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共和》二月二十八日一期刊登托马斯·休斯的一篇文章，题为《福特没有贯彻尼克松开创的事业。谁丢掉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托马斯·休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和前助理国务卿。他在这里发表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卡内基基金会的观点。）    在最近一期的《妇女家庭杂志》上，前总统尼克松抱怨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领导”。现在还仍然察觉不到他重返华盛顿这种轩然大波，但他无疑将热衷于重返北京。的确，毛的邀请和尼克松接受邀请都是对四年前第一次访问这场精采的戏剧没有很好继续下去的明显的责备。由于毛和尼克松再次在紫禁城聚会，这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叫喊“谁丢掉了中国”从而使美国的政治变质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更合理的问题可问。这次他可以对他自己指定的两个人——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谁丢掉了我们的对华政策？”    四年前的一九七二年二月，北京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取得最大胜利的舞台。这是他们在外交上的首创精神、政治上的大胆行动和历史的现实主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位美国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将架设一座桥梁，跨越一万六千英里的路程和敌视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形成对照的是，福特—基辛格一行在进行了历史上最不重要的最高级会谈之后，离开了北京。    自从在四年前采取了向中国开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措施之后，一些期望已似乎有理地开始化为行动。的确，根据当时由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上海公报的提法，从逻辑上来说必然会有某个时间表。正常化的进度本来应当朝着在外交关系方面取得正式成果的方向不断前进，如果要使这个势头按照原来打算的那样为美中双边关系或同苏联的三角关系服务的话。    两种主要的可变因素将决定新的中美关系的格局：缓和的因素和台湾的因素。为了要加深同中国的关系，美国必须根本地改变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因素的政策。作为新的对华政策的缔造者，基辛格对于这一点必然是清楚的。对华策略毕竟是他的战略的一个中心内容。对他来说，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是经过北京的。因此，改变哪一种政策会带来希望，改变哪一种政策又不会带来什么希望也是清楚的。由于我们不能、不应该、也不会为了北京而牺牲同莫斯科的缓和关系，那么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进行令人信服的改变以巩固基辛格的政策。    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倾向于重新肯定上述时间表。到一九七四年的春天，越南战争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论根据——不论它是多么模糊——仍在把台湾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了。到了一九七四年夏末，美国有一位新的总统想要给对外政策打上他自己的印记。一九七四年年底，在举行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会谈之后，福特总统公开表示要亲自在一九七五年访问中国。    到了一九七五年，同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显然应该在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完成和公布的，如果那次访问要避免成为寻求理论根据的一次最高级会议的话。基辛格和福特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表而行动是更加令人感到惊奇的，因为在国内政界本来有两个有利的条件：（一）福特亲自支持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二）里根和中国人相同的关于缓和的观点。    最近我阅读了第九十二届国会第二期会议的众议院一九七二年第９２—３３７号文件。题目是《关于新中国的印象》。（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这是过去众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少数党领袖福特向众议院所作的关于他们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七日，即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发表上海公报后四个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报告。    这封交给众议院议长的由两人签名的信件说：“议长先生：现附上一项关于我们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类是中国人。加在一起，我们的人口总数超过十亿。然而，将近二十三年来，我们冒着潜在的、危险的互相误解的风险，因为我们两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互相疏远……我们特别希望……，我们此行能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作出微小的贡献。”    福特就他在一九七二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周的访问所提出的报告，今天再读起来很动人。我们中间那些最近到过那里的人不难同意他的观点。与大多数美国访问者一样，福特发现中国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有房子住，因此比较满足”；他对“处处守纪律，人人具有献身精神”有深刻的印象；他看到了“一个正在大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国家”；他发现城市“清洁，熙熙攘攘”；他听到的“主题无不是克服障碍、提高警惕和增加生产”。