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八月三十一日电】对《水浒》的评论，是以《光明日报》八月二十三日新辟的文学栏的文章开始的，文章批评该书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批林批孔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接连开展的一系列运动，旨在搞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批判《水浒》大概便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时事社东京九月四日电】题：使文艺范畴的思想革命深化    《人民日报》四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该社论公布了最近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指示。这次批判《水浒》同样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可以设想，今后文艺范畴的思想革命将会深化，很明显，这次批判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路透社香港八月三十一日电】北京《人民日报》今天号召中国人重视当前展开的关于十三世纪的小说《水浒》的辩论。开展这场辩论显然是为了告诫中国人今后要起来反对屈服于修正主义和违背毛主席政策的人。关于这本小说的政治价值的辩论，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内进行，但是争论在最近才扩大到官方报纸上。    【法新社巴黎八月二十九日电】一场新的文学辩论在中国开始了，目前还看不清其含义，但其性质肯定是政治性的。    根据中国的优良传统，论战集中在对一部古典作品的价值上，这部作品名为《水浒》，在国外，一种译法为《水边》，另一种译法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一日以《中国批判〈水浒〉的波浪高涨》为题，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自八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批判《水浒》以来，已在该报文学栏进行过两次。但是，由于《红旗》和《人民日报》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浒》的批判作为席卷党和群众的教育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中国国内发表这些文章的动机，无疑是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就《人民日报》等发表的部分文章来看，尚看不出意味着攻击特定个人的现象，看来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一样，重点是清除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最近展开的一系列的对历史重新评价的活动一脉相通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大力开展对〈水浒〉的批判——可能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摘要如下：    在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了理论杂志《红旗》第九期的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还在第二版利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竺方明的题为《评〈水浒〉》的文章。表现出中国今后将长期地、正式地对《水浒》进行批判的姿态。这两篇文章认为《水浒》的主要人物宋江的“投降主义”是与“刘少奇、林彪等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相关联的，指出其思想根源是儒教。也可以认为，对《水浒》的批判将同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配合进行。《红旗》的短评中引人注目的是它透露了鲁迅在一九二九年的作品《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已对《水浒》进行过批判。援引鲁迅的话，说明对《水浒》的批判不是“突然”进行的。    毫无疑问，学习从来都是同批林批孔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在考虑批判《水浒》的方向问题时，短评强调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给《人民日报》写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义。这一点也引人注目。当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斗争，后来发展到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的争论（批判胡适派的唯心论）。许多人认为，以这次批判为契机，将进一步展开广泛的文艺批评活动（包括对其他古典文学的批判）。这种文艺批评，包括文革在内，过去在几个阶段曾进行过，都是同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进行的。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批评”的范围，从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对〈水浒〉的批判是第二次批林批孔运动》，摘要如下：    对《水浒》的严厉批判运动已经正式展开。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了第九期《红旗》杂志的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暗示这是继批林批孔之后展开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运动。重新估价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后的中国历史，已发展到文学领域，同时，与现在中国最重视的路线、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因杀人过多而遭到宋江责备的“黑旋风”李逵成了同宋江的投降路线对立的代表，也使人深感兴趣。同时，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这次重新评价是从中国最为重视的路线和政治问题的角度进行的。《红旗》的文章再次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政治问题。因此，从《红旗》文章的调子来看，这次运动无疑将发展成为继批林批孔之后新的学习运动。这次对《水浒》的批判尚没有根据认为反映了现在的某种路线的对立。但是，以“反修防修”为口号、警惕产生修正主义的中国，想通过这一争论，再次加强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确凿无疑的。

