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先锋报》十一月四日刊登爱·弗·希尔的文章，题为《欢呼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全文如下：    每一个共产党都必须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特定的国家的人民才能够在那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一切真正的共产党是共同一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的这样的共产党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它们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它们是相互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在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堪称典范地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方面的非常重大的作用，它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中共作出什么决定，是它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干涉。同时，它作的决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非常关心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继续发展，一切复辟活动将被击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诚然还有各项工作的路线）将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在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阴谋方面。因此，我们欢呼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决定，这个决定申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谴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分裂活动，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一切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中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十月二十五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要学习吴德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这篇社论和讲话记录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社论和讲话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多次指出的那样继续着，并且将继续进行。这个阶级斗争反映在共产党内。最近的事件给这个真理增添了历史经验。阶级斗争还要继续下去，还要有许多曲折。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亿万中国人民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时刻警惕修正主义，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而斗争。    由于有这样的领袖，他们得到发展，并且将继续发展，他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的胜利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刊登一篇题为《江青等四人被控破坏经济发展》的评论说：    中国新领导当局指责江青和另三名主要左派分子破坏工业生产，干扰经济工作。    对左派分子损害经济的指责是一系列迹象中的又一个迹象，表明中国新领导人打算恢复比较讲实际的政策，强调经济发展。他们已经说了要把周恩来总理的在二十世纪内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重新付诸实施，还隐约表示文艺政策可能放松一些。也有一些高级官员对外国客人说，江青等人不断干扰在经济方面作出的决定，用一些毫无根据的主张在党的会议上捣乱。

【本刊讯】苏丹《天天报》十一月八日刊登题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战胜了危机？》的文章，作者是该报外事编辑萨利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摘要如下：    过去几个月，中国遭受了连续三次重大的打击，其严重程度足以震撼世界最强有力的制度。第一个打击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他是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的能干的人物。第二个打击是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第三个打击是中国的领路人毛泽东主席逝世及随后发生了他生前也曾指出的权力斗争。在逮捕“四人帮”以后，中国党领导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遭受到那些严重的连续打击，但有着传奇般力量的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如磐石般屹立不动。    象毛主席逝世那样的事件通常是要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严重影响的。毛泽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路人。正是由于他，中国才成为象今天这样进步和强大的国家。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反对派往往在国家元首死后才开始自我暴露。四人帮也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才冒出来的。    虽然整个世界曾预言中国将遭受严重打击，但是中国领导人成功地战胜了它（反对派），时间之短令人吃惊。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结构，从它的基层单位到最高层，都是坚实牢固的。这表明，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国家结构砌的第一批砖是非常牢固和非常得当的。