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总理为使中国在世界上居于重要地位建立了功绩，他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以及世界的钦佩和尊敬，他在当代历史上已占有高度光荣的地位    【本刊讯】墨西哥《日报》一月十日发表题为《周恩来，当代的一位伟人》的社论，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在世界上引起了深切的悲痛。毫无疑问，由于他的逝世，失去了一位有非凡的才能和新的风格的人物。他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当代人类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为自由、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所展开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青年时代直到逝世前夕，他把他的智慧、活力、力量和胆略投入了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历史性斗争之中。因此，周恩来作为当代的伟人，作为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在毛泽东之下，他是中国革命最著名的领导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事变之一，因为它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过去的屈辱中解放出来，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居于突出的地位。周恩来为使他的国家在世界上居于重要地位建立了功绩。他以他的才干和实际工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作出了贡献。    对墨西哥来说，通过埃切维里亚总统一九七四年对中国的访问，对周恩来的形象是很熟悉的。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墨西哥人能够通过这样的高级代表进行的接触，直接了解他作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历史创造者的伟大品质。现在我们在这里要适当地指出这位已故者在古老和新生的中国的一生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他受到了他的国家人民的爱戴以及世界的钦佩和尊敬。无畏的革命家和非凡的政治家——周恩来在当代历史上已占有高度光荣的地位。理论著作或指导工作的著作，已故周恩来总理却与众不同。    周恩来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却以他的实际行动写下了他的历史。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作家，不是理论大师。但是，历史学家将记载他的事迹，作家将对他的实践作出评论，理论大师将对他的事业进行分析，做出结论。    周恩来一九二○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五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个革命者。在世上最有资历的政治家中他也名列前茅。    周恩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历史上多有记载。从一九三四年长征时起，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直到他逝世。    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曾努力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结成统一战线。在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周恩来起了主要作用。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与蒋介石谈判的激烈斗争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蒋介石集团决定发动内战后，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领导革命，直到一九四九年的彻底胜利。    在中国大陆解放后的日子里：一、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期出色地领导了不结盟国家运动，是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人之一。二、在一九六一年与莫斯科开始论战时，周恩来担任了主要角色。三、他是把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正确道路的政治管家。四、他是一九七○年以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揭幕人。    周恩来的声望是一两张纸所写不尽的。

【本刊讯】科威特《科威特时报》一月十一日发表一篇题为《失去一位朋友》的社论说：    周恩来的逝世使阿拉伯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同情者和援助者。他的政策是促成今天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最真诚的关系的主要因素。他曾旅居巴黎，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中旅行过的地区最广的领导人。他对中东危机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从不动摇地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家，它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和支持。    