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欧洲会议》，摘要如下，    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俄国人就一直极力主张举行一次全欧安全与合作会议。经过多年的会谈和争论，还拖着一个并不甘心的美国一起前进，结局终于在望了。东西方最高级会议就要举行了。    这全部作法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它将只带来政治义务，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在赫尔辛基签字的这些文件是否有任何真正的价值，还要等会议开过之后由苏联的实际行动来考验。    莫斯科感到高兴，这有明显的理由。莫斯科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它正在对付一个怀着敌意的中国的时候，确认了目前的欧洲疆界，稳定了西部阵线。    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获得重要的让步。俄国人同意的原则是，欧洲的疆界可以用和平的协定来改变，西方国家反过来也同意不以武力改变疆界。    “安全”这个词当然是用的不妥当。会议不是直接讨论军事问题的。俄国人对欧洲安全承担的一件小事是，同意在他们的边界一百五十六英里以内进行两万五千人以上的军事演习时要在三周以前通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法律义务这样做。    正是在人权和东西方接触方面西欧人施加了最大的压力。虽然提出的宣言中含糊不清的提法很多，但是它也反映出苏联方面作了一些让步。    也许这次会议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给东欧共产党人带来的好处。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仍然没有忘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他们尤其急于使莫斯科证实“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当然给东欧人以活动的自由也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总之，会议会取得有限的成果，但是只是今后继续努力的基础。重要的事情是，西方不要沉浸在过分的乐观情绪中而放松警惕。俄国人没有放弃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希望诱使西欧认为，苏联的军事威胁再也不存在了，因此再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了。如果这种战略起作用的话，那对西方来说将是严重的。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七月十八日刊登穆拉尔卡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葡萄牙使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勃兰特到莫斯科，恰好碰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十周年，这一巧合是太巧了。七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趁勃兰特在苏联的时候，纪念四十周年，莫斯科就赢得一分。    这一分就在于：一九三五年的代表大会标志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一个急剧转变。它们不再把社会民主党人当作法西斯分子，而是开始认真对待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通过纪念这次代表大会，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就突出表明了苏联目前的方针，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学习彼此合作，而不要彼此为敌。而要表明这一点，还有那个对象会比勃兰特先生更合适呢？勃兰特是战后时期最杰出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况且还是一个德国人。    勃列日涅夫隆重接待勃兰特，乍一看这是对勃兰特当年被迫下台的种种原委表示个人歉意的一种姿态。俄国人坚持说，他们对于把纪尧姆——目前正在西德受审判的间谍——安插在勃兰特身边一事，是一无所知的，由于这一事件，他们确实对东德人很生气。但是，首先，勃兰特仍然是缓和的实用性的关键：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没有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就不会有苏美蜜月的盛欢。苏联现在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葡萄牙的局势。俄国人觉得，葡萄牙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所爆发的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可能给欧洲造成持久的损害。    在公开的态度上，莫斯科是支持葡萄牙共产党人的，但是对于葡萄牙共产党的策略是有很大的保留的。这种策略就是依靠军人，以便取得更多的权力，其程度要超出他们所获得的公众的支持。这里争辩说，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库尼亚尔不是傻瓜，他知道怎么做，能够最好地判断当地的局势。但是，正象勃兰特尖锐指出的，如果在葡萄牙居于多数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被别人用无耻的手腕剥夺了权力，那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就不可能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建议。