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东京一月十一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几百万群众在周末的种种表示使这位故总理、共产党副主席、名垂青史地回到他生前享有的名望的顶峰。    他在临终前反击了以江青为首的他的劲敌。    第一手的报道中表达的怀念周的悲痛心情和表示的崇敬是真诚的。但是，使人们能够公开表达这种心情的是华国锋总理和他的同事，他们承袭了周的稳健作风。    周的名字和声望是在华接替毛担任党主席，江青和她的同伙在十月垮台之后才重新出现的。    自那时起，中国的宣传工具不断把周称为“敬爱的”……，指责激进派对他怀有刻骨的仇恨。散文、诗词、戏剧、电影和歌曲中对他的颂扬大量出现。    对周表示的敬意在周末达到了高峰，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文章。文章描述他在任总理的二十七年里参加制定了每一项重大决定并且逐个加以贯彻执行。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毛是提出理论和观点的无产阶级的最受崇敬的人物的话，那么周就是中国的仆人，他英明、谦虚、体贴人、孜孜不倦、勇敢。    自激进派垮台后，象朱德元帅、前外长陈毅和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这样很久已不提的英雄的名字也在报纸上重新出现了。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一日电】今天上午，仍然有一群群的人向天安门广场送了几百个花圈，在紫禁城大门外堆了几米高。这个市中心几乎每一棵树、石柱和电灯杆上都挂满了花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二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中国人民深深怀念周总理》，摘要如下：    澳大利亚西部地区教师访华团团长乌·瓦茨，十一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谈述她在长沙及广州等地所见到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活动说：“人们以极其严肃的心情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纪念他们的好总理。他们并强烈地表现出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未完成的伟大事业的信心。”    瓦茨说，该团八日在长沙访问时，见到人们展开那浩浩荡荡的纪念活动。千百万的人民，臂缠黑纱或襟戴白花，很有秩序地、一队一队携着他们自制的花圈，朝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广场走去。他们在碑前宣誓，要继续进行周总理在年前所讲的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她说，每一个参加者的心情十分沉重，有些人还流下泪来。显然，他们很怀念这位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周总理使人这么怀念呢？“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这句话，就是最好的答案。事实上，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说周总理一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美好的将来贡献了他全部的精力。同时，周是毛主席最忠诚和可靠的好同志，他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拥护毛主席。    她感慨地说，去年，中国人民失去了毛主席、朱委员长和周总理这三位开国元勋，确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损失。在他们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发展起来了。今天，中国人民有工作，够食够穿，有良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工农业建设是一片欣欣向荣。假如没有共产党，没有象毛主席、周总理等英明的领导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正是人们怀念和爱戴他们的原因。    瓦茨说：“人们有信心跟随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续革命和建设中国。”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河野议长同廖承志会谈，中国对首相的热情表示怀疑    北京十三日电：正在访华的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十三日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共进午餐，同时举行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双方就日中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透露。不过，据河野议长说，双方以现在毫无进展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为中心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根据过去对福田首相的印象而对缔结条约表示怀疑。对此，河野议长转达了首相对缔结条约的强烈愿望，同时表示“要为早日缔结而努力”。    会谈后，河野议长暗示通过会谈有了收获，他说：“中国方面的态度非常严厉。不过，我既不绝望也不悲观。今后的谈判不能一点一点地搞，而必须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干脆利落地搞。”并说，回国后要向福田首相转告会谈内容，同时要同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官房长官园田等研究打开条约谈判僵局的措施。    【法新社香港一月十三日电】（记者：戴维·戴维斯）中国已在缔结中日和约的问题上向福田首相的新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试探者作出了毫不妥协的强硬答复。    这个答复是给福田的非正式使者河野谦三的。    河野带了福田首相给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新领导的口信，这个口信强调日本政府希望尽快地缔结目前搁浅的和平条约。