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二十八日电】题：美苏签订关于和平核爆炸的条约    美国和苏联签订了一项限制和平核爆炸的条约，这项条约第一次规定允许另一国的代表视察爆炸地点。    美国官员们认为，这项和平核爆炸条约的基本目的是要防止逃避执行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由于在每个条约中关于爆炸力的限额——也就是“门槛”——是一样的，因此就将不可能把武器试验伪装成和平试验了。    一九六三年的有限禁试条约已禁止进行一切其他种类的核爆炸    ——在大气中、水下和外层空间的核爆炸。这两个条约都是只适用于地下爆炸。    除了执行有限禁试条约这一总目的以外，美国官员们还认为关于允许就地视察的条款是这项条约的主要成就，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谋求同苏联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伊克尔五月二十八日称这项新协定是一个“突破”。    关于使用就地观察员去监督另一国的和平核爆炸的规定，主要将在进行成组爆炸时发挥作用。    美国和苏联目前都拥有技术手段，即运程的监督手段来确定另一方的核爆炸的爆炸力，而不用派入观察人员。至于单个爆炸，条约规定两国互相交换资料以便为这种监督提供便利。在下述具体规定的爆炸力范围内双方提供资料的数量和详细程度将要增加：零到五万吨，五万吨到七万五千吨，七万五千吨到十万吨。在十万吨到十五万吨的范围内，除了要求广泛交换资料以外，还规定在双方同意时可使用观察员。    在进行成组爆炸时，由一国的技术设备来监督另一国的爆炸就变得困难了，因为远处的地震仪器只能测量到成组爆炸的总爆炸力。因此必需把设备或技术人员设置或派驻到爆炸地点或爆炸地点附近。    根据这项新条约，将允许观察员去监督一切成组爆炸，以便确保其中每一项爆炸不会超过十五万吨的限度。将允许这些观察员携带并使用他们自己的核查设备。观察员的数目和他们的权利是同成组爆炸的总爆炸力和爆炸的次数联系在一起的。    这项条约还规定成立一个联合协商委员会，它将保证条约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发生有关遵守条约的问题时考虑这些问题，并作为一个交流情况的场所。    此外，这项条约还附有“一项一致同意的声明”，规定关于核爆炸物的一切试验（即使是那些用于和平用途的爆炸物），都必须在武器试验场进行，并且将被看作是核武器试验。    和平核爆炸条约和关于核武器的有限禁试协定，都将继续生效五年，然后如果任何一方不宣布废除的话，将自动延长五年。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二十八日电】题：福特总统的讲话    我们今天签署的条约是武器控制协议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个条约第一次规定在监督地下核爆炸的就地视察和观察方面作出广泛的合作安排。    我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签署的成就表示欢迎。我将把这个条约送交参议院，以期尽早讨论，我要求参议院提供意见和给予批准。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八日电】题：勃列日涅夫的讲话    苏美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今天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签字。    关于起草这一条约的决定是在苏美最高级会晤时通过的。现在它已得到实现。这使我们感到满意。    这项条约加上早先达成的那些协议，是为了遏制军备增长、达到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又一个环节。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二十七日电】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说，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暗示，他将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实现从安哥拉撤出全部古巴作战部队。    这位官员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从伦敦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对记者说，这种暗示是从卡斯特罗给瑞典首相帕尔梅的信中得出的。    基辛格本周早些时候在斯德哥尔摩时得知有这封信，但是在瑞典的这位领导人把信的内容用电报发到伦敦给他之前，他没有看到过这封信。    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看了这封信以后知道，卡斯特罗打算加快撤军的速度，比原来宣布的每周二百人要多。可是这位官员没有说多少，也没有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撤。    当本周早些时候卡斯特罗的信最初透露出来时，据说，这位古巴领导人说撤军已经开始。    这位高级官员今天说，已有某些迹象表明撤军已经开始。    卡斯特罗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帕尔梅的，作为对这位瑞典领导人批评古巴干涉这个过去的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文章的回答。    卡斯特罗在解释他的决定时说，他并不希望进行圣战。    此外，他在信中还保证不派军队到非洲其他地方，或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去。    据看到过这封信的官员们说，到一九七六年年底古巴将把军队减到五千人左右，其余军队将在随后的六个月内撤出。    