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月号刊登署名韦景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周恩来逝世前后的见闻》，摘要如下：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在周恩来逝世前后，在北京居住。本文记叙他当时的见闻和感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这一天将永远载入世界史册。就在这一天，敬爱的周恩来先生与世长逝了。当时我正在首都北京，惊悉噩耗，人们无不悲痛欲绝。我也和大家一样，完全抑制不住自己哀痛的心情，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一件人们早有预感，但日夜以惶恐不安的心情希望它不要出现的不幸，终于发生了。事至今日，虽已近一年，但周先生逝世和治丧期间，我在北京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一切，仍历历如在眼前。值此周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愿以此文略表我对周先生敬爱怀念之情，并借此诉诸世人，使人们在沉痛怀念周先生之同时，勿忘愤怒声讨“四人帮”！    在北京期间，从接触过的人中，我感到不少人对于周先生的逝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沉痛悼念，总是和他们同样出自内心的那种对“四人帮”（按：那时人们叫“江青派”或“上海帮”）的极端仇恨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根据周先生逝世和治丧期间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及种种我所感所知的一切，我至少可以断言，在对待周先生的感情态度上，全中国（甚至敢说全世界）人民和“四人帮”是完完全全针锋相对的。    最近得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表示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定意志。这也就是周先生毕生的精神。    周先生在病危时，忍受最大的痛苦，仍抓紧时间处理国内、国际问题。在治疗中，为了同医务人员配合，周先生常用坚强的意志去克制自己极大的痛楚。有时疼得出虚汗。有的医务人员看到周先生忍受这样的痛苦，心疼得哭起来了，而周先生反倒强打起笑容，鼓励他们，让他们打消顾虑。有时在检查、换药过程中，周先生叫秘书念国务院各部委工作简报，同时边忍住剧痛帮助各级干部分析问题，作出决定。他这种高度忘我的献身精神不仅使在场的人们激动得流泪，而且常使许多人在事后听到这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为处理国家大事总是顾不上休息，连在治病中，也是如此，以至医护人员常不得不强迫他休息。的确，周先生以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周先生直到临终前的一刻，也始终忘我地为人民工作。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充分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讣告发布之后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深夜，当我噙着热泪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先生逝世的讣告后，我已听到我住所邻近的北京居民的痛哭声。确实犹如晴天霹雳，人们象遭受到最大的不幸。我和我的亲属都悲痛至极，再也不能入睡。大家当即十分悲伤地说起周先生的为人处世，他对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忠贞不移，以及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深深感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感觉到，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对周先生怀念之情，正是大家对祖国和民族前途十分关心的反映，同时也正是人们对毛泽东主席这老一代革命干部的留恋。就以我当时所接触的许多人来说，一种共同的顾虑就是眼见着老一辈的革命家渐渐减少，而党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大权渐渐被“四人帮”野心家和阴谋家所窃取，祖国的社会主义江山能不能牢靠？中国会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用人们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会不会“变色”？鉴于北方有着虎视眈眈野心勃勃的强邻构成的威胁，中国会不会变成苏联的殖民地，堕落成为依附于社会帝国主义核保护伞的仆从？这种为祖国为民族前途担忧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同对周先生逝世的悼念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一月九日清晨起，当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大街小巷中出现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被悲哀所笼罩，就好象当天阴沉沉的天气一样。不少人的两眼已被半个不眠之夜的泪水泡肿了。不少商店营业员自动提早开门，专卖黑纱，店门口等着买黑纱的人沉默地排着队，依次缓缓向前移动。街上大多数人左臂已戴上黑纱。尽管长安街上仍旧照样车水马龙，交通十分拥挤，但是没有欢乐，没有笑容。公共汽车上一片肃静，有的乘客打开了袖珍收音机，广播员由于过分悲痛而显得嘶哑的缓慢的男中音念着“讣告”，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衣襟。而车上有几位青年、中年妇女和几位姑娘——大家显然都在赶去上班、上学——听着、听着，忍不住都大哭起来。我注意到司机——一位中年男子，看来十分刚强——正一面小心注视前方，一面用一只手轻轻擦去眼眶中的泪水。与往常完全不同的是，车上虽然已挤满上班或上学的人，但竟然没有一点谈笑声。下汽车后，我穿过几个胡同，去找一位朋友。我发现到处是一片肃穆、悲哀的气氛。在一个胡同口，有一位看来象是刚下夜班的青年工人，正扶着自行车，聚精会神地倾听从附近一间小工厂的扩音器中传出来的“讣告”。