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四日电】据一篇白宫采访报道说，福特总统说，美国将不受美洲国家组织的任何表决的束缚，除非卡斯特罗政权改变对美国的政策，否则就不会取消对古巴的禁运。    已故总统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现为法国杂志《快报》记者的塞林杰问福特，美国是否会同意美洲国家组织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作出的取消抵制货物来往的决定。    福特说不会。    福特说：“如果美洲国家组织作出这种决定的话，它对我们自己的继续保持美国的抵制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态度是，除非古巴对美国的政策有所改变，美国将继续进行抵制。”    福特在谈话中还对中东和谈表示乐观；他说葡萄牙的右翼军事政权走向民主的速度不够快，所以美国还不能提供援助；他为美苏和解进行辩解，并说他希望在十、十一或十二月份访问中国。    他关于抵制古巴问题的神话同早些时候的华盛顿消息是不同的，那些消息说，美国可能同意美洲国家组织取消抵制的任何决定。    当塞林杰问福特是否认为美古之间今年将建立正常关系（已有十五年不互派大使）时，总统回答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种前景，因为卡斯特罗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除非古巴对美国的态度真正有所变化，否则我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无从变化。”    关于中东问题，福特说：“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普遍的看法，一致的看法是，三月份逐步进程的中断是不幸的。看来普遍认为，我们无法避免僵局式的停滞。”    他说，除非取得外交上的进展，否则中东就会存在导致一九七三年阿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的气氛。    福特说，关于美国将采取什么方针，不久将作出决定。在过去两周内，福特同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以作为重新估计美国的中东政策的一部分。    关于葡萄牙，总统说，他感到严重关切，但是非共党派的力量和公众的民主要求使他受到鼓舞。    福特说：“显然，他们遇到了相当大的经济问题。我们愿意帮助，但是我想说，在我们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以前，必须对民主表现出更加直率的态度。”    关于缓和，他说：“我坚决不同意有些人的说法，他们说，缓和使苏联占了便宜，使美国吃了亏。”    福特说：“我认为，苏联和美国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保持生命。必须作出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共同努力，并要充分理解，不是每个问题都将获得解决。”    塞林杰问总统今年是否去中国，福特说：“这显然是可能的，以后在十月或十一月，也可能在十二月。一切都未确定。”    他说，美国和中国看来都是遵守两年前两国签订的协定的。他说：“看来取得了进展，我目前预见不到有任何将会打乱（双边）关系的事情。”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十四日电】福特总统对葡萄牙的左倾表示关切。他在今天公布的一次接见记者谈话中说，这个国家的民主力量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    总统对另外一些问题发表了以下这些意见：    美国将“尽我们的可能”强烈反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任何上涨；    尽管最近透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罪行，美国仍然可以拥有一个健全的情报组织；    为使四个北约组织国家购买美国的Ｆ—１６战斗机而不是购买法国的“海市蜃楼”式战斗机所进行的竞争，“是一场以飞机的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的竞争，并且显然是建立在一种纯粹竞争性的基础上的”，这不是一种反对欧洲的行动；    尽管美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九点二，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经济的下降已经“到底并有回升，并且我们正在开始缓慢地转为上升”。

【本刊讯】印度《印度快报》六月十四日刊登库·纳亚尔十三日的一则报道，题为《总理仍然未决定是否辞职》，摘要如下：    据说甘地夫人仍然在考虑，继续任职到最高法院断定她的案件时是否适宜。    毫无疑问，国大党的领导人，不管是中央还是各邦的，在过去两天中已向她强调，她不能单方面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她没有说出她的想法。她心里正在琢磨着两件事：一、如果她现在辞职并在被宣布无罪后再回来，那么她会堵住那些硬说她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权力不放的批评者的口；二、如果最高法院维持阿拉哈巴德法院的原判，那么她就不得不离职而又添了一个耻辱。    此外，她不知道对她拟于十六日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将产生什么结果。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明确给了她二十天无条件暂缓执行期，这就是说在这个期限中继续担任总理，不受任何限制。    