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中了解协会机关刊物《今日中国》去年三月一期刊登该协会主席格林的文章，题为《回忆周恩来》，摘要如下：    周恩来的逝世虽然并非出乎预料，却使整个世界受到一次悲痛的冲击。他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巨大的损失，而且到处都承认这是世界性的大事。这一点表明中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所达到的高度和产生的影响。    西方政治家在他们的唁电中把周恩来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报上的讣告强调了周的才智，温文有礼，尤其是他的“讲究实际”。其实周恩来远不止只是一个光辉的、几乎是不知疲倦的行政管理者。    虽然他总是十分谦逊、毫无个人野心，但他仍然是一个具有首创精神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跟毛泽东一样，坚决反对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原则，并防止中国各级领导象苏联那样蜕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正象《今日中国》的读者将在欣顿所写的出色的周恩来访问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周恩来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惊人详尽的知识，他极少忘记任何事和任何人。在我同他的谈话中我也发现他不靠笔记本而能讲出中国各省人口增长数字、工农业的统计数字以及很久以前的谈话和事情。对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也是了如指掌。我记得有一次在谈话中（当时我住在美国），他就美国政治制度所提的问题，表明他对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微妙的细节也十分了解。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一九六○年为欢迎陆军元帅蒙哥乌利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当时我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周恩来来了，我看看他，被他的姿态以及他的表情的迅速变化迷住了，他的面孔极富表情，一会讥讽，一会诙谐，一会又仰头大笑；在发表意见时马上又那样聚精会神，一丝不苟。毫无疑问，这是当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反动派曾悬赏二十五万美元捉拿他，而他却在农民中间无所畏惧地活动着。从这副面孔中可以看到什么呢？顽强、幽默、足智多谋，一个完全献身于革命而毫不考虑自己的人，另外他还是一个冷静、客观、不偏不倚、善思的人。”    翻开我的笔记，我又记起另一次招待会。我离周恩来很近，这时有一位女服务员端一大盘茶水走来，她端一杯给总理，他们就站着谈起话来，谈话是那样的随便、自然，女服务员丝毫没有一点羞怯和卑微之态，尊重是当然的罗，但是我感到尊重是双方面的。    这种同各种各样的人和任何国籍的人无拘束地交往的才能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突出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够代表他的国家在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中起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一些谈话中，我也很欣赏周恩来的另外一些特点：这就是他认为历史是永远向前进的，他对中国人民的未来抱有绝对的信心。中国虽然贫穷，但随着历史前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迷恋着过去，想方设法保持现有制度。象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认为西方虽然貌似强大，但其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终将导致西方的衰落。另外，他还是一个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伟大的历史变革自有其内部规律，他总是准备抓住有利的时机采取行动。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弗雷德里克·莫里茨发自香港的一篇述评，题为《周恩来成为民族英雄》，摘要如下：    周恩来逝世后很快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曾遭到强有力的政敌的攻击。    中国的新领导人把周先生作为鞠躬尽瘁、艰苦奋斗和光明正大的象征。他们说，国家的未来需要这样的精神。    中国问题分析家说，提到这个新的高度，既表明承认中国人民对周先生的广泛赞扬，又有意识地努力贯彻和已故的总理有关的“求实”的经济现代化政策。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已经宣布中国将在明年五月以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今年十月对称作“四人帮”的江青和另三名所谓政治激进分子的清洗，近来越来越证明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周先生在世时反对这位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在周先生一月逝世后，又阻止悲痛的群众悼念他。    一些长期在北京的记者和外交官们说，他们认为周先生同已故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们说，周先生平易近人，人民非常热爱他。    周先生是温文尔雅的老练的外交家。许多分析家一致认为，他是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革命家，他的温和、机智的品质，是中国人历来希望他们的领导人具备的，也是表示钦佩的。

