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二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一篇评论，题为《福特总统这次出访证明，美国的亚洲战略重点移到太平洋》，摘要如下：    在印度支那失败之后，重新改组的美国亚洲军事战略是，维持遍布亚洲大陆周围的前哨基地，同时坚定巩固太平洋内部的方针。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访问北京掩盖下容易被忽略的福特总统从五日开始的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以及五角大楼把以提尼安岛为中心的马里亚纳群岛变为战略预备基地的设想。福特总统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美国继去年十一月访问日本和韩国之后，对美国的亚洲友好国家保持援助的具体表现。尤其是这次访问是在印度支那失败后的首次访问亚洲。关于这一点，从亚洲太平洋的军事战略观点来看，其意义是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打折扣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大幅度地缩小了在印支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泰国前哨基地，从东南亚本土撤退，而想加强同隔海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印支战争后美国想把亚洲战略重点从确保亚洲大陆的据点，移到太平洋这种亚洲战略基本方针的象征性的姿态。    越战期间发生的亚洲政治势力的变化，尽管美国丧失了印度支那，但是使得美国战略体制更加稳定了。这种变动就是，由中苏对立而产生的美中苏三极结构，盟国日本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再加上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苏加诺总统一贯的反美路线而转为亲美。    当然，印度支那根本不可能允许在国内建立美国基地，而且美国政府也没有表示过这种想法。然而，过去联结印度洋、远东和大洋洲国家的重要地点存在的反美国家转变为亲美国家，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完全可以弥补印支失守的损失。福特总统去雅加达的原因就在于此。    与印度尼西亚相比，菲律宾在美国、亚洲、太平洋战略体制中所占的地位是首当其冲的。在三万六千英亩的土地上，进行了两亿三千六百四十万美元投资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最大支援基地。并且，在十三万英亩的土地上投资一亿五千零六十万美元建立起来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将成为东南亚美国航空战略的唯一前哨基地。    在这种气氛中，福特访问菲律宾将重新确认美菲友好关系，并且将把目标指向保持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价值。    证明美国亚洲战略重点向太平洋转移的另一个迹象，似乎是五角大楼出现的这种动向：争取把以提尼安岛为中心的马里亚纳群岛变成战略预备基地。这一点正如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指出的那样，表明了美国国防部当局人士的意图。美国不得已从亚洲大陆周围撤退，但始终要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保持影响。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六日发表题为《福特访华的成果与国际环境》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微妙的国际环境中举行的首脑会谈，再没有比福特总统访华更加罕见了。美国总统两次访问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能不说是异乎寻常的。    欧洲已经进入欧安会以后的时代；而亚洲在越南战争以后，也许是由于中苏两国都消除了背后的不安的缘故，中苏对立更加激化。从美中会谈的情况来看，中国认为，作为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均衡势力，承认美国在亚洲一定限度的存在；而美国则似乎以维持在亚洲的势力的形式予以响应。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六日发表一篇题为《美中首脑会谈的意义》的社论，摘要如下：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福特访华更能很好地说明当前美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了。    据认为，普遍的看法是，不便于发表一项并列写上分歧点的联合公报。我们认为，下述看法更加合理一些，即：美中考虑到苏联，认为把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分歧意见还是一致的意见——有意识地秘而不宣或者模糊起来，在战略上更为有利。

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美在菲所使用的军事基地对于保持美在西太平洋的有效力量仍是重要的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诺顿十二月六日自马尼拉报道：福特总统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商定将讨论使用这里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新条件之后，在星期日从太平洋动身回国。    随同福特旅行的地位很高的官员们说，福特总统同马科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早晨的私下会谈中商定很快举行正式谈判，讨论修改关于使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在国外的最大的军事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在西太平洋的最有战略价值的海军基地）的协议。    谈判的目标在于，既满足马科斯想取得菲律宾对美国基地的主权并且从基地得到收入的愿望，又满足福特的使美国保持对美国力量继续留在太平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设施的有效控制的决心。    