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说，他今天在这里同毛泽东主席的会晤是“轻松、坦率和非常友好的”。这次会晤长达一百分钟。    两位领导人是在毛的宅邸会晤的。    德国国务秘书克劳斯·伯林说，他们讨论哲学问题达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大半是就当前世界政局和前景交换意见。    伯林不肯详谈讨论的问题，指出毛和外宾的会谈照例都是保密的。但是他说，毛的判断“能力和敏锐”使施密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主席对德国哲学的“渊博知识”也给施密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施密特说，在会谈时，毛有几次表现得很幽默并且笑了。    【法新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西德发言人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在同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的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会谈中，讨论了从国际政治事务直到德国的哲学和军事理论等各种问题。发言人伯林说，讨论是“很友好的、有益的和无拘束的”。    【路透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德国人士说，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天在这里会见了中国主席毛泽东。    人们把他带去见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这是北京给予来访的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西德代表团里有四人同毛主席握了手，但是几分钟后就离开了。    其中一人说，毛“站得笔直，握手很有力”。    【路透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施密特今天在同毛泽东主席的会晤中讨论了哲学和世界问题。    与往常一样，中国人要求客人们不要公布详细的会谈内容，但是德国发言人透露了毛所提到的德国哲学家的名字。他们包括康德、黑格尔和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据说施密特对这位主席的哲学知识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是他们在会谈的前三十分钟讨论的问题。德国发言人说，其余会谈是谈世界局势，没有放空炮，毛集中谈实质问题。    施密特昨天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今天又受到更多红地毯款待。官方报纸异常详细地报道了他的这次访问。观察家说，中国人似乎决心表示他们支持他作为共同市场拥护者的地位。

【美新处旧金山十月三十日电】下面是福特总统十月三十日在旧金山的一次共和党午宴上的讲话摘要（本刊作了删节）：    本周早些时候，我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了几次重要会议。他的访问是埃及总统到美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国际事务中最有意义的新事物之一。    美国对中东的关切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必要的问题。它是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地区，是我们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能源的来源地，也是西欧和日本的能源来源地。我们希望维护和鼓励同阿拉伯世界的一亿五千万人的友好关系，我们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承担着基本的道义义务。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最近达成的西奈协议将会保持谋求和平工作的势头。前面还有漫长的艰难的道路要走，会有许多潜在的危险，但是我打算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它可能证明是一代人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美国人正在世界历史中写出我们都可以为之骄傲的一页。    当我环顾世界时，我看到我们同大西洋社会和日本的联盟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来得好。我们在防务问题上的合作是健全的、有效的和不断改进的。但是现在盟国的合作远远超出了防务，它包括了新的方面，比如能源合作以及现在为加速经济恢复而进行的紧张磋商。    我认为，自由世界的力量和团结是谋求同共产党对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唯一基础。要对抗的不是我们，但是我已经表明，我的政府决心保持不亚于任何人的国防力量。我将保卫国防预算，反对一切危险的和考虑不周的削减。我还表明，当我们受到挑战时，我们将坚决应战。    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互相尊重的稳定关系。我今年去那里的访问将无可否认地表明在上海公报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的新关系的连续性。    凡是在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地方我们谋求同苏联达成切实的协议，但必须是有来有往的。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将谈判一项限制双方的战略武器的平衡的和可靠的协议。我希望有一项好的协议。如果谈判一项好的协议要多花一点时间，我愿意花。我不会因人为的限期而赶时间。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诺伊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辛格教授对基辛格国务卿的缓和政策提出疑问》，摘要如下：    对基辛格的同苏联缓和的想法感到遗憾的并不只是中国人。    