更近一些时候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也不会反驳福特自己四年前得出的结论：“现在，全世界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必定是带有一些威胁的地方……时间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巨大的潜力的现实在我们的旅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福特在他一九七二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台湾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正是在那个问题上他的政府令人吃惊地无所作为。这位少数党领袖和未来的总统早在一九七二年就逐点地、明确地和确切地陈述理由，要求加快行动完成承认的过程。福特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继续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使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特殊的障碍。”无论到那里，福特都遇到了承认问题。福特指出，在交流问题上，“我们的主人多次说，台湾问题是障碍，它甚至妨碍同我们进行广泛的人民对人民的接触。显然我们目前同台湾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是一个‘障碍’。”在贸易方面，福特发现，“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妨碍贸易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能是使进行贸易的货物的品种和数量引人注目地增加的先决条件。中国人看来正在告诉我们，如果要使贸易关系得到改善，在解决……我国与台湾的关系的地位方面必须很快取得进展”。在常驻记者问题上，福特发现：“台湾问题看来是妨碍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设立新闻机构的障碍。”在学生问题上，福特发现：“在学术方面，中国人看来也不愿意派遣学生到美国的大学学习。这种态度与台湾问题有关。”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福特发现：“中苏关系紧张，这是中国目前愿意设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原因……鉴于中苏紧张关系加剧，我们仅建议美国应当根据它自身的利益推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最后，福特在四年前得出结论说：“如我们所提到的，鉴于我国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仍是妨碍我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重大障碍……我们认为，总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相信，总统会把现实的形势考虑进去。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鼓吹抛弃台湾的中国人。我们仅仅是认识到，认为中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的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    自从福特担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在寻求采取某种他自己批准认可的对外政策行动。同他在对外政策上一般来说都是空白的纪录的其余方面相比，他在中国问题上不久前是有个人的正式纪录言论的。福特带到总统职位上来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为什么基辛格在同中国搞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能利用得到总统个人的支持这种很大的幸运呢？    至少在过去两年中，完成对中国的承认是基辛格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最易实现的和最不难处理的问题。它比巴拿马问题容易，比安哥拉问题容易得多，比中东问题更为容易得多，比同俄国人搞全面缓和的问题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可是至少根据基辛格自己著名的话来判断，这种承认对缓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对缓和的明显的支持。的确基辛格甚至多次把中美关系说成是积极地影响苏联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不论是在柏林问题上，中东问题上或者其它任何问题上都是如此。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美国没有承认北京的这种人为状态和日益惹人注目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人感到痛心。除了美国和南朝鲜以外，在东亚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政府还承认台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内也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台湾，在中东除了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外也没有这样的情况。相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几乎所有的首都几年来都已经承认了北京。    我们自己的两难处境是由于尼克松和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二月发表的上海公报的措辞引起的。中国方面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于是除了接受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外，其他一切含糊其词的方案都被排除在外。