福特总统和夫人飞往檀香山，以便参加星期日早晨举行的纪念珍珠港三十四年前遭到袭击的仪式。福特总统在纪念珍珠港事件的讲话稿中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铭刻在时代上的时刻。”他的讲话稿在他离开这里以前公布了。他说，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的美国人，决不会放松我们的警觉，也决不会单方面解除我们的防御力量，我们必须并且一定行使道义力量，“使太平洋大家庭和世界，一点一点地、逐年地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可靠的和平”。    菲律宾基地是问题的核心。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十二月七日电】福特和马科斯发表的联合公报全文（本刊有删节）：    在福特总统和夫人应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邀请来访期间，两国总统表示欢迎能有这次机会来加强他们两国间的友谊纽带，并联系太平洋地区变化着的情况研究两国联盟的状况。    在安全合作领域，他们宣告美国和菲律宾的结盟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他们认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的条约增强了两国的防御、加强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在菲律宾所使用的军事基地对于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有效力量支持这些共同目标，仍然是重要的。他们一致同意，关于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问题的谈判，应该在明确承认菲律宾主权的情况下进行。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十二月五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摩擦》，摘要如下：    在福特总统准备在中国听关于缓和的危险的讲课时，他的国家安全机构，正为了不惜差不多是一切代价来挽救第二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而在草拟向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的绝密建议。    一位发怒的政府官员在形容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态发展时说：“我认为这是一场灾难。”    估计带去的建议将是赞成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陷入僵局的两个问题——要不要对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的巡航导弹施加限制    ——作进一步的让步。这些强硬派认为，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国务卿将会支持进一步让步的作法。最后，在选举年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会产生极大影响的时候，天秤倒向哪边当然要由总统亲自决定了。    在一个月以前，当克里姆林宫断然拒绝美国关于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建议时，要达成这样一项协议似乎已不可能。基辛格在十一月十日宣称他将不再同俄国人举行会谈，除非他们作出“合理的答复”。    确实，气氛很快就改变了，而没有作出任何“合理的反应”。十一月二十五日，基辛格透露举行一次莫斯科会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实际上，初步定于在基辛格十二月十一日访问布鲁塞尔之后举行这次会议。在基辛格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讲话后，他的两个亲信已开始在政府人员中为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修改的抉择进行游说。    与此同时，由低级工作人员草拟了一些又犯了美苏谈判中的这个老毛病的文件：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不妥协态度报之以美国的进一步让步。    一项拟议中的抉择是，如果禁止苏联在北极设立永久性基地和使用空中加油飞机的话，将不把逆火式轰炸机算在战略武器之内。甚至连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认为美国应当在逆火式飞机问题上坚持到底，把它作为保障巡航导弹的一个谈判筹码。    但是根据这些新的抉择，也将在巡航导弹问题上退却：将按照莫斯科的愿望，把以潜艇为基地的巡航导弹算在关于进攻性运载工具的最高限额二千四百个这一数字内，但是每架载有一两枚巡航导弹的轰炸机将算入关于分导多弹头的限额一千三百二十个这一数字内。对于提出批评的人来说，这就把巡航导弹计划一笔勾消了，而美国在这个计划方面比俄国大约领先十年。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七日刊登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福特本周对北京的访问只引起苏联很少的、而且其尖刻程度和以往一样的评论。这表明莫斯科目前更关心的是国内外的其他问题，而不是中美友谊的前景。    甚至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警告美国不要同莫斯科搞缓和的话也没有引起苏联报界和苏联人士私下表示的惊恐。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对福特总统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只作十一个字的报道。    苏联人显然认为，只要福特政府仍然保持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大体上陷于停顿。所以，为什么要大作文章呢？    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目前有着一系列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比同中国竞相争取美国的好感要紧迫得多。