他希望俄国人要求葡萄牙共产党人野心小一点，更通情达理一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目前的局势下，莫斯科即使有此愿望，也未必有办法迫使库尼亚尔改变他的路线。    葡萄牙问题正在从边缘进入欧洲共产党与中左政党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中心。在西德，共产党人不是重要的，但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而他们决定对这一局势作出何种反应，勃兰特是可以起重大作用的。    莫斯科热烈希望，即使葡萄牙的事情弄别扭了，勃兰特也可以阻止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恶化。他们的论点是：如果葡萄牙的事态使得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集团之间发生激烈的政治战，那么，欧洲的缓和就不能长久。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动摇“世界谷物市场”的苏联》，摘要如下：    今年苏联干旱，五月中旬以来，“伏尔加河沿岸和哈萨克的降雨量很少，误了春麦播种农时”。外电的这一报道，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此后不久，苏联对外贸易公司的三名副总经理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在那里长期逗留，这就使这种传说更加蔓延开来。    从日本气象厅获悉的苏联东南部气象数值来看，据说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东南部、北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等受灾地区四月份以后的情况“与一九七二年干旱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真是处于“旱得冒烟的状态”。    塔什干、舍甫琴科堡和奥伦堡等地，六月份的降雨量只有一、二毫米乃至零。与七二年大为不同的是，这次受灾只是春小麦，在同一个时候，别的农场收割的冬小麦却是平安无事的。    随着消息的增多，农林省和贸易公司人士正在提高警惕，认为“严重性可能超乎预料”。一家有影响的贸易公司认为：一、开始进口的时期意外地早；二、苏联从印度购买了大量棉花；三、苏联以政府方式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进口豆类的合同。由此看来，苏联受灾面积是相当大的，品种除小麦以外，也涉及到大麦、豆类、高粱、牧草、葵花籽、马铃薯和棉花，这将给农产品市场带来复杂的影响。    关于把旱灾考虑在内的对今年产量的估计，有的说“为一亿九千五百万吨”（美国农业部），有的说“为一亿八千万吨至一亿九千万吨”（东欧驻苏使领馆人士）。今年苏联谷物生产指标为二亿一千五百七十万吨，如果采取使用了宇宙卫星等工具的美国农业部的说法，今年的产量高于七二年的产量（一亿六千八百二十万吨），但要比今年谷物需要量（二亿零五百万吨）少一千万吨。这就产生了“要进口一千万吨的说法”。    但是，美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却取“一千二百万吨至一千五百万吨”的说法。这意味着，明年苏联即使是平年，也将遗留下相当一部分的创伤。并且，与旱灾相反，东欧多瑙河沿岸国家目前正为严重的水灾所苦恼。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十九日电】欧洲安全会议今天清晨正式定于七月三十日在赫尔辛基召开三十五国最高级会议。这次最高级会议是要通过谈判代表在这里经过两年多的沉闷乏味的会谈所拟就的缓和宪章。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日期是由欧洲安全会议的协调委员会于早上二时四十四分最后定下的，出席最高级会议的将有美国总统福特、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其它三十三个国家的领袖。    当主持会议的瑞士大使宾德—舍德勒在协调委员会为自己确定的最后限期十八日午夜过后几乎三小时宣布这一决定时，大多数代表都报之以鼓掌。    之所以迟迟作出决定，是因为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对于在欧洲各地举行的大规模演习提前发出通知以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这一段话的文本提出了互相抵触的要求，而使会议陷于危急的僵局。    随着会议长时间地拖下去，不断吸烟的疲乏的代表们有时看上去是忧郁的。有的人在休息室里踱来踱去，另有些人则坐在咖啡桌旁就最新的折衷方案进行讨价还价。    主会议厅的钟已指着午夜十一点三刻，瑞士代表仍在主持会议，尽管他的轮流一天的主持会议权利已经完结。    一位荷兰代表起立问道，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为什么瑞士还在主持会议。苏联大使怒冲冲地打断说，“重要的不是时钟上的时间，而是政治时间。”    塞浦路斯问题是谈判的最后一道障碍。代表们已完成了一百多页的文件，其中内容繁多，从关于参加国之间未来关系的“十项原则”，直到关于军事缓和、经济合作和改进人民之间接触的各种文件。

