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缓和”是基辛格的有魔力的字眼，是他的法宝；基辛格是属于三十年代人物中的霍尔、赖伐尔和张伯伦一类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二十六日刊登美国耶鲁大学法律教授和争取民主多数联盟的对外政策特别小组组长罗斯托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外政策“辩论”》、《国务卿为什么拒绝向美国人民说明苏联人破坏了在印度支那、中东和战略武器问题上同我们达成的协议？》，摘要如下：    自从一九七三年我们的国务卿的印支计划开始出了毛病以来，他一直要求制定一项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和进行一次可能制定这种政策的全国辩论。但是，基辛格的一些讲话和其他言论破坏了进行认真的辩论的可能性。当一位有名望的和能说会道的国务卿告诉我们一切都好的时候，很难使舆论界相信需要制定新的政策。    基辛格七月十五日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讲话是很有代表性的。“缓和”是他的有魔力的字眼，是他的法宝。他主张搞“缓和”，他把它看成是一种现实，而不是把它看成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一直遵循的指导原则。他很不客气地暗示，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反对“缓和”的。他问：“他们提出什么替代办法呢？他们要我们改变哪些具体的政策呢？他们准备长期保持国际危险大大增加的局面吗？他们希望恢复冷战时期的那种危机不断发生、军备预算非常庞大的局面吗？是缓和助长了镇压呢，还是正是缓和引起了动荡和使人们要求实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放局面？除非我们的人民知道对一切合理的替代办法都探索过了，我们能要求他们支持对抗吗？”    在最近几年中，人们所熟悉的这些为了加重语气而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一些认真提出批评的人的回答。这些人是参议员杰克逊、乔治·米尼、福伊·科勒、保罗·尼采、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乔治·鲍尔、托马斯·休斯以及争取民主多数联盟的对外政策特别小组。他们谈到基辛格的战略的总的基础，谈到他的外交和政治作风，谈到他处理诸如核武器谈判、印支。中东、塞浦路斯、葡萄牙和我们同欧洲和日本的关系等具体问题的方式。    所有批评基辛格的人都同意的一个总的论点是，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大肆渲染他们称之为“缓和”的政策，都是为了在国内取得政治上的好处。基辛格说批评他的人是“批评缓和”。但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反对缓和。提出批评的人说的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缓和，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谈的假缓和是一种政治骗局，这是重复伟大的俄国自由预言家们说过的话。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没有改善，苏联的政策没有改变，除了芭蕾舞团的旅行和苏美宇航员的引人注目的表现以外，局势没有缓和。但是我们以前也看过马戏，经历过据说出现了“戴维营精神”的时期。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正处于一种——用基辛格的话来说——“长期保持国际危险大大增长的局面”。我们正在经历“不断的危机”，这些危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威胁比杜鲁门时期那些危机要大得多。毫无疑问，不应该要求美国人民支持国务卿所说的“对抗”，除非美国人民知道一切合理的替代办法都已试探过了。不过，为什么国务卿拒绝向美国人民说明苏联破坏了同我们就印度支那、中东和战略武器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说，已经试探过，而且一再试探过据说是替代的办法，并证明它们行不通呢？    尽管由于苏、中、美三角关系紧张而使我们的地位具有内在的力量，可是美国的改革并没有实现。中国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由于防止它所感到的苏联的致命威胁而转向美国。    中国同美国重新修好而给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带来的巨大好处都被我们浪费掉了。中国人最近对美国“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发出抱怨。他们是对的。这些好处正在越来越经常地被浪费掉，而我们却装着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在远东，苏联简直就是欺骗了我们。他们曾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答应我们一定使北越人撤出老挝和柬埔寨，并且说南越人自己处理南越的事。这是我们撤出南越的商定的前提。然而，在一九七三年春天和夏天，由于尼克松遭受水门事件折磨，苏联人断定他们可以不履行诺言而不致遭到惩罚。他们支持北越人发动的那场最终打垮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攻势。我们连哼都没哼一声。    苏联在中东的政策过去和现在如出一辙。