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开罗四月十七日电】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将于今天飞往中国。据信，他将在那里向中国要求武器。    这次访问是在开罗废除埃苏友好条约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进行的。苏联通常是埃及的武器的供应者。    穆巴拉克对开罗的《今日消息》周刊记者说，除了军事问题以外，经济、贸易以及工业合作问题也将在北京讨论。    穆巴拉克又说，预期在此次访问以后将会签订若干协议。    据估计，穆巴拉克对中国的访问将持续一星期，在这以后，他将访问伊朗，并就双边合作问题进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开罗四月十七日电】副总统穆巴拉克于今晚飞往北京进行为时一周的访问，以便就中国向埃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问题举行会谈。    穆巴拉克在动身前夕接见一家报纸的记者时说：“同我前往的代表团成员有经济专家、工业专家、商业专家以及军事专家。我们将讨论同中国在各个领域缔结新协定的问题。”    这次访问突出了埃及要同中国密切关系的努力。    政府人士说，埃及现在愿意同中国建立不断发展的援助关系。    他们强调，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几年来一直同中国不和的苏联的。他们说，这是萨达特的同东方、西方都打交道政策的一部分。    这些人士说，从萨达特最近寻求援助的西欧之行，以及他要求得到美国的Ｃ—１３０军用运输飞机这一成功的努力中，也可以看出上述这样的政策。这些运输机可能就是从美国得到更多军援的预兆。    穆巴拉克在北京将会见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向他递交萨达特的信件。    穆巴拉克本人就是一位军事专家。他在任副总统以前一直是埃及空军司令。    与他同行的代表团成员中有负责军工生产的国务部长贾迈勒丁·西德基。    【路透社香港四月十八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穆巴拉克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将集中在增加两国贸易和加强两国接触的问题上。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槟日报》四月十四日发表一篇题为《新政治潮流的特征》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最近的政局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其对外政策。    华国锋升任总理兼党第一副主席，说明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结合党的领导层，以顺利开展工作。    在外国看来，中国这一变化是好的开端，为国际政治提供一个明朗的形象，领导的核心仍然是毛泽东主席，辅以华国锋的掌政，成为一个团结的实体。    美国总统福特的贺电是深具意义的，他向中国保证：“美国决心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贺电说：“今后我愿同总理阁下一道以联合声明为基础，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同时要谋求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孟加拉总统赛义姆贺电深信两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尤有进者，在这个时候，印度向中国提出恢复大使级邦交，为甘地夫人的外交政策增添新动力。    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将于最近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标志中埃关系的新纪元。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应邀于五月十日率团访问中国。    所有这一系列的发展，是表明中国继续推行一贯的外交政策，以反击苏联的封锁和武力扩张的威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领导人已把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领导层当成是一股逆流。苏联违背世界人民的意愿，鼓吹和炫耀军事扩充，危及整个世界的安全。因此，在国内，中国积极消除修正主义分子，使苏联在中国党政建立势力的企图破灭，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右倾和防止苏修渗透的批判运动。    从美国、日本、新加坡、孟加拉、印度到埃及的这一变化，反映出世界各国已对苏联的扩张政策感到焦虑，担心世界有一天失去平衡，而落入另一个极端的悲剧。美国势力的消退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美国有先见之明的政界人士疾呼尽快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共同对付苏联势力，是一种最新的政治趋势。    美国已经发现，单独与莫斯科求“世界缓和”，乃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甚至很可能到头来，陷入苏联的圈套。前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说：“我们八年来军力已大大削弱，他们（指苏联）的军队是处在扩张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总统强调上海公报，准备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将为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他也间接地带动了日本不再顾及苏联的反对，毅然表示愿与中国缔结和约，反对霸权政治。    身为莫斯科盟友的印度，几乎已成了苏联的俘虏，总理甘地夫人也看出此危险性，宣称愿与中国恢复大使级关系，以平衡政治偏差和继续在不结盟国家中发挥作用。