这位国务卿在国内外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美国象杰克逊参议员那样的保守派指责他进行的交易使俄国得到了他们在核武器、西方技术和粮食方面想得到的东西，而没有要求对方相应地作出充分让步。我们的盟国抱怨对它们的利益不够关心，并抱怨他在同共同的敌人交往方面造成既成事实。俄国的持不同意见的人责怪他不支持苏联社会内争取自由的事业。    可是对于蓄意奉行同苏联缓和的政策批评得最严厉、最直言不讳的人肯定还是基辛格本人。在他早些时候当哈佛大学教授期间写的所有关于国际事务的学术著作里，他反复强调：试图对我们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奉行妥协和缓和紧张关系的政策是无益的，也是危险的。    随着基辛格从学术界的批评家变为担任公职的官员，他的想法有了不寻常的变化。    基辛格在他早些时候出版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排除了同“革命的”大国（中国和苏联）妥协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只有非共产党世界全面投降，才能消除这些国家的不安全状况。他劝告我们对于共产党人说的关于统治世界的言词要按照它的票面价值看待，他竭力主张自由世界的防务必须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可靠力量为基础。    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个时期，基辛格嘲笑认为个人外交——尤其是最高级会议——能够在对外关系中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就的看法。他写道：“认为使世界分裂了十五年之久的这些复杂的问题，能够由于一些受到骚扰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行会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这是不严肃的。”但是，首先，西方决不可由于希望买到一个和平时期而放弃原则。    “回顾一下，看来最和平的时代是谋求和平的活动进行得最少的时代。看来是没完没了地谋求和平的时代似乎最难得到安宁。只要和平——被认为是避免战争——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的主要目标，国际制度就要受国际社会中最残酷无情的成员摆布。每当国际秩序承认哪怕是为了和平也不能放弃某些原则时，依靠均势得到稳定至少是可能的。”    至于以缓和本身作为一个目的，基辛格教授认为它是为了促进苏联的长远目标而实行的一个临时战略。他写道：“（苏联）从来没有为了和平共处而主张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主要是冒最小的风险颠覆西方的一种策略手段。”    今天，这种看法已经完全被抛在一边。    归根到底，问题在于你要相信的是哪一个基辛格。对于那些对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有怀疑的人，基辛格教授是反对我们现在的国务卿的最雄辩的见证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二十五日刊登苏兹贝格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衡量象缓和这样含糊的事情就象计算雾的密度》，摘要如下：    在象美国这样一个缺乏耐心的国家里，用来描述对外政策，缓和并不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字眼。    尽管刚举行的民意测验向国务卿基辛格表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支持他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反对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二，但在缓和这条地平线上现在却笼罩着秋天的阴云。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缓和紧张关系的关键。不过许多美国人抱有一种根本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缓和是某种东西，华盛顿可以作为一种恩赐把它给出去，也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把它扣下来。    当然，这是一种跟两个超级大国防务需要和预算限制有关的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    所以，衡量象缓和这样含糊的事情的起落，就象计算雾的密度一样困难。    目前，在政治上来看前景似乎比几个月前更糟。    中东仍然是整个地中海地区亲美力量和亲苏力量之间对抗的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地区。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未来的紧张》，摘要如下：    “缓和”正在迅速成为国际语汇中最被滥用的词之一。西方、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老是讲这个词，把它当做追求本国利益和掩饰各种各样有争议的国际问题的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幌子。    现在，中国人趁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机会把“缓和”这个词当作贬义词和一个证实美苏关系中一切冒犯他们的做法的词来使用。基辛格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反驳下述说法：正当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以缓和作幌子来设法包围中国并实现其把世界推入一场新战争的目的的时候，美国却在同苏联勾结。    对中国外长对缓和一词所做的不祥的解释，基辛格博士的回答是申明：“当它能避免不必要的对抗，而又不威胁到第三国安全时，美国将尽一切努力这样做。”他还说：“在奉行这一政策的时候，指导我们的将是行动和现实，而不是夸夸其谈。”    这无疑是基辛格博士对于美中关系和美苏关系的态度的根本考虑。麻烦的是，导致安全会议最后宣言和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的那些谈判，倾向于助长了夸夸其谈，而使一些现实模糊起来。    自从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结束以来，这一点变得甚至更加明显了。