这些问题是：    苏联的经济遇到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这个灾难的详细程度本周才为人们所知。此外，莫斯科还深深地卷进了安哥拉的内战，这使已经遇到困难的苏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最后，据一些报道说，苏联人还在作又一次努力，希望在明年二月召开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同华盛顿达成一项战略武器协议。国务卿基辛格本月晚些时候对苏联的访问肯定将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居主要地位。    在这段时间内，苏联的经济大概是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的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本周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的数字表明，今年只达到大约一亿三千七百万吨的粮食收成，是十年来最坏的年景，鉴于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消费量大大增加，这一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苏联现在要养活更多的人和饲养新增加的大批牲畜，这些牲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饲料的话，将不得不屠宰掉。苏联人当然将做出一切努力购买所能买到的大量粮食来防止出现一场危机。但是，粮食短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粮食歉收从其它方面打击了经济：由于向国外买粮食，一九七五年苏联在外贸方面是大大入超；在人民希望继续改善生活水平的时候，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却在明年的规划里大大缩减了；总的增长率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的。    在对外方面，除了解决妨碍美苏达成一项武器协议的技术性问题以外，勃列日涅夫同基辛格的任何会谈无疑还必须克服由于超级大国在其它国际问题上分歧的加深而引起的紧张气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六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拉姆斯菲尔德在削减武器预算问题上同林恩斗争》，摘要如下：    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明年的国防预算的规模和形式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个年轻的抱负很大的官员——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署长林恩——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目前，林恩看来在对下一财政年度（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开始）的国防预算计划进行大幅度削减方面占了上风。由于拉姆斯菲尔德已经调到五角大楼去，林恩现在已成为福特的白宫内权势比较大的人物之一。    在最近举行的一些白宫会议上，拉姆斯菲尔德值得注意地没有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林恩劝福特总统同意初步削减六十八亿美元，从而使国防预算拨款减少到一千一百亿美元。这几乎要比福特当初考虑的数字少七十亿美元。    这种初步削减意见已作为“总统的决定”转交给国防部。    拟议中的削减之一是：军队人数减少三万七千人（现在总共有二百一十万人），五角大楼文职人员减少四万八千人（原来大约为一百万人）。    由助理国防部长麦克拉里撰写的一份“情况备忘录”说，白宫还建议规定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薪饷增加数额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军事预备部队减少四万人，把开始建造一艘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一艘核动力攻击巡洋舰的时间推迟。    拉姆斯菲尔德的同事们认为，他肯定会反对其中某些削减建议。    然而，拉姆斯菲尔德眼前的问题是要能象林恩迄今所作的那样成功地使总统听取他的意见。

【合众国际社依阿华州得梅因十二月六日电】参议员杰克逊今天说，事实证明，福特总统的中国之行不过是中国为了谋求破坏美苏关系所采取的宣传手段。    这位华盛顿州民主党人正在依阿华州进行他的第一次重大竞选旅行。他利用这个机会重申过去的警告说，苏联仍然意味着“暴政”，美国在为了实现缓和而努力时，不要上苏联人的当。    他说，福特的北京之行“是中国人采取的一个漂亮的手段。中国人曾设法向福特总统解释缓和的一些圈套。他们警告他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时不要轻易让步，并且这使中国人获得机会把他们对缓和的担心和它对世界的影响告诉给全世界”。    但是，杰克逊并不主张加强同中国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

考虑未来的美国人应该深思熟虑，不要过分地依靠优势的武器系统和拥有先进技术的社会。军方和文职人员同样都应该从最广泛的基础来看待可能爆发的新战争，这是一个一贯看重武器作用的社会所难以做到的。    要确定美国未来可能卷入什么类型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从保护国际航道、特别是石油航道的海上游击战，到范围和激烈程度都有限的各种类型的常规战，直到同苏联发生一场大战，任何情况都是可能的。    根据一些事实可以证明，我国最可能的敌手苏联正在设想未来的各种战争，最近十年来苏联战备的目标，是准备进行任何一种类型的战争，或者以武器和装备支持同美国发生局部冲突的敌人。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按照这样的设想来行动。    在美国，首先是在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知识界领袖中，存在着一种拒绝设想另一次战争的现象，当然也不考虑战备工作。    在这些人中，还保留着一种过去留下的奇怪想法。这就是相信美国仍然十分强大，能够选择自己要进行的战争。