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二月一日电】题：着手整备加强国家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    记者福原北京一日电：中国于三十日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党主席华国锋的领导下，着手整备加强国家体制。    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第一次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明显地表现出中国进入了华国锋时代。华主席代表党中央提议任命邓颖超为副委员长。    这项提议肯定会得到全场一致通过。这表明了华国锋体制所采取的态度：为了回答人民对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爱戴，把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忠实于群众与国家的领导人、已故周总理作为榜样。    吴德副委员长的讲话，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读了华国锋政权的施政方针。    关于第四项议题的人事安排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记者：格里菲思）中国人大常委会开会以批准一些决定，并且制定这个国家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的施政方针。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升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毛主席生前同意的。”    根据华主席的提名，周夫人从常委会委员升为副委员长，将是得人心的措施。她不仅忠诚地支持她的丈夫，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还反对江青及其追随者。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一日电】题：华体制取得全国人大的承认    香港一日电：中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粉碎了江青等“四人帮”阴谋的华国锋体制，取得了被宪法规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在法律上的承认。    【本刊讯】日本东京各大报十二月一日晚刊，刊登各报驻北京记者发回的报道我召开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消息，摘要如下：    《日本经济新闻》：虽然说是人大常委会，但是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首次召开的，这表明华国锋体制的确正在踏实地进展。    《每日新闻》：邓颖超委员升为副委员长，从这位女士的革命经历看，可以说是当然的。但是华主席在提议她为副委员长时，介绍说：得到了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引起注目。    还有这次会议由孙文的夫人、八十六岁高龄的宋庆龄女士主持、歌颂华主席，这暗示华国锋体制重视半个世纪以上的党和革命的历史。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一日以《北京的一个重要机构一年半来首次举行会议》为题评论说：    中国的新华社说，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昨天举行一年半来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任免”事宜。    据新华社说，昨天的会议立即作出的决定是任命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为副委员长。    自从十月间逮捕江青以及其他三个人——以后，周先生成了越来越受公众尊敬的人，邓女士在按见外宾方面发挥了异常积极的作用。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三十日电】题：勃列日涅夫接见美国财政部长西蒙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前来莫斯科参加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例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西蒙。    在谈话过程中涉及苏美两国贸易经济联系的现状问题，以及苏美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    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苏联奉行的方针是始终不渝的，那就是要使苏美两国的关系根据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在共同关心的一切领域朝着积极方面发展。    因此，在双方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使两国间的贸易经济联系具有应有的规模和稳固性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发展这种联系的客观条件现已具备。    西蒙表达了美国政府要发展同苏联的互利合作的愿望，并指出了美国工商界对这种发展所表现的实际关心。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三十日电】（记者：查尔斯·华莱士）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自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今天同福特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长西蒙——举行了第一次谈话，研究了贸易问题。    勃列日涅夫对西蒙说，他今天收到福特总统一封信，但是他们在记者退席后才谈信的内容。