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一日刊登莱利维尔德发自香港的一篇评论，题为《北京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看法；中国对外政策：和平、革命、重点在欧洲》，摘要如下：    一九七○年五月，毛泽东主席综观印度支那大局之后，发表一项声明说：“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一预言现在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    在中国庆祝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失败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以他们通常那种间接的方式说明那个惊慌失措的美国的实际情况刚好与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相反。官方的新华社引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话和许多美国报纸的社论来表示同意下面观点：这场战争的结束排除了一项不合理的义务，从而使美国现在有可能来有效地使用它的全球力量。新华社赞许地指出，福特总统要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了，这是要让读者得到美国领导人现在已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真正重视的地区”这么一个印象。中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切还扩大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们现在打算向那里派大使。    北京念念不忘西方联盟的直接原因是它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美国放弃它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如果西欧对苏联在它边境上的威胁处之泰然，它们对中国就没有多大价值了。    至少在理论上中国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国际善恶的标准对美国人和欧洲人区别对待的。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仍然处于下等，是一个“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多少比苏联要好些，因为它距离较远，因此北京很早就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从基本上说侵略性不如苏联大。    中国人是十分精明和讲究策略的，因而没有从美国人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出丑中去捞什么眼前的好处。在北京看来，欧洲的地位要高些，因为中国仍然珍视戴高乐式的认为西欧是一股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和美国的欺压的新兴力量的想法。邓小平副总理上个月访问巴黎时就重申了这种戴高乐式的论调，赞扬了法国政策的“独立性”。    邓小平把中国通常表示反对缓和的用语说得比较婉转一点。他没有发出说俄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已几乎不可避免就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的警告，而是让他的法国东道主确信，中国也在谋求“有较好的国际环境，以使我们能进行建设”。    和平是早在二十年前的万隆会议时期就许下的诺言，它虽然不可能同北京关于支持任何地方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许诺相一致，却也不能简简单单视之为一个幌子。在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上，中国同其他贫穷的农业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具体利益。由于具有这些共同利益，再加上中国人认为自己在凡是苏联势力露头的地方就都非与之抗衡不可，这就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北京在发展中国家中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基础。    这种外交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它在离中国遥远的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比在亚洲有效得多。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唯一同中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的非共产党国家。同印度的关系仍然处在冻结状态。对北京说来，其障碍是苏联在次大陆的影响以及印度自己在中国后门的扩张主义政策。    外国也许会觉得很难理解，北京怎么能够同时支持西方联盟、和平和革命。但是外国并没有北京心中念念不忘的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既要设法保持革命传统，同时又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并实现持久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就外人所知，北京过去几年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没有严重的争论。这项对外政策是经毛泽东首肯、由周恩来而现在传给邓小平执行的，其中心就是要使中国得到安全。