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此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了。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驻在台湾的部队减至不到三千人。但是，由于一种极不相称的行动，至少可以说我们也已经把执行上海公报的方向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了，那就是我们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我们对台湾的政治投资。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我们已经允许台湾在美国的领土上开设了五个新的领事馆。我们似乎千方百计要任命一位杰出的职业大使驻在台北。    在上海公报发表后四年内，象这么重要的一件事竟会受到这项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的如此不相称的摆布，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还在这几年中增加了对台湾的军事赊销。我们批准了在那里联合生产军用飞机。    这一切都是在充分意识到下述这一点的情况下进行的：同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由于某种原因必须以某种形式被宣布为不起作用或者必须让它在正式承认之前或正式承认之时消失，也许将由一项范围比较广泛的、重申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和不使用武力对美国的利害关系的声明来代替。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谈判使北京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作出不使用武力的保证，就象我们无法同一个被我们所承认的政府认为是它的领土内的一个叛乱政权的实体保持军事同盟一样。我们在一九五四年同台湾签订的条约大意似乎是要美国承担抵抗武装进攻和共产党针对（台湾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的义务。    在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正式承认北京和适当处置防御条约这一无可避免的情况已经被几乎每个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自从一九七二年日本正式承认中国以来，人们已经清楚看出，这种“日本方式”是北京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日本的经验还有助于使人们不理会“抛弃”或者“牺牲”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按照日本的方式，同台湾的正式关系需要停止。在那里的商业、文化和贸易关系可以继续和发展。    “抛弃”台湾既不是一个道义问题，也不是一个安全问题。而只是消除一次大溃败残留下来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影响的问题。这次大溃败在一代人的时间曾经困扰着我们的国内政治生活，阻碍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最近曾有一个机会把这个承认问题了结掉，而且是在非常合适的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在最适合的时候这样做（但是这个机会被基辛格和福特错过了）：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的三角关系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的时候，在勃列日涅夫、毛和福特还在执政的时候，在周恩来还在世的时候，在象华国锋代总理上台这样一些意外情况开始以前，和在同美国的关系再一次在北京内部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之前，在共和党政府可以最后完成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一个最有远见和受到最广泛赞扬的政策的时候，和可以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的政治容忍态度的保护下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每个人现在都解释说，事实证明，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是不可以取得的，这是因为福特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里根身上。但这也是一种严重缺乏政治想象力的情况。    福特和基辛格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能这样差劲呢？他们当时过早地对里根作出了过分的反应，可是当时相反的作法却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分裂右翼，使那些懂得谋略的人和无知的人不再掺杂在一起；使里根只好赞成这样的政策，否则就得不到他的许多注重防务的支持者的支持；显示出福特有能力采取一种始终一致的、带有他个人标记的对外政策行动，而且只要他带了这个头，就保险可以得到尼克松、杰克逊、施莱辛格、曼斯菲尔德、斯科特的支持，得到几乎所有其余的人的热情赞扬或默许——尽管如此，福特和基辛格却没有这样做，这是怎么搞的呢？尽管看得出有这么多的铺平道路的积极因素，可是基辛格和福特却没有能够在一九七五年把这个问题处理完，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如实地承认它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根本缺乏想象力和才能。由于这种情况并不是非出现不可的，它就显得是加倍的辛辣，因为未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将妨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开展，而且也会起阻碍基辛格实现他的更大的缓和构想的作用。既然我们显然不打算对同苏联人搞缓和放弃希望，而是确实希望继续这一缓和，那么显而易见，我们本来应该采取行动——预先采取行动——来解决台湾问题和加强我们同北京的联系。我们本来可以实现正常化，而不抱幻想。可是现在我们却抱着幻想，而没有正常化。    