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总统关于从缓和的角度来看，进行意识形态战是否恰当的不愉快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对于东西方关系的真正考验并不在于在宴会上的祝酒，也不在于滔滔不绝地宣传苏联如何决心实行缓和。根据基辛格博士自己给“实际”成果下的定义，自赫尔辛基会议结束以来，成果看来是相当微小的。例如，苏联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参与所谓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对大规模军事演习预先发出通知的意思。    北约组织履行了它这方面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承担的义务，邀请了华约派观察员观看它的秋季演习，但是，苏联却谴责这一姿态，并且有意避免邀请北约组织观看华约的演习。    东西方两个重要军事谈判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进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无疑是对缓和的最带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涉及到核武器的竞赛。然而，能不能及时缔结一项协定来制止一个灾难性的核竞争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点远不是清楚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无疑是对苏联方面对缓和作的解释的重大考验。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苏联不会当真设法让葡共在葡萄牙居于决定性的掌权地位：那样，葡萄牙会成为一个耗费巨大的经济负担。据估计，苏联倒是更愿意让西方出钱来维持葡萄牙的摇摇欲坠的经济，而共产党人则将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不稳定作出贡献。但是，上周末，《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敦促西方的共产党加强斗争精神。这大概是更为不祥的兆头。

【美联社华盛顿十月二十八日电】福特总统的谈判代表今天对国会说，苏联拒绝以低价向美国出售石油，作为购买美国的谷物的交换条件，关于石油的任何协议大概至少要过两个月之后才能达成。    查·鲁宾逊副国务卿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避而不答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能够以低于阿拉伯国家要求的价格，每天从苏联得到二十万桶石油，作为谷物交易的一部分。    可是在众议员罗森塔尔追问之下，鲁宾逊证实了报上一则消息，美国要求“大大削减”石油价格，但是这个要求在两国谈判的初期就遭到苏联人的拒绝。    鲁宾逊说，他认为，美苏关于石油交易的谈判将再举行两个月。他说：“我猜测，至少要用这么多时间。”    【美联社华盛顿十月二十九日电】美国农业部今天说，苏联又购买了四十万吨的美国玉米，从而使它在这个年度向美国农场主购买谷物的总量增至一千一百九十万吨。早些时候购买的谷物中有四百七十万吨小麦和六百八十万吨玉米和大麦。

【法新社马德里十月三十日电】今天夜间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王子被任命为西班牙国家元首，以取代卧病的佛朗哥大元帅。因为佛朗哥将军病情稳定，看来排除了很快要死去的可能性，政府才安排了这次交权。    卡洛斯王子后来才知道纳瓦罗总理于十月三十日签署的信件。    【美联社马德里十月三十日电】政府今晚宣布，它已把政权暂时从佛朗哥手里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卡洛斯王子。    因佛朗哥重病而移交政权一事是由阿里亚斯总理依法向议会提出的正式通知中作出的。    虽然从法律上来说这种移交是暂时的，但是普遍认为一旦八十二岁的佛朗哥死去，这可能成为永久性的。    向卡洛斯移交政权一事是在格林威治时间二十点二十分通过政府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半官方的西弗拉通讯社正式宣布的。十五个月以前，当佛朗哥右腿腿部出现几乎致人死命的血管堵塞时，他曾获得同样的地位。那一次是佛朗哥自己提出交权的。不过，从法律上说，交权无需经他同意。    据接近王子的人士说，卡洛斯上周拒绝了这项工作，因为他不想使人觉得他好象是一个傀儡，随着佛朗哥健康情况的变化，一会儿当权，一会儿又不当权。但是这些人士说，当王子被私下告知佛朗哥不可能康复的时候，他于昨天决定接受政权。这位王子被佛朗哥从小培养担当这个责任。

【美联社里斯本十月二十八日电】罗马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今天到达这里，进行四天正式访问。他是访问葡萄牙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元首。    齐奥塞斯库在参加宴会以后于今天下午同戈麦斯总统开始会谈。    这次访问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此行正是葡萄牙领导集团在这国家应左倾到何种程度比较适宜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进行的。

说苏海军很可能放弃它作为防御力量的作用，而发挥影响苏海外政策的作用。说如美苏发生战争，美海军将设法摧毁苏海军和那些能向波斯湾石油运输线发动进攻的场地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二十日一期刊登美海军作战参谋长詹·霍洛韦的谈话，题为《海军在变动的世界中的新方针》，摘要如下：    这位海军最高军官说，到现在已有二百年历史的美国海军需要许多新舰艇和增加几万人以应付将来的挑战。他来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会议室进行了这次谈话。    问：霍洛韦上将，海军要求几十亿美元来购买新舰艇。为什么？    答：让我们从基本的道理讲起。这个国家需要海军，海军需要舰艇。为了保持海军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必须有一个依次更新的计划。    我们舰艇的额定寿命按照等级的不同大概是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海军的规模从一九六八年的大约九百七十六艘舰艇减少到今天的大约四百九十艘。