【法新社北京一月六日电】（记者：弗利波）中国正在筹备纪念已故总理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向他表示迄今为止一直被江青及其四人帮拒绝给予他的敬意。    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今天在北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人抬着花圈或拿着大卷大卷的大字报和纪念性的标语。    在首都，这种场面今天已开始具有政治意义。    今天北京出现了几十处大标语和好几处大字报，自豪地缅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周恩来”，控诉“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反对他”。    “四人帮”被控在一年前阻挠人民悼念他。    其它标语说，人民爱周恩来，周恩来爱人民，称已故总理是“四人帮”的敌人和受害者。    可靠人士说，过去几天里，北京市各工厂、学校、住宅区和其它所有“单位”，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类似大字报。    在已故总理逝世一周年时，要放映一部纪念他的新影片。“四人帮”曾反对摄制这部描写周恩来生平各个阶段的影片。    这部影片本周在全中国向中国观众放映，今晚已第一次在电视上播映。一月八日向外国人放映。    近几天来，中国官方报纸用越来越多的篇幅登载关于已故总理的大文章，以及了解他的人所写的回忆。    这些文章现在直接把他的名字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明确把已故总理说成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第二伟大人物。文章称他是已故主席的教导的最忠实执行者。    官方的党报今天用两个整版登载关于周恩来的文章，这是为即将到来的一周年作准备。    官方报纸说，这样，人们就可以对已故总理表示“四人帮”迄今为止不让表示的敬意。    周恩来逝世后的种种悼念仪式是证明中国人民对已故总理深厚的自发感情的生动证明。但是，自此以后这位曾经帮助毛泽东指引中国命运的人物的名字，就逐渐从官方报纸上消失。四月以后，官方报纸不再提周恩来，有关怀念他的文章迅速完全不刊登了。    到十月初江青被逮捕以后，周恩来的名字才重新出现在报刊上，比以前更受尊重。周的夫人邓颖超在十二月初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体现周逝世后对周表示的尊敬和表彰。    在八日，全中国将有亿万人在周恩来的遗像前默哀。周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由于毛泽东纪念堂修建工程，去年十一月起，北京市内举行这种悼念活动的传统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不让人去了。    北京居民大概将在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里悼念故周恩来。

【本刊讯】坦桑尼亚《自由报》一月五日以《周恩来》为题用整版篇幅详细介绍周恩来总理的生平。文章在开头的部分说：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周恩来一直和毛主席并肩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周将永远铭记在坦桑尼亚以及各国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于去年一月八日逝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出任总理，直到逝世。他一直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周恩来早就和毛主席战斗在一起，并且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任命周恩来继任总理，由此可见他的重要地位，尽管当时周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并患心脏病住院，但是他还须处理国家大事。周总理逝世后，亿万人民肃立在街道两旁哭泣。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四日刊登约·克拉夫特的一篇评论，题为《正义派的关注》、《正义派……对苏联试图进行控制的努力特别关注……他们突然开始把他们的想法公诸于众》，摘要如下：    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方面，吉米·卡特是不是一只小笼子里的豢养的鸽子？美国主要的鹰派显然抱有这种阴郁的怀疑。    因此，他们摆脱了他们作为了解内情者的优越地位而公开就苏联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急迫的警告。    结果，卡特政府势将在充满了要对任何同莫斯科缓和紧张关系的行动进行政治报复的威胁的气氛中上台。    要了解这一切，从我们所熟悉的鹰派和鸽派之分改变为忏悔派和正义派这种宗教式的区分是有好处的。忏悔派是指那些改变了他们关于越南战争的观点的人，他们现在把这场战争看成是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出现某种毛病的总迹象。    作为他们忏悔的表示的一部分，他们主张强调军备控制、不发达国家和人权问题。    忏悔派已经垄断了卡特政府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就业市场。这个名单包括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索伦森。此外，万斯还凑集了一个由满脑子忏悔观点的神童式人物组成的第一流工作人员班子。    正义派就是那些认为美国在战后执行的大力抵抗共产党压力的基本对外政策一直正确的人。    如果他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件坏事的话，那是由于它损害了在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国家利益。他们特别关切的是，在美国进行抵抗的意志正在衰落的时候苏联却努力试图进行控制。    