勃列日涅夫对西蒙说，这些天美国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勃列日涅夫说：“你们的一位总统仍然在职，另一位总统却被选出来了，这位当选的总统卡特已经活跃起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理工学院的演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即将前往我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昨天在香港理工学院向约一千名大专学生作演讲，讲题是《我看今天中国的形势》。    会上，韩素音讲述了她对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这个政治运动的看法，并答复了大专学生的发问。    以下是她的发言及答听众问的详细摘要：    我今天准备谈的就是心里话。一个作家对人民有责任，这责任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要好好的调查，好好的了解情况，不能随便乱写乱讲，所以一举一动都要比较认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花了二十年的工夫，研究中国革命，研究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为什么这二十年来每年都回中国去作调查研究呢？我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我是在中国生长的，我父亲是在旧中国做工程师搞铁路，那个时候是军阀时代，我亲眼看见过去的中国，是多么穷、多么苦，我小的时候，每年看见几千几万人在那里饿死，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心里充满恨和忧愁，我想总有一天人民是会翻身的。现在中国就不同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尊敬中国、尊敬中国人。过去没有人瞧得起中国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人家不以为中国人是很了不起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革命。谁搞这个革命呢？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若没有毛主席从一九一七年到现在的六十年来，辛辛苦苦为革命，若没有敬爱的周总理、朱德这些伟人来领导中国人民翻身革命，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今天中国发生的“四人帮”事件呢？我们要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历史的眼光就是要明白中国革命，要看这五十年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要看毛主席这五十年做了一些什么事，要懂得这五十年在国内会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用这样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们对今天的事就会很容易理解，而且也会赞成。老实说，如果这四个人的阴谋成功，并上了台，中国就会大乱。今天他们垮台了，我们是应该高兴的。这是我的看法。我这看法不是偶然的。我不是盲从的人，这是我心里的话，因为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对这些人有怀疑。    为了要明白现在的新中国怎么样，我在一九五六年便回去。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北京周总理和邓颖超接见了我，他俩对我很好。我见了他们便说，我是来看，我不相信漂亮的话，我相信事实和行动，我要亲眼看看你们做得好不好。周总理不但不责备我，他说：“好，你这个态度很好。你应该这样做，不应光是相信。”这二十年来我看见了。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写了《早晨的洪流》和《风满楼》两本书，写中国革命，写毛泽东思想，写毛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是否没有矛盾，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有，一九五四年不就有高岗、饶漱石吗？一九五九年不是有彭德怀吗？后来又不是有文化大革命吗？对文革，很多人不理解。开头我也不理解。我下苦功研究，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花了六年时间。懂得为什么毛主席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中国变修，不但中国人民要回复到过去黑暗的日子，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希望了。你们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望着中国，希望是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这以后，又有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故址，看见那里挂着一幅大油画，油画上有毛主席、有林彪，没有其他人。那个时候，爱人跟我一看，我们便觉得不太好，我便开口说：遵义会议除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还有其他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在油画上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林彪不让年青人知道还有别人，就只有他。在井冈山也是这样，除了看见毛主席和他外便没有别人。我们想，这不太适合吧？朱德在井冈山功劳是不少呀，是他把朱德的画拿掉了，我们看了就不太喜欢，我和我的爱人就提出了批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我不应该讲很多，因为我今次是从外国来。我去年到过中国，最近没有，所以我只能讲我在这两三年来的感觉。第一，人民是不喜欢他们“四人帮”的，人民是恨他们的。我们要相信人民，因为人民的眼睛最雪亮，他们不光看理论，还看实际表现，因此，他们看得最准确。第二，我自己也发现不少使我看了不服气、不欢喜的事情。最近两年来，我知道因为“四人帮”的干扰，我在中国的朋友不少受苦，有不少事情他们都不能做。我对这些朋友说：“中国人民的眼睛是看得准的，现在忍耐一下吧，局面一定会变的。”我为什么这末有信心呢？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忍受下去的。    “四人帮”的干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国的敌人都希望中国这个局面能继续一段长时期。这对中国的敌人是一件挺好的事。现在幸好华国锋主席一下子就把这个多么不安宁的局面扭转过来，这对中国的前途是挺好哇！很多问题现在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解决了。    消息传出来后，好几百个外国人都来问我的看法。我说：“好！我很喜欢。”为什么？这不单是四个人的问题，而是长期的不稳定，对今日的中国是不好的。因为，在这短短两个月间，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四人帮”还未垮台前，苏联已经发出了一项威胁。所以，除了看“四人帮”怎样坏外，还要看到他们做的坏事是如何鼓励敌人来袭击中国。要不是解决了这问题，说不定中国会出现很多乱子，甚至要打内战。别以为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敌人。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是恨死中国的。因为他们知道有了中国，全世界人民就有希望，没有中国，全世界人民就可以做他们的奴隶哩！（鼓掌声）    问：中国粉碎“四人帮”后，苏联有什么反应？    答：苏修对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恶劣的，这个我不必多讲了。最近，有这么一件新闻：苏修有一个记者，叫维克托·路易斯，假装是英国人。这人是个标准的“修”。他有挺漂亮的房子，又有泳池，有三部汽车，还有最好的菜，什么都有。大家可知道苏联人民是很苦的，很多人没有肉吃，农村尤其是苦得要命。这个假装英国人的苏联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好象是个很有钱的人，他也经常跑到外面去。他在法国巴黎就跟几个记者这样讲过。他说：“我们（莫斯科）现在对中国要改变态度啦，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中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会有些动作。”这就是威胁，威胁中国，为什么他敢这么讲。当然，他讲的话有时候是试探的话。当人家对他有反应时，他就这么说：我们已经告诉了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不改变态度，那我们（苏修）就有些行动。从其他方面，也有些记者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中国很危险啦，他们（苏修）在边界上已经增加了军队。”我们知道这几年，苏修都在威胁中国，外蒙古边界上的军队不少。这是威胁，是恐吓！他们为什么这样干？我们都知道它是外强中干，自以为是超级大国。当时它以为“四人帮”会在国内搞得很乱，他们也就便宜了。最近，因为看见中国团结起来，“四人帮”垮台了，他们又怕起来了，所以最近又派了代表去中国。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话，并且正在实现毛主席的遗志，所以，我们很放心，在这方面，中国绝不会投降，也不会变色。    问：韩女士见过江青，大家都很关心有关江青的问题，有人说江青曾搞起革命现代戏，今天打倒江青，是否等于否定文革？    答：有不少人流传着这种谣言：江青下台，就是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主席。我看这不但是不对，而且是故意这样讲，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就是江青。其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有人在外间传说，江青跟某些外国记者讲，文革是她想起来的。那里是她想起来的！也有人说妇女解放运动是江青搞起来的，所以，将来中国再没妇女解放了，这是一番胡说！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而江青想利用文革作为一个踏脚石。毛主席曾亲自给她写信。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就指出她有缺点，也指出林彪有缺点，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的新书《风满楼》里就有。文革中的确有不少人乘机出风头，装成很革命。可是文革是不容许那些机会主义分子长久在台上的。看，一个一个都下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假装革命，的确好象是做过一点事情，可是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的是人民，是群众。他们把这加在自己身上，好象是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态度，是资本家的态度。他们把革命作资本。我只见过江青两次，所以不能说很多。老实说，我也不愿意说得太多。可是免不了说几句关于她的态度。简单说起来，她的态度是这样的：你问她什么问题，她要讲自己；你问她的近况，她讲自己有病；你问她什么什么事情，她就讲别人的坏话。我问她对技术革命的看法如何？她不讲这个，而讲某某人对她不好，对她不利。这个态度，我觉得有些古怪吧！后来，第二次看见她，又是这样，我就怀疑这个人不能够做领导，太狭隘了，什么东西都讲她自己！她也很喜欢人家崇拜她，夸张她。    她过去跟林彪的妻子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林彪的妻子叶群常常说江青的好话，在江青的面前说她多么好。江青就是喜欢这些话，不喜欢人家批评她，人家稍为说一点令她不爱听的话，她就要骂人。这种态度，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小器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笑声）。    邓颖超夫人是那么谦虚，和江青有天渊之别。说到妇女解放运动，邓颖超十八岁就已经在搞妇女解放运动，在上海的工厂跟工人妇女搞革命，那时，有几个工人妇女还被反动派抓去枪毙了。邓颖超是真正妇女解放运动的榜样，做了很多事情。蔡畅、康克清，都真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好榜样，江青那里象呢？若有人说江青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认为中国的妇女不会答应。周总理一九七四年已经病了。可是他还是到飞机场去迎接外国来宾、首脑、政府要员。他亲自提手提包，他穿的衣服有时候膝盖地方有点烂，也没有换新衣。邓颖超夫人也是非常可爱。