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俄国潜艇利用爱尔兰海对（美英）导弹船进行侦察》，摘要如下：    俄国潜艇现在利用爱尔兰海，它们不时来往于北爱尔兰附近水域的一个巡逻区。它们的目的是监视来往于法斯兰和霍利湾的克莱德基地的英国和美国导弹潜艇和其他潜艇的。    利用爱尔兰海路线的俄国潜艇看来多半是较老的柴油动力船，而不是核动力船。据推测，这是要使英国或美国的飞机、直升飞机或水面军舰侦听到俄国最新潜艇的水下嗓声“信号”（称为水声效果）的可能性减少。俄国人从苏格兰水域往南到地中海，或绕过苏格兰北部沿海到他们在极北的科拉半岛上的波利亚尔尼和其他地方的基地。    有些国家在不久前举行的海洋法会议上要求把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扩大，俄国不大愿意同意扩大，这是因为如果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水域扩大，那就会使俄国潜艇无法利用爱尔兰海航线。    除了设法要观察在克莱德地区的西方潜艇之外，俄国人大概还对美国海军设在彭布鲁克希尔的布劳迪前皇家海军航空站的水文研究机构和阿伯波斯的导弹试验场感兴趣，那个导弹试验场进行向卡迪根湾发射导弹的试验和其他一些试验。    除了潜艇基地之外，克莱德还有一个鱼雷和水下武器试验机构。在苏格兰的西部沿海，还有其他一些本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中心，这些中心可能是俄国人感兴趣的。

【共同社东京九月二十五日电】题：宫泽外相和乔外长会谈，表明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立场    特派记者飞田纽约二十四日电：宫泽外相和中国外长乔冠华二十四日下午在纽约市内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斋藤的公寓举行了会谈。会谈是以乔外长应日本方面邀请的方式举行的，宾主共进晚餐，会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会谈中，宫泽外相首先从要确认过去数月间日中谈判过程中是否曾存在理解不够和误会的意义上，表明了日本方面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总的立场。外相再次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一）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世世代代永久的友好关系，这是日本方面的出发点；（二）联合声明只不过是表明那时的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条约必须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并且说明了日本的外交方针：不希望发生因进一步密切日中关系而引起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恶化的事态，要求中国方面理解这一点。    乔冠华外长强调一九七二年九月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就是日中和平条约的基础。对于在日中谈判中成为最大焦点的霸权问题，看来也表明了如下见解：（一）不能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二）反对霸权是中国外交路线的基本原则，自从“上海公报”明确记载以来，在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联合声明中也继承了这一点。现在，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几乎处于中断状态，但可以认为通过今天的外长会谈，已就继续谈判的必要性取得了一致意见。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五日电】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宫泽外相强调说，“反对霸权”条款不好，对今年内访日取“向前看”的态度    纽约二十四日电：宫泽外相二十四日上午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机构拜会葛罗米柯外长，就日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约一小时的会谈。    这次日苏外长会谈是与宫泽外相来纽约的最重要任务——进行日中外长会谈——相关连，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会谈中，关于日中条约谈判问题，葛罗米柯外长一开始就说：“坦率地说，是与日苏关系有关的，苏联对此也十分关心。”关于反霸条款，他强调说：“（中国方面）说这是以苏联为对象的，根据如此明确的立场，对苏联是不可取的。”    而宫泽外相回答说，“日本有日本的外交政策，但是维持日苏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因此（苏联）没有必要担心。”他回避谈及霸权问题的具体处理。另一方面，据说葛罗米柯外长只字未提苏联建议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和亚洲集体安全设想。    接着，宫泽外相再次要求葛罗米柯外长在今年内访日，以便磋商北方领土问题，他说：“葛罗米柯外长如果不来日本，将会给日本国民造成不好的感觉。希望一定访问日本。”葛罗米柯外长回答说，“因为计划明年年初召开党代表大会，那以后没有不能访日的原因。将研究其可能性，通过外交渠道联系”。日本方面外交人士认为这番话是“积极的”。    此外，宫泽外相还探询苏联关于中东问题的见解，葛罗米柯外长说明了历来的基本立场，同时对美国派文职官员到争端地区陈述了否定的看法。