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苏联人由于担心中国转而谋求美国的保护曾经公开答应尼克松总统，他们将完全支持雅林大使根据安理会授权为实现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之间的和平所作的努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据萨达特总统说，正好在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五月访问莫斯科的前一个月开始，他们帮助计划、准备、装备、煽动和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十月的侵略。    在葡萄牙，苏联人正在破坏冷战的最根本的规则——即双方彼此尊重对方势力范围的规则。    中东危机和苏联争夺葡萄牙的控制权的活动，都是苏联正在谋求利用的发生冲突的局面，苏联谋求利用这种局面是它实行的包围和控制西欧的持久战略中的一些步骤。    基辛格私下承认尼克松总统把“缓和”的意义说得太大了。但是他和福特总统继续提出尼克松所提出的完全一样的说法。经授意发表的消息说，基辛格大谈“缓和”只是为了使美国和欧洲的鸽派无话可说，使《纽约时报》默不作声，并使美国政府在必要时能够自由地压倒苏联人。实际情况是，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并没有压倒它们必须应付的苏联的一切威胁。相反地，它们屈服于苏联的讹诈，默然同意苏联的食言行径（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在东南亚和中东都是这样），它们希望出现最好的情况，并且没完没了地重复关于“缓和”的祷告词。（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赖斯顿说，基辛格在中东的战略是避免同苏联“对抗”和避免在中东再发生一场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谋求以色列和埃及达成一项协议，而且做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这个协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争取了时间。    基辛格对不同意他的中东政策的人作出的回答是荒唐可笑的，他说他们建议实行的政策将导致战争。在一九七三年发生的事情过后，很难清楚地看出阿拉伯人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战争。无论如何，战争是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策的强弱。    丘吉尔曾苦口婆心地指出，要是当初实行明智、坚定、和解的外交，两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防止的。这是基辛格反对的论点。    基辛格为了获得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第二个“脱离军事接触”协议，抛弃了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通过的决议，并强迫以色列也抛弃这些决议。两年以前，国务卿曾经正确地认为这些决议是保护美国和盟国在中东和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利益的必不可少的文件。    基辛格现在同意这一看法：如果要求萨达特直接同以色列谈判，而且实际媾和，那是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用这样的办法讨好萨达特总统：把西奈的一部分归还给埃及而并不缔结关于媾和的肯定的和有约束力的协议，正如约翰·杜勒斯在一九五七年为了拉拢纳赛尔总统而做的一样。    人们想不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哪个“英勇的”政治家曾坚持他的国家的“权利和原则”，也想不起哪件事是符合基辛格先生所谈的那种格局的。例如，有理由认为，如果英国和法国当初坚持它们的权利、原则和利益，不让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重新武装来因地区，它们本来很可能完全避免战争。很难想象如果英国和法国采取那种态度，希特勒还能东进。英国和法国根据条约完全有权利使来因地区保持非军事化。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做。    如果当初由基辛格先生处理来因地区危机，他会如何处理呢？用避免对抗和争取时间的办法吗？丘吉尔认为，如果在三十年代居于高位的傻瓜和笨蛋认真抵抗在奥地利、西班牙、满洲、埃塞俄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侵略，不使侵略的势头变得无法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基辛格反对丘吉尔的这种看法吗？基辛格本来会在一九四○年法国陷落后劝告英国坚持战斗吗？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人们根据一个著名的和审慎的新闻记者的论据，认识到基辛格是属于三十年代人物中间的霍尔、赖伐尔和张伯伦一类，而不是属于丘吉尔和艾登一类时是非常震惊的。基辛格时常引迪安·艾奇逊为他的榜样。但是艾奇逊的政策（从柏林事件到朝鲜战争）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盟国只有采取一项坚持它们的权利和安全利益的坚定政策，才能为改善对苏关系奠定基础。    雷蒙德·阿伦有一次说，冷战是由于“比外交家们所希望的任何东西更有力量的历史的辩证法”产生的。乔治·凯南发表了同样的论点，他说：“如果认为用巧妙的外交手法能够使那些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认真的人们离开他们的方针，那是对这些人的侮辱。”当然，我们在处理我们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时应当光明正大，讲究礼貌，而且有想象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本色。但是如果认为作出没有报答的让步，或者对苏联政策的现实默不作声，就能促使苏联领导人接受国际法规则作为他们行为的基础，那是十分错误的。