即使只保持现在四百九十艘舰艇的水平，我们每年也还需要造二十五到三十艘舰艇。    问：你们海军——譬如说到八十年代中期——需要多少舰艇？    答：数量并不具有魔力。我们所期望的是一支由战斗力强的舰艇组成的均衡力量。我们认为，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所需要的这支由航空母舰、水面作战舰艇、潜艇、水陆两用舰艇和必要的支持舰艇所组成的均衡力量一共大约六百艘。    问：批评你的一些人说，到那时海军并不需要六百艘舰艇。他们说，企图把海军扩大到那样的规模是不现实的。    答：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是谁需要这支海军力量——是国家还是海军部门。    我有一个用以决定海军规模的很简单的公式，这个公式有三个因素。第一：这支海军必须执行的战略是什么？第二：这支海军在执行所规定的战略时遇到的威胁是什么？第三：国家为使这种战略得到成功愿意冒什么风险？现在，拿我们来说，我们国家执行的是一顶前沿战略。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是面向海外的。我们的军事战略把海洋作为我们防务的屏障，也作为扩大国家影响的通道。要执行前沿战略，我们需要一支与此配合的海军——这支海军要有航空母舰以向我们没有基地的海外地区提供空中力量。我们需要大的舰只，因为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自己基地的地方进行军事活动。我们需要相当数量的舰只，因为我们必须有几个舰队，这些舰队要能够进攻，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盟国，并且保护我们自己部署在前沿的军事力量。    海军执行它分担的那部分国家战略的能力会遇到的威胁是苏联的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当我们展望未来——研究我们海军执行它的任务的能力和苏联海军在阻止我们执行我们的任务方面的效能——时，我们认为我们的海军应当有大约六百艘舰艇。    最后一个因素是危险。如果我们希望能在几乎没有危险——那就是几乎肯定能够获胜——的基础上执行这个战略，我个人认为，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将需要至少八百艘舰艇和大约十八至二十艘航空母舰。    问：这将需要增加很多人吗？    答：是的，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到八十年代中期海军将拥有六百艘舰艇，我们将必须提高海军人员的限额。现在我们有大约五十三万人在海军中服役，我们将把人员增加到五十八万至六十万。    问：霍洛韦上将，展望未来，由于苏联并不是一个航空母舰力量强大的国家，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多的大型航空母舰？    答：航空母舰是海军武器库中最有用的常规武器。不是用它来同其他航空母舰作战的。如果别的国家的海军拥有航空母舰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它用于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的航空母舰拥有反潜艇战飞机，能够找出敌方的潜艇。它们拥有在海军陆战队由水上登陆时加以支援的攻击飞机。它们拥有战斗机以击毁既威胁我们在海滩上的海军陆战队又威胁我们在海上的部队的敌机。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海军应当跟苏联的海军完全一样，那就是否认我们的战略跟他们是不同的。我在上面指出过，我们是面向海外的。我们同四十三个国家有条约或防务协定，其中四十一个国家都在海外。    只要你看一看苏联的地理位置，你就会发现，不仅是他们所有的主要盟国都通过陆上交通线同他们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主要的潜在敌人都同他们位于一个大陆上——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北约组织国家。因此，他们的海军的任务只有这一项：阻止美国运用它在国外的影响去支持我们的盟国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他们拥有一支拦阻型海军——如潜艇那样的舰艇，配备着用以击沉舰艇的反舰艇导弹的飞机。（待续）

【路透社曼谷十月三十日电】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今天说，他对于在这里就同柬埔寨关系正常化问题所举行的会谈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克立先生是在为柬埔寨副首相英萨利举行的午宴结束之后向记者发表这一讲话的。    当新闻记者要他就会谈的结果发表看法时，他说，“这次会谈使我十分满意和高兴。请你们看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吧。”    克立先生在午宴上发表的讲话中对这位柬埔寨副首相说，同柬埔寨建立密切的关系和良好的谅解是泰国人民的愿望。    秦国总理说，“泰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你为了使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式关系而访问这里感到十分高兴。我愿意重申，我们真诚地希望同邻国，特别是同柬埔寨建立良好的关系。”    英萨利先生在致答词中说：“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访问能成为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打开新的一页而迈出的一步。我们相信，泰国和柬埔寨将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即和平共处。”    柬埔寨代表团预定十一月一日回国。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月三十日电】克立·巴莫总理今天说，柬埔寨和泰国两国高级官员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是成功的，尽管柬埔寨尚未为泰国在柬埔寨设立外交使团作好准备。柬埔寨副首相英萨利在访问泰国的第三天在政府大厦拜访了克立。接着同泰国政府高级官员共进午餐。    克立在午宴上说，“泰国政府对高棉政府应我们的邀请派代表团前来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感到极其高兴。”