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伊拉克《巴格达观察家报》七月四日刊登一篇题为《伊拉克一中国关系在发展》的文章，摘要如下：    马鲁夫副总统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三天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是伊拉克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友好关系正在发展过程的继续。    人人皆知的事实是，目前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进行的斗争，使得有必要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充分合作，以便结成战略性联盟来对付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伊拉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反对这些阴谋的最前列。这明显地表现在伊拉克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世界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和合法权利以及归还台湾。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支持阿拉伯民族，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为获得他们的合法权利和自决进行的斗争。这个问题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认为是阿拉伯斗争的本质和核心。    联系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以及给予巴勒斯坦斗争以完全的支持，这是可以称赞的。    伊拉克仍然想要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由下面的情况充分表现出来，自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当时的石油部长哈马迪、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成员法塔赫·亚辛和由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卫生部长伊扎特·穆斯塔法率领的卫生代表团等伊拉克官员，代表政府先后进行了友好访问。    中国方面有许多特别重要的代表团访问了伊拉克，这些代表团有：一九七○年由轻工业部长钱之光率领的代表团、一九七四年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率领的代表团和由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率领的代表团。    实现了最高目标的这两个友好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协议。这样的协议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议、在亚辛访问期间签订的伊拉克出口大量原油、硫磺和枣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提供生产消费物资和工业原料的手段。还签订了中国承担在谢尔卡特和凯亚拉修建两座桥梁的协议。    伊拉克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政府一级，而且扩大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进行了体育运动方面的交流，伊拉克运动队在这些交流中高度赞扬受过训练的中国运动员，同时还有文化代表团和科学代表团的来往，其中最先进的代表团是一九七五年访问伊拉克并向伊拉克人民介绍经验、特别是在针刺麻醉方面的经验的中国医疗代表团。    伊拉克人民钦佩地看到中国人民在生活方面取得的成就。    我们完全坚信，副总统马鲁夫目前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美联社曼谷七月六日电】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在结束了他称之为对中国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之后，今天返抵曼谷。他再次要公众放心，泰中两国的关系并不标志着在国内向左转。    克立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是到中国去学习如何把泰国变成共产党国家的。”    他说，“我的中国之行为泰国和这一地区完成了两件重要事情。第一，在政治上，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二，泰中两国已同意建立贸易关系，这将有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    他说，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高级成员的会谈，将有助于泰国比以往更好地了解中国。    克立一行在曼谷机场上受到了包括美国大使怀特豪斯在内的外交使团成员的欢迎。还有一批泰国学生举着中国和泰国国旗以及上面写着“成功的访问”的标语牌也在机场欢迎克立一行。    克立在谈到中国的局势时说，为了八亿多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他说，“中国人民对我们和泰国人民都非常友好。”    【合众国际社曼谷七月六日电】克立·巴莫总理一行在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之后今天回到泰国，他们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克立在廓曼机场对记者们说，“首先，在政治方面，我们双方都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双方将通过互派文化、军事、教育和贸易等各种代表团来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    他说，“各国领导人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亲自彼此进行会晤是有很大好处的。在我们两国之间，因为靠得很近，所以就可以先在私下进行讨论。”    克立说，“第二，在经济方面，中国准备马上购买我们的橡胶、原糖和黄麻，我们可以提供多少，他们就买多少。”他说，“中国还准备向我们出售石油，包括高速柴油和原油，我们要多少他们就提供多少，而且也是立即提供。”    克立曾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毛对他说，中国不想成为超级大国，也不想控制别的国家。    