【美新处纽约九月二十三日电】题：基辛格阐明关于举行中东“多边”会谈的建议    基辛格国务卿认为，由关心中东问题的国家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多边会谈，将有助于为举行一次较正式的日内瓦和平会议铺平道路。    基辛格博士九月二十三日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对他关于就阿以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建议作了一些说明，这项建议是他在前一天对第三十届联大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基辛格博士说，这种非正式会谈具有“预备会议”的性质，同为国际消费国一生产国能源会议奠定了基础的那次谈判类似。    他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今日》中对记者说：“如果由于各个方面不知道会议如何开法而使举行一次正式会议陷于困难的话，那么，我认为也许可以先由最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作一些探讨，看看它们是否能为今后制定一个方针，并以此作为举行正式会议的基础。”    记者问这将包括多少国家，他说，“我想应该包括所有参加一九七三年为时很短的那次中东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基辛格博士说：“不过我们对这一点持灵活态度。我们主要是想使为中东谋求和平的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这种非正式会谈是美国为避免在埃以西奈协议之后外交上出现停顿而提出的第三个方案。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们指出，早些时候提出的另外两个方案——举行以叙谈判和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议——仍然可以考虑。    基辛格博士下周将在纽约同叙利亚外长哈达姆会晤。基辛格博士在联大讲话时说，美国“将进行重大努力促使”叙利亚和以色列“进行谈判”。    记者问基辛格博士，他是否认为有可能使叙利亚和以色列开始进行谈判。他回答说“是的”，不过他没有作进一步说明。    美国官员们早些时候谈过，基辛格曾经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提出过关于举行一次非正式的中东会谈的想法。这些官员说，葛罗米柯没有拒绝这种想法。    一些美国官员说，这个非正式的会议可以在中东以外的地区举行，也许在维也纳或者日内瓦举行。他们说，这将是为了消除纯粹的双边会谈和一次非常正式的日内瓦会议之间的距离而作的一种尝试，在目前举行这样的会议可能导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发生对抗。    基辛格周围的一些美国官员谈到了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另外一些问题。这些官员说，基辛格博士打算在十月下半月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福特总统年底之前对那里进行的访问作出安排。    基辛格博士还可能访问莫斯科，以便就拟议中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再举行一些谈判。

【合众国际社纽约九月二十三日电】基辛格国务卿今天晚上要求非洲国家以合作来取代“无益的对抗”，并说，美国对外部对安哥拉的干涉感到“甚为吃惊”。    基辛格是在设宴招待属于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的外长及驻联合国大使时说这番话的。    今天早些时候，他同莫桑比克外长签署了华盛顿和东非的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    基辛格说：“让我们以我们的合作中所固有的希望来取代无益的对抗。”    他说，他要对安哥拉（将于十一月独立的葡萄牙领地）说一句“告诫的话”。他说：“安哥拉的事情发生了痛心的变化，普遍爆发了暴力行动。”他说：“我们对对非洲不怀好意的大陆以外的国家的干涉，感到甚为吃惊，它们的卷入是不符合真正独立的希望的。”    三个敌对的解放运动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就象它们在十一年的殖民地战争中打葡萄牙那样。在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死亡以后，企图组成一个过渡政府的努力在今年早些时候失败了。

原编者按：曾经在六十年代蓬勃一时的美国青年左翼运动近来似乎沉寂下来，大家可能会很想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本社就此特别访问了当年运动的领袖之一杰里·鲁宾先生，使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始末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由此又可以知道了一些美国社会的实况。（杰里·鲁宾最近前往中国参观访问，回程时经过香港）    【本刊讯】香港《盘古》第八十五期刊登一篇美国反侵越战争运动领袖杰里·鲁宾的访问记，题目是对美国《左翼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详细摘要如下：    问：鲁宾先生，请你介绍一下你个人的历史。    我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州长大。父亲是货车司机，大概是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吧。我们有电视机，有汽车，有一间比较舒适的房屋，但不算有钱，不象我们的一些亲戚那样可以时常到其他地方度假。我是犹太人，但我不信奉犹太教的。我在辛辛那提市上学，直到大学毕业，跟着便进报馆做事。开始的时候，我主要是负责采访体育新闻，那时我对球类最感兴趣。后来，转为采访时事及社会新闻。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美国的价值观念产生反感。究竟物质享受是否人生的最高目标呢？为金钱而工作似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美国社会虚伪的事情很多，也很显著。