基辛格在欧洲呆了几天，出席北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会议，并且同欧洲其他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回到了华盛顿。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八日电】题：柯西金启程前往伊拉克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机构、伊拉克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和政府的邀请，已于今天离开莫斯科前往伊拉克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八日电】消息灵通的苏联人士说，苏联总理将于二十九日到达巴格达对伊拉克进行政府和执政党一级的访问。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们说，柯西金此行旨在重申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而不是解释克里姆林宫在中东实行的新政策。    柯西金将在结束他在伊拉克的逗留之后，从六月一日开始访问叙利亚，这将给克里姆林宫一个机会来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赞成叙利亚的中东政策的。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事实上，看来苏联不再想了解叙利亚人要的是什么，柯西金代表团大概是去收集有关中东局势的情报的。    在开罗废除了苏埃友好条约之后，叙利亚和美国言归于好，这不能不引起莫斯科的不安。    因此，预料柯西金将亲自了解叙利亚真正的意图，或许还将制止不利于苏联在中东的地位的事态的演变，这是毫不奇怪的。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柯西金不久将赴伊拉克和叙利亚，挽救苏联在近东的阵地》，摘要如下：    柯西金准备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访问，对苏联来说，有点象是最后机会的访问。直到最近几个月还是莫斯科在中东的最后据点的这两个国家，越来越远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将在同贝克尔总统和阿萨德总统举行的会谈中，努力制止这一恶化，但是，在他的游戏中没有大王牌。    由于库尔德叛乱的结果，伊拉克和伊朗于一九七五年三月重修旧好，这使莫斯科失去了对巴格达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巴格达实际上是属于“拒绝派”的，也就是说它反对日内瓦的一切会议，反对保留以色列国家并支持巴勒斯坦族中的哈巴什反对受莫斯科保护的阿拉法特。    苏联人担忧地认为，一个时期以来，伊拉克领导人设法向西方更大的开放一事，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重新转向西方”的序曲。    同叙利亚的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形势也是很不好的，而这一点之所以特别使人关切，因为在埃及转变之后，大马士革成了苏联在近东的退却基地。阿萨德总统在政治方面也是反对苏联所主张的日内瓦会议的。此外，他正在进行一场莫斯科明显地认为是反苏的活动。    如果成功的话，它可以使以色列和美国直接同阿萨德寻求近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完全排除苏联。此外，这也正是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以欢迎的目光看待这位叙利亚总统的各项努力、特别是那些旨在使巴勒斯坦人脱离莫斯科的努力的原因。    在经济方面，阿萨德同伊拉克人一样，也决定使他得到的援助来自多方面。    柯西金面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对独立的要求，不能怎么反对。玩弄施加经济压力这张牌（伊拉克欠苏联约四十亿美元的债，叙利亚欠三十亿美元）是可能的，但也是危险的。这可能加速这两国“西方化”的进程。许多观察家认为，苏联第二号人物访问的简单目标是要顾全未来。    在目前，莫斯科仅满足于发表赞扬伊拉克、叙利亚和苏联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公报，等待这一地区非常多变的政治形势给它提供新的干涉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二十年来，苏联在近东的处境很少如此孤立。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六年五月号，以《苏联“特种精神病院”实况》为题，刊登“国际特赦组织”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发表的题为《苏联的良心囚犯——他们的待遇和处境》的一份报告书的第七章《强迫关入精神病院》，摘转如下：    （原译者按：“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民间团体，以人权运动为号召。他们的口号是要求释放一切因思想、肤色、种族或宗教原因，而又没有采取或鼓吹武装行动就被禁固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称之为“良心囚犯”）    外界批评苏联当局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于政治，苏联当局向来不予承认，还说这种批评只不过是内外反苏情绪的反映而已。    现行的苏联刑法，高举的原则是对精神异常者不以刑法处罚之。但是，这只能说明事实的一面。苏联法庭在根据精神病专家的鉴定宣告被告无须依刑法处罚时，同时也要作出措施，以防止被告继续危害社会。