【美联社日内瓦九月四日电】以色列和埃及今天在一次仪式上签署了美国提出的非战协议，这次仪式由于苏联的抵制使得美国也没有参加而受到损坏。    苏联虽未表明官方立场，但通过拒绝派观察员表明了它的不赞同。因此，美国也放弃了出席仪式的计划。    埃及的将军首先签字，然后是埃及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奥斯曼。以色列人首先签字的是加齐特，他在沙菲尔少将之前签字。    人们认为让文职一方先签字，是以色列为使这个通常是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军事工作小组”范围内举行的仪式具有更多的政治内容而作出的努力。    在所有文件和地图上都签了字。    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瑟顿原来是美国国务卿的随行人员，昨晚从伦敦飞抵日内瓦。在传出苏联抵制的消息后，他宣布，他也无意参加。    美国的一位发言人匆忙强调说，美国和苏联观察员的在场不是礼仪上必须的。他说，虽然他们是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但是，签字是在以—埃“军事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的。    两个超级大国的缺席为联合国官员造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据说他们同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了磋商。    【法新社日内瓦九月四日电】在苏联显然作为对把它排除在决定性的谈判之外的抗议而清楚表明将不出席后，美国人也在最后一分钟选择弃权。人们认为，美国的决定是为了不公开破坏一九七三年阿以战争后的美苏合作。    签字仪式是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在使人感到沉闷压抑的沉默中举行的。整个过程更象是一次葬礼，而不是一些专家们曾预言它会成为的婚礼。在仪式当中，两个代表团故意彼此不理睬，相互没有表示任何承认的迹象，也没有显出任何微笑。    【德新社日内瓦九月四日电】在签字之前仅仅几小时，苏联宣布，它将不参加签字仪式，以此表示对协议，特别是美国技术人员呆在西奈的不赞同。    这迫使美国人也召回原来要参加签字仪式的负责中东的助理国务卿艾瑟顿。

【德新社贝鲁特九月四日电】阿拉伯通讯社今天援引“可靠人士”的话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昨天抵达大马士革之前不久对莫斯科进行过一次秘密访问，举行重要会谈。该通讯社说，他的莫斯科之行的结果是叙利亚和苏联对埃—以西奈协议采取否定态度并且是基辛格在叙利亚受冷遇的原因。    【法新社大马士革九月四日电】官方人士在这里说，苏联已通知叙利亚政府，它将不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签字仪式。

【美新处华盛顿州西雅图九月四日电】福特在为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项共和党筹款午餐会准备的讲话中说：    一九七四年，我们向亚洲国家出售了价值二百二十亿美元以上的货物，买进了二百四十亿美元以上的亚洲货物和原料。其中将近百分之二十是经由西雅图这个大港口进行的。    作为实现扩大贸易这个目标和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以及同我们的邻国关系正常化的总目标的一个重大步骤，我盼望在今年晚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继续两国于四年之前开始的领导人之间的讨论。    尽管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哲学和政策方面继续存在着差别，可是我们懂得，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来设法克服这些差别是明智得多的办法。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仍然是我们为了同一个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建立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所作的努力的基本依据。    在过去四年中，我们已经同北京建立了一种建设性的交流计划，以及一种使两国都获得好处的贸易关系。    我希望这种贸易合作（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能够有所发展，并且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外交方面的合作而得到加强。    我希望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以及所有的国家——能够在一个既繁荣又安全的世界里生活。这种需要并不是一种绝对无法实现的梦想。