这还表明，中国战胜了这些危机将能够经受住将来的任何危机和考验。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一月七日译载美国刊物《海内外》刊登的美国友好人士韩丁的女儿韩倞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题为《我对周总理的怀念》，摘要如下：    作为一个在新中国出生、成长的美国人，周总理的逝世对我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味。虽然来到美国已经四年，但是真正能够牵动我的心，能够引起最深沉、最激烈的感触的，仍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深受爱戴的领导人；全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目中一位最尊敬而又十分亲切的长辈。    中国有一句老话讲，“时势造英雄”。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人物。周总理在世的七十多年，正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巨变时代。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几千年封建势力的重压，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无数优秀的革命领导者正是在这种人民前赴后继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把周总理描绘成一个“善于生存”的人，把他的一生归结为机智灵活，看风使舵。这完全是庸人之见。机智灵活自然是革命者保存自己战胜敌人所必须的品质。没有这样的领导人，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周总理从来都是不让步的，在中国革命几次重要的转折关头，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起，采取新的策略，反对了各种错误倾向，甚至在大多数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仍坚持原则，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可以说，周总理在他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是毫不畏惧地开着顶风船前进的。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总理更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实践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而是不断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目标。    周总理一生的事迹数不胜数，至于周总理的平易近人的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他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小故事，更是在中国人民中广泛流传。我想在这里提一提的，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小事体现了在我看来一个领导人身上最值得敬佩的品质，这就是周总理不断革命的精神、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到我中学时期的母校北京一○一中与师生谈话的情形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传颂，虽然我在这以后九年才到一○一中，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的母校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里，许多革命者的少年儿女随军转战南北，生活很不安定，又没有学习环境。为了使革命后代更好地担负起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晋察冀边区中学于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成立。由于内战爆发，学校几次迁移，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学习。最后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而后又在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自己动手建校园，开辟农场，全国解放以后热气腾腾的新时代开始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来到学校，他仔细地询问大家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为师生们白手起家建校而感到高兴。大家谈到学校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光荣传统，谈到战争年代中老校友们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周总理特别强调了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并且指出：成立专门的革命干部子弟学校是战争年代的需要，而今天的和平环境里这种需要已经过时，如果继续办这种学校，势必脱离群众，搞成特权。他指示学校要成为一所普通的中学，要向工农群众的子女开大门。他不断的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躺在父兄的革命功劳上洋洋自得，而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人民的勤务员。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正体现出周总理热爱人民的真挚感情，体现出他为防止革命政权的腐化而坚决反对任何特权的不断革命精神吗？（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周总理的这种精神又表现在他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对待批评的态度上，真可说是“闻过则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些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美国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对外籍工作人员的待遇上只讲照顾物质生活的倾向，提出应当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人民打成一片。