周的逝世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科威特和阿拉伯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以最沉痛的心情哀悼这位伟大的中国第一位总理逝世。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十五日电】（高级编辑：史密斯）公众正式吊唁周恩来的活动十四日已经结束了。    在北京和香港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以及象七十八岁的周总理一样年纪的中国通们说，人们对周逝世的悲痛心情是中国近代史上悲痛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周于一月八日上午逝世之后，他的共产党同志们宣布全国举哀一段日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数以万计的人列队走过他的灵床和他火化后的骨灰盒表示悼念。但是，还有数百万首都居民用其他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个年青共和国迄今唯一的总理的哀悼。    从中国大陆来的旅客说，在中国其它大城市也是同样的情景。    一位西方外交官十四日乘火车从中国到达这里后说：“无疑，全中国都沉浸在悲痛中。人们在各处看到的这种感情的自发表示和非常真诚的悲痛心情，清楚地表明他在他的同胞心中所占的地位。”    党报《人民日报》每天在它的第一版和其它版面的许多栏中都报道周逝世的消息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他的哀悼，这是史无前例的。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今天晚上，当广大的人群目送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盒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运走的时候，卫兵也流下了眼泪。    骨灰盒由大约一百辆官方的汽车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显然要在那里举行追悼会。献给周先生的花圈已在今天下午八时用卡车运到了人民大会堂。    今天从以前的太庙把骨灰盒运走的仪式特别隆重。面对紫禁城的红色大观礼台站满了人。在前面，一排士兵立正站着。当第一辆大型黑轿车从紫禁城的大门开出来时，密密的人群在等候着。在去人民大会堂的一路上，宽阔的长安街两旁的人有十米厚。在车队走过的时候，人们放声大哭。许多警察和士兵也哭起来了。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弗利波）今天晚上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盒从劳动人民文化宫移到人民大会堂时，中国人民的悲痛达到了顶点。成千成万的人眼泪汪汪地目送移送骨灰盒的行列通过后，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四周。    自从哀悼的第一天以来，今天来到广场的人最多。    整个广场充满了群众悲痛的场面。人们在徘徊，有的人极悲痛地哭泣。有的人悲痛得晕倒了，不得不由同样悲痛的朋友搀扶。恸哭之声，稍有停息时，就能听到一片痛切的、情不自禁的抽泣和呜咽声。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弗利波）今天，在北京紫禁城边的一个庭院里，成千成万的中国人到盛放着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的红漆雕花盒前鞠躬行礼，我随同他们参加了这个简单而又隆重、感人的仪式。    我是得到特别的许可随着中国人一起去的。    中国人民吊唁周先生的时候的沉痛、庄肃的气氛，是对这位总理的杰出人格的最高礼赞。哀乐声伴着哭泣声，许多人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还有些人用已经湿了的手帕掩着脸。    据今天这里得到的消息，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也是同样的悲伤，成千成万的人流泪哭泣。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弗利波）中国今天继续哀悼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街头和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四周，花圈已堆得有四米高、三米宽了。    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情景，不断的抽泣声和呜咽声压过朔风直上冬日的晴空。    目睹这种哀悼情景的外国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刊讯】缅甸《新光报》一月十一日发表题为《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上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往往有自己的政治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四日电】题：香港举行盛大吊唁仪式，无数市民前往吊唁    香港十四日电：在香港，十四日也举行了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吊唁仪式，大约有两万至三万市民在悲痛的气氛中在周总理的遗像前为故人祈祷冥福。    在设置吊唁仪式会场的中国银行大楼周围，摆满了各界赠送的白菊花和花圈。从早晨开始市民们就蜂拥而至，因此，甚至使交通一度发生混乱。香港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因此，吊唁仪式是盛大的。    此外，香港政府和许多总领事馆，今天也都下了半旗，表示哀悼。    【法新社香港一月十四日电】政治顾问唐纳德今天代表港督麦理浩在吊唁簿上签了名。    吊唁者送的花圈、花束和花篮有将近一千件，吊唁厅里放不下，一直排到了中国银行大楼前面的街道上。    中国银行在上午十点钟开门接待人们到吊唁厅吊唁中国故总理，但是几个小时之前就有很多人开始在银行外面排队等着了。前往吊唁的人中有外国外交官和香港政府官员。