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在北京招待河野的宴会上讲话时说，中国“绝不容许”从两国政府一九七二年九月发表的联合声明“有任何后退”。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在为河野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所以未能签订和约归咎于日本。    在日中苏三角关系方面，福田从他的前任三木那里继承了很难玩的外交平衡把戏。日本在一九七六年摇来摆去，设法做到对它的两个强大的共产党邻国无论哪一个都不讨好。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去年一月到东京的访问是一次大失败，因为对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葛罗米柯访问之后，有一段时间看来日本似乎要同中国签订写上反霸条款的和约了。    中日关系于去年七月再次遇到麻烦，当时外相宫泽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不认为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的变化是值得欢迎的。宫泽还批评正在访问日本的一个中国代表团就苏联占领日本要求收回的北方四岛发表的反苏讲话。与外交关系紧张的同时，由于中国政局动荡、中国对引进外国技术采取暂停政策，加上传闻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日本去年夏天向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中国重申要写上反霸条款这件事证实了华国锋先生在被任命为共产党主席之前已采取的立场。他在接替已故周恩来担任总理之后不久曾对一位日本客人说，中国对和约的政策不会改变。他说：“如果日本接受反霸条款和其他原则，中国随时准备签订和约。”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十三日电】当选总统卡特和他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班子，今天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一起开会，以便听取关于苏联军事力量和对美国的威胁的绝密情况介绍。当选副总统蒙代尔、被卡特提名的内阁成员和卡特的其他高级助手，同卡特和军官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历时四小时的会议。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本星期早些时候对国会说：“总的来说，苏联的军事活动正日益增加，而且，目前比美国的军事活动的规模要大得多。”    五角大楼的人士说，军界负责人准备详细介绍军事活动的每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并介绍苏联军力构成的“威胁”以及它同美国相比之下拥有的实力情况。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十三日电】（记者：罗伯特·凯勒）吉米·卡特今天获悉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战略武器谈判的看法和他们对美国对付苏联军事威胁的能力的估价。    卡特同各军参谋长举行这次会议以后，给英国首相卡拉汉打了电话，然后继续按照日程在下午同国防部的文职官员们举行了会议。    卡特在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高级顾问们的陪同下参加了一上午的军事情况介绍会。助手们说，在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之前先介绍了美国军事部署和军事能力的情况。    五角大楼的人士说，参谋长们参加的这次会议是准备全面分析形势，包括对苏联的威胁作出估价。目前某些情报机构的估计已断定俄国人谋求超过美国而拥有决定性的战略优势。据信，以空军的担任会议主席的乔治·布朗将军为首的参谋长们和其他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所采取的路线比基辛格所采取的更为强硬。    据报道，这两种看法已导致政府内部在如下问题上产生分歧：为了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来接替目前的将于十月份期满的临时条约，美国在谈判中应该对苏联作出多少让步。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十三日电】（记者：詹姆斯·格斯滕藏）美国当选总统卡特今天会见了两位民主党领导人，然后会见了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以听取详细的防务情况介绍。    计划在今天晚些时候举行另外两次国防部情况介绍会。    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的会议的还有：被提名的国务卿万斯，当选副总统蒙代尔和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说美必须保持强盛，必须保持足以应付目前料想不到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强调美对华政策应以上海公报规定的双边指导原则为基础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十二日电】候任国务卿万斯一月十一日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证词摘要如下：    万斯：从长远看来，我想我们是期望减少我们在朝鲜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我们在那里在安全方面负有义务。这一地区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国都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人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减少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方面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仔细研究，并同日本人和南朝鲜人进行充分讨论。    