既然孟加拉敢不再听从印度和苏联的指挥棒，甘地夫人是应该检讨她在国际上的不利地位，尤其是与苏联的暧昧关系，不时被诱迫充当苏联的“急先锋”。    埃及是一面最好的历史镜子，甘地夫人或可从中吸取前车之鉴，萨达特总统的敢于反霸权斗争赢得中国的尊敬，中埃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东盟国家向来就把霸权政治拒在门外，尽管苏联伺机通过印尼和新加坡建立势力，但团结一体的东盟已给超级大国迎头痛击。继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之后，李光耀总理的访华成为本区域重要的政治进展。    中国整个斗争路线，把苏联视为首号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短兵相接，同时联合世界的集体力量，尤其是第三世界，在美帝势力消逝后，不容许另一个社帝势力乘机膨胀，弄得世界“鸡犬不宁”。    世界政治的新潮流，已汇成一个不可抗拒的反霸反扩张运动。不是苏联可单独改变得了的。

说他认为，美已认定只有一个中国，美决不会“危及台湾的安全”；说他的使命是执行在上海公报和后来的中美会谈中都明确阐述了的政策；美已保证要尽可能快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四日电】下面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参院外委会关于提名（盖茨出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听证会的部分记录：    斯帕克曼参议员：如果批准你任这一职务，你准备随时应本委员会或国会的其他任何委员会的邀请到会作证吗？    盖茨：主席先生，我愿这样。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主持会议）：盖茨先生，你有什么声明想发表吗？    盖茨：没有，参议员，没有。    曼斯菲尔德：珀西参议员呢？    珀西参议员：主席先生，我想向盖茨先生表示欢迎。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稍微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关系，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了解如何才能使这个正常化过程继续符合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对别人的义务。    盖茨先生，今天上午你能不能向我们谈谈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人？我不清楚目前驻北京联络处究竟有多少人员。    盖茨：有大约二十八个人，参议员。    珀西：有没有在近期，在大约明年扩大或者增派人员的打算？    盖茨：参议员，我在上星期听情况介绍的时候听说有这样的希望，就是能逐步加以扩大。    珀西：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在我们驻北京的代表外出旅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    盖茨：珀西参议员，我可以说，我同布鲁斯大使和布什大使都谈过，他们说就他们而言，如果提出申请后同意你去看看的话，旅行是不受限制的。    珀西：你能不能谈谈，看上去有哪些因素是中美在近期发展贸易关系的条件？    盖茨：我也听说这种贸易关系有一点时起时伏。我认为我们两国都想要逐步扩大贸易关系，我们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珀西：不知道你能不能向本委员会谈谈你一直在研究些什么；谈谈你如何设法在为承担这个重任作准备。    盖茨：参议员，我一直在深入接受知识，尽我所能地努力研究这样一个如你所说的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课题。我已经听了政府所有有关机构的情况介绍，还在这件事开始以来的短短的时间内尽量阅读了材料。（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我在这方面还准备做很多工作，但是我认为在我有亲身经验之前我不可能拥有任何真正的知识。    我研究了我们的对外政策言论。我知道我们在上海公报中的政策是什么，等等。    珀西：你由于过去担负过重大的责任，所以同前总统尼克松很熟悉。你是不是打算在动身前同他联系或者谈谈，或者，在你动身前会不会把他给白宫的报告提供给你研究和分析？    盖茨：我已改变了那个打算，这是情况所使然。我现在不打算同他商量。那份报告迄今尚未给我看。会不会给我看，我不知道。    珀西：最后是否请你谈谈，你认为美国对台湾的现行政策是什么，不久的将来的政策应该是什么？你认为现在有没有作任何改变的打算？    盖茨：没有，我认为没有。我认为三、四年以来的情况表明对这些关系有着谨慎的、周详的认识。我认为，我们已经认定只有一个中国。我认为，我们决不会危及台湾的安全，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珀西：十分感谢。    贾维茨：想提一个你的本行——银行业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我们说过，尽管他们的近海资源比陆上资源更丰富，但是他们有意识地集中力量开发陆上资源，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借债。你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银行家对在同中国人的关系上你如何能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有什么想法吗？    盖茨：贾维茨参议员，据我从阅读材料中了解到，这的确完全同正常化进程有关，是这个费解的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同它有关系的因素。我想，有一点也许是不幸的，这就是不能把其中的一些问题同正常化进程分开来，同这一整套问题分开来。    也许，到一定时候，在彼此有了了解的情况下，可以在互让的进程中这么做。但是，你说得对，他们不借债。    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进展，我的经历或许会有用处。    