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卫报》四月十七日刊登史蒂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东欧是如何亏空的》，摘要如下：    东欧同苏联进行贸易的条件一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虽然没有谈论这一点，但肯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利用世界石油价格大大提高的情况，改变他们同其他经互会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整个基础，使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东欧各国的经济已由于从西方输入的通货膨胀的负担而在摇摇晃晃了。最近发表的一九七四年贸易数字说明，它们向西方先进工业国支付的款额惊人地增加了。保加利亚支付的款额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捷克斯洛伐克支付的款额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东德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匈牙利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点六；波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罗马尼亚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这些国家为了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大力进行发展工作。只有进口先进的机器和设备才能最迅速地发展经济。自从一九七○年以来，除了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政治原因，它们同西方的贸易不受重视）之外，每一个经互会国家都大大增加了从资本主义西方的进口。    虽然这些国家的出口货价格也提高了，但是这根本不足以抵销进口方面多付的款额。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刚发表的数字来看，它们一九七四年同西方贸易中的逆差按次序排列是：波兰亏空了十四亿美元；匈牙利亏空了四亿美元；捷克斯洛伐克亏空了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自一九七○年以来，这些国家的亏空额加起来将近达到八十亿美元。    苏联要是考虑到这个巨大的负担，那么它本来可以保持其低廉的石油价格或者至少仅仅转嫁苏联在西伯利亚地区新生产石油的有限成本费，来帮助东欧减轻负担。但是，一夜之间，苏联反而将石油价格提高了一倍。这个打击由于相应提高东欧出售给俄国的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以及由于延长苏联某些贷款期限而减轻一些。但是，实际结果必然会给东欧的工人们增加新的负担。这一点——正如柯西金所说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既然苏联是通过向西方出口原料索取高价的办法来获得巨大出超的唯一的东欧国家，这种情况就格外奇怪了。    苏联的一些高级发言人以十足是商业上的理由来解释石油为什么要涨价。俄国现在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从西方进口制成品，而又必须设法补偿这笔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付这笔钱的正是东欧。    现在，俄国人还要求东欧在苏联进行更多的投资。经互会的三十项长期和共同投资的新工程中的大部分工程是在俄国，东欧最后将得到的好处是从这些工程项目中得到有保证的原料供应，但同时，在某些方面，他们都以极低的利率有效地向俄国贷款，而又以高利率向西方借款。    结果，虽然经互会喜欢将它自己看作是超越西方的一个经济集团，但人们同样可以似乎有理由把当今欧洲严酷的经济现实视为三角关系：左边是工业巨人的西欧，右边是原料巨人的苏联，而夹在当中的则是倒霉的东欧。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九日电】国务院（安德森）五月九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安德森说，国务院“并不持这样的极端看法”，即认为老挝万象的联合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危险中”。    万象的报纸消息说，老挝政府的五名内阁成员已辞职。他就是当记者问及这些消息时说上面这番话的。

【法新社北京五月九日电】（记者：罗曼斯基）题：在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巴黎之前    目前可以出国的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将从五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事实上是对蓬皮杜总统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在中国进行的访问的回访。    人民中国再也没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周恩来总理由于一年来的慢性病而无法旅行，邓小平将是自文化革命以来在一个外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最高中国领导人。他也将是人民中国迄今访问一个西方国家的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光凭这一点，他的巴黎之行在外交人士中就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特别是由于尽管有其他的邀请，邓小平只去法国，而没有在可能成为一次欧洲之行中加进其他国家。    人们在等待着这次访问，在这次访问期间，他将同共和国总统德斯坦和总理希拉克进行长时间的会谈，首先是就亚洲最近的事态发展将使之变得特别有趣的国际形势，最后是在巴黎和北京之间建立一个定期政治磋商制度进行会谈。    