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月十四日以《从花圈见哀思——中外人士对周总理的崇敬》为题，刊登一篇特稿，转载如下：花圈围了大厦几重    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深切地悼念周总理的逝世，昨天纷纷向周总理献送花篮、花圈。从清早到晚上，把花圈送到中国银行大厦的人络绎不绝，一批接着一批，一车接着一车。本来，中国银行大厦原定下午四时止停止接受花圈，但是，天黑以后，仍然有大批花圈送到。工作人员来不及把花圈登记，而由花店送到的花圈数以千计，只能摆放在银行大厦的周围，花圈围了好几重。乘电车和步行路过的同胞，纷纷观看了这种哀思如潮的场面。一位老年同胞说：“多少年来，从来未见过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在逝世之后，受到世人如此广泛的敬仰和悼念。”扎作花圈鲜花用光    德忌笠街的花档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一位花档主人说：“从清晨开始，订购花圈献送给周总理的人群没有停过，电话也没有停过。我们这条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售出过这么多的花圈，这是我们见到的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丧礼场面。”“市面上的白色、黄色的鲜花都用到扎制花圈方面，用光了，货源不够，临时再派人到新界收集货源，连一些刚刚绽开花蕾的鲜花都割了出来。”    花档主人说，周总理在国际上声望很高，他受到的尊崇也是十分少见的。这次送花圈给周总理，不少外国人士都这么说：“周总理是世界上我最崇敬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要做最好、最庄重的花圈送给他。”台湾籍同胞的悼念    同胞们在献送花圈时，交口赞颂周总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解放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鞠躬尽瘁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花档买花圈的同胞之中，有的是路过香港的台湾籍同胞。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台湾同胞说：“周总理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祖国的强大，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台湾同胞永远纪念他。”    一位菲律宾姓王的华侨，六十多岁了，从菲律宾来到香港，特别买了一个最好的花圈，他说：“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海外华侨非常敬爱他。为了表示我的哀痛和悼念，我明天一定要到中国银行大厦吊唁周总理。我已准备好华侨证件，希望不会被挤在人群后面。”华侨来电托送花圈一位姓陈的新加坡华侨，在花圈上面写道：    “周总理英勇奋斗一生，无私的贡献了毕生精力，赢来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今天的昂首阔步前进。周总理的逝世，是全国人民、全体海外华侨的损失。”不少美洲华侨，向本报和香港熟悉的朋友打来长途电话，委托代他们向周总理献送花圈。他们虽身在海外，然而，共同对周总理的崇敬，使他们一定要在中国八亿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时刻，表达出千里以外华侨的悲悼心情。    昨日，很多同胞往百货公司及领带档购买黑色领带，以备今天前往中国银行大厦参加吊唁之用。    湾仔轩尼诗道一处领带档档主表示，平常很少人购买黑色领带，但从昨日下午四时至晚上十时，已售出约一百五十条黑色领带，铜锣湾一百货公司昨日亦售出五十多条。

【本刊讯】圭亚那《纪事日报》一月九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同圭亚那总理伯纳姆的谈话，题为《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摘要如下：    伯纳姆说，我对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震惊，周恩来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中国努力为该国全体人民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的先锋。    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的总理，他的才智、刻苦工作的能力、熟练的外交、对本国发展所负的义务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他是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死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而且是人类所有进步力量的一个损失。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十三日刊登谢伟思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谢伟思出生于中国，父母是传教士。他在四十年代曾经是美国外事官员和附属于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刊物的主编）    几乎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疑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延安共产党人派去的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蒋介石的争夺全国权力的对手，我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年轻的官员——三等秘书，这是在外交上等级最低的官员。