贾维茨：我看这很重要：因为，盖茨先生，我非常希望你能如此。    如果中国决定了，你是否准备以你对银行业务的才能、你同银行界的关系为他们效劳，用以在适合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愿望和需要的情况下同美国和非共产党世界的其他国家建立一种金融关系？    盖茨：是的，我当然愿意，贾维茨参议员。    贾维茨：你认为那是不是我们选择你执行的任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盖茨：是的，我认为是的。    贾维茨：我想问你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重要。我看可以恰当地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最密切的盟友。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你希望中国和日本建立怎么样的关系？    盖茨：我听到的是他们两国的关系是密切的，相互有利、相互尊重，保持这种关系肯定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有长远的战略上以及经济、文化上的原因要对这两个国家持这样的态度。因此，我认为，应当随着我们取得进展而发展和巩固这种关系。    贾维茨：我提这个问题——我还可以说，盖茨先生，它的范围还要扩大到朝鲜，甚至扩大到台湾——的目的是想说，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做法是鼓励中国同它的邻国们建立尽可能好的关系，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建立友谊，不散布任何不和，如果出现了不和就设法加以消除。    盖茨：贾维茨参议员，我再同意不过了。    贾维茨：你是不是能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说你认为你代表美国到中国去的使命是什么？    盖茨：我认为我的使命是执行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政策，这种政策是我同意和支持的。    在上海公报里和后来总统同国务卿访问中国时的会谈中都明确、清晰地阐述了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要继续执行。我们已经保证要尽可能快地实现正常化。我认为我的使命是在道路上，在我的前任们为了建立一种长期的、密切的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而努力走过的道路上再走一段路。    曼斯菲尔德：盖茨先生，你很清楚，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几个月了。我认为，在你的任命确定以后，按情理可以期望黄镇大使将返回我国担负起中国驻这里的使团的首脑的责任。    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黄镇没有回美国的原因也许是北京要等着看看由谁接替布什大使的职务。现在看来快要有最后的结果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尼克松总统访问和发表上海公报以前的几年里，你曾发表过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似乎表明你赞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解除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期间实行的禁运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实际上将打开关闭的大门的行动，这样说对不对？    盖茨：参议员，六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在纽约发表讲话时确实采取了那样的立场。我记得是在六五年。我认为我当时采取那样的立场是因为，在我在这里的八年中，我认为世界不能永远在铁幕后边生活，我们必须打开局面，在日益缩小的世界上朝着和平和谅解取得某种进展。    中国是一个其影响相当大而且愈来愈大的大国。这关系到我们在战略上以及经济和文化上的利益，如同关系到他们的一样。    我想我当时认为应当采取别的途径使世界开放，度过正如参议员先生十分了解的相当紧张的冷战时期。    曼斯菲尔德：很难把一个现在拥有八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抹煞掉。继续实行禁运是困难的，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二次产品。遏制他们也是困难的。因为执行这些政策，我们当然已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因此，我对于前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采取主动行动，开始打开那扇大门感到高兴，我认为这是他在外交政策中最重要之举，是早就应该采取的一个步骤。    我希望在今后的年月里这扇大门将开得更大，并希望我们两国将有对等的关系，而不要象目前那样不对等的关系。    我希望根据两国需要，今后会有更好的贸易关系。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中国人是很好的交付现金的信贷顾客？    盖茨：凭我所知——参议员，凭我所知道的有限的情况——我要说，他们是很好的顾客。    曼斯菲尔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和美国三国之间保持密切关系以确保太平洋的和平的可能性，你是如何想的？    盖茨：参议员，我不想对这样的复杂的问题迅速作出回答。    当然，原则上我是赞成这样的。