于是乎我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怀疑，在五十年代，不特只是我有这些零碎的个人的发现，很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结论是美国是一个残暴的、充满种族歧视的、虚伪的国家。在五十年代这种看法在很多人思想之中已经孕育着。那个时候，这些情绪大致上都被压抑着。大家还没有把它表露出来。    话说回来，在报馆工作数年之后，我察觉大家都感到这样子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生活不愉快，对工作不满意，有点前途茫茫之感。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只是为了薪水，职业没有保障，又不觉得工作有意义。我于是提出一个建议：大家一齐拥有这家报馆，共同策划，共同管理。不提尤可，一提大家齐口合声地说：这岂不是共产主义！怎么成？从那时起，我被认为是共产党。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共产党是邪魔妖怪、毒蛇猛兽，没有甚么东西比共产党更可怕了。    在五十年代后期，我才开始读一点左派宣传刊物。不久，古巴爆发革命。古巴革命成功激励了不少美国青年起来反抗，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美国是可以打倒的！我参加了学生运动，之后又参加反越战运动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历史的简单介绍。问：你怎样开始参加反越战运动？    一九六五年我住在美国西岸柏克莱城，美国国防部把训练好的士兵准备运送到越南作战。我们于是组织反越战集会，游行示威，还组织群众拦截运送士兵的火车。当时警察很凶，蛮横地打人拉人，把我们从火车轨上抬走。这次示威抗议吸引了一大批记者，电视电台作了不少报道。从那时起，我们发觉宣传工具的威力，也学会了利用宣传工具为我们服务。自此以后，我们不断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政府的越战政策，并全面检讨美国大学教育制度、经济结构及决定意识形态的因素，把这些同越战联系起来。那个时期，是美国青年最富想象力、最具反抗精神的一段时期。    问：反战队伍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嬉皮士”呢？    是的。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学生不喜欢念书，很多大、中学生半途辍学，他们喜欢追求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群青年不修边幅，留长头发，衣着古怪，爱吸大麻。他们聚群而居，自成一个小天地，十分鄙视金钱和物质文明——这就是所谓“嬉皮士”。    问：你曾经是“叶皮士”的领袖，你可否解释“叶皮士”的来由？    “嬉皮士”基本上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他们吃迷幻药，表现个性；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而每个人都应该和别人和睦相处，不要制造麻烦，那么世界就会美好起来了。但我们有一批人的背景比较富于政治色彩。我们肯定“嬉皮士”运动是一个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革命运动，但我们认为要使“嬉皮士”运动有领导和方向，所以我们把Ｈｉｐｐｉｅｓ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Ｈ”删掉，以“Ｙ”字字母作为代替，两个字（Ｈｉｐｐｉｅｓ和Ｙｉｐｐｉｅｓ）的声音很相似，因此，“叶皮士”就是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嬉皮士”。很多“嬉皮士”后来真的成为“叶皮士”了，这是很自然的发展。他们参加反越战和平运动示威。到了一九六七年时，“嬉皮士”运动已被“叶皮士”运动代替了。那时我们有一个幻想：只要所有的青年人都离开家庭，抛弃学业，就会使全国瘫痪，美国社会便会改变了。问：一般人对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有点惊愕。他们反对吸食大麻，认为这是没出息的；他们爱国主义思想也比较浓，认为我们逃避兵役、烧毁国旗是不爱国的表现。当时我们也真闹得较凶，我们尽量设法嘲讽美国的传统及生活方式。一次，我们走入了纽约的股票市场，散发纸币，搞得那里秩序大乱，弄来不少警察。当警察荷枪实弹面对我们，企图阻止我们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簇簇的鲜花献给这些法律的保卫者，我们还取笑我们的总统……总而言之，花样百出。这样子一搞，美国的宣传机构可乐了，他们派来大批的摄影记者，把我们的活动一一摄入镜头，在电视广播，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力。问：你们这些做法岂不是很成功？    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些行动基本上富于个人主义色彩，我们毫无纪律；一句话，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格林先生日前给我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把个人的行为和整体的政治目的分割了。虽然我们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没有持久的能耐，结果还不是沉寂了下来。    问：“嬉皮士”和你们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作用是不小的，可以说是关键性的，这些行动使美国部分的军事部署瘫痪了。把“嬉皮士”等的贡献一笔勾销是不对的，在美国不少左派人士否定了“嬉皮士”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不是客观的分析。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怎样评价呢？