苏亚雷斯在会上谴责葡共。葡共三个地方总部被捣毁。戈麦斯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磁商。军方宣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    【美联社波尔图七月十九日电】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挫败了共产党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他举行集会的威胁。他今晚使七万人聚集在这里的足球场，并对他们说，“我们准备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和保卫自由”。    苏亚雷斯说：“共产党从事极权主义的冒险。他们设法把独裁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不行，不行，不行。”群众拥挤在足球场，有些人进入了足球场场地。他们站立起来，以震耳欲聋的喊声不断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这是自从这个政权在十五个月前成立以来举行的最大和最热烈的政治示威。    苏亚雷斯追述他由于与军事统治者发生分歧而使他的党退出政府。他说：“现在是向武装部队运动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了：它将在多数人支持下进行统治呢，还是在反对多数人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德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葡萄牙保安部队、大陆作战司令部今晚发表声明，禁止共产党设置路障，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在社会党星期六晚上在里斯本举行群众大会时预料会出现的爆炸性局势。    这个声明是在今晚在总统府举行紧急会议以后发表的，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元首戈麦斯、代总理贡萨尔维斯、大陆作战司令部司令德卡瓦略以及陆军参谋长和革命委员会、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    据大陆作战司令部的公报说，将不禁止社会党举行大会，但禁止共产党设置路障来阻止示威者进入里斯本。公报明确地称社会党是“非反动派”。同时，社会党今晚在波尔图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没有发生事件，示威到很晚的时候才结束。    【法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来自波尔图的消息说，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为了制止社会党战斗分子向该市进军而在东路易斯桥上设置的路障受到公众的攻击。双方今天开始了基层宣传运动，其焦点显然是在波尔图。    另一个事态发展是，大陆作战司令部今天宣布，在五月二十八日大搜捕中，被捕的大约四十名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成员将予以释放。约有四十人仍在狱中。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由于暴徒袭击两个城市的共产党总部以及社会党人在另一个城市举行集会，葡萄牙军队今天处于戒备状态。同时，军方温和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亲共产党的贡萨尔维斯总理下台。    军事保安部队——大陆作战司令部——警告说，它可能使用“它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外国反革命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    共产党用类似的语言号召支持它的人上街对付“反革命的反动派”。    在保守的北方，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星期五晚涌向波尔图进行示威，反对统治这个国家的左派武装力量。    星期五清早，愤怒的群众袭击了洛里尼亚和卡达伍尔的共产党总部，这两个镇在里斯本北部约五十英里。群众洗劫了办公室，在街上烧掉了书籍和档案。    得到军方任命的市委员会支持的总工会号召工人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以便参加一次反示威。下午，两股对立的示威队伍的广播车在波尔图交叉往来、拉拢支持者。在马托西尼奥斯港口区，一群愤怒的渔民包围了共产党的一辆卡车，警察不得不进行干预来帮助那辆卡车上的人员。    【法新社里斯本七月十八日电】这里有消息说，在北部港口城市波尔图附近阿韦罗的共产党办公处今天傍晚被示威者洗劫。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八日电】《苏维埃俄罗斯报》国际问题评论员阿·克拉西科夫写道：“葡萄牙的政局再次激化。原先那种形式的执政联盟已不复存在。革命委员会详细讨论了与国内局势有关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成员应有所改变。”    评论员指出，“最高革命权力机关的决议，是对前执政联盟的两个政党——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向它提出的挑衅的回答。这两个党已把自己的代表从政府中撤回，从而强调表明，它们不同意政府采取的旨在为葡萄牙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创造条件的政策。”    “社会党成了当前危机的实际制造者，它打算分裂武装部队运动，然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

【德新社波恩七月十四日电】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今天说，不管今后在葡萄牙会发生什么事情，执政的武装部队运动现在都必须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部责任。勃兰特在一项声明中说，社会党人退出里斯本内阁一事明确表明，葡萄牙的国内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他表示，军方必须对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负全部责任。但他说，他仍然支持西德向葡萄牙提供经济援助。    但他说，应该向武装部队运动领导人明确表明，人们仍然很认真地对待他们对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所承担的基本义务。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十八日刊登格韦茨曼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缓和的含糊不清之处：美国同苏联尽管在空间对接，但看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分歧》，摘要如下：    “阿波罗号”和“联盟号”今天成功地联接使人清楚地看出苏美关系是含糊不清的。