不过从长远看来，我认为减少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还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我们海外基地的结构，以及国防部的其他项目，看看还能不能进一步减少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我们必须保持强盛。我们必须保持足以应付在目前料想不到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过这同做我刚才提到的事情并不矛盾。    我想稍微谈一谈越南问题。我想说，从事后看来，我认为干预越南是错误的。其次，我想说，我知道我犯的错误分外地多，可是，我认为我们从越南的经历中记取了一些教训，希望我因此会比以前明智一些。第三，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得到我们的盟国的明确和持久的支持。第四，我认为我们不了解军事力量在那种环境中对付游击队的局限性。    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已经记取的一些教训。我必须说，我认为最初卷进去的动机并不是不好的。我认为后来卷进去则是以错误的判断和谬误为根据的。    我认为走向美越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我注意到目前在对在战斗中失踪的人作出充分交代的问题上是有妨碍的。我从蒙哥马利委员会的报告中注意到，他们说他们认为没有美国人仍然被拘留。但是他们的确建议我们同越南人、老挝和柬埔寨人商谈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期望这样做。关于援助问题，我还注意到蒙哥马利委员会建议考虑给予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给予赔偿。我们将先考虑这个建议。    松永参议员：昨天，在我们的秘密会议上，我对于在议事日程上完全没有提到关于美日关系的任何事情感到某种不安，我认为，这是表明继续执行美国倾向欧洲的政策。    我确实愿意知道关于我们政策中的这一欧亚方向，你的意见是什么。    万斯：我认为，无论过去关于方向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太平洋和太平洋及世界其它地方比如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    当然，更具体地说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日本确是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的基石。我能向你保证，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错误，没有把这件事列入我们过去的初步的议事日程而现在列入了议事日程，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将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我们这样做是有各种需要的理由的：我们的贸易关系；日本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所发挥的作用；日本作为主要工业国之一的重要性；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理由    。    所以，就我的看法来说，我认为日本是核心盟国之一、关键国家之一，因此，我预料，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日本将受到这样的对待。    松永参议员：现在，关于两个中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你认为我们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万斯：首先，我认为，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应以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双边的指导原则为基础。    我本人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至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步调和方式，照我看来，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而这已经在我们的国家安全体系范围内进行了。    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处理步调和方式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之一是台湾人民的安全问题。    珀西参议员：关于东亚问题，是否认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动乱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慢？    万斯：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国人申明的原则是，就我们的双边关系而言，他们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坚持毛主席在去世前提出的原则。

【美联社布拉格一月十二日电】捷克共产党报《红色权利报》承认有“七七年宪章”的人权宣言的存在，称这份宪章为“反国家、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的文件”，并且说，这显示出，反对现政权者可能筹备一次“反革命”。    然而，该报今天声言，不容许一九六八年的事件重演。一九六八年事件是指民主改革者及党领袖杜布切克发起一次官方所称的“反革命”，后因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干涉而被粉碎。    该报说，前中央委员会书记扎登尼克·米纳尔，前国民统一阵线主席弗特斯基·克里格尔，剧作家瓦卡维·哈夫，作家卢维克·维库利克，前外交部长捷里·哈杰克，哲学教授简·帕图卡，是这次“反革命”的筹划者。    【路透社布拉格一月十二日电】捷克官方共产党报《红色权利报》今天猛烈抨击政治异派分子，指责他们“诽谤及捏造反国家谣言”。    六名主要异派分子，其中包括前外交部长捷里·哈杰克，于星期一因在新近成立的人权运动中担负任务而被捕，但其后获释。他们昨天再受警方查问，并被要求今天再到警局接受进一步的查问。    【合众国际社巴黎一月七日电】《巴黎日报》今天说，七七宪章可能预示着又一个布拉格之春的出现，约二百四十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保证按照这个宪章为在他们被苏联占领的国家里获得民主自由而斗争。    