邓小平将由中国外长乔冠华陪同。    外交人士预料，在他在巴黎进行的会谈中，一方面将着重谈到中国和法国各自在柬埔寨和越南事件后的亚洲新形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将着重谈到欧洲问题。    中国把西欧看成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的平衡力量，也看成是夹在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二世界”。    【法新社北京五月十日电】（记者：罗曼斯基）在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正式访问法国的前夕，在北京看来，法中关系的特点是两国有着一个共同根本点    ——保持国家独立的意志    。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法国是西欧的自然核心。他们希望西欧在苏联的十分严重的压力面前，能迅速实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合。但是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由各国组成的欧洲”。从这个观点看，提倡有坚强不屈的民族意志但不排除结成联盟和进行合作的旗手戴高乐将军，在他们看来仍是最杰出的政治家。    在蓬皮杜总统——他于一九七三年九月访问了中国——和德斯坦两人身上，中国人倾向于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正是这个“戴高乐主义”方面。    例如，人们注意到，德斯坦总统最近关于法国决心确保其防御的一些谈话迅速得到了新华社的报道。    在国家问题和欧洲问题以外，使北京感到兴趣的还有法国能在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对话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因此，人民中国支持法国关于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进行对话的主张以及欧洲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开始对话。    肯定地，如蓬皮杜总统在北京时所说的，法国同北京的接近并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从这个观点看，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十分激烈的反苏立场——中国领导人说，“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更富侵略性，更危险，以此来证明他们持这种立场是有道理的——是不能为巴黎赞同的。    可是，如果法国谨慎地参加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那是以合作要伴随安全同来为条件的。    同邓小平先生会谈的人无疑一定会强调说明这一点。    当法中会谈触及到欧洲与苏联这个题目时，会出现意见的细微不同，也许是分歧。但是无论如何，这将是一种不是改变（对方）意见而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情况。    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选择和社会制度——法中两国几年来一直保持一种超越例行的外交联系的特别关系。    消息可靠人士说，这恰恰是巴黎方面为什么希望邓先生的访问标志着两国间经常进行政治协商的开端的缘故。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五月七日刊登记者户冢六日发自万象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富马首相说：老挝的和平不会遭到破坏》，摘要如下：    老挝的富马首相从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万象沙拉谷丹首相宜邸单独会见了本社记者（户冢），就印度支那半岛上唯一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今后的前途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动向，阐明了见解。’    同富马首相一问一答的主要内容如下：    问：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现状如何？    富马首相：我们始终保守中立，包括巴特寮在内，除联合政府以外没有存在过独自的政府。另外，包括巴特寮在内的老挝人，都承认国王的权威。当然，双方存在着对立。但是，双方仍然继续不断地接触，决没有中断过。它没有损害联合政府的一体性，直到今天，取得了成功。    问：老挝和平的前景如何？    富马首相：我们打算按照和平协定的内容，根据君主立宪制来谋求民主、中立、独立和繁荣。老挝的和平恐怕决不会遭到破坏。如果老挝保守中立，那么老挝就会成为缓冲地带，就能够缓和紧张局势，这对河内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问：如何看印度支那半岛的形势？    富马首相：谈论别国的形势是困难的，也是不合适的。不过，仅就老挝而言，我将全力以赴地使和平与和解更加成为现实。    问：作为越南和柬埔寨的解放力量的胜利的反映，今后巴特寮不会在老挝掌握领导权吗？    富马首相：不能同柬埔寨和南越比较。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问题是不相同的。柬埔寨和南越分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老挝则不是那样。因为是通过互相让步和相互磋商解决的。    我相信通过这种和解取得的和平是靠得住的。当然，到实行大选之前，同巴特寮之间，小的冲突也许难以避免，但不会发生象柬埔寨和南越那样的全面战争。