但是这也要取决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曼斯菲尔德：中国货物，和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货物，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样它们与非共产党国家的货物相比，在贸易上就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对于同这个人民共和国谈判一项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持什么态度，或者说它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盖茨：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我没有得到关于那个问题的意见。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你是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你希望的那种令人满意的进展呢？    盖茨：是的，我认为是在进展。我认为我们正取得进展——有时候缓慢，有时稍微快一点。    看来，两国关系是同珀西参议员、贾维茨参议员和其他人所提到的在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我希望我能够——我想——担负起我们的先驱者的杰出工作，使之进一步向前发展。    曼斯菲尔德：珀西参议员有什么意见。    珀西：我只再提两个问题。    在制定遏制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你在国防部，并且一度任过国防部长。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总是在事后能比较正确地判断原应怎样行事的，你是否愿就对这个国家奉行了这么多年政策是否明智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军事学院曾经非常强烈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侵略倾向，国防部对此也是赞同的。你是否能谈谈你认为被察觉到的这种侵略倾向？    他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非常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打算控制全世界。    盖茨：珀西参议员，情况是变化的。    我一直主张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态势，我们在全世界也是根据这个主张——你们所熟悉那种战略——来制定我们的政策的。诸位先生同这种战略都有关系。    我认为，情况是变化的，政策也已改变了。在中国政策已改变了，在这里政策也改变了。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你同意这一点吗？    珀西：是的。    曼斯菲尔德：说到侵略问题，我想指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西藏的时候，他们接管的是中国人认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当他们在东北边境由于水界问题发生冲突时，他们收复的是他们认为是中国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曾经去过那儿，后来又离开了，而后，他们夺得了他们认为应当是属于他们的那块地方。我认为，蒋介石对此也是同意的。    说到朝鲜问题，如果联合国军不靠近鸭绿江并且有一两次可能已越过鸭绿江的话，中国人是不会卷入那场斗争中去的。    珀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盖茨：我想没有了，参议员。    珀西：我要补充一个我自己的评论。我认为我们一犯错误，我们就犯大错误。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国家的意图所作的最大的错误估计。    这种错误估计把我国政策引入了歧途。它使数以万计的年轻的美国人在越南丧生。它造成了一千五百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对于我们在如此长的时期里遵循的背弃了美国人民的那种理论，一点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    我只是希望我们从中吸取很大的教训。这样一种错误估计——我们在其他方面作出错误估计是可能的——正在严重地损害我们国家。    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我们坚持那次错误的时间太长了。    我必须说，我对他们是极为称颂的，当我们的代表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也是极为称颂他们的。在我们发表的那个报告里，我们设法了解中国人的态度、想法和意图。    盖茨：总统希望在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有更大的进展，我在担任公职和在实业界的履历会满足要求。    曼斯菲尔德：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现任代理主席——有什么话要说。    汉弗莱参议员（主持会议）：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表示的最好敬意，对你的提名是我们深切关注改善我们关系的一个保证。我说这话是十分真诚的。    盖茨：汉弗莱参议员，你是非常豁达的。    汉弗莱：我相信你能为我们做出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看见了许多象征，我们对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持郑重态度的，我们牢记着他们对于他们的安全所感到的关注，我们也牢记着我们为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而作的继续努力的重要意义。我祝愿你顺利。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祝愿你非常顺利。    盖茨：先生，我非常感谢。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二十五日刊登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是否已经勾销了东欧？》