多么好的一个人，大家都叫她邓大姐。邓颖超没有讲很多理论，可是她做得不少。而江青，从没有人民尊敬她。这我也不再说了。讲起周总理，心里头还是很难过。    问：为什么“四人帮”的问题以前不讲，现在才揭发？    答：这不是过去不讲。这两三年来，在中国人民之中，已经讲了不少话。不管老年、青年还是少年，有不少人批评她。要不然为什么我在一九七四年会听见有人批评她的衣服。她搞了一些衣服，这些衣服成本很大，需要六码布。她要每一个妇女都穿。我最初听见这么说，还以为只是谣言。这说明，人民就是在讲她很多话，并不是不讲。这些话说明了人们心里头不高兴。从来就没有听他们讲周总理或邓颖超的坏话。所以不能说人民不批评江青。姚文元手里有《红旗》，有《人民日报》，还有出版社，他到处管。出版社的人也不高兴，有一个出版社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会写作，为什么你们出的小说还是那么少？”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五百部小说在等。”我问：“等什么？”他说：“等了两三年，等姚文元看。”所以不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创作力量，不是说没有写。但要等“四人帮”决定好不好，这个不对罢。所以，有的人就贴了大字报，前年去年都有大字报，说了这些话，我很高兴。在外国，号称民主，有很多坏事情是永远不会被揭露出来的。可是在中国，两三年就会被揭露出来，这是很好的事。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一日电】美国当选总统卡特说，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传话给他，说“他们认为”，在他于一月份就职之前，对“解决”一些争论和问题“最好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    卡特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这里举行的参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实际上，目前的国际关系已经变得很不活跃。”    外交委员会今天公布了会议的谈话记录。    卡特说，他认为，“全世界同我们的关系调子已经在改变”。    他说：“我多次表示过我对智利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他们不理会人权必须受到尊重的要求，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用于和平的粮食的大约百分之八十（同给南半球其他所有国家的粮食相比）给他们。    卡特同委员会成员会晤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保证要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同他们密切合作。参加会议的还有非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十七名参议员。    当有人问及土耳其的防务条约时，卡特说，他曾经同基辛格国务卿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土耳其的基地对我们是重要的。我认为我国海军继续留驻东地中海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由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和由于可能不必要地干预了塞浦路斯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都同我们疏远了。”    他继续说：“在我当选的时候，希腊大事进行了庆祝，如果当时人们设想我是不那么客观的，那么，我认为这种庆祝或许是没什么根据的。”    由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争端，上届国会对继续向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土耳其出售武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卡特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着手设法批准同希腊和土耳其的协议，以便继续在这些国家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    他说：“两国政府已经表示它们愿意把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我不知道土耳其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撤出被占领的领土，或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遣返希腊族塞浦路斯公民。”    在谈到当前国际事务中的停顿状态之后，卡特谈到了他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亲自处理的一些问题。    他说，将需要他立即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设法同苏联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卡特说：“由于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出现分歧，自今年初春或去年冬末以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实际上处于休会状态。”    他还谈到了“同巴拿马因运河（指的是巴拿马运河）发生的一个日益恶化的问题”。    卡特说，他必须同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紧密合作，“因为如果制定出来的解决办法可以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民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他还谈到了中东问题以及同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各国加强关系的必要性。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一日电】当选总统卡特已向参议员们保证，将让他的财政部长参加有关对外政策的讨论。卡特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同参院外委会举行的一次私下会议上作出这种保证的。    当选总统说，他认为，基辛格国务卿对对外政策的经济方面并不很感兴趣。但是，他又说，在他的政府中，财政部长“将同我一起参加（对外政策）讨论”。