而这种措施通常都是强制拘禁和强制治疗。    精神病治疗与司法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多数国家曾不可避免地导致粗暴地对待个人，以及不人道地滥用精神病学。但是苏联有关精神病学方面的高级官员和权威人士却一向断然否定有必要采取防止滥用的措施。    与其他的苏联国家机关同样，精神病治疗机关，至少在大型的国家治疗机关里，都设有“第一科”，也就是在领导核心里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ＫＧＢ）派来的人。最近，少数曾在谢布斯基研究所接受检查的异端分子都说，在那里有ＫＧＢ（即克格勃）的存在。柯列连科在六十年代末曾经写道：“这研究所名义上属于卫生部。但我曾多次亲眼看见负责制定我的精神鉴定书的伦兹教授穿着ＫＧＢ上校的制服来上班。他在所里，经常穿白衣。我也曾经看见其他医师穿着ＫＧＢ制服。……”ＫＧＢ是个极有权力的机关。……有理由相信，ＫＧＢ的影响力必定反映到精神病鉴定结果上面来。政治异端分子就是精神异常者    挺身实践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或批评微妙的国家政策问题（例如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事件）的苏联人很容易被逮捕和被起诉。    根据多数亲自体验过的人或证人的证词和与此同时获得的苏联官方的精神鉴定纪录看来，显然苏联的精神病医师在鉴定政治“疑犯”的时候，多数都把政治标准放在医学标准之上。    下面是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在莫斯科的卡西堑可普通精神病院里，多米托里也夫斯基博士检查科学家尼古拉也夫时的一段对话：    多：“我对你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检送你来此的诊疗所）说你对社会持有错误的观点。”    尼：“无论我的观点如何，都与精神病院无关吧？”    多：“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就不至于到这里来了。要是你的观点不危害社会的话，他们是不会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    无论精神病医师的动机如何，他们采取的是公安机关的观点，政治异端分子就都是精神异常者。未经公认、企图改革苏联的各项制度的行为，经常被评为“妄想改革”；拒绝悔改，就会被评为“不肯对所处境遇采取批评的态度”。    格里戈连柯将军的精神病鉴定是个好例子。一九六九年达西肯特的精神病专科医师委员会检查的结果，认为他的精神完全正常。但在莫斯科谢布斯基研究所复查的结果，却在格里戈连柯的政治活动中检查出“人格的病态（妄想性的偏激狂）发展”。最后他被关入门禁森严的特种精神病院。苏联的“特种精神病院”    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普通精神病院收留一般的精神病人，“特种精神病院”则收留“对社会有特别危害”的病人。但事关政治案件，苏联法庭几乎毫无例外地下令将被告关入最严厉的特种精神病院。    苏联国内有七所大型的特种精神病院。被囚者写信时须先经医师许可，通常只准写信给家属。除在获准写信的时间外，不准写东西。医师可以拿治疗做借口禁止他们书写或阅读。他们在特种精神病院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离，只能听任医院当局和那里的精神病医师任意摆布。    名义上特种精神病院是“医院”，被囚禁者是“病人”，但其警戒措施的严厉却与监狱相似。    这些医院都有可怕的围墙，围墙里面张着有刺的铁丝网，有武装的军队和警犬监视。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院长、各部门领导和多数精神病医师在内，多的是ＭＶＤ（苏联内政部）委派的军官。    如同监狱中的囚犯一样，特种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接受的是严厉的管制。所不同的是，在这里，由于缺少成套明确的法律限制，病人很容易受到虐待。    下面是一段曾在瑞切夫加劳改营服过役的人和曾在附近一个精神病医院当过杂工的前普通囚犯的对话。那个前囚犯杂工说道：“在疯人医院做工很有兴趣。经常有东西吃，还可以打人。”    “为什么打人呢？”    “为什么？比方说你正站在走廊中央，那傻子紧贴着墙壁悄悄地走过来。讨厌得很！于是你就朝着他的嘴脸猛掴一掌，寻寻开心。”    病人薛明库克在梯阶上被杂工打了一顿，又在单人监房里被狱卒打了一顿。这时女医师阿历茜伏娜竟然还对他说：“喂，站起来！你的头打不破的。”    不论精神“正常”与否，绝大多数的病人，对这般极野蛮卑劣的虐待，却连采取一点起码的自卫手段都不可能。    在苏联的特种精神病院里，磺胺剂除了用于治疗之外，还被用来折磨病人。    磺胺剂注射多被用作惩罚的手段。药剂使人发四十度高烧，一连三天，动一动身体就会有剧痛（两天中打五针很平常）。    目前，另一种落伍的精神病治疗方法仍然被苏联特种精神病医院所采用。那就是“裹缠”。这种用来制服狂暴病人的粗暴方法，多数国家早已废止。    以湿了水的长布条将病人捆绑在床上固定起来，然后重重裹住全身，就象蚕茧一样。布条越干，周身绷得越紧，最后甚至绷得透不过气来（许多病人因而昏迷过去）。整栋病房里到处一片呻吟。曾经有人这样连续被捆绑了十天之久。    镇静剂是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公认的药品。这些药品有严重的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有中毒性肝发炎、眼压升高、脉压高低不定、紧张、肌肉抽筋、头痛、不舒服、郁闷、口腔干燥等。针对这些副作用必须服用抗副作用的药剂。精神正常的人服用这些药品，结果惹来许多因副作用而引起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从未试过比这更可怕的药，一躺下去，就想起身；一坐下来，就想走动，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走动啊！遭到这种待遇的不止是我一个人。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被这些烈性的药品糟蹋了。”    多数曾被关入苏联的特种精神病院的人都肯定上面所举的各种药品，是有预谋、有意图地被用来破坏“精神异常”的“病人”的智能，令他们丧失“异端”的思想能力的。    瑞切夫加特种精神病院院长利亚明曾于一九七二年对“病人”比洛夫说：“不是在治你的病，而是在治你的思考方式。”象这一类例子，其他还有很多。