他的表情十分忧郁，也是热泪盈眶的。    在“讣告”发布的日子里，北京城内男女老幼各界市民均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甚至连平日十分淘气的小男孩都似乎变得十分严肃、安静。一位好友对我说，这几天孩子们似乎变得十分懂事。他的一个十二岁的独子，平时十分娇生惯养，通常他总要上课前半小时才爬起来，慢吞吞地洗刷、吃早饭，真是急死人。可是一月九日清晨，不到六点就起了床，约了邻居的孩子——也即同班同学，一起去学校，在写墙报用的小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我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我在悲痛中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包括中国青年一代和下一代都是十分有希望的。由于图片社工作人员的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复印了大批的周先生遗像，在治丧日子里，王府井等到处都排着长长队伍等候购取遗像。队伍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家照样是没有欢乐，没有笑容，营业员和排队的人都哭肿了双眼。我发现王府井附近许多外国人也都戴上了黑纱，神情十分哀痛。从“讣告”发表后，在北京中外人士的反应中，可以充分说明，对周恩来先生的深切哀悼是出自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我在北京的许多日子里就充分感受到这种高尚的感情。周恩来遗体火化日这个星期日是北京市民自建国以来最难忘、最悲痛的星期日。这天是周恩来先生遗体火化日。治丧委员会按照总理遗言，决定将遗体火化时，不少人更感到周先生的英明。火化日下午从四点多起，整个长安街两边都已陆陆续续站满了自发赶来的各界市民。这股人流十分拥挤，据估计，至少近百万，或甚至可说过百万。有不少人，例如我几位亲友，都是全家出动，也有人随身带了干粮，从下午四点起一直等到近晚上十二点才离开。群众队伍从举行遗体告别的北京医院起，经长安街，一直延伸到八宝山火葬场门口。下午五点半左右，当我到达西单街口处，由于群众队伍已挡住了各条通路，因此各种车辆均无法通行，然而人们十分耐心地等候着。    只见护送故总理遗体灵车的车队约八十多辆大小轿车沿长安街从东向西，缓驶过来。我和周围的人群一样，几乎屏住了呼吸，这时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见车辆滚地的隆隆声加上了新闻记者摄影机的声音。    直到车队已向西开去很远，人群中不知是谁，哇一声地痛哭起来，在这一声感染下，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悲痛，于是抽泣和痛哭声汇成一片，打破了西单附近长安街上的寂静。然而人们并没有挪动，至少我是这样感觉到的，人们还要迎着车队，从火化场送骨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从自己同胞的脸上所看到的，除了悲哀痛苦，还加上惶惑顾虑。近百万人聚集在长安街沿路，完全是自发的，却丝毫不乱，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我们的同胞十分善良，有纪律。我在人群中站着，站着，尽管夜已深了，天气寒冷，但人们似乎已忘了这一切。    尽管我不知道人们此时此刻各自在想什么，但我完全理解这种高尚的感情。当人们目送周先生灵车开往火葬场时所爆发的一片哭声，决非所谓“见景生情”的一时激动，而实在是包含着极其深刻丰富的感情和意义的。我想过，人们当时最为难过的一点，就是普遍产生的不安，担心我们送走的不只是敬爱的总理个人，而是（但愿不是）整整一个时代。这种不安之感根源在于以下现实，即：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老一辈创业革命者已渐渐减少，然而眼看“‘四人帮”渐渐夺取党政大权。创业难，守业更艰辛，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深夜十一、二点钟，送周总理骨灰的车队才缓缓从西向东驶来，人群直到目送车队向东驶远后，才渐渐走散。四人帮的反周活动    “四人帮”一伙，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时的丑恶表演及其卑劣伎俩，通过转播电视，已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所看清楚了。我不用在此赘述。当看到江青不脱帽那副鬼样时，我的亲戚当即就骂出声来，当看到张春桥的伪善表演，围观人中就有人连连作出欲呕吐的声音及表情，总之令人十分不满。    实际上“‘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时就已勾结一起，互相吹捧，企图把周恩来从总理的职位上拉下台，因遭到毛泽东及朱德、叶剑英等老干部的反对而未遂。他们一直怀恨在心，贼心未死。总理尸骨未寒，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企图篡权。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近一周年之际，追忆在总理逝世期间的一切，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一月十日一期（提前出版）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福特总统的告别谈话》，摘要如下：    《时代》杂志驻华盛顿分社社长休    ·赛迪最近同福特总统进行了闲谈，获得的印象是，幅特并不确切知道，为什么他的职务就要被别人夺走。但是他愿意详细谈谈他本来希望他有时间去完成的任务和他对这个国家前途的考虑。问：你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什    么？    答：第一，存在着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个严重问题。苏联在过去十年中始终有一个逐渐加强其军事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却不那么注意其军事能力，并且听任与苏联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少。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扭转了这种状况。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美国就没有任何担心的事情了。