美国的舆论受到巨大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平愿望的强烈影响。这种和平愿望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由于认识到核战争的含义，现在变得更为强烈了。    一些军方领导人、政界人士和政论家所发出的有关苏联能力的警告和有关苏联意图的推测，都很少能够对这种政治和社会潮流发生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的形势相当于一九三六年至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九年之间的英国的形势。我们面临危险并非危言耸听。苏联人并非一九六八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才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他们对另一国的权力。在勃列日涅夫先生和当年统治柏林的那个恶魔（指希特勒——本刊注）之间很少或者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在一个根本点上这种对比却是恰当的。一方面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它在各个领域都武装到远远超出保卫自己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富裕的、成熟的强大民主国家，它的人民对自己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经历怀有幻灭之感，而它的领导人由于政治上的得失考虑，在向人民解释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威胁方面，表现出迟疑不决。    丘吉尔在三十年代曾大声疾呼，竭力唤起他的同胞对纳粹危险的注意。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这位曾多年大声疾呼，对第三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可能的意图发出警报的人，是一个有点朝三暮四、不负责任的政界人物。然而，他是正确的；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在英国身居要津、权势过人的显赫人物则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不是一个丘吉尔，也是一个有经验和声望的政治领袖，他能够在未来的年代确切地告诉美国人：苏联的军事扩张对他们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能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不顾一切凌辱诟骂而继续讲下去，那么这对美国会更好一些。否则就为时太晚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自满自足的情绪影响了美国对苏联的政治态度，但是在军事部门，即国防部和各军种里，人们对苏联军事机器的能力的看法是一致的。苏联的军事扩张，加上从中国传出的更多情报，也使人认清了情况。现在军方已不再象六十年代那样强调中国的军事能力和侵略意图了。今天当军方谈到“威胁”时，他们指的是俄国人。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将影响美国作战能力的一些持久的因素。    凡是在美国旅行过的人都很清楚，尽管美国人民了解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他们国家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忽视了这种地位的一个本质的方面。这就是说，在估量“我们能够打赢下次战争吗？”这个问题的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因素时，大多数人都忽视了美国军事地位的孤立状况。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或者在较小的程度上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美国都得以在强大的盟军盾牌的后面作出自己的军事贡献。而今天，这个盾牌已经变得更小和更脆弱了。    美国驻欧洲部队的领导人私下认为，欧洲中部战线“如果升起气球”，美国只能指望英国和西德这两个盟国进行长期的坚强的和有效的军事合作。一旦爆发大战，美国将不得不几乎单枪匹马地战斗，而在临战前的危机时期，美国将只有极少的准备时间。    不管全国人民多么不愿意去理解，形势却是很危急的，美国很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卷进同它利益有关的任何战争中去。    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将没有时间来辩论他们是否应该进行战争的问题。美国也许是在一场新战争中唯一可能得救的西方国家，它大概也没有盟国可以拯救。    最后，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没有时间来长期研究、试制和生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将遇到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军事问题。因此，在战争开始阶段，而不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那样在战争爆发三年之后，美国的军事态势将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美国和北约组织其他国家已经进行了煞费苦心的安排来动员后备力量。    美国准备用于欧洲战争的增援部队有六个师和几个旅。但是这些部队连同它们的大部分装备都需要从海上运往欧洲。国民警卫队八个师和二十一个独立旅的情况也是这样。从理论上说，在进行动员的五个星期以后，这些部队将能够整装待发，但是需要作进一步的训练。    在庞大的增援工作中，时间表却是一个捣蛋的家伙。我访问过的所有高级军官，没有一个人认为欧洲的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能够持续到两周以上。而在五周以后，美国和西方盟国将面临另一种更危险的形势。    苏联的增援计划要简单些。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联现役师的兵员保持着三种不同的级别。