【路透社英格兰朴次茅斯五月二十八日电】苏联海军今天二十年来第一次访问英国，导弹驱逐舰“模范号”驶抵这里。    这次访问标志着在英苏关系从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低点走向好转方面出现了一个新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把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驱逐出境。    莫斯科官员则极力否认关于搞间谍活动的说法。    上一次苏联海军访问这里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那次访问由于英国蛙人莱昂内尔·克雷布海军中校在这个港内的三艘苏联舰只（已故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乘军舰来此）附近失踪而受到损害。    英国曾对那次事件表示遗憾，说那位前战斗英雄并不是在执行授权的使命。    在下星期二（六月一日）以前，这艘五千二百吨的“模范号”上的三百五十三名官兵将作为朴次茅斯（英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和皇家海军的客人参加一系列官方活动、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    【美联社英格兰朴次茅斯五月二十八日电】二十年来第一次访问英国的苏联军舰今天驶进朴次茅斯时遇到了一些友好的示威者和一些有敌意的示威者。    贴在古老城墙上的抗议标语写的是“给苏联犹太人以人权”。与此同时，一个小艇满载青年自由党党员在正在靠近的驱逐舰“模范号”周围行驶，并通过喇叭播送录音的俄语信件。    这封信说：    “我们希望你们将注意到我们所有公民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将参加在你们的祖国和全世界为争取这种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海军目前进行的五天访问是一种互访活动，皇家海军的驱逐舰“德文希尔号”正在访问黑海的敖德萨。    预料英国情报局对“模范号”——一艘很旧的五千二百吨位船只    ——不感兴趣，但正在采取保安预防措施，以便在这艘军舰周末供公众参观的时候防止示威者损害去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精神。    妇女发动的支持苏联犹太人运动在海边的一所饭店设立了总部，并说，它将举行示威和展览，抗议苏联对待将要移居出去的犹太人的政策。    右翼的民族党也说，它将抗议这次来访。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五月二十六日电】南斯拉夫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一名俄罗斯女子被判处间谍罪名，入狱监禁。这是南斯拉夫首次发生这种牵涉苏联国民的事件。此案可能影响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由于南斯拉夫拒绝采纳一项由苏联策动、奠定欧洲共产党高峰会议基础的文件，南苏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发言人说，该女子于一个多月前，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被判有罪。南斯拉夫的人士证实，她是伊里纳·波泽加，三十岁，又说她在不公开审讯中被判处入狱五年。    苏使馆官员拒绝对此案置评。    波泽加夫人已与其南斯拉夫丈夫分居，她被控与共党情报人员和克罗地亚分离分子接触，以及将情报转交给萨格勒布的苏联总领事谢佩列夫。    该等人士说，谢佩列夫的名字，列于几年前被驱逐出英国的一百零五名苏联特务的名单上。当波泽如今年初被拘捕时，他便离开萨格勒布。    共党情报人员是反对铁托总统一九四八年与莫斯科决裂的，并寻求一旦铁托死后，便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亲苏政权。

【美联社赞比亚姆富韦五月二十八日电】卡翁达总统今天说，赞比亚政府打算让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利用它的领土，作为向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发动进攻的地方。这位总统还说，从长远来看，他认为统治五百七十万黑人多数民族的罗得西亚二十七万四千白人少数民族是毫无前途的。    卡翁达总统在总统住宅的庭院里接见美国记者时说：“尽管我们谈了又谈，但是毫无成果。现在，我们除了战斗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战斗在继续，就这个政权（史密斯总理的政府）来说，别无其他的出路。”    罗得西亚在同莫桑比克接壤的八百英里边界上，已面临游击队从许多基地上发动的越来越大的攻击。卡翁达说，还有一些游击队现在正在赞比亚受训，准备开辟第二条战线。    他不肯讲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也不肯确切说明将允许他们在什么地方向罗得西亚发动第一次攻击。但是他说，将在同另外三个前线黑人国家进行磋商之后再作出这个决定。这三个国家是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它们都支持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推翻史密斯政府的努力。    