克立说，“他非常和蔼，他和我谈话时，就象长辈对晚辈谈话似的。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谈话。”克立说，“他对世界事务非常了解，因此，同他谈话确实有好处。”    克立说，他相信，中国领导人对泰国代表团是真诚的，中国不会通过支持一次叛乱来干涉泰国内政。    他说，“毛主席说，政府是一回事，共产党是另一回事。”    他说，“从中国人对我们的接待和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来判断，中国现在对泰国的态度好了。”    【法新社曼谷七月六日电】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今天从中国回国，深信中国不会干涉泰国内部事务。    克立总理在机场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群集在机场上的记者说，他深信中国将遵循七月一日宣布泰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中所保证的不干涉原则。

【美联社渥太华七月四日电】特鲁多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今天宣称，他们两国保持“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并在国际事务的许多方面抱有共同的观点和目标。    这番话包括在苏哈托对加拿大进行的三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内。    这次访问的突出一点是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    印度尼西亚根据这一备忘录将获得二亿美元的信贷。

福特保证继续向印尼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他说，“最近在印支发生的悲剧确实使我们加倍关心东南亚的稳定”    【合众国际社马里兰州戴维营七月五日电】福特总统今天对印尼总统苏哈托说，共产党在南越和柬埔寨的接管，使美国谋求东南亚稳定的决心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    福特在戴维营的一个乡村情调的房子里同苏哈托单独会谈了八十分钟，然后在午宴的祝酒词中对这位印尼领导人说：“我们最近在印度支那遇到了一个悲剧，这实际上应当、也确实使我们加倍关心东南亚的稳定。”    苏哈托在致答词时对福特说：“我完全相信，我也充分信任美国政府保证向印尼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诚意。”    苏哈托提到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胜利，他说，他的政府正在采取一些加强公众信心和民族团结的步骤，“以使我们能够面对可能危及我们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不测事件”。    总统新闻秘书内森对记者们说，福特和苏哈托在一起总共呆了将近三小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单独会谈，在此同时国务卿基辛格和印尼外长乌利克以及两国其他高级官员分别会谈。内森在会谈结束时对记者们说，福特和苏哈托“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当前世界局势、最近印度支那发生这些事件后的亚洲局势、美国对印尼的经济安全援助、全球能源问题。”    内森说：“两位领导人非常有益地交换了意见。福特总统特别重视印尼以及印尼对东南亚和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正在作出的贡献。”    内森说，福特和苏哈托“研究了印度支那对亚洲安全的影响”，总统向苏哈托保证，美国将继续向印尼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福特在祝酒词中说，他觉得苏哈托对于远东局势的看法“极有意义，而且富于建设性”，他说，他知道印尼正在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以处理它的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    苏哈托目前在进行环球旅行，他是从加拿大乘飞机来美国的，他定于今天晚些时候动身赴东京。    【路透社戴维营七月五日电】福特总统今天在这里对印尼总统苏哈托说，尽管南越和柬埔寨沦于共产主义之手，美国卷入东南亚的局面仍然存在。    两位总统在这里进行会谈讨论的问题，包括南朝鲜在亚洲的战略作用、美国提出的提防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警告和美国对印尼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苏哈托说，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迅速变化的局势，使印尼相信应当加强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它能加强国家的团结。他说，这将使印尼能应付可能危及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种情况。

【美联社里斯本七月五日电】贡萨尔维斯总理今天警告说，左派和极左派的反革命分子正在企图破坏葡萄牙的革命，但是他说，政府没有发生危机。    戈麦斯总统曾在电台和电视上对全国说，尽管不断有谣言，葡萄牙的军人统治者是团结的。贡萨尔维斯在总统发表讲话仅仅数小时以后在接见《世纪报》记者时批评了“反动的资本主义力量”，并警告提防极左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危险”。    但他又说，没有出现另一次三月十一日危机的危险。在这次危机中，一次反政变失败了。    贡萨尔维斯和戈麦斯是在经过一周的日益紧张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以后发表讲话的。在这种紧张局面中，革命委员会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意见，使人们有一种出现了分裂情况的印象，并产生了这样的谣言：政府即将进行大改变，甚至以暴力手段进行改变。    贡萨尔维斯说，“在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清楚表明，革命的敌人是活跃的，证明在葡萄牙的一些阶级之间仍有战争，证明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力量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化革命力量，特别是分化武装部队。”他说，反动力量“在工人中间制造混乱，使工人彼此反对。”他又说，“左派是葡萄牙革命今天面临的真正危险。”    