正义派中最著名的是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尼采和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    正义派当时普遍决心要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他们的看法。说明他们“知内情的人”的本能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们最近那种左右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威胁的正式估计的情况。    开始是沃尔斯泰特（芝加哥大学教授）写了一系列文章，目的在于表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始终是低估了苏联的力量。总统国外情报谘询委员会（这是由象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前国防研究所所长这样一些正义派人士所控制的一个监督机构）便询问这个机构为什么总是低估苏联的力量。    即将卸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作出了反应，他精心挑选了一个以正义派观点出名的专家组成的班子。把情报部门的原始资料交给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在交回来时所附的意见是，俄国人正在谋求超过美国的核优势。在这个发现的压力下，官方的中央情报局全国估计处显然把它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提高了。    正义派的主要人士（主要有腊斯克先生和尼采先生）长期以来看来是受到吉米·卡特的重视的。但是当开始任命官员时，卡特显然是看中忏悔派。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正义派布热津斯基在政府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将任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这种情况下，正义派突然开始把他们的信息带给公众。腊斯克、尼采和罗斯托已经宣布组成一个院外集团来宣传苏联的威胁，而给这个集团取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    我对正义派的论点并不是不敏感。而且我认为，苏联的军事能力正在越来越强大。    但是，对付这种威胁的正确途径是提出一些有关采取长期行动的建设性建议。不加区别的恐慌情绪一定会使普遍公众象孩子那样叫喊“狼来了”，并且肯定会被卡特政府看成是这样一种讹诈，即蓄意要防止再采取任何行动来同俄国实现进一步和解

【本刊讯】英国《卫报》一月四日刊登乔纳森·斯蒂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标题是《鹰派关于苏联力量的观点可能束缚卡特的手脚》，摘要如下：    华盛顿有意透露了官方的情报机构对于苏联战略意图的估计，这引起了在年度国防预算的规模问题上、特别是在做出这一估计的方式问题上的一场大争吵。    上周，从卡特同他未来的内阁举行三天会议期间所发表的古怪言论来判断，当选总统似乎是要背弃他许下的把国防预算削减五十亿到七十亿美元的诺言。最近这个刺激因素也许使他更加可能对福特总统开始制订的越南战争以后的国防经费采取一般说来是比较强硬的方针。    现在重要的发展是情报机构对苏联意图所做的新估计。根据福特总统的国外情报谘询委员会主席利奥·彻恩的建议，福特去年夏天要求一个主要是由外界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研究和政府分析家们所研究的同样的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二十六年来外界人士第一次被召来参加通常是由中央情报局和各军事机构的官员们从事的情报估计工作。    要外界人士参加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这个由外界人士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派普斯教授有意凑集了一个由悲观派组成的单方面的小组。    这些悲观派在报告的他们那一部分中对苏联的意图提出了悲观的看法。这个报告将由全国外国情报局于本周正式通过。更重要的是整个文件调子比近年来任何分析性文件都悲观。    现在华盛顿正在提出许多问题。是谁把有关这两个报告的消息泄露出去的？它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情报界的那些官僚是不是因为像担心保不住工作这样一些庸俗的原因而在外界的悲观主义者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这一套做法是福特总统用来束缚他的继承者的手脚的吗？

宣称西共不属于任何国际，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示，并表示他将避免激怒政府和准备参加春季大选    【南通社马德里一月二日电】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向南通社驻马德里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获释。我想，解决我的‘案件’需要几周，也许需要几个月。然而，当他们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饭时告诉我这是我在卡拉班切尔的最后一顿饭时，我几乎不能相信”。    卡里略说：“我必须说，政府释放我们，并撤销佛朗哥主义的压制性公共秩序法庭，表现了对今天的西班牙现实和这个国家的政治情绪的基本倾向的高度理解。如果政府宣布赦免其余的政治犯，这将是一个奇迹般的新年祝贺，是我们信任政府的民主意向的很好的原因。”    卡里略说：“我到家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在莫斯科的拉帕西奥纳里娅说我已自由。我告诉她，她一生的理想——结束流放回到她的故乡加拉尔达——将最终实现。