【合众国际社佐治亚州普兰斯十二月一日电】当选总统卡特今天召集了十六位经济顾问开会以听取关于经济的“最新情况报告”，这十六位顾问中有五位是大公司的负责人。    新闻秘书鲍威尔昨晚对记者说，卡特“很可能”从这批人中推选四、五人担任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员。    他说，他们很可能担任财政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卿，还可能担任商务部长。    鲍威尔说，卡特对钢材涨价百分之六和铝即将涨价的事感到关注，但是又感到对此无能为力。    在参加今天的会议的人士中有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代人们所熟悉的一些人物。    预定参加经济政策会议的还有当选副总统蒙代尔。    【合众国际社佐治亚州普兰斯十二月一日电】当选总统卡特今天同十七名经济顾问举行会议，他的首席发言人说，卡特现在认为经济状况比他在竞选活动时所说的还要糟糕。    卡特正间接设法要取消钢的价格上升数额，并防止再发生通货膨胀，他在同他的顾问们举行秘密会议时对经济前景得到一些悲观的估计。    鲍威尔说，卡特说，他在竞选运动期间就经济问题发表的一些话不幸看来是正确的。“过去看上去是情况不好，现在则看来情况更糟。”    但是，当有人问及情况是否已经糟糕到卡特认为正在出现经济衰退的地步时，他说，“我认为这样说太过分了”。    请来参加会议的除原定十六人外还有一位出人意外的来客，他是前副国防部长万斯，他在昨天未经宣布的情况下抵达，已同卡特会谈了几次。鲍威尔说，这次会议对经济问题作了全面研究，涉及许多国内外经济问题，其中包括预算、货币政策、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可能性、钢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诸如英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情况等世界经济问题。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一日电】题：伊凡·雅库鲍夫斯基逝世    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凡·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因长期重病于十一月三十日逝世。    在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及苏联其他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们签署的讣告中说，“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和经验都贡献给了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事业、贡献给了加强苏维埃祖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位有才华的军事首长、伟大卫国战争的积极参加者逝世了”。    雅库鲍夫斯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七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担任坦克营营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担任坦克军副军长。    在一九五七——一九六○年，雅库鲍夫斯基任驻德苏军第一副总司令，后来多年中他先后担任司令和基辅军区司令。    从一九六七年起，雅库鲍夫斯基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    伊凡·雅库鲍夫斯基将安葬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墙边。    【路透社莫斯科十二月一日电】关于前装甲坦克兵司令雅库鲍夫斯基的继承人选的猜测，集中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和指挥苏联驻东德军队的叶夫根尼·伊凡诺夫斯基将军。    人们认为，代表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参加布加勒斯特最高级会议并作了关于华沙条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工作报告的格里勃科夫将军，不大可能如此迅速地晋升到这一高级职位。    观察家们说，第三个可能的人选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库利科夫将军似乎不大可能调动工作，因为随着由一位文官领导国防部，他在莫斯科军事机构中变得更加重要了。    五十九岁的奥加尔科夫将军代表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参加了十月份共产党集团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和最近苏联举行的军事演习。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一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副主编松本博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推进东欧团结，东欧的经济困难难以解决》，摘要如下：    苏联和东欧国家随着初冬的来临已进入政治季节。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相隔五年后访问了南斯拉夫。二十日以后他又访问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同齐奥塞斯库总统举行了会谈。然后决定出席二十五、六日两天在当地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首脑会议）会议。    在此之前，捷克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和波兰党第一书记盖莱克相继访问了莫斯科。