由于非共产党反对派宣布不承认她是总理，因而她只能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由于感觉到甘地夫人仍然在想方设法，国大党高级领导人已开始同他们自己邦里的议员进行磋商。他们不想脱离潮流。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会议是国大党主席巴鲁阿在亚达夫大厦召开的会议，只有少数几个得到信任的国大党的领导人被邀参加了会议。据说，这次秘密会议讨论了如果甘地夫人暂时辞职由谁继任问题。    据说考虑到的继承人是贾格吉凡·拉姆或斯瓦兰·辛格。的确，大多数宁愿选择斯瓦兰·辛格，因为他被认为是保险的赌注。但是他们认识到贾格吉凡·拉姆的呼声是不容轻易置之不理的，而这样做会向公众显出他们私下的害怕。在目前的节骨眼上，贾格吉凡·拉姆支持甘地夫人的做法，使他们感到，即使是甘地夫人十之八九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由他出任的。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三月二十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海洋下面的争夺》，摘要如下：    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在用较大的潜艇和新的火箭加强他们在海洋方面的核潜力，同时在对付来自海洋的威胁的新的防御武器上花费几十亿美元。    去年十一月三日，两艘核潜艇——    苏联和美国的——在北海深处相撞。《纽约时报》上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的一艘特种舰艇于一九七四年夏天在一次秘密的打捞行动中，在夏威夷岛西北六千公尺深的海底打捞出一艘苏联火箭潜艇的一些部体。    去年十一月份和上周的两次报道只不过是世界性的海下舰队挑战的几个快镜头罢了，也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和平时期就企图取得争夺海下霸权斗争的胜利。    现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科斯塔·齐皮斯教授在一篇专题著作中揭露了这种竞赛的巨大的规模。据这个瑞典人的研究，美国的海军扩充目前领先。美国海军一九七五年为它的“反潜战计划”付出一百亿马克（为联邦共和国国防预算的近三分之一），这笔钱用于研制和建设水下新的防御武器。    美国武器装备技术人员目前正在研制：新式低频率窃听和猎踪器，这种仪器要在一万公里的距离内侦察出敌方潜艇；新式的海底声纳浮标，这种浮标从五千公尺深的水下对备有电子计算机的飞行着的反潜战指挥中心发出警报讯号；红外线感受器，这种感受器在几小时以后还能认出驶过的敌舰的航线。    此外，美国的反潜战武器库里还有远距离操纵的核鱼雷，不久以后还有时速为七十五里的气垫驱逐舰，还有搜索潜艇的直升飞机的运载舰艇以及一队备有火箭的旋翼舰艇“水翼研究艇”。    然而，苏联人为水下之战进行的武装也是强有力的。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照片揭露，苏联海军为其大约七十艘驱逐潜艇又充实了两艘新的大型舰艇：核动力的水下驱逐舰，北约的行话把它们命名为“萨里”和“巴巴”号舰艇。    引起这种加强了的水下技术竞争的原因是，超级大国的战略计划已经变化。美国人和苏联人以他们的固定装置在发射井的核火箭可能会遭突然袭击为理由，目前正在把一批数量愈来愈多的战略核武器储放在它们的活动的水下发射场，也就是放在核动力的火箭潜艇上。    例如，美国已经把它的总数四十一艘的“北极星”号舰艇中的三十一艘装上了“海神式”火箭，这些火箭都带有分导多弹头。这样，美国驻在水下的战略核弹头（四千九百六十个）比苏联拥有的总数（二千三百六十个）还多。尽管如此，美国造船厂已在建造新的一代更大的“三叉戟型”火箭潜艇。这个计划的总费用为一百四十亿美元。    美国海军在水下竞争中拥有较好的起点——无论是在地理上或技术上。它和它的盟国控制着通往北大西洋的航道——例如苏联的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摩尔曼斯克这两个仅有的不冻港的核潜艇必须经过有北约基地的六个岛屿。    美国的潜艇搜索者也在这里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测位器，它们在水上、水下和空中首先追踪那种可以觉察的噪音，这种噪音从来就是潜艇驾驶者最危险的敌人。    舰艇的热量散发也会引起暴露。    然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家们认为，“最有效的反潜艇武器”则是“另一种潜艇”——也就是所谓的反潜艇潜水艇，这种潜艇能潜入更深的水中并且能比载有火箭的潜水装置开得更快。其次，人们更不容易测定它的位置。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十三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把最高级会议同苏联作出让步联系在一起》，摘要如下：    美国外交官们昨天说，如果要以一次最高级会议来结束三十五国的欧洲安全会议，苏联还必须作出重大的政治让步。    他们还说，这些让步（主要是关于人员自由行动问题）必须在今后两周内作出，否则最高级会议必须推迟到秋天某个时候举行。他们指出，如果秋天举行会议，那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战略武器谈判的政治斗争和推迟很久的福特总统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谈。    据欧洲外交官说，现在莫斯科的热情减少了。美国官员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于召开一次东西方最高级会议来使他的生涯达到顶峰的作法和以往一样热心。他们说，从莫斯科发出的任何贬低这个会议的声音只是意味着俄国人正在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因为随着会议的进行，西欧各与会国的殷切情绪逐渐减低，而希望取得具体成果的要求逐渐增加。    