这家左翼报纸说，由著名科学家、政界人士和艺术家发表的宪章是“自一九六九年四月杜布切克下台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的最重要的宣言”。该报说，这个宪章是秘密制定的，警察在一月四日查获了这个文件。但是该宪章的副本已经传到法国各报，可能也传到了其它国家。    《巴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的著名的东欧问题专家弗朗索瓦·费日多的文章说，这份布拉格文件的发表正是波兰、东德和苏联国内的动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正在为民主自由而斗争。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十日刊登弗洛伊德的文章，题为《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宪章使莫斯科担忧》，全文如下：    上周布拉格发表“七七宪章”一事典型地说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存在着新式的政治反对派。“七七宪章”是一项有二百四十名学者、作家和政治家签名的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基本民权的呼吁书。    反对派不再反对俄国的统治或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要求得到起码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    预料今年夏季当一九七五年在赫尔辛基文件上签字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再次开会来研究进展情况的时候，俄国和东欧的民权运动将达到高潮。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原先希望赫尔辛基会议标志着西方最后承认共产党在东欧的统治和取消那里的政治反对派。    但是赫尔辛基会议却使全世界注意到共产党国家里没有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召开赫尔辛基会议就是为了保障这种自由和人权。莫斯科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反对和批评共产党政权的人认为，贝尔格莱德会议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使人注意共产党政权的困境。    莫斯科和东欧各国首都的当局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它们对于要得到更大自由的要求作出激烈反应，那就会证明他们的批评者是有理的，如果他们不作出激烈反应，反对派就会胆大起来和发展壮大起来。    据说，俄国和东欧当局深为担心的是，贝尔格莱德会议可能对它们不利。它们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组织一场反攻来显示西方国家正在破坏缓和。    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上月从俄国监牢中释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希望使局势平静下来并使争取民权的战士失去他们主要的“思想犯”。    莫斯科警察上周对尤里·奥尔洛夫和赫尔辛基协议执行情况“监视”小组的成员发动了一次攻势。这些人的“罪过”是向一些西方国家大使馆提供了证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材料。但是看来警察采取行动比通常还要谨慎。天主教的批评在波兰，反对共产党政权有着深厚的政治、民族、宗教和经济根源。去年六月为了帮助在发生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暴乱之后受害的工人而建立的保卫工人委员会，正在要求调查警察的暴行。一九七二年波兰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本周末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之间首次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盟。在一个仍然保持强大的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教会最近更加公开地批评共产党统治。    在东德（俄国的共产党卫星国中最繁荣的国家），由于祖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和靠近西德，所以滋长着反对情绪。十多万东德人正在等待移居西方的许可证。    西方通过电台和电视台传播的影响是强大的。    一九七六年底，当局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新的镇压活动。匈牙利的灵活态度    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一直在奉行一种灵活的政策，迄今为止使反对派保持沉默。    不论是在罗马尼亚还是在保加利亚，都没有发生过抗议缺乏民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罗马尼亚，这是由于齐奥塞斯库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他决心不给俄国人干涉罗马尼亚事务的丝毫借口。    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政权完全屈从于俄国。    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反对者的一大希望是：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欧洲共产主义”。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在选举中求得支持，已被迫批评苏联的政策，并宣称他们赞同“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就增强了东欧那些争取民权的人的力量，并且使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了盟友。    在俄国和东欧，人们由于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投入监狱这件事，没有改善西欧共产党的竞选前景。