克立说，“我希望，这次会谈能使我们顺利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加强两国的关系和谅解。泰国希望同我们的各邻国建立良好关系，发展我们人民之间的关系对泰国和对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是可取的事。”    英萨利致答词说，“泰国人民和高棉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相似。我们这次访问泰国是为了继续保持这些相似之处与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一直是我们两国的最终目的。”他说，“我们将发表一项联合公报，表明我们的相互谅解和共同利益。这次访问将在两国和平共处史上揭开新的一页。”    克立说，“这次会谈非常成功。我们不久将互设外交使团。但是柬埔寨尚未为我们在那里建馆作好准备，同时，他们准备派出驻曼谷的外交使团。”    泰国政府人士今天说，据说英萨利和泰国官员们除了讨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外，还讨论泰国向柬埔寨提供粮食和燃料援助的问题。    【安莎社香港十月二十九日电】柬埔寨副首相英萨利今天继续在曼谷进行正式访问。    观察家们指出，自从柬埔寨首都陷落不久以来，很明显，泰国当局至少对同柬埔寨关系正常化感兴趣，为之是不致于在两边同时受到压力。

【路透社曼谷十月二十八日电】美国已把泰国东北的那空拍侬空军基地交给了泰国政府。那里一度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空中战争的指挥中心。    美国军事顾问团和军事援助联合司令部司令哈里·艾德霍尔特将军在昨天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把这个靠近老挝边界的这个巨大的基地移交给泰国军方。    所有的美军将在本月底以前撤离该基地，届时留在泰国的美军将只有不到一万六千五百名。这个数字还不到越南战争高潮时这里的美军人数的三分之一。    到明年三月以前从剩下的美国占用的三个空军基地——乌塔保、乌隆和呵叻——进一步撤军，将使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力量缩减到驻曼谷的一个小小的军事使团。大约二百架飞机也将在克立总理的政府七个月前上台时确定的期限内撤离。

【法新社曼谷十月二十八日电】曼谷昨天遇到三十三年来最大的暴雨，再加上秋分潮水高涨，使曼谷市在昨天下午至晚上期间，发生大水。泰国内政部说，泰国的七十二个府中，二十六个府发生水灾，数千顷稻田被摧毁，二千多间房屋倒塌，三百四十八条道路受损坏，十二人失踪，损失财物估计数百万美元。    在曼谷，地下电话线和电线因水浸而中断，汽车今天在泥泞的道路上无法开动。    国家气象局预测，河水的高潮是在十一月四日至八日，估计流经曼谷的河流，水位将会高达两公尺。    【路透社雅加达十月二十八日电】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西爪哇的西阿米斯地区发生水灾，九千五百七十顷稻田被淹没，估计有五万人受影响。受水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南拉克博，那里的堤坝崩溃，洪水涌出，损坏了九万间房屋、三间学校和十三间伊斯兰教寺。铁路和公路也受水浸。（转载香港《文汇报》）

【路透社堪培拉十月三十日电】澳大利亚政府今天呼吁结束葡属帝济的一切战斗，并建议把澳大利亚作为各有关方面举行圆桌会议的地点。    外交部长威尔西在议会发表措词强烈的讲话中说，澳大利亚对葡属帝汶和印尼的帝汶的一些边境地区发生的战斗表示遗憾，这个问题应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办法加以解决。    参议员威尔西说，这种局势反映了“帝汶自己的抱负不凡的政治领导人是不成熟的”，但是他也批评葡萄牙，说葡萄牙逃避不了其应负的责任。    葡萄牙拥有行政权力，但是正是由于葡萄牙政府意志非常软弱，才使得帝汶民主联盟八月初的“显示力量”发展成为大概是一种事先没有计划的政变，从而引起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发动反政变。    他在特别声明中说，“看来帝汶同安哥拉一样，已成为葡萄牙革命的废墟的一部分。”    威尔西说，澳大利亚政府敦促印尼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它的利益。    【德新社堪培拉十月二十九日电】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工党会议今天向惠特拉姆总理递交了一项决议，吁请政府制裁印度尼西亚，因为据说印度尼西亚干涉了葡属帝汶的事务。    这项决议吁请政府要求印度尼西亚解除对东帝汶的封锁，并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    印度尼西亚同澳大利亚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印尼外长马利克最近指责澳大利亚向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部队运送武器，只同该阵线的人对话而不同印度尼西亚支持的民主联盟和人民民主协会对话。    【美联社雅加达十月二十七日电】印度尼西亚今天拒绝了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提出的就葡属帝汶两个月之久的内战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

【路透社莫尔斯比港十月十七日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停止了布干维尔岛主张采取脱离主义的省政府的工作，接管了这个盛产铜的岛屿上的行政控制权。    昨天由代总理毛利·基基宣布了几周来一直在预料之中的这个行动。毛利说，内阁作出的这个决定是符合布干维尔人民利益的，并且是在一再试图寻求和平地解决布干维尔争端的办法但却没有成功之后作出的。