卡翁达为罗得西亚白人描绘了一幅凄惨的画面。原因是他曾企图说服史密斯同黑人民族主义者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或者和平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但这一切都失败了。    卡翁达在谈到罗得西亚的白人时说：“假如他们仿照赞比亚的白人（他们许多人和平地居住在过去所称的北罗得西亚）的话，这本来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在罗得西亚为他们做得更好一些。但是现在那里不是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进行战争。他们将要失去退休金，他们将要失去农场，失去工业。人民将要接管，因为那里将有一场革命……我唯一能够见到的白人的地方将是革命者的白人，我不会看到别的什么了。”    卡翁达还说，他“希望并且请求”南非不要为帮助罗得西亚白人而进行干涉。“如果南非卷入那个地方，津巴布韦人民就有理由要求外援了。”    卡翁达说，他希望，不管是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都会支持基辛格国务卿最近访问赞比亚时宣布的新非洲政策。    卡翁达还谈到了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    ——他预言，安哥拉人运政府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希望，在于建立一个必须包括亲西方的安盟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卡翁达说，萨文比领导下的安盟游击队还在安哥拉南部进行反对人运的活动。    卡翁达还说，他十分确信，以内图总统为首的人运政府肯定会对苏联人和古巴人出现在这个国家一事“感到有压力”。对苏联—古巴的干涉持反对态度的卡翁达说，他曾提醒人运说，只要有一个大国压在你的肩膀上，你是决不可能履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的。    ——在任何情况下：赞比亚都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它的内政。它已向苏联清楚表明，它决不允许让“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在赞比亚重演。他还说，他相信，萨莫拉·马谢尔总统的莫桑比克政府也持同样的看法。    ——卡翁达说，只有在白人少数同黑人多数坐在一起，并一致同意共同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时候，南非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他重申，南非总理沃斯特应当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把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政权移交给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十三日自罗安达报道：    得到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军事上战胜它的对手六个星期以后，面临着和平时期的具有压倒之势的问题。    这个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已陷于瘫痪，分配制度和运输系统已被破坏，技术人员极度缺乏，设备、零件和粮食短缺。    但是，人们认为这些困难是“正常的”，只要有援助有时间而又努力工作，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安哥拉的领导人们更加感到不安的是经济性的破坏和革命精神的松懈的问题。    每天都公开谴责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偷窃行为，工人的过高要求以及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滥用职权。    今天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劳工扰乱。在内战期间没有关闭的工厂现在一直在放慢生产速度，工作陷于瘫痪，生产在下降（许多情况下只是一年前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三十），同时，工人们则要求提高工资和奖金。    上周末内政部长尼图·阿尔维斯宣布，预定星期四在罗安达地区举行的选举可能延期到六月底举行，原因是工厂出现扰乱。这时候，严重的劳工危机就暴露出来了。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五月十六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又有三千名游击队员参加了罗得西亚的战争》，摘要如下：    此间可靠人士说，自从去年十二月初以来，已有三千多名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员渗入罗得西亚。在今后几个月内，等到正在受训的新征人员结业以后，游击队员的人数将会增加一倍。    这些人士说，又有七百四十名游击队员正在去罗得西亚的途中。还有二千人正在坦桑尼亚中部的一个营地受训，有些在莫桑比克的一些营地受训。    在过去几周内战争之所以升级，是由于去年成立了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津巴布韦人民军的军事委员会”。