然而，如果我们再次处于一九七四年以前出现的那种状况，那么，我们在经过十年或者五年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在国防方面处于严重的状态。    第二，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各种社会计划上，这些计划所花费用在我们的联邦预算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是比较大的。如果这种趋势再继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在几年的时期内就可能发现我们自己处于同英国今天面临的完全一样的危机当中。这种趋势必须停止下来。    这些就是卡特先生面临的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他不正视这些问题和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话，无论是他还是继他之后的某个总统都会发现这个国家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问：根据他的竞选演说来看，你是否认为他准备正视这些问题？    答：当人们成为总统后，有时是有变化的。我认为，任何人在看到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时，会忘掉他在竞选时的谈话而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都是不可能的。当你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看着这些事实（而且它们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的时候，你得不出任何其他的结论。

【路透社里斯本十二月三十一日电】总理办公厅今天宣布，美国已同意给葡萄牙一笔三亿美元紧急贷款来帮助恢复葡萄牙萧条的经济。    这项声明是在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约·埃德温对葡萄牙的短暂访问结束时宣布的，埃德温同苏亚雷斯总理、埃亚内斯总统和财政部长卡雷拉进行了会谈。    总理的公报说，美国贷款是旨在使金融稳定和恢复葡萄牙经济的一项援助计划中采取的第一步。    这笔贷款是在执政五个月的苏亚雷斯的社会党少数党政府正在同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作斗争的时候提供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一日电】国务院今天宣布，美国已经退出了它参加了二十六年的西北大西洋捕鱼国际委员会。    助理国务卿鲁宾逊说：在制定了把美国渔业管辖区扩大到二百浬的新法律之后，美国一直在「稳步地转向对我们的渔业资源实行国内管理。」    鲁宾逊说：「由于我们扩大了管辖范围并遵照法令的意图，福特总统决定退出西北大西洋捕鱼国际委员会。从三十一日（一九七六年的最后一天）起生效。」    鲁宾逊说：「美国将积极支持在处理西北大西洋的渔业问题方面继续进行国际磋商和合作的努力。」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月十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福特接见该杂志记者的谈话，题为《独家访问记：福特对于新总统提出的劝告》，摘要如下：    问：总统先生，依你看，当吉米·卡特准备就职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总统：至少从国内来讲，卡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按照一种局限性很大的方针办事，从而卡特先生将把我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继续保持下去，同时降低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的失业率。    正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于处理的方面一样，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于处理的方面。因为任何疏忽部能使美国倒退六个月或一年，而且那将是非常难以克服的。    问：那么，你是不是在说，如果政府上台初期走错一步，那可能使整个经济情况失常——    总统：这是非常肯定的。政府上台初期的一项错误决定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问：卡特先生能够实践他的改组政府以提高政府效率的诺言吗？    总统：政府肯定能够得到改善，我祝他成功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并不象某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好挑剔的人所说的那么坏。有许多优秀的人员在为联邦政府工作。但是，政府的机构是庞大的。我认为，必须在总的方面强调要使政府能够适应基层的人民的要求。    问：让我们转而谈谈国际方面的问题，存在着卡特政府应该密切注意的任何危险地点吗？    总统：我看不出有任何严重的当前问题。当然，中东的局势是微妙的，而且在南部非洲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稳妥和明智的外交活动来处理的。    然而，有一些长远的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对我们的军事需要抱有任何过分自满的情绪。如果我们对于苏联的力量不断增长没有警觉，而且不去做为保持我们自己的军事能力——战略能力和常规能力——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起三年或五年之后，美国可能面临一场严重的军事方面和国际外交方面的危机。    问：关于亚洲问题你有些什么想法？在朝鲜爆发战争的危险已经消失了吗？    总统：我认为，朝鲜的局势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尖锐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大改变我们在那里的政策，那将不仅会破坏美国同朝鲜的双边关系，而且还会对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产生影响。