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五日刊登发自新德里的专稿，题为《印度为正常化而作的努力》；《“新面貌”外交政策效果有好有坏》，摘要如下：    对印度事务有经验的分析家说，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印度的所谓“新面貌”外交政策正在取得的效果有好有坏。    这种新外交是在去年以快速度开始的。当时，印度行动起来谋求同毗邻的巴基斯坦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努力同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改善关系。    尽管在外交上突破了印度和中国多年来关系冻结的局面，但是，自从两国在几个月以前互派大使以来，没有取得多少重大的进展，或者说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这里的人一直希望一步步稳步前进，但是观察家们说，目前中国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所以妨碍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相反新华社又开始像过去常有的那样批评印度了。    与此同时，在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方面，在七六年结束时双方仍然互相怀疑在这个地区的意图。    两国都仍以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对方购买武器的图谋。例如，巴基斯坦官方不久前对传闻的印度向美国洽购Ａ—４型战斗机一事表示担忧。同时，巴基斯坦在等待美国批准向它出售一百多架Ａ—７型战斗机。Ａ—７型战斗机是Ａ—４型飞机的改进型。    另外，印度同尼泊尔的关系目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尽管谈判了很久，尼泊尔和印度尚未就签订新的贸易和过境条约取得一致——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最便利的出口是通过印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个条约。旧条约去年八月就期满了。    此外，新德里去年年底还决定，尼泊尔人长期以来一直可以自由进入的印度的某些地区今后不让他们出入了。尼泊尔人有时候谈到要转而归顺北方邻国中国了。尼泊尔国王在去年六月访问了中国，还延长了访问时间。    但是，在同孟加拉国——印度同它在河水和边境权利问题上有严重分歧——的关系上，似乎有些进展。双方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取得了一致，商定河水问题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因此，会谈恢复了。    除了同紧邻的上述联系之外，印度对外政策的范围看来正在扩大。东南亚的老挝和越南定于本月派权力很大的代表团前来这里就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会谈。了解新德里官方想法的人说，印度想提倡区域自助的思想（特别是在农业和石油勘探方面），消除只有西方工业国家才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九日电】印度的萨马查尔社报道，亲苏的印度共产党有五十名党员今天退出该党，参加了执政党国大党的青年组织。今天，在他们退党之前，印度总理英·甘地的小儿子、执政党的青年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桑贾伊·甘地对印共进行了猛烈攻击。    这些退党的印共党员都是旁遮普邦的布廷达县人。    印度报纸在过去几星期里曾经几次报道印共党员退党的消息。但是，这么多共产党人投向执政党还是第一次。

【路透社曼谷一月十日电】外交部人士说，美国太平洋部队司令莫里斯·韦斯纳海军上将今天同泰国外长和泰国一些高级军事官员举行了会谈。    上述人士说，韦斯纳上将是昨天到达这里进行三天访问的，同泰方就东南亚的局势交换了意见。    韦斯纳上将在会晤乌巴蒂外长之前拜会了泰国防部长。    【法新社曼谷一月十一日电】韦斯纳海军上将今天飞抵泰国东北部的柯叻空军基地，视察剩余的美国弹药库。    泰国正同美国就购买美军去年年初撤离泰国后留下的弹药问题举行谈判。

【美联社汉城一月十一日电】无党派英文报纸《朝鲜时报》今天发表社论，对美国当选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在为即将上台的卡特政府研究对外政策的访问途中绕过南朝鲜去访问日本感到遗憾。    社论说：“韩国是亚洲大陆上美国唯一派驻了军队，包括地面部队的国家。    “因而，我们对美国下届政府领导人访问我国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曾要求过他到韩半岛上这个自由世界的战略前哨阵地来作一次考察……同韩国的决策人和战略家坦率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一下意见。    “预测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将详细讨论与包括韩国在内的本地区三边安全体制有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美国领导人飞到了邻近的日本而不到韩国来，认为访问韩国是次要的事情呢？”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仔细看一看印度今天的现实》，摘要如下：    萨赫加尔夫人是对印度政府最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之一，她在这里接见本报记者时说，她的祖国已经成了可以同希特勒德国相比的独裁……    她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当甘地宣布紧急状态时离开祖国的。    萨赫加尔夫人这个系统的亲属批评甘地夫人并不是第一次。十月份，萨赫加尔的母亲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夫人（尼赫鲁的妹妹）在印度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对该报记者说，她对甘地夫人目前的方向“深感不安”。潘迪特夫人担任过印度驻美国和苏联的大使，是联合国大会第一任女主席，她说，“从许多方面说来，今天要比英国统治时期压制得厉害得多。”    潘迪特夫人今年七十六岁，已经退休，她之所以没有被捕主要是由于她的出身和过去在政治上的声望。萨赫加尔夫人却没有这样的保护，因此她对于现在回国是否能免遭被捕这一点拿不准。她说，即使在坎布里奇，她的活动也受到印度政府的监视。