三十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任中国总理的人会晤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看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往上梳的黑发花白了。    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首次会晤以后，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从而加深了那次动人的首次会晤获得的印象。在延安、在中国西北部——那些岁月共产党总部所在地，讨论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如此，因为通过讨论可以消除分歧，估计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并且使他们的政策适应他们预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的需要。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这在他们对待少数在那里的外国人方面也是如此。    当时周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是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月里，他会见了许多美国客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当他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观察。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表现出厌烦、烦恼或疲倦。    在延安那种俭朴、不拘礼仪的生活中，他有时走到我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巴雷特上校同住的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或者在我到河那边党的总部里的周的窑洞去访问时，他的妻子、长征和毕生革命的伴侣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要我留下来吃便饭。    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谈话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参加谈话的人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活动的晚年，这时他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所担负的重任必定会把比较平庸的人压垮。    在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对北京进行第二次访问时，在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和我突然被请去同他会晤。我们感到吃惊，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最不应该侵占总理时间的一天。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小时。    曾经有一次谈话被打断，勉强算得上打断。在谈话当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走到房间里来，轻轻地走到周的椅子旁边。小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吃了下去，然后又接着谈了下去，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    在重庆和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很快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    人们看到他头脑机敏，意志坚强，思路井井有条。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日晚刊刊载评论家高木健夫的文章，题为《外交上的超人周恩来》，摘要如下：    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五年我作为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一员同他会见的时候，另一次是我作为孙文诞辰百周年纪念访华团团长一九六六年秋在人民大会堂同他会见的时候。    五五年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握着访华团的铃木恒志的手说：“你哥哥好吗？请问候他。同时你要告诉他，在中国还有两、三只苍蝇。”    谁也没介绍铃木恒志就是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的弟弟，可是周总理却完全了解，而且知道铃木茂三郎说过“在新中国没有一只苍蝇”。    同周总理会见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进行的。    在这次会见时，周总理说：“因为是日本国民选出来的政府，所以和自民党的无论哪一位都可以进行和平谈判。当然，中国人民不提出要求，但是，希望要想到中国人民是有权对日本要求赔偿的。”可以说这真正是巧妙的外交上的惊人的才干。在临别时他同我们握了手。握手时，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好象是在说，我的握手可不是敷衍了事的。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人民大会堂，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时，周总理在接见室接见了各代表团团长。当时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以及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在座。    