可以说，世界的那一部分可能是一个麻烦地点，因为这一地区不仅涉及我上面指出的两个国家，而且它还可能影响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同台湾的关系以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问：谈到苏联，你是否认为卡特先生应当早日同勃列日涅夫先生举行会谈。    总统：我是非常不愿意在这方面提出任何意见的。    我认为，会见勃列日涅夫先生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作好细致的准备工作。我认为，只是举行会晤，而没有作出全面的准备工作，没有具体的目标，那将是不成熟的。    问：你是否觉得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确实可以带未许多具体的好处？    总统：那是肯定的。让我未给你们举出两个例证。    一个例证是在一九七五年底，我们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创议下于朗布依埃举行的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鉴于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的那些国家在当时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那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作出的一些决定在协调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计划方面很有帮助，并且帮助我们每个国家在摆脱我们陷入的或者是即将陷入的经济衰退的局面中不断取得进展。    依我的判断，一九七六年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经济会议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当时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是，六国最高领导人在他们能够全面地和深入地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气氛中开会，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举行那次会议是有极大价值的。    当然，诸如我到国外去举行的或是我同来访的人举行的双边会谈不仅建立了重要的个人关系，而且还有助于解决和理解两国之间的问题。    问：总统先生，在你即将离任之际，你对这个国家的局势作什么样的估计？    总统：我认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个国家的形势都是良好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正在摆脱停滞状态，经济正开始出现我们原来希望在一九七六年第四季度出现的景象。    在国际方面，我们处在和平的局面。在中东，存在许多采取真正主动的机会。在南部非洲，继续存在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按计划发展。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正处在我认为是能够取得真正进展的阶段。据过去一直在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问题的那些人的看法，大西洋联盟现在处于多年以来的最好的状况。我们同全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是良好的。我看不出在哪个地方存在真正的问题。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一月二日刊登罗宾·史密斯的文章，题为《阿·苏亚雷斯和马·苏亚雷斯面临风暴》，摘要如下：    胡安·卡洛斯国王在去年秋天访问巴黎期间曾吐露，“对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会面临更加汹涌的波涛”。    由于伊比利亚半岛两边现在走上了类似的民主道路，一九七六年的奇迹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阿·苏亚雷斯和马·苏亚雷斯）是如何渡过难关并防止了最坏的情况的。现在风暴的阴云正威胁地笼罩着两国。    一切迹象都表明，今后几个月（当西班牙进入首次自由大选时）将是对这位年青的国王和他的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的掌舵能力的全面考验。    同时，葡萄牙严重的经济困境正在迫使马里奥·苏亚雷斯的少数党社会党政府执行严厉的紧缩措施。    然而，阿·苏亚雷斯和马·苏亚雷斯在近几个月里作出了如此有希望的开端以至不能低估他们的幸存能力。这两个人除名字相同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两个人的计划表面上是一样的——唤醒一个长期沉睡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并使其在越来越紧张的经济条件下走向民主和击退极右派和极左派的伏击。    马·苏亚雷斯成功地经受住了上个月葡萄牙市选举的考验，他得到的支持仅下降了百分之二而为百分之三十三。然而，极高的弃权数和共产党人前进到占百分之十八是个明显的警告。    由于通货膨胀率已接近百分之二十五和食品价格上涨得比这更快，由于实际上冻结了工资和出现了高失业率（包括来自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几十万未被吸收的难民），葡萄牙社会和平的前景并不好。未弥补的预算赤字达十二亿英镑，而国际收支逆差为六亿英镑。当前填补亏空的唯一希望是大规模地向国外借款。    阿道夫·苏亚雷斯在进入新的一年时的威望已大增，因为他赢得了双重胜利，即说服佛朗哥主义的议会取消自己，说服温顺的西班牙选民在公民投票中大力支持向民主变革。    现在已看出佛朗哥的“地堡”派在国内实际上得不到支持。在西班牙，人们感到愤怒的原因仍然是这个国家很容易缓慢地分裂为固执己见的法西斯分子小集团和左翼恐怖分子小集团。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十二月三十日电】以色列今天拒绝了萨达特总统最近发表的有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大部分看法，认为，这些看法标志着埃及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阿隆外长在评论萨达特的谈话时对埃及领导人要求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同哈希姆王朝相联系的巴勒斯坦国表示兴趣。