施密特说，应该坚持为缓和而作出的努力，但决不能对苏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危险性有错误的认识；西方盟国需要加强经济、防务合作，用统一规格的训练和武器来加强力量；西方不能丢失葡萄牙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九月份一期刊登一篇西德总理施密特同美前国防部长莱尔德的谈话，题为《对西方的希望，也是一种警告》，摘要如下：    施密特总理是坚决相信西方团结的观点的。最近他同一位老朋友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梅·莱尔德坐在一起讨论了西方面临的当前的危险和将来的前景。下面是他们极其坦率的谈话的要点，向西方世界的每一位公民提出了启发性的见解……    莱尔德：一个大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现在每天遇到一大堆问题——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恐怖活动、能源费用、苏联增加武器等等。你认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什么问题呢？    施密特：我认为今天摆在西方世界面前的最大危险是一种心理状态。在我们的人民中，把富足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看作是永远有保证的权利的人太多了。他们认为，收入、生活条件和社会道义每年都自然而然有改进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未能理解，自由和繁荣必须通过工作、警惕、冒险、甚至是牺牲才能永远取得和延续下去。当人们认为他们的幸福和自由是永远有保证的，他们就认为他们自己不必做什么事情了。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莱尔德：你认为最需要作的牺牲是什么？    施密特：最需要作的牺牲是为解决我们最重要和最有压力的问题，即解决三十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而需要作的牺牲。为了使我们自己摆脱这种局面，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我们是怎么陷入这种境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坦白地说，世界通货膨胀主要的根源是美国，没有别的人。你们试图以赤字开支同时为代价很高的战争和用钱很多的国内计划提供经费，终于导致美元价值令人不安的下降。    各国政府本身也必须有所克制。各国政府削减它们自己的开支，尤其在人员和行政事务方面的开支，就可以更有力量地把开支改为投资，从而使投资成为资本，可以用来创造就业机会。    莱尔德：你所说的话对为什么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果坦白地要求美国人民作出一些牺牲，我相信大多数人本来宁愿用多交税收来为越南和我们的社会计划支付费用，而不是造成已经证明是那么不幸的赤字。但是这引起了一个我们仍在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有多少应该用于国内需要，多少用于防务？我们对苏联造成的威胁是否言过其实了？    施密特：一点也没有。我们应该坚持我们为缓和而作的努力，但是我们决不能对苏联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危险性有错误的认识。就象人们说的，羊通过了决议主张素食主义，而狼却持不同的意见，这是没有用的。    欧洲和美洲了解实情的当局对于保持均势的绝对必要是没有争论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军备竞赛是有可能的；但是任何这种限制都决不是总的军备竞赛宣告结束的信号。    除了地面部队以外，西方迄今为止是保持军事均势的。均势决不是算术方程式，例如各方都有多少多少坦克。这个词汇不仅是指数量和质量，还有政治和心理的成份。只要对方担心它从事的任何冒险可能引起它所接受不了的麻烦，威慑就是有效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让任何地区是容易遭到袭击的。而且我的确担心苏联海军在全世界各大洋加强力量，尤其是在地中海加强力量。    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西方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世界性经济衰退。要抵抗外部的压力，我们需要有内部的稳定。这同有好的军队同样重要。但是稳定和缓和都不减少随时作好准备以保卫自己的必要性。    莱尔德：为应付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危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呢？    施密特：首先，我要说一些在这里或在美国可能都不得人心的话。美国必须是世界经济的领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美国都是决定全球所有商业周期步调的人。这在美国人的肩头上放了沉重的负担。    你们不单要使你们自己的经济避开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些礁石，而且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经济避开这些礁石。    莱尔德：我同意美国应该立即整顿自己的经济。但是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指望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来解决西方的问题。    施密特：当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需要西方联盟的每一个成员作出贡献。每一个国家必须以严格的态度对待自己国内的经济。    关于防务，增强合作也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用统一规格的训练、后勤和武器系统加强自己的力量和节约经费。    我们现在必须共同认真注意葡萄牙的情况，我们所希望的民主制度在那里还没有实现。决不能丢失作为一个西方联盟的成员的葡萄牙。我们必须向第三方的国家讲清楚，我们不准备允许联盟的南翼存在真空。我们决不允许因追求缓和而丧失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我们的重大的利益的意志。