周总理作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员到巴黎留学之前，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系学习过一年或一年半。七、八年前，当我乘出租汽车通过牛逾大曲附近的时候，司机告诉我说：“乘客先生，从这前面的一条街往左拐的地方，就是现在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居住过的宿舍。”传闻周总理当时的宿舍是在牛逾山吹町，司机告诉我的地方，当时（一九二八、二九年）可能是中国革命派机关报的发行所的所在地。    但无论怎么说，周恩来的所到之处，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并成为东京的一个新的名胜地，这个事实，我感到是意义深远的。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十四日电】国务院宣布基辛格国务卿将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访问莫斯科，以“继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月十四日早晨发表的简短的公告的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已经商定基辛格国务卿将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访问莫斯科，以继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十四日电】此间宣布，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将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访问苏联，继续讨论苏美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雷克雅未克一月十三日电】外交部今天说，冰岛已经决定要在十四日或者十五日就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除非伦敦从冰岛的领海撤走它的军舰。    代理外长约翰内松说，这个决定是两国在冰岛去年十月把它的捕鱼范围从五十浬扩大到二百浬之后发生了激烈的捕鱼争端的结果。    约翰内松说：“除非英国从我们的领海撤走它的护卫舰，否则冰岛就要同它断绝外交关系。”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外交关系从明天或者从后天起就要中断。”    北约组织秘书长伦斯将于今天抵达雷克雅未克，以便设法解决这场危机。接近外交部的人士认为，伦斯改变局势的“可能性极小”。    冰岛一月九日说，如果调查表明英国的护卫舰“安德罗米达号”冲撞了冰岛的炮艇“雷神号”的话，它将认真考虑同伦敦断交的问题。据冰岛官员们说，调查已经表明英国的舰只确实冲撞了冰岛的炮艇。    冰岛已经要求挪威保护冰岛在伦敦的利盒。    【法新社雷克雅未克一月十三日电】冰岛商业部长贡纳尔·索罗森今天在这里宣布，冰岛将在明天或后天正式同英国断交。    索罗森说，冰岛海事法庭裁定，英国护卫舰“利安德号”九日在最新的“鳕鱼战”事件中故意冲撞了冰岛海岸警卫舰“雷神号”。冰岛政府和议会外交委员会将在正式断交生效之前讨论这件事。    【法新社伦敦一月十三日电】此间的权威人士今天说，英国政府对冰岛的断绝外交关系的任何行动都将感到遗憾。这位人士说，这样的行动丝毫无助于解决英冰在捕鱼范围问题上的争端。    他继续说，最好劝冰岛象英国那样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同样的灵活性，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缅甸中部曼德勒的一篇报道，题为《游击队攻势使缅甸感到危机》，摘要如下：    为印度支那形势所“证实”了的多米诺理论对周围各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掌握这一点的一个关键是缅甸反政府游击队的动向。在仰光以北七百九十公里的曼德勒，是置于少数民族和共产党势力的叛军的缅甸最重要的前进据点。本记者在这里逗留三天期间，得到的感触是，“得到北京支援的叛军”的威胁是严重的，正在稳步进行着将导致“第二个越南化”的建立解放区的工作。    政府军连续苦战举起反对奈温政权旗号的叛军的主力，是北部克钦邦、东北部掸邦的“独立军”，和被划为非法的缅甸共产党（所谓白旗共产党，主席是德钦巴登顶）武装力量。    政府军在沿着中国边界的三个军区，从去年以来分别投入十个团的最精锐部队，连续进行了围剿。但是，据曼德勒的消息灵通人士说，最近两个月中，叛军的发展是很显著的；出动了Ｔ—３３型飞机以及一百一十五毫米大炮、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和七十六毫米山炮等的政府军继续进行着“苦战”。    据这里的可靠消息说，掸邦的叛军表现出了明确的作战意图，要把萨尔温江东岸的解放区扩大到西岸；目前，扩展到了离掸邦北部的中心城市腊戍的东北和东南分别是几十公里的地点。另一方面，据说在克钦邦北部，距中国边界大约五十公里的首府密支那附近十公里的地点，正在进行着拉锯战。    缅甸反政府力量的成分是很复杂的。到两年前吴努前总理不得不从他的避难地泰国再次去美国流亡之前，吴努派和山地部族组成民族统一解放阵线，展开了和共产党无关的另一个反政府运动。    以后，这个组织分裂了；但是在印度支那全区解放后，掸邦进步党、克伦民族统一党、若开解放党等五派叛徒成立了“联邦民族民主战线”，同北京派的白旗共产党密切合作，在丛林中展开了反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局面曼德勒政府军人士说，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核心是一万五千到二万人。    从前曾经是日本军的据点、周围有十多公里长的城墙围着的、很大的曼德勒城，现在成了政府军的一个大的前进基地。从这里进行“最前线”部队的轮换和作战物资的中转运输等等，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曼德勒的商人说，“解放区”的政治、行政、征税等的组织是按每个邦单独建立的，但是极为严密，而且效率很高，比起在没有增长的经济危机下贪污行为泛滥的政府控制区来，纪律要好得多。    占国家预算百分之三十、相当于一亿美元的缅甸国防军事费，大部分都消耗在同解放区进行作战上。庞大的军事费用又进一步压迫着处于破产状态的经济，促进了学生、工人、僧侣的反政府情绪。