由于福特没有能够把承认中国的政策彻底实现，他又一次招致了更多的公众的反对，而这一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政治上的举止失当将激起一些旧病复发，假如总统领导有方，这种毛病是可以防止也是应该防止的。    基辛格没有能抓住他的历史性的时机来解决台湾问题，现在这给美国政治留下了一笔遗产，就是情况还是原先那个样子：让那种已经使美国苦恼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争论长期继续下去。这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创伤，它停止了当使美中关系保持持续的势头而非常需要的血液，因而妨碍我们进一步试探那些正在展现的可能性。首先，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它使得基辛格在最需要对莫斯科施加有效压力的时候却无法施加那么多的有效压力，因而阻碍了他争取缓和的全盘努力。我从根本上来说是同情和支持他争取使缓和进程尽可能合理地取得成效的努力的，所以我才这样说。    依我看，结果是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在历史性的关头心怯手软了。福特政府没有能够鼓起根据它自己的信念所应有的勇气。本来剩下的不过是手续问题，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四年前已经走完了八分之七的路程，可是福特和基辛格竟然感到不可能把剩下的八分之一的路程走完。    这太糟糕了。他们本来可以搬走最后的一个形式上的障碍而打开我们今后确实有可能实现的那种同中国的关系。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颇象萧伯纳描写的钢琴家哈利夫人演奏贝多芬七重奏的样子：“她起先用焕发灵感所需要的最低速弹奏了大约三分之二，别的演奏者只是从一个音符到一个音符跟着她演奏，心不在焉。”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福特总统今天说，“缓和”这个词不再适用于形容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了，但是他将根据“一项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继续同它们谈判。    福特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说：“我不再用缓和这个词了。    “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说：美国将同一些超级大国——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会晤和谋求缓和紧张局势，这样我们能够继续奉行一项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如果我们在军事上是强大的，而我们在军事上的确是强大的，如果我们继续保持那种实力，我们就能够同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以保持那种和平。缓和只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我认为它不再适用了。”    这个词是在尼克松政府刚上台时开始使用的。在尼克松执政期间，这位前总统和当时作为尼克松的高级对外政策顾问的基辛格国务卿，用“缓和”这个词来阐述一项同苏联进行谈判而不进行对抗的新政策。    福特今天在叙述他的看法时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谈论现实情况、为降低战略核弹道能力而进行的谈判、谈论贸易。我们必须在我们从实力出发而且我们承认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实力的气氛中谈论科学和这类问题。但是要前进我们必须拥有那种实力。”    福特是在同迈阿密电视台记者进行半小时的谈话中说这番话的。这是总统第一次说他以后再也不用“缓和”这个词了。    缓和政策从上月以来成了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上月福特的对手里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中尖锐地批评了缓和政策。里根说，除了“在西伯利亚销售百事可乐饮料”的权利以外，美国从缓和中几乎毫无所获。    里根的攻击马上引起了福特的反应，他当时，而且在那时以后多次说，他不会放弃这个政策。    记者还向福特问到前总统尼克松刚结束的中国之行，以及这次访问对他上星期二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的竞选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说：“我认为，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次时间选择得非常不好。”    在今天的谈话中，福特还说，在保留基辛格在国务院的职务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他同里根的看法不一致，里根在周末曾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不会把基辛格留在他的内阁里。但是福特说：“只要他愿意担任国务卿，我就要他继续呆在内阁里。”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福特总统今天说，“缓和”这个词再也不适用于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他将根据“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继续同这些超级大国谈判。    白宫的官员们说，福特并没有预示对外政策将发生变化。    白宫的助手们说，福特今天公开发表这番话，是由于他认为缓和“在公众的脑海中是同美苏全面友好或者不存在紧张关系相联系的”。而美俄关系“太复杂了，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加以概括”。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国务院一些官员今天对福特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所说他在谈到美苏关系时再也不用“缓和”一词这番直截了当的话感到意外。然而，他们不愿揣测福特完全是为了竞选而讲这番话，还是在阐明一项对莫斯科和对北京的新政策。    但是一位官员说，他认为总统所说美国将继续遵循“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同苏联和中国谈判这番话，与基辛格最近在重新阐述缓和的定义时所说美国有责任“遏制苏联的力量”这番话，没有什么区别。