拉帕西奥纳里娅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当时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一告诉我，我就准备走。”    卡里略在回答关于他获释后的计划的问题时说，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向有关当局索取身份证。    他接着说：“然后还要索取护照。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没有任何个人证件，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身上的唯一证件是我的党证，这种证件除了说明我是一个党员以外，说明不了任何其他情况”    当问到政府建议他离开西班牙是否属实时，卡里略说：    “这是我一直最担心的。当我被带到卡拉班切尔时，我担心我正向边界前进。只是在我们到了这个监狱时，我才松了口气。我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一个高级警官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受权通知你，你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你起程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说，绝不可能，我确信你们会这样做，但是，你们不要对此抱什么幻想：三天后我将返回西班牙。”    卡里略说：“有人说我的逮捕是一次预先安排好的行动，它是得到政府某些成员的默许而执行的，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确实我预计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也作好了被捕的准备。”    卡里略说：“在公共秩序法庭受审的时候和现在我们获释以及压制性法庭已被取消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是走向我们党的合法化的决定性的一步。我想指出的是，佛朗哥主义的地堡派说，我们党是‘受国际纪律约束的’，我们‘倾向于搞极权主义’，这些说法都是荒唐的。西班牙共产党不属于任何国际，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示，也不依靠任何人。关于极权主义，我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经常证明是反对它的，我认为凡是通情达理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会指责我们搞极权主义。”    卡里略对前途非常乐观。他对刚开始的一年——这是他在内战结束后在西班牙居住的第一年，很有信心。    他说：“我将三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家里过新年。”    卡里略说，既然他已获释，虽然是保释的，他将开始进行紧张的政治活动，但他将避免激怒政府。    他说：“使政府发怒的事情够多的了，我们不用再增加这类事情了。我们现在在认真准备参加春季的大选，我们将为所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席位竞选，这是将在马德里举行——但不是秘密地举行——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选举以后，大概在秋季，我们将合法地在西班牙举行四十三年来第一次代表大会。”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一月四日电】卡里略今天出席了“九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是自他秘密回国接着被逮捕以来的第一项正式政治行动。九人委员会在即将同政府举行的为今年晚些时候的大选确定基本规则的谈判中，将代表中间的和左翼的反对党。    “九人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个四人小组，以便同阿·苏亚雷斯首相谈判“关于政治上的大赦和承认所有政党的问题”。    这四个人是社会党人冈萨雷斯、自由党人萨特鲁斯特吉、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豪雷吉和天民党人卡梅利亚斯。    这个委员会还说，它很快将指定一个小组去同政府谈判选举基本规则问题，另外再指定第三个小组去谈判其他问题。    这个委员会说，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各个政党以“一致满意”的心情注意到政府最近作出的这项决定：废除政治法庭，军队不再有权审讯那些被控告的恐怖分子和侮辱或袭击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人员。    【路透社马德里一月四日电】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略今天在出狱仅五天后便公开加入了西班牙反对党政治活动的主流。    卡里略在会谈开始前对记者说，共产党不会成为妨碍同政府谈判今年春季的选举问题的障碍。

【路透社达卡一月一日电】官方人士在这里说，孟加拉国指责说，得到准军事部队帮助的“武装歹徒”昨天从印度边境那边越界袭击了（孟加拉国）北部边界的一个哨所，炮火使平民三人丧生。    孟加拉国政府在向印度提出的一项强烈抗议中说，已经击退了对米门辛格边境地区潘奇加昂哨所的袭击。    【路透社孟加拉国米门辛格一月四日电】孟加拉国那些反对目前军政府的异端分子从印度境内、在米门辛格以北偏僻的加罗丘陵进行了一年的抵抗。    这些异端分子得到加罗部落一些人的帮助，他们虽然在军事上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却牵制了一支数量不小的准军事部队，而且常常袭击边界的村庄和抢收庄稼。    这里的政府官员说，这些叛乱分子（估计有一千五百人到五千人）是由印度部队装备，受他们训练和庇护的。    印度不承认帮助他们，但是孟加拉国这一边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至少在印度国境内得到了安全的庇护所。    这些叛乱份子的头目是残酷无情的前自由战士、孟加拉国的一名议员卡德尔“虎”西迪基。    