【本刊讯】西班牙《人民报》五月六日发表一篇评论，题目是《华盛顿的新战略：瞄准地中海》，摘要如下：    越南除外，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外政策的安排次序一直是：    一、缓和同共产党超级大国的关系；二、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三、与盟国的关系。今天的重点安排次序是：一、紧密同盟国的关系；二、平衡在中东的关系；三、缓和同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    看来，这个安排颠倒过来了，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丢了越南和丢掉了许多幻想，所以在美国对外政策上才开始了一个新篇章。在这个新篇章中，要重新推行一项更扎实而较少想象、更稳重而较少冒险的政策。    随着福特总统即将进行的欧洲之行而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他在昨天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下水时讲话的开头就说，“这艘巨大的军舰在最适当的时刻——需要明白表示我们决心与盟国加强联系和维护世界安全时——加入美国海军”。“尼米兹号”军舰要在地中海——美国全球战略在今天最弱的一点——发挥效用并不是偶然的。    美国在越南的许多幻想都破灭了，这些幻想是：美国人可以修改地图的幻想；能够用美国生活方式迷惑一个民族的幻想；通过机械手段搞心理战就能征服的幻想；特别是签署了条约的强国能制止和扭转历史的幻想。不，不现实了，就是在决定性时刻继续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被历史所征服。    这些错误的最后一个应归罪于基辛格。基辛格教授错误地认为，大国之间平衡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今天，这种作法已经不灵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问题不应算在基辛格的头上。美国的问题是面对世界的新形势和小国人民的反抗如何重新调整对策。    对它来说，任何道路都没有比福特选择的道路好：巩固和加强同真正盟国的联系。

说美今后的紧急任务是：在经济方面同西欧、日本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同苏联和中国建立现实关系；设法使中东得到稳定的解决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七日刊登鲍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新拟订美国对外政策》，摘要如下：    在越南最后遭到的溃败必然是惨痛的，然而这个悲惨的一章的结束却为美国明确其政策的重点和轻重缓急开辟了道路。    在我们终于把越南问题丢开以后，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把它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今后的紧急任务方面：在经济方面同西欧、日本和发展中的国家进行合作；同苏联和中国建立现实的关系；和设法使中东得到一种稳定的解决。    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将抓住这个机会。要这样做，就需要在它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和方法方面有一些重要的改变。有两点是关键性的：    第一、最重要的是把美国政策再次建立在正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耍花招、欺骗和弄虚作假的基础上。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是一个辛辣的例子，说明什么事情是做不得的。在一九六八年以后以“体面的和平”的名义把战争延长了四年。然而根据巴黎协定，唯一真正的结果是以撤出美军来换取释放战俘。    越南只是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例子。即使是有盒的步骤也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被歪曲得令人误解。例如，打开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宣传得言过其实了，同苏联的关系的真正性质被空洞的宣言和欺人的原则声明弄得模糊不清了。对对外事务采取耍花招和欺骗的手法对同盟国的关系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需要恢复那种比较诚实的政策。使得朋友和敌人都深信它所说的话是算数的这一点是一种无价之宝。这受到了空洞的辞藻和虚伪的遁词的严重损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建立起来。    开始这样做的一个地方是贬低虚伪的最高级会议的价值。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作出开端的地方。几年来，苏联一直要求以一个大型最高级会议来结束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为它微小的成就造成一种幻觉。会议在肯定东欧的现状的同时，在维护欧洲的安全或打开东西欧之间的人员和情况的交流方面，不会有什么作为。福特先生应该直截了当地拒绝玩弄这种骗人的把戏。    第二个必须作出的改变是扩大参与决策过程的人数。在约翰逊时代的后来几年中，在处理越南战争方面，人数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但是尼克松—基辛格时代把个人外交搞到了难以相信的程度，把有资格的官员都排除在外，他们操纵新闻界，无视国会。基辛格一直没有放弃这些做法。结果美国的政策往往受到歪曲、反复无常，难以预测。    这些方法完全是不适合我们时代的需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把许多行动、包括经济和内政方面的行动交织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政策。因此，总统在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经常地听取各种专家和顾问的意见。    但是，除此以外，还必须把美国政策的真正方向和内容告诉公众或国会，否则就会使得为执行一项可靠的和一贯的方针所必不可缺的意见一致和支持受到损害。国会所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以及同行政部门产生的摩擦是最近几年的个人化的、秘密的和欺骗的行动所造成的不信任的直接后果。    