美国从一开始态度就很勉强，因为它担心召开这个会议充其量只会产生一些夸大其词但是却是毫无意义的词藻。美国的外交官们一直试图既避免激怒他们的盟国，又避免使同苏联的缓和受到危险。    但是，福特于两周前在布鲁塞尔同北大西洋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会谈时抱着适当的坚定态度站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的欧洲路线一边。    实际上，他要求苏联保证使关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和使外界人士有更多的进入机会的保证见之于行动。美国官员们说，这样做的一个办法将是为采取行动确定一些能够加以核实的目标日期——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一个严厉的条件。    苏联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已经朝西方的立场移动：事先通知军事演习和和平改变边界的原则。第二点是屈服于德国最后实现统一的原则。    是否不久将会取得另外一些妥协办法，这仍然是不能肯定的。    实际上，这个大型最高级会议大概要推迟到今年秋天，除非它在七月底以前召开。如果推迟，那就会产生其他问题。    推迟还会影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福特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如果福特和勃列日涅夫打算不间断地继续举行前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开始的每年一次的会晤的话，人们普遍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成功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不成协议，要是福特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那至少是大大改变了目前的计划。    如果三十五国会议仍陷入僵局，那么福特同勃列日涅夫会谈也会陷于僵局。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新武器的幽灵》，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昨天放出了“比核武器更可怕的武器”的幽灵，但是没有说明它。他说，必须制止这种武器出现。    对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提出的这个警告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解释是，他担心美国发展双元神经毒气发射系统。    据说，这种系统使一个国家能够分别安全地贮存两种气体，仅仅在发射的导弹飞行时才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用现有的导弹发射神经毒气，其后果可能和核武器一样对人类生活是毁灭性的。    五角大楼最近要求拨出更多的资金来研制双元神经毒气系统，勃列日涅夫必定知道了这一点。看来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认识到美国在这个方面走在俄国的前头，因此他想要在他希望今夏晚些时候在华盛顿亲自缔结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后协议中包括一项要禁止神经毒气的协议。    【法新社莫斯科六月十四日电】苏联共产党官方评论员茹科夫今天在这里告诫电视观众要注意这样一种危险，即有可能试制出比核武器更可怕的“超级武器”。    茹科夫是在评论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昨天对选民的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外交观察家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一般地谈谈，还是他知道正在设计这样一种武器。    茹科夫的评论没有阐明这一点，但是他接着指责西方国家想回到“冷战”状态。    他还攻击法国周报《快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要求西方“露出牙齿”以显示气势汹汹。

【本刊讯】土耳其《国民报》五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莫斯科市长说：“只要给水果，我们就会修建伊斯坦布尔地铁”》，摘要如下：    莫斯科市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弗·费·普罗梅斯洛夫在昨天早晨会见伊斯坦布尔市长阿赫梅特·    伊斯万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以水果为偿还条件，（苏联）准备修建伊斯坦布尔地铁。”    六天来，做为安卡拉市长维达特·达洛凯的客人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赞扬了“两国人民发展由阿塔图尔克和列宁奠定的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表现出来的亲善关系”，并指出：“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还说：“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两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苏联主张为和平和安宁的世界发展国际关系。”    