【本刊讯】伊朗《世界报》（国际版）十月二十三日发表题为《来自“友好共产党国家的声音”自相矛盾》的社论，全文如下：    大约两年以前，伊朗建议在波斯湾国家之间作出一种共同安全安排。之所以要这样做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保护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波斯湾水道上的石油通道；第二，帮助保护这个地区各国免受外来的颠覆与侵略；第三，根除大国干预波斯湾地区并把它纳入大国角逐轨道的任何借口。    伊朗已经宣布，在这些共同安全安排实现以前，它愿意援助受到颠覆和进攻的威胁而正式要求伊朗提供援助的国家。这就是伊朗向阿曼派驻军队的根据。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自称是表达对波斯湾各国的友好感情的——却发出反对这种共同安全安排的建议的声音。发出这些言论的那种友好意图也许太玄妙，使我们莫测高深吧！当然，我们简直是无法理解这些言论背后的论点的逻辑的。    看来好象是，外国给这个地区运来最新的萨姆导弹、先进的枪炮和其他装备，把这些武器交到不负责任的叛乱分子的手里，向这些恐怖分子提供训练和资金，并谋求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所有这些做法是应该受到赞扬的。而帮助这个政府对付这些得到外国支持的叛乱者，倒是要受到谴责的。    东欧国家为了名义上的防御上的目的而组成华沙条约组织，这是合法的。但是，当波斯湾各国希望团结起来对付潜在的外来侵略，这却忽然成了对这个地区充满危险的侵略性行动了。    一个共产党国家显然能随心所欲地建立其防御力量，谁也不问为什么这样的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强大的国家，要贮备导弹、飞机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至少在国际共产党的“友好”发言人的眼里，波斯湾各国看来是没有权利加强其防御能力的。它们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注定是要听凭别人的摆布的。    对波斯湾国家发出的所有这些批评，无疑地都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一位中立而天真的观察家可能持相反的看法。他可能设想，有些人、有些政府是宁愿看到波斯湾各国处于软弱而没有防务的地位的。    他可能设想，这些个人和政府希望使波斯湾国家继续处于分裂状态，使它们的意见不断发生分歧，使它们的领导人彼此不和，表示波斯湾各国间关系的更加密切、更加团结的任何迹象都会在某些首都引起极大的不安。    一位天真的观察家可能认为，有人对伊朗和伊拉克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是确实感到不快的；他们对阿曼的苏丹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镇压了叛乱分子；对埃及得到慷慨的援助，来重建它自己的经济和受过轰炸的城市，都会感到不快。    一位天真的观察家甚至可能开始想，有某种叫做共产帝国主义的东西，它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波斯湾的小国。我们的天真的观察家大概还会举出共产党报纸最近出现的针对波斯湾国家的大量文章作为证据。    人们可以设法向我们的观察家说明，国际共产主义的声音一本正经地断定，它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波斯湾国家的利益。不过，争辩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观察家既然是天真的，他就会坚信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常识告诉他的东西。

【本刊讯】加拿大《金融邮报》九月二十日刊登英国哈尔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乔治·马克西发表在《劳埃德银行评论》上的一篇题为《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段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个封闭的社会。这种与世隔绝的做法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采取的政策。毫无疑问，这种政策由于其他国家敌视这个政权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情况正在改变。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对外部世界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了。从同美国和解开始，接着大陆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之后，中国人一直在逐渐地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最近作了一些重大努力，依据各种不同的来源、方法和推断，对中国的经济成就作出数字统计方面的估计。数字所表明的情况对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的估计是百分之四·一——百分之七·二。    鉴于在这个期间的部分时间里无疑经历了经济挫折和政治动乱，总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四或者是百分之四以上可能显得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若干年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农业由于自然灾害连续三年歉收，苏联又在一九六○年突然撤销了一切援助，使得情况更糟。最近对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是百分之六·四。    概括起来说，我们所掌握的这种统计上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尽管遭到了一些挫折，中国的经济成就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资本积累中国人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同所有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各国都必须积累资本，因为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和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的是资本。正如西方的工业革命历史所表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个国家越穷，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就越困难。但是虽然赤贫使得资本积累较为困难，阻碍经济发展的并不是贫穷。