中国希望不受干扰，甚至超过了希望领导他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一日刊登约翰·芬尼发自华盛顿的一篇专稿，题为《美国说苏联人在索马里的基地储存导弹》，摘要如下：    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今天说，苏联已开始在亚丁湾的一个索马里港口的新的大型设施，储存对付军舰的潜艇，以支持海军和空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施莱辛格先生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这番话的，他到那里去是为了为政府在迪戈加西亚（印度洋中的一个英国岛屿）建设一个耗款一亿零八百万美元的海军基地的计划进行辩护。    他在作证时关于五角大楼在迪戈加西亚建设一个空军和海军支持基地的计划谈得较少，而关于苏联在索马里的伯贝拉的活动谈得较多。据他说，苏联在那里建设“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设施”，以支持在波斯湾附近的印度洋西北部进行的活动。    施莱辛格先生给这个委员会看了通常保密的空中侦察照片。他说这些照片是四月份拍摄的关于苏联在伯贝拉的海军设施的照片，伯贝拉是一个俯瞰红海入口的小港。他说，这些照片是一架高空侦察机飞越国际水域时拍摄的。    这些照片表明苏联在一九六二年开始修建的一些码头设施、一个海军通讯场地、能容一千五百人的一些兵营、一些石油储存设施、一条正在修建中的一万五千英尺长的跑道和导弹储存和搬运设施。他说，这个设施“即将可用于实战”。    他说：“最近，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设施有导弹。”他说，一些照片表明，建造这个设施是供可能由苏联军舰对敌人军舰发射的地对地导弹、大概还有可能从伯贝拉起飞的苏联飞机携带的空对地导弹使用的。    自从一九六九年底以来，索马里一直由一个军政府统治着，索马里一万七千人的军队是靠苏联提供补给品的，这个国家还从苏联获得汽油。    海军官员们指出，苏联可能需要在伯贝拉建造导弹储存设施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军舰如果不返回港口或到一艘补给船那里，就不能重新装载反舰艇导弹发射架。    在施莱辛格先生看来，苏联去年在伯贝拉“大大扩充”设施的行动表明苏联“真正想”在印度洋保持一支海军力量。他指出，在某些方面，在伯贝拉的设施比计划在迪戈加西亚建造的设施要大。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对委员会成员们说，在伯贝拉的苏联设施是否“叫做‘基地’，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设施，是一个表明苏联对这个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明显的信号，是一种用军事力量支持这样一种兴趣的能力，也是一种表明长久存在的局面的迹象。”    施莱辛格说，需要拟议中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来抵销在过去七年中“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的局面”和保证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的稳定”。    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西斯科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保证”波斯湾地区“安全的主要负担必须由波斯湾国家自己承担，特别应当由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承担。”他说，美国已答应向这两个国家出售大量的武器。

【路透社新德里六月十二日电】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法官辛哈今天宣布总理英·甘地夫人一九七一年的当选无效，使她在六年内没有资格担任选举产生的公职。    这位法官判定，甘地夫人利用一位仍是印度政府的一位正式在职官员的政府高级公务人员来为她服务，充任她的竞选代理人，是一种舞弊行为。    他还判决，北方邦政府的官员在甘地夫人的赖巴雷利选区安排竞选集会，包括动用警察部队，是舞弊行为。    这些历史性的判决是在打了四年多官司之后宣布的。    甘地夫人是出庭作证的九十七名证人中的最后一个，在三月份，她曾在证人席上坐了五个半小时。    对她的控告是在选举中被她击败的对手、印度社会党领导人拉杰·    纳拉因提出的。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六月十二日电】一个高等法院十二日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出人意外的判决，说总理英·甘地在一九七一年选举活动中犯有舞弊罪行——    此举可能使她丧失掉印度领导人的地位。    一位总理在法院受到审讯，是印度独立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甘地夫人本人今年三月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作证，为自己辩护，这在印度历届总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辛哈作出判决后不到半小时，甘地夫人的辩护律师们请求把法官的判决缓期一段时间，以待向新德里的最高法院上诉。法官给了二十天的缓期。    在辩护律师提出请求后不到一个小时，新德里的甘地夫人办公室宣布，她将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六月十二日电】英·甘地总理故乡的阿拉哈巴德的高等法院今天判定她犯了在一九七一年选举中舞弊的罪——这一裁决可能导致她被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上撵下来。    在今天阿拉哈巴德法院作出裁定之后，各反对党的领导人立即要求她马上辞职。    可是，在甘地夫人在其新德里的住宅里同法律顾问们及内阁高级阁员进行紧急商议后，国大党领导集团的成员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她将继续任职。