【美联社里斯本十月一日电】阿泽维多总理今天清早取消了对电台和电视台实行的有争议的军事占领，这种占领是他为了对付左派越来越大的混乱而于两天前下令实行的。    新闻部的一项声明说，除复兴电台外，士兵们将离开所有电台。    声明说：“希望不要利用（军队的）退出、恢复广播促使采取了现在停止的这项措施的那种局势。”    声明说：“然而，所处政局仍然有必要采取审慎的有效措施，以防反革命冒险，防止个人或者集团有意或者无意助长反革命。”    【路透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今天当着群众在里斯本街头筑起路障的时候，葡萄牙保安首脑德卡瓦略将军同阿泽维多总理和左派代表举行了紧急会谈。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成千上万反共示威者今天高呼口号，挥动旗帜，在里斯本大街游行，支持对共产党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实行的武装接管。社会党和中左人民民主党组织的这次示威，是自从这两个党为抗议极左派接管社会党的《共和国报》而退出第四届临时政府以来，人们在首都看到的最大一次显示力量。    挥动旗子的群众的游行队伍从里斯本主要大街的这一头伸向另一头，从而使极左派昨晚组织的反对接管电台的示威显得大为逊色。    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和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内罗领导的这次反共示威，敦促总理继续进行他的反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以反对革命左派控制广播机构。    【法新社里斯本十月一日电】据社会党领导人说，将近十万葡萄牙人昨晚参加游行，支持阿泽维多总理二十九日采取的控制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的行动。    总理对示威者发表了讲话，阿泽维多说：“必须重新整顿纪律，没有纪律，葡萄牙就会恢复法西斯主义。”

【路透社亚的斯亚贝巴九月三十日电】埃塞俄比亚军政府今天宣布紧急状态，以对付工人和学生日益强烈的挑战，并说，将把反革命分子处死。    在国家电台宣读的一项军方公报，赋予警察、武装部队和地方军以极权，包括搜查权和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不定期地逮捕人以及使用武力的权利。电台说，一些分配和生产部门的雇员们由于受一些其利益受到影响的人的欺骗，于今天举行了罢工。    观察家们认为，这是指的军政府的反对者，他们由于土地和商业企业国有化而受到了影响。    电台说，“我们的革命不会被罢工所破坏。”它又说，支持罢工的那些人的目的是明显的，“他们希望在埃塞俄比亚制造内战……”。    它说，“如果反革命分裂主义者及其帮凶们要肢解这个国家，破坏革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为保持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并保护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流血。”    公报说，军人“只有在消灭反革命的情况下，才回到兵营，给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以权利”。    亚的斯亚贝巴今天局势平静，但是载着架好的机关枪的军队吉普车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逻。

【法新社莫斯科九月三十日电】葡萄牙总统戈麦斯明天将到这里来进行三天的正式访问。    虽然苏联政府邀请了他，但是他现在却在冲淡这次访问的意义。    一位苏联人士说，勃列日涅夫渴望不使葡萄牙共产党人的孤立状态显得更突出，因此，他已邀请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库尼亚尔在戈麦斯总统访问结束后立即到这里来访问。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九月三十日电】阿里亚斯总理今天把外国对西班牙处决五名革命者的抗议斥之为“虚伪的、错误的和不公正的”。他说，西班牙宁肯冒在国际上孤立的风险，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尊严。    他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对西班牙人说：“我们并不想陷于孤立。但是孤立的可能性吓不倒我们。……我们希望积极参与国际上的一切共同活动。……但是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尊严为代价。”    阿里亚斯历时十五分钟的讲话是针对国际上由于西班牙九月二十七日处决五名犯有杀害警察罪的城市游击队员一事而发出的强烈抗议作出的答复。    他说，‘‘有些国家忘记了要尊重别国独立和主权这一最起码的规则，竟然干涉我们的事务，对于它们的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态度”，西班牙人表示“正当的愤慨”。    【法新社马德里九月三十日电】西班牙总理阿里亚斯·纳瓦罗今晚用异常粗暴的语言对西班牙人民说，西班牙是‘‘卑鄙的外国侵略”的受害者。    阿里亚斯对上周末国际上对处决西班牙五名好斗分子掀起的强烈抗议浪潮作出了反应，他号召他的同胞团结在佛朗哥大元帅的周围，绝不要用他们对西班牙的“尊严来换取”国际合作。    