我不晓得。问：“嬉皮士”的团体还存在吗？    还有的，但已没有以前那样声势浩大了。在一九六九年我在一间大学演讲，因为我有名气，所以还有二千名的听众慕名而来。在美国，如果你是个名人，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左右派的人都来看看你究竟是怎样的。我向他们讲出越战的真相，很多都接受我的讲话，有些人当场插口同意我的讲法。他们离开会场后，或许很容易改变主意，但是起码他们对这件事增进了理解。    但这几年来，美国青年对政治的兴趣淡薄了。他们把我看作六十年代的一位失败的领袖；还有一点，美国人是性急的，他们凡事都要立竿见影，包括革命活动，要立刻取得胜利。在六十年代，我们有些人头脑发热，以为革命三四年内就会在国内爆发。我们都是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没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没有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短处。我这次到中国旅行参观的一个大收获，就是从中国人的身上懂得了长期艰苦奋斗的必要性。问：你可否谈谈你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关于美国的国内形势，似乎应该来一个重新分析。    在美国，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起着极大的作用，美国人民天天在接受“洗脑”。故此，单从经济基础来分析美国形势是不够全面的。    现在美国人民被宣传机构所愚弄着，什么彩色电视、广告招牌等，宣传的都是商业性的、黄色的东西。甚至连“革命”这个字眼，也被拿来作商品宣传。资本家创造了很多名目：如“革命”手提袋，“革命”新型裤子……等等，总之赚钱便是，管他的！而“革命”这个词，在美国也流行起来。（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    美国的宣传媒介成功地使被压迫民众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没有两样。我在中国时，了解到即使中国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仍然存在。何况美国呢？在美国，差不多每个人都相信个人奋斗。穷苦的人也总是想着怎样挣扎向上爬，割掉自己的穷根子。他们不相信集体力量，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用一些实例，譬如中国，使美国人民认识到集体主义的优越性。    新式的传播媒介，如电视，对美国人民的思想起着很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思想透过电视成为很形象化很具体的东西。我曾到日本一行，那里你可以看到电视怎样彻头彻尾地把群众塑造为一架消费机器。日本电视教育日本人民要成为一个现代消费者，这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宣传机构不特影响美国人民，也影响世界各国的人民；只要看看充斥亚洲各大城市的美国电影，便可知它是无孔不入的。我走了很多地方，唯独在中国看不到美国电影，对中国来说，这是极之重要的。这些美国电影在亚洲放映，起了些什么作用呢？还不是宣扬美国如何富有；穷人看到了这些，自然起了强烈的羡慕之心。这样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妨碍的，革命者与消费者对立——我认为这就是目前世界上的普遍情况。总的来说，美国希望把全世界人民都变为个人消费者，这是美国制度的特点。中国则提倡另一套，它希望人民团结起来，一同奋斗，创造财富，共享成果。    除了传播媒介，在美国还有体育运动可以用来控制人的思想。体育竞赛同美国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因为它极力宣扬锦标主义及个人英雄主义。我跟一些在越南服过役的士兵谈话，他们把越战当作一场榄球赛。偌大的一场战争，要美国输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啊！    上个月在中国时，我才发觉我自己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美国宣传机构的摆布及愚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来一个大运动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一个大清除。这不很容易，因为倡导这个运动的人本身，恐怕还存在着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问：美国真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吗？    美国民众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实际上他们的自由有很大限制。当然，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办一份报纸；你可以随便批评资本主义，但整个社会的压力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如果你的反抗成为有效的行动，政府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武装镇压把你毁灭。它到处杀人，派特务渗透革命组织，从内部来腐化这些组织，又使用法律来控告你，总之，用尽各种各类的方法来毁灭你。黑人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白人的运动也遭到同样命运。到一九七○年时，绝大多数的反越战运动积极分子都被政府以严重的罪名控告；右派分子放炸弹毁坏我们的办事处；在根德大学军队开枪杀害了几名学生；我被捕十二次，时常进出监狱；我的好友当中大多数都被囚禁或被逼藏匿起来；我要出版我的书籍也非常困难。还有的是，当你一旦成立一个组织时，“联邦调查局”就派了很多特务渗入你的组织内，他们可以满口革命术语。你真的不知谁人你可以信任。