那年的国庆节，我的姑父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夜晚的庆祝活动。周总理过来一一和外国朋友握手。    在和我姑父握手后刚走过不远，一个中国干部告诉他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周总理连忙转过身来，又一次紧紧地握住我姑父的手，摇了又摇，很真诚地连声说：“意见提得好，提得好，感谢你们给我们帮了大忙。”    最使我感动的是当一九七一年夏天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全家的时候，一开始就问：“你们参观了不少地方，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农村里面许多落后的方面你们调查了没有？”说着自己举了一个例子，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没有调查这些，周总理很风趣地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不行，调查不仔细嘛！”接着，他从改变旧的习惯势力的艰苦性、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开始，对解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情况进行了一番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分析。我一边听，一边不由地想到，只有襟怀坦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着想的领导人才能如此诚恳地主动要求人们不但要看中国的优点，而且要看中国的缺点。他知道中国的落后面是由不合理的旧制度造成的，并不是新中国的耻辱。他的目的除了彻底揭露这些东西，力争改变这些东西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正在想着，周总理又接着话题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年青人，是新生力量，我对你抱希望，年青人朝气蓬勃，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也不是没有缺点，那是不可能的。我犯的错误比你多，你就没犯过，可能将来也不犯，那就更好，犯了也不要紧，只要能面对事实，面对错误，改正错误。这算是临别赠言吧。”像周总理这样身经百战，饱经风霜的长辈居然对我这个没经过事的孩子说出“我犯的错误比你多，你就没犯过”的话，这种谦虚，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总理的临别赠言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它将永远鼓舞着我斗争的勇气。    我在新中国长大，那里有我最熟悉的人民，有我最亲密的朋友；而在美国又有我无数的亲人，有我新建立的友谊。处在这样的地位，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自然是我所特别关心的事情。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有特殊的贡献的。当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时，许多旧日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开始重访中国，其他各界美国人士也陆续开始与中国接触，中美关系掀起了崭新的一页。在那些日子里总理不顾疲劳，亲自接见了无数来访的美国人，与他们坦率地交换意见，讨论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    他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善于提问题，更善于听别人讲话。无拘无束的气氛使人感到不是被“大人物”接见，而是在和一位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的朋友讨论问题。总理的这些谈话为美中人民互相了解播下了新种子，铺出了新的路，是会使每一个参与者永生难忘的。    周总理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在各国人民心目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在我们全家前往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吊唁周总理时，门口有两位记者拦住我们问长问短。当听我说是特地从费城前来吊唁周总理时，他感叹地说：“又是一些专门赶来追悼周总理的，真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跑这么远的路专为这个赶来，费城还算是近的，我们刚才还碰见纽约来的，波士顿来的，南部来的，我们看到大厅里面还有从中西部不知名的小镇送来的花圈……”    今天我们回忆周总理，一方面是为失掉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而哀悼，但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继承周总理的遗志，特别是学习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断革命的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加深美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平等相处的世界而斗争。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六日电】法国和南斯拉夫的官员说，法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六日在这个首都以北的森林为外交官组织的打猎活动中偶然被子弹击中下背部身死。    大使塞比约六十四岁，是四个女儿的父亲，这四个女儿都住在巴黎。医院一位发言人说，子弹从六尺远的地方击中了他的腰部，两小时后他死在附近的兹雷尼亚宁医院的手术台上。    外交人士说，奥地利大使奥托站在塞比约后面，正在摆弄双管猎枪时枪响了，子弹击中了这位法国人。    这次事件是在外交部长米尼奇邀请外交团参加的一年一度的传统狩猎活动时发生的，出事地点是首都以北四十哩的兹雷尼亚宁。