贡萨尔维斯承认目前的局势同九月二十八日和三月十一日的危机之间有相似之处，在九月二十八日的危机中，温和的总统斯皮诺拉在企图组织“沉默的多数”之后被迫下台，在三月十一日的危机中，斯皮诺拉的反政变失败了。但是贡萨尔维斯说，他并不认为国家面临象这种规模的新考验。    【路透社里斯本七月五日电】葡萄牙总理贡萨尔维斯今天说，极左派对于武装部队领导的历时已十四个月的革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在戈麦斯总统呼吁葡萄牙人民少讲话、多做事以后，总理对《世纪报》记者说，革命的敌人仍很活跃，阶级斗争在继续进行。    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说明了葡萄牙军事统治者对目前的经济困难、社会不安和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所感到的关注。    戈麦斯总统昨夜在一项广播中谴责了反革命分子发动的他所谓的“谣言攻势”。    在另一个事态发展中，葡萄牙统治者宣布义务兵役（在长期的非洲战争期间，服役期为三年）将减少为十五个月。    贡萨尔维斯领导的内阁还下令实行土地改革，包括在葡萄牙的几个地区没收土地。

【法新社马德里七月五日电】西班牙《工人先锋》杂志今天在这里公布的一份联合公报指出，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两个共产党（马列）最近在欧洲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党相互祝贺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和西班牙反法西斯革命和爱国阵线的行动。    公报谴责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并且谴责它们由于其侵略本性的支配而把世界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该杂志没有讲明两党会谈的地点，但一些权威人士说，这次会谈可能是在瑞士举行的。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七月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俄国通向西方的铁路》，摘要如下：    通常可靠的东欧人士说，俄国人正着手实行一项新计划，把他们的宽轨铁道网修到波兰，这引起军事分析家的兴趣。在第二阶段，这个宽轨铁道网最后将修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沿着主要战略供应线（供应在那里的俄国军队）修筑。    东欧铁路的轨道一般比苏联标准的轨距（一点五米）窄八点五公分。火车经过边界时必需换轮轴和车架。但是更通常的作法是在特别装货站把人和东西转放在对方的火车上。两种作法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虽然已经安装了改进的装卸设备。    全部改变东欧铁道的作法会适合苏联要在军事和经济上更加一体化的目标，但是这需要很大一笔经费。虽然这有助于促进东欧和俄国之间的运输，但是这将增加大部分东西欧之间铁道旅行的花费，给他们带来不便。但是改变某些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东欧铁道会给俄国人带来明显的军事利益。东欧人士所说的新计划的细节如下：    一、苏联专家目前正同波兰当局商量制订一项改变波兰北部两条铁道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加快越过波兰东北部和俄国交界的地方的运输，这里主要是被用来运输军事人员和装备。    二、同时正在实施加宽东德本身境内的连接铁道的计划，但是进展缓慢。    三、俄国人还在制订改变经过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条主要铁道的技术方面的计划。    四、另一项计划是按东欧的规格铺设一条通向苏联乌克兰库尔斯克大铁矿的较短的铁道。

【本刊讯】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了苏经济学博士索科洛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将该书第四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中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一些论述摘要如下：    历史经验证明，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还存在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    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水平，决定了有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有计划地加以利用。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企业社会化的不同程度、劳动的本质区别的存在，以及对企业和工人物质刺激的必要性所制约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地区一定的经济独立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直接原因。    党的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我国，商品货币关系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本质所固有的内容。”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于简单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第一，在商品生产范畴中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实质的不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者。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个人经济中产品生产不是私人生产，这是因为这种生产跟土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商品生产者的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从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最充分地满足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第三，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是自发地发展的，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计划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应用整个商品货币关系体系的根本特点。