这位西班牙总理在其他抗议国家中特别点了墨西哥的名，他说：“采取可耻的主动行动要求把我们逐出联合国的墨西哥，是这出令人厌恶的闹剧的最清楚的表演者。”    与前两次发表电视讲话时的表现不同的是，阿里亚斯先生这次讲话语调坚定，他的脸由于愤怒而抽搐。    他谴责其他国家对西班牙独立和主权进行进攻，谴责它们破坏赫尔辛基欧安会关于不干涉他国事务的三十五国协议。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九月三十日电】佛朗哥大元帅的支持者今天掀起了一场运动，回击国际上对处决五名革命者纷纷表示的愤怒，他们举行群众集会，在墙上张贴反共标语，并向外国机构投掷燃烧弹。    马德里市长洛马斯号召首都三百五十万人民举行示威，反对他所说的对西班牙及其主权的“黑暗进攻”。省的一些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示威。    【法新社毕尔巴鄂九月三十日电】今天在巴斯克省份比斯开和邻近的吉普斯夸省，为抗议处死两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举行的两天罢工的范围比昨天更扩大了。在毕尔巴鄂市，毕尔巴鄂银行和比斯开银行今天发生了部分停工现象。海关工作人员也停止了工作，延误了几艘船只的装卸。    在埃翁达罗亚港，码头已完全关闭。两艘拖网船已经两天不能卸货了。    在贝尔梅奥，渔船队没有出海。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九月十六日发表一篇报道，标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新导弹；北约的尖端武器继续改进》，摘要如下：    明年三月某个时候，一长列浅蓝色荷兰军用卡车将缓慢地开向整洁的德国小镇勃朗伯格，车上装载的是电子计算机、雷达设备和崭新的隼式防空导弹。    车队将分散开：有的卡车把装载物运到附近的乡村，那里有荷兰第三导弹大队的发射场；有的要开到通向汉诺威的平原；其它卡车要把导弹直运到托伊托堡森林区那长满树木的山中。    在荷兰发射人员把苫布从改良的隼式防空导弹上揭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同行在六十英里以外的东德境内在等待同类武器——新萨姆导弹的到来。运载萨姆导弹的车队在俄国人的护送下将从东方开来。    尽管在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上出现欢乐气氛，北约的尖端武器在质量方面（如果说不是在数量方面的话）显然在与华沙条约同时继续进行改进。正如驻扎在东德境内仅十英里、离汉诺威不到五十英里的东德导弹部队将要获得可能更加精密的萨姆导弹系统一样，新的隼式武器将缩短西方作出反应的时间，并提供一种能把向荷兰掩体方向飞行的高速敌机侦察出来的电子计算机。    指挥勃朗伯格大队的四个导弹组的少校知道，与他官阶大抵相等的一位东德军官，在六十英里远的地方指挥着比他多大约二百人的部队在行使着大体是同样的职能（不过，是在俄国人监视下）。    北约军官们一直在谈论他们的雷达警报的重要性。北约各国很快将有一种从丹麦到瑞士边境的双排低空雷达站。这种雷达站能侦察到在树梢高飞行的飞机，从而对来自东欧的袭击发出警报。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九月三十日电】瑞典外交大臣安德松今天在这里宣布，瑞典已要求联合国大会辩论西班牙违反人权的行为，而且还将在欧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瑞典已要求联合国大会辩论西班牙局势，因为“那里存在着明显违犯人权宪章的情况”。    他说，瑞典派驻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将争取在该委员会十一月份开会时提出这个问题。    【合众国际社海牙九月三十日电】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今天发表讲话，反对墨西哥提出的由于西班牙处决了城市游击队员而将该国驱逐出联合国的建议。    范德斯图尔对记者说：    “我们应当保持这个国际组织的普遍性。应当不断地向西班牙施加压力，但是，驱逐出联合国不是一种施加压力的适当方式。”

缺乏消息去年冬天，莫斯科发生了“怪事”。据说，有六名青年妇女在路上接连被刺杀。这种骚然不安的传说不胫而走，立即传遍莫斯科。    听到这个传说以后大约一个月，有一天，莫斯科的治安当局的一名官员在电视里“破例”地宣布：“发生了几名妇女在路上遭到袭击，受了伤，财物被抢走的事件。其中有两名妇女死亡，犯人在逃。”这大概是知道有这种传说，为了平息传说而发表的，这样一来，传说立即消失了。在莫斯科，传说传得快，消失得也快。还听说，后来警察追问、申斥了两个散布这种不负责任的传说的学生。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也不清楚。    同西方比较，莫斯科仍然是一个没有“消息”的社会。这种社会有些不便是很自然的，为了消除这种“‘不便”，就存在相应的传消息的手段。这就是所谓“口传”。一般的‘‘事件”很快地就可以传开，买东西的消息传播速度之快，十分惊人。风自“西方”来在莫斯科，现在正刮“西”风。因为国际缓和、和平共处这个总方针降低了由“东”而“西”的气压。走在街上的青年人都是时髦打扮，新开设的商店非常漂亮。“西方”的流行风气，如今原封不动地传到了莫斯科。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的首都莫斯科的街头人们全都会穿着“制服”的人，看到这种情景不禁大吃一惊。    记者怀着那样一种心情走进设在闹市区的一家“时装之家”，看了看莫斯科妇女们最关心的‘“时装”。    每天下午展出三次，谁都可以去看，在整个会场里可以看到的男人只有展览会的主持者。在观众席上青年妇女和中年妇女各占一半。照明装置和背景音乐都是柔和的，烘托出一种豪华的气氛。    在一个小时的展出中，前半个小时是《关于流行样式问题》的讲演。    展出开始了。题目是《俄国式的女时装》。不说“苏联式”，真是多么时髦。在三根圆柱中间，模特儿按８字型走着，播送“西方”音乐制造气氛。面向西方的俄国的面容确实是认真的。