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二十八日刊登苏兹贝格的专栏文章，题为《泥足的超级巨人》，摘要如下：    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这是于上周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显著事实。    仍然是不可争议的是，军事化的俄国现在是一个全球性强国，没有必要怕任何大陆或海洋上的任何对手了。莫斯科目前存在的明显弱点是在象经济和意识形态这样一些非军事领域。    勃列日涅夫所代表的是苏联的一项双重性政策——支持“解放战争”，但同时实行“和平共处”。这一点的真正意思是，在欧洲实行和平，而在亚洲和非洲则推翻和平。西方正在谋求经济进步和社会和睦，并希望我们称为缓和的东西最后将带来真正的和平，由于上述努力和希望造成的种种原因，西方同意继续搞缓和。    勃列日涅夫为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采取的渐进办法，帮助他使许多非共产党国家和党派相信了他的逻辑，这种办法促进了同苏联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是，苏联经济仍然是摇摇晃晃的。为过去五年确定的所有目标都没有达到。毫无疑问，生活水平的提高比所期待的少得多。    现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人突然宣布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教运动，运动的发起者是极为重要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以及可能居关键地位的西班牙共产党。    现在还太早，不能肯定地知道这究竟是国外的理论发生根本改变的前兆呢，还是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改变。但是，在目前，这一点暗示了苏联政治地位中的一个根本弱点。    把这一根本弱点同农业和技术上的明显弱点加在一起就表明，不管俄国巨人已变得多么庞大，它仍然有两个泥足。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强硬的报告》，摘要如下：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大谈和平，发表了关于裁军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新和平纲领”。但是，这位总书记的报告表明的苏联对外姿态本身有很多地方却是强硬的，自以为是的，很难认为是和平的。    这位总书记自我欣赏苏联支持的印度支那和安哥拉“民族解放”力量取得的胜利，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关于欧安会，说苏联正在执行这次会议达成的谅解事项，重申不准备实行西方迫使苏联接受的人员和情报交流的自由化的原则。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问题，对于美国拒绝了苏联要求美国单方面禁止研制新型导弹一事，进行了强烈地谴责。    现在，苏联对安哥拉的干预已成为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苏联向安哥拉独立运动中的亲苏的马克思主义势力提供了大量武器，并让古巴派遣部队，其结果是，这个势力在军事上压倒了其他势力。    在欧安会之后，苏联拒绝了西方要求停止意识形态斗争的呼吁。不过，苏联对安哥拉的干预已超出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在这个时候以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名义再次表示今后仍将进行同样干预的意图，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感不安。    另外，这篇报告还对中国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对此，为了亚洲的和平，我们不能不表示重大关心。    另一方面，对于报告中的有关北方领土问题的主张，我们不能不反驳说，苏联的主张才是“站不住脚的”。我国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决不只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受“外部的挑唆”。    在去年夏天欧安会以后，苏联无意履行关于人员和情报交流的诺言，西方国家中就产生了缓和是令人怀疑的看法。    后来，苏联甚至公开干预安哥拉，这种怀疑就越发强烈了。有人认为，苏联乘美国目前在对外方面难以行动之机，开始了干预安哥拉这种对外冒险，因此，今后还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本刊讯】《纽约时报》记者克·雷恩三月一日报道：    人们把勃列日涅夫颂扬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政界人物”、“一个光辉和令人鼓舞的无私地服务的榜样”、“热情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人民的儿子”。    这里的某些西方外交分析家认为，这种歌功颂德，即使来自下面，也是一个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的权威进一步提高了，并证实了广泛的猜测：尽管过去谣传他身体不好，但他仍将领导苏联国家。    虽然在理论上，克里姆林宫领导仍然是集体领导，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的上次代表大会以后，比他的同僚出风头多得多。    在检阅时，他的画像比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画像要大。    勃列日涅夫不仅掌管了对外政策，而且还日益打进了表面上由柯西金处理的经济领域。他在党内的影响在于上周向大会作了筋疲力尽的五小时报告以后，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峰。    至少有一位西方外交官认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吹捧已经超过了对已故赫鲁晓夫的吹捧。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骗子们贩卖死去的英雄》，副题是《俄国对战争牺牲者的“尊敬”被利用了》，全文如下：    据报道，骗子手们正在俄罗斯大地上到处游逛，首先是为了贩卖死去的英雄。    