一九七六年很可能是揭开奈温独裁政权面临自它成立以来最严重考验的帷幕的一年。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十二日电】题：谁为缅甸叛乱者撑腰    《消息报》写道，“最近缅中边界地区的事态是说明毛分子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对自己的义务所持态度的又一明显例证。”    该报对缅中边界地区局势加剧作了述评。毛分子的代理人——“白旗”组织以及掸邦人和克钦邦人分立主义者的武装支队在这一地区已积极活动许多年了。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十四日电】国务卿基辛格在他于一月十四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发表一项声明，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美国认为美苏关系的实质在于，如果要向着真正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前进，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谋求对他方取得单方面的优势，克制态度将支配我们各自的政策，将不做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对抗的任何事情。美国认为，这些相互关系的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善意问题。这些原则是两个负责的大国在核时代应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的问题的核心。    应当清楚的是，当一个大国不管其最初动机如何，企图取得一种以军事干涉为基础的特殊影响地位的时候，另一个大国迟早将采取行动来抵消这种优势。结果迟早会发现自己陷入重大的危机，确实陷入公开冲突。    如果要取得紧张局势的持久缓和的话，正是应当打破这种格局。    美国自己准备接受克制的原则，美国认为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是同我们曾共同宣布的避免取得单方面优势和慎重考虑别人的利益的原则相抵触的。    美国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和实现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不相容的。我们认为这是美苏关系中的建设性的趋势所蒙受的一个完全不必要的挫折，我们认为最终这是不会符合苏联或世界的利益的。    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即鉴于安哥拉局势及其对苏美关系的影响，要是到莫斯科去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那是否符合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从来不认为限制战略武器是我们给苏联的恩惠，可以根据我们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实行或中断。    显然，继续进行无限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既不会带来战略上的好处，也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如果这种竞赛继续下去，它将对全人类的福利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限制战略武器是一个永久性的全球问题，不能把它置于从属于苏美关系的日常变化的地位。    第二，我们必须考虑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要是失败将会产生的长远后果。如果临时协定满期了，苏联人就将摆脱几项严格的限制。他们可以建造新潜艇，而不拆除旧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没有二千四百个这一相等的限额。马上会产生的影响将是，在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确定下来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拉平的数量上的差距将再次成为一个因素，从而使我们面临这样的抉择：要末在一个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好处的方面花费大量费用，要末面临一种人们所设想的不均衡状态及其在政治上带来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统已决定让我去莫斯科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我们期望苏联方面将本着同样的精神进行这次会谈。

【路透社伦敦一月十四日电】马来西亚驻伦敦高级专员暑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今天在伦敦一家医院里逝世了。    五十三岁的拉扎克是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第二位总理。    高级专员暑说，他在本周再次进私立伦敦医院住院治疗，今天格林威治时间十一时在那里逝世。    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匆匆忙忙地出国到欧洲治病，从那以来马来西亚国内对他健康情况的猜测越来越多。据马来西亚人士说，他在伦敦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后来医生允许他到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去住。本周他又进了医院。    【路透社吉隆坡一月十五日电】拉扎克总理昨天在伦敦因患白血病去世后，代总理侯赛因·奥恩今天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宣誓仪式是在吉隆坡的皇宫在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主持下进行的。    