这件事强调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可以把它们的军事—工业力量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但这件事还指出，尽管搞缓和，但在大部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仍然没有这种合作。    不信任的情绪没有消失二十年来进行了多次交流和最高级会议，并签订了几十项协议，但是并没有使不信任苏联的情绪消失，看来在一大部分美国社会中，从白宫一直到普通人，都仍然抱有这种不信任情绪。美国人没有欢呼向俄国销售大笔谷物的交易，却担心其中存在要使消费者破产的某种阴谋。    甚至一些重要的协议也因怀疑情绪而受到损害。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使两国在防御导弹方面节省了成亿美元的经费，但是一些批评的人攻击这个协议，他们认为苏联在设法进行欺骗。    虽然基辛格国务卿由于担心核战争而大力为改善对苏关系的政策辩解，但是连基辛格也抱有人所共知的不信任俄国人的情绪。    苏联的社会已经改变了。西方的思想现在比以前广泛地传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现在是一个开放得多的社会；对西方技术的探求已迫使克里姆林宫在许多方面同外界相适应。    电视实况转播的“阿波罗一联盟”联合飞行，肯定是那些希望使俄国人“自由化”的美国人早就想往的事态发展。而且看来肯定的是，由于进行这样一种大肆宣扬的合作，苏联领导要激烈改变它的政策而转向使紧张关系加剧的政策就较为困难了。

【美联社纽约七月十五日电】由于连续下了三天暴雨，十四日，美国东北部地区大小河流泛滥成灾，河水溢过河岸，淹没公路和房屋，相信有四个人被淹死。美国中西部也遭到雨水和强风的袭击。    【法新社莫斯科七月十五日电】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十四日晚报道说，在苏联西伯利亚西部，由于暴雨和溶雪，使奥比河河水满溢，泛滥的河水淹没了河流两岸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并使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公路不能通车。

【安莎社罗马七月十七日电】葡萄牙外长安图内斯在意大利驻里斯本大使阿尔维拉陪同下于今天上午到达罗马，开始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    关于访问罗马的正式目的，葡葡牙外长说，他与鲁莫尔外长的会谈将集中于政治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    然后他表示希望在关于经济问题，特别是关于葡萄牙今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的讨论方面将是有成果的。    鲁莫尔是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新的任期六个月的主席，他是七月一日担任这个职位的。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小岛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苏联为对南北朝鲜的外交而苦思焦虑，目前采取静观姿态》，摘要如下：    对于前不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访问中国一事，苏联没有作任何正式的评论，但是，对于金主席首先把访问的第一站选为北京，苏联无疑地正在以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注视着。    在金主席访问北京以后两个月的今天，莫斯科的外交人士中仍然有这样一种疑问，就是金主席访问中国后，为什么不访问苏联呢？    在此间的外交人士中，很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金日成主席希望访问苏联，但苏联方面拒绝了。”这种传说的“根据”是说苏联照顾同美国的关系。据推测，苏联认为时机不好，就是说，当美国在印度支那受到沉痛的打击，如果邀请金主席访问莫斯科，更会刺激美国。    这种推测之所以带有真实性就是由于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越南战争以后，美国高呼要保卫留下的亚洲堡垒韩国，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甚至暗示可以使用核武器。    在美国对朝鲜问题采取这样强硬姿态的时候，如果接受金主席访问苏联，大声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即使不那样也会给美苏关系带来坏的影响。作这样的判断也不奇怪。    从苏联和韩国的关系来看，由于邀请韩国选手团参加莫斯科国际学生运动会（七三年八月），两国关系接近的传说曾流传一时，但是，苏联对朴政权仍然采取严厉态度。如果考虑到同还不能肯定其稳定程度的韩国建立关系是否有利，那么，目前不利因素甚多，苏联开始改善同韩国的关系的可能性大概是不可想象的。    归根到底，苏联一方面同北朝鲜保持现在这种水平的“正常但不是很正常”（外交人士语）的关系，另一方面注视韩国国内的动向。此间的强烈的看法认为这是苏联当前的基本路线。