【法新社伦敦九月五日电】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五——七六年的军事平衡》年报今天在这里发表了。年报说，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欧洲的军力均势几乎没有改变。    年报说，华沙条约的成员国对这种局势似乎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感到更加满意。北约组织正在企图通过彼此裁军来改变它。    华沙条约国家拥有的军事装备常常处于劣势，但是拥有军备标准化的优势。    另一方面，他们的弱点是在后勤方面。年报说，关于华沙条约某些成员国的团结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报告说，北约组织的有利条件来自它的战术空军的攻击力量，但是在欧洲中部战区存在着防御上的问题。    在欧洲北部和中部，华沙条约的军队拥有三十一个装甲师和三十七个步兵师，而北约组织只有十二个装甲师和十五个步兵师（法国的军队不计算在内）。    报告说，华沙条约在南欧有七个装甲师和二十四个步兵师，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则有六个装甲师和三十三个步兵师。    在中北欧的驻军上，华沙条约有八十九万五千人，而北约组织只有六十二万五千人。在南欧的驻军，华沙条约有三十四万五千，而北约组织则有五十七万五千。    在和平时期，华沙条约在中北欧可用的重坦克和装甲车计一万九千辆，在南欧为七千二百五十辆，而北约组织则分别有七千辆和三千五百辆。    说到战术空军，华沙条约在中北欧共有轻轰炸机二百二十五架，战斗机一千三百二十五架，截击机二千架，侦察机四百七十五架。北约组织所有的依次为一百五十架，一千二百五十架，三百五十架和三百架。    在南欧，华沙条约有轻轰炸机三十架、战斗机二百架、截击机六百二十五架、侦察机七十五架，而北约组织的数字依次为八架、四百五十架、三百七十五架和一百二十五架。    报告强调说，北约组织把重点放在它的武装的质量上，以弥补它在数量上的劣势。但是报告又警告：使用新技术、付出的费用将会越来越多。（转载香港《大公报》）

说苏对地中海局势不能漠不关心，“也不能不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和军事冒险”    【本刊讯】苏联《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十二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地中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摘要如下：    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地中海，仍然是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领导人，把这一地区看作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战争准备，以及对近东和北非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的方便地方。北大西洋集团骤然积极活动，是近年来地中海军事政治形势中一个最显著的方面。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着战区的东南部分（希腊和土耳其及其沿海地区），就可以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交通线，控制黑海海峡地区，对华沙条约国家的左翼和中近东的阿拉伯国家造成威胁，而一旦发生战争，就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进行核打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认为，南欧战区在北大西洋集团总的侵略备战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在这里保持着一支装备着火箭一核武器和其他现代化杀伤工具的联合武装力量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在这一战区集中了大量的陆、海、空军力量，共有一百多万官兵，一千多架飞机，大约五十只军舰和辅助船。装备着“北极星”导弹和“海神式”导弹的美国第十六原子潜艇分舰队和美国第六舰队是这个战区的主要打击力量。    在地中海错综复杂的国际对峙中，军事战略因素起着巨大作用。正当在欧洲出现了一个以紧张局势的军事缓和来补充政治缓和的现实前景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却力图在地中海增加西方的军事潜力作为“补偿”。在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中，这个地区被认为应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起纽带作用，以保证控制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的石油资源。    塞浦路斯正受到特别的注意。    希腊声明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组织，打乱了这个集团领导人的全部计划，使他们不得不紧急寻求“补救办法”。    意大利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特别密切注意的对象。    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家的意图，土耳其也应该用来填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体系在东地中海的“缺口”。然而，设在土耳其的现有的外国基地的命运，由于塞浦路斯的危机而受到了威胁。    以色列表示愿意在自己的领土上为美国第六舰队提供基地，以便“补偿大西洋集团在东地中海的损失”。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地中海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北大西洋联盟的头目们不是尽最大力量来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尽最大力量来影响那些现在已是该集团中“不可靠的”国家的国内政局。    当然，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对直接在它国境附近发生的情况漠不关心，也不能不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和军事冒险。正因为如此，当一九六七年近东危机时期美国第六舰队展开积极活动的时候，苏联把自己的舰只开进了地中海。    甚至连伦敦战略研究所也承认：“苏联海军分舰队的存在，是要消除美国使用自己海军和登陆部队的可能性。”