【本刊讯】美《时代》周刊十一月十五日一期（提前出版）以《“我将怎么办”：卡特瞻望前景》为题刊登吉米·卡特同《时代》首席记者默里·加特和驻华盛顿记者斯坦利·克劳德的一篇谈话，这是卡特向记者谈他新政府的计划的第一篇谈话。谈话内容摘要如下：    问：在你的日程上马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你瞻望前景时，你最优先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答：我已经保证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召集我自己的对外政策顾问和国会主要的领导人共同到一个幽静的地点去过两三天。我们打算谈谈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失败，我们在将来面临的挑战，我们准备谈的差不多包括每一个国家。我希望对于今后四年我们将走向哪里去有某种一致的意见或至少有一种共同的理解。    问：在今后一段日子里，你的国内行动计划是什么？    答：我打算开始同企业界和劳工界领袖一道确立一个自愿抑制工资和物价的结构。我愿意在严格的自愿基础上尽可能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我还将立即同国会领袖一道、而且显然也同企业界和劳工界领袖一道致力于迅速扩大就业机会，特别是在那些联邦政府只需拨给最低限度的经费的部门扩大就业机会。在为老年人建造住房方面，我愿意竭尽我之所能。我们准备在从我当选到年底这段时间里，在运输、能源和福利改革方面，确定相当全面的措施。    问：你是否希望关于改革税收的建议将在国会开会之前制订？    答：不，我不能这样做。这需要进一步作些研究。我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冒冒失失。    问：你是否打算让你的政府成为一个有两党人员参加的班底，即你的内阁中至少有一位共和党人？    答：我倾向于使用来自两党的人，但是，我不愿意保证为了具有象征性而一定要有共和党人。我要做的是根据每一个人的长处来估价每一个人选，在严格地按照长处选人的基础上，我预料，十二个人中有一个可能是共和党人。    问：在同国会两院领导建立关系方面，你打算做些什么事情？    答：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了。我已经向你们概述了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将采取的做法（即同国会磋商），在保健、福利、税收和农业方面也将同样这样做。    问：你曾经说过，你改组政府的办法将是要求国会在行政上授权实现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以后可以由国会加以否决。你将在什么时候要求国会授权？    答：立即要求，以便我们可以开始制定各项计划。我希望国会指示总统改组行政机构，国会随后可以对个别的建议加以否决。这将使整个工作非常扎实。    问：你那里有被人们赞许的认为是能帮助解决问题的某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物吗？    答：我的倾向是要有一个以上的人。我大概将遴选一批杰出的美国公民——有六到十个人，他们将专职从事这项工作，志愿为国家服务。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问：在对南非、中东和亚洲的政策方面，具体来说，你希望取得一些什么成就？    答：让我主要一般地而不是具体地谈一谈。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一种使我国成为世界的领袖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建立在军事力量或经济压力或政治说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是公正和讲道德；我们对每一个国家采取的立场将是尽可能符合这个国家人民最大利益的。我坚决支持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多数统治。我打算把这一点公诸于全世界。    其次，我打算严格地根据一个人的优缺点来任命外交官员，而不是对政治上的支持给予报酬。这是我以名誉作担保作出的承诺。我不打算违背这项承诺。    另一件事就是分别对待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集团来对待。这不仅将适用于非洲国家，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和东欧国家。我希望能够尽我的力量来设法巩固同这些国家在贸易、文化交流、互派留学生、旅游和外援等方面的良好关系；我希望能够由我自己、我的内阁阁员、也许有时由各州州长和我自己的家庭成员来充当特使，来实现我们所说的“世界秩序”，而不是强权政治。对我来说，世界秩序意味着设法确立和平。    问：通过使各国认识到和平是符合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办法来维持和平，这不正是基辛格所说的吗？    答：我认为，基辛格的对外政策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要把世界分成两个大国集团，并且几乎要逼迫各国表态：“我支持美国，我反对苏联”，“我支持苏联，我反对美国”。我认为，这是在世界事务中造成永久分裂的态度，我将要做的是，设法改变那种态度，并且在各别的基础上同各国打交道，只要这是最符合它们自己的人民的最大利益的话。不是强迫它们在我们和苏联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让它们自己来选择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最有效的，因为它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和它们对我们公开表示好感是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的。    问：你将需要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吗？    答：是的，我将马上同他们进行接触，尤其是同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我已得到他们之中许多人的邀请。但是，对此我一直审慎地等待着，等到总统选举结束后再说。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最为合适的。但是，我将要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欧洲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接触。    问：有些人对于他们在你的政治哲学中所看到的一种走向平等的倾向表示担心，关于平等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并不倾向于建立一种均等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谁要是强有力、能干、有才华甚至幸运，就要受到惩罚，他的资产——现在谈的是他的财产——就要被剥夺而分配给那些干劲不那么大的人。我不会对上等阶层实行一种惩罚性的税率，但是我将继续想办法，以保证使那些长期失业，而他们的家庭过去不得不受到歧视的人能担任公职和过平民生活。    不公平的差别依然存在。在税收结构中仍然存在这种差别。在就业机会，雇佣机会和住房机会中都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差别。甚至当国会通过一项旨在特意帮助穷人的法律时，这些税款往往拨给较富裕的人，我希望保证改变这种趋势。