【法新社新德里六月八日电】原子能研究中心人士透露，印度原子能研究中心测到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信号，据信这次地下核试验是今天在苏联的哈萨克东部地区进行的。    据估计爆炸力是在一百五十千吨到二百千吨之间。    【法新社华盛顿六月十日电】美国能源研究和发展署今天说，它在六月七日察觉一次地震，这次地震很可能是苏联进行的一次地下核爆炸引起的。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十一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希望不要推迟今秋的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全文如下：    对于美国对缓和承担的义务感到捉摸不定的苏联，现在似乎决心要促使苏美华盛顿最高级会议尽可能早地在个秋举行。    据这里的人士讲，克里姆林宫已表明了它认为需要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议的观点，华盛顿继续推迟福特总统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此次的会议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    福特星期一（九日）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希望今秋在华盛顿同勃列日涅夫会晤，但他暗示，这一点还不能十分肯定，他把此次会晤同缔结一项限制超级大国战略武库的新条约联系在一起。    这里最初的反应是，象这样公开而确定地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将会导致进一步推迟原定五月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福特政府正在企图利用莫斯科在政治上明显需要有另一次最高级会谈这一点，来迫使莫斯科在困难的武器谈判中作出进一步的妥协。    虽然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日期从未正式确定过，但苏联和美国的官员们在武器会谈陷于严重困难之前都曾期望会议能在五月，或者在六月初举行。后来，日期又推迟至七月或者九月，后又再次推迟至九月或者十月。现在有迹象表明这次会议甚至可能推迟到十一月举行。    克里姆林宫认为，它同华盛顿最近三年的仍然是刚开始的、不确定的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苏联评论员说这个时期可能导致在进一步改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也可能导致退回到冷战的敌对状态。    美国和苏联双方国内的政治也是苏联决定要敦促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勃列日涅夫需要使他的“和平纲领”（这是莫斯科对它谋求同西方搞缓和的努力的称呼）在明年二月下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他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困难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许多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外交政策。    现在这里认为，福特总统（他已经说过明年他将谋求在白宫再担任一个任期）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他要创造出自己一套外交政策。这套政策的哲学、做法和方式同他的前任理查德·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那一套迥然不同。    这里把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和核爆炸问题上采取的更为强硬的立场，正如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被推迟一样，归咎于福特而不是基辛格，虽然人们认为把最高级会议同武器谈判联系在一起是基辛格的一种策略。正如苏联共产党报纸《真理报》昨日的一篇长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克里姆林宫确实正在关心美国国内就缓和展开的辩论。

【本刊讯】以下是最近在莫斯科等地流传的有关苏联、匈牙利的几个政治笑话：    （一）    某甲问某乙，莫斯科哪个建筑物最高，从那里可以看得最远。    乙答：那当然是奥斯坦舍诺的电视塔罗，高达五百多米，可以俯瞰全市。    甲说：你错了，莫斯科最高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楼，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活动。    （二）    问：经常说，苏联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它能收获四次，是这样吗？    答：原则上是对的。一次从俄国，一次从波兰，一次从匈牙利，一次从捷克。    （三）    问：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老党，难道她不能来一次更新吗？    答：干吗呢？她与老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毫无共同之处了。    （四）    问：现在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经常派到莫斯科去的谈判伙伴都是不懂俄语的，这在策略上是聪明的吗？    答：原则上是“不”聪明的。