这是官方对萨达特同《华盛顿邮报》记者谈话的首次反应。    但是，阿隆拒绝萨达特提出的要以色列完全撤到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以前的边境，并让黎巴嫩参加重开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要求。    他说，以色列希望“尽快”重开日内瓦会议，但只能原班人马，即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十二月二十日电】题：七七年的焦点：东非要发生爆炸吗？（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    在看来解决不了的内战仍在厄立特里亚加剧的情况下，明年之内，东非面临着爆发另一场重大事件的可能。    吉布提，这一小小的但是战略上十分重要的法属飞地预订于明年秋季之前取得独立，非洲人十分担心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了保障它们视为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而可能诉诸战争。    尽管是战争，东非仍然遭受着邻国之间在外交方面互不信任以及大量的经济问题之苦。地区问题的专家们说，在新的一年中，这里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如果说埃塞俄比亚是东非的病童的话，乌干达总统阿明就仍然是东非的顽童。    去年，阿明少说也躲过了一次新的谋刺企图，而现在已重新整顿了他的坎帕拉禁卫军。他的国家的经济是一团糟的，但是他保存有足够的苏联提供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他心血来潮时对他的任何邻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造成巨大的损害。    内罗毕（肯尼亚）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已在从事一项适度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这是这一地区最后采取这样行动的国家。    坦桑尼亚也是一样，在未来的一年可能不仅要求其传统的盟友中国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而且还会要求美国进一步提供援助。    埃塞俄比亚军事委员会现在面临着来自学生、工人、农民和军队的广泛反对。    它为了结束历时十四年的厄立特里亚游击战而提出的和平建议也在今年秋天失败了。    埃塞俄比亚决心尽快地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在大约二万五千名军队，即其军队的一半，被拖在该国最北的省份的情况下，亚的斯亚贝巴还面临着在南方就吉布提问题与索马里大战一场的又一危险。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保证说他们支持这一殖民地的独立，但是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仍可能使他们投入到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在这样一场战争中，索马里的苏联装备的军队曾自称拥有黑非洲最大的坦克部队，届时它将与埃塞俄比亚的美国装备的军队抗衡。    由于吉布提的居民大体上是属索马里世族，因而索马里一贯对这一地区提出主权要求。    而埃塞俄比亚的官员们则深怕吉布提的当权者们与索马里靠得太紧而危害埃塞俄比亚利益。    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进出口物资经由吉布提转口，而那里的政府如不友好就可能给亚的斯亚贝巴政府带来严重困难，甚至致命地削弱它。    专家们认为，埃塞俄比亚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后果，将会准备一战。

【合众国际社开罗一月二日电】两名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官员分别发表了讲话，对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在约旦和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之间建立「联系」的建议表示欢迎。    中东社在发自阿曼的一则电讯中引用了约旦新闻大臣阿德南·阿布·乌达的话说，萨达特的建议反映了「他的现实主义和客观精神」。    中东社援引了阿拉法特的游击队组织「法塔赫」的领导人哈立德·哈桑的话说，「我们相信阿拉伯的团结就象我们相信解放事业一样。」    哈桑说，「现在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包括叙利亚、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统一的政治领导班子。」

【美联社埃及伊斯梅利亚一月二日电】埃及当局使艾比·内森成为一个幸福的以色列人，因为今天他们让他的和平之船通过了苏伊士运河。在此之前，曾有四条船被迫返航，并有一条被扣留。    这是新年伊始的一个象征性行动，萨达特总统曾把今年说成是中东实现和平的一年。    埃及官员们说，虽然从技术上说，由于内森的船没有挂以色列的国旗，内森也不是正式的船长，因而他是可以把船驶过这条运河的，但是准许内森的船驶入运河却是最高当局所作的决定。    内森曾打电报给萨达特，要求准许他在新年之际通过这条运河。当内森的船在这条水路北端的塞德港停泊时，通过他船上的私设电台说：“如果这样能使我们更为接近和平，今天就将是一个愉快的日子。”    这次航行的实际情况没有象内森原来预期的那么好。    这位到处漂游的和平使者事先曾宣布说，他要在船驶过苏伊士运河时向沿岸埃及儿童散发糖果和鲜花。他还对他的广播听众说，他要接待一船的埃及记者，并送他们到以色列的埃拉特港，以便他们到这一犹太人国家游历。他本来还想带回一批以色列的记者到埃及访问。    自从埃及和以色列在一九七五年签订了他们的第二次脱离接触协议以来，让一艘与以色列人有联系的船只通过这条运河并不是第一次。其他的第三国船只曾从以色列载货通过运河没有在埃及港口受阻。    