莫斯科市长回忆道：“一九六六年访问莫斯科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哈希姆·伊斯詹就伊斯坦布尔地铁问题，曾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会谈。”他指出：“柯西金主席庄重地表示，苏联做好一切准备给予帮助，它很了解土耳其的外汇情况。”他说：“苏联在开始修建伊斯坦布尔地铁和地铁完全使用之后，做为报酬，准备接受水果。”他还说：“我们已做好准备，我们的一切经验对你们是公开的。我们准备对土耳其技术人员给予各种帮助。”    客人市长指出，目前建造一公里地铁需要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包括车站、车厢和地铁工作人员的服装等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十一日刊登该报常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尼拉斯古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在苏联，物价指数与涨价不相干》，摘要如下：    在最近几个月中，莫斯科有两个极为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尼古拉·布兹利亚科夫和鲍里斯·索尔甘诺夫分别在《真理报》撰文和接见塔斯社记者时都肯定说：“在最近几年中，苏联零售商品价格降低了。”    不用说，一个普通的苏联人并不完全是这种看法。在这里，物价的稳定是通过奇怪的手术形成的。一、食品    食品在苏联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预算中占了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多。然而这种物价指数考虑的仅仅是官方市场上的实际收费，丝毫没有考虑在自由市场（集体农庄的）上的收费，然而在所有城市里，自由市场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供应来源。    在这种集体农庄的市场上，此时的实际价格与去年同期价格相比，要高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这就使一公斤的某些食品达到惊人的收费率；一公斤西红柿要七个卢布（一个卢布合人民币一·二九元——本刊注），一公斤新土豆要二个卢布，一公斤青豆要三个卢布，一公斤生菜要二个卢布，一公斤草莓或樱桃要三个卢布。    由于这些产品的大部分很难在国营商店里找到，或者即使有也质量低劣，所以家庭主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到集体农庄的市场上去购买东西。    在官方市场上，也存在着物价上涨，但这种上涨更加隐蔽，而且没有在专家们的折算中表现出来。    以下是数十种商品中的几个例子：    一种罐头从陈列架上消失了。一个多月以后又出现了。包装换了，并以新的名字“命名”。其价格大大提高了。官方说，这不是涨价而是“质量改善了”。    在特定的一系列产品中，最便宜的那种商标的产品干脆不卖，消费者不得不争购较贵的商品，从法律上来说，丝毫没有涨价。    官方标价的最后一次变动，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那天夜里，鱼（苏联人最爱吃鱼）、鱼子酱、地毯、伏特加酒和其它好几种酒、毛皮或皮革衣服（由于气候寒冷这是必需品）的价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一百。但从来没有在报刊上或在电台提到过这种上涨。它们认为，价格指数没有变。二、制成品    制成品价格上涨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同食品一样，也许更甚于食品方面，将充分使用所谓“改善质量”的方法。    在汽车方面，这种方法在不太久以前就充分采用了。价值五千五百卢布的伏尔加２１型汽车，已由价值九千一百卢布的伏尔加２４型汽车所代替。这两种型号汽车之间的技术改善，无论如何不能证明价格上涨近百分之七十是有道理的。“日古利”（菲亚特１２４型）也在去年秋季由一种新型号所代替，价格由五千五百卢布上涨到七千五百卢布，而没有任何改进之处说明这个新价格有道理。    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说苏联没有通货膨胀。硬说苏联的通货膨胀已达到目前西方上涨的“顶点”，这也是错误的。莫斯科一些专家认为，说每年物价总的上涨百分之五，这是相当符合苏联目前的现实状况的。

【法新社伦敦六月十三日电】威尔逊首相今天在他的乡村官邸契克斯举行大臣会议，规定修正后的经济政策的纲要，以应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英镑价值下跌的情况。    工党左派对威尔逊在处理危机方面的意图日益怀疑。内阁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政府今天宣布，生活费用在五月份上升达百分之四点二，使今年的生活费用迄今为止已上升百分之十五。上月的生活费用比一年前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    据信今天的内阁会议主要是讨论对工业法案的修正，以使它更可以为企业界所接受。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六月十五日刊登纳克维发自新德里的一则报道，题为《在审理舞弊案件期间，甘地夫人可能下台》，摘要如下：    在高等法院宣判甘地夫人六年内不得参加议会选举也没有资格担任选举产生的职务之后，她可能在今后几天内辞去印度总理之职。这是她的顾问们正在考虑的选择办法之一。她的国大党的议员届时可以选举一位临时领袖。    她的制宪专家们认为，这一安排可以继续到最高法院（他们希望）宣布她无罪为止，到那时，她就可以以更高的声望复职。甚至为她的律师们还在研究高等法院的二百六十页的判决书时，她的顾问们就在考虑这样做在政治上和宪法上的影响了。他们告诫她说，这样做将封住那些一直谴责她抓住权力不放的人的嘴。