西迪基在一九七一年反对巴基斯坦的独立斗争中作为这个地区的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赢得了相当大的名气，在这个地区，人们称他为“坦盖尔之虎”。    他在巴基斯坦军队投降的第二天，在达卡参与了把五个人们称作通敌分子的人用刺刀刺死的事件，当时国际摄影记者当场拍了照片，这使他的形象受到了损害。    但是他在穆吉布·拉赫曼总统的统治下，又成了孟加拉国这个地区的有力人物。穆吉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被一批军官暗杀之前不久，曾任命他为六百一十八个县长中的一个县长。    在穆吉布被暗杀的同一天西迪基逃离了达卡，据说，两个月之后他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坦盖尔的一帮武装配备精良的追随者越入了印度境内。    这里的军官说，从那时以后他们经常听说他在边界的印度一侧的叛乱分子营地露面。他们说，他总是由一位印度高级军官、几个情报部门的官员和一位强壮卫兵伴随。    西迪基过去是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士兵，现在不过三十岁出头一点。最近投降的一些异端分子说，他剃掉了长胡子，穿上了便装。    这个“虎”的第一次游击行动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那时他夺取了加罗村的罗马天主教传教点。他占据了一个星期，后来孟加拉国步枪队把他打退到边界那一侧。    帕斯卡尔嬷嬷（她负责这里的法国玛丽·马格达莱娜修女团）证实说，异端分子仍然越过边界进行抢劫，要钱，要分享庄稼。    驻米门辛格的孟加拉国步兵司令马哈茂德·哈桑说，自从去年七月以来，在他巡逻的六十英里边界线上的冲突中，有二十一名平民和三名孟加拉国步枪队人员被打死。他说，还有三十人被打伤，有一百六十人被叛乱分子绑架，以索取赎金。哈桑上校说，一些叛乱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但是，他们的尸体通常被运到边界那边。在过去一年里，约有一百人投降了。    这位孟加拉国步枪队司令说，加罗丘陵是叛乱分子的理想的庇护所。印孟边界上的这些丘陵在印度一侧完全是居高临下，将孟加拉国一侧的平原置于控制之下。    哈桑上校说，孟加拉国步枪队巡逻队不时遭到袭击。他本人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曾被机关枪火力牵制了三小时。    他说，如果孟加拉国军队还击的话，他们就会立即遭到袭击，偶尔还会遭到印度边防军的迫击炮的还击。现在印度在边界上部署了相当兵力的边防军。    哈桑上校说，孟加拉国步枪队在这条边界上设立的哨所已增加了一倍多。现在，叛乱分子要渗透到孟加拉国境内一、二英里以上的地方就很难了。    据这位上校说，几个已投降的叛乱分子说，他们在武力威胁之下被拘留在印度境内的营房里，一些企图逃跑的朋友被枪杀了。    新德里的印度官员不承认在向叛乱分子提供任何庇护所或援助。    哈桑上校估计叛乱部队是由百分之六十的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百分之十的穆斯林和百分之三十的加罗族人组成的。    他说，加罗族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宣传单独成立一个叫阿迪斯坦（字面上的意思是原始的土地）的国家。    对于这些边界小冲突，对两国人民是完全封锁的，因为不管从边界的哪一侧，到加罗地区的通道都是艰难的。    哈桑上校说，大部分加罗族人居住在印度境内，但是有大约十万人住在孟加拉国，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孟加拉国步枪队服役。他说，在这境地区的两个最大的叛乱分子营地每个住有四百人到七百人。    这里的孟加拉国步枪队总部，陈列了投降的孟加拉国人所上缴的武器，这些武器包括从印度的手榴弹一直到欧洲造的手枪、自动卡宾枪和巴基斯坦的步枪。

【本刊讯】孟加拉国《星期六邮报》一月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让印度表示友好姿态》，摘要如下：    对孟加拉国来说去年是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这个国家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不是已经解决，就是已开始解决。    但是使孟加拉国伤脑筋并妨碍改善这两个邻国（孟印）关系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法拉卡问题和边界越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孟加拉国在过去曾作过几次真诚的努力，使印度认识解决它们之间这两个悬案的重要性。由于德里不让步，至今为了能达到所期望的结果而作出的所有尝试基本上都失败了。    继续不断的边界越境对孟加拉国是有害的。印度对越境捣乱的歹徒的支持，彻底暴露了德里在本地区的扩张主义意图。    全世界看到号称民主的印度一味追求最恶劣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感到吃惊。    孟加拉国衷心希望同它所有的邻国都和平共处。它同缅甸建立了最好的关系。它同次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也都是最友好的。    齐亚·拉赫曼将军正率领友好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五天的访问，以求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次访问肯定会对本地区的和平前景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    孟加拉国在努力改善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它的邻国和那些位于本地区的国家的关系，这就大有可能解决同印度之间的所有的悬案。如果它同意根据和平的原则和沿河国家协议解决的原则分用恒河河水，那么同它的关系也就完全没有理由会紧张。如果印度允许那些现在受到它的庇护的歹徒回到孟加拉，并且同意他们以一个自豪的国家的爱国的公民的身份在孟加拉国生活的话，那么关系肯定会改善。    印度应该同孟加拉国一起坐下来制定解决边境问题的具体办法，这样做是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的，也是有利于两个邻国的友好的。