不过，反正谈判伙伴们在莫斯科也不能讲什么。    （五）    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会谈时发现福特总是带着一个黑皮包，却不见他打开。勃列日涅夫就问：“你这皮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福特说：“没什么。”在勃列日涅夫的一再追问下，福特最后说：“我这里面装的是一种虫子，如果我们会谈破裂，我就把它们放出来，它们就可以把你们苏联的庄稼一下子吃光。”    后来，勃列日涅夫去华盛顿回访时，手上总是提着一个手提箱。福特问：“你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勃列日涅夫说：“没什么。”待双方签订了协定之后，福特又问起这件事，勃列日涅夫说：“我这里面装的是一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会谈不成功的话，我就把他放出来，他可以很快把你们的经济搞得一团糟。”    （六）    有个妇女去匈牙利一家商店买东西。她进了商店，突然大喊一声。喊声刚落，一个男子从她背后跑到街上去，立即被警察抓住了。原来这个人是个小偷，警察正在追捕他。这时商店的经理走到妇女面前，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如果你不喊这一声，我们这儿很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的商店也要遭殃了。”这个妇女说：“是啊，我大喊了一声，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发现这个人是小偷，而是发现你们的商品又涨价了。”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五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克格勃在维也纳的一场自相残杀》，摘要如下：    熟悉内幕的一些人士认为，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组织——中任职的一位俄国高级官员是克格勃自相残杀的受害者。围绕该机构副总干事尤里·    切尔尼林三月失踪而出现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该机构工作人员的愤怒评论。    切尔尼林是在三月五日离开维也纳去哥本哈根执行一项公务的。三月十日莫斯科电告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切尔尼林得了“心脏病”，正在莫斯科治疗。    据透露，几个身份不明的俄国人搜查了切尔尼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办公室，取消了他的身份证。他的妻子得到通知，要她卷起行李离开维也纳。原子能机构总部工作人员认为，切尔尼林妨碍了克格勃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努力，因此触犯了克格勃。

【本刊讯】芬兰《新芬兰报》六月十一日发表一篇题为《巴尔干的局势》的社论，摘要如下：    苏联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中继续存在着摩擦因素。克里姆林宫为了巩固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作的长期努力已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非正式联盟，其目的在于抵抗不断增加的苏联影响。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也定期地就反对苏联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的共同方针举行了磋商。    南斯拉夫已公开反对这次会议，大概是由于这一原因，克里姆林宫五月间邀请了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格尔利奇科夫去莫斯科。这个问题不久前也在布加勒斯特进行了讨论。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在去南斯拉夫访问时曾在那里停留。有消息说，铁托总统曾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巴尔干局势举行秘密会谈。首先，贝尔格莱德同卡拉曼利斯政府的关系是很好的，而卡拉曼利斯政府同南斯拉夫人一样，对苏联在东地中海的影响的不断增长是感到不安的。    由于担心莫斯科影响的日益增长，南斯拉夫对中国已更加热乎起来。这两国的交往已更加积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今年夏天将访问北京。    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范围由于其对内政策遇到的困难而变得有限了。那个国家正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控制下进行挣扎，贸易逆差在增加，失业人数已超过了五十万。    如果西方世界关心看到南斯拉夫继续成为一个稳定的不结盟国家，以自己的方式过着自由生活，它就必须设法帮忙解决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一种新的事态是，南斯拉夫和美国上月举行了多次经济谈判，以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