，摘要如下：    从越南和水门事件以来就可以看出来的美国的政治思想危机，现在也影响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在大约三个月以前国务院的居领导地位的东欧问题专家、基辛格的亲密助手和私人朋友索南费尔特宣布了一些论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索南费尔特对在一起开会的美国驻东欧各国大使说，巩固苏联帝国并且确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的霸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基辛格的这位助手抱怨莫斯科和东欧国家之间的“无机的和不自然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导致苏联单凭自己的军事力量。认为这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波兰人，因为波兰人克制了自己的“浪漫的政治倾向”并且甘心于隶属莫斯科的状况。而南斯拉夫人却受到了谴责。索南费尔特劝他们对莫斯科“不要太倔强”。人们从美国国务院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口里听到，贝尔格莱德不应该自以为有一张得到华盛顿保证的独立的“免费车票”。    这些理论的后果不只是对东欧共产党国家，而且对西欧都可能是严重的。谁都不会希望美国人奉行同苏联超级大国对抗的政策。每个国家都知道——东欧有关的小国最清楚，苏联是一个大国，它同其他任何大国一样有着自己的合法利益。但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即美国的对外政策担心苏联的利益甚于担心自己的利益，那么人们对这种态度的沮丧士气的作用就不应感到奇怪了。    看来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似乎完全忽视了这样的情况，即世界不只是由超级大国和各个联盟组成的，而且由许多从数量上说是比较小的，但是又变得非常重要的政治单位组成的。梅特涅的关于在大国之间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早在十九世纪时，就只有在各国人民表现出自由的意志之前是起作用的。今天，“瓜分世界”就更行不通了：第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因为苏联不遵守游戏规则；第二，因为对东欧各民族也不能借助于东西方的内阁决议来加以操纵的。    这种交易是阴森可怕的：苏联对美国在西欧的地位提出疑问，并且鼓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美国一位居领导地位的外交官却成了苏联在东欧霸权的代言人。人们只能希望，福特和基辛格最近的讲话是一种回头的信号。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四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缓步而不停地走向共产主义》，摘要如下：    随着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们把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舞台让给了芭蕾舞演员和歌剧演员，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可以指望能够在定于一九八一年举行的下一次党代会上再次回到这个主席台上来呢？    这次代表大会的信息是清楚的：政策不变，领导集团也尽可能不变。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两者的情况可能要发生变化。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就已年满七十二岁的柯西金是否会被四月七日年满六十二岁的第一副总理马祖罗夫所替代呢？现在的情况是，柯西金如此长期地担任总理这个职务，而马祖罗夫一生中的顶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不再是继任总理的当然人选了。    其他可能成为柯西金继任人的是：六十二岁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索洛缅采夫，五十一岁的负责重工业的党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四十八岁的负责与执政的共产党联系的党中央书记卡图谢夫和五十三岁的新选政治局正式成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    乌克兰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可能受勃列日涅夫的提拔重用，但政治局中大多数人无疑主张他继续在他的难以驾驭的家乡维持秩序而不主张把他提升到莫斯科来。同白俄罗斯族的乌祖罗夫一样，谢尔比茨基由于不是俄罗斯族而在权力斗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罗曼诺夫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的提升可以看作只不过是承认列宁格勒党组织长期以来在政治局正式成员中占有一席的传统权利而已。但是由于罗曼诺夫比较年轻，他具有最终上升到最高职位的可能性。    如果罗曼诺夫——尽管他有不利条件——在今后几年内当勃列日涅夫仍然掌权的时候成为总理，他将比眼前其他明显的竞争者处于更为强有力的地位，来接任总书记职务。但是，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也无迹象表明，他将会大大改变当前政治局的政策。    新的书记处按照他们的级别排列：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多尔基赫、卡图谢夫、齐米亚宁、契尔年科。    正象老资格克里姆林宫学家克里斯蒂昂·迪韦尔所指出的那样，拖延了十五个月之后才任命齐米亚宁，无疑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反对造成的，直至最后，苏斯洛夫、柯西金、马祖罗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才说服勃列日涅夫同意了齐米亚宁。代表大会上任命的其他人，契尔年科，显然是得到勃列日涅夫支持的。    如果契尔年科取代卡皮托诺夫而担任控制党的干部的重要角色，卡皮托诺夫则有可能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即自从去年谢列平下台以来一直空着的职位。    无论是最近这些任命和提升，还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未来变化的迹象，都没有提供任何莫斯科将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的可能性。