如果双方都本着要在次大陆建立和平的真诚的愿望而使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的话，那么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的正是印度。    现在印度的地位很糟糕，遭到各方非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印度跟它弱小的邻国过不去。世界人民对于印度并吞锡金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考虑到这些问题，甘地夫人最好还是看一看孟加拉国所以希望同印度友好的理由，并且放弃她那称霸的打算。    孟加拉国希望同德里建立有实际内容的友谊——一种能改善本地区和平的前景以及允许几千万人享受独立成果的友谊。但是，如果印度希望的和平和繁荣，全是只对他们自己有好处，那么还是不要这样的朋友好。    两国之间的问题每过一天都要增加新的内容。形势越来越复杂了，自然也就更不容易解决。本来是和平的边界已变成了划分两个相互敌对的两国的一条死气沉沉的界线。其责任全在于印度。它现在该表示一点友好的姿态了。孟加拉国始终随时都准备同它所有邻国达成有实际内容的谅解。

【法新社加德满都一月二日电】尼泊尔外交部今天在这里宣布，尼泊尔外交大臣阿里亚尔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将对伊斯兰堡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访问。    尼泊尔外交部在一项新闻公报中说，“尼泊尔外交大臣本月六日到十二日访问伊斯兰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尼泊尔同巴基斯坦之间已有的友好关系。”新闻公报还说，在访问期间，两国官员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巴基斯坦一直在经济方面帮助尼泊尔，对于尼泊尔同第三方国家进行贸易通过印度的过境权利，从道义的理由出发一直是尼泊尔的一个帮忙的伙伴。与此同时，两国间关系加强也有助于尼泊尔从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得到经济援助。    预料阿里亚尔将从巴基斯坦前往海湾国家巴林（他的内陆国家的重要石油供应国之一）访问。

【法新社加德满都十二月二十九日电】一个援助尼泊尔的财团不久前在东京成立，预示尼泊尔的建设方略将揭开新的一章。    尼泊尔最大的邻国印度对加德满都的建设持不承担义务的态度，这就逼得尼泊尔要设法以别的安排来弥补新德里不给援助造成的差额。    因为要找一个永久性的可靠的援助伙伴，就起了要成立一个援尼财团的主意。包括美国、英国、西德、奥地利、日本、瑞士、加拿大和法国的八个国家和两家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位官方人士透露，由于这个财团只许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参加，苏联没有参加这个俱乐部，而印度则“婉拒”了邀请，并且表示希望在双边基础上提供援助。近来，印度似乎把它的经济政策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它的援助政策要看它同尼泊尔的政治关系如何而定。这种情况弄得加德满都毫无办法，只有寻找别的来源。因此，这个财团的成立应当被看作是一项长远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尼泊尔是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经济发展不是为了富裕而是为了生存。尼泊尔经济学家认为，尼泊尔的发展的需要和它目前的经济的规模处于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很快得到外国的经济援助，尼泊尔即使要维持目前的发展水平也有困难。    尼泊尔财政大臣塔帕博士在东京参加这一财团的第一次会议回国以后表示相信，“除双边的和多边的援助者以外，这一财团将给尼泊尔很大的帮助，要得到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外援将无困难。”他又说，会议开得很好。    因此，从他这番乐观的讲话中可以显然看出，尼泊尔已做到了摆脱它对印度的依赖，至少在援助问题上是如此。说实在的，这个财团这次会议能开得好，对尼泊尔想在经济上同印度划清界线做到自力更生的要求来说，是一大突破。    这个财团将在六月份在加德满都召开第二次会议。

由此可见，在推行正常的国务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受到了严重的阻力。然而，周恩来却排除万难，机巧地落实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革命带动生产，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在两年之内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日后中共的大规模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开了“九大”。林彪当上了中共副主席。在人民当中享有盛誉的周恩来，对此却毫不介意。他继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履行他的职务。斯诺在一九七一年曾这样评价周恩来：“总理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贯彻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一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的态度，遮掩着坚强不屈和顺从人意的混合的脏腑；他是一位贯彻执行政策的能手，具有工作精密细致的无边能力。”    “九大”之后，中共大力发展外交。周恩来刚为文化革命而日夜奔波，现在，他又为中共的外交活动而日夜操劳。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而尽力    一九七一年，中共展开了被西方称为“乒乓外交”的对外活动。