【本刊讯】秘鲁《假面具》杂志三月一期刊登一篇介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情况的文章，题为《克格勃：间谍的大本营》，摘要如下：    无论如何，苏联一向通过一个秘密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进行统治，并经常企图统治别人。俄国领导人今天更巧妙地使用这一机构。这也许是约翰·巴伦在他的著作《克格勃·    苏联间谍的秘密工作》中的出发点，这是一本十分畅销的书，还未译成西班牙文。    估计，在国外活动的约九万人从克格勃大本营接受命令，克格勃在苏联有四十万人。    克格勃在国外也是重要的。巴伦写道：“许多机构在执行苏联对外政策。但是，克格勃是第一个执行者。克格勃的人员占据了使馆中的各级职务中的大部分。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甚至占百分之八十。”    克格勃把安全人员充塞到大使馆的这一政策产生了十分不相称的情况。一九七一年，在莫斯科有五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墨西哥人，而在墨西哥城有六十名苏联人。这后一个城市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是苏联在美洲的两个间谍中心。    从六十年代起，克格勃的国际活动日益增加。一九七三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透露，苏联特务成倍增加。最近短短几年，苏联驻西欧的官方代表人数从一千四百八十五人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六人。伦敦战略研究所估计，俄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官中，每四人中就有三人是间谍。巴伦说：“六十年代，四十六个国家驱逐了二百二十六名苏联代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个国家驱逐了一百六十四名非法和秘密活动的苏联官员。”这些国家中包括古巴。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四日刊登该报驻曼谷记者发回的消息，题目是《缅甸山地民族开展武装斗争》，摘要如下：    在缅甸沿着缅泰边界的北部和东部，一场反对奈温政权的“隐蔽的战争”正在进行。成为这场战争的主体的是掸族和克伦族等、在平原居住的缅族以外的山地民族；最近在泰缅边境的麦索对岸的克伦民族解放军总部，举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五族联席会议，决定建立联邦民族民主统一阵线联合起来进行打倒奈温政权的武装斗争。缅甸各民族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进行了武装斗争，可是从来没有大团结过；作为亚洲新的发火点之一，它的前程值得注意。    缅甸的反政府游击运动，克伦簇有二十七年历史，掸族有二十五年历史，各部族独立地与政府军正规部队交战。在这样长期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各部族在政治组织之外培育起了克伦族民族解放军、掸邦军等军事组织。    各部族对缅甸政府共同的不满是，在平原居住的大约一千三百万缅族人歧视山地民族，企图由缅族来统治各民族。这个不满已化成为一种主张，就是：在“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给各部族以独立。和平原上的缅族相比，各部族的人数是，掸族大约一百二十万，克伦族大约一百五十万，克钦族大约一百一十万，数目相当地大，是奈温政权最大的内政问题。    各部族因为具有几乎共同的要求，所以，这次实现了大同团结。    据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若开解放党、克伦民族联盟、克伦（红色克伦族）民族进步党、新孟邦党、掸邦进步党的代表总共二十一人出席了从五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在克伦民族解放军总部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五方发表了两项联合声明，全体一致建立了联邦民族民主统一阵线。

我坐在埃及数钟点算日子，这些日子对我该有多么重要。十五天以后来了一份关于会谈情况的苏方报告，在两页纸的报告中：第一页满是“可能……如果”等含糊不清的字句。第二页说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苏联负责人仍然能说服美国人使声明包括提及二四二决议的内容。    萨达特总统说，他写了一封回信并开始等待莫斯科的另一封来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他说：“我从和纳赛尔总统一起共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从七月底开始所有同苏联领导人的通讯都要中断，因为他们在整个八月份都要去度假。尽管这样，我在七月六日（星期四）还是接受了苏联大使要见我的要求。”    这时，我们听到了总统关于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见的描述，“当时我已紧张到不想见大使的程度。我说：‘让他星期六来见我’。我到福利坝去了，当时我已揣测到了信里的内容，我确定了我将采取立场的计划，让他们适得其所。我感到他们需要一次触电式的打击，在过去四年期间——    先是纳赛尔总统后是我——我们对他们已忍受了我们所能忍受的一切。”对我来说显然两个超级大国已在莫斯科达成了不许在中东地区发生任何战争的协议，除了投降以外不许我们有任何出路。我自言自语地说：“尽管这样，也还可能有一种折衷的办法，可能大使的信里会提出什么来，尽管我实际上是怀疑的。无论如何，让大使晚上来见我。”总统说，来信有两页半纸并附有阿拉伯文译本。我坐在沙发上，手靠着手杖，细心地听读信。信的第一页解释了苏联是怎样说服尼克松总统使联合声明包括二四二决议和雅林使命的一些句子。我对自己说：“也许是我疯了，尼克松总统在这方面根本不需要任何说服，美国人参加了决议的起草，我记得戈德伯格对我说美国将在决议的背后起重要的作用。”使苏联人不幸的是在我接见大使的前一天，美国人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你可以平静下来干你想干的事，但是你应该永远记住解决的钥匙在这里。”    信的第二页对海卡尔写的“不战不和”文章表示不满。信的第三页以同样的方式对海卡尔一类的破坏者表示不满。我坐在那里听读信，根本没有朝大使看一眼。信的最后十行谈到了战争问题，苏联人说：“我们习惯于打仗，而战争需要作许多准备，包括心理和士气方面。”他们用这种话杀死了纳赛尔总统。