【德新社约翰内斯堡五月十二日电】天已经黑了，在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人们还在排着大队买面包。黑人的基本粮食——玉米现在已几乎吃不上。    据此间报纸最近报道，在莫桑比克南部，政府军平息了一次饥饿的部族人的暴动。    驻莫桑比克的外交官、来访的记者、还有商人都给这个国家一直在恶化的经济描绘了一幅暗淡的画面。    官方发表的数字，也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不景气的情况：这个国家去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七三年的工业生产低百分之七十。就是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这个国家也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农业生产比一九七三年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有些省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糖曾经是莫桑比克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现在得靠进口了。糖的产量由一九七三年的十七万吨下降到三万吨。

【本刊讯】五月三十一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一篇发自亚的斯亚贝巴的电讯，题为《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发动的新“圣战”》，摘要如下：    埃塞俄比亚长期的流血内战五月中旬发生了突出的转变，当时这个国家的军事统治者企图把它变成为一场宗教性冲突。    一方是“志愿”军，他们大多数是基督教农民，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以支持它的受到很大挫折的正规军。    另一方是主要由穆斯林游击队组成的强大部队，他们为了争取厄立特里亚省独立而战斗了十四年。    厄立特里亚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内战。外国和外国利益牵连很深。事实上，亚的斯亚贝巴的一些官员看到阿拉伯的一个长远计划，要取得从埃及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到亚丁湾的索马里的这一片红海地带的完全控制权。一个穆斯林控制的厄立特里亚将是关键。    厄立特里亚人都是用苏制武器武装起来的。他们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南也门。    苏丹政府表示愿意在叛乱分子和亚的斯亚贝巴军事委员会之间进行调解。然而以穆斯林阿拉伯人为首的苏丹也为几万名厄立特里亚人提供了避难所。其中一些正被训练成为一支大规模的后备军，如果时间看来成熟，他们可能越过边界潜回去加入游击队。    处于次要地位的还有索马里，它是对厄立特里亚领土有自己打算的另一个伊斯兰国家。索马里使亚的斯亚贝巴疲于奔命，因为它派了大批袭击者进入埃塞俄比亚，他们在那里袭击警察和海关，破坏公路，这个地区危险重重，以致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已撤走。    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本蒂为了使他的一些正规军脱离厄立特里亚的战斗，并把他们部署在索马里前线，他向叛乱分子作出了这些让步：    大赦现在被囚禁的政界领导人，给该省以财经援助，在今后某个时候把自治还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享有自治，一九六二年它被埃塞俄比亚完全合并了，厄立特里亚失去了它的旗帜和议会。    这位埃塞俄比亚军事领导人警告说，他作出努力以实现和平解决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叛乱分子的反应是炸毁桥梁和公路，以阻碍政府新招募的基督教农民军前进。    埃塞俄比亚官方报纸《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强调说明了政府对于这个分裂出去的省及阿拉伯国家对叛乱分子的支持多么反感：    “破坏势力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妄图使世界和它们自己相信，厄立特里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任何丰富的想象力都不能说明这是属实的，厄立特里亚一直是埃塞俄比亚的重要部分，而且将来将永远如此。”    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工业中心，厄立特里亚人民是全国受教育最多和最有技术的人民。厄立特里亚人有二十多万住在亚的斯亚贝巴，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工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内占有很高的位置。    埃塞俄比亚军队百分之九十的武器都依赖于美国。    近来，政府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设法从别的地方购买武器。军政府还设法从土耳其买到了弹药，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买到冲锋枪和其他武器。    由于军队的大部分装备都是美国的，游击队就把美国人作为他们的打击目标之一。有些美国人被地雷炸死了，另外一些人被绑架了。去年十二月，两发苏制火箭击中了美国驻阿斯马拉的领事馆。    美国官员最担忧的是，除非内战很快结束，否则，索马里是会设法借埃塞俄比亚军队软弱的机会而钻空子的。索马里人得到苏联的大批装备，又有莫斯科的大力支持，它正觊觎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以及法国人控制的阿法尔和伊萨领地。