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间的区别，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它不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带有普遍的性质，而商品货币关系也不是生产者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新内容的特种商品生产，它从属于生产力有计划的发展，从属于最充分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    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有计划的组织和有限制的活动范围，它的特殊职能和目的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特殊本质。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商品这一概念具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涵义，即商品是用作自发交换的产品，互相竞争的私人商品生产者通过这种交换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而社会主义企业的产品已经不再是这种涵义中的商品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具有一系列本质的特点。第一，它是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它代表的是公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不可能是资本的形式。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成员不断增长的个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或获取暴利。第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包含内部的对抗性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本质和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而生产的，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交换以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劳动产品。    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社会里，货币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劳动的手段表现是必不可少的。    货币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这是货币的一般特点。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货币的社会经济内容，它的意义和职能都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根本不同于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    第一，货币不再是资本的形式和剥削的工具。社会主义的货币，同商品经济的其它范畴一起，体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相互之间、国营经济与合作社、集体农庄经济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与企业的职工之间、社会主义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第二，与社会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相区别，社会主义的货币不再是人们自发联系的手段，不再是社会劳动自发核算的工具，它是为商品生产者之间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联系服务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改变了。它不再是一般的购买和支付的手段，不能用它来购买社会主义的企业和劳动力。    既然工人、职员的工资和集体农庄庄员从公共经济中得到的货币收入，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收入的基本来源。所以，货币也就成了每一职工参加社会劳动的标志，成了计算和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的工具。    社会主义国家把货币作为有计划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主要杠杆来使用。它表现在：货币在为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服务，货币成了国民经济的企业与部门之间按最合适的比例分配物资的工具。    有计划地组织劳动产品的价值计算，消除了物对人的统治。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且还通过商品交换间接地表现出来，但公有制和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还是铲除了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客观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摆脱了商品和货币的统治，自己主宰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刊讯】在比利时出版的《中肯国际》双周刊六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乌谢尔这个人》，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在洛伦索马贵斯几乎没有一座墙上不悬挂萨莫拉·马谢尔的照片，他是一位消瘦的、长满胡子的游击队领导人，被人称为“非洲的切·格瓦拉”。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作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领导人，马谢尔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更喜欢把精力集中在解决革命的后勤问题上。