东欧国家的这些首脑匆忙地进行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大概是为了应付美国卡特民主党政权即将成立和中国华国锋新体制即将开始这种新形势，试图巩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制。固然，苏联是需要巩固体制的，但也存在着另外一个方面，即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强烈要求东欧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以便防止象波兰那样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等事态的恶化。    关于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巩固政治体制的问题，将在不久就要召开的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加以强调。这是因为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过去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工作的。东欧国家，自按苏联意志以“正常化”的形式解决了一九六八年夏季发生的捷克事件以后，大体上是稳定地渡过来了。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东西欧洲的关系有所缓和，人事的往来和情报的交流也活跃起来。赫尔辛基宣言就是其象征。    另外，提倡尊重市民自由和建立复数政党主义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新路线，犹如地下水一样正在向东欧国家渗透和产生着影响。    这些就是七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    另一方面，东欧遇到的经济形势是复杂的。石油冲击以后的西欧的经济困难，对本来应该没有通货膨胀和失业、并扎实地取得经济发展的东欧国家来说，是夸耀制度优越性的绝好机会。但是，东欧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从西方购买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有时还要购买消费物资。这样，扩大东西经济交流的结果，就把西欧的通货膨胀引进了东欧。苏联提高供应原油的价格和世界食品价格的上涨，给东欧国家增加了二、三重的负担。    据报道，在波兰这种经济困难表现的最为严重。从西欧的借款总额约达九十亿美元，政府为支付利息，必须花费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出口货款。六月份，政府决定肉类提价百分之七十并大幅度地提高食品价格，由于遭到工人的反对，至今尚未实施。    总的可以说，东欧的政治形势将根据对莫斯科的向心力和脱离莫斯科的离心力的强弱而发展。从过去的例子来看，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因满足不了国民的经济欲望而增强的时候，离心力就会急剧增大。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由于熟知这一点，所以对国民生活的稳定绞尽脑汁。苏联领导人也不放松对东欧国家内部出现形势不稳苗头的监视。在紧急时刻，将使用与赫尔辛基宣言的誓约有着不同作用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坚决保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关于总统府内争权夺利的议论，已从普通的流言蜚语发展到最近出现的一本地下印刷品，上面列举了一百三十一家公司的股东，看起来就象印尼政界名人录一样。有些对内情略知一二的雅加达外交官和商人说，这个材料看来相当确切。    不过，对苏哈托来说，最严重的挑战还是上个月发生的所谓萨维托事件。政府把这件事说成是一场未遂政变，其实是一个名叫萨维托·卡托维博沃的前农业部工作人员和兼做术士的人物要求苏哈托下台。    更重要的是，萨维托还拿出了一封信批评了印尼道德败坏的情况，从而至少是影射总统府要对这种状况负责。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都是些大人物，不但有一九四五年同苏加诺一起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元老哈达，而且还有印尼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耶稣教和爪哇会道门的领袖。虽然这些签了字的人，后来说他们对这封信只是“匆匆”看了一遍，但是总统的反应却很严厉。保安部队逮捕审讯了好几十个人，其中有五十二名军官。警察对大学的监视增强了，有一个学生因为被认为要刺杀苏哈托而被捕。总统的公开声明看来也象是小题大作。他甚至在把萨维托事件公开之前，连同顾问们商量一下都没有，就准备好一份声明，公开否认自己的家属从事商业活动的传闻，并且宣布：“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给我的妻子和我妻子一家，或者那些自称是我的亲属的人，以特别的恩宠。”    虽然有些官员正确地指出这些想发横财的企业家喜欢完全不顾事实地替苏哈托隐讳，但是甚至总统某些密友也感到他这样干脆地否认有特权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总统有一个心腹闷闷不乐地对本刊记者说，“说这样的话是自杀行为。没有人相信他。”更糟糕的是，苏哈托的弟弟和儿子在第二个星期又招待记者，再作否认。总统的弟弟普罗博苏特佐说，所以让他垄断几百万美元的丁香进口生意纯粹是因为他做生意本领高明。不过，他也承认，他们的家庭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害。他坚持说：“我们生意赚钱不是因为受到特别优待，如果政府官员仅仅因为我们是总统的亲属而对我们好的话，只能算我们的运气好，因为我们自己并未提出过要求。”    等到这一阵吵吵嚷嚷过了之后，大多数人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苏哈托要把萨维托事件公布于众？他是不是受到了压力？如果是如此，又是那里来的压力？有一种说法是，他一直是受不得一点儿对他的家属的批评的，光凭他觉得自己是家长这一点，就得出面对付这种挑战。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可能是害怕这种非议怨言散播开来会影响他的“专业集团”在明年五月的议会选举中安安稳稳地大获全胜。