福特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来扩大参与制订政策过程的人员。他应该改组和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它当成是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的场合。第一个步骤是把国务卿的职务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职务分开来。    福特总统是否将开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起适当的作用？基辛格将大大改变他的方式和风格呢，还是退休呢？国会是否将会齐心协力？在今后几个月将会见分晓。    如果一切都是否定的，出现一项比较适当的对外政策的希望看来是黯淡的，至少在一九七七年以前是这样。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五月九日以《苏联对一些兄弟党不大热情感到失望，它使胜利三十周年纪念的规模比预计的小》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人们可能认为，克里姆林宫有理由感到失望。因为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一项使它们再次承认苏联至高无上作用——莫斯科监视它们事务之权——的事业。南斯拉夫是第一个通过铁托声音来反对雅库鲍夫斯基将军所维护的论调的，这种论调把红军说成是解放欧洲的主要力量，虽不是唯一的力量。莫斯科一度不得不承认它的错误，而自从同贝尔格莱德进行论战以来，苏联报刊不再忘记提到非苏联人的游击队员和抵抗战士所起的作用。象罗马尼亚这样一个小国，也没有以巨大热情参加莫斯科庆祝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布加勒斯特认为，一个大国，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大国。    总之，象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苏联希望利用五月八日和九日的（庆祝）仪式来加强同兄弟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么，它最终就不得不克制其野心。既然对于这件事如此重视，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的级别就显得是低的。没有一个第一书记来参加，因为，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一书记都准备接受这样的邀请。最后，只好满足于在苏联的电视中播送胡萨克，盖莱克，泽登巴尔，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的讲    话。而且齐奥塞斯库同前面的几个人相反，他没有说“同苏联的友谊和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和独立的保证”。    克里姆林宫本来也想规模盛大地庆祝华沙条约创建二十周年，而某些兄弟国家对克里姆林宫的保留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多元论问题，远未消除，它将在莫斯科再次提出一些关于筹备全欧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许多共产党（其中一些在执政）也决定不让克里姆林宫起克里姆林宫起惯了的领导作用。

【法新社莫斯科五月八日电】题：苏联同“兄弟”国家之间的分歧    正当莫斯科准备规模盛大地庆祝战胜纳粹德国三十周年纪念之际，在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却出现了新的分歧。    从外交人士处获悉，由于一个或几个党的否定态度，苏联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的两个建议都被迫放弃了。    据在莫斯科的西方专家的分析，苏联正在设法“重新控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它已建议在（庆祝战胜纳粹德国）三十周年纪念之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兄弟”党总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团结”。    拒绝接受苏联这种“控制”的，主要是罗马尼亚，但可能也不仅仅只是罗马尼亚一国。罗马尼亚已选择了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而且它仍然非常关心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同一人士明确指出，在这第一次的失败之后，克里姆林宫因而可能向华沙条约成员国（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在该条约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五月十五日），在波兰首都召开一次会议。同一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始终本着更严密地控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目的，企图建议设置二个华沙条约政治总书记的职位。    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第二个建议可能遇到布加勒斯特和也许另一个社会主义首都的同样的否定态度。    最近几天，某些“兄弟”国家之间的分歧在莫斯科变得明显起来。莫斯科的舆论进行着关于苏联在解放欧洲国家中所起决定作用、给予这些国家以“民主、自由和独立”的猛烈宣传。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九日电】国防部（莱廷）九日新闻发布会    苏美海军相互访问：莱廷向记者宣读了以下的备忘录：    在今春欧洲胜利日三十周年之际，美国和苏联计划由两国的军舰相互访问。预定的时期为五月十二日到十七日。以诺福克为基地的导弹驱逐领舰“莱希号”和以佛罗里达州梅波特为后方港的导弹驱逐舰“塔特纳尔号”将访问波罗的海港口列宁格勒。同时，苏联海军的两艘驱逐舰“敏捷号”和“炽烈号”将访问波士顿。两国军舰相互访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两国海洋学和水路测量学的船只几年来访问过对方的某些港口。

