈判联系起来这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莫斯科，甚至听不到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动静”。不能用“莫斯科—东京政治战线没有异常”这种措词来形容目前形势。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一月二十五日以《重光大使汇报说苏联对北方领土的态度未变》为题报道：    驻苏大使重光为商讨日苏之间的重要问题，临时回国，并于二十四日会见了鸠山外相，传达了苏联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交换了意见。其中，重光在使就北方领土问题汇报说：“苏联政府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在归还北方领土谈判中不谈国后、择捉两岛。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大使还说，在苏联方面还留有去年米格２５事件的“后遗症”。他指出，日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    田中内阁等各届政府一直说：“未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包括全面归还北方四岛。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同意的”。齿舞和色丹两岛暂且不谈，反正这一天重光大使向外相的汇报再次明确了苏联不把国后和择捉作为继续谈判的对象。今后归还北方领土谈判将更加困难。    关于这一点，重光大使在二十四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苏联二十二年来一直坚持领土问题中不包括四岛，田中前首相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访苏进行了努力，但是苏联仍然采取国后和择捉两岛不包括在谈判之内的态度”。    关于二百浬问题，重光大使向鸠山外相说：可以肯定，在三月十五日开始的日苏渔业谈判中，苏联会以设定二百浬专属渔业区为前提参加谈判。他还建议日本要充分考虑苏联这样的态度，明确规定自己应该主张的问题。重光大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这个问题说：    “问题不是日本是否宣布二百    浬，重要的是在开始渔业谈判以前作好适应二百浬的准备。”    关于日本研究把领海扩大为十二浬的问题，重光大使说：“苏联准备承认日本扩大为十二浬。苏联捕鱼已经把重点移到十二浬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