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除此而外，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苏哈托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历来支持他的人当中，有些人已经开始背离他了。真相很可能就是如此。据说许多业务干部都因为贪污日盛而灰心丧气。又听说伊布努的老朋友们，认为总统府对付他们这一伙人太不讲情面而大为恼怒——人们甚至怀疑把苏哈托一家经商年利的内情透露出来的就是他们。另一方面，许多元老派的军人则对总统在经济问题上如此倚重那些业务干部大发牢骚。而青年军官则认为苏哈托吞并东帝汶这件事干得很笨，死了不少人，丢了军队的脸。    尽管有这么种种的批评，业务干部和高级军人多半还只限于发发牢骚，他们还要一起把苏哈托推到台前，即使他们不想这么干，眼前也还看不到有什么人可以代替得了他。反对苏哈托的人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观点都有，因此很难看得出批评他的人能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挑选出一个人来接替他。有些批评他的人，可能只是希望把总统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破坏到一定的程度，逼得他到一九七八年第二届五年任期届满时自动下台    。    不过，迄今为止苏哈托还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思。他去年年底做了胆囊手术，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他的亲信都说他希望干下去。但是这主要要看他能不能保持印尼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定。而在这方面他是有困难的。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得很快。尽管印尼制订了规模很大的人口控制计划，预料到二○○○年的时候，现在已嫌过分稠密的爪哇和巴厘的人口就将达到一亿四千万人，而全国总人口届时将达到二亿四千万人。如果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向城市移动率照目前这样下去，光是雅加达一个地方就要有二千一百万人。    很明显，这些新的印尼人（他们现在就已使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每年增加一千四百万）都是要吃、要穿、要上学、要就业的，还要求政府给他们提供各种劳务。问题是：钱从哪儿来？这个国家的资源是丰富的，有木材、锡、橡胶和石油，应当能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但是，至少就能看得到的将来而言，印尼的命运仍然要取决于变幻莫测的世界原料市场。在国内，经济仍然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摆脱——用一个分析家的话来说    ——“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衰退”，由于停办了一批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办的企业，国内的经济一直不景气，成千上万的工人丢掉了工作，也就是加入了这个国家日趋庞大的失业大军。许多大大小小承包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工程的人现在都已处于绝境。    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必须偿还债款，这种无情的资金外流，对经济构成了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政府原来已经背上了八十二亿美元的巨款外债，去年又为了挽救这个石油巨人而用很高的利息借进了十亿美元的贷款。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些贷款有许多马上就要到期了。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印尼继续借款来完成已经计划要办的项目的话，这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将达到大多数银行家认为危险的比例，到一九八○年，光还本付息的钱，就要占出口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真正的危机大概到一九七九年就会到来。届时，预料印尼将借进二十亿零二千万美元，可是还旧债的钱就得花掉十八亿九千万美元，只净剩一亿三千万美元能用在经济发展建设上。    为了努力多搞点现款，政府今年硬逼着在印尼营业的外国石油公司重新谈判产品分享合同。由于改变合同的结果，今年可以增加三亿到六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长远来说，这种做法会有反效果。许多外国公司害怕这种突然改变订合同的程序的做法，大多数人都预测印尼的投资气候会恶化。就外国石油公司这方面来说，它们已经放倒了井架，把地质工作人员送回了家，废除了同各种服务公司订的合同，明白告诉政府它们不再勘探石油了。这种行动已经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前景：等到目前在生产的油井枯竭的时候，总产量就会下降。由于预料国内对石油产品的消费今后将迅速增加，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印尼最能赚外汇的东西将越来越少，而这个时候却正是它最需要外汇的时候。    外国石油公司的这种做法，也很可能有一种恫吓的味道。如果世界石油市场如某些专家预言的那样到明年初重新兴旺起来的话，那么这些石油公司就会卷土重来，而且劲头更大。但是如果市场仍然疲软的话，那对印尼和苏哈托的影响就会很严重，虽然收入越来越少，雅加达那些过手就要分成的贪官污吏却不见得会减少。因此，除非苏哈托能以他的政府的全部力量来支持他一再公开要大家过“简朴生活”的号召，否则印尼上层社会那种生活方式同人民群众的贫穷状况的对比将更加触目惊心。总统本人也承认，印尼存在着社会动乱的因素，万一它们达到发火点的话，引起的爆炸可能会大到连最厉害的“铁腕人物”都控制不了。（下）