【法新社耶路撒冷一月二日电】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进行十六天访问的美国著名的犹太人夏洛特·雅各布森说，以色列和埃及的妇女可能仿效北爱尔兰的做法成立一个和平联合会。    世界犹太人组织美国下届组织主席雅各布森夫人今天说，他带来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夫人就和平联合会计划写给以色列总理拉宾夫人的信。    雅各布森夫人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她说，她们访问这三个国家期间没有讨论政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八日刊登萨文比的一封信，标题为《拒绝成为“黑色的俄国人”或者“非洲的古巴人”》，摘要如下：    以下是安盟领导人萨文比“给世界自由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安盟目前正在对罗安达政府进行游击战。《纽约时报》摘编了这封信。信上的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原文为葡萄牙文。    安哥拉内战的结局加剧了西方目前在非洲所面临的困境。目前和将来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苏联的影响将稳步增长而损害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利益。    只要安哥拉继续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就很不可能不步它的后尘，这将产生可怕的后果，给真正的非洲独立国家带来灾难。俄国人支持那些所谓的非洲“进步”国家，其目的只是为了加强这些恰恰是越来越具有镇压性的政权的地位。俄国的援助决不是为了给广大的非洲人民造福。“进步”一词的定义是以俄国的标准为转移的。对苏联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是归附苏联的，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与中国有联系，那就被作为‘‘冒险主义分子”。要是它继续保持非洲国家的面目，实行不结盟政策，并与西方保持关系，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反动的”。    当人们看到，内图是借助于外国军队上台并维持政权的，那么古巴（它用俄国的坦克和二万名正规军入侵了安哥拉）的不结盟就是可想而知了。    苏联在非洲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控制了安哥拉。只要西方国家和中国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有效地妨碍它（苏联）实现其在南部非洲的计划。    安盟有的是王牌。它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安哥拉人的支持。    今天，安盟在反对巩固非洲大陆上另一个俄国卫星国而进行的战斗中再次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今天在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在谈论着多数人统治问题。罗安达的人运政府完全是个少数人政府，这个政府定将下台，不管我们的斗争将持续多久，不管我们的抵抗将是怎样艰苦。    当安盟的战士正在战壕里忙于作战的时候，安盟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却一再地忙于往安盟背上插一刀。    意大利正在给安哥拉的虚弱的经济输血。    日本、瑞典、巴西、芬兰和挪威都蜂涌进来了，它们给安哥拉带来了资金和技术，这将巩固俄国在非洲的这个卫星国。    只有立即消灭罗安达伪造的人运政府，才能实现南部非洲的稳定，才能和平解决这个地区的非洲人所面临的问题。只要西方国家继续同罗安达政权调情和妥协，这只将有助于巩固这个政权的地位并为反对这个地区的其他政权做好了行动准备。    不管形势对于我们目前暂时的弱小是多么不利，我们决心要继续做非洲人。昨天，我们还是奴隶。今天，有些人也还是奴隶。今天，我们要在非洲的土地上使非洲人得到自由。我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我们拒绝牺牲我们自己的特性来换取“进步”的称号。如果我们要成为苏联帝国主义所能接受的黑色的俄国人和非洲的古巴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们是曾经拒绝做黑色的葡萄牙人的。如果我们是仍然热爱自由和反对苏联帝国主义来到南部非洲的，我们就需要有政治勇气来坚决正视我们的命运，要寻求以非洲的方式来解决非洲的问题，即使有时候会被其他国家所孤立。我们需要目的统一步调一致，以便使我们摆脱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接着落入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在安哥拉，安盟正在为争取非洲自由和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而战斗。谁准备来同我们在同一条战壕里作战？但是我们的情况打开了次大陆的眼界，我们至少对这一点感到满意。

【路透社毛里求斯路易港十二月三十日电】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总理组成的联合政府今天宣誓就职。    西沃萨古尔的工党和穆斯林行动委员会联盟在上星期议会选举中，在七十席中仅获二十八席。它现在已经与右翼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共产主义的毛里求斯斗争运动在选举中获得三十四席。它的党领导人说，以两票而居多数的新联合政府是不孚众望的。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共在向前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重大突破。文革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落入刘少奇等资产阶级官僚手中的权力夺回来，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覆辙，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投入“文化革命”运动    周恩来积极投身于这次运动。