【路透社开罗七月十六日电】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今天在到达这里时受到数以千计埃及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同萨达特总统举行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会谈。    预料两位领导人在哈立德国王五天访问期间，将讨论是继续坚持和平解决中东危机的做法，还是谋求其他方式解决危机，以及如何加强阿拉伯的团结。    【中东社亚历山大七月十八日电】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首次正式会谈今天上午在这里开始。会谈是在蒂恩角宫举行的。    【德新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今天下午检阅了埃及海军在亚历山大附近的地中海海岸举行的长达四小时的阅兵式和演习实况。    两位阿拉伯领导人最初在总统的《自由号》船上观看了参加一九七三年战争和参加封锁红海人口处的曼德海峡的埃及海军象征性部队的阅兵式。它们包括鱼雷、炮舰、导弹舰艇、驱逐舰、扫雷艇、部队运输舰和潜水艇。    他们还看到了一次演习的实况：导弹舰艇对准一个目标开火，驱逐舰击退了一次空袭，并且在空军中队的帮助下击毁了一艘敌人的潜水艇。    两位首脑早些时候主持了一次包括他们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助手在内的全体会议。    【中东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昨天出版的《金字塔报》说，在海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埃及的海市蜃楼式飞机首次出现在地中海上空。萨达特总统和哈立德国王观看了这次演习。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七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阿富汗为什么能使俄国人受它的摆弄》，摘要如下：    两年前的今天阿富汗发生了一场革命。国王被赶下了台，宣布实行共和政体。阿富汗电台说，国家将出现新的曙光，以前的懒惰和腐败情况宣告结束。还答应实行改革。阿富汗将真正进入二十世纪。    西方报刊有极好的材料作为依据来报道令人惊恐的消息：又有一个国家落入了苏联的轨道。就在发生暴动的前几天，苏联大使取消了离开阿富汗的计划。受苏联训练的一批官员（他们的名字是不公开的）的一个中央委员会据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人。苏联马上承认了新政权。两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好象都是很遥远的事了。阿富汗奉行的使一个强大的邻国反对另一个强大的邻国这种复杂而又成功的政策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苏联虽然继续在训练阿富汗军队，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要说的话，苏联倒确实比以往更受阿富汗摆弄了。苏联石油仍然一桶桶地通过奥克苏斯河运入阿富汗，其价格大致同石油危机前相似。其他国家哪个能做到这一点？    阿富汗是一贯使各邻国相互闹翻的。在十九世纪，这个国家得以继续作为俄国与英帝国之间的一个陈腐的缓冲国。在冷战年代里，阿富汗人十分巧妙地挑动大国相争。    阿富汗从各方面得到了援助。用外国的钱修建了公路、水坝、机场和学校，但这一切几乎不起任何作用。阿富汗使自己成了提供援助国的一场恶梦。不仅那些援助看来对提供援助的国家不起什么影响，而且那些计划本身在很多情况下证明是累赘、无用的东西。    在赫尔曼德河谷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坝来扩大这个河谷的灌溉和提高肥力之后，那里的收成却一步步下降。花了大量的钱修建的坎大哈机场看来很大，实际上却没有利用。    阿富汗人现在仍在玩弄同样的把戏。阿拉伯各国已同意提供总计十亿美元的款额，伊朗又给二十亿。已经给了五亿美元的苏联，已表示愿意再给钱，并让阿富汗缓期偿还。阿富汗人已显示出没有什么能力来利用这些巨额款项。它仍是联合国所列的最穷国家名单上倒数第五个国家。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外国答应提供的几十亿美元中，很少有几个钱会用在有成效的用途上。    阿富汗的人口是由几个民族汇合而成的，而这几个民族的血统源自它边界以外的地方。统治的阶层主要是普什图人，英国人在阿富汗的西北边境曾同这个民族打了好多年。约有一半的普什图人居住在边境以外到巴基斯坦境内了。大多数其他阿富汗人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所有这些民族都有许多人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几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内。    穆罕默德·达乌德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在于同巴基斯坦就西北边境省的普什图人的问题发生冲突。阿富汗人并不足够强大，他们军事上的供应者苏联，也没有足够的热情允许在亚洲边界上真的发生混乱。在达乌德的领导下，阿富汗很可能仍然是贫穷、内向、风景如画和落后的国家。要打破现状（这种现状对也许除了那些占阿富汗人民的大多数的贫穷的苦命人外的任何人都是很适宜的）靠宫廷政变是不够的。

【阿拉伯通讯社贝鲁特七月十八日电】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埃及总统萨达特七月十五日致苏联领导人一封重要信件。这封用特别亲切和热烈的字眼写的信件对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的双边关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在两国关系上掀开新的一页，而这种关系曾恶化到几乎破裂的程度。    埃及国家元首在信中再一次建议在最近期间举行一次埃及—苏联最高级会议来研究双边关系和决定关系的命运。萨达特总统是在看到苏联的态度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之后才主动写信给勃列日涅夫的，特别是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波恩会谈失败使他醒悟之后。    关于萨达特总统发现的苏联态度的“令人鼓舞的变化”，是在于苏联准备对埃及债务的解决给予方便。同样，萨达特总统惊喜地看到，苏联最近恢复了埃及很久以前就要求的替换武器的供应。    【德新社开罗七月十八日电】《金字塔报》今天说，如果埃及发现俄国人迟迟不向埃及供应零件和弹药，埃及可能不偿还由于过去多年内购买大量武器而应还苏联的几十亿美元的债务。    