【本刊讯】西柏林《每日镜报》十一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以东德方式进行的权力更迭，副题是《东柏林的人事变动是在苏联大使阿勃拉西莫夫的卵翼底下进行的》，摘要如下：    最近几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的改组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可以看作是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阿勃拉西莫夫的杰作。    人们首先要问，昂纳克为什么不顾国内外会产生对乌布利希时代的回忆，敢于重行把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权力集于一身呢。他没有对此作出使人信服的说明，因此，人们在分析这个事件时更多的是进行一般的猜测，而不是根据有力的事实。由于许多原因而解除了辛德曼的权力，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后的政策是富于启发性的。这位被赶下台的政府首脑堪称是一位进行试验和实行现代化的人士。他之所以下台，首先是他关于经济政策和注意东德的经济利益的执拗而又独立自主的思想，这使他与苏俄总督阿勃拉西莫夫大使发生冲突。辛德曼试图制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对苏联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从而防止东德在国外市场上竞争能力危险地恶化。为此，准备与联邦共和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进行更大的协作。直到今天，辛德曼在俄国人的眼中还被认为是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起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卖给联邦共和国的首创者。

【本刊讯】西德《星期日图片报》十月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人打算占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副题为《以前列宁的朋友科尔曼教授揭露此事》，摘要如下：    八十四岁的老共产党员这几天在一封给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的一封引起轰动的信中宣布，为了对苏联没有自由和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对超级军备和情报机关的恐怖活动表示抗议而退党，他已有了五十八年的党龄！他为自己和他夫人捷卡特琳娜（六十七岁）请求在瑞典避难（莫斯科已允许他出国去看望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女儿）。    科尔曼现在在西方明确指出，要按照捷克的样子在“比较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接管政权。克里姆林宫要在这两个国家依靠它的党羽：“苏联人在这两个国家的傀儡已得到指示，呼吁‘拯救者’派坦克，以在苏联的统治下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星期日图片报》记者问科尔曼：您为什么认为苏联人要占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科尔曼回答说：“当然我没有从总参谋部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但是在党的内部集会上官方报告人就象在布拉格之春时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之前对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那样，对这两个国家的党进行了诽谤。”    问：是否有迹象说明，在苏联可能出现类似波兰那样的骚乱？    答：“虽然到处发生局部骚乱，上万名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被关进监牢、集中营、精神病监狱或流放到偏僻的荒凉的地方。暴力，谎言和欺骗——今天苏联的掌权者依靠这些办法进行统治——只是在少数人中引起抗议和不满，而多数人完全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许多人甚至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他补充说：“您必须知道，苏联人只有可能把今天的生活同战时的生活作比较，而没有可能同外国的生活作比较。但很难说实际情况如何。”    科尔曼在一九一九年之后，经常到克里姆林宫列宁的住宅里拜访列宁和他的夫人。后来他又和列宁的夫人一起建立了苏联科学院。

【美联社伊斯兰堡十月三十日电】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今天说，双边原则，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同与大国结盟和忠于多边安排是没有矛盾的”。    布托是在一篇署名文章《双边原则——新方向》里说这番话的。他为巴基斯坦继续参加西方建立的中央条约组织辩护。    布托把双边原则解释为“……在双边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我们同每个大国的关系，在不拒绝同其他国家结盟的情况下规定合作领域，从而制定内在始终一致和完整的不需要为之辫解以及不含有道义借口的政策”。    布托说，世界上最近的事态发展造成了这样的世界局势：它使“执行双边原则的领域不但很顺利，而且实质上使双边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能同大国接触的基础”。    总理说，在采纳双边原则之前，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在最坏的时候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时候也是建立在一知半解的思想基础上的实用主义”。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十月三十一日电】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昨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他认为不必要为同美国建立的双边防御和合作关系辩解。    布托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说，只要这些协定“符合巴基斯坦的自身利益，没有不光彩的动机，不是针对其他大国的合法利益……，没有束缚巴基斯坦的观点，也没有妨碍它对亚非事业的忠诚”，就没有必要作任何辩解。    