【法新社曼谷五月八日电】要柬埔寨共和国政权那些没有逃跑出去或决定留下的领导人投降的要求，是在金边电台中午广播的文告中提出的，这一文告是由二十九岁的一度是花花公子的“将军”韩凯达拉发表的，韩凯达拉的留长发的学生游击队在四月十七日上午红色高棉人进城之前曾抢先一步夺占了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    广播之后一小时，这些领导人就开始向柬埔寨的新统治者投降报到。    首先是一些将军们。头一个是朗农。接着是金冲将军和胡杭新将军。再接着是一些“军区的”将领，翁万、翁奈和丁德里，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采邑中都是很有势力的军阀，大多数人都一贯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贪污的。    金冲身材高大，脑袋剃光，活象“吃人肝者”，他素有这个外号。他象往常一样能说会道，随时可以发出笑声，即使这时，他还有一点使人生畏。    这些将领中的许多人已穿上普通服装，其中有胡杭新，柬埔寨军队一些最辉煌——也是最具有灾难性——的胜利，同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还有大量的文官。他们包括高级官员、政治顾问和各政党的领袖，他们的苍白脸色表明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几分钟后，一名身材矮小佩带手枪（这是表明军阶的唯一标志）的人拿着一个喇叭筒走上前来，把这些投降者分成三组：军人、官员和那些同旧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然后他开始以令人放心的语调向投降者（一共约五十人）发表讲话。    他宣布，“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的上级是乔森潘。我是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成员。我们的士兵是高棉解放者。”    他的讲话语句简短明白。“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就象是一个高棉人又重新遇见了另一个高棉人，我的非常高兴的心情也象一个人发现呼吁得到了响应时那样的。”    这个带手枪的人宣告，“你们的生命将得到保护。七个卖国贼的命运将由政府作出决议来决定。至于政府的成员，他们很快将到达这里。”投降者的沉默以及他讲话的简明使他们更为严肃了。    大约下午四时三十分，一辆本茨小轿车开来，开车的是个女人，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的妻子隆波烈夫人。隆波烈下了车，他的新闻部长童林洪也跟着他下了车。这位总理还是穿着已经穿了三天三夜的那件运动衫和灰褐色灯芯绒短裤。    他的眼睛由于没有睡觉而红肿了。要不是他那副眼镜的关系，几乎认不出他了。    新闻部长走过来说，他们不知道政府其他成员在那里。    隆波烈在认出一个穿黑色军装的青年人时表示非常吃惊。他说：“韩凯达拉是我的内政部长韩凯沙那的儿子。我感到十分吃惊。”    有人告诉总理说：“正是他带领二百人攻占了金边市北半部。”隆波烈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伸开双臂表示自己毫无力量了。然后他走进了在他之后到来的他的部长们的行列。    【法新社曼谷五月八日电】在保持完全沉默的情况下，柬埔寨现在正在进行“大扫除”。    红色高棉分子很久以前就准备了一项把成千上万的居民迁入解放区的计划，将在那里向他们灌输献身革命的精神。    由于革命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柬埔寨人民也将从零开始。    四月十七日正午刚过不久，解放军就有组织地把街道逐条逐条地接管了。旧政权中的政客们，特别是隆波烈总理向红色高棉分子投降了，他们受到了正式的热烈欢迎。    另外一些人则不那么相信他们会受到欢迎：施里玛达、老挝公主玛妮万——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之一——和国民议会主席黄文河歇斯底里地哭哭啼啼，提着装满美元的手提箱，法国领事让—迪拉克勉强地让他们和另外一些柬埔寨人一起在法国大使馆避难。    施里玛达是原则上被红色高棉分子宣判死刑的七个“超级卖国贼”之一。但是他的庇护所证明是短暂的。    更加短暂的是红十字会于四月十六日在塔山饭店宣布的国际区：它在四月十七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到六点这三十分钟以内就被肃清了。    四月十七日下午，全体居民被命令离开首都到“北部”（“洁净区”）去，不过当时没有透露他们的目的地。三天后，四月二十日，当局又要求所有柬埔寨人离开法国大使馆。    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大使馆几乎没有水了，大米极为珍贵，这六百零六名难民决定限定每天只吃一顿饭。人们常常为了争一杯水而发生不堪入耳的争吵，红色高棉人决定供给一车湄公河的水。    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同红色高棉的基层人员取得了零零星星的联系。次日，由于有两架中国波音喷气式飞机飞入波成东机场，这使得这些心情烦闷的俘虏——现在共有六百二十八人——有了生气。    四月二十五日，让·迪拉克领事决定提出一项非正式照会，要求允许派一架飞机来把几百名受他保护的陷入绝望境地的人接走。    两天后，他的努力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四月三十日上午，二十五辆中国和美国造的卡车隆隆地开出了法国大使馆，开始了三天半长途跋涉的北上行程，经过了波成东、磅清扬、菩萨省和马德望省。他们的东西被全部倒出来仔细搜查。    汽车在沿途停下来时，这些难民见到的只是村民们的善意接待：向他们免费供应食物和饮料，如果表示要给钱，就会用一句很客气的话“你们比我们更需要钱用”被加以拒绝。即使表示要给手表——这是红色高棉战士非常珍视的东西——也会用同样的话被拒绝。    在马德望省，这些撤离者受命改乘有篷的军车，以抵挡大雨，而且有军队护送，态度比较友好。