穆拉德博士写的文章说，埃及现在不能象纳赛尔所做的那样，推迟偿还它欠莫斯科的债务，若是俄国人继续顽固地拒绝埃及重新安排这些债务的合法要求。    穆拉德——他是艾因沙姆斯大学的法律和政治科学教授——说，不严格遵守继续供应弹药和零件使坦克、大炮、导弹基地和工厂用于生产的机械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这就使对方有权拒绝付款。    他还说，埃及要求苏联为它向苏联地中海舰队提供的方便付款，并从埃及债务总额中扣除这些款项的时候到了。    此间的观察家们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因为它出现于萨达特总统星期三为纪念七月二十三日革命发表重要讲话之前。埃报说埃财长将赴苏    【法新社开罗七月十七日电】《共和国报》今天报道，财政部长艾哈迈德·阿布·伊斯梅尔今后几天内将飞往莫斯科讨论关于埃苏之间偿还埃及债务的争论问题。    这个争论被看作是埃苏关系目前冷淡的主要原因之一。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五日电】《真理报》在一篇题为《这对谁有利？》的文章中写道，不能不使人费解的是，一个同苏联保持正式友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的报刊却突然加入了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大合唱。    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开罗某些记者所写的政论性文章具有十分含混不清的特点，这些文章的根据是一个显然荒谬的前提，即：似乎至今还不清楚，谁是国际舞台上的朋友，谁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持敌对立场并怂恿侵略者。例如，这样一种说法有何价值，即“埃及为了保持其自由意志已经开始同两股势力作斗争：美国的影响和苏联的影响”。    作者显然同现实不合拍，因为，埃及人民清楚懂得，苏联过去和现在在埃及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反击以色列侵略斗争中都始终不渝地积极帮助他们以及其他阿拉伯人民。    《真理报》指出开罗《消息报》上的谣言：说什么利比亚首领卡扎菲“已同意苏联借助于军事基地和武力占领利比亚”。《真理报》写道，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有人一个劲儿地重复已遭反驳的消息，说是最近将向利比亚运送数量惊人的苏联武器。    该报提请注意，“在凭空捏造这种谣言的同时，还硬说什么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刁难埃及。说是苏联拒绝向开罗提供那些乐意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东西，几乎是使埃及人在以色列侵略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    《真理报》写道，在这里我们显然不是遇到偶然的讹传，而是别有用心地企图把千百万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公民引入歧途、歪曲苏联的近东政策，进而在阿拉伯人中散布反苏情绪。    历史经验表明，破坏同苏联的合作，只能削弱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公正解决近东冲突这一方面的地位，使阿拉伯进步力量受到打击。

【本刊讯】《中肯国际》双周刊七月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威胁要推翻阿明》的文章，摘要如下：    据在布拉格和东柏林的外交人士传出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已决定，它将不再“保护”阿明。    《中肯》驻东欧的记者说，克里姆林宫现在认为阿明太不稳定和可靠，无法在人们称之为的大力推进苏联在非洲的目标的努力中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同时，在乌干达军队的领导层中，没有人企图向苏联专家隐瞒这样的情况：大规模提供现代化武器可能造成东非产生爆炸性局势——这是俄国目前不希望看到的一件事，当乌干达军队现在完全根据阿明的奇怪的想法行事时，俄国肯定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苏联技术人员认为，阿明可能试图欺骗莫斯科。    来自科纳克里、布拉柴维尔和摩加迪沙的消息据说已促使莫斯科注意阿明同北京的一个秘密协议。    外交官说，在布拉格，正在认真考虑一次组织良好的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这样的政变将由克里姆林宫批准，由现在在乌干达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指导。其明显的目的将是“援助乌干达建立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权”。    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将主张在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期间搞反阿明的政变。然后在坎帕拉参加会议的非洲国家元首将面对着既成事实，并且“实际上将立即被迫承认新政权以防止非洲统一组织阵线的分裂”。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十二日刊登该报记者草鹿惠、小林晖昌的一篇述评，题目是《日台航线和日中关系》，摘要如下：    正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本月九日日本方面通过和台湾的秘密谈判决定恢复日台航线，与此同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提起宫泽外相在国会答辩中关于“青天白日旗”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出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第一次表面化了的日中间“冷淡关系”，也可以说是表明了中国对三木—宫泽外交的不信任。