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五日刊登德鲁·米德尔顿写的一篇评论，题为《美国在西贡失陷后正在重新研究它在世界上的军事部署》，摘要如下：    据国防部一些高级官员说，在南越政府军队遭到失败后，美国已经开始研究它在全世界的军事地位。    这些官员们强调重新研究的主要是支持美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军队部署，而不是政治义务本身。他们说他们料想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欧洲承担的条约义务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他们的确料想会就应该在南亚保持多少战略空军力量和美国到底应该不应该集中更多的兵员、舰只和飞机在多事的地中海之类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施莱辛格国防部长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又到了美国作出抉择的时候了。我们将必须决定，尽管我们在越南战争中遭到令人失望的事情，我们是否要在世界上保持我们的地位，并且为全球的军事均势提供必要的力量。”    施莱辛格指出，除了部署兵员、舰只和飞机的最好的方法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心理上的准备和“意识形态同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位国防部长指出，“十年前，美国是这样的受人敬畏，以致它无须施加外交压力”。    施莱辛格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美国早些时候受到的敬畏大大减少了，我认为你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其他地方觉察到的趋势就反映了这一点。”    在谈到重新研究美国的军事部署问题的时候，施莱辛格指出，“要一个大国重新考虑它所承担的义务是很困难的”，除非这样的重新考虑将导致财政上极大的节约。    那么，前景是讨论——但是不要再承担——美国的军事义务。在南越和柬埔寨陷落以后，这些义务为数有四十一项，范围从北大西洋条约到同突尼斯的安全援助协定。    国防部官员们预料，公开的讨论可能集中于对南朝鲜的军事义务，那里驻有美军三万人。人们承认，有些政治家可能认为，改变这种部署是迫切需要的。官员们警告说，但是任何这样的改变对南朝鲜人都会有严重的心理影响，他们已经因为南越的陷落感到震惊。美国进行的任何军事方面的重新研究都必须考虑到它对盟国的影响。    施莱辛格认为，军事部署方面的主要变化很可能出现在三军的战略方针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是向西看着亚洲，而陆军和空军，除了越南这一段时间外，一直把它们的计划集中在西北欧和地中海。    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认为，现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必须更多地注意中东和欧洲的军事问题，但是以不损害美国在亚洲仍然承担的义务为限。    看来大规模改变部署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施莱辛格指出，突然的改变可能是危险的。    这种重新研究很可能首先考虑到伊比利亚半岛以东的地中海地区发生变化的形势。    施莱辛格说，葡萄牙“是一个严重问题”。    在西班牙，佛朗哥将军死后大概要发生“一场争夺继承权的危机”。在南斯拉夫，铁托元帅死后大概也会发生一场类似的危机。    国防部估计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莫斯科将希望恢复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当南斯拉夫民族独立的象征铁托在世的时候，为恢复这种霸权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带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可能遭到欧洲其他共产党的反对。    地中海东头的局势使人产生最严重的不安。某些国防部官员认为，美国采取的同土耳其政府疏远的行动，是自从国务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拒绝为阿斯旺高坝提供资金从而把埃及人推入莫斯科怀抱以来，美国外交犯的最大错误。    施莱辛格先生称在地中海的总的战略地位是“很差的”。    一些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中东“随时有可能爆炸”。    除了对中东的明显关切之外还有伊朗问题。施莱辛格说，那里的形势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一切东西都取决于国王。国防部官员说，如果巴列维国王去世，那将会使整个伊朗—巴基斯坦地区陷入混乱，而且苏联可能会采取政治或军事冒险行动以求在印度洋获得一个港口。    关于北欧，施莱辛格估计，只要美国在西北欧部署的军队继续保持在与目前的力量——三十万陆海空军——差不多的水平上，在那个“仍然是自由世界最关键和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就不会出现任何麻烦。施莱辛格指出：“归根结底，自由国家的安全要靠军事力量的存在。”    他主要关心的不是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优势——按人力计算，苏联是四百万，美国是二百万——或者在核力量方面“基本平衡”的前景。他更为关心的是美国是否愿意保持一种足以使苏联不敢采取冒险行动的防务态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四日电】副国务卿西斯科今天说：“美国显然无法再起世界警察的作用。”    他说：尽管美国面临国内和国际问题，“我还是相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考验我们的素质、智慧和毅力的富于创造性机会的时期，我们经得住这种考验”。    他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五日电】美国副国务卿西斯科昨天说，美国无法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他接着说，但是替代办法不是转向国内和退而奉行一种新的孤立主义。    西斯科对美国从柬埔寨和越南撤出记忆犹新，他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它的力量不是无限的，“华盛顿无法为每一个国际问题画一个蓝图或者拿出一个万灵药方”。    