因此，只要我们一谈到他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就连忙去谈士气。我向大使说明了从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我说：“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骗了我，波德戈尔内在一九七一年五月骗了我，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又骗了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耍的把戏吗？你们已经和美国人达成了在那里不发生战争的协议，让我对你说你们不是我们的监护人。”我又对大使说：“所有这些话不是针对你说的，而是针对苏联领导说的！”然后我看了看表，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今天是几号了，不带眼镜我看不清。”伊斯梅尔回答：“七月八日。”我说：“那好吧……我给你们十天的机会……到十七号，在那以后埃苏之间交往中的那种把戏将结束。”    苏联人遭打击但未吃惊我相信苏联人是受到了总统决定的打击但并没有吃惊。他们感到了严重的不安和巨大痛苦，但他们是有某种准备的，他们的反应是谨慎的。维诺格拉多夫见了总统以后，马上就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同格列奇科元帅联系的乌科涅夫将军。星期一拂晓，大使便接到了执行埃及要求的指示。当天乌科涅夫会见了萨迪克中将并在几小时之内向他提出了撤退专家计划，那时苏联专家的数目已达到二万一千人，计划包括把他们用飞机送回国。乌科涅夫每天向埃及国防部长提交预定当天的撤退计划。乌科涅夫还建议在一个时期内，在埃及国防部里为苏联首席专家和同他一起的一个八十人的机构设立一个办公室来负责监督合作和训练事务。萨迪克中将建议总统拒绝这个建议，因为他感到这个建议的意思是保持一个穿上另一件外衣的军事使团。因此总统拒绝了这个要求，苏联人服从了。他们之所以不勉强坚持这个要求是因为没有象他们担心地那样同时宣布取消在埃及港口为苏联舰队提供方便的决定，也没有宣布取消埃苏友好条约。八月初，苏联人从所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了，勃列日涅夫给当时正在利比亚访问的萨达特总统写了一封信。当时一部分人——特别是阿齐兹·西德基总理——认为这封信里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总统对信中的一段很不赞赏。勃列日涅夫在这一段里说：“我们不能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目前所走的方向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它关系到苏联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总统阁下，也许您记得我们两国领导人已一致同意必须加强和支持你们的挺进，必须加强和支持中东地区一切进步力量的进步。我们有权这样提醒你们，因为正是你们曾多次向我们谈起过埃及国内反动力量的活动在不断地增加，右翼分子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并竭尽全力地阻止埃及在进步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努力使她向后倒退，埃及将走向何处？埃及将被内外势力引向何方？我们之间未来的关系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就是使你们的朋友感到不安，你们的敌人受到鼓舞的那些问题。我们期望得到这些问题的答复，希望你们能极为坦率地回答这些问题。”（九）

【安莎社仰光六月十一日电】昨天政府下令关闭首都的学校之后，缅甸当局和仰光大学之间的紧张气氛今天继续存在。    最严重的事件是，四千多名警察和陆军部队开进了瑞光大金塔地区，逮捕了大约二百名学生。这些学生昨天在附近地区建立了一些集会中心。    与此同时，军事当局已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并且下令反政府抗议者立即撤出仍然被他们占领的大学建筑物。    除了对付学生之外，政府还一直在忙于对付正在罢工的制药工人和铁路工人。    已出动了大批有坦克和装甲车支援的荷枪实弹的军队，部署在工人正在举行罢工的所有工厂周围。    【美联社仰光六月十一日电】仰光大学学生今天不顾政府的禁令，又一次吵吵嚷嚷地列队向仰光市闹市区去游行，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军队为了镇压进行了五天的反政府的学生骚乱而逮捕了二百一十三名学生。    尽管仰光军区司令禁止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但是在这些学生经过的大街上守卫政府建筑物的军人并没有干涉学生的行动。    这些高呼反政府口号的学生后来返回了仰光大学大礼堂。    有些学生根据政府的命令离开了校园，但是其他的学生不顾这些命令，继续留在学校里。    【美联社曼谷六月十一日电】在发生了五天的反对奈温军人政权的示威之后，仰光军区司令今天命令学生们统统离开缅甸首都的所有大专院校，并禁止集会、游行和“喊叫”。    广播这些命令的仰光电台还说，这些示威是共产党发起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但仰光传来的其他消息说，学生领导人否认得到共产党支持，并已要求美国给予没有具体讲明的援助。    高喊口号的示威者（其中很多人不到大学生的年龄，有些人显然是工人）从位于仰光市边沿的大学游行到市内，成群结队，每队多达几百人。    保安部队现在驻守在交叉路口，其他部队也保持着警戒，但是没有露面。    【合众国际社曼谷六月十二日电】今天，政府经营的一些工厂里的静坐罢工有了发展，同时，随着政府当局采取行动制止由学生开始发起的已持续了一个星期的示威，在缅甸首都仰光可以看到当局增派了军队。    传到曼谷的可靠消息说，工潮有了发展，又有一些铁路机修厂工人和制药厂、食油厂及码头的职员参加到了在九日和十日举行静坐罢工的工人行列之中。    