这样做还可以使她不至于冒万一最高法院确认下级法院的判决而给她带来双重耻辱的风险。    从宪法上讲，她继续担任总理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高等法院给了她二十天的暂缓期。如果她的律师在本星期内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暂缓期就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    即便最高法院只给予部分暂缓期——在那种情况下，她将仍旧是议员，但是没有表决权——    她也可以继续担任总理。事实上，根据印度宪法，她即使不是议员，也还可以担任六个月的总理。    但是，这种做法的政治风险是明显的，特别当她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威信又一次急剧下降之后。    反对党已经发起了一个“要求辞职周”，他们在总统府外面集会和示威，要求甘地夫人下台。他们新发现的英雄是文质彬彬的五十五岁的法官辛哈，是他宣布了对她的判决。印报文章《双重打击》    【本刊讯】印度《金融快报》六月十三日登载瓦尔马的一篇文章，题为《双重打击》，摘要如下：    据这里有资格的观察家说，法院的打击加上古吉拉特邦选民的打击，已使甘地夫人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权威损伤到也许不易恢复的程度。到今天傍晚为止，看来甘地夫人将坚持继续任职并在最高法院斗到底。    内阁的高级部长们、首席部长们以及国大党议会党团和执行委员会，也都要求她不要辞职，继续领导党。这样做的原因，是担心总理可能考虑以适宜为理由而辞职。    然而，负责人士认为，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反对派要求（甘地夫人）辞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许多同甘地夫人友好的比较清醒的人感到，她的道义权威只有在她辞职和打赢官司之后才能恢复。如果她继续担任职务，那么就不会完全洗刷掉耻辱，即使最高法院否决了辛哈法官的判决。    意味深长的是，印度共产党的有些领导人却在私下说，对总理说来，当前最好的办法是辞职。    从政治上说，古吉拉特邦选举的结果表明，她的政策没有收到效果，她也不再是可以捞到选票的人了。因此，甘地夫人在自己党内的敌手将日益活跃起来。有的人甚至可能同反对派亲热起来。

【法新社新德里六月十四日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宣布，“强大的敌人”正在想方设法把她搞下台，并要求人民“拿出勇气和决心来”对付这一“新挑战”。    甘地夫人对她的支持者们（他们已经连续第三天呆在她宅邸门前表示对她的信任了）说，她的敌人掌握的财源“很丰富，他们有大量的钱可以随便用，来把我搞下台”。    但是她还说，她并不害怕，而且相信她将能够度过由于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宣判她在竞选中犯了舞弊罪而造成的危机。    甘地夫人说，“大家不要忘记，我通常是镇定地对待挑战的。我们在印度已不是第一次遇到挑战了。我们过去已经遇到过许多次，如孟加拉战争，在科技方面的挑战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每经受一次考验，我们就强大一些，无疑，在度过了这次危机之后也将使我们增加力量。”    来见她的这批群众来自旁遮普邦和德里北面的哈里亚纳邦，他们是步行或者坐牛车和卡车来到首都的。    她说，连法官本人都将这一判决缓期执行二十天，而那些正在要求她辞职的人并没有接受法院的判决。    她还说，她反对把造成这场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法官。    与此同时，接近总理秘书处的人士说，甘地夫人将于十七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甘地夫人已聘请印度第一流的律师帕尔基瓦拉来为她的案子辩护。

【合众国际社曼谷六月十五日电】克立·巴莫总理昨天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都同意美军撤离泰国。    克立在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五天正式访问返抵这里后对记者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说，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当东南亚的朋友的话，那么美国毋需向那些国家派遣军队就可以向我们提供各种援助。”    他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东南亚应当实现中立和建立和平区，同时不受其他国家的外来干涉。”    据克立说，在同马来西亚领导人的会谈中，拉扎克总理谈到了苏美两国试图控制印度洋的竞争。    克立说，“拉扎克和我一致认为，当苏美两国成为竞相控制印度洋的对手的时候，我们东南亚应保持中立，不让两国中的任何一国来摆布我们。”    克立称他对乌来西亚和印尼的访问是一次去说明情况的访问，因为泰国靠近印度支那，所以他认为他有责任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说明印度支那的真实情况以及金边和西贡陷落后的新的形势发展。    除了同这两国的领导人讨论区域合作和经济合作之外（因为这两个国家和泰国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克立说，印度尼西亚还为泰国和马来西亚同北越建立关系提供了某种帮助。克立说，“苏哈托总统说，印度尼西亚将帮助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河内设立一个办事处以同北越进行联系，因为印尼早已同河内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联社雅加达六月十三日电】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今天在这里说，他和苏哈托总统一致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应当与印度支那各国友好，并且说服它们加入东盟。    