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九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白宫为他而设的宴会上讲话时所作出的直率的估计，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十足的灾难。    李光耀在昨晚的宴会上祝酒时说：在越南的失败给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还批评了持下面这一论调的人：由于印度支那本来就不属于美国，所以也就毫无所失。    他说：“使美国的许多盟国感到担心的正是这种为严重的挫折开脱的辩解。”    这位新加坡总理在历时十五分钟的祝酒词中说，在越南的失败是一个十足的灾难。他敦促美国要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尽管它的对外政策在印度支那遭到了挫折。    福特总统在祝酒时向李光耀保证“我们正在履行并且将继续履行我们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承担的义务，我们对东南亚的自由国家的安全和幸福的关注是没有减少的”。    作为美国的老朋友的李光耀说，形成南越沦陷的背景的问题有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水门事件引起的信任的危机。    他接着说，由于美国内部和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是难于解决的。    这位总理然后说：“由于美国为了这些问题几乎弄得精神涣散，得到其盟国充分武器供应的北越人突然和大胆地发动了袭击，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击溃了南越的军队。他们正确地判断了美国的情绪。他们这样做而没有受到惩罚。”    李光耀说，美国现在所能采取的最好的作法是向它的盟国保证，一旦发生公开侵略，白宫和国会能够并且将会迅速地共同采取行动来履行它的条约。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九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会谈了九十分钟，讨论了共同防务问题和南越难民涌向他的岛屿共和国问题。

【路透社新加坡五月九日电】柬埔寨和西贡得胜的共产党政权在巩固它们新赢得的权力，但是这两国所呈现的革命景象显然不同。    在西贡，看来越共目前满足于让人们大体上继续按照旧政权垮台之前那样生活。    根据几则电讯和官方电台的声明来判断，南越新统治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立即要求根除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    在柬埔寨，情况就显得大不相同了。    据安全到达泰国的外国人说，在金边和柬埔寨郊区正在发生大变动。    这些外国人乘卡车在极度疲劳的旅途中看到成百万柬埔寨人从金边和其他城市来到田间参加劳动。    有一则消息说，在金边失陷以后，货币制度似乎已彻底崩溃，要么以货换货，要么强行夺取。    在印度支那有体验的外交官员认为，由于两国叛乱运动的历史不同，行动举止理所当然也就不同。    柬埔寨战争进行得比较短，只有五年。    越南根据一九五四年印度支那协定被分裂成两半以后，越共或多或少一直在活动，他们扎根的时间甚至更为久远。    越共已经建立了一种基本的政府结构，他们具有管理南越这部分领土的经验。    他们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从北越得到的支持要比红色高棉所能得到的支持大得多。据外交人士说，正在派遣大批北越公务员去南方，以应付行政管理方面的新问题。    在军事上，红色高棉和越共打仗的方法也大不相同。    柬埔寨叛军进展缓慢，但是稳步地毫不放松地向前推进，直到打垮敌人。    在南越，越共在战争中采取的是，发动突然袭击，然后在可能被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摧毁之前迅速转移的打法。    现在，战争打赢了，看来在和平政策上同样也是大不相同的。    金边的新的领导人已制定了一项严格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拒绝外援，拒绝在柬埔寨设立外国军事基地的任何主张。    在西贡的新革命政府说，它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关系。    据人们所知，留在西贡的外国人是允许自由活动，甚至偶而还可以向外界发电讯，但是红色高棉显然已决定把所有外国人都赶出柬埔寨。    外交官们认为，柬埔寨新政权很可能继续奉行它目前那种同外界隔绝和尽量不依靠外援的方针。    越共在争取象拥有两百万人的政教派别高台教、拥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和好教以及拥有一百三十万人的罗马天主教这样一些团体的支持和信任方面面临着巨大问题。    统一南北越的问题早晚必须加以解决。    但是要使北越已牢固地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南越的自由市场和骑着摩托车兜风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在经济上来一次变革。

【本刊讯】纽约四月十五日消息：我国出土文物展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展出于三月三十日胜利结束。展览开幕以来的三个半月中，共接待了七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四名观众。正式展出前，原定对新闻界举行的预展，因为美方无理态度而取消。纽约《每日新闻》曾经在社论中说，“为什么光是取消对报界的预展呢？美国官员应当叫北京的下级官员们收拾起那些劣货，拿回家去……”。但是，就是在华盛顿展出结束前一天，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经过再三陈述美国西海岸群众的要求，取得了在堪萨斯城展出后，再在旧金山展览两个月的原则协议。在华盛顿展出的最后十天里，每天参观的人数就超过了一万人。中国展览工作组和国家美术馆收到几千张热情赞美这个展览的“观众留言”卡片和许多来信，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慷慨地让美国人民分享（观赏）中国的珍宝”。