鉴于俄国的大多数英雄都已死去，而且，宣传工具总是无休止地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二千万英雄表示敬意，因此，贩卖死去的英雄一举乍看起来很象在纽卡斯尔（英国著名的煤炭输出港——本刊注）沿街叫卖煤块的情景。但是，为了向英雄充分地表示敬意，就必须找到他的坟墓。莫斯科一企业家，自由写作新闻工作者阿·卡舒尔科从中发现了一个开设私营企业的机会。    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他开设了一家“爱国英雄遗体查寻所”。该所不需要大量的资本开支。在乌克兰的田野里遍布着没有标记的战士墓。在电讯报道中提到的那些没有追查的、然而肯定已死去的英雄的名字，可以在红军档案馆中免费查到。    不久前，一座无名战士墓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附近被犁挖掘出来，这时，卡舒尔科便从军队档案里选了据登记表说一九四三年在那里失踪的一个炮兵军士的名字，并写信给死者远在雅库特的亲属，送去了这个“好消息”。    死者家属很是激动，当地共产党组织也向“对雅库特的伟大帮助”——“沿着红军和游击队员曾走过的公路和小道前进”的爱国私人侦探给予的这种帮助    ——表示称赞    事后不久，卡舒尔科和他的助手们接到了邀请，请他们访问位于西伯利亚的这位英雄军士的集体农庄。抱着极大的敬畏心情的集体农庄领导把他们当作贵宾，英雄的亲戚还给了他们大量昂贵的皮货、银器和其它礼物。集体农庄领导还为此开了个群众大会，花费了大量金钱。“为了答谢他们发掘这位军士坟墓的巨大贡献”，他们付给这三个人总共二千八百卢布，而且还向他们发了热情表扬的奖状。    盖上了官方图章的奖状成了理想的介绍信，帮助卡舒尔科向受骗的雅库特人又出售了几个死去的英雄。    但是，这三个人不愿放过任何捞钱的机会，他们还举办了一次关于这位已故炮兵军士英雄事迹的“历史回顾展览会”。他们向这个自治共和国文化部提出要花二千二百卢布的费用。文化部长仅向这个破破烂烂的展览会提供了所需经费的一半。这一展览会开始在官场内部引起了怀疑。    在没有遇到阻挠的情况下，卡舒尔科三人接着又向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人出售死去的英雄。    不久，许多格鲁吉亚父母都收到了信件，通知说已发现他们失踪的儿子的坟墓，还有“他们的弹痕累累的钢盔”。从第比利斯，这三个人又往哈萨克出发了。    官方周报《文学报》写道：“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从一个集体农庄到另一个集体农庄，卡舒尔科企图到处使‘费用’得到弥补，并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设法获得奖状。”他在格鲁吉亚电视中心要求该共和国电视报道在观众最多的时间里播送他所发现的情况。    当警察局最后抓住这三个人时，从他们的财产中发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卢布和二百多张热情表扬的奖状。    然而，卡舒尔科经营的“英雄遗体查寻所”并不是苏联唯一的一家。《文学报》写道：“他（卡舒尔科）在这场把戏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还有许多象他那样的人，借人民纪念死去的英雄时的崇敬心情进行投机。”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一日电】福特总统昨天结束了周末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在这一天，罗纳德·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休息，六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争取即将在马萨诸塞州举行的预选中获得选票。    福特在萨拉索塔的一次宗教团体的野餐中发表讲话说，他是一名具有可以在下一个四年中担任总统的经验及温和的哲学的候选人，此外其余任何东西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    福特在为佛罗里达州三月九日的预选进行竞选时说，他曾作为国会的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担任了二十九年的公职。他说，在最近十九个月中，他制止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局势。    福特昨天的日程中有向公众发表两次演讲和同竞选的工作人员举行一系列的会议，然后回华盛顿。    【路透社佛罗里达萨拉索塔二月二十九日电】福特总统今天说，如果民主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那就会实行一些代价巨大的实验，并实行越来越多的政府控制。福特在佛罗里达各地展开的竞选运动中正在一系列总统竞选人中领先。总统批评了民主党过去的建议，说这些建议多半会导致不断扩大的政府控制和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增加。不过这是他在一九七六年的选举运动中第一次攻击民主党人。    佛罗里达州的预选是福特和他在共和党内的竞争者、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的对抗中的一次决定性的较量。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五日电】参院共和党副领袖格里芬今天说，福特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获胜取得了“重要的势头”，他说如果福特在佛罗里达州的预选中获胜，里根“将退出竞选”。这位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说，竞选的结果表明，里根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一日电】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会见恩里克·贝林格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今天会见了率领意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克·贝林格。    勃列日涅夫同贝林格就国际局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迫切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安莎社莫斯科三月一日电】据此间今天报道，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贝林格告诫苏联，如果它希望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说来“有利的时机”的话，它就得对它的某些国内政策进行改革。    