说美对东欧国家的政策“未发生一种危险而卑鄙的转变”，但政府所作的解释并未消除所有的疑虑，只有将来的行动能消除疑虏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四月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东欧：力量和政策》，摘要如下：    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现在看来并未发生一种危险而卑鄙的转变。但是所作的解释并未消除所有的疑虑，只有将来的行动能够消除这些疑虑。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基辛格国务卿和福特总统在否认有任何政策改变方面行动迟缓。只是在里根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竞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以后，他们才加以澄清。    这场争论的根子在于去年十二月份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向美国外交官们发表的一篇介绍情况的谈话。    基辛格的朋友和亲信索南费尔特说，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他说，美国可以期望做的事情充其量是谋求“驯化”或“驾驭”苏联的力量，使俄国在贸易方面和其他方面依靠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    话说到这里是说得很好的。但是他接着详细说明这样一个论点：苏联是靠赤裸裸的武力维持它在东欧的支配地位的，要是苏联不感到它在东欧不很安全的话，同它打交道是比较容易的。    基辛格的这位助手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适应东欧人希望实现较大程度的自主的愿望，但是只能在“苏联强大的地理政治影响下”这样做。他认为鼓励东欧国家同苏联发展“较自然的、有机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的。索南费尔特随后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建议同意把东欧作为俄国人的一个“独占的禁区”，他其实是宣布一种旨在鼓励苏联容忍增加该地区的独立性的政策。    尽管如此，索南费尔特的提法中显然仍然有相当含糊的地方引起人们作相反的理解。    例如，谈话摘要表明他赞扬波兰放弃它的想摆脱苏联统治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是令人不安的。据说他还对捷克在实行一种较合乎人情的共产主义方面进行的实验在还未来得及使人们相信西欧共产党人打出的民主幌子之前便告夭折，表示感到宽慰，虽然官方发表的谈话摘要并没有反映这种情况。    所有这些都表明他对可能宁愿要一种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甚至根本不要共产主义的东欧人的愿望缺乏兴趣，这是令人厌恶的。    幸运的是，索南费尔特在对待同莫斯科闹独立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方面是不含糊的、明确的、直率的。南斯拉夫人担心在铁托总统去世或退休以后苏联会采取行动重新控制他们。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意大利和希腊都会受到威胁，并且可能给整个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后果。    索南费尔特强调，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对西方来说“几乎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据官方发表的去年十二月份的那次介绍情况的谈话的摘要，索南费尔特说：“所以我们的基本政策继续是我们自从一九四八——四九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那就是使南斯拉夫处于在很大程度上对苏联保持独立的地位。”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    绝不能使莫斯科对此有丝毫怀疑。南斯拉夫的情况是特殊的——它的情况如此特殊，因此西方联盟必须留有在万一苏联进行干涉的情况下作出军事选择的余地。索南费尔特所说的话也许已使南斯拉夫感到放心。然而只有采取实际行动才能使其他东欧人放心。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十七日电】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已被任命为苏联驻日本大使。    波利扬斯基现年五十八岁。他长期担任国家领导工作：从一九五八年起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从一九六二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并从一九六五年起任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从一九七三年起任苏联农业部长。