从仰光传到曼谷的消息表明，由于大量的人没有去上班，至少一些政府机构只剩下勉强保持运转的少数人员了。    【法新社仰光六月十日电】缅甸当局今天声称，历时五天之久的学生示威是由被取缔的缅甸共产党领导的。    新闻部说，从学生鼓动者发行的小册子和缅甸共产党今天发表的公告的调子和内容的相似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共产党的广播说，由缅共和当地民族叛乱小组进行的武装叛乱在整个缅甸取得了战胜“法西斯军队”的胜利。它说，缅甸现政府也必将象前柬埔寨政府和南越政府一样地垮台。    总罢工委员会六月八日发行的小册子宣布，武装叛乱活动正日益得势，正象过去柬埔寨和越南所表现的那样。它们还说，目前的斗争是人民革命力量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兆。    有一本小册子说：“缅甸政府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垮台，人民民主最终必定会胜利。”    另一本小册子呼吁学生、军人和群众推翻政府。    缅共的公告保证支持学生的公正合法的要求。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六月十二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说，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要他放心，说北京在菲律宾的任何叛乱运动中都不会插一手。    马科斯在向全国作的一次报告中谈到了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他说，由于在他访华期间同中国建了交，很多菲律宾人都在提出这个问题。    马科斯引证了他分别同毛、周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会晤情况，说：    “我直截了当地向中国领导人询问……中国在菲律宾可能发生的任何政治斗争中会起什么隐蔽的或公开的作用。”    他说：“我始终得到这样的保证：选择我们的社会制度应由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去决定，对此不应容许进行任何干涉，还说我们可以自由处置任何叛乱、颠覆或反叛。”    马科斯是在菲律宾独立日七十七周年的时候（从北京返回后的第一天）讲这番话的。    马科斯说，同中国签订建交协议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将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容忍颠覆或背弃象美国这样的老盟国。    他说：“企图推翻政府或政府的任何合法机构的一切暴力行动，定将受到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全力回击。”    马科斯说，除了同台湾的关系以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仍同以往一样牢固。    他说：“美国将仍是我们的好朋友和牢靠的盟国，我们就我们同美国签订的任何安全条约举行的任何谈判，都不应被解释为是一种削弱我们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的努力。”    他还说，同中国保持关系不会牺牲菲律宾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伙伴国的密切的邻邦关系。    马科斯在印度支那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对菲律宾同美国的各种安全条约批评日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一日刊登发自汉城的一条消息，题为《韩国加深了孤立感，对中菲建交找不出对应办法》，摘要如下：    中菲建交，对亚洲的反共政权来说，是无法掩饰住其内心的孤立感的。韩国外交当局，虽然没有就中菲联合公报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这种沉默中可以看到找不出对应办法的焦急心情。    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同韩国的朴政权是情投意合的朋友关系。尤其是两个政权的共同点是在外交方面，一直为组织美国最忠实的反共轴心而活动。    多年的战友同中国握起手来。对朴政权说来，只能认为是个冲击。    现在西贡阮文绍政权垮了台，蒋介石死去。另外，泰国走在菲律宾前面，要同印支解放势力加强友好，甚至要求美军撤走。可以说，这样一来，亚洲的反共轴心已完全崩溃。秋季召开的联大会议上形势将为之一变，韩国的处境极为艰难。    菲律宾也好，泰国也好，他们的困境只能用下述说法来形容，即向中国靠拢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全而「舍车保帅」。但是，继续同北朝鲜严峻对峙的韩国，没有同中国或苏联接近的门路。如果说有办法的话，同菲律宾相反，只能更深地钻    进美国保护伞。

【共同社东京六月十二日电】题：中国在反对霸权问题上开展积极外交，也间接地增加对日本的压力    特派记者福原北京十二日电：据认为，这次菲律宾同中国建交，象征着随着美国从东南亚撤退，亚洲的地图被迅速地涂改了。中国在对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最落后的东南亚外交上，一举挽回了困难局面，团结第三世界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在东南亚推进这一基本路线的体制业已完成。    中国对东南亚外交的复活，似乎对在处理“反对霸权”问题上感到挠头的日本外交也将增加无形的压力。    对于中国，可以说在南方近邻的东盟五国之中只与马来西亚建立了正式关系，这种到上月为止的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应该说是中国外交的烦恼之处。但是，印度支那解放力量的全面胜利和美国意外地一举撤退，对以美国力量为后盾一直采取反共路线的各国是个严重冲击。    当然，中国不是向第三世界各国谋求“国际认识完全一致”。