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政府显然应该做的不是对中国重弹老调，进行反驳，或者进行解释，而是重视“日中关系”在我国外交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使日中关系不再冷却下来。    二月间，外相表示很谨慎，一切发言都归结于大平发言；但是，七月的时候，“却醉心于日台航线的复航，把重心放在那方面了”    ——人们有这样看法也是无可奈何的，这种印象无法消除。这从在日台航线复航的同时发表的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的声明中所包含的意思也可以明白。    就是说，宫泽七月一日的发言谈到了“青天白日旗”，同时又增加了“进一步促进交流”的内容，这是从发表日中联合声明当时我国的“维持日台业务关系”的方针又迈出了一步，也有可能逐渐地导致“两个中国”。    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廖承志发言表明，中国对于日本的作法，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    官房长官井出很快地在十日的记者招待会说：“并非离开了我国的基本路线。”宫泽外相同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接见记者时也说：“我想如果读了政府的答辩，是会了解真意的。”    大概是想强调“日台是民间关系，政府是日中关系”，但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处于僵持阶段，根据不同的做法，有可能对于理应和“日美关系”一样而成为我国外交重要支柱的“日中关系”产生影响。对这一点，三木首相也好，宫泽外相也好，事先是应该知道的。因此，政府大概有必要首先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改变了当初所考虑的“先日中条约，后日台”的基本方针。    “因为是民间协定，与政府无关”——很少有人同意这种原则论的。以这种原则论进行搪塞，显然对于使日中关系重归旧好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没有“心中的纽带”而想靠种种政治技巧打开局面，只会使伤口扩大。政府恐怕首先要再一次从头做起，重新确认日中关系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作出认真的努力，使中国方面也理解我国的诚意。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七月十三日以《福冈市希望开辟到中国上海和广州的航线，对日台航线感到为难》为题报道：    福冈市市长助理武田隆辅十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福冈机场被列为日台航线中转站的可供选择的机场问题说：“福冈市希望和中国开辟航线，并且正在商谈同广州结成友好城市，由于上述现状，所以市民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事实上拒绝了日台航线飞进福冈。

【共同社东京七月十九日电】题：首相就日美首脑会谈确定方针，将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反对霸权    三木首相已经决定了这样的方针：八月份访美时围绕着成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焦点的霸权问题，将同福特等美方首脑交换意见，并以某种方式实际上将“反对霸权条款”写入联合公报。这是自民党领导人十九日透露的。三木首相考虑，由于日中联合声明强调了“反对霸权”，因此想使作为“普遍的和平诸原则之一”的“霸权”的意义在国际上扎下根来，并且为打开已陷入僵局的对华谈判做好部署。为此，在日美首脑会谈中，朝鲜、韩国问题将成为最大的焦点，同时，在对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霸权问题作为不可分割的主题将成为磋商的对象。    迄今，三木首相一面摸索使日中谈判取得进展，一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美国对霸权问题的反应。    这个期间，基辛格国务卿六月十八日在日美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曾经说：“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用优越的实力和威胁将其意志强加给亚洲。”首相等政府首脑对这番话寄予了莫大的关切。    尤其可以认为，基辛格的发言证实了首相的这种想法：“所谓霸权就是意味着依靠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首相的亲信仿佛业已增强了信心，认为日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可能取得一致的。

劳动力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国家最大的财富。但毛以新的方式利用它：同鼓吹回到纺车时代，并拒绝印度工业化的甘地不同，毛始终知道，必须使中国工业化。但是，他选择了一条同西欧和美国、日本以及苏联相比根本不同的道路，首先不忽视时代因素：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拥有相应的国家设施前消灭了手工业、私人工业、私人商业和富农；所以在苏联存在着饥饿和强迫劳动，因为集体农庄没有提供足够的面包，而由于产业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面包，所以他们也不供给足够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消费品或任何其它刺激生产的东西。    