泰国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从泰国撤出军队和军事基地将为泰国达到这一目的扫清道路。他说：“我已通知苏哈托总统：我国政府的政策是要求美国在一年内撤走其军队和基地，因为从今以后，驻有美国军队就是同印度支那国家友好的障碍。”    他又说：“如果美国想要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希望在其他方面进行帮助，而不是派遣军队。”    克立说，苏哈托支持泰国同河内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打算。但是他说，在今后同河内和西贡的会谈中，他将向它们提出以不支持共产党的叛乱活动作为建交的前提条件。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六月十五日电】英迪拉·甘地总理昨天把她为了政治生存而进行的已历时三天的斗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争议，她警告说，巴基斯坦为要求她下台这件事感到高兴。    甘地夫人对来自旁遮普邦的大约五千名支持者说，“巴基斯坦看来是唯一对印度的政治事态发展感到高兴的国家。”    甘地夫人在她宅邸外面对这批旁遮普人讲话时，显得疲倦，愁眉苦脸，而且显得憔悴，同前两天公开露面时精神饱满的状况形成了对照。可是，她要听她讲话的人放心，她会勇敢地对付目前困难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五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美国同伊朗的日益加强的关系使克里姆林宫感到苦恼；莫斯科忧郁地谈起早先的“间谍”基地》，全文如下：    官方的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开始流露出了克里姆林宫对伊朗同美国一些时候以来增多的防务协议和武器协议感到不安的情绪。    这家报纸四日在头版刊登了塔斯社自纽约发回的一篇报道，讲了伊朗同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签订一项关于收听该地区的电台和电话谈话的新合同的事情。    迄今为止，莫斯科一般说来不公开谈论伊朗扩充军备的事情，但在私下却表示了不安。    《真理报》的这篇报道讲，据美国这家公司的人员说，伊朗这个基地已经动工了。    《真理报》指出，早些时候曾经关闭了一个类似的间谍基地。    这指的是美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基地，一九六○年，美国一架Ｕ—２间谍飞机从这个基地起飞，被苏联击落。此事件曾导致苏联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最高级会议告吹，而且在那以后，两国的关系一度很冷淡。    《真理报》还提到，自从埃塞俄比亚发生了政治变化以后，美国已受到压力，要它关闭在埃塞俄比亚阿斯马拉附近的一个被《真理报》称之为类似的搞间谍活动的基地。因此，苏联也就是把伊朗的这个基地称为间谍基地，而且这个基地比其他的基地更接近苏联边界。    莫斯科大概还会根据德黑兰和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外国在伊朗土地上建立基地的协议来考虑这个问题。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在一次交换照会中，伊朗政府曾保证不“让任何外国在伊朗领土上建立任何类型的火箭发射场”。这个协议至今仍有效。    从技术上讲，现在正在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火箭发射基地，也不是一个外国基地，而是伊朗自己的。然而，苏联专家指出，这个基地将由美国人建造，而且也需要美国人员长期驻留在这个基地上。

问：在一些报道中都提到“多米诺理论”，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答：多米诺（Ｄｏｍｉｎｏ）：骨牌（一种长方形的骨块）。如果把许多张牌立着并排摆在那里，碰倒第一张，其他的牌也会一个个跟着倒下来。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作“多米诺理论”。它最先出自于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对外政策是以“多米诺”的观念为基础的。他说：“一个国家倒下后，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泰国、缅甸与印尼就将受到威胁。”……这就是“多米诺理论”的含义。

【本刊讯】菲律宾《今日公报》六月十三日刊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独立日（六月十二日）的讲话，详细摘要如下：    自从我担负起总统的重担和事务那一天起，我一直不断努力工作以充分实现我们的愿望，我国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    今天，在宣布建立第一个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庆祝。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已经实现了。    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获得重大成果的五天访问后刚刚回来，在那里签署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文件。    