倒不如说中国的态度十分灵活，只要能够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就积极地支持和声援第三世界或者第二世界追求地区利益的行动。    例如，它表现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共同体的团结，特别是英国的国民投票，对以绝对多数决定英国留在欧洲共同体内表示欢迎。中国还肯定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想在东南亚建立中立区的愿望是“摆脱超级大国的干涉和争夺的积极主张，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邓小平副总理七日的讲话）并表示予以支持。    中国似乎相信，“日本不会总是拒绝写明‘反对霸权’条款的，迟早是会接受的，归根到底是个时间问题。”一位中国人说：“亚洲国家不会忘记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再次清楚地表明反对霸权，消除亚洲人的疑虑，比起考虑苏联来难道对日本不是更有好处吗？”从同菲律宾建交的过程来看，可以认为，不能只是把这种“忠告”当作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辞令来听，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海外航空版六月十二日刊登题为《张铁石之子张润佩表示中共迫害其父致死    抢去遗体作宣传用》的消息，并发表长篇“编者按”。现将这个“编者按”摘要刊登如下：    张铁石之子张润佩曾于十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在台北松山机场国泰航空公司贵宾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张润佩对于香港政府将其父遗体发交“中国旅行社”，深为不满，他认为应该发交死者直系亲属料理丧事，才是正理。张润佩说：他在得到其父死亡消息以后，即曾委托在港同事，并寄去委托书，请其代向香港政府受领其父遗体，不久，香港同事回电说：光凭此委托书，不一定能够办得通。张乃即向香港警务处电请不要将其父遗体交给任何他人，一面委托在港律师，循法律途径交涉，委托律师的委托书已于九日寄出，希望能从香港政府手中领回其父遗体。他说，只等律师回信，一等遗体领回，他将赶赴香港办理其先父丧事，然后迎回台湾安厝。    张润佩特别说明：非常感谢政府对他的支持和协助。    关于港报报道谓：中国旅行社宣称在张铁石自杀后，曾三次去电其子张润佩赴港料理丧事一节，张润佩答复说：确曾收到中国旅行社的电信，二次为电报，一次为信函。但他说：他不愿和该旅行社打交道，故未予理会。    张润佩悲痛地谈到其父决无自杀的理由。他说：他最后一次和其父通电话，是在其父死亡前二天，也即本月二日的白天，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其父，告诉其父说：家里情形很好，入境证即可办好，请他自己照顾饮食起居。其父听后，语气十分愉快。    张润佩说：他经常和其父通电话，当其父搬往富都酒店后，即曾和他通电话，告诉他已化名住入富都，原因是不愿和他们那批人住在一起，希望摆脱他们。其父死前，除了通电话外，也曾写过几封信到家里来，所言都是表明态度，要回到政府这一边来。    他说，他曾于四月十八日在港和其父见过一面，那时他刚好在港公干，经友人安排协助陪同，在兰宫酒店和其父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场的尚有其在港同事二人及兰宫酒店经理。在谈话中，他告诉其父家里情形，他本人的工作情形，以及现在家中生活十分富裕。其父听了十分高兴。    张润佩说：他每次和其父通电话，其父都要问起入境证办好了没有？语气中显得急欲到台湾来，和家人团聚。

【法新社雅加达六月十日电】印尼宣传部长马舒里在评论马尼拉同北京建交时说，由于中国和北越最近发表声明支持被取缔的印尼共产党，因此，它只能有保留地赞同「匆忙同中国建交的作法」。    马舒里在内阁每周例会后回答问题时说，「在印度支那失败之后，人们显然正匆匆同中国建立关系。」    他说，「我们的问题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已经同中国建交，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使这种关系解冻。」

【合众国际社台北六月九日电】这里的报纸电台对张铁石的死尽量少作声张，因此没有引起公众广泛议论。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六月十二日报道：    张铁石的儿子在台湾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一个新闻稿在香港，是家家报纸都争相刊载的，但千想不到，万想不到，台湾报纸对于这一段新闻稿却是只字不见刊登。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六月十二日刊登一则专讯，题为《防止中共利用尸体作统战宣传国府开会研讨对策    张润佩今晚可到港》，摘要如下：    来自台湾的消息称：国府有关单位，今晨联合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张铁石之子张润佩前来香港办理其父丧事所应采取的步骤。    张润佩今日中午仍在台北，听取国府官员的意见，相信将于今日傍晚起程来港。    国府是要防止张子来港时，被中共利用，做宣传工具。    但根据目前迹象，由于张润佩聘请律师，领得禁制令，显然是要依照正常法律程序，与“中旅”解决争尸事件。所以，张子来港后，将不会和中旅直接接触，商谈丧事。    正按察司贝理士爵士于昨晚签发了一项紧急禁制令，禁止中旅社今日为张铁石举殡及火化之后，张润佩的代表律师陈爵今晨正式入禀高等法院。    该状词于今日上午正式呈入高院。原诉人为张润佩，被诉人为：一、香港殡仪馆；二、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状词作出三项要求：    一、要求高院颁布紧急禁制令。    二、宣布一项法庭命令，指示应如何处理张铁石遗体。    三、要求两与讼人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