增援工作只是把后两级师的兵员提高到足额的水平，并把他们从苏联运往西方。苏联驻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的师都保持着一级水平，不需要增加什么兵员。（十一）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阿富汗同苏联勾搭的热情可能冷下来了》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外界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阿富汗悄悄地消除了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政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当时曾使很多外国观察家认为阿富汗正在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那次政变中显赫一时的由苏联训练出来的年轻军官已失去了权力，在一九七三年被他们关起来的王族和文官政府的成员，上个月被释放出来了。这些行动是达乌德总统采取的。    查希尔现在无声无息地住在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阿富汗人或外国观察家预料他会回喀布尔。但是达乌德显然已经同被他和军官们推翻的国王的以前的臣僚中的大多数人和解了。    其结果是，这个与苏联、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接壤的国家，可以采取谨慎的中立和集中注意自己的民族利益的政策了。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政变后不久，新型的苏联坦克开始越过奥克苏斯界河去重新装备阿富汗军队。随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宣传的重新高涨，巴基斯坦担心在亲苏军官统治下的阿富汗正在成为一种威胁。但是，事实上这些新坦克是在政变前就已定购的。从来没有觉察出发生过摆向莫斯科的事情。至于年轻军官是否曾想走那条道路，这一点从来就不清楚。达乌德从未给他们显示自己意向的机会。    据巴基斯坦（它掌握的有关阿富汗的情报有可靠的，也有大量不着边际的谣言）的一条消息说，“中央委员会”上月已解散了。这个消息同已经宣布的变动是相符的。政府十月五日宣布，沙菲克和其他一些人已释放。阿卜杜勒·瓦利也在几天后未经宣布就释放了。    看来他们现在也是闲居在家。但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不排除达乌德把阿卜杜勒·瓦利安插进政府，甚至最终把他当作继承人的可能性。关于达乌德个人的统治地位的继承，现在还没有公认的排行。    以沙菲克为代表的这一代在国外受教育的技术人员，已开始在达乌德政府中得到了一席之地。但是，这里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他们的现代思想同农村的反对势力调和起来    ——或者干脆用武力压服农村反对势力，如正在许多反对开办学校的地区所发生过的那样。    在达乌德掌权后喧嚷一时的关于普什图尼斯坦的宣传现在已经减少下来了，虽然边界形势一直一触即发，很容易出事。伊朗国王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调解力量。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用近年来的标准来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于彼此关系的发言是异乎寻常的温和与和解。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看来达乌德在努力避免会引起纠纷的复杂情况，以便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问题。

【印新处新德里十二月一日电】印度外长恰范接见塔斯社记者的谈话，已在今天发表。下面是有关印苏合作、缓和方面的问答：    问：对自勃列日涅夫访问以来印苏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进行的结果，尊见如何？    答：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对印度的访问是印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访问大大有助于加强印苏间的友谊和全面的互利合作。    问：你能谈谈印苏经济合作的前景吗？    答：我满怀希望地盼望印苏经济合作继续发展。印苏在贸易方面大有发展的余地，而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印苏已经就新的一九七六——八○年的长期贸易协定举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预料不久就要签订这项协定。    问：在勃列日涅夫访问期间，印苏高度评价了把缓和扩大到各方面的主张，这种缓和已体现在赫尔辛基宣言中，对如何继续促进这一事业，尊见如何？    答：印度一贯赞成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事业，因此，我们对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的圆满结束表示欢迎，这次会议成了缓和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印度支持缓和，但是，我们认为，缓和要有意义，就不应当局限于欧洲或美洲，而是应该扩大到这些国家以外，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也包括亚洲在内。