一位弗吉尼亚州的观众说：“中国政府把这么好的文化珍品给美国人看，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他对美国国务院无理取消中国艺术团访美，感到非常遗憾。他说，“真不幸啊，美国政府又做错了！”    整个展览期间，华盛顿正是寒冷的冬天，可是在展览开放的一百零六天里，几乎每天都是在开门前一个多小时，有成百人排在美术馆门外等候。闭幕那天，长长的队伍站满了美术馆前一百多米长的横道，又拐到侧面的四、五百米长的大路尽头。一位观众说，“美国人是急性子，要不是为了观看新中国的文化遗物，怎么会耐心地等上三个小时？”一个最近从美国西北部衣阿华州得梅因迁到华盛顿市的观众说，凡是在华盛顿参观游览的人，看了中国的展品，回到他们的家乡，就会成为替中国展览宣传的积极分子。他说：“大批的中学教师、宗教界人士、商人、记者们都把尊敬中国文明的心情带到自己的家乡。”费城的一个观众给报纸写文章说：“这个展览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在全国进行的大规模考古活动的成果”，“在那里，每天都有长长的观众行列，这表明中国的出土文物正在迅速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事，就像中国的针灸那样。”    三月五日，费城的一批黑人工人组成参观团前来参观，并要求给他们介绍展品。展览工作组的同志就奴隶制时代的遗物谈到了奴隶的生活、奴隶主的剥削，使费城来的黑人工人十分激动。他们说，他们的祖父辈也是奴隶，这样的历史他们最容易懂。临走的时候，这些工人同工作组的同志热烈握手，并摄影留念。他们不住地说：“感谢中国朋友，你们做的是国际主义的工作。”他们回到费城，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工作组。信里谈到，费城参观团人员绝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他们体会到“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一套愚民政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文化剥削，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孤立的，与广大的世界有很深的隔膜，所以他们不仅不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也不真正了解西方本身的文化历史”。    许多“观众留言”卡和来信，读起来非常动人：    纽约市布鲁克林观众雅各布说：中国展览漂亮、壮丽，它使人清醒地认识到，当欧洲还是在黑暗的时代，中国人已经达到多么高度的文明。    俄亥俄州观众芒特说：一个极端出色的展出。美国人能看到这样的展览是多么幸运啊！    许多观众赞美说：“看到这个展览心情愉快！”、“好极了的展览！”、“太漂亮了！”、“真使人目眩神迷！”、“神奇华美！”、“激动人心！”、“非凡的壮丽”、“没有人不为之倾倒！”、“我所看到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古文物展览！”、“令人永远难忘！”……    三个多月来，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全国至少有二百家报刊发表了有关这个展览的评论、介绍文章几百篇，图片几百幅。    纽约州韦尔斯维尔的《旁观者报》在三月二日发表一篇题为《来访的中国艺术品使美国人惊异不止》的报道说：“美国在过去二十二年时间里，官方对中国的存在视而不见，今天一个来访的中国历史展览正在开始打开美国的眼界。”《费城问讯报》的一篇文章说：“这些独一无二的展品真是威力无比，发掘整理和陈列在这里的中国古物是增进中国人民和西方世界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一个贡献。”衣阿华州《得梅因纪事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使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展览》的文章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展览是一批绝顶壮丽的考古方面的稀世珍宝，它每天使成千上万的人看得神驰目眩”，“这个展览是多么重要：所有对东方文明的渊源感兴趣的人或者是只要想看点真正是惊人的艺术品的人都千万不能错过机会的。”“这些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古代遗物来到美国，是上海公报规定的文化交流计划的重大发展。”美中友协刊物《新中国》专门刊登我出土文物彩色照片七幅，并发表文章说：“这个展览肯定有助于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布朗说，这些展览品是美国有史以来借用的外国艺术展品中最大的二批。这个展览的举办是他的“事业上的最高成就”。他说：“这些文物本身是如此动人心弦，它们在科学研究方面提供的材料如此重要，有机会展出这些人类文化成就的证据是任何一个博物馆长一生最梦寐以求的事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员、中国血统的赵婉贞说，历年来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大多数由一些所谓“中国专家”编写，这些人很多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凭主观作结论。而在新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工作者在政府和全国人民支持下，同心合力，以科学方法发掘、保存和鉴定，并作有系统精细研究。因此中国出版的文物发掘报告及专题研究都成了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必读之物。有许多人不得不修改以前的著作和成见。哈佛大学教授、波士顿博物馆研究员吴同说，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同行的标本。现在许多懂得中文的中国专家细心阅读中国出版的文物、考古杂志、书籍，把它们当作“圣经”一样。    费城的一位观众说：“的确，中国的考古学采用了严格的科学的原则，他们所发展的方法，就像在中国短短的时间里所出现的所有事情一样，是革命的。