有人认为，一旦法国从包括吉布提在内的（阿法尔和伊萨）领土撤出的话，索马里就会设法开进去。    一旦丢掉了厄立特里亚和通往吉布提的门户，就将使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依赖其敌对的邻国来取得通往海洋的生命线的内陆国了。    并且，美国将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得到莫斯科支持的非洲人凭着苏联的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非洲人。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三月号以《新中国的女性》为总题目，刊登中国血统美国籍作家於梨华的访华特写之三，题目是《从滚地窿升到二楼的汪金花》，摘要转载如下：    上海，我生长的地方。    当然不认识了。我在上海出生，七岁离开回到宁波乡下，后来一直在逃难搬迁中，愈搬愈远，最后在离成都鸡公车（一种木制单轮小推车——本刊注）行一小时的小城广汉定居下来。刚安顿不久，即胜利了。有权有钱的带了黄金美钞儿女仆婢及哈叭狗搭飞机，由重庆、成都直飞上海、南京“接收”去了，其次的也出高价购得船票，沿长江而下，回故乡了。我们，和一些其他同我们情形相似的朋友们约二十多个，坐了敞篷卡车，又坐了由两匹瘦马拖着的板车，由西安到郑州、到徐州、到又热闹又混乱的南京，回到上海。上海比南京更乱。在一个十几岁于战乱苦难中成长的人的眼里，上海简直不象中国：瘦小干瘪的人力车夫，拉着高大肥硕的外国顾客，草黄的吉普车上，坐着明明是中国女子却把脸上涂得象狐狸似的“吉普女郎”。马路中央，飞驰而过的是美国与欧洲的轿车，但在路边上，佝偻而行的却是中国的叫化子。百乐门舞厅敲的是西洋舞曲，大光明戏院演的当然是美国电影。    回到上海，我反而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记得在回乡下前的短暂的两星期，我在上海，简直不愿上街，躲在亲戚家的小阁楼里，过了非常失望的十四个昼夜，然后就回乡了。家乡也很破落而寂寥，很多人在沦陷时死亡了，很多人在胜利后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发洋财。我旋即进了宁波的一家中学，没读完，就随着家去了台湾，读完了大学，就随着“留美”的热浪溜到美国，留到现在。    二十二年在美国，乡愁日深，胜利回来见到上海的丑恶印象早已消失，剩下的尽是童年时模糊的记忆：电车的声音，秋风梧桐的声音，夜深时，巷口的“磨菇豆腐干，五香茶叶蛋”的声音，黄浦江河水击滩的声音，以及“侬那能拉”的乡音。    火车一进上海站，一听站里的人讲的全是我熟悉又久已陌生的上海话，泪就如雨般的流了下来。透过这层水，我用眼睛拥抱它，我出生的地方。上海，我回来了！    最先注意到：乱窜的外国小轿车一辆都不见，巨幅的海报不再是妖艳的、半裸的洋婆，而是七十年代的中华儿女，挺着胸、昂着头，坦视大好山河——自己的国家。眨巴眨巴的霓虹灯招牌没有了，有的仅是端正的、排在建筑物上的标语：为人民服务。街上有车，自己制造的车，天津牌的公共汽车，上海牌的小轿车。然后是无数的自行车，无数的人。年青人，男孩子是平头或西发，女孩子是齐耳短发或乌溜溜的两条长辫子。最醒目的，是她们天然的皮肤与五官，没有画过眉、涂过唇膏，更没有隆过鼻、割过眼皮的“英雄本色”。曾经看过四十年代走在时髦尖哨的上海仕女，现在看见七十年代的中华儿女，我除了紧紧握住一直与我们同行的章同志的手之外，无法表达敲击着胸腔的激荡。    旅馆在南京路上，对面是以前的跑马厅，现在是人民公园及博物馆。我们匆匆将行李安顿好，我已迫不及待地往楼下跑了。夜的上海，出奇的安静，南京路上夜行人不少，有的推着车，两三人一排，有的散步，一男一女，不是不说话，而是悄悄的。我走在行人堆里，东张西望，又跑入小店，买根冰棒，买包花生米，就是想听听，“侬夜饭吃过勿”，或是想告诉他，任何一个人，我是出生在这里的呵！二十多年没回来了，回来了才发觉，二十二年来想的就是今天呀！    没告诉店里的人，当然也没好意思在街上和人搭讪，但回到旅馆，再也忍不住，就在电梯里，对开电梯的同志说：二十多年等的就是今天！侬阿记得勿？他问我。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但脸上无纹，很白净的。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地方仍旧老样子，人不一样了。你讲得对，现在上海没有瘪三了，也没有象以前闸北那种贫民窟了。啊，我明天就去闸北参观，我对他说。    解放前的闸北区我从没去过，但听可听得多了，叫化子、瘪三、小流氓都在那一带。我们去的是闸北区的番瓜弄那一带，解放前是一个地痞控制的，现在，是一排排五层楼的工人新村，楼房的四围都是一排排丈高的树，树边，沿着墙，小小的菜圃，小小的花园，如果不是听见耳边熟悉的上海话，我还以为自己仍然在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的住宅所呢。因为是下午，孩子们都已放学在家，见大堆外客来，都自动的拍手表示欢迎。我摸摸一个小女孩的头发，对我的亲戚说：好白相来。那孩子惊喜地叫起来，对她的身边的小朋友说：伊会得讲上海闲话！惹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跟新村的主人走进新村，到二楼的会客室坐下。主人年约五十岁左右，健壮硕实，穿着家常的蓝色上衣及黑色长裤。很重的江北口音。    我们喝了一口茶之后，她先开口问我：“你以前在上海住过？”    “我在上海生的，到六、七岁才离开，后来抗战胜利，又回来过。”    “住在哪块？”那纯是江北话。    “在霞飞路。”    “现在不叫霞飞路了，现在叫淮海路了。”    “哦。”然后我笨拙地说：“你以前住哪里？”    “住露天，”她说：“然后住这里，”她转身，指着身后墙上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低矮的圆形的象山洞一样的东西，圆顶上横七竖八的盖着草，两旁用旧竹竿撑着，洞里黑越越的，什么也看不见，隐约看到高低不平的泥地。“这叫滚地窿，”她回过身来说：“乡下没东西吃，我们都到上海来了，大家都说上海是天堂，”她忽然笑了。我觉得她的笑使我有点不舒服，再一看，才看见她只是嘴笑，而眼睛里全是绿郁郁的不光是悲哀也不光是愤怒的阴暗。