侯赛因·奥恩是马来西亚一九五七年独立以来的第三任总理。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五日电】题：将慎重地推行对内对外政策，给东盟各国带来冲击    特派记者横堀新加坡十四日电：拉扎克已在伦敦逝世的消息给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中心的有关国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外交上，他作为积极中立外交的旗手，亲自访问苏联和中国，除外交关系处于冻结状态的印度尼西亚之外，在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对内对外都施展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对于现在的马来西亚和东盟来说，他是一个宝贵的人物。预定于二月份第三周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到底能否按计划在巴厘岛召开这次会议，是令人怀疑的。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十四日刊登一篇发自东京的报道，摘要如下：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日本大臣们经过五天意见分歧和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于今天离开了东京。据说，葛罗米柯因断然拒绝日本谈判代表提出的关键性要求——归还苏联一九四五年占领的四岛——而激怒了日本人。    在葛罗米柯离东京后几小时，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对俄国人采取同样不妥协的姿态。他说，在苏联把四岛主权归还日本之前，就不缔结正式结束两国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状态的和约。    三木还公开反驳葛罗米柯的警告，即日本不能同中国缔结含有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的和约。三木驳回俄国的反对意见，他说，反对霸权是普遍接受的原则，并保证要“尽快”同北京签订这项有争议的条约。    因此，葛罗米柯同日本谈判缔结和约的尝试，不但失败了，而且结果还使日本宣布打算同苏联的死对头签订一项类似的条约。    在葛罗米柯离开东京后十三小时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反映了这次会谈毫无收获。公报只字未提领土争端，领土问题对于东京或对于日本同北京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种关系使葛罗米柯提出了强烈的口头警告。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感到惊讶，竟然还发表了公报。日本本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发表公报的。”    三木政府竭力要求归还四岛的做法是符合日本选民在这个问题上日益高涨的情绪的。但是对于苏联来说，在领土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过北海道附近这些荒凉小岛本身的价值。这样做将涉及到要放弃苏联主张的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状的基本对外政策原则，还会招来与中国的纠纷，因为中国也会很快提出它自己的领土要求。    观察家和日本知情人都认为，这次访问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而，仅仅是葛罗米柯来访这一事实就使双方关系避免了出现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更严重的裂缝。据一位日本对外政策专家说，这次会谈只不过是“一次仪式”，但是毕竟是谈了。    观察家们认为，葛罗米柯的访问可能不知不觉地打破了日本同它的两个共产党巨邻之间的僵持局面，这样做法可能会使苏联感到后悔。    日本由于中苏争端而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它不愿靠拢中国，因为怕得罪苏联，反过来又怕得罪中国而不向苏联靠拢。    现在葛罗米柯在对日本公众的感情说来很重要的这个争端所采取的不妥协立场，引起了不利于对苏联的反应。这次访问恰恰是在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并使亲北京情绪日盒高涨时进行的，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这次访问成了次要新闻。    观察家们说，总的后果是使日本向中国靠拢。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白石清三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为什么这么顽固呢？葛罗米柯外长同三木首相谈的一番话可能是他的真心。这就是“日苏之间如果提出领土问题，将不得不涉及欧洲的领土问题”。苏联的道理就是：日苏之间的边界线不能更动。另外，中苏之间也存在着边界问题。葛罗米柯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说，“问题不在于国家大小，而是涉及到本质的问题”，这就说明了基本立场。    但是，这是苏联的主张，日本国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葛罗米柯外长在日中问题上表现出了苏联外交的刁滑。苏联本来的目的就是借到日本来的时机，在日中友好关系上打进楔子。他对中国攻击苏联是“霸权主义”反咬一口，指名攻击中国说“中国才是谋求霸权的”，同时又说，“这个问题是表明日本外交自主性的良好机会”。苏联对中国攻击和离间日中的做法，现在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中苏对峙的激化必将给日中关系和日苏外交带来严重影响。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以《将汽车旧轮胎变成再生橡胶》为题报道：    日本的两个小组将在十四日于东京召开的国际橡胶技术会议上宣布一项将汽车的旧轮胎变为新轮胎材料的世界新技术。    