据说贝林格是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私下会晤时提出这一警告的，后来据称这次会晤是“开诚布公的”。    据接近会谈的人士说，勃列日涅夫听了这位意大利党领导人的批评，并对贝林格就苏联国内形势的各个方面提出的看法进行了“考虑”。    【美联社莫斯科三月一日电】（记者：乔治    ·克里姆斯基）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直言不讳的意大利共产党首脑贝林格。    会见的结果是发表了一项保证“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的”公报。    在这里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们把这个联合声明中的措词解释为对他们的主权的让步。    其它西方观察家倾向于认为这次会谈和公报并不是苏联做出了那么大的让步，而是在代表大会正在弹出共产党团结的调子的时候作出的一种和平姿态。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二十二日登载该报记者莱斯利·盖尔布从华盛顿发回的一篇专稿，题目是《美国支持海湾石油公司与获胜的安哥拉人的联系；国务院还允许向罗安达交付两架波音飞机》，摘要如下：    据国务院官员说，福特政府已同意海湾石油公司和波音公司与苏联支持的安哥拉民族主义派别恢复正常的交易。    虽然这些行动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政策变更，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措施，但这些官员们却倾向于缩小这种可能性。    一官员说：“能说这样话的唯一的人在拉丁美洲”，他指的是国务卿基辛格。    这些官员说，已决定的唯一的一点是：政府将不在扎伊尔和赞比亚之前承认罗安达的人运政府。    这些官员说，基辛格大约在两周前允许海湾石油公司向罗安达政权支付约一亿美元的石油税。海湾石油公司应国务院的要求去年十二月把这笔钱交第三者保存。海湾石油公司保持着经营在卡宾达的油田的租借权，卡宾达是扎伊尔的一片领土把它从安哥拉分开的一个省。    卡宾达油田是安哥拉政府一个最大的财源，在过去，它每年可以从海湾公司获得大约五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官员还透露，海湾石油公司自一月份较晚的时候以来就一直在通过目前的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卢塞贡·奥巴桑乔间接地与罗安达打交道，而且海湾石油公司已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准备与罗安达进行直接谈判。    波音公司已获准于二十四日向罗安达交付两架波音７３７飞机。国务院“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于去年十一月底撤消出口这些飞机的许可证。    这两架７３７—２００Ｃ飞机是事先付款的，并且确定在一月份和二月份交货。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二月二十八日在《秘闻》栏里写道：莫斯科在非洲的下一目标：罗得西亚。这是法国的情报部门通过古巴自信已掌握的情报。目前正在招募卡斯特罗志愿者，此外大量苏联武器和装备正在通过莫桑比克海峡。    【美联社伦敦二月二十七日电】了解情况的人士在这里说，英国政府正开始怀疑，外交谈判是否会防止在前英属殖民地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和黑人游击队之间的种族战争。    据这些人士说，可能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要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很可能象在安哥拉那样由于苏联支持一方，南非替另一方进行干涉而复杂化。    英国外交部前高级文官格林希尔勋爵现正在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同史密斯总理会谈。这里几乎完全排除了这些会谈会产生任何突破的可能。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这真正是最后的机会。也许已经太晚了。”据了解，外交大臣卡拉汉也有这种看法    。    英国政府反对对罗得西亚进行军事干涉。但是可能没有其它方法来影响那里发生的事件。这里的一些官员承认，如果英国在没有史密斯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关于把对这块前殖民地的统治权移交给这些黑人领袖的宪政会议，那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作样子的。    一种担心是苏联可能捣乱。苏联驻赞比亚大使业已保证俄国将向黑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支持。古巴军队仍驻在附近的安哥拉。    但是，对英国来说，真正可怕的事情将是关于黑人游击队在罗得西亚杀害白人的消息。那时，要求英国人、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南非人干预罗得西亚战争的压力将是巨大的。

【本刊讯】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二月二十二日刊登迈克尔    ·帕德夫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在安哥拉什么出了毛病？我们最好问问基辛格博士》，摘要如下：    首先我认为非洲不会倒向共产主义，而且我预料安哥拉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虽然现在看来内战中的所谓“亲苏”派（“人运”）可能胜利了。    我还认为，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人最终将撤出非洲。至于原先他们为什么被派到那里，你必须问亨利·基辛格博士。    他在知道这个情况时保持沉默。这就是亨利的安哥拉政策为什么今天处于一团糟的原因。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已经拒绝基辛格想在安哥拉干的事。此外，国会这种明确的拒绝是人民和国会下述情况的直接结果——对安哥拉局势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在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国会和人民一贯地不予支持。    