现在这位在阿尔及利亚受过训练的四十二岁游击队员正在把精力集中在解决政体的建设问题上，因为莫桑比克领导人在同这个国家的葡萄牙统治者进行了数年流血的、恐怖的战争后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实现独立。）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仿效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十分敬佩中国共产党人——的做法，已谴责五百名被拘留者，其中包括三百名一度的追随者是“叛徒”，并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其他被指责为“无法适应现有的社会气氛”——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意思是指发表公开讲话反对莫桑比克领导人——的人正在被驱逐出去。已经拟订了一张名单，规定十一种反动分子将被驱逐出去，这些人从向资本主义妥协的人一直到“部族主义的鼓吹者”都有。    这种继续不断的不流血的情况是根据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四个月前在莫桑比克赞比西亚省的莫库巴在这个国家的临时总理希萨诺主持下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进行的。温和的希萨诺同马谢尔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理论家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一起，是自从前领导人爱德华多·蒙德拉纳七年前在达累斯萨拉姆被一枚“藏在书里的炸弹”炸死以来一直领导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三驾马车。    自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接管过渡政府以后，它一直保持低姿态。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以反对葡萄牙政权而开始的革命在独立以后不会由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掌权而告终。正如马谢尔所说的：“我们正在从事一场革命，其发展取决于创造一种新型的人和一种新的精神。”马谢尔说过，新的莫桑比克将类似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意识形态、原则和方针同坦桑尼亚的一样。    马谢尔上月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回莫桑比克时受到热情的欢送，从这当中可以明白看出，坦桑尼亚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联系。看来尼雷尔总统从这个亲北京的马谢尔身上找到了同他的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在马谢尔这方面，他从坦桑尼亚唯一的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党章上抄袭了许多东西。    他的“复兴”运动具有许多坦桑尼亚做法的特点。莫桑比克将仿效坦桑尼亚建立集体村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对葡萄牙人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以后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将是反对酗酒、卖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新的弊病”，这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经常宣称的立场是一致的。    马谢尔用下面这句话作为他在坦桑尼亚的告别话：“我们两国之间没有边界。”但是粗略地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不管谁领导莫桑比克，这必定纯粹是一种幻想，至少暂时是如此。这条一千公里长的边界是沿着鲁伍马河划分的，过河的唯一的办法是靠独木舟。    因为另外两个东非国家肯尼亚和乌干达从来没有积极支持过莫桑比克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所以它们对莫桑比克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肯雅塔总统的政府似乎对在非洲东部出现另一个好斗的左翼国家的前景感到有点不安。肯尼亚人对马谢尔下面的这段话感到生气，他说：“有些邻国是坦桑尼亚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可以预料，莫桑比克新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将指望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给予政治支持。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过渡政府对非洲的白人国家采取了一种强硬而灵活的政策。虽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强调他们坚决地反对罗得西亚的史密斯政府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他们也强调，党的政策是不干预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并且对南非采取一种和解政策。    希萨诺总理在表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对种族隔离的态度时使用了最为强硬的措词：“在我们的政策方面，我们不会从我们的革命路线上退让一步。因此，我们一贯宣布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我们把同种族隔离作斗争的权利留给南非人民，并申明我们对这些人民给予政治和道义的帮助。”    但是同南非的经济合作将继续下去，在独立以后，将不关闭南非驻莫桑比克的总领事馆。    虽然马谢尔痛斥了莫桑比克的移居劳力制度    ——他的哥哥死于一家南非矿山，但是看来莫桑比克准备继续向南非提供劳动力。目前有十多万莫桑比克人在矿山劳动，他们的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是用黄金向莫桑比克政府支付的——为它的不稳定的经济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收入。    在今后的岁月中，一面维持同臼人南部的联系一一不管多么少——一面又要继续得到非洲黑人政府的尊重对洛伦索马贵斯来说这将证明是困难的。    莫桑比克是否能使它的社会主义前途同它对一些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国家的一定的依赖保持平衡，这还有待分晓。但是，贫穷的莫桑比克同它的比较富裕孪生的安哥拉不一样，它带着惊人的自信和惊人的成熟程度，已走上一条比较和平的独立道路，而安哥拉则混乱一团，正在接近发生一场内战。