而且最近几年逐渐地公开了。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和平共处这种政治潮流已经慢慢地渗进一般民众的生活和心理，这是不可否认的。    不只限于时装，俄国人对“西方”的关心是异常强烈的。当你乘坐日本产的汽车，被人特意叫住，频频地询问哪一年出厂、排气量和马力有多大的时候，不禁觉得好笑。但苏联对西方技术的关心不只限于一般人。人们虽然知道在宇宙技术方面苏联是首创者，但是一般技术水平却远不如“西方”，因而想改变这种落后面貌的情形到处可见。    苏联是宇宙技术方面的先进国家，这虽然是现实，但另一方面却连基础理论都没有在群众中普及，如果这种不平衡给一般公民造成经不起“西风”的体质，那将成为今后不容忽视的问题。乘这股“西”风而来的还有另一个东西，那就是外国的电波。几年前难于听到的“西方”的俄语广播，现在已可常常听到。在“西方”演奏的音乐立即传到莫斯科。    如果“西方”的电波只送来音乐，那还可以，但是如果“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进来那将如何呢？苏联对“西方”，今天仍然是十分警惕的。苏联的未来有人说苏联正在“‘西欧化”。“西风”吹来，古老的东西正在变成新的东西。说来是“革新”的时代。苏联推行的这种以国际缓和为标志的“‘西方”政策恐怕不可能减少势头。和西方的交往日甚一日，七月份阿波罗号同联盟号宇宙飞船的对接正是象征。    苏联的“西方”政策不容怀疑。在西方现在也有人根据苏联的这种“西方”政策而抓住其“经济的”侧面，来论证苏联的“危机”。另外，也有人考虑到这种政策的“政治的”一面而指出苏联“向国外渗透”和“扩张倾向”。这些大概都是真理。但是，倘若只抽出这一个方面，恐怕就不会成为描绘这个国家未来的基础。    有这样一种逻辑，即如果苏联同“西方”的交往加深，那么苏联内部也就会“‘西欧”化。的确如此。不过，早在帝俄时代，一面把西欧化作为国策，一面把一切都出色地实行了俄罗斯化。从这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种逻辑究竟能不能行得通呢？    最近几年，在西方以能源、通货问题为开端，已强烈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总危机。西方的“国家权力日益分散”，而苏联却进一步“集权化”。看一看历史就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是在“集权化”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发生的。帝俄时代的崩溃，斯大林时代的告终，从赫鲁晓夫时代向当今时代的变迁，都是与这种情况相符合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东方”同“‘西方”一样也存在着危机。（下）

【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社亚的斯亚贝巴九月三十日电】（记者：戴维·奥塔韦）埃塞俄比亚军政府今天在国营和私营公司成千上万的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这可能预示一次总罢工的开始——的时候宣布首都处于紧急状态。    此间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次罢工可能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自它在十五个月前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军事委员会内发生分裂的危险可能导致目前的军人领导被推翻。    军事委员会在今天下午发表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和公告中，警告阻挠由军人领导的革命的“阻挠分子”，如果继续罢工，就要审判和严惩他们。    与公告同时发表的声明还说，在革命的目标得到确保之后，军方将立即把政府归还到文官手中，“这个诺言肯定要遵守”。    【南通社亚的斯亚贝巴九月三十日电】埃塞俄比亚军事当局已宣布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其周围地区实行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令授权可以在不出示法院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人，保安部队则有权搜查一切车辆、飞机和船只，包括为外国所有的那些车、船和飞机。    除了外交使团办公楼及公寓和国际组织的办公机构以外，对该市房舍无一例外均可进行搜查。    人们普遍认为，实行紧急状态的原因比该市发生的零星孤立的罢工事件要严重得多。    据信，采取这一步骤的真正原因在一、两天之内即可知道。据一些人士说，其目的是要防止一次大规模的阴谋，一些外国人也卷入进去了。    亚的斯亚贝巴一切平静，从人民的行动中看不出任何东西能说明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在发生。

【法新社科纳克里八月二十八日电】题：几内亚的大规模农业运动    两千五百台拖拉机目前正在几内亚参加生产。在几内亚正在作出空前的努力以获得丰收，从而实现粮食自给。已经订购了八百台拖拉机，还订购了一些挖树根的机器和割稻机。    在已经使用的拖拉机中，有四百五十台拨给各机耕队。这些机耕队将成为农民协会，但是它们目前还在第一年，它们是九个月来去农村帮助农民的科纳克里纳塞尔综合技术大学和坎坎尼雷尔大学的九千名学生帮助建立的。这两所大学现在是空的。这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行动口号说：“农村是最好的大学。”    城市里的“无业者”已被遣回原籍“帮助”他们的家长进行生产。他们当中有些人好几年没有见过父母。    政府人员也下乡。各部长都以轮流三分之一的方式离开科纳克里到丛林里去。他们在八月底回来后，将在几内亚民主党和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总结他们所了解到的农业运动的情况。    