他说，“双边原则”——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同与大国结盟和对多边协议的忠诚并不矛盾。    巴基斯坦参加伊斯兰会议，同伊朗和土耳其订约，以及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支配了它的对外关系的“相当大一部分”。    【路透社伊斯兰堡十月三十日电】布托总理今天说，就核扩散而言，巴基斯坦想从法国获得核燃料再加工成套设备一事，算不上重大事件。他问到，“以色列、南非和印度的不受约束的核计划都不算大事”，为什么巴基斯坦购买一套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产钚设备就算作是大事呢？    【法新社阿姆斯特丹十一月六日电】据今天这里发表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对荷兰《电讯报》记者的谈话报道，布托扬言要废弃同美国的联盟，而转向苏联。    据报道，布托说：“吉米·卡特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他将全力阻挠我们得到我们已从法国订购的核设施。    “我告诉你，如果卡特当选，或者福特总统再次执政，而且他们在这件事上干预我们的计划的话，我们将废弃我们同美国的联盟。    “然后，我们就向苏联要求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想？巴基斯坦做过什么事使他们不安？印度已发表了多少反美的言论？我们对美国说过这种话没有？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对美国人这么干过，但是他们这么干，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干了。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认为同美国联盟有太大价值了。”    据报道，布托是在《电讯报》记者问他是否对中央条约组织感到满意这个问题之后发了这通脾气的。    据报道，总理说：“最好去问美国对中央条约组织怎么看吧。不把我们当盟国看待。我国是唯一的一个不能用信贷的方式购买美国武器的美国盟国。我们无法用现钱买这些昂贵的武器。现在甚至埃及也得到了信贷。    “美国人想通过限制我们购买武器的办法来避免印度的某些情绪。但是难道我们对印度是个威胁吗？”    【美联社阿姆斯特丹十一月六日电】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说，如果华盛顿阻止巴基斯坦购买法国的核设备，巴基斯坦就要取消它同美国的军事联盟。

【法新社新德里十一月五日电】比兰德拉国王的弟弟贾南德拉亲王和迪伦德拉亲王今天晚上抵达这里，对印度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受到了铺红地毯的欢迎。陪同他们访问的有贾南德拉亲王夫人黛维    ·沙阿公主和外交大臣阿里亚尔。    印度副总统贾蒂和外长恰范等许多显要到机场迎接了尼泊尔王室成员。    贾南德拉亲王在对记者谈话时表示，他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友谊”。他说：“我认为两国关系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早就期望进行这次访问，所以我要对印度政府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指出，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经济和科学合作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他们在访问期间还将拜访艾哈迈德总统，并将同总理英·甘地夫人和外长举行会谈。

【美联社吉隆坡十一月五日电】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今天抵达这里进行四天访问，显然，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马来西亚对斯里兰卡今年八月份主持不结盟国家会议时的做法的不满。    外交官们说，奥恩总理和乌来西亚其他官员对斯里兰卡财政部长、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侄子费利克斯·班达拉奈克在那次会议上讨论东南亚中立化建议时偏袒越南和老挝的做法表示不满。    【法新社吉隆坡十一月六日电】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说，斯里兰卡欢迎在东南亚排除大国角逐，按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的原则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    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今晚报道，班达拉奈克总理说，斯里兰卡完全支持在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区以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立场。    【路透社吉隆坡十一月九日电】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马来西亚总理奥恩今天说，他们相信，不结盟运动可以在改造世界社会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国总理在班达拉奈克夫人对马来西亚的四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改造世界社会，特别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向全人类提出的最大挑战之一。    公报说，他们对他们两国在联合国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集团内，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密切合作感到高兴。    公报说：“他们重申，他们决心致力于履行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关于使印度洋保持和平区的决议。”    公报说，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奥恩认为，在其他各地区建立和平区将会是走向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可贵的一步。“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欢迎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没有大国角逐，以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的原则为基础的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    双方重申完全恪守不结盟原则，并保证促进不结盟国家间在各级的合作。    