【合众国际社摩加迪沙七月四日电】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今天视察了索马里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五角大楼曾称那里有一个苏联导弹联合系统。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七月四日刊登外事记者多德尔三日自摩加迪沙发出的一条电讯，题为《索马里向美国提供海港便利》，摘要如下：    索马里主席西亚德·巴雷今天说，他愿意在索马里海港为美国海军舰只提供加添燃料和维修的便利，“如果美国人作为朋友来这里的话”。主席说，同时，他的政府决不会让任何外国在索马里土地上设立军事基地，他特别把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指责斥之为“不公平的宣传”，施莱辛格指责说，苏联正在亚丁湾的索马里海港城市伯贝拉建立一个导弹储存基地。    在他谈话以后不久，一个应邀视察伯贝拉设施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于今天下午抵达这里。这个代表团包括一些参议员和一批军事专家。他们拟访问伯贝拉。    由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和众议员斯特拉顿率领的另一个美国代表团定六日抵达进行类似使命。    索马里领导人说，“我们希望消除这些乌云，我们关心得到美国的友谊。”    在整个三小时的谈话中，西亚德想要强调指出，索马里在“两个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对外政策。西亚德透露他愿意给美国军舰提供抛锚权，他还想强调他希望对付苏联在索马里的强有力的影响。    他还表明他邀请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伯贝拉的目的是要表明索马里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独立性，同时表明对美国的良好意愿。    西亚德承认有几百名苏联军事顾问在索马里武装部队中工作，虽然他拒绝举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是他说，这些顾问是根据训练索马里人的合同在这里工作的。他说，一俟索马里人适于担任技术性强的工作，苏联专家就有义务返回俄国。    主席说，“当然，苏联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一直在教我们，给我们武器和有技术的人，在旱灾和重新安顿难民的时候，他们以飞机和卡车来援助我们，这些飞机和卡车是由俄国人驾驶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不是。我们是否由于苏联的援助而出卖了我们的自由或主权呢？没有，先生。”    【合众国际社摩加迪沙七月五日电】美国会代表团今天说：“这是一次非常有益和有教育意义的旅行。”    该代表团没有向记者说明看到什么就于今天飞回华盛顿。    巴特利特参议员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昨天访问了伯贝拉基地。巴特利特告诉记者说，他在返回美国前不就他的调查结果发表消息。

【合众国际社加德满都七月一日电】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今天说，夹在亚洲两大巨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小小的喜马拉雅山王国尼泊尔正在研究其对以色列的政策，并由中立转为亲阿拉伯的立场。    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说，尼泊尔今后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争端的国际会议上将采取“低姿态”的政策，并坚决主张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决议撤出全部所占领的领土，撤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边界上。    尼泊尔是南亚唯一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以色列自六十年代初期一直在加德满都设有一个外交使团。    一家通常是反映政府观点、由政府经营的英文报纸的评论员在六月二十八日的一篇文章中暗示了尼泊尔正在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他写道：“依靠外援和石油进口的经济上的穷国尼泊尔，在别的较富裕的国家已对以色列降低姿态的时候有什么理由不应这样做呢？”    尼泊尔在六十年代初期承认了以色列，并互派了大使，以证明她是独立的，而那时，北面的中国以及南面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本没有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以色列除了帮助尼泊尔栽培棉花、使人员重新定居下来、养鱼和建立尼泊尔第一个公营建设公司外，还帮助训练了一团精锐的王国伞兵。    在尼泊尔的请求下，以色列总统卡齐尔取消了于今年二月去尼泊尔出席比兰德拉国王的加冕仪式的计划，这第一次暗示了尼泊尔正在慢慢地疏远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第一次表示愿意为尼泊尔的发展工程提供资金。科威特已原则上同意拿出大宗贷款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王国的灌溉工程提供资金。    此外，在去年因尼泊尔反对印度并吞锡金而使印度停止向这个喜乌拉雅山内陆王国出口一切石油和石油产品后，尼泊尔一直在向海湾国家购买石油。