【法新社新德里十二月五日电】孟加拉国的一个两人高级代表团今天到达这里，显然是要来讨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代表团是由孟加拉国总统赛义姆的特别助理萨塔尔率领的，它是八月十五日政变以来访问印度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    孟加拉国代表团的另一名团员是新任命的外交秘书塔巴拉克·侯赛因。    参加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将由外交部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帕塔萨拉蒂率领。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二月六日摘译十二月十二日一期（提前出版）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孟加拉政府正忧虑苏联会鼓励印度在孟加拉支持一个忠于印度的政府，从而使它得以建立其在孟加拉的霸权。孟加拉保安官员指出，苏联驻达卡大使馆的第二把手是维诺格拉多夫。此人在插手南亚次大陆的事务中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考。他以前驻在卡拉奇，从那里经常走到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来活动。他是今天在孟加拉国的苏联人中最活跃的一个，而且又时常同一名高级的克格勃（苏联的特务机关）官员谢巴申保持密切联系。据在新德里的情报说，谢巴申是克格勃在南亚地区的联络人。在孟加拉国成立前，他也是在巴基斯坦服务的。    孟加拉的新执政者，对在拉赫曼当政时代大量涌入的苏联外交官的活动，越来越感到忧虑。在这些外交官中，有很多人都是有名的情报官员。在这些人之中，有些是窃听军事通讯的能手，有些则老练于组织共产党。在这批外交官中，最少有一对夫妇是在一九七一年被英国驱逐出境的那一百人中的一分子。孟加拉政府强烈怀疑这对夫妇正在孟加拉国训练制造内乱的技术。孟加拉国的保安人员现正在密切注意在达卡的所有苏联情报人员，并准备一旦怀疑苏联挑动印度介入孟加拉的内政时，便随时对他们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

【印报托加尔各答十二月四日电】印度孟加拉国就边界问题举行的会议在讨论三天后已于今天结束。会议对讨论有助于「消除疑虑和误解，以及增进相互的信任和信心」表示满意。    印度代表团团长、边防部队总指挥官库马尔和孟加拉国代表团团长、孟加拉国步枪队总指挥达斯塔吉尔少将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联合书面声．明中宣布了这一点。    双方一致同意，两国军队的各级军官还将「经常会晤」以找出不利于两国间愉快和睦关系的「小刺激」。    声明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共同的问题，并且达成了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次会议是在极其诚挚和愉快的气氛中举行的，两国代表团对彼此的观点表现出了相当的体谅和理解。    声明说，两国代表团明确希望加强合作和互助以防止发生边境事件、走私和越境犯罪。    印度代表团和孟加拉国代表团对这次会议的结果都表示完全满意。    【路透社加尔各答十二月四日电】印度和孟加拉国今天结束了进行三天的关于边界安全问题的会谈，说这次会谈有助于消除「各种疑虑和误解」。消息灵通人士说，这次会谈的成功——据称是增强了「相互信任」——可能导致下星期在新德里就两国之间的全面关系举行高级会谈。    据认为，这次边界会谈主要涉及防止大米和黄麻从孟加拉国走私到印度的问题。人们认为，这次会谈在双方为了改善关系而作出的努力中极为重要。

【合众国际社悉尼十二月七日电】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报道，印度尼西亚军队今天入侵了葡属东帝汶并迅速占领了首都帝力。    这次进攻是今天清晨发动的。该广播网说，它的消息来源是“无倾向的和可靠的”。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说，看到这次进攻的一位目击者说，印度尼西亚军队已经占领了帝力军事指挥部和政府大楼。有一千多军人或则是空降到帝力或则是从帝力港中三、四艘军舰派出的小船登陆的。    在距帝力五十公里的艾柳上空看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艾柳是一座小山城。据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曾计划一旦发生入侵事件就在那里建立指挥部。    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说，据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人已经逃进了帝力周围的山区。    【路透社雅加达十二月七日电】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说，亲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今天入侵了单方面宣布的东帝汶共和国的首都帝力。这些人士说，帝汶民主联盟、帝汶人民民主协会、科塔党和特利巴利斯塔党的联军，在迫击炮支持下正在为攻占左翼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据守的帝力进行最后的奋战。这些人士说，联军已控制了帝力市的大部分。    【路透社帝力十二月六日电】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国防部副部长吉多·苏亚雷斯今天说，印度尼西亚数艘军舰第一次出现在帝汶南部沿海。他说，印尼部队昨天从一艘军舰上登陆，并在阿塔拜镇的山区据点设立了作战指挥部。    电台关于印尼外长马利克告诫一些国家不要对未来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的讲话，加剧了帝汶首都的紧张气氛。    阿塔拜镇已在本周早些时候落入了亲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手中。    苏亚雷斯先生说，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在帝汶上空投下的传单说，五天之内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将失败。    由于形势的恶化，帝力居民正静悄悄地成群结队地转入山区。帝力今晚寂静无声几乎变成了无人区。第四天晚上实行了灯火管制，海滩和街道都有全副武装的军队把守。    上星期宣布成立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阿马拉尔承认，他的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前途乌云密布。总统今天给很可能受这次交火的影响的六个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打了电报。总统在电报中说，东帝汶是太平洋中的一个独立的不结盟国家，“它特别需要和平，同周围的国家友好和进行贸易”。    他说：“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战争的前景必定要引起新的紧张局势。”    电报邀请这六个国家派观察员来帝力亲自看看局势。    总统接着又给十二个国家打了电报，试图争取其它国家政府支持他的政权。