【路透社伦敦四月十五日电】由于保守党领导人撒切尔夫人遭到俄国人的攻击而感到恼火的右翼《每日邮报》，要求它的读者参加冷战诗竞赛，并以伏特加酒作为奖赏。    《每日邮报》这家小报为了诱导读者作诗，今天刊登了一位匿名的“保守党诗人”攻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诗。这首诗开头的一节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强大的沙皇，    你的诗写得多么蹩脚，    既不懂韵律，也不懂音节，    但愿上帝帮助你的五年计划。”    这首诗是针对苏联《鳄鱼》画报这家讽刺性刊物登载的一首攻击撒切尔夫人的诗而写的。那首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撒切尔夫人这个保守党的头目    在跺脚、昂视阔步和咬牙切齿。……”    《每日邮报》说，来诗一经刊登，给予稿酬五英镑，并赏伏特加瓶。讽刺的政治对象，由作者自定。

【法新社贝鲁特四月十七日电】弗朗吉亚总统今天颁布了可以立即选举黎巴嫩共和国一名新总统的宪法修正案，从而消除了指定他的继承人的最后一个法律障碍。修正案的颁布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达成一项解决黎巴嫩危机的新协议的第二天出现的。    黎巴嫩左翼今天晚上研究了包括关于选举黎巴嫩总统的一条秘密条文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协议。在右翼阵营里，长枪党表示支持此协议，而内政部长夏蒙的支持者——自由国民党人保留答复。    不等黎巴嫩主要有关者批准协议，大马士革政府便在今天作出积极的表示以鼓励邻国的和解：它命令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退，据左翼人士说，只在两国之间边界地区保留一些象征性的部队。    交战双方今天大大减少了军事行动。政界人物已投身于竞选总统的活动。    【美联社贝鲁特四月十七日电】黎巴嫩的基督教总统弗朗吉亚今天屈服于穆斯林左翼的压力，同意下台。    他签字批准了宪法修正案使之成为法律，该修正案允许在他的任期届满前六个月选举他的继任人。卡拉米总理宣布了弗朗吉亚的这个决定。他又说，政府正安排黎巴嫩九十九人的议会选举新总统的工作。    保安官员们说，在过去几天里异常激烈的战斗沉寂下来了，“在大多数有战事的地区也处于相对的平静”。    【法新社贝鲁特四月十七日电】叙利亚—巴勒斯坦协议受到了黎巴嫩所有交战者的欢迎。今天上午，各处都对黎巴嫩问题得到最后解决表示明显的乐观。

【本刊讯】卢萨卡四月十六日消息：赞比亚外长班达十五日在卢萨卡宣布赞比亚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府。    《赞比亚时报》十六日发表评论说：    「赞比亚正式承认罗安达的新政权为什么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这方面有三点重大的理由。．    「第一，在安哥拉在形式上与实质上都安顿下来以后，毫无疑问，人运是牢牢地掌握着局势的，因而也就是赢得内战的全面胜利。    「第二，内战中上台的人运始终是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一个姊妹政党。安哥拉和赞比亚同莫桑比克一起，在南部非洲组成一条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革命带。它们在非洲南部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南部非洲的斗争在召唤。实际上，这是它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赞比亚和安哥拉无论如何不能把时间酣睡过去了。」

【本刊讯】印度《经济和政治周刊》三月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卖身工》的文章，摘要如下：    普鲁利亚被官方正式列为西孟加拉邦最穷的县。在全县一百六十五万人中有将近一百万人是属于表列种姓者和部族人。他们大多是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靠在地里干活为生，然而一年只有三个月有活可干，其余的日子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部族人和表列种姓者负债累累，以至在地里无活可干的至少四、五个月里（从六月到十月），只好靠野果活命。    虽然宪法第二十三条明文禁止卖身工或奴隶劳动制度，但是它在普鲁利亚的表列种姓者和部族人中仍然存在——主要是在该县南部山区。这种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人们把自己、或者有时把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当抵押品，去抵偿欠属于高级种姓的高利贷者和地主的债。这个人或者他指定去抵债的人，只有在还清这笔债以后才得自由。在还清债务以前，这个人或者他指定去抵债的人就得为债主干活，得到的只是每天的饭食。他干这种活是得不到钱的，因此他就得靠干其他活或者想其他挣钱的办法来积钱给自己赎身。当然，还债的钱是不容易弄到的。所以这种卖身关系就往往要持续几个月，有时要持续几年，有的甚至一辈子保持这种关系。死后由子孙接替干下去的也并不罕见。    在普鲁利亚南部有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名叫阿约迪亚山区。它与世隔绝，与有组织的经济无缘，因此自有特殊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不可接触、负债和卖身工。那里每个村子平均有一千五百人，其中倒有一千二百人是在地主的地里干活的无地贱民。很多人欠属于印度教高级种姓的地主三百到六百卢比的债，利率是一个卢比一个月交六个拜沙（一个卢比等于一百个拜沙），也就是年利百分之七十二。    借债的人象奴隶一样为地主工作，什么活都得干。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牲口，妇女往往就干奴婢的活。尽管全家都这样干，也只能算是付了利息，本金仍然欠着，因此全家还是不能脱身。    记者在一个名叫帕尔迪的村子里采访过二十个人，他们大多是贱民，其中有十个人说他们的债务是上代传下来的。除了五个人外，他们的债务与年俱增。只有两个人还掉了一部分债。六十五岁的巴拉乌尼·拉乔瓦尔说，他获准在这个村子里住下来的代价是，给一个高级种姓的地主当卖身工。    有时候债务逼得借债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女送到附近城市中去卖淫挣钱。几乎所有贱民妇女的父亲、兄弟和丈夫都在高级种姓地主的地里干活，他们的工作和生存完全靠这些地主。    