所以，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白色恐怖统治的国家。问：美国左翼运动目前的情况怎样呢？    我个人认为有组织的左翼运动目前仍不存在，有一些人数很少的党派，我对它们谈不上什么认识，但我觉得他们和人民大众没有什么联系，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把他们的思想传播给人民。    在一般美国人当中，有一种犬儒主义和冷漠态度，他们都不想沾染政治。但同时，人民的觉悟又在某方面有所提高。美国人从越战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不想再陷身于一场伤亡惨重的地面战争了。当前经济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美国的制度有问题。你会听到更多人谈论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字眼。以前，这两个字眼是很少听闻的。因为，统治阶级总是宣传说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东西，而只有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之分。统治阶级就通过这些概念控制了人们的思维。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字眼；更多人批评美国社会的不合理东西，例如大垄断企业。我认为一般美国人再不相信资本主义了，但他们又不相信有其他出路。问：有没有什么进步青年自称为“毛派”呢？    只有那么几个激进的人自封为“毛派”。通常他们是互相攻击的，甲说：“我是更好的毛派。”乙说：“我才懂得如何把‘毛思想’运用到美国的具体情况。你懂什么？”也有一部分人是亲苏的，现在美国共产党就是，人数也不算多。此外，大多数进步青年都是一般的“激进分子”。所谓“激进分子”就是对现实甚为不满，找寻思想出路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政治思潮。他们大概都站在某种进步立场，关心时事政治，为某种理想而奋斗。这样的一类人，房间大概都挂起毛主席的相片，旁边或许也挂着流行曲歌星的照片或甚至资产阶级政客的照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问：他们都读毛主席的书吗？    读的，最普遍是毛主席语录，也有人读四卷的部分；不过有些文章是否切合美国的实际，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说，“自力更生”这个原则，在美国怎样贯彻呢？美国不是到处欺凌其他国家的人民吗？“自力更生”似乎是针对被压迫者而言，因为长期受着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对自己是不大有信心的。美国现在是盛气凌人，适得其反。问：美国黑人的情况又怎样呢？    正如很多白人相信勤俭致富的“美国之梦”    ——即是说，如果你努力工作，你会有好日子过，黑人也同样受到这种思想影响。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电视，希望得到电视所宣传的所有物质享受。当然，有些黑人也确实发家致富，他们成为一般黑人的羡慕对象。黑人之中一部分受着社会的猛烈摧残，染上了毒癖，时常犯罪坐牢，然而他们也是愤怒的一群。他们知道自己是受着压迫，但是他们不了解整个政治形势，故此还未觉醒。倘若有某些政治运动发生，他们可能糊里糊涂地反对这些政治运动。故此有些黑人青年从贫民区走出来，参加军队，走到越南屠杀当地人民。经过越南战争之后，很多黑人都觉醒起来了，然而属于资产阶级的黑人仍拥有较大的势力，又有宗教的腐蚀。可以说，黑人要改变他们的政治地位的话，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在目前来说，美国人还未看到可行的革命道路，大多数人认为革命不可能在美国发生。正因如此，中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问题比我们大得多，然而他们万众一心地把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办得好。对于黑人来说，这种团结起来就可以改变生活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美国警察的力量是庞大的，他们镇压革命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在美国，如果你只是口头上谈论革命，那还可以，但若果你采取任何行动，警察便会毫不犹豫地严施镇压。他们的手法多种多样，也很高明，故此黑人要反抗并不那么容易。现在，黑人运动的领袖都在各搞各的，武装暴动似乎少提了。问：美国左翼运动的前途如何呢？    我觉得美国人比以前较左倾了，越战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美国人民对现状不满意，也不快乐，因此，将会有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出现。事态如何发展要看经济方面的变化，如果美国经济崩溃，可能会出现工人运动；否则，美国人民会选出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府，推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会激怒极右派，因为极右派分子憎恶任何改革。而且美国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正在走下坡，它的经济实力衰退了，大企业的境况也大不如前，在军事上美国正在收缩防线，它的意识形态系统也在崩溃中，美国的基督教逐渐衰亡……在这种情况下，极右派可能发动政变，建立法西斯军事统治，取消所有民主自由，对人民大事镇压。所以，我认为军事法西斯主义是美国一大敌人。它成功与否，要看人民是否组织起来反对极右派。    我认为武装革命是一个很遥远的事，现在谈武装斗争是言之过早了。我觉得第一步应使美国民众认识到他们的精神上的苦恼是美国的经济基础所造成的。问：你这次到中国参观访问，有没有收获吗？    这次我到中国去，看到了一些东西，倒是比较切合美国实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使美国人来一个革命性的猛醒。一个没有强烈竞争的、没有多大焦虑的社会，人们互相合作，创造出新的人间奇景——这样的事例岂不发人深省？一个高度团结的国家，没有因为财富、权力或地位而做成的不平等或不合理的现象，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样的社会肯定会深深地吸引着美国青年。在两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中，中国能够提供给美国的，莫过于这种精神上的启发。