事实上，生产努力集中在全国范围的生产定额上。例如，每个机耕队或任何拥有一台拖拉机的农民应耕种一百一十公顷，其中有七十公顷水稻。    在几内亚，水稻每公顷的产量在八百公斤到一吨之间。在某些地区可以达到两吨。那些没有拖拉机的农民的定额是每一个犁耕五公顷土地，每一把锄种一公顷。    负责农业的内政部长迪亚基特向我们说，预估的收获使人可以指望明年不再进口粮食。作为比较，他为我们举出粮食不足的数字已从一九七四年的六万吨降为今年的两万吨。    在被问到最近引人注目地设了七个有关农村发展的部的问题时，负责领导这七个部的迪亚基特解释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使政府接近农民。    七个部同“地方革命政权”——在各方面都拥有地方权力的乡村公社——保持经常联系。几内亚主要依靠地方革命政权，在今天，它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生活的全部基础，农业现代化考虑到了一九七三年开始的五年计划的需要，这次五年计划是三年和七年计划的继续。    近几年来，几内亚农业在种植水果方面已从种植菠萝改为种植香蕉。    畜牧业正在选种方面进行努力，已经为渔船订购了两千台发动机。人们还准备每个人民革命政权每年造林两公顷。正在城市、特别是科纳克里四郊建立菜园，以保证蔬菜的正常供应和利用特别是妇女的丰富劳动力。

【法新社达喀尔九月二十六日电】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没有排除他的国家和几内亚在一个开发冈比亚河组织（目前正在筹备中）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这位塞内加尔国家元首指出，这个组织可以扩大，“那为什么不扩大到塞古·杜尔的几内亚呢？”他又说，“永远不应该对非洲感到绝望”。桑戈尔总统在塞内加尔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这一部分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鼓掌。    这是塞内加尔国家元首第一次提到几内亚和塞内加尔之间恢复合作的可能性。两国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中断了外交关系。人们记得，塞古·杜尔总统今年七月在马里的巴马科宣布恢复几内亚和法国的外交关系时提出了类似的倡议。当时谈到了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合作治理塞内加尔河的问题。    关于塞一几关系，冈比亚总统今年七月在访问他的几内亚同事时曾试图进行调解。几内亚国家元首借此机会表示支持几内亚和冈比亚之间的合作，以便开发冈比亚河。

经济援助和建议俄国财政顾问从一九七二年起就在索马里活动，他们被请来建立新的银行管理与信贷规章制度。他们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建议个要给私营企业贷款，而且把私人所有的大型建筑物和全部外国财产收归国有。由于这一建议，索马里的全部银行、工厂、医疗单位、私立学校、发电厂、石油分配中心、商品生产与处理公司都被政府接管了。莫斯科提供的经济援助共达九千万美元，但是其中实际已动用的还不过半数。    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一援助计划也遇到了困难。基斯马尤肉类加工厂和拉斯霍雷鱼罐头厂都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建设起来，而且成本超过了预算，尽管苏联运来的机器是旧货。后来发现鱼的供应不足，罐头厂无法全部开工。为了克服这个缺陷，俄国人建议搞一个捕鱼计划，然而到一九七四年底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根据一项换货交易，俄国人仍然从基斯马尤拿走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的肉类产品（这种情形在这类安排中是常见的），从而使索马里无法进入其他的市场，无法按照可能更高的价格获得硬通货。西亚德将军曾经跟苏联顾问发生过冲突的那个摩加迪沙牛奶加工厂，其成本超过了预算数字的两倍，它的施工进度也落后于计划。有三个大型国营农场似乎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据说是因为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不合适的谷物品种，而必要的灌溉工程却没有完成。    俄国人已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的经济援助是要代替其他来源——美国、西欧或阿拉伯产油国——的技术或财政援助。俄国人说，接受这样一些来源的援助只会延长“资本主义”的祸害，不利于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但是在另一方面，俄国人表现出对中国的竞争很敏感。来自北京的援助是无法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的，但是它却使俄国人不舒服。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西亚德将军访问莫斯科时，对俄国人说中国人正计划提供经济援助，俄国人听到这话以后，就决定改变他们原先拒绝帮助在朱巴河上修建一座大水坝的态度。从那个时候以来，已经在调查和研究方面花了很多时间。波德戈尔内主席一九七四年来访的时候，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这个水坝，虽然他并没有去看看那个地方。尽管俄国人在获悉中国人同意修建一条一千零四十公里长的南北公路以后，决定扩大他们自己的计划，但是中国的经济援助事实上超过了俄国人承担的义务。    