目前的政权被称为“人为的”萨赫加尔夫人认为，当前的独裁政权是“一个人为的政权”，完全背离了印度政治上允许多样性和表现出宽容的传统。她认为这是甘地夫人的软弱性的表现。    她说：“局势要有什么变化，十之八九要从她自己的党内开始    ——当然要把发生暴乱除外。”萨赫加尔夫人说，你杜绝了所有表示抗议的合法途径、不让人们通过报刊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就是堵住了所有的安全活门，那就会发生强烈的爆炸。她还说，今年年初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政府非暴力示威，但是无论是印度报刊还是外国报刊，都从未报道过。    虽然甘地夫人最近释放了一些被她监禁的反对派，但是由于继续实行新闻检查，使批评者无法说话。    萨赫加尔夫人承认，甘地夫人制定的所有“紧急”措施都是宪法允许的，她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的，“但是希特勒也是这样做的，他每走一步，都要引证魏玛宪法的某一条款。”对知识界提出批评：    对知识界提出批评：萨赫加尔夫人对印度知识界没有起来反对甘地夫人的政权感到特别灰色。“我发现印度那些上过大学的人说什么‘甘地夫人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她整顿了市容，制止了罢工，这样就能使我们提高生产’。但是，在希特勒时代那些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也正是这样说的。他们这些人直到战后才了解那些年来希特勒到底干了些什么，到战争爆发时，什么残酷的事情都出来了。”甘地夫人最使萨赫加尔夫人感到不安（同时也最使甘地夫人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感到不安）的行动之一就是使她的二十九岁的儿子桑贾伊一跃而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的权力。虽然这位年青的实业家没有当选什么职务，但是他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事实上的内阁部长和既定接班人。    萨赫加尔夫人说，有人传说桑贾伊现在在幕后操纵他的母亲，这种传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她说，虽然甘地夫人装出很激进的样子要满足改革的要求，但是，由于桑贾伊的著名的反共观点，他仍然能使工商界感到高兴。萨赫加尔夫人说，甘地夫人同印度共产党的联盟，以及她同苏联的友谊“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结合。

【路透社曼谷一月七日电】内政部人士今天说，泰国军方已向泰国南部丛林区里的共产党游击队发出最后通牒：最迟在明天投降，否则将进行新的空袭和炮击。    上述人士说，上个月武装直升飞机、飞机和大炮向在山区丛林中的共产党阵地进行了猛烈轰击，并找到三十具叛乱分子的尸体。    政府散发的小册子要求躲藏在素叻他尼府和南部其他府山区阵地里的共产党人立即投降，不然，本月将遇到又一次进攻。    但是，在政府加紧活动的同时，游击队也加紧了活动。驻曼谷的外交人士说，泰国武装部队在去年十一月份被打死了五十四人——这是十一年的叛乱活动中打死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素叻他尼府府尹差立·披蒙西里今天在曼谷对记者说，仅仅是前两个月，在他的府发生的政府军和共产党部队的十四次冲突中，政府军总共被打死二十七人，伤三十一人。    这位府尹是到这里汇报关于他这个府的形势的，他说，尽管军队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广泛出击，但是仍然不清楚情况是否已改善。    这位府尹的副手上个月被打死，另一位副手则遇到伏击受伤。    政府官员说，大约有六百名左翼学生去年十月份逃往南方和北方参加了丛林中的共产党队伍。但是，据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说，逃跑的人数超过一千。    西方情报机构的人士说，迄今为止，这些学生主要是在各个村子搞宣传工作，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正在接受武装训练。    今天向曼谷当局汇报的另一位是泰国北部的难府府尹。难府在圣诞节发生的一次共产党伏击中，有二十二名泰国士兵被打死。    他对记者说，靠近老泰边境的夜针县，由于游击队可以轻易地渗入，最近几个月的局势大大恶化。    【路透社曼谷一月十一日电】军方人士今天在这里说，政府军继续猛轰泰国南部班塔山脉一带的共军阵地。    官员们宣称，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来，在政府军发动的空中和地面攻势中，打死了七十名共产党游击从。    据说，在该地区估计有二百名共产党人已分成小股以便逃避轰击。    飞机继续在这个丛林地带散发传单，要游击队和逃亡的学生投降。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十二日刊登驻北京记者冈田的题为《强调日中友好》的报道，摘要如下：    十一日的《人民日报》在评价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活动的文章中强调了日中友好的意义。中国在福田内阁成立后谈及日中关系这还是第一次，意味深长的是，不管对福田个人作何评价，却强调了日中友好。    这篇文章是由中国外交部理论学习组执笔的，以《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为题，总结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日中、美中关系。首先在谈到日本的时候说：“作为我国的近邻，毛主席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对日本作了评价。另外，在指出访华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这一事实的同时，还提到了周总理，指出周总理对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给以理解：（一）支持了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反对霸权、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等斗争；（二）虽然警告了日本军国主义有复活的危险，但也肯定了日本有必要拥有自卫武装。    此外，作为当前的问题，提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日中复交，说通过田中、周两位总理的会谈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中国当局自去年底福田政权成立以来，一直回避就日中关系发表正式见解而注视着日方的态度。