【路透社伦敦九月二十四日电】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今天从华盛顿坐飞机到达这里，同英国大臣们会谈总的大西洋联盟问题以及东西方关系。    美国官员预料他将强调美国的这种担心：华盛顿的北约盟国可能决定削减军事开支。五角大楼官员强调在大约两个月以前同华沙条约国家达成的赫尔辛基欧安会协议以后保持北约力量强大的必要性。    【美新处伦敦九月二十四日电】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英国国防大臣梅森签署了相互购买国防设备的“谅解备忘录”，总的讨论了同北约获得装备有关的问题。    两位国防首脑之间的会谈结果，是在二十四日——施莱辛格对英国进行四天访问的第一天——英国国防部的一项宣布中提出的。    英国的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判了“数月，是由于认识到美国和英国逐项谈判抵销英国购买美国防务设备——这种购买已大大超过了在其他方面的购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两位官员在他们的会谈中还考虑了联盟防务设备标准化的问题。    施莱辛格在英国逗留期间计划访问多塞特郡博文登的皇家装甲团中心，他将在那里观看“首领式”坦克以及各种战斗和侦察车辆的机动性能的表演。    施莱辛格九月二十六日将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之后他将坐飞机去哥本哈根。他预定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大会发表讲话。    他将于同一天飞回伦敦，九月二十七日他预定同威尔逊首相共进午餐。    施莱辛格目前的欧洲之行还包括对西德和法国的访问。他将于九月二十七日去波恩与国防部长勒伯尔会晤。二十八日他将去巴黎。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九月十八日刊登一则报道，标题是《荷兰打算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摘要如下：    荷兰政府已经建议把明年的国防开支再减少一些，作为一项涉及各个部门的十四亿盾（约合六亿美元）的节约计划的一部分。长期的国防开支计划也正在作削减性的修改。    已经在布鲁塞尔开始就未透露的削减一九七六年国防开支问题同荷兰的北约伙伴举行了会谈。    海牙的官方人士也承认，所削减的国防开支中有一些是“北约组织很敏感的”。前些时候，荷兰国防大臣亨克·弗雷德林由于在他的国防拨款法案中建议削减国防开支而在布鲁塞尔遭到了北约组织的强烈反对。    政府昨天发表的一般性政策声明还说，将逐渐撤回荷兰官方对若干国家在西德建设的“卡尔卡”快速增殖核反应堆工程的捐款。腾出来的钱将用于荷兰国内的能源计划。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中东升级吗？》，全文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艰苦取得的在中东和平方面前进的一步骤是否包含使冲突升级的种子？在就五角大楼是否充分了解美国在西奈协议中对以色列承担的武器义务的问题发生一场风暴之后，这是一个需要进行辩论和加以澄清的严重问题。    这一局势生动说明详细阐明所承担的义务是极其必要的，以便政府和公众可以睁着眼睛行事。一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说，越南的敌方力量被“有意缩小了”，以便欺骗国会和公众。在这之后，关于采取坦率态度的要求只会增加。    幸好，关于美国同以色列和埃及达成的协议的西奈备忘录已经公布。令人惊异的是显然其中有些条件甚至竟使五角大楼也感到意外。基辛格博士说，五角大、楼早就知道在这些备忘录中提到的潘兴式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但是五角大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最近才弄明白那些谈判使美国承担了义务，要“同情地”看待以色列的要求，并且在潘兴式导弹和其他高级技术问题上，要抱着“一种作出积极反应的态度”来研究这些要求。    显然五角大楼必须了解这样的问题，它必须关心履行对以色列的武器义务是否会妨碍对美军的武器供应。它必须关心通过运进象潘兴式导弹这样的武器会使中东的武器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因为潘兴式导弹的射程是四百至五百英里，从而把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的目标都包括在射程之内了。并且五角大楼还将关心把潘兴式导弹改装成可发射规定给以色列和以色列所要求的常规弹头的导弹的时间表提前的任何做法。现在潘兴式导弹只能装核弹头，并且至少有人猜测以色列有能力自己生产这种弹头。    当然，基辛格和五角大楼之间的争论必须解决，由福特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作出一项结论方面起主要作用。    但是这就只剩下这些备忘录本身及它们所具有的关于主张向以色列提供高级的军事技术的含义问题了。与此同时，虽然邻国约旦将从美国得到隼式导弹，这笔交易将包括一些条件，规定这种导弹只处于防御地位。如果以色列将得到潘兴式导弹的话，美国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采取双重标准就会变得明显。    那时阿拉伯各国政府如何能抵抗得住这样的诱惑，即谋求以它们自己的——无疑是从苏联取得的——新能力来同以色列的新能力相较量？