【法新社科威特七月一日电】科威特《政治报》今天援引“来自某些海湾国家的消息”报道，埃及打算废除它同苏联的友好条约。    这家报纸指出，“在埃及革命纪念（七月二十三日）时可能宣布废除埃—苏条约”。它又说，“在埃及领导人最近一次会议上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    《政治报》强调指出，这项条约使埃及处于被西方看作是莫斯科的一个“卫星”的“可笑的地位”，而苏联却“不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甚至不提供零件”。    《政治报》继续说，“开罗确信，苏联在埃及和叙利亚——莫斯科继续向叙利亚提供大量武器——之间搞歧视，旨在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制造政治上的差别，这正是埃及所反对的。”    在可能导致废除埃—苏友好条约的动机中，这家报纸还提到莫斯科拒绝埃及延期偿还一九七三年十月前因苏联提供武器而欠的债务。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七月七日一期刊登这家杂志驻巴黎办事处的玛格丽特·默里对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的访问记，题目是《“美国走了一半路”来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摘要如下：    问：大使先生，你作为法国的使节在中国呆了近六年之后，认为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的？    答：中国希望到本世纪末能在世界上发挥同他们的战略地位、他们众多的人口和他们巨大的天然资源相称的重大作用。    中国跟美国一样，幅员辽阔，人民基本上是同种族的，并拥有它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几乎所有东西。中国无疑会找到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的捷径，它的军事力量将同经济上的发展并驾齐驱。    此外，中国有一些原子武器。但是中国人不会模仿俄国和美国的做法，以牺牲健全的经济的办法去从事荒唐的核军备竞赛。    问：中国人是否真的希望同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抑或这只不过是外交上的策略？    答：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在中国就存在着对美国友好的宽阔心情。尽管过去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这种心情仍然存在。    简单地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旦理性胜过了意识形态，他们就认识到了他们经不起同时面对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已决定放弃其幻想外交，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做法。    起初，中国人对此抱怀疑态度，接着感到出乎意外，——后来又感到高兴。这并不是说，使两国产生分歧的一些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至少已同意和平地谋求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一点是令人放心的。    当然，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涉及美国及其边界的。所有问题都涉及中国的边界或其近邻    ——台湾、朝鲜、印度支那。要改善关系就要靠美国采取主动。这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问：中国人是否认为同俄国打仗是不可避免的？    答：只有中国人能回答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苏联人民当做敌人。俄国人民可能也不把中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    这两国有外交关系，它们继续就共同的问题举行会谈。当然，它们之间是有竞争的。但是中国人——用他们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的话来说——    “并没有发疯到故意同苏联作对的地步”。    事实上，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不是针对他们，而是针对美国和日本的。他们还认为，超级大国间将来的任何对抗，如果发生的话，将发生在欧洲—中东—地中海地区，而不是发生在亚洲。    问：中国和俄国有可能再成为伙伴吗？    答：中国人象毛主席一九五○年认为的那样相信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突出地位的时候早已一去不返了。独立的概念已成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致这种概念已无法磨灭了。因此，可以预见中苏间今后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    问：中国人是否认为所谓的“第三世界”是他们可以赖以进行活动的权力基地？他们是否认为他们的社会可以作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典范？    答：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表明了世界上的新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是富强的）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是贫穷的）之间的分裂，而是发展水平——不仅仅是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分裂。    在阿尔及尔会议以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被邀请访问北京。从那时以来，中国一直忙于寻求同“第三世界”的谅解。    问：你在中国生活的六年期间，你看到人民在吃、穿、住方面有进步吗？    答：在我所到之处，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缺吃少穿。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改善居住条件。    在北京狭仄街道两旁的饭馆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吃得饱饱的。在公园周围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儿童们吃着夹肉面包。在中国，你从来看不到男女青少年好象吃不饱的样子，这是同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    进步的迹象吗？当我一九六九年去游长城的时候，我只看到三、四辆卡车。而在一九七五年，则看到成百辆的卡车。原油的生产也增加了。    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渐渐平息下来了。这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回到官僚主义的或儒家的那种沉睡状态并放弃革命的理想。这只是表明在国内实行合理的纪律和扩大同外界的来往——例如，在技术上同西方和日本来往。    问：中国人仍然象前几年那样对外界保持戒心吗？    答：在中国的古代，它有一种倾向，就是与世隔绝，以“中原”自居。