据说普鲁利亚县的很多村子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当土匪。他们通常是二百多人一群，手持大刀、长矛和弓箭去攻击邻村，打家劫舍，抢粮食、鸡和家具。每年二月到九月之间，这种抢劫更为频繁，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人们找不到地里的工作做，不得不靠野果为生。    据农村保健站的医务工作人员说，营养不良是普鲁利亚肺结核和麻疯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传染上麻疯病是倒了霉的话，治好了病的人境况就更悲惨。在普鲁利亚有相当数量的人患过麻疯病。在治愈之后，他们今天过着悲惨的隔离生活。在西孟加拉邦，以普鲁利亚的麻疯病患者为最多。在西蒙普尔有大约一万名得过这种病的人自己组织了一个村子（被称为“叫花子村”）。这些居民除了行乞以外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    普鲁利亚的大部分土地是沙地和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因此产量很低。在很多地方灌溉条件极差，特别是在山区。    除此而外，生产技术的水平也很低。在该县全部五十六万英亩的耕地中，只有八万五千英亩是浇得上水的。约有三千名地主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所以几乎每隔一年普鲁利亚的耕种就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庄稼干死，百分之四十的人被迫靠政府的救济过活。

印度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很早以来实行一种世袭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社会上的人，按照社会地位被划分为不同的种姓，人一生下来就属于某一特定的种姓。种姓之间，界限非常严格，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一起吃饭，一起走路。    印度最初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或贵族）、吠舍（平民）和首陀罗（奴隶）。    随着印度社会的发展，种姓日益增多，制度日益复杂，种姓之外又出现了一大批所谓“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贱民”阶层是种姓制度的产物。    “贱民”大部分是没有土地的雇农和从事所谓“不洁”行业（洗衣、清扫等）的贫苦人民。他们不能与高等种姓的人通婚、接触。他们收获的谷物只能以最低价格出售，他们的子女只能进专设的学校。“贱民”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他们在社会上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最深，是印度最低层的社会阶层。

【中东社开罗四月十六日电】《金字塔报》主编贾迈勒就萨达特欧洲六国之行的意义和结果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萨达特开始他的访问时脑子里装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巴勒斯坦问题，第二个是武装问题。    作者说，这两个问题是萨达特在所访问的六个首都举行的所有会谈中的共性问题。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贾迈勒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式通告：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必须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至于武装问题，作者提到了萨达特在此行所访问的每个首都对记者们向他提出的一个热门的问题的回答，即：我能说的是我对我在这里举行的会谈——包括关于武器问题的——十分高兴、十分满意。作者说，这是总统之行在提出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成就外所取得的第二个成就。    贾迈勒在这方面指出，如果苏联朋友已停止提供埃及要求的武器，那其它的朋友准备向我们打开自己的仓库，让我们要啥拿啥。    贾迈勒说，萨达特之行取得的第三个成就涉及到黎巴嫩问题，他在巴黎和梵蒂冈的会谈中达成以下两点：    一、制止黎巴嫩问题的国际化，把它限于阿拉伯的圈子里。    二、停止加剧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干涉，因为美国、法国和梵蒂冈对黎巴嫩的事件取得了完全的协调。    《金字塔报》主编说，萨达特此行取得的第四个成就是布里俄尼会晤。这次会晤加强了埃南在所有方面的关系。    贾迈勒说，在萨达特和铁托的会谈中有两个问题占了会谈的全部时间，即中东问题和埃苏关系。    关于中东问题，铁托对萨达特说：“我支持阿拉伯人的所有决定，我无限地支持他们。”    至于埃苏关系，铁托的看法是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二次大战后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之间发生的事情。    铁托讲到在那时他同苏联领导人在基辅的一次会谈中，他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政策。这是我的原则。你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同我打交道。”    贾迈勒说，过了一段时间苏联人接受在这个基础上同铁托打交道，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作者指出，萨达特对此的评论是他对铁托说：    “我知道勃列日涅夫最近将到你这儿来访问，我希望你替我把你二十五年前对他们说的话转告他。告诉他们这是萨达特的政策和原则，他们应在此基础上同我打交道。”    【中东社维也纳四月十二日电】中东社获悉，欧洲、美国、日本、伊朗和阿拉伯的康采恩实际上已建成。    众所周知，这个康采恩是一个由这些国家参加的基金会，为的是向埃及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