前副国务卿鲍尔是提出认真的看法的人之一，他警告人们不要增强以色列的力量，因为那样就会大大“增加”为对付俄国人“所付的代价”。    现在就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采取制止在整个这个地区升级的步骤将会加强美国对以色列生存所承担的基本义务，而不是会破坏这种义务。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二十二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莫斯科从埃及撤出米格飞机》，全文如下：    苏联已从埃及撤出自从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呆在开罗西机场上的一小批米格二十五式超音速侦察机，这里认为这个行动进一步证明两国的关系已变得紧张起来。    昨天透露了这个消息的权威人士说，自从九月十三日以来，苏联空军的至少三架巨大的ＡＮ—２２式运输机一直在运送米格二十五式飞机及其装备和人员。    这些人士说，撤退工作已经完毕。开罗方面认为撤退的原因是在控制和使用俄国飞机问题上发生了摩擦。    他们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一个星期以前对他的国家的唯一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表示，撤退工作正在进行。他们说，他谈到关于控制这些飞机的争执，并指责苏联过去向埃及提供过时的武器。    他们说，从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开始直到这次撤退，在开罗西机场上有四架米格二十五式飞机，这些飞机都是侦察机。    这些飞机的速度两倍于音速，每小时超过一千三百二十英里，完全由俄国人员操纵。没有向其他国家提供过这种飞机，在苏联境外有这种飞机的唯一的地方是波兰的一个基地。    这里的人士说，在所谓的赎罪的战争中，以色列人企图利用美国的一架Ｆ—４鬼怪式飞机，截击西奈上空的一架米格二十五式飞机，但是这架飞机飞走了。    在这些侦察机撤出埃及以前（这些飞机本来是可以监督新的西奈半岛脱离接触协议规定进行的调动的），有消息透露，莫斯科已取消埃及学生的军事训练课程，埃及显然将使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教官撤出它的专门军事学校。    这些人士说，苏联的潜艇仍然在使用亚历山大港的加巴里造船厂的设施（每一次有四艘潜艇呆在那里），但是埃及现在不让苏联海军使用马特鲁港和苏卢姆港的港口设施。

【安莎社日内瓦九月二十三日电】以色列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在这个瑞士城市进行了使人疲劳不堪的十九个小时的工作会议后，已就最近签订的西奈协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全达成协议。    埃及人实际上是在议定书上正式签了字，而以色列人目前只是草签了这个议定书。    他们的期限昨晚已届满，但是军事小组又继续工作到格林威治时间五点五十分才完全达成协议。    这两个代表团是九月九日聚集在这里的，用了两周时间才制定出新协议各个阶段的实施细节。    这项工作是整整开了二十三次会，进行了七十个小时的谈判做完的。    文件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是它规定了部队脱离接触的时间表。部队脱离接触将在构成由联合国部队监督的大约五千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进行。    以色列部队应从苏伊士湾一带最小有十八公里的地区撤到苏伊士以北最大有四十五公里并且包括米特拉和吉迪这两个战略山口的地区。    以色列人在这个议定书上签字两周后，将开始进行把阿布鲁迪斯油井还给埃及的工作。    今天两个代表团的结束仪式是冷淡的。在主持工作会议的西拉斯沃将军发表简短讲话后，双方都没有说什么。    西拉斯沃说，新的脱离接触协议是通过共同努力达成的，有希望导致两国实现更大的谅解。    他代表联合国对谈判结果表示“深为满意”。他还说，负责监督脱离接触的联合国部队准备向双方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以实施脱离接触协议的全部内容。

【中东社科威特九月二十四日电】科威特《祖国报》今天报道，据一位消息灵通的政府人士说，一个高级的科威特军事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以便研究科威特将得到苏联武器以装备科威特的武装部队的可能性。该报援引这位政府人士的话说，一旦科威特和苏联官员达成协议，它就将选择适合于它的武器。

【路透社联合国九月二十四日电】以色列一位发言人说，自从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以来没有外交关系的以色列和苏联两国的外长，今晚在苏联代表团驻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三小时的会谈。    他说，会谈是以色列主动建议举行的，讨论了中东局势的各方面的问题。    以色列外长阿隆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都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陪同阿隆参加会谈的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赫尔佐克以及外交部长顾问哈桑。    以色列的发言人不肯进一步说明会谈的详情，他说，这次会谈是几天前赫尔佐克大使前往苏联代表团总部建议两位外长举行会谈时商定的。    这两国的外长将近两年以前曾举行过会谈，当时的以色列外长埃班和葛罗米柯正在日内瓦参加中东和平会议。    苏联是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但是由于它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因而它就被另一个主席美国排除在最近的缔和行动之外。    【法新社莫斯科九月二十四日电】今天从这里获悉，以色列的一个五人代表团应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邀请于二十二日到达这里作十天访问。这是自从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结束以后到苏联来的第一个以色列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将在访问伏尔加格勒和列宁格勒之后于十月二日离开苏联。    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之后，苏联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