他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文革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利用文革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从文革一开始便出尽各种手段来陷害周恩来。这群企图肆意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家，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在文革中把一大批中共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打下去，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在人民当中早已享有崇高声誉，而这声誉又是与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所分不开的。要打倒周恩来，真是谈何容易？林江张等人也许深切知道，如果公开叫嚣“打倒周恩来”只会激起群众的义愤。于是，他们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各个方面陷害人民崇敬的周恩来总理。    文革十年以来，周恩来便一直在林江等人的反对和陷害下，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在复杂的局面中坚持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十年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处理党和国家事务。最近几年来，他更积劳成疾，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力排“四人帮”的干扰。这十年，是周恩来面临严重挑战的十年，是周恩来鞠躬尽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无私忘我，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维护团结，联系群众等优秀品质高度集中表现的十年；是周恩来更加紧密地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十年；是周恩来对党、对国家、对中华民族作出非凡贡献的十年。四人帮要陷害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显然是太不自量力了。对“文革”的卓绝贡献周恩来对文革的贡献，主要有几个方面：一、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    周恩来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是积极参与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曾派工作组到清华大学，试图改变运动的方向，斗倒一大片学生。他还强迫许多学生和干部“闭门思过”，使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到清华，亲自主持万人大会，支持革命的造反精神，并为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革命派平反。    在文革初期，当很多地方的文革运动受到阻力的时候，群众都跑到北京去，请周恩来协助他们解决困难。周总是热情地接见他们。    二、严格执行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大多数，保护了一大批忠于党和国家的老干部。    林彪、江青等为了实现他们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在文革中鼓动红卫兵无原则地斗争一大批老干部。林彪提出“打倒一切”的口号。江青则猖獗地公开批评这个干部这样不是，那个干部那样不对，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在他们的纵容下，朱德被指为“篡党夺军的大军阀”，贺龙也成为“大军阀”，陈毅也在万人大会上被斗。林彪、江青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打倒老干部、安插自己的亲信、篡党夺权。    周恩来对林江的做法一直是抗拒的。他耐心细致地说服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和各地群众，向他们宣传毛泽东对干部的政策，保护了一批中共的优秀干部，保证了国务的顺利推行。    周恩来对于把干部进行体罚和游街也是极端反对的。他亲切、生动地劝人不要用体罚和游街的方法去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三、稳定大局、促进大联合。当文革进入了大联合和建立革委会阶段时，由于林彪提出“打倒一切”，又由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使中共的政局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    毛泽东在文革中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但是江青却自以为是，到处煽风点火，叫各单位用武力“守卫”，一时群众火并盛行，甚至出现抢夺解放军和民警的枪枝的事件。周恩来对各地的派别进行了异常耐心的说服工作。在促进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期间，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促成了各地大联合和安定团结。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师生谈话中，就已经诱导学生们要用文，不要用武，要团结一大片，不要打击一大片。    四、坚决执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发展。    周恩来大概是文革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位最忙碌的人：他既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推行文革运动，解决受林江干扰所出现的问题，团结群众，安定政局；他又是国务院总理，要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一系列繁重事务，计划国家的生产，保证国内人民的生活。