美国乒乓球队受中国邀请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这次会见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起点。“乒乓外交”开展以后，周恩来为会见外宾而大忙特忙。这几年来，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士和海外留学生络绎不绝，是中共建国以来外交最活跃的时期。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两国表示有一个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愿望。    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制订的，周恩来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些人把中美交往说成是“周恩来路线”是不确的。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泽东与斯诺合影的照片，右上角登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张富有意义的照片，其实是有意地透露了毛泽东的意图。据斯诺回忆说：“去年（指一九七○年）十月，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出乎意料地来找我。几秒钟之后，我的妻子和我被介绍给了毛泽东，这发生在中国的中心，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心。”之后，中国的摄影师便拍成了这张照片。然而，毛泽东的意图是通过周恩来的忠实执行而得到实现的。正如斯诺所说：“他俩象两人前后坐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    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颇能说明周恩来在外交上怎样忠于毛的路线，坚持原则，机动灵活。    据闻，基辛格曾对人说，他有些害怕同周恩来打交道。例如在双方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条文，基辛格认为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周恩来便说，好吧，让我们谈别的罢。怎知听久了，基辛格发现周还是在谈原来的那件事，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讲法吧。他又向周提出，那不行，周又讲别的去了，但是后来基辛格还是发现周恩来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只不过用了第三种方法罢了。周恩来并不灰心，他又换了第四种、第五种……这样作久了，基辛格的阵脚终于给周恩来打乱，条文终于按照中国的意思拟订了。    在中共活跃外交的几年里，周恩来仍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为党为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斯诺曾回忆说：“我同总理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一次，从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他看起来仍旧精力旺盛。我嘟嚷着说：‘我得让你睡一会儿了。’他把头往后一仰，笑着说：‘我已经睡完了。现在我要工作了。’他在晚饭之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休息了。”遭四人帮反对和陷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发动政变不遂，慌忙逃走，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召开“十大”会议，宣布了林彪事件，肯定了“九大”的路线。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中共的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十大”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便结成“四人帮”，开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活动。他们的手段之一，便是有计划地进一步陷害周恩来。然而，正是由于他们陷害周恩来，成为他们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妄图破坏周恩来总理的形象的猖獗行径，是大陆人民所不容的。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后的政治地位更高、声誉更隆。他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阻力。而周恩来由于在文革以来操劳过度，自从一九七二年起，他的健康已日渐衰退，四人帮便认为这正是他们可乘之机，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评法反儒”、文艺活动、整黑材料等等，反对和陷害周恩来。    但是，四人帮的反对和陷害，无损于周恩来光辉形象的分毫，也无损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分毫。事实是这样：四人帮越是猖狂地咒骂周恩来，他们就越是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人民群众越是感到周恩来形象高大，令人十分敬爱。八亿人民是衷心尊敬和爱戴周恩来的！结束语    周恩来与世长辞了。他以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中共久经考验的战士、一个中国卓越的领导人、一个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英雄、一个大公无私的革命者。他经受了战火纷飞的洗礼；他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他勤勤恳恳地建设国家。