【合众国际社印度尼西亚登帕萨九月四日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四日结束了为期两天的非正式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迫切需要至迟在六个月内召开东盟各国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    会谈公报说：“会谈主要讨论了东盟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东盟已经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有必要召开一次东盟最高级会议，以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    苏哈托和李光耀主张认真在技术一级和部长一级作好准备工作，以便将于巴厘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能取得具体结果。    印度尼西亚国务部长苏达莫诺对记者们说，如果准备工作能如期完成，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五国领导人的会议可能在年内举行。    苏达莫诺说，李光耀和苏哈托在研究本地区局势时想必考虑了东盟可能需要定出政治方向的问题——这个组织至今一直严格限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    苏达莫诺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即将召开的东盟最高级会议应当取得有利于东盟各国人民的具体的经济结果。他说，东盟最高级会议还有一个目标，即加强各成员国的抗御力，从而加强区域的抗御力。    【安塔拉登帕萨九月四日电】苏哈托总统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昨天下午举行了第一轮面对面的会谈，会谈持续了三小时。    国务部长兼国务秘书苏达莫诺说，这次会谈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李光耀总理对巴厘的访问是非正式的。    【路透社登帕萨九月五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同苏哈托总统进行两天的非正式会谈后，今天回国。

【法新社曼谷九月四日电】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政府将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到曼谷签署泰苏文化协定，两国已经商妥了该协定的草案。    这家报纸援引泰外长差提猜·春哈旺的话说，预料葛罗米柯将接受这个邀请。    在这里访问期间，他将同总理克立·巴莫和其他高级决策官员举行会谈。这家邮报还说，他可能要阐明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计划。    这家报纸说，邀请苏联外长是要作为同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相对称的一种平衡行动。莫斯科正在同中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差提猜定于十月二十日率一文艺演出团去中国。    【合众国际社曼谷九月四日电】差提猜今天说，泰国已邀请葛罗米柯近期访泰以签订两国之间的文化协定。    观察家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泰国企图加强与俄国的关系以作为抵消中国对泰国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正在减少的美国影响的平衡行动。虽然泰国与俄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有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从来不密切。    差提猜说，泰国是让苏联驻这里的大使转达这个邀请的，但是，还未收到苏联的答复。两国政府已经批准文化协定草案。    泰国于七月一日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从五十年代起并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是向泰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主要国家。当前，美国正在撤出它的军事基地系统。    与此同时，人们知道俄国人正在设法增强它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他们在泰国设有庞大的使馆。据消息灵通的西方人士说，苏联驻泰国使馆有大约二百个俄国人，而泰国驻莫斯科使馆只有五个泰国人。俄国人最近要求泰国人准许他们向他们的驻泰使馆派驻武官。过去泰国政府不准许任何俄国军事人员留住泰国，并一直限制苏联外交官的旅行范围。

【路透社喀土穆九月五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的一位部长在恩图曼电台上宣布，尼迈里的政府今天清晨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少校易卜拉欣部长在电台上的一篇声明中说，一小批官兵发动这次阴谋。他们夺取了恩图曼电台，但是政府在两小时后重新掌握了控制权。    这位少校是农业部长，也是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副总书记。    易卜拉欣少校是以尼迈里总统的名义宣读他的声明的。    根据中东社在开罗的一则报道，这些阴谋者曾保持了对电台的控制，广播了他们自己的声明。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九月五日电】苏丹驻内罗毕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今天说，苏丹总统尼迈里在他显然被推翻后几小时内发动的一次反政变中又重新上台。    在内罗毕的一位官员说，“尼迈里总统又重新上台”，举行了一次反政变。    【法新社开罗九月五日电】据中东社今天报道，苏丹发生了重要政治变革。    这家通讯社说，一位名叫哈桑·侯赛因·奥斯曼的中校今天上午在恩图曼电台宣布解散苏丹的唯一政党苏丹社会主义联盟、议会、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宣布，将释放所有政治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三日电】参议员哈里·伯德今天要求国会停止实行和重新审查对印度的所有新的对外援助计划。伯德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甘地夫人相信自己是有效能的、正义的，她已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独裁国家。”    伯德说，甘地夫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独裁权力，镇压所有印度人的自由。    伯德说，“实际上，她已宣布英迪拉就是印度，而印度就是英迪拉……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查我们对印度的大规模对外援助计划。”    伯德说，印度过去欠美国和其它贷款国的八亿一千三百万美元，由于印度还不起而再次延期，而且由于购买美国的价值二十二亿美元的粮食而欠下的以印度卢比计算的债务已被取消。    伯德说，“实际上，这将成为一种没有得到国会赞同和不让美国人民知道的新的援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求美国的纳税人出钱继续对印度政府提供援助。”