传统的态度和机构必须扫除，而代之以鼓励并使得有可能实现持久的节约和在生产性资产方面进行投资的态度和机构。    从历史上讲，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在西方，封建的态度和机构被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机构所取代。当然，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看来普遍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人在始终把国民生产总值中较大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这个方面是成功的。对于中国来说，资本积累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成为问题。人口但是，就经济发展而论，任何事情都不能光就其本身来论。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而人口增长得越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的增加就越困难。中国的人口增长每年达一千五百万，中国现在大概约有八亿人。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能够得到增加以前，必须把拨出用于投资的资金中数额很大的一部分用来为这些新增加的人修建工厂、制造机器、兴建住房、开办学校等等。如果每年的人口增长数能降低到一千万，或者是更理想的五百万，那么到时候中国人的生活会好过得多，而且也更有把握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中国对人口问题的态度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开展着持久而大规模的宣传节育的运动。近年来这个运动通过所谓“赤脚医生”得到了加强。粮食供应增加按平均人口计算的资本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过程，至关紧要地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明显地快于人口的增长。    我们一般地知道，自共产党人接管以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没有发生饥荒的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看来粮食的供应刚刚能够赶上人口的增长。显而易见，中国的农业必须搞得更好，中国政府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农业为基础”的政策和决定改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偏重重工业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而随着强调改良种子、大大增产肥料和进一步采取灌溉措施，六十年代末期的良好趋势很可能再度保持下去。    失业和过分城市化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减慢，那么从较长远的角度来讲还将有助于对付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两个孪生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中是很普遍的。    显然，在共产党中国没有私人土地投机活动，而且当局能够奉行他们认为是适宜的任何城市土地政策。他们对付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两个问题的政策，全是为了防止人口从农村流向大城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把它倒转过来。    强调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受到了批评。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人必须把使他们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充分就业和尽可能地利用地方积极性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以此作为旨在克服发展中社会的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个严重问题的整整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看来是有道理的。国际收支人们还对中国的外贸政策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有些作者认为中国的外贸政策是自给自足的。的确，在他们于一九六四年还清了苏联的债款之后，他们只借了数量很少的短期商务债款，并且进口数量以他们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为限度。当然，它可以从发达国家和从国际机构借款，以比它完全依靠自己的财力要快的速度增加其工业生产能力。    但是，不知怎的，对于穷国来说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并没有由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伤脑筋，而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却为这个问题所苦。通货膨胀看来中国是唯一拥有真正行得通的价格和收入政策的国家。价格和工薪都是国家确定和决定的。具有了这种能力，防止通货膨胀就只不过是个技术问题了。其诀窍在于确定零售价格，从而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销售值吸收全部货币收入的全部购买力。看来中国人相当成功地以这种方式保持着销售商品的供求一致，所以通货膨胀并不象今天在大部分其他国家那样是个紧迫问题。对于他们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他们的政策看来是正确的。而且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将是迅速的。它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许多访问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于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有着良好的印象。