“对我来讲，那真是地狱啊！”    “我的那一个找不到事，找呀找，最后找到一个清道夫的工作，一天拿几个角子，吃饭都不够，哪来钱租房子住？睡哪里呢？睡露天嘛。有时一夜之间警察来赶多少次！有时运气好，铺了草席不需搬动，唉！夏天还罢了，冬天的时候真是活一天是一天哪！”    她脸上逐渐惨白起来，好象全脸的血都流进她眼睛里去了。“我两个大的孩子，就是在露天生的！”    “我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头两个死了，一个是冻死的，一个是饿死的。”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们穷人都到这块来，这块早已被炸平了，一片荒地，我们自己盖草房。”她也没转过身，将手往后一指说，“象这样的滚地窿，大概有三千八百多个，尽是稻草，夏天很容易失火，一烧全部烧光，再盖。那时候，真是‘天当被子地当床，风扫地来月当灯’，过的日子猪狗都不如哪。”    “一九五二年滚地窿都拆掉了，翻盖小瓦房，到一九六三年，国家拨款，盖了现在这种五层楼的工人新村，在我们这番瓜弄，有三十五栋这样的楼房，共住了一千八百多家，大概有八千左右人口。现在我要请你们大家到我屋里坐坐。”她脸上恢复了原先的神色，眼睛里的阴影也逐渐流散了。她站起来，很挺直地立在一边，让我们先走。    她的“屋里”在三楼，相连的两间房，一大一小，大间的有一床，一方桌，一长条桌，几把椅子，一切都很素静，除了床上叠着的几条单被，被面都是鲜艳的颜色。方桌上有茶杯、热水瓶，条桌上有个小纱罩，罩内有些碗碟。墙上不象别处我们参观过的宿舍那样有许多家人照片，她没有，只在靠条桌的墙上，挂了张毛主席的像。她看到我们的眼光，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会有今天。”    我们跟着她去看后间，那原是她孩子们住的，现在孩子们长大了，房里只摆了张单人床，一架缝衣机，一辆旧脚踏车及其他零碎物件，隔了走道是厨厕，都是两家合用的。    “你们要付多少房租？”    “象我们这样两间房的六元半一月。”    “你的爱人现在做什么？”    “他还是清道夫，不过他每月工资五十多元。”    “所以你不用做事了？”    “我当然做，我是这一幢楼房的妇女委员，这一幢房子里有人有什么家庭困难或其他问题，都由我负责解决，我一个月有十六元钱的报酬，所以我的收入可以负担家里的月租加水电煤气以及米粮。”    “你爱人的收入就负担孩子，对不对？”    她开朗的笑了起来：“不哪，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一个在大学，国家负担他一切费用，一个在工厂里，另外两个，中学毕业了，现在都下乡去了。我们一个月可以积下不少钱，因为我那在工厂的孩子，有时还寄钱来，我们都用不上，所以替他存着。将来他结婚可以派用场。”她嘴咧得更大了，眼角堆着皱纹。“我们的加工组里有个姑娘……”    有人打断她：“什么叫加工组？”    “哦，我们这一个新村不是住着那么多户吗？男的去工厂，女的除了去工厂的外，还有很多在家里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成立了两种加工组，一是做海鸥牌照相机零件，二是继电器装配，效果很好呢，母亲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到加工组工作，我现在领你们去参观。”    “是去看加工组呢，还是去看那位姑娘？”    她从容不迫地说：“两样都看呀！”    我们笑着，跟着她去参观加工组，都是一大间长方形的屋子，正中间摆着长条桌，妇女们面对面坐在长桌的两边工作。我们正巡着看时，汪金花对我们闪一闪眼，朝一个头上戴了一个用花布折出来的帽子的年青姑娘努努嘴。她有个圆脸，有两个红润的面颊，自然殷红的嘴唇。    我们一走到室外，同行中有一人马上说：“长得很俊的呢！你看中了她，对不对？”    她傻呼呼地笑起来：“我看中了有什么用，要等我儿子自己看中了才有眉目呀。”    我听她讲话，文字用词还不错，就问：“大婶，你读过书没有？”    “做叫化子的人怎么会有书读？我们孩子们读小学的时候，我晚上跟着他们念念，认认字，孩子们大了走了，我们两人自己学习，现在看报什么的都会，写字什么的还有困难，还得好好学习。”    我带点冲动地走过去，用手握一下她的胳膊说：“你真不错。”    她不知道我的意思，但很开心地朝我笑笑。忽然，她说：“从这绕过去，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    我们跟着她从加工组的屋后拐到侧门，出了门，我怔住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同照片一式一样的滚地窿，一个没有窗、它的门象一个洞，而整个东西矮得连一个普通身高的人都直不起腰来的“窝”。我们轮流的走进去，默默的退出来。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表达一种想慰藉她几句的愿望，但她却交叠着手，庄严地站在滚地窿的门口，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把它放在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用它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真正的翻身了；第二是，用它来警戒我们，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再不需要过我们在解放前那种日子。”    她送我们到大门口，我们去远了，却不时回头看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讨过饭、喝过西北风，在露天里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但她却给我们上了一堂比任何教科书都丰富、都永隽的人生的课程。    她叫汪金花。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仅仅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