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今年十二月号刊登姝农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是《省亲纪游》，摘转如下：一、我回去啦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时，曾回上海探亲。一晃二十多年，时时怀念父母和弟妹，而这些年来新中国各方面突飞猛进，我也渴望回去看看。四月二日首途香港，四月十日由深圳入境，十一日就到达上海，下了飞机，却不见家人，东张西望，旅客都走光了，仍然未见到他们。我正在惶然，机场工作人员很亲切地来问我，她立刻为我广播，见无人出现，她判断他们一    定在市内民航公司接待处等待。于是我赶紧乘车进上海市，到达延安路（旧福煦路）民航公司，弟弟和妹妹已经等在大门口。还有一个胖胖的男孩子，我知道是妹妹的儿子。他还不足十岁，但身高已和母亲差不多。我以后注意到，国内的孩子，不论男女，一般都发育得比父母一代高大，这是生活条件改善，人民体质增强的一个表现。我这次居留时间原准一个月，后经申请，延长了一个星期，总共三十七天。在北京六天，天津三天，南京两天，路上（包括飞机火车）三天，在家住了二十三天。在这些欢乐的日子中，不仅享受了亲人团聚的快乐，而且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天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看到、听到以前别人介绍新中国时未提及而我一直很想知道的一些情况，这实在是我此行的一大收获。二、住在家里我家里有父、母、弟、妹，还有两个新人，一个是妹夫，一个是妹妹的儿子。父母都已年迈，帮着照料家务。弟弟因健康关系，退休在家。妹妹妹夫都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妹妹研究血吸虫防治，妹夫研究矽肺防治，他是个愉快而和蔼的人。家里共住三间房子。我问家里：“象我们这样父母子女住在一起的人家多吗？”他们说，在中国，子女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同时因为现在夫妻双双工作，家里也很需要老人照料。因此父母子女很多同住在一起。我问：“有没有不融洽的呢？”他们说，当然也有，所以不一定都要住在一起。父亲还讲了一个家庭吵架的故事：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医生，女儿是工人，女婿是工程师，有一个小外孙。虽然女儿女婿分配有住房，但常常仍住在父母家里，暇时老爸爸和女婿下棋，常常为此争吵。一次吵得厉害，爸爸把棋盘摔掉，桌子推翻，女婿气极宣称：“你这家伙！我真想揍你！”爸爸一下子变成了家伙，而且要挨揍，这可把老头子气昏了，从此不许女婿进门。可是女儿外孙仍然常常回来，大概过了半年吧，女婿又出现了，并又和老爸爸在同一张桌子上下棋了。我听了不禁发笑。在国外很想知道在新中国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次我在自己的温暖和和睦的家庭中住了多天，还看到叔叔舅舅堂兄等人的家庭，也看到同一幢房屋、同一条里弄中邻居的家庭。整个说来，家庭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因新的社会环境能使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大家反能更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三、男女平等在中国，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妇女半边天”。这反映着男女完全平等。中国在这方面很突出，一是几乎每种工作和劳动都有妇女参加，二是几乎所有成年妇女都参加了工作和劳动。城市里弄中有许多加工的组织。例如我家所在的里弄就办有缝纫、熨衣、编结、纸盒、描画、无线电等加工组，实际上是工厂的附属车间，使许多原来没有工作的妇女都就近参加了工作。这不但动员了闲散劳动力，有经济上的意义，主要是使妇女更广泛地参加了工作和劳动，有它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几千年来遗留下的男女不平等观念是不容易一下子清除的。弟弟讲给我听，他在福建工作时，单位中女干部较多，有个处长就发牢骚，说女干部麻烦，他宁愿用两个女的换一个男的。女干部听到了，没有马上抗议。等到三八妇女节，全单位妇女开大会庆祝，那位处长也来了。他很高兴，以为是请他吃糖果。不料女干部们对他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批判。不过，许多具体问题也不是很容易一下子都解决的。妇女生育虽有五十六天长假，但婴儿哺乳和儿童养育总还是女人的事多，男人难于代替。中国已大力办托儿所，工厂、单位中也设有哺乳室，但妇女负担仍然很重。象这样的具体问题，要都解决了，妇女才能真正轻装上阵。那位处长只看到女干部麻烦，却想不到妇女身上的担子重。他的错误思想的确应该受到批评。四、老来健我曾讲到在中国乘巴士（公共汽车），妇女抱着小孩上车，一定有人让座。如是老人，则要明显年老的才有人让座，因为有些老人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我有一次乘车，车子较挤，我没有得到座位。中途有一位老人上车，有一个男子起立让他。他大概觉得对方也是有些年纪的，便一面致谢坐下，一面申明：“哎！身体不行了！我今年七十九了。”让座的人笑起来，用两个手指作“八”字说：“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九”哎呀一声，忙要起立，“八十四”拦住他说：“不！你坐吧！我比你身体好。”这时，旁边另一人起立让他，“八十四”这才笑谢坐下。“七十九”钦佩地问：“你真是看不出，平常都吃点什么？”“八十四”答：“吃什么？补品吗？我一样也不吃，只吃三顿饭。”“七十九”又问：“那你一定锻炼吧？打太极拳？”“八十四”答：“亦不打，没有练什么，我就是坚持走路，每天一般要走十来里，今天是有事，约好了要赶时间，否则再远我也是走路。”    在中国老年体健已是普遍现象。拿我自己的父亲来说吧！今年七十七岁了。中年时身体并不好，有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也患过肺结核。我完全想不到他现在身体会这样好。胃病早已痊愈，神经衰弱失眠也早已没有了，整天听不到一声咳嗽。他和我一起到北京、天津。每天到处跑，常常是上下午连续在外面参观游览，并有兴致爬到石马上，让我给他拍照。我真为他的健康高兴。和弟妹们谈到中国的老人身体健康时，他们说：现在人民生活安定，既不愁失业挨饿，也不愁通货膨胀；老年人退休了，在家里做些家务；许多退休老人还积极地参加里弄的社会工作；书刊、报纸、戏曲、电影都是革命内容，使人精神振作，这些都必然使人健康长寿。