【本刊讯】印尼《罗盘报》十一月十五日消息：苏哈托总统在评《新闻周刊》十一月八日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还有印尼人抱着败坏本民族的声誉的目的愿意向外国人提供不确实的材料，这“太过分了”。国家谍报统筹机构副主任阿里·穆托波中将是十三日向报界透露国家元首的这一反应的。    【路透社雅加达十一月十二日电】马利克外长指责说，美国《新闻周刊》在最近一期刊登批评印尼的文章旨在搞垮印尼。    他说，《新闻周刊》十一月八日一期上的那篇文章是对全体印尼人民的侮辱。    【法新社雅加达十一月十一日电】印尼一位高级官员今天在这里指责说，美国报纸正在展开反对苏哈托总统水门事件式的宣传。    印尼情报局副局长、政府支持的“专业集团”的高级政治顾问阿里·穆托波将军在专门召开的一次印尼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美国《新闻周刊》在十一月八日一期刊登了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尼西亚：希望在消失》，旨在“贬损总统的形象以及嘲弄印尼和总统家族”。    穆托波说美国这家周刊是想仿效“华盛顿邮报财团”利用水门事件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办法。

【路透社槟城十一月二十九日电】泰国和马来西亚今天宣布对于它们丛林边界上的叛乱共产党游击队发动全力以赴的战争。    在这里的两小时会谈中，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和泰国总理他宁·盖威钦商定要全面合作对付游击队。据估计游击队有三千人。    侯赛因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两国在全力对付共产党问题上没有任何迟疑。    他宁说：“如果发生外界侵略，我们就得鼓起勇气来战斗。”他这话显然是指共产党印度支那而言的，泰国同共产党印度支那的关系已大大恶化了。    今天两位领导人在这个休养胜地举行的会谈，是他宁在十月曼谷军事政变后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会谈。他宁的新政府明确表明了它的反共态度。    马来西亚一直谋求同泰国加强合作来对抗令人伤脑筋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长期来隐蔽在两国间边境上难以进入的密林之中。    侯赛因显然对这次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他说，他和他宁没多长的时间就取得了一些共同的看法。    他宁在访问马来西亚一天后回到泰国时说，在边界的游击队已加强了活动。他们最近在泰国南部发动了三次袭击，造成军警很大的伤亡。    【美联社吉隆坡十一月二十一日电】据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今天说，泰国军人政府已经开始把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从他们在泰国南部勿洞地区的长期的庇护所赶走的战役。    这家通讯社说，在勿洞的泰国官员说，这次战役包括重新安置靠近泰马边界的居民，控制共产党地区的粮食，进一步严格维持治安，由保安部队“扫荡”共产党的躲藏处并且加强心理战。    勿洞县副县长侬·胶威七对该通讯社说，马泰部队在边界地区的联合行动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法新社曼谷十一月十九日电】泰国电台宣布，自从十一月十七日共产党游击队在一次袭击中打死十七名政府人员以来，泰国南部的素叻他尼（素叻）府每天从晚上八时到清晨五时实行宵禁。    在素叻他尼（素叻）府多事的永沙县的宵禁实行的次日，内政部长沙马·顺通卫开始视察泰国南部，并宣布他要“镇压”游击队的活动。    过去一个月里，在同共产党叛乱分子的交战中，至少五十一名政府官兵被打死。    他宁·盖威钦政府已经宣布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其中包括把镇压共产党列为当前急务。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政治部人员连日来大举搜捕一批与“外国共党组织”有关人士，是港府因最近一次“政治事件”引致的“迫不得已”行动。    消息指出：港府这项决定，与两周前在香港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该项事件曾被形容为“利用香港特有社会形态，制造政治舆论的阴谋”。    目前，政治部所扣留的二十名人士当中，据悉有自称“托洛茨基”派系分子，其他人士，则有反中共倾向。被捕人士中有若干属政府公务员。政治部调查人员相信，他们曾直接或间接向人供给有关本港的工商业资料。虽然，部分人士在提供资料时，并无政治动机，但这部分资料，却被利用为达致某个政治目的的工具。    消息来源相信：部分被扣留的人士，经调查后会获得释放。    所谓“托派”，组织也相当庞大，消息来源透露：一个属于国际性的组织，自一九四六年在捷克首都成立的“联合会”，一九六零年即由苏联控制该会，苏联利用这个“联合会”的名义，派出人员在各地活动，暗中进行间谍活动。    今年三月间一名伊拉克籍的人士来港活动，就被政治部人员暗中跟踪，经过多月来的侦查，而揭发了这宗涉嫌系苏联间谍网的活动。这个间谍网以搜集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为目标。    政治部在拘捕这些人物时曾搜出一批疑系属于“情报”的文件。    【本刊讯】香港《华侨晚报》十一月二十四日报道：自去周末开始，本港警方政治部人员，揭破了一个潜伏在本港达二十年之久的国际共产集团的特务组织。据一项消息来源称，这个间谍组织，主要系搜集有关西方及东南亚各国形势之情报，并包括中共之一切有关权力斗争资料，以供给予苏联为首之共产集团国家。因此，该间谍组织，系由商业及文化通讯，以至传说有服务在港府的官员掩护进行，而该间谍组织并非担任实际行动者。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十一月二十八日刊登一则报道，全文如下：    政治部探队昨天（二十七日）整日又大举出动，在港九新界展开连串突击搜查行动，先后拘捕近百男女，漏夜展开侦讯。    此为政治部在过去一周来连串行动规模最庞大之一次，出动探队逾百名。    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昨日被捕之人士，大约有八十至一百名，被捕者之身份，相信是日前所破获之亲苏分子情报等组织的外围分子，并非该组织重要分子。    政治部人员昨晚漏夜展开侦讯工作，呈现一片不寻常繁忙气氛。    消息来源称，该情报网中主脑人物已在二十日晚落网，而该组织之成员亦相继在周内接连数天之行动中被拘。    此一情报网之总部设于本港，据称主要任务乃在搜集有关中共对港及对外一切贸易资料提供苏联，并同时进行搜集本港劳工情况资料。消息指出，该亲苏分子之情报网人员，曾一度企图渗入本港工商署及劳工处，但此动向都逃不过政治部耳目掌握线索经冗长调查后而一举捣破。据悉本港各区警探曾临时调动派遣协助政治部人员之搜查行动，检获之大批文件，据称仍被当局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