但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取消了预定的鸠山外相访苏，另一方面最近将邀请美国下届副总统蒙代尔访日，并准备就中国问题进行会谈，日本外交总算开始动作起来了，正是在这种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文章。从内容看，虽然都不过是重复以往的原则，但从提及日本的自卫武装这一点看，可以说是对以对苏防卫为主的日本的军备再一次给予评价。    文章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说：“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的原则立场是绝不动摇的，但是对于美国霸占台湾而引起的中美之间的争端，则历来主张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人民日报》指出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的产物——上海公报是发展美中关系的基础，同时，把美苏两国加以对比，指出苏联在同中国谈判边境问题时没有改变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这就否认了在一部分人中间风传的中苏和解之说。人们认为这再次确认了如下的方针，即：中国一如既往，坚持苏联是“主要敌人”，在这一情况下，有时也同美国进行合作。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二日刊登驻北京记者丹藤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这篇文章，是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颂扬了他长期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业绩。文章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出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成就，同周总理分不开。    这篇文章，从性质来说，是目前对“周恩来外交”做出的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似乎可以说，它是今后以已故周总理的方法把毛泽东路线加以具体化并付诸实施的华国锋体制的“外交蓝皮书”。    从这一观点出发，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文章的第三节，把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对日关系上。它强调了周总理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是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进了反霸条款。    特别是在谈到美中关系的部分里，文章就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反复强调了中国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引用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并且指出要履行上海公报来改善美中关系，这一点，肯定地是充分地意识到即将上台的卡特民主党新政权的态度。可以说，这一言论，是暗示华国锋体制将继续执行改善对美关系、加强对日关系的周恩来色彩的政策。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情报文化局长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的文章    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柳谷十三日就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十一日刊登中国外交部理论学习组的文章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要继续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证据，欢迎中国方面这样的态度。”    【法新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谈到《人民日报》一月十一日刊载的中国外交部理论学习组的文章时说：“我们欢迎这篇反映了周的思想的文章。”    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局长柳谷谦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位中国故总理作过的努力。周对改善日中关系作了贡献。”    柳谷还说日本将继续努力加深同中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七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日中经济协会将派遣大型访华团》，摘要如下：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新日本制铁所董事长）六日在皇宫饭店会见记者时说：“日中经济协会已经决定派遣由我担任团长的大型访华团于二月前往中国。打算按照扩大以增加进口石油为主的贸易对日中两国是可取的这一基本方针，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此外，关于福田内阁的对华态度问题，他说：“希望尽早地缔结友好条约。”    该访华团是财界自中国去年建立华国锋体制后第一次派出的代表团，财界期望这个代表团有助于使去年急剧下降的日中贸易回到扩大贸易均衡的轨道上来    。    据有关人士说，一行正等待着中国的邀请电，预定于二月上旬用五天左右的日程访华。在中国，将就日中两国所处的形势、贸易问题、技术交流等各种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但是可以认为，会谈的中心问题也正如稻山会长听所说的那样，是增加进口中国石油等扩大贸易的问题。    不过，据说将成为问题的是中国原油是重质油。作为日本方面来说，必须进行巨额的设备投资，制作把重质油变为轻质油的改质装置。可是在萧条的情况下，产业界没有这方面的余力，必须靠政府长期的低利贷款。增加进口中国石油，不仅能扩大两国间的贸易，而且还会导致使日本改变完全依赖国际石油资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能源战略。