毛叫人们继续生产，只要力所能及，同时也注意动员中国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主要目标：农业合理化    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一开始就是：向外国学习是有意义的，但国家必须自力更生，这意味着工业化的主要目的是农业的合理化。水利首先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同样，培植高产的有益农作物品种、化学肥料生产翻几番和大量生产有力的农业机械，都服务于这个任务。中国的农业成就是建立在中国人原始的共同体精神和数千年的经验与最新知识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的。    —九五零年——一九七五年期间取得的成就是：    耕地面积扩大了。    大米生产翻了一番。现在，中国占总生产的三分之一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国和最重要的大米出口国。    中国今天在棉花产量方面也居世界首位。它现在每年约产三百万吨，占所有棉花纤维的百分之二十三，并且取得美国双倍那么高的每公顷产量。    小麦产量翻了一番，现在占世界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通过进口小麦加以补充，因为麦子价格大大低于出口的大米价格。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的两倍！现在，据说每年增长的数字为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一。    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中国发生了八次严重的饥荒，每次饥荒都造成五十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今天，没有任何中国人再挨饿了，并且，粮食储备总计四千万吨。而且也不必为将来担忧，因为中国的九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始终只有二百万平方公里被耕种。中国拥有巨大的土地储备。    中国工业分散，因此城乡之间不存在矛盾。中国的工业化方式和它的总的管理方式也说明了为什么这儿没有通货膨胀和债务。中国财政部的预算办公室对人们解释说：中国总的财政计划建立在生产结果之上，在任何情况下支出的资金也不多于生产出来的资金，而总是要比它少一些。    中国人的收入好像令人可笑地微薄。但一切物价是与此相适应的。艰苦的生活作风    中国的生活作风叫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人们遵循这种作风。一九七三年，中国的储蓄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光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间城市储蓄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一，农村地区则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所有存款的利息为百分之四，存款由几十万个信用合作社所接受，这些信用合作社再把存款转到约两万个“人民银行”的分行中去。    象工厂和公社必须赚得它们的投资一样，所有消费者也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付现钱，对他们来说，分期付款的贷款和任何其它私人贷款一样少。这儿，国家开支也不超过它的收入，支出不超过它所获得的利润份额。    同样，如前所说，中国今天没有任何外债，因为人民币是一种纯贸易货币。这种中国货币的各种买卖都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基础，中国还注意做到外贸盈余。    中国不是危险，而是世界的希望。今天，中国虽然也是一个核国家——在一九六四年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成了核国家，正如它（欧洲当时还没有做到）在一九七零年发射了第一颗宇宙卫星一样。但北京再三声明，中国绝不会以任何借口使用核武器，除了回击侵略者，这些声明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数千年来，中国考虑的纯粹是防御。    从所有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没有任何占领的意图，如果说它今天拥有一支有打击力量的军队，那么它与其它军队是不能相比的。    中国军队是一支劳动和生产的部队，它有自己的工厂，这些工厂绝不只是制造武器，它还为老百姓生产诸如药品、衣服以及罐头等。在军队开发的新田地上，不仅建立了供应军队的国营农场，而且还有两千多个人民公社。中国的火箭发展和核武器也是费用浩大的。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费开支大大低于教育开支的国家。中国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不是世界危险，因为中国的革命理想和它的民族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通过太平天国暴动、义和团起义和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所争取的，是平等和真正的独立。它认为最能确保这种独立的是，一切其他人民也自己决定自己的事。    不仅是共产党人应当遵循这个指示。联合国直到一九七一年，美国到一九七二年才看到新中国的实际存在。我们不应花二十年时间来学习中国的最新发展：一个要独立的国家必须自力更生。没有任何国家能长期地消费多于生产。所有对将来的支出项目的预支都是危险的。钱不能再仅仅流向带来最高利息的地方，而应该花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欧洲不能够、幸好也不需要学习中国的榜样。但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现实主义和自我思考。    任何人都能从中国的重新崛起中获得这样的信念：人民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