周恩来对文革的卓越贡献之一，便是他牢牢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    斯诺在其《漫长的革命》中曾作此报道：“一九六七年八月，周通过谈判摆脱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虽然他受到青年的崇拜，但是，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里，有两天两夜以上的时间，他被极‘左’红卫兵包围起来。这些红卫兵的领导人（有些后来当作反革命分子被捕）企图夺取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文件。当时毛不在北京。周不分日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红卫兵谈话，逐渐说服群众（周对我谈话时这样称呼他们）散去。”（二）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二月十日电】泰国将以削减的二百五十万美元的预算和减少比赛项目在一九七八年举办第八届亚运会。    今天在曼谷举行的亚运会联合会特别委员会会议结束了对一九七八年亚运会前景的猜测，会议宣布五个阿拉伯国家将捐款二百万美元，另外的五十万美元将来自剩下的二十四个会员。    主持这次会议的巴基斯坦的亚运会联合会主席哈里德在这次为时两小时的特别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五个中东国家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早些时候，印尼已保证捐款一万美元。    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执委会会议授权组成这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减少比赛项目以便降低总开销和由亚运会联合会成员国筹款来帮助泰国举办一九七八年亚运会。在巴基斯坦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于一九七五年放弃主办这届运动会的荣誉之后，泰国自愿在十二年里第三次当东道国，若其他成员国帮助资助这届运动会的话。    这次会议还决定放手让泰国的亚运会组织委员会决定应从运动会赛程中砍掉哪些项目，以适应亚运会联合会成员国所保证的钱数。    哈里德还说，不仅比赛项目要减少，而且运动员和官员的数目也要减少。    亚运会联合会主席还对“泰国政府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工作”表示感谢，“他们对亚洲体育事业的帮助受到了高度称赞。”    【美联社曼谷十二月十日电】泰国空军上将他威将主持亚运会联合会的工作。他在会后证实，继早些时候曾通过一项决议，以色列运动员将给东道国提出太严重的“安全风险”之后，以色列将被禁止参加。

【本刊讯】尼泊尔《新兴尼泊尔报》十一月五日刊登四日发自加德满都的文章，题为《七七年春季有八支登山队》，全文如下：    一九七七年春季将有八支登山队前来尼泊尔，攀登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的不同的山峰。    新西兰登山委员会将攀登八千八百四十八米高的珠穆朗玛峰。虽然自二十三年前英国登山队的坦京·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在一九五三年首次征服了珠穆朗玛峰，但是它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登山家。而且攀登这座山峰的已经定到了一九八○年。    已经得到允许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有，南朝鲜登山联合会登山队（一九七七年秋季），奥地利登山队（一九七八年春季），德国—奥地利联合登山队（一九七八年秋季），南斯拉夫登山队（一九七九年春季），西德的斯利佛五十周年登山队（一九七九年秋季），苏联登山队（一九八○年春季）和尼泊尔登山协会登山队（一九八○年秋季）。    至于一九七七年春季登山季节，已有两支德国登山队得到允许。但是德国的德瓦比喜马拉雅山登山队将面临最困难的挑战，这支登山队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八千五百○一米的洛泽峰。    洛泽峰过去只被登上过一次。那是在一九五六年，那些登山家是瑞士人，他们在同一登山季节里还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同一支登山队在同一季节里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和洛泽峰被人们称之为有史以来的登山奇迹。    瑞士人使用的是珠穆朗玛峰南坳路线登上了洛泽峰。那是通向洛泽峰顶的最容易的路线。这就是洛泽峰依然未被攀登过的主要原因。珠穆朗玛峰路线不允许用来进行洛泽峰的攀登尝试，因为优先权不可避免地给予珠穆朗玛峰的攀登。    曾有过许多次从其他路线攀登洛泽峰的尝试，但是都失败了，其中包括日本人在今年春季的一次尝试。    将由施马尔茨率领的德国斯瓦比登山队在明年春季攀登这座山峰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征服这座山峰，那将是一次罕见的登山成就。    另外一支德国登山队是攀登位于尼泊尔中西部的八千一百五十六米高的马纳斯卢的九人登山队。这支登山队将由四十七岁的出版商伦泽率领。九名队员有七名德国人和两名尼泊尔人。    明年春季的另外一支登山队将是攀登位于尼泊尔中西部的八千一百七十二米高的道拉吉里主峰的奥地利一意大利联合登山队。这支七人登山队将由著名的登山家、三十四岁的梅斯纳率领，有四名奥地利人、两名意大利人和一名德国人。    在两百周年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的激励下，美国正在派出一支国际登山队，攀登位于尼泊尔东部的八千四百七十五米高的马卡卢峰。    春季季节期间，日本将派出三支登山队前往喜马拉雅山脉。    日本川崎登山俱乐部打算攀登七千三百七十一米高的丘伦雪峰。这支七人的日本登山队将由三十六岁的佐藤率领。    另一支日本登山队将攀登位于尼泊尔东部、靠近珠穆朗玛峰的努泽峰。这将是一支由三十七岁的加藤率领的十人登山队。    卡格马拉峰是明年春季要攀的最小的山峰，一支十二人的日本登山队将要攀登这座山峰。这支登山队由四十四岁的吉永率领。    虽然外交部可给另外一些登山队发放许可证，但就目前说来，仅有八支登山队预定于下个季节访问尼泊尔，这将是最清静的登山季节之一。    七六年春季有十一支登山队前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