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本人。虽然在沙特阿拉伯并没有游击队运动、没有共产党和没有政治上已经成形的反对派，但对费萨尔本人的保卫工作仍是十分严密的。他的大轿车，从来都跟着四辆晌着警号、架着机关枪的鲜红的吉普。他新落成的行宫，周围布满效忠的贝都印部队的帐幕。    两个不同的特务机构在分析外国的报刊，监视所有一切外国人，包括从也门人到巴勒斯坦人的几十万阿拉伯朝圣者，以及检查信件。    在沙特阿拉伯最具有影响力的外国是美国。合资经营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具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曾是全国规模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沙特阿拉伯有钱人的子女，都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大学。哈立德亲王继位后的新局面美国卖给这个沙漠王国的武器和军事资料，已达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数目。和美国的这些合约，都是费萨尔的弟弟、五十三岁的法赫德亲王签署的。费萨尔遇刺之前，他就被认为是除了国王之外最有势力的人物。许多人甚至推测他将会成为费萨尔的继位者。    然而王族会议决定不变更原来法定的王储人选。国王遇刺后不到两小时，会议就宣布费萨尔的弟弟、六十二岁的哈立德亲王为沙特阿拉伯的新主。温和的哈立德，在一些外交官员们的眼中，“也许是整个王国里面最和蔼可亲的人”。然而在政治上，他从来总是退居幕后。他从未公开对同以色列的冲突、对石油政策或是对同美国的结盟发表过意见。    虽然他早年也曾跟随费萨尔访问英国、美国和德国，但他越来越沉迷于他私人的爱好：贝都印族人帐幕中的谈话、园艺、赛骆驼、放鹰、以及尤其是打猎。虎头、象牙和其他猎获物以及全世界最珍贵的武器搜集之一，装饰着他在利雅得卢伟斯工人区的别墅。    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哈立德，三年前在美国俄亥俄州动过心脏手术之后，健康状况更每况愈下。不过：尽管有病和对政治不感兴趣，王族会议还是认为这位法定的王储仍是能把政权的基础    ——七万名王族成员维系在一起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会议害怕，对事先安排好的继承规定哪怕是稍微的变更，都会引起哈立德各兄弟间、甚至是三千多名王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重新挑起“和亲”各族间的旧怨。他们还没有忘记，费萨尔登位之初，就曾清算废王沙特的穷奢极侈的家族，冻结他的亲属在国外的存款，以及削减津贴。在一九六九年秋天反费萨尔的阴谋中，就发现有王族成员参加。    然而观察家们认为，真正有力量去控制王族内各个竞争的派系的，倒不如说是新王储、哈立德的异母弟法赫德亲王。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治领导权已落入法赫德亲王之手。在费萨尔在位时任内政部长的法赫德，当时就已经是事实上的总理了。费萨尔死后，他被认为是王族中最有能力的人物，现在就有人推测他有朝一日可能取代哈立德。    他的势力之大，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七兄弟集团之首，七兄弟同为苏戴利族的一母所出。他已成功地把这些兄弟都安插到关键性的职权上去了——例如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利雅得和麦加的总督职位。    族中的反对者们说他是危险的前进分子，因为他在一次访问中赞成行政改革、民主化和制订宪法。    在费萨尔的盛怒之下，他不得不在一段短时期之内退往欧洲去韬光养晦。然而在此之后，他就一直扶摇直上了。费萨尔总是派他——而不是王储哈立德——去担负重要的外交使命。    甚至他在国外的旅行中已为人所共知的喜欢美女和——被可兰经咒为“魔鬼的杰作”的——豪赌的毛病，也不能有损于他：去年秋天，他同两位王亲一起，在杜维勒、蒙地卡罗和加纳的赌场——每晚投注达三十万法郎——赢了几百万又输掉。（完）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三日电】国防部今天说，驻泰国的美军到六月底减少了七千五百人，表明美国在继续从那个东南亚国家撤退。    这样美国在那个国家的驻军人数就减少到了一万九千五百人。    五角大楼还宣布，十月三十一日以前还要再次削减，减到一万六千五百人，并将关闭设在那空拍侬泰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设施。美国和泰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前从那个国家撤走全部美国军队。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九月号刊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同学会“五四演讲会”上的一篇演讲，题目是《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全文如下：    要谈中国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背景，及其与历代和现代社会思想（或可称为世界观）的关系。一、中国古代及中古（至宋末）科技的昌盛，    反映某一段时代的进步的社会思想    Ａ、夏商时代：这时代大约在三千到四千年前，是中国文化已有记录的时代。那时社会虽属于奴隶制，但由于奴隶和新地主联合起来向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奴隶制逐渐被新的封建生产制度取而代之。象这种生产增加，就会自然地促进科技发展。    夏商时代中科技的发明，在天文方面有日月蚀与新星的观察及记录，手工艺方面有青铜器、丝织和拉织机的发明，游艺方面有围棋的开端（近代科学家认为围棋是世界上最包含数学哲理的游艺）。    Ｂ、春秋战国：这时期大约在二千到三千年前。