这是一个高潮，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看来，最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更清楚地反映我国特性的改变以及我国人民的新的行动方针和前景了。    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生存的二十五年里，我们为使自己跟上亚洲变化和发展的趋势而采取的积极的步骤莫过于此。    我们建立这种新关系时，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对我们国内局势以及对我们的国际地位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并相信，这种关系是完全符合我们最高民族利益的。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决定，是我们目前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完全独立和实现完全自力更生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不担心将来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另一方面，我深信，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为稳定我国社会和这个地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有幸不仅受到非常热烈和极好的接待，还有幸看到了中国安全和国家建设的某些方面，包括中国的防务备战情况，这是去访问的其它任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所看不到的。    此外，随同我的正式代表团前往访问的民间贸易代表团也能够告诉我国人民，我们的东道主对扩大两国间贸易非常感兴趣。    我相信我们已经对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问题获得宝贵的澄清和深入了解，这将大大加强我们将来同中国和世界上其余国家进行任何打交道时的地位。    我们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时，他们同我们形成的共同了解反映了他们方面的信赖和信任的立场，也证实我们在这个时刻决定到中国去建立正常关系是明智的。    中国领导人和我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维护和保卫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性和完整，我们才能为这一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的秩序平稳作出可贵贡献，才能帮助防止出现会吸引任何一个大国来搞霸权主义和进行控制的真空。    我一直获得这样的保证：选择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我们自己作主的事，不允许有任何干涉；我们可以根据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自行对付任何骚乱、颠覆和反叛活动。现在，在我国，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打算成为共产党国家吗？承认中国是否意味着将逐渐地或突然地改变我国政府的形式？    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是否将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和开展一场运动用暴力来推翻我国政府呢？    回答是否定的。    任何想以暴力推翻政府或它的任何合法当局的图谋都必将遭到武装部队的全力对付。    在我们两国建立关系的基本文件中规定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中国谴责霸权主义和主张各国——    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富国还是穷国——一律平等的那种情绪本身使我们感到宽慰和放心：在这种新的关系中，我们的国家利益不会始终被放到次要地位，而优先考虑全球问题。    在我们方面，我们看到我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和中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极其相似，我们能够学习八亿中国人民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订出的许多解决办法。    正如我在北京时所说的，对于那些社会革命尚未完成，民族主义尚未形成，那些由于财富和特权、社会等级、文化水准不同而内部分裂的邻国来说，中国既提出了责难，又是一个榜样。    我们可以学习中国在发展中特别着重在社会方面这一点，学习中国不搞“有计划剥夺”的经济学，学习中国不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搞资本积累的做法。    我们还可以学习中国：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革命必须以我国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指导原则；尽管人们有为自己的考虑和私欲，但是一种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向人灌输服务精神以及爱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    我们尤其可以学习中国怎样尽可能地忠于自己——在建设我们新社会的时候，不应依赖于不加区别地借鉴来的外来的形式，因为这样会在文化上永远受人控制，而要依赖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点。    