但这并不排斥好客的传统。此外，还应记得，在近代，许多人是以商人或军人的身份去中国的。许多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取得了租界。别的国家向中国的内河派了炮舰。我认为，过去二十五年来割断同世界的联系的不是中国。相反，它是被人家故意迫使它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和军事上、心理上的非常状态的。现在，他们越来越回到世界中来了。    此外，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正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孤立中国方面曾经起了最大作用的那个国家现在受中国友情之惠最深。    所以我说，在困难的时刻，你发现中国人持审慎和保留的态度，但并不是排外。    问：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方便吗？    答：当然不能象在法国一样到中国各地旅行。到北京地区以外去，需要得到许可。但是限制逐步放宽。我曾经游览了中国很多地方——从东北（以前的满洲）到华西，到西安附近，沿长江而下，从重庆到武汉，又到洛阳的令人惊叹的古代遗址参观，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不过，目前是不能访问中国边疆地区的省份的。    至于在北京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居式的。象在古代的中国一样，外国人——目前是外交官——居住在特定的地区。这对思考问题和学习研究是很理想的。北京是一个真正宁静的城市。    同中国朋友的来往越来越多起来。我经常在大使馆，或者被他们邀请到有名的饭店时见到他们。我同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友谊。我相信这种友谊是牢固的。我相信中国人是忠实于友谊的，就象他们在商业上靠得住一样。    问：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一度被人叫作“蓝蚁军”。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答：新的中国文明肯定不是被贵族阶层或优秀分子阶层所控制的。也许在服装上有某种程度的划一比较好，而不要一些人富得不得了，而另一些人穷得不得了。这要由中国人决定。但是他们肯定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东西感到自豪。在我看来，这种自豪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服装方面也在慢慢地改革着。    年轻人和科学文化界对外界日感兴趣。现在是该西方世界对这个拥有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的人民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作出反应了。    问：你认为中国会平静下来，不搞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吗？    答：有什么国家是平静的呢？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平静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苏联平静吗，派数十万人去越南的时候美国平静吗？    我是一个外交官，外交规则要求尊重自己伙伴的国内政治。如果中国认为需要“整风”和大跃进，我认为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不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大跃进吗？世界——当时是指保守的欧洲——说，法国人错了。但是我们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革命的混乱也许在过去影响过生产。但是考虑到过去十年的试验，我看不到哪些部门——煤、钢、石油、电力、粮食等等——的生产没有继续取得进展。    无论如何，在中国居住并参观过农村和工厂的任何人只能对中国农民和工人的耐心和勤勉表示敬意。    问：大使先生，总起来说，你认为中国在亚洲可能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因素呢，还是起不稳定作用的因素呢？    答：我认为，稳定的因素在于世界各国承认中国，而不在于中国自己发生什么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一事实，就是正视现实。这是智慧的开始，因而也是稳定的开始。我认为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打开了这条道路。但是美国在这条道路上只走了一半。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奇怪的是，当美国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时，在他们突然面临他们自己的主张的后果的某个时刻总是回头。因此，困难是没有尽头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已经采取了正确的步骤。

【本刊讯】香港《正报》七月四日发表题为《陈士章获准赴美》的短评如下：    “战俘”陈士章，已经获得美国的批准，到那里去与其女儿团聚。    陈士章的女儿，早取得美国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批准陈士章入境，是基于“父女的关系”。    中国社会道德极重视家庭关系，与陈士章同时抵港的其他“战俘”，除了张铁石自裁身死，其他八名，其赴台的入境申请，到今仍未见下文。    他们申请前往台湾，多由于他们有家人居于台湾，希望能与家人团聚。    单凭这一理由，我们以为台北就应该批准他们的入境申请。    美国可以准许陈士章入境，何以台北却迟迟不批准他们入境。究竟是为了甚么，果真怕“统战”吗？    【本刊讯】香港《明报晚报》七月四日刊登一则题为《释俘赴台有捷径最快系取道美国》的短文，摘要如下：    中共十名释俘，在香港居留多时，等久了由十个变为九个，现在，由九个变成八个，因为其中一个行捷径，取道美国，先至到台湾。    该俘去到美国，相信不久之后，就会依正美国之移民法例，与其女儿同成为美国人，于是，就可以用美国人之身份去台湾，与其家人团聚。    不过，美国这样快就批准一个释俘到美国定居，对台湾似乎有点讽刺，台湾都未查清楚此人是龙是蛇，美国乱放人入境？似乎不够朋友。

【本刊讯】香港《快报》七月四日刊登题为《周养浩女儿代父申请居美》的消息说：    获中共释放抵港的前国民党将领周养浩，相信会继陈士章后，成为第二位赴美的获释战俘。周养浩昨（三日）晚接受《快报》记者访问时透露，他的女儿已于一星期前，在美国为其办理申请赴美的一切手续。不过，能否获得批准，将需约两个月时间始能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