福特总统对于国会不准美国再向安哥拉“我们这方”提供“秘密”援助非常生气。福特说，国会“丧失了勇气”。    说公平话，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没有“秘密”地把这些部队派往非洲。他公开地派遣他们，并在几次公开讲话中对此大肆吹嘘！白宫和国务院对卡斯特罗的这一对外冒险行动作出什么反应呢？没有做任何事情。    基辛格有没有主张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以要求对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显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问题采取行动呢？    福特总统有没有召集国会联席会议向国会和全国的人报告古巴的国际侵略呢？    你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处于一团糟的原因。没有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了解和支持，美国政府决不可能成功地执行一项对外政策。

【法新社卢萨卡二月二十七日电】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今天说，罗得西亚军队进入莫桑比克境内追击“自由战士”就是“进攻赞比亚”。    这位赞比亚领袖是在总统府为即将离任的匈牙利驻赞比亚大使米克洛什·巴尔德举行午宴时讲这番话的。他说，赞比亚“将同它的弟兄站在一起”。    总统是针对本周罗得西亚安全部队在莫桑比克边界打死二十五名民族主义游击队员一事而言的。他说，赞比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莫桑比克。他说：“进攻莫桑比克就是进攻赞比亚，赞比亚将继续站在自己的弟兄们一边——在解放南部非洲的斗争中我们将继续支持莫桑比克。”    卡翁达总统说，罗得西亚总理史密斯为长达十年之久的罗得西亚制宪危机寻找和平解决办法的时间已经流逝了。他针对南非占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一事说：“我希望南非注意联合国决议，撤走军队。”

【本刊讯】英《新政治家》周刊在二月二十日一期刊登斯坦利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在非洲取得的成功》，摘要如下：    西方在安哥拉的干涉将作为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而被永远载入史册。它把非洲南部相对平静的局势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充满潜伏冲突的局面。安哥拉是争夺南部非洲的战斗的开端。它使西方左右为难，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出现一种它无能为力的局面。    谁都知道南非是怎样进入安哥拉的。它之所以进入安哥拉只是由于安哥拉领导人萨文比的邀请，而这个邀请显然又是得到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和象牙海岸的乌弗埃—博瓦尼总统的赞同的。此外，还有美国神秘的牵连：不仅战场上影影绰绰有中央情报局的人，而且在华盛顿的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也都已经准备给解阵和安盟提供大量的武器，批准南非进入安哥拉，尽管这种批准是隐蔽的。最后，南非终于受不了对于美国的背信弃义行为所感到的失望，卷起铺盖走了。    美国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安哥拉发挥作用。这同样是缺乏考虑的主意。当国会砍掉给解阵和安盟提供的经费时，基辛格看到他的干涉政策垮台了。美国在安哥拉经历过一个严重的困境：美国认为它是有权进行干涉以制止俄国的扩张的，但是一开始人们就以不正当的手段让它上了一次当。一开始，俄国就在安哥拉战胜了美国。这大概是西方在非洲的现实政治中所得到的最严酷的教训。因此，要为干涉安哥拉付出代价的不仅是南非，而且还有西方，因为西方总希望通过缓和为南部非洲的种族问题找到一种进化的而不是革命的解决办法。    先前，在莫桑比克争取独立的那个麻烦时刻，南非曾因对它采取无可指责的中立态度而赢得了声誉。现在由于它干涉了安哥拉，这种声誉已经大都化为乌有。而且这种干涉还造成了这样的舆论气氛，它使罗得西亚的白人越来越惊慌，更加顽固地反对谈判解决。这种干涉还使南部非洲的黑人实行重新站队——许多人站到了人运一边。    与此同时，由于赞比亚和扎伊尔原是支持解阵和安盟的，所以人运的胜利也损害了它们的领导人卡翁达和蒙博托的威信。    不管你对安哥拉的败局怎么看，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在南部非洲，已经为武装斗争的升级铺平了道路；二、在这场斗争中，俄国获得了某种成功。在黑人的心目中，它肯定已成为比西方可靠得多的盟友。南非的官方人士根据某些思路错乱的分析，认为非统组织讨论安哥拉问题的会议上出现二十二票对二十二票的情况是西方的胜利，他们认为，现在反人运的黑人国家、西方和南非自己就可以组成一个满好的反共联盟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反人运的国家现在正争先恐后地去巴结人运。更为明智得多的做法是：不要把非洲分为两个集团以免让西方呆在失败者的一方，俄国呆在胜利者的一方。    如果罗得西亚已成为即将出现麻烦的地区，那么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就是另一个这样的地区。安哥拉的冒险行动本来是不应该在沃斯特政府这个最困难的时刻发生的。这个政府目前在抓紧时间争取纳米比亚各“种族”团体同意制定一项新的宪法；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乘安哥拉南部动荡不安之机，向奥万博兰大举进军，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南非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军事基地，这与托管是直接矛盾的，所以它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了。在这一新形势下，在安理会里可能提出的任何反对南非军队继续留在纳米比亚的好战建议都会使西方国家感到越来越难予以否决的。西方对于南部非洲今日的局势是没有什么值得宽慰的。战云在翻滚，南非只有及时在罗得西亚取得解决和立即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才能把战云驱散。但是这是南非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