显然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索马里政府不愿意跟外国的有关公司签订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虽然索马里的地质结构表明是有石油蕴藏的。与此同时，俄国人却从伊拉克给索马里进口石油以应付全国的需要。从苏联观点来看，这种安排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使俄国人完全控制了索马里陆军和空军的油料供应。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给索马里人配给的石油数量都是不超过两个月的需要量。俄国人还实际上控制了索马里的油矿和石英矿的开采，据信这两种矿藏都很丰富。由于莫斯科的坚持，联合国给索马里派来了一名苏联地质学家。他常驻索马里，实际上是要保持苏联的垄断。与邻国的关系苏联在索马里的存在，使得苏联外交官能够对索乌里与邻国的关系施加某种影响。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例子。莫斯科一直利用索埃两国之间长期的和激烈的边界争端，把它作为打进摩加迪沙的一个楔子，同时利用武器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俄国人也急于跟埃塞俄比亚的新军人政权打交道，改善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现在，他们答应向亚的斯亚贝巴运送武器，并保证说他们能够控制索马里人。另一方面，在摩加迪沙，苏联大使馆向西亚德政权保证说他们将限制埃塞俄比亚人的行动。    据外交人士说，当不久前被废黜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九七三年十月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官员曾向他保证说，索马里不会进攻埃塞俄比亚，除非后者同法国达成双边协议，让法国人离开法属阿法尔斯和伊萨斯地区时由埃塞俄比亚接管该地区。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在场的有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苏联的立场是：这一地区的未来不能只由法国和埃塞俄比亚来决定，而应该提交联合国。俄国人说，他们认为这一地区应该成为“国际领土”。在不久前跟埃塞俄比亚高级官员会谈时，俄国人除了建议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外，还作出了向塞拉西作出过的同样的保证。当埃塞俄比亚军人政权还在考虑答复的时候，据说俄国人已在摩加迪沙制造舆论，向西亚德政府保证说，索马里人通过与亚的斯亚贝巴政府作一笔交易就可以领有索埃两国所争执的欧加登地区。    索马里军人尽管对欧加登——那里据说蕴藏着富饶的石油和天然气——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他们如果试图接管，或者甚至是只采取有限的游击行动，都会遇到严重的后勤问题和其他问题。距离很远，而且俄国人在需要施加压力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切断机械化装备的燃料的供应。一九七四年中期，有一批数量有限的美国重型坦克运到了埃塞俄比亚，就打消了那些极力主张在欧加登问题上采取行动的索马里领导人的念头。索马里还必须根据历史背景来掂量一下它与苏联的关系；在过去，俄国一向是强烈地倾向于埃塞俄比亚，而对索马里民族主义是不热心的。这个因素可能使今后的苏索关系复杂化。（续完）

决定了起程回国，亲友们都很关心，其中一个亲戚还好心地向我提议，要我带些食物，如腊肠及猪油之类。我只记在心头，没有照办，但对她的关切，还是很表感谢。    由温哥华到东京后，刚赶上中日航空线开航，我立即转乘日航机直航北京。    飞抵北京首都机场，觉得十分安静，也未有人注意我，也没人来接我，因在起行前没有打电报通知家人到京日期，免得他们远路来接。我于是只好自行到机场检查处打开行李等待检查，但是海关的人员只看了一下我的护照，问我带了什么东西。连检查也不检查，只说不用看了。这情形，比起经过美国机场时，所有行李及全身都用电器检查然后由海关人员再检查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行前，本来听说到中国入境时，要坐在一小房子内受查问四小时的。但我这次经验，又把这些谣言澄清了。    抵北京城内民航公司大厦，就有一位华侨饭店的人来接我，他忙着替我提行李，并带我过对面马路的华侨大厦。到了那里，一位女服务员很谦和地接待我，办完登记手续，建议我先上睡房休息，我忙着想要兑换人民币。她说：“不忙，我们先借你二十元人民币用，再替你联络联络你的家人罢。”我听后又感慨起来了。在外边，到旅馆的客人都要先付钱或押金的，那有旅馆先借钱给客人用的呢。这又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事。进了四楼睡房，最可笑的事又出现了。由于行前我听了许多关于美国水门偷听丑闻，到了陌生的旅店，就不知不觉好奇心起，在房内四面角落张望，看看有无这类偷听装置。后来看清了这座建筑，知道根本没有这样设置，自己这才吁了一口气，更笑自己的愚蠢。    过了一会，我的一个哥哥接到消息来看我了。看到一别二十八载的哥哥，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安安详详的态度与当年话别时一样，看来真比我还年青，心里觉得十分快慰与感动。我问大哥可否到他家里去看望，因我在国外听说，华侨归国，家属只准在招待所或饭店里会面。哥哥马上就说：“我家离此不远，我们一起去罢。”说着就带我上街。我又想，那一大堆海外谣言，竟把人蒙住了，自己真是大傻瓜呀！    到了大哥的家，看见哥哥、嫂嫂和大大小小的十余个人，个个都很健康，精神饱满，活泼愉快，那象需要吃猪油、腊肠补充营养的样子呀。    接着，哥嫂又忙着弄菜，硬要我在家吃饭。其后，在北京的每天我多数在家吃。吃的东西，可比我在加拿大好得多。