那时有许多在思想上很不相同的派别，名之为百家，其中有儒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道家（以老聃、庄周为代表）、法家（以管仲、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墨家（以墨翟为代表）等。百家在思想上的斗争非常剧烈，所以称为“百家争鸣”。现在单说儒法斗争。儒家主张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如“听天由命”）及“人事”“礼教观”（如“王道”、“仁义”），法家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识与改造自然界）。儒家重视本身所产生的知识阶级（白面书生或当官晋爵的学仕），轻视劳动生产阶级，所以鄙视科学技术，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法家重视“耕”“战”工作，以劳动生产为首要，所以自然地鼓励科技上的创造与发明。儒家主张复辟古制，法家则提倡革新，以求积极进步。因为儒法两家的社会思想有天渊之别，他们的“争鸣”也最激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开端。    讲起春秋战国期间的科技，天文方面有恒星表，手工艺方面有铸铁的使用，建筑方面有首造万里长城及桥梁工程，游艺方面有风筝的创始（反映对“流体力学”的兴趣）。    Ｃ、秦汉时代：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政治家。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根除以往的奴隶制度。他采取法家倡导革新的路线（春秋时期有过商鞅变法），实行革新政治。到了西汉初年汉高祖时代，法家仍占上风，但以后不久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法家势力就走了下坡，最后由汉元帝起，社会思想就由法转儒。从此时一直到东汉末，儒家思想占有特高地位，等于全国的正统宗教。    因为由秦至西汉中期法家占有主导地位，科技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强的基础。这种雄厚的潜力，一部分发挥在西汉时期，其余部分虽遭受儒家的统治与破坏，却大大发挥于东汉年代。    据中外人士的考查，中国在秦与西汉时代已有对太阳黑子的观察。又据近来中国科学家考察，记里鼓车和机械性的指南车发明于西汉，提花机的发明最迟也在西汉。在水利方面，成都附近的都江堰是在秦初建成的。    东汉时代的科技有巨大的发展。天文学方面有天文大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与地动仪。数学方面有算盘的初期使用，及数学大家刘徽的《九章算术》著作。工艺方面有蔡伦的造纸，杜诗的“水排”（用水力为动力的鼓风机械）。医学方面有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及华佗的《外科手术》等。    Ｄ、隋唐至宋朝时代：汉代以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历史遭受三百六十多年的分裂情况。在这时期内，儒佛道三教并重。法家如范缜，以无神论对抗三教中的迷信，但只有局部功效。另一法家祖冲之，积极研究天文与数学，有名著《缀术》，对圆周率（π）计算的准确，比欧洲人要早了一千多年。    在很短的隋朝时期（不到四十年），中国重新统一，但因尊孔崇儒关系，世族豪强地主势力涨大，逐引起农民之不满，群起斗争。在此斗争中，法家乘机推进科技，所以有大运河的兴造，石匠李春设计的赵州石桥。    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九○七年），政治统一，版图扩大，中国极其富强。佛道二教虽也由当政者提倡，但尊孔崇儒之风，非常浓厚。尤其是韩愈当起儒家代表人，讲道学传统，鄙视科技与生产。还有一件助长儒家威风之事，就是在唐朝中间，发起了有史以来头一次的科举制度，其意义是给儒家一个凶暴统制思想的工具。但在唐朝的前半期中，有武则天掌权，实行法家路线，促进生产。又有法家柳宗元，反对韩愈议论，减少儒家一些嚣张，使得科技仍有相当的进步。天文方面，有张遂（僧一行）发明的“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数学方面，有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工艺方面，有由隋朝第六世纪初步开始的雕版印刷，在唐朝公元八六八年以雕版印出全部佛经。又由许多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来，唐瓷的艺术与技术都是达到很高的程度。    到了宋朝（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的北宋时期，最精彩的一段，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当宰相时，为了理财整军、富国强兵，促进水利，建立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均输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他的这种法家路线，代表当时最进步的社会思想。王安石的好朋友沈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自然科学家。沈括非但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的大业，并且对许多种科技，有巨大的贡献。他的重要著作《梦溪笔谈》，一方面维护王安石的革新政治，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儒家的顽固思想。    宋朝确有足以惊世的科技表现，造成中国科技的极盛时代。现在列举宋人对科技贡献的荦荦大者，缕述如次。在天文方面，公元一○五四年间（宋至和一年），天文主官杨维德视察出来一颗超新星，照明了二十三个昼夜。现在天文学界公认蟹状星云为这颗超新星当时爆炸后的遗迹。这项纪录是天文学里的一个巨大贡献。据英国人李约瑟的考查，宋人发明时钟的最重要机件，名之为逸脱结构，（事实上，唐朝张遂与梁令瓒已经在公元七二三年作出这项发明，不过我们拿公元一○九○年在开封设立的浑天仪，其中所采用的时钟逸脱结构，代表一种最重要的应用。）比欧洲人发明同样原理的结构早了至少二百多年。在物理学方面，宋人发现磁石有吸铁性及指极性，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著述中，描写了用磁石当作指南针的四种实验，后人把这种指南针，用作航海仪器。在化学方面，宋人约在公元一二三二年用硫磺、硝石、皂角为原料，造成火药，有爆炸及推进性能，为近代火箭的先导。