这并不说明我们同中国建立关系以便废除我们同原有的一直保持联系的盟国的关系。    除了我们同台湾政权的关系外——    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后从六月九日起这种关系就中断了，我们期望同我们所有盟国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去。    凡是要对任何这样的关系进行某些调整的譬如我们重新研究同美国的安全协定，那么很清楚，这种对条约关系进行重新研究是完全因其本身情况所决定。美国仍将是我们的好朋友和坚定的盟国。    一代人已经在使用冷战辞藻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他们老是恐惧、猜疑和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老一代人对此是有过错的。    关系正常化是对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种真正确认，是对我们观察能力的成熟程度、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政治上的公正和独立的一种称颂和考验。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六月十五日发表题为《张铁石遗体的争夺》的评论说：    “中旅”宣布移交尸体后，“争尸”案便可告一段落；本周二的法庭聆讯，亦不会再有什么新苗头。然而余下九人的事仍未了结，悬疑成份仍高。    十人之中，情绪的稳定性各有不同，但毫无结果的等候了六十多天，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使再稳定的人，精神上也已困扰不堪。这是有关的方面所宜了解的。    台北方面的决定不晓得是怎么样，不可能经过两个多月而仍然犹豫不决的；我们只能猜度台北原无意让这些人入境。但事情发展至此，是否有重新考虑一下的必要呢？“中旅”移交尸体，则台北对于那九人之入境，实宜再考虑。即使不能让他们全体进去，也可以让有直系亲属在台的几个人进去。    【本刊讯】香港《明报晚报》六月十四日以《太平山下“争尸”闹剧》为题报道说：    台北如果把这十俘来港事件，当作是一场“统战”去处理，那就处处棋差一着，迟迟不放入境，一味拖延，自然就拖出花样。    台湾让这十个释俘在香港拖，希望拖到他们自生自灭，这是不可能的。    现时再来一幕争尸，是处于下风，如果台湾当一俘死后，立刻接其余九俘赴台，遗体由亲人来港领葬，事情也易解决。    香港人现在对九个在香港的释俘，寄予同情，因为不论谁是谁非，被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老人，还要接受一浪又一浪的政治冲击，是相当可怜的。    台湾很应该赶快作出决定，对这批人收或者不收，否则拖下去，花样可能更多。

【本刊讯】香港《快报》六月十五日以《张润佩昨傍晚匆匆离港返台亡父遗体已领回解除禁令后火葬》为题报道：    张铁石之子张润佩昨天下午在律师陪同下，前往香港殡仪馆领了亡父遗体，随即坐飞机返回台北。    张润佩的迅速领尸行动，结束了国共统战短兵相接的第一回合，接踵而至的九名“战犯”赴台问题余波未了。    张润佩临行前在机场招待记者，只说了一番感激香港同胞关怀、爱护的话，而在他背后埋伏着的政治斗争，他也不再理会了，所以绝口不提。    遗体由谁处理的实际问题已告解决，现时留下来的，仅是继续办妥与案有关之法律程序及处理张铁石的遗体。    据可靠消息表示，张润佩在港聘请的律师将会于明天向高等法院要求提前聆讯该宗争领尸体案件，不再等待到周二才聆讯。    消息来源称：届时张润佩的代表律师可能会采取二项法律步骤，第一项是要求法庭撤消移动及处置张铁石遗体的禁制令，第二项是要求法庭宣布将此案无限期押候聆讯。    张铁石争尸案是一宗涉及政治，过程紧张而曲折的斗争事件，当张老于本月四日被发现在富都酒店自缢之后，中共的中国旅行社一直把持着尸体不放。    张润佩被迫在港委托律师，向司法当局申请禁制，才使中旅立即软化，宣布退出，而成为“不争之局”。至前日法院聆讯时，一方面代表原要求写一张这样的字条：“兹取回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发还先父张铁石遗体。”但张子认为他不应向中旅领尸，险些闹成僵局，至昨日，他的律师作进一步调查后，证实中旅完全授权香港殡仪馆，将遗体交还，张润佩只须写收条给殡仪馆，事情便告解决。    香港殡仪馆还将一张中旅于日前申领来的火葬证明书交给陈律师，以便他日后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葬。    张子还把所需费用一千一百元付与殡仪馆，事实上，他此行只望领回父尸，对于在入禀状词中索偿一节，只是法律惯用条款，他本人不愿索偿。

【法新社香港六月十三日电】一名战俘说，「对一名战犯来说，中国并非天堂，因为他的邻居将秘密注视他的行动。一个获释的战俘要非常注意他所说的话、所吃的东西或所买的东西。只要你犯了一点点错误或那怕是有一点点过分的言行，都可能受到批评。由于你无家可归，因此，这种压力可能叫人喘不过气来。」    他还说，这些被释放的战俘尽管经过多年的所谓「洗脑筋」，但是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获释后所说的亲中国的话只是表示感谢北京的宽大作法。    然而，这些战俘知道他们只是扮演政治走卒的角色。    另一名战俘周养浩认为，他们获释的原因有三：    一、中国想向全世界表明，它恪守关于释放战俘的诺言。    二、受到中国特别照顾的这十人可以粉碎现在台湾流传的关于共产党折磨他们的极为可笑的说法。    三、他们返回（台湾）可以使住在台湾的许多在大陆有亲属的人重新抱有实现家庭团圆的希望。    周养浩承认，这种巧妙的涣散民心的作法使台湾处境很尴尬。    看来，对于同世界隔绝了二十五年的人来说，政治倾向已不再有多大意义，只有受到良好款待才是重要的。    周养浩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