所以稻山会长打算在出发前，就改质装置方面的政策、金融问题听取日本政府的想法。    访华团总共约二十人。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十三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打开日中关系》，摘要如下：    随着新春的到来，打开日中关系的动向也开始表面化了。    华主席于去年年底以中国政府总理的名义，打来了祝贺福田就任新首相和希望发展两国关系的电报。另外，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中国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执行了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周总理的业绩”的文章，确认了将继续谋求改善对美关系和发展对日关系的姿态。    福田在就任首相后，就悬而未决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说过，不能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并表明了他想积极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意思。仅就这一点来看，福田新内阁的亚洲外交似乎将顺利迈出第一步。但是，如果同面临着政权交替期的美国的情况相比较，在把对华外交放在怎样的战略位置上，以及在对外交的连续性、一贯性的认识上，日美之间似乎在本质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下届国务卿万斯一月八日同基辛格国务卿一起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到国务院，在共进午餐的同时举行了会谈。万斯在会上强调，卡特政权的对华外交基本原则就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时达成的美中上海公报，并表明了他要亲自访华的意向。据说，基辛格国务卿也表明了对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美国外交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并表明了“对霸权主义的担心”。那么，所谓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福田内阁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有加以明确的必要。    通过发表日中联合声明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多了。然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实质上已有两年处于中断状态。众所周知，在这期间，围绕着究竟是不是把“反霸条款”明确写进条约里，如写进条约又用什么形式写进这些问题，谈判触上了暗礁。    使谈判陷入挫折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首脑对进入一九七二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以及世界形势处于结构性的变革期这二点缺乏认识。另外一点则是，对于根据日中联合声明复交和缔结条约在日本近代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正在继续考虑着日本对最重要的台湾问题所持的态度这些问题上，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日中两国有着两千年来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话说起来很简单，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中两国的关系并不是对等而平等的关系。    日中联合声明，是日中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范围内都作为主权国家相互加以承认的宣言。的确，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当时的明治新政府同清朝之间曾缔结的“日清修好条约”是日中关系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那是两国都被欧美列强强加于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的“不平等下的平等”。然而，日本尽管为了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曾经历过二十多年的辛酸，并在这期间却以国力的充实和强化为背景，日本本身走上了在朝鲜半岛，接着在亚洲追求霸权的道路。宣告结束战争状态和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暗示着要求福田首相及鸠山外相等政府首脑要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在自民党的所谓实力人物中，福田首相是唯一的没有访华经历的政治家，正因为如此，在他准备打开对华关系时应当注意的事情是很多的。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本来是很容易缔结的条约。但是，三木、宫泽外交在基本的着眼点上犯了重大的“过错”，但又想以小动作的敷衍办法来处理这件事。人们就是这样提出了怀疑。据说下述议论就是其表现之一，即：联合声明只是表明政策意图的，而条约则是要写明权利义务的，所以不希望把“反霸权”这样生僻的语言写进条约。而不能否认，来自苏联的歪曲和阻挠，则火上加油地使事态僵持下来。在三木内阁末期，小坂前外相曾表明见解说，由于日本方面提出“围绕反霸权条款的四项条件”使问题陷于混乱，因此，要在事实上撤回这四个条件，同时表示为推进条约谈判要亲自访华。这样一种姿态和行动，最后随着三木政权的下台没有取得结果。而福田、鸠山外交是避开不了这一点的。    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发表的美中上海公报中，提议写进反霸条款的是美方。对这一事实有必要再一次加以玩味。河野参议院议长在对首相作了要求他下决心的发言后访华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我们希望能从田川诚一、河野谦三、竹入义胜、稻山嘉宽等人的访华结果中出现打开日中关系的新的进展，愿日中双方的负责人能以前进的姿态对待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