（上）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五日电】题：国务院（特拉特纳）十二月五日新闻发布会中国和失踪的美国人特拉特纳宣读了一项关于“向福特总统提供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附近失踪或假定已死亡的一些美国人的情况”的声明。下面是声明的全文：    这一情况是邓副总理在十二月四日向福特总统提供的。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记得，在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人对我们说，根据到那时为止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情况，他们一直在进行调查和寻找，他们正在继续进行调查，如果他们再发现什么情况，他们将通知我们。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人现在这样做了，他们表示愿意归还两个人的尸体。中国人说，将由中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红十字会在香港—广东边界办理移交手续。美国红十字会已打电报给中国红十字会，肯定表示它准备在这种安排方面进行合作。    这一情况总共涉及二十七人，其中二十三人是美国军事人员。国防部将介绍这些军事人员的情况，包括其骨灰将予以归还的两名军事人员的情况。    非军事人员是：诺曼·施瓦茨和罗伯特·斯诺迪。他们是一架Ｃ—４７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驾驶员。这架飞机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约翰·唐尼和乔治·费克图是这次失事中的幸存者，他们分别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被中国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情况表明，施瓦茨和斯诺迪被发现时已死亡，并在这次坠毁时被烧焦，他们的尸体就在当地埋葬。中国人说，由于时隔很久，现在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尸体。    斯诺迪的家在俄勒冈州罗斯堡，施瓦茨的家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声明全文完）    有人问特拉特纳，一九五二年这架Ｃ—４７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干什么，他说，这架飞机是“美国空军租用的”。有人问，飞机上的人是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回答说：“我不能超出我所说的范围。”    【美联社北京十二月五日电】（记者：弗兰克·科米尔）美国总统福特带着中国人提供的关于被列为在越南战争期间或之前执行任务时失踪的七名美国军人已经死亡的信息离此前往印度尼西亚。    中国提供这一消息，显然是一种亲善姿态，其目的是为了填补消息的空白。这一消息使七个美国家庭在长期等待之后不用再等待了。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十二月三日一期刊载发自北京的一篇专稿，题为《苏联粮食为何减产》，摘要如下：    苏联和中国一九七五年的庄稼都已大多收割完毕。在此之前作出的一个歉收一个丰收的预计现已得到证实，而且是有案可查的。    中国今年——连续第十四个丰收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七四年（这一年也是创纪录的）增产约百分之十左右。    苏联今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指标差百分之二十六——这是十年中的第七次严重歉收。    苏联到今年为止已购买了二千四百万吨（包括从美国购买的八百七十万吨玉米和四百三十万吨小麦）的谷物。此外，它还签订了合同在今后五年内向美国购买三千万到四千万吨谷物——这就使它十五年所购买的粮食总数大大超过一亿吨。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以中国的河南省为例，今年该省种植早稻四百九十万英亩，收获了九百万吨，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而苏联的哈萨克，粮食产量却减少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哈萨克是俄国的第三大产粮区）。    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以来，中国的夏收小麦、大麦、豆类一直保持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十年来，为市场提供的猪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在苏联，由于一九六三年的歉收使生猪数量减少了三千万头。一九七二年的歉收使生猪又减少百分之六点七。苏联的肉类、牛奶和羊毛的产量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都未达到指标。目前苏联把它所生产粮食的一半用于饲养家畜。苏联每年从国外购买五十多万吨肉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比，即把农民本身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就可看出显著的不同，并说明苏联为什么困难和中国为什么成功的根本原因。从潜力上讲，苏联是世界上最富的农业国之一。然而，由于修正主义的领导，农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被破坏，统一的国家计划被打乱。农业方面的长期基本建设几乎停止，一个新的作为正在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一部分的经理特权阶级，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了受剥削的挣工资者，不再有一点热情。    在中国，热情却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苏联有耕地五亿一千五百万英亩，供养二亿五千万人。中国有耕地二亿七千万英亩，却要养活八亿人。中国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功了。苏联走修正主义的道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