【美新处纽约九月二十四日电】国务卿基辛格和以色列外长阿隆九月二十四日会谈两小时，讨论可以采取什么进一步措施以实现中东和平。    会谈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基辛格包租的房间内举行。阿隆在会谈后说，“总的说来”，以色列“希望使目前的政治势头保持下去，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同埃及缔结的西奈新协议“是最后一步”。    阿隆说，西奈协议是“朝和平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但是他强调指出，“需要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    记者们问以色列外长，他的政府对基辛格提出的中东问题有关国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建议的反应如何。    基辛格九月二十二日向联大发言时提出了这项建议，他说，这种非正式会议在为恢复日内瓦会议奠定基础方面可能有所助益。    阿隆说，“我认为现在要断定能够举行什么样的多边会议为时太早了。但是，这提出了一些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加以考虑的新的抉择。”    除了非正式会议和恢复日内瓦会议这两种抉择外，美国说另一种抉择可以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举行新的谈判。    基辛格已经保证华盛顿将进行“认真努力”来了解以色列和叙利亚能否谈判一项协议以作为它们一九七四年达成的戈兰高地协议的继续。记者们问阿隆，他的政府是否愿意同叙利亚达成一项有限协议，这种谈判能否在年底前举行。    他说，“我不能确定任何日期，也不能代表叙利亚讲话”，“就以色列而论，我们准备而且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下，按照安理会三三八号决议同叙利亚谈判”。    他在第二次强调以色列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下”同叙利亚谈判时说，他不知道叙利亚人“心里有什么主意”。    阿隆说，“不过我们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谈判一项和平协议，因为这是最终目标。”基辛格定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大的其他会议时会见叙利亚外长哈达姆。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记者：弗利波）看来中国释放自一九六二年以来捕获的将近一百名台湾特务的决定，是对台北当局采取的一个新的宣传行动。    观察家们认为，这一姿态可能使台北当局又一次左右为难，与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决定释放前蒋介石部队军官之后出现的情况相类似。    新华社在二十二日晚宣布中国“司法当局”的这一决定之后，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各种船上捕获的九十五名“特务”和四十九名特务船船员均受到特别宽大处理，并恢复了他们的公民权。    这家通讯社说，在这些获释的人中间，如果有人想回台湾同家人团聚的话，可以回去，还发给路费。    今年四月，获释的一百名战犯中有十名前中国国民党军官未能得到台北当局的入境签证，因为台北方面认为让他们回台的做法是北京搞的使台湾“尴尬”的阴谋，台北认为获释的这些战俘有可能是中国的情报人员。    这里认为，昨天获释的这些前国民党特务中如果有人作出要回台湾的决定很可能会陷入同样的僵局。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霍林沃思的一则消息说：    中国共产党释放了据说当过蒋介石的间谍和秘密武装特务的一百四十四名在押犯，以示“宽大”。    他们的获释必然使福摩萨又感到尴尬并使世人瞩目，除非让那些想去同他们长期分离的妻子和家人团聚的那些人回去团聚。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五日电】题：中国外交部通知：二十六日在上海移交两个日本人    被中国当作“台湾特务”而拘留并于二十二日宣布释放的久贝金郎、富村清仁两人二十六日将在上海移交给日本方面。    自宣布释放以来，我国有关当局就这两个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通过户口已确认两人拥有日本国籍，因此，驻北京大使馆二十四日通知中国外交部准备接收两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当天晚上通知日本大使馆二十六日在上海将二人移交给日本方面。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记者：弗利波）东京当局今天在研究把前台湾“特务”中的两个日本人接到日本的可能性。    这里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这两个“特务”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被捕获的。这两人出生在冲绳，后来住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