在工艺方面，宋人毕升在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比欧洲人古滕伯格用活字版印成基督教圣经（约在公元一四五五年），早了几乎四百年。    二、元明清至民初中国科技之落后和欧洲文艺复兴后科技的猛进    中国在元明清至民初大约有六百年时代，虽然有两次异族侵入夺得政治权力，但在文化上仍维持象宋代朱熹倡言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想。事实上，由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在这几个朝代里，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尤其是在满清时代，搞八股文章变成封官晋爵的唯一途径。凡与科技有关的事物，都被认为“奇技淫巧”，都比“四书五经”为下品，毫无一点正统要务的价值。所以在这六百多年当中，除掉明朝科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著作，及明末宋应星编的《天工开物》重要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算作科技的发展。这些事实充分地表示，在这几个朝代中的儒法斗争，儒家获得绝大的胜利，而法家则几乎一败涂地。对照科技发展而言，中国在元至民初，整整六百多年陷于醉梦糊涂中，完全没有苏醒的征象。    在中国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的起头，恰巧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根据许多学者的考证（李约瑟是其中之一），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科技比欧洲的优越很多。此中，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在希腊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科学，比较注重理论解释或理论概括，但中国科技，特别注重实际发明或发现，殊少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或概括。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的作风确有这种区别，但在中国方面，科技发展是在受儒家压迫中逃命出来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的科技虽然显出辉煌的成绩，远远超过欧洲的造就，但多少也遭受了儒家的一些毒害，使其工作性质不免偏向于“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    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有二百年（约在公元一三五○——一五五○年），在科技方面，仅有哥白尼在天文学上作出巨大贡献。哥白尼正是欧洲科学革命（约在一五○○——一七五○年）的创始人。继哥白尼之后，接着有伽里略、培根、开普勒与牛顿等人，完成了科学革命的大业。欧洲继科学革命之后，又发动了盛极一时的工业革命（约在公元一七五○——一九○○年），其中牵涉的人物很多，但为简单化，可以拿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为典型人物。欧洲经过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大约四百年光景，它的科技就飞跃地远超过了中国的科技。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当天主教耶稣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欧洲的科技水准已经超过了中国。三、五四运动是民初社会思想上的一个新潮流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运动的近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思想或文化哲学方面说，五四运动表明儒教是一种顽固又开倒车的思想（例如“打倒孔家店”口号），同时这运动提倡西方文化里的“民主”和“科学”哲理（如罗素的数理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对照科技问题说，五四运动的革新精神，等于批判清末张之洞倡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因为所谓的“中学”，早已被儒家搞成八股，完全失掉学术的真谛，哪有资格当作学术的主体。同时，张之洞“西学为用”的观念，表示他不明了西方学术在哲学上和理论上，自有它深刻的基础，决不能单拿它当作一种工具而已。从另一角度说，五四运动虽是一种进步的文化活动，但本身也有许多缺点。这运动的范围，大部分限制于少数知识阶级里面，没有拿大多数群众为主体，也没有把运动目标专注在造福于群众上面。同时，五四运动因急于要盲目吸收西方思潮，对于西学并没有深刻或严格的批判，也未曾认识清楚什么是西方科技发展的主题与精粹。结果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人只是盲目崇拜、模仿或依赖洋人洋物，造成了洋奴哲学与爬行主义的风气。所以由民初至解放以前的科技发展，只有在皮毛上的模仿，毫无自立性的实质。四、现时的新社会思想及其推进科技的成绩    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以后，一直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新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的主旨，对内是废止了旧社会里的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对外是抵制任何方式的帝国主义。因为这新的社会思想竭力反对中国两千年来以儒教为正统的社会思想，同时它很热烈地赞助一向为儒家轻视的法家社会思想。在这种近代儒法斗争之中，新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又在一九七三年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尤其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全国的群众认为尊孔派的保守与复辟社会思想，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绝大阻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