当我们看到四人帮怎样地把他摧残时，脑海里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今年四月人民群众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以及那些怀念他的标语，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他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国的江河里、土地上的遗志，便不期然地想起了他那广阔舒坦的胸怀。    如今，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在渗着周恩来滴滴汗水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该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吧！（完）

当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这种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二十二日刊登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文章，题目是《同邓颖超握手》，摘要如下：    作为受中国邀请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我从今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访问了北京。回到东京以后，可资怀念的事情很多。如果举出其中之一的话，也许会被认为说得奇怪，那就是同中国人的握手。    最近大约十年间，我在日本握过多少次手呢？可以具体想得起来的，大概不满五指之数。与此相反，仅在半个月左右的中国旅行中，我大概握手三百次以上。这可以说是日中友好的象征，是意想不到的体验。在这许多的握手中，难以忘记的场合，在我来说，有好几次，这里只想提出其中一个场合。    旅行第九天的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半左右，日本作家代表团进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是为了与邓颖超女士会见。她在五天之前刚就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宽阔的大厅入口处，我们一一行礼，就是在那个时候，邓女士握手的风度使我受到了感动。    带着微笑的平静视线。握手既不强又不弱，恰如其份的温暖。不仅只是用右手，而且左手手掌轻轻地放在对方的右手背上。不用说，我也这样做了，一种亲切严肃感，是握手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这样说，不能说我没有自己的感情注入进去。但是，也许是有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受就更久、更深。    大大的接待厅，屋顶很高，正面的墙壁上是一幅《延安的宝塔》绘画。在那里进行了两点钟二十分那么少见的长久的会谈。临离开人民大会堂时，这一次与邓女士握手告别。与头一次并无不同，我再度心感敬佩。    但是，她和日本作家代表团之间，谈了些什么呢？如果不接触到这一点，我这篇文章最多只有一半的意味，邓女士提及，就中国来说，一九七六年是最悲痛的一年，从四月到十月，是建国以来最困难复杂的时期。不用说，前者指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后者指天安门事件、大地震、四人帮的暴行及其遭到粉碎等等。然后，她赞扬了华国锋主席的领导，提到文艺方面有极大可能性出现新的百花齐放局面。她的语调平稳朴素，也有时激烈，充分显出头脑的清晰。    井上靖团长在致词中讲了许多，其中，最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时作为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见面时，话题偶然转到毛主席词《雪》中的成吉思汗，周总理提到，「那是《苍狼》（井上靖氏的以成吉思汗为主角的小说）啊！」井上团长提到这件事时，表示当时很是感动。    后来，井上夫人、岩谷大四、伊藤桂一、我、辻邦生、大冈信、秦恒平、白土吾夫（访华团秘书长）、佐藤纯子（秘书）依次讲了旅行的感想。邓女士说，井上团长让全体成员都讲话的做法是「民主的」，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里面，也有难以忘记的场面。那是佐藤女士提及周总理逝世时的事。她说，在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党旗覆盖的周总理遗体旁边邓女士所写的花圈飘带，上面用大字写着「哀悼恩来战友」，旁边写着小小字体「小超敬献」。「那时，我……」佐藤女士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流出了眼泪。坐在邓女士旁边的一排中国人，有的摘下了眼镜用手指拭揩眼角，有的取出手绢来。    那些人有对外友好协会的王炳南会长，有优秀的文学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刘白羽顾问，有外交部亚洲司的王晓云副司长，还有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秘书长。可以说，都是老资格的有力人物。这些人的后面一行，坐的则是年轻一代的各位翻译。我们距离他们较远，看不清他们当时的模样，第二天，我听到其中的两位翻译用日本话说，「我也哭了。」    这里要岔开一句，有一天，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氏对我们访华团说，「日本人确是爱哭。」他曾体验过战争的辛酸，他的观察大概是根据许多事实，具有深切真实性。我也全盘接受了那句话。    我这话并不是什么伤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里，两国人不觉一齐浮现了泪容的光景，实在是超过国境，使我现实地感到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    （原载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