这种方法使早些时候西方人采用的某些做法无地自容。因为使人寒心的事实是：西方世界博物馆里所拥有的中国古物大多是盗墓人发掘出来的。这些宝贝没有历史，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出处。相反，我们却知道这个展览展出的十五世纪前的每件展品的确切的出处。而不得不使参观者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埋葬了六百到三千五百年前的古物，是直到最近才被发掘出来的。回想起一个世纪以前，西方普逼认为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艺术是没有意思的，这又怎不叫人直摇头呢？”    许多人在“金缕玉衣”和奔马前停留很久，不忍离去。有的观众称奔马是“古今最伟大杰作”，称金缕玉衣是“最惊人作品”。一位观众说，“奔马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工艺的高超水平，肯定是古今最为动人的艺术表现之一。”一位观众说奔马是展览中的一颗“明星”，在设计上摆脱了“重力”的约束性，“完善地表现了艺术魅力和现实主义”。

【法新社哈瓦那五月五日电】一九七二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参议员今晚抵古巴，进行为期四天的非正式访问。    麦戈文由一些助手和二十来名美国记者陪同。    【美联社哈瓦那五月八日电】卡斯特罗总理昨晚强烈要求美国部分取消它对古巴的贸易封锁，恢复向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国家运送食品和药品。    卡斯特罗在同美国参议员麦戈文举行秘密会谈之间的时间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卡斯特罗对麦戈文说，古巴希望先放宽封锁，然后两国才能谈判其他问题，如释放关在古巴监狱中的美国犯人问题和赔偿在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后没收的十八亿美元美国财产问题。    卡斯特罗说，“我们喜欢完全取消”封锁，但是，即使恢复向古巴运送食品和药品，“也大有补益”。    【法新社迈阿密五月八日电】麦戈文在对古巴进行四天访问并同卡斯特罗总理进行会谈之后在今天回到这里。    他说：“我对美国同古巴的关系将有改变抱有希望。    “我认为，我们由于让苏联人成为唯一同他们打交道的人而犯了错误。”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八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二十二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今天开始举行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年度会议。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九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向拉丁美洲的外长们保证说，尽管美国的政策在印度支那遭到挫折，但是，“我们将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信守我们的义务”。    基辛格说，东南亚冲突的结束将使得美国能够集中更大的精力来努力谋求在粮食和能源方面的全球合作和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    他说：“的确，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我们将把加倍的注意力放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的重大任务上。”    基辛格是在一次午宴上向这些外长祝酒时说这些话的。    【法新社华盛顿五月七日电】助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今天说，第五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将使美国有机会对西半球表示其“深切和长久的”关注。    罗杰斯说，“我们认为，这届大会是过去几年来最重要的半球会议，尽管我们并不预示这次会议将立即产生影响深远的结果。”    罗杰斯在大会开会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要让拉丁美洲看到，美国要在解决当前问题方面起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由于东南亚的事态发展而糊涂迷惑了，我们有能力和决心履行我们在世界上的义务。”    他又说，“拉丁美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着主要的地位”。    罗杰斯说，在第五届大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新的美国对外贸易法，许多拉美国家认为，该法是歧视性的，（二）改革泛美体系，（三）对拉美出口品的限制，（四）智利的人权问题。    罗杰斯还说，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将讨论古巴问题和规定巴拿马运河地位的新条约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没有列入正式议程。    罗杰斯重申政府希望修改贸易法，以恢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两个拉美成员国的最惠国地位，他说，他认为国会不久将通过这个修正案。    关于古巴问题，罗杰斯说，美国将继续同一些拉美国家进行非正式协商，讨论使美洲国家组织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的办法，但是他又说，他预料在这届大会期间不会对此问题作出决定。    他又说，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恢复同古巴的关系。他说，我们尊重泛美互助条约，我们将不违反这项条约。    关于巴拿马运河，罗杰斯说，两国之间的谈判继续在“真心诚意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