进一步朝前看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场改变人的本性的持续的斗争。除非能作到这一点，否则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永远也实现不了。    中国领导人正打算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坚持不懈的社会压力来培养社会人——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现的人。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七日电】丹麦的奥格·博尔教授、本·莫特尔松教授和美国的詹姆斯·雷恩沃特今天分获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瑞典科学院把十四万三千美元的奖金三等分授予这三位核科学家，因为他们“发现了原子核里集体运动和粒子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子核结构的理论”。    雷恩沃特（五十七岁）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五○年四月发表的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第一个对关于某种核物质的特性的问题提出了解答，涉及到了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雷恩沃特是今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的第五个美国人。十六日，三名美国人——他们中间一人出生在意大利    ——分获了医药奖金，十四日，一名美国人和一名俄国人获得了经济学特别奖金。    瑞典科学院谈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关于粒子运动的工作导致对原子核结构的更好了解。它说：    “在四十年代末，核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较详细的原子核结构图开始显露出来，并且有可能估价其性质。可是当时科学家工作的模型相当不完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    “可是原子核的一些特性表明，单个的核子肯定影响核的性能。这个发现在一个标度模型中得到了证实，从而被授予了一九六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奥格·博尔是著名的一九二二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原子研究先驱者尼尔斯·博尔的儿子。他是哥本哈根北欧研究中心负责人。    瑞典科学院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据发现，核有些特性用以前的理论和标度模型是解释不了的，如明显的球状对称象差。直到雷恩沃特首先提出，和博尔在一个月之后提出他们各自关于核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论文之前，没有人能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某种核是如何变形的。”    瑞典教授们说：“非常简单的表达法，可以说，由于某些核子旋转的结果，把核‘壁’暴露在如此之高的离心压力下，它就变形了。”    一九六九年，博尔和莫特尔松发表了关于“核结构”的一长篇专题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在最近介绍出来的。    一位教授指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工作纯系理论上的基本研究工作，离实际应用还远。他说，虽然第一个裂变反应堆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运转了，可是这种研究在裂变问题的领域内有其最大的重要意义。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七日电】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瑞士教授今天被授予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化学奖金。瑞典科学院说，壳牌研究公司的约翰·沃卡普·康福思和苏黎世的南斯拉夫出生的弗拉吉米尔·普雷洛格平均分得这笔奖金。    瑞典科学院说，康福思五十八岁）因“研究酶催化反应立体化学的工作”而获得这笔十四万三千美元奖金的一半。    普雷洛格被嘉奖是因为“他研究了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立体化学”。他出生在萨拉热窝，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接受教育。    康福思教授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    这两位独自工作的科学家因在立体化学这个独特领域里的工作而被授予了这个有声望的奖金。瑞典教授们说，立体化学是难以向外行说明的一门课题。他们解释说，它是一个立体几何学问题，关系到生物学系统中重要反应的微妙机理。    一位教授说，康福思教授自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个聋子，他曾在悉尼家乡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    康福思在一九四六年任英国医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一九六二年以来任肯特郡西廷伯恩米尔斯特德化学酶学实验室研究主任。这个实验室属于壳牌研究公司集团。    一位教授说，酶研究领域已经发现了在工业上的一些重要用途。例如，酶能指导和集中工业上的化学方法，这样，一种酶的应用结果将产生一种划一的产物，而不是产生两万多种不同的产物。    普雷洛格因研究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的立体化学而获得奖金，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的立体化学就是化学反应过程与参加的分子的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