这时，我才将海外亲戚叫我带腊肠与猪油回国的笑话讲出来，他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说：“假如你真的带了一箱腊肠来，我们不知如何办呢？”从此以后，“带腊肠”就成了我们亲人叙谈时的一个笑话。    在北京期间，大哥一家与我无所不谈，谈当前批判林彪孔子的运动，谈二十多年来大家的生活遭遇。我特别详细地询问了关于一九六○年自然灾害与苏修半途将一切援助取消的情形。据说，在那时有许多由苏联承建的工厂只造了一半，他们便废止合同，撕掉图纸，把专家也撤走了，还趁那年中国出现特大天灾，硬要中国用粮食来付费用。那阵，中国人的确经过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日子，但咱中国人是硬骨头，情愿将一切欠苏修的债都还清了，也不在政治上向它屈服。以一个八亿人口以农立国的国家，本来就是落后，在刚解放了一个短时间那阵，便遇到这样的困难与考验，却仍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真不是容易事。当然，也有些目光短小的人，在当时失去了信心。可想不到，正因为苏修的要挟，加上美国也全面对中国禁运，又逢特大自然灾害，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道路。目前，中国不欠任何国家一文一分，这样的情形，是世界任何国家都少见的！    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六天，每天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也觉得祖国象个大家庭。我与家人不见二十八年，但是一点不生疏，全无隔膜，什么话都谈了。更使我惊讶的，是那些侄儿女们对世界局势的了解。例如，最近美国水门事件，他们都知道得相当清楚，但是都说：中国人不愿意加以批评与干涉，也不愿参与外国人的国内事务。报纸上，也一字不提这事。我住在华侨饭店，白天多数到处蹓跶，一点不自由的感觉也没有。在市面上看见所有的人穿的衣服，大致相同，但朴素大方。在公众场所都觉得有秩序，人人表现有礼貌。我想假如不是有优秀的领导者，怎能建立起这样团结统一生气勃勃的社会呢？    我在游览北京市面时，总是见到马路上到处都是出售水果蔬菜的摊子及铺子，每天二十四小时开着，有人轮班为人民服务。我诧异地问我的小侄女说：“晚上天黑了，还不把蔬果放进屋内不怕人偷去吗？”她笑了，说：“我们这里没有偷东西的。”我立刻想起美国的超级市场那地方，要周围装上特制的反射玻璃镜来守望，以防止偷东西的人。    讲到北京物价的便宜，真是第一了。番茄每公斤只卖五分钱加币；几年来全世界通货膨胀，而国内物价没有涨。听说有许多东西，如药品等还几次降价了呢！    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文娱晚会，表演中有一位女高音独唱一首歌，歌词中有“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我听着，听着，实在忍不住流下泪来。我想，大陆的同胞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在台湾的骨肉兄弟，那些硬将我们自己的亲人隔离的人，难道竟是那么没有亲情么？（原载香港《大公报》，本刊作了删节。）

【本刊讯】马尼拉《每日快报》九月二十四日以《菲律宾访华团赞扬中国的福利事业》为题报道：    “使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和坚定的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的政策。”    这是十七人组成的菲律宾社会福利代表团访华获得的印象，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十一天访问后，于九月二十日回国。他们访问了广州、北京和上海。这些访华人员在九月二十三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自己的观感。这个代表团是由以何塞·里萨尔纪念基金组织董事会主席胡利塔    ·贝内迪克托为首的政府和私人社会工作者组成，代表团成员都赞扬了中国为它的八亿人民所提供的社会服务。    贝内迪克托夫人说，“我们从中国的从生管到死的社会福利工作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阿尔曼苏尔说，所有福利工作都由中国政府办理，而且很有效。她提到了工厂的哺乳室，上班的母亲可以在工作的一定时间内去给孩子喂奶。    其它观感：    中国有少年宫，老师定期地把孩子们带到那里参加文娱活动和学习各种艺术。    敬老院仅仅收容那些身体太弱的和没有亲人赡养的老人，因此鼓励还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做些象看孩子那类的工作。    在工厂里，男女是平等的，然而，工作则根据能力和体力来分配。对干活较多的人并不考虑付给额外的钱，而是给以表扬。中国没有失业、赌博和娼妓。    不存在上学或不上学的问题，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义务教育。中学毕业后，谁上大学或接受更高的教育由公社和革委会决定。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一日报道：获我国司法机关宽大释放的南朝鲜籍蒋帮伪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船船员牟伍源、李佳达，由南朝鲜驻港领事人员安排，已于昨日下午乘“韩航”六○四班机离港，暂往南朝鲜汉城。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九月三十日刊登一则该报专讯说：    美蒋特务六十五人申请要求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已获得批准。这是中共对台湾的另一次“统战”攻势，预料台北仍将一本过去立场，拒绝他们赴台，但中共则以此大事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