我们知道，在橡胶中，天然橡胶制成的东西如加热到摄氏二百度左右就变得柔软，可以作为橡胶材料重新加工使用。但是，广泛应用到汽车等方面的合成橡胶愈加热愈硬，不可能再生。    我国每年废弃三千多万条轮胎，而能够重新利用的是含天然橡胶成分多的卡车轮胎等，大约占三分之一。    京都工艺纺织大学教授山下晋三和副教授川端成彬的小组研制的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在把汽车轮胎弄碎的粉末上加上少量的氯化亚铁和苯肼，然后不要动它，放一个晚上即可。这样，不用加热而橡胶就会变得象粘糕一样粘乎乎的。虽然质量会有一些下降，但可以作生橡胶使用。不需要加热，又可以节约能源。    另一方面，芝浦工业大学工程研究所所长大北忠男小组研究的方法是，不需要加任何药品，只是在抽出氧气的锅炉中将旧轮胎的粉末加热一小时。这时，如将温度保持在摄氏一百七十度到二百二十度，虽然质量会大大降低，但可以制成实际应用的再生橡胶。另外，这种方法经三百到三百四十度加热处理，可以分离出具有碳黑与环形结构的油。这种油可作为润滑油和胶用油。

【本刊讯】美国《每日新闻》星期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以《我们参加世界航空竞赛的新产品》为题报道：    在即将把世界民用航空方面的领导地位输给英法超音速协和式飞机之际，美国飞机制造业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式喷气式客机，这种飞机同目前其他飞机相比，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这种新式飞机便是波音７４７ＳＰ（ＳＰ是英文“特种性能”两字的缩写——本刊注），其飞行速度为零点九七马赫，即只比音速低一点，这个速度大约是协和式飞机的一半。然而，７４７ＳＰ可以长途不着陆飞行七千一百英里以上，相当于协和式飞行距离的两倍。因此，７４７ＳＰ可用于远程旅行，在旅行时间方面可与协和式相竞争，协和式必须中途停靠加油。    协和式飞机造价为六千万美元，使用费高，需要花保险费，突破了当地的噪音和污染屏障，而且只能载一百名乘客。而７４７ＳＰ造价只有三千万美元，使用效率高，载客量是协和式的两倍，而票价却只有一半，而且大大低于政府关于污染和噪音所规定的最大限度。    明年五月一日，泛美航空公司将把７４７ＳＰ用于纽约和东京之间的定期航线上，首创民用航空史上这么远距离的不着陆飞行业务。最近在一次示范飞行中，７４７ＳＰ以十三小时三十三分钟从纽约飞到东京，横越北美洲和太平洋六千九百二十七英里的距离。目前飞行用的时间是十八小时，包括中途在西海岸的停留。到明年五月一日，飞行时间将缩短到十二小时四十分钟。

【法新社东京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电】东北大学的一批科研人员用经济的蒸气相裂化沉积法成功地合成了超硬的四氮化三硅。    它的硬度极高，其显微维克斯硬度是最大每平方毫米可承受五千公斤，比碳化硼、硼化钨或金刚砂要硬得多。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的很硬的物质一氮化硼结晶体只能生产很小的试验性颗粒，而四氮化三硅却有三十毫米长、十毫米宽、五毫米厚，可以抗摄氏一千五百度的热冲击。以平井副教授为首的这些科研人员说，这种材料很快就可在工业上使用。    四氮化三硅的分解温度是摄氏一千九百度，它有着高温电绝缘能力，在存在电阻情况下温度变化很小，化学性能稳定。    这种材料适用于火箭的发电零件、电影聚光灯、微型组件等。    起初，四氮化三硅的生产需要烧结和热压成形，成本很高。需要昂贵的烧结液体。    经过许多次试验，采用了蒸气相裂化沉积法，但是据平井副教授说，它经过了许多修改。    这些科研人员研究的成果将刊登在享有世界盛名的英国《材料科学杂志》上。    东京工业大学铃木教授说，「这种物质具有使它可代替极硬金属的成分，还具有防热建筑材料的成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四日就日苏外长会谈发表社论，题为《要展开自主而顽强的对苏外交》，摘要如下：    首次在东京举行的日苏和约谈判，以北方领土问题完全没有取得进展而告结束。虽说这是预料到的事，但对苏联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感到失望。应当看到苏联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要在领土问题上让步的想法。    可以说，葛罗米柯外长访日的最大意图，是回避领土问题，而要在“霸权”问题上在日中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原来，被掩盖起来的主要议题是“霸权”问题。    对美国的新太平洋主义，一些倾向于苏联的亚洲国家，批判这是日美中的“三角同盟”，而苏联正是通过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泼冷水的办法，想要对这种动向进行牵制。    即使是这样，苏联对“霸权”问题的敌意也是太严峻了。在同三木首相会谈时，（葛罗米柯）甚至说到这种程度：如果日本屈服于中国的要求，（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日苏关系。“要重新考虑日苏关系”的发言，正是超级大国的威胁，再联系到（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免不了它要受到人们的批评，说这是“霸权的言行”。    这是战后的日本外交首次碰到的考验。然而，对于我国来说，除了坚守不陷入中苏对立之中，同任何国家都友好的原则，贯彻自主的立场以外，是别无他法的。对于苏联，要继续坚持要在一揽子归还北方领土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对于中国，要站在反对“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这一立场上，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不要搞小动作，而应当分别同中苏展开顽强的外交。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一月十四日报道：    十四日发表的日苏联合公报虽然比较短，但到草拟结束为止，日苏两国政府好象进行了唇枪舌剑般的讨价还价。    仅仅为了打开北方领土问题的局面，就费去了十几个小时。    苏方在这次会谈中好象筹划了许多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