【美联社马尼拉十一月八日电】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天到这里进行五天国事访问，以加强她的国家和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她说，她希望同马科斯就共同有关的问题“以及两国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如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月三日刊登彼得·威尔希自雅加达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印度尼西亚：政变结束，但弊病继续存在》，全文如下：    官方在本周末对一起在印度尼西亚策划“精神政变”的奇异阴谋，几乎未作任何透露。据说，在这次阴谋案中有很多宗教领导人受骗在一些意在把苏哈托总统赶下台的文件上签了字。不知道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人有多少被捕，已经公开的有四个，但是人数可能更多，大概在三十五人左右。    但是，对这件事很可能在现在和明年五月大选之间这段时间内有反响。尽管有殷勤的保证，苏哈托的地位由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而严重削弱，这仍然是可能的。    从表面上看，这好象是爪哇茶杯里的风波。今年早些时候，一位不引人注目的前政府官员说服一位受人尊敬的前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博士在一项充满陈词滥调的声明上签字，对印度尼西亚的道德败坏——这在这个普遍存在腐化情况的国度中是一种共同感觉——表示痛心。    这位官员是萨维托·卡托维博沃，他当时以各种借口让以下几个人签了名：印度尼西亚天主教红衣主教达莫·尤沃诺、著名的穆斯林人哈姆卡教授和前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及国家警察（这两者现在在宗教迷信方面占重要地位）的一些负责人。然后，他又炮制了三个文件。实际上，这些文件等于是要求苏哈托总统为了印度尼西亚的精神健康而辞职，让位给哈达博士。    秘密警察似乎在夏天听到了一些谣传，说这些文件正在散发。但是，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一份并使总统相信某种严重的事态即将发生。但是，一旦他采取行动，他就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个国家在过去一星期里谈论的几乎没有别的事。    首先，在关于政变的消息泄露以前，他发表一项怒气冲冲的声明，否认苏哈托家属中有任何人在从事实业活动方面得到过官方的偏袒。这是苏哈托在两年中第三次公开地跳出来为他的夫人廷·苏哈托和她的亲属辫解。人们广泛认为，他们在东南亚各地建立了一个厚利企业网，包括当地的一个游乐场在内，这是在雅加达郊外的一个价值三千万美元的“印度尼西亚缩影”。    二十四小时以后，各家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宣布：“揭露了一起要推翻苏哈托的非法活动。”让经过严密新闻检查的报纸详细报道萨维托的“文件”的较无害的部分。这些签名著名人物发表了卑躬屈节的声明，力言他们的确没有谈过他们签上名字的那些东西，并说他们全然不同意这些文件似乎在鼓吹采取的不符合宪法的步骤。    印度尼西亚的主要的政治和宗教团体以及军队和文教人员，全部都以特别谨慎的措词来表示支持现政权。国会副议长普拉诺托对记者说，萨维托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声称，一些石头从天上落到他手中，石头的一边有耶稣的像，另一边有他本人的像。后来，他收到了上帝给他的“要苏哈托总统下台”的意旨。    但是，萨维托真是一个怪人吗，这一点是根本无法肯定的。他的继父是以前印度尼西亚驻外国的大使。他的岳父是前国家警察头子，这个人在这些引起争论的文件上签了名。萨维托和其他几个被捕的人所在的宗教派别叫做神秘主义派，这一派不仅包括哈达博士，而且还得到了苏哈托本人的支持。    这个事件的背景情况是，在印度尼西亚居于多数的虔诚的穆斯林人反对各级公共生活中的贪污腐化的浪潮日益高涨。一方面，政府设法消灭“机构职能商业化”——这就是说，低工资的海关人员卖出港许可证、医生和护士卖药品、教师卖课本等等——另一方面，感到幻灭的公众则又听到了地位很高的人的丑闻。    苏哈托家庭成员上星期在电台、电视台和报界面前重申，他们的大量的财产的来源是清白的。他们说，他们在丁香园、房地产、旅馆和其他许多部门的经营方面取得了成功是完全由于经营精明。    说这些话对他们可能没有多大好处。在中爪哇——苏哈托的祖辈在那里务农——有这样一个谚语：“谨慎的人什么也不说”。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八月二十三日刊登苏修侵捷前捷国家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写的《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春天》一书的摘要，题为《“一个苏联上校要炸掉播音室”    ——前布拉格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谈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前后》，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八年前八月二十日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侵袭不是完全出人意外的突然袭击；但是得到预先警告的布拉格领导不愿认真对待这一危险。前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在他的回忆录中揭示了此事。该回忆录十月底将在德国出版。）    八月二十日。每一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着。天气很热。一位地位很高的朋友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伊尔卡，我告诉你，外交部收到一份捷克斯洛伐克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电报。电报中说，今天下午三点钟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使馆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的军官。我在公用电话间给你们打电话。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你们不要提问题。我是想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我们在二十三点二十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个人随即挂上了电话。”    “外交部对此有什么意见？”    “他们认为这件事是一个挑衅行动，有人想挑起事端。不管怎样，我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中央，那里正在开主席团会议。”    近二十三点半的时候，我的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杜尚·哈夫利切克说：“我告诉你，苏联人已越过了边界。”    我简直要发起火来。“你喝醉了，要开玩笑，给我滚开。我明早五点钟就得起床，请让我睡觉吧！”    “这不是开玩笑。眼下正在开主席团会议，吵嚷一堂。你要干什么，随你便吧，但是我劝你，立即去电视台或中央委员会。”    我急忙穿好衣服，给一些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他们的反应同我一样。    “这大概是开玩笑吧？”    “不，这不是开玩笑。”那时已能听到安东诺夫们（指苏联的飞机    ——本刊注）在布拉格上空咆哮了。它们正在飞向机场。    这次入侵在军事方面准备得十分周密。八月二十日下午，两架苏联飞机在布拉格机场着陆。机上人员声称，发生技术故障，要在布拉格等待从莫斯科运来零件。    飞机所载的人，据说是去南斯拉夫旅行的。他们之中一批人等在机场餐厅里，另一批乘坐苏联使馆的大轿车驶入市内。    一些捷克警察感到吃惊，这些人穿的鞋一样，带的箱子也一样。但是既然运动员们经常如此，所以这些警察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得知苏联武装力量已越过边界以后的时候，他们以为俄国坦克开到布拉格还有二至三小时，殊不知这些“过境旅客”此时已从箱子里取出机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    那两架“出故障”的飞机原来却是可移动的雷达站，这时雷达已开动起来导航。苏联军用飞机已经着陆，坦克从机中隆隆而出。带有苏联驻布拉格使馆外交标记的汽车在机场跑道旁边等待着；每辆坦克都坐上契尔沃年科大使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奉命把这些坦克带到这个城市的既定的目标。对于一个驻在“兄弟国家”的使馆来说，真是一个惊人之举。    这时，党的主席团经过一场激烈和相当混乱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姆利纳日和克里格尔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此决议谴责了苏联人的军事干涉，因为这既破坏国际法准则，也破坏了华沙条约的准则。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比拉克、科尔德、里格和什维斯特卡反对这项决议。    将近二十三点的时候，斯沃博达（国家总统）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国家领导人，已得到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关于干涉的报告。所以，在这个夜晚他已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即使较长时期以来他是一直让关于他忠于杜布切克的传说四处扩散的。    来自维索昌尼（布拉格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的代表们请求党的领导人到一家工厂去避难，那里有工人民兵和捷克军队保护他们。    他们在那里可以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也许还能开始谈判。然而杜布切克认为，他如潜藏起来就等于脱逃，一个舰长不允许离开他的正在下沉的船。这样他就留下了……    保守的教条主义者——英德拉、科尔德、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和雅克什都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大概他们同苏联人接上头了。在他们那边，由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时差而形成一片混乱；他们原预料苏联人到明天一点钟才开进来，并且希望就在此时通过电台把他们向苏联军队的“求援”呼吁播送出去，但是那时布拉格才二十三点，这就使他们乱成一团。    我们赶紧催促把主席团关于谴责苏联入侵的公报立即通过电台播送出去。我们将这份公报交给了电台，并指示值班记者，要人民守在收音机旁，并先播送几段贝多芬和斯美塔纳（十九世纪捷著名作曲家——本刊注）的庄严的音乐。    听到这种音声的人叫醒了街坊。许多人回想起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那个夜晚，因为这种音乐使人产生不祥的预感。    随后电台开始宣读主席团的公报，但是很快就中断了，接着便毫无声息。广播电台的技术员随即与在中央委员会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联系：“邮电部长命令我们停止一切播音。”斯姆尔科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霍夫曼部长是一个叛徒，他已原形毕露，中央决定谴责苏联的入侵，你们继续宣读公报！”    于是电台继续播音。霍夫曼及其特务人员妄图中断它。他们命令当时的电台台长米罗什·马尔科和捷通社社长苏克用所有电台和一切电传机紧急广播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向苏联领导人请求援助的呼吁书》（作者是苏联公使乌达尔佐夫，现任驻希腊大使）。    但是电台新闻工作者已经封锁了街道，在播音室四周修筑了堡垒。他们不许马尔科及其手持机枪的秘密警察进入。在捷通社，苏克的秘书们挫败了用电传机向国外播发这项《呼吁书》的企图。    后来我得知，我的名字被列在苏联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立即要逮捕的三十人的名单上。    次日，即八月二十一日晨，苏联士兵已占领了电视大楼。我前往议会，那儿正在举行特别会议。    会议持续了六天六夜，议员们不能离开大楼，吃睡都在里面。我成功地与我的同事们通了电话。电视大楼正好在议会对面。早晨八点钟电视台播送了谴责苏联军事入侵的节目。我的同事们定时用电话向我报告那里发生的事。    “一个苏联上校坐在你的办公室里。他要求我们以台长、也就是以你的名义，下令立即停止广播。否则他要叫人炸掉播送台。”    这个苏联上校不知道，播送台不在这个大楼内，而在布拉格的另一个城区。我叫人转达给他说：“我是伊·贝利康，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我所服从的是我国合法政府和杜布切克领导下的党中央。我没有义务听从一个侵略军上校的指示。”    苏联士兵闯入第一播送台时，第二播送台就接替播音，然后第三播送台接替，如此下去，我们总能不断地播送。八月二十日以来电台和电视台播送的节目都是临时安排的，没有任何准备，即使官方宣传硬说捷克斯洛伐克某些特定的电台在精心策划下受到西德的支持也罢。这完全是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