然而他在告诫不要奉行孤立主义的同时强调说，美国将必须限制对其他国家承担的新义务。    西斯科对美国在将来采取的态度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有选择地作出承诺，根据同我们的利益的关系和我们的能力确定轻重缓急次序。”    他重申美国打算在改善同苏联和中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联盟。    他说，决不可使最近遭到的挫折导致减少美国为在中东或塞浦路斯实现和平而作的努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四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雷恩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人将小心翼翼地利用美国的失败》，《莫斯科看到了填补外交真空的机会》，摘要如下：    一位美国外交官最近认为，“不管缓和与否，你可以料到俄国人将设法把弹珠捡起来”。他指的是美国从印度支那到中东遭到的挫折所提供的外交机会。    毫无疑问，俄国人意识到他们有机会既可扩大影响，又可提高威望。他们眼下担心的是，他们在进入美国外交遭到明显失败的地区时，别同从这些地区退出来的美国人相撞。    克里姆林宫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减少同美国人发生核对峙的风险，办法是完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上已拟出轮廓的有关进攻性武器的协定。    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四月全会向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投了信任票，因此对苏联同西方和解的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存在了。最近的事态可能使得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相信：他们可以实现缓和，而且也可以从中捞到好处。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几种选择在南越，西贡上周陷落后，莫斯科及时地发出了克里姆林宫领导对胜利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英勇爱国者”的祝贺。但是，即便最后，俄国人还是小心翼翼，不去直接指责美国人。金边失守之后，俄国人曾提出类似保证，支持高棉，虽然这里似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企图，想赶上中国人。    苏联人倾向于再来一次政治解决，如果政治解决将使他们充当替共产党谋利的超级大国掮客的角色。驻这里的非共产党亚洲国家的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样的担心也许是很有根据的，他指出，俄国人虽然持面向欧洲的观点，但可能仍然不大相信法国人和美国人不会卷入东南亚。同时，苏联很可能利用亚洲的任何反美情绪，包括扩大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势力。在中东问题上的选择在中东，莫斯科谨慎地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作了准备，长期以来它一直主张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的官方高级代表团一个个被召唤到这里，上星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也进一步访问了这里。    决心使新的外交攻势取得成功的克里姆林宫，强调阿拉伯国家在日内瓦需要意见一致、需要合作。葛罗米柯外长强调，苏联准备提出建议要“最严格地保证”以色列的存在，这显然是打算平息以色列对要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不满情绪。    在葡萄牙，苏联人否认同政治上的左倾有牵连，虽然他们的同情是明显的。莫斯科看来决心在葡萄牙问题上走得慢些，以便不惊动其他西欧国家，不打乱苏联想同其他国家元首会晤，以结束目前的欧洲安全会谈的希望。    虽然克里姆林宫要选择的事情多了，而一位西欧外交官发现苏联有些担忧：美国撤离亚洲后，可能更多地致力于欧洲事务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苏联官员曾说，他们实际上不认为美国会退缩到孤立主义。俄国人谋求在其他地方代替美国人时可能发现，他们又回到直接涉及莫斯科利益的地区里来了。

【美联社布鲁塞尔五月五日电】欧洲共同体外长们今天开始为七月举行的共同市场首脑会议进行准备。    外长们开始举行一天的高度限制性会议，会议只准少数高级顾问参加。    【路透社布鲁塞尔五月五日电】欧洲共同体外长们今天在这里决定，共同市场政府首脑将在七月十六——十七日在这里举行共同体最高级会议。    外长们决定，首脑会议将讨论共同体的经济及货币局势、原料问题及能源问题。    他们还将研究日内瓦的欧洲安全会议。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五日电】题：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将作出“重大努力”    国务卿基辛格向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主教保证，美国将“作出重大努力”，以帮助谋求一项可为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双方所接受”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    基辛格五月五日在国务院同这位主教会谈一小时以后，对记者们谈到了这一点。    基辛格说，他们两人回顾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塞浦路斯谈判的情况，并且“讨论了加速进行谈判的办法”。    他说，他和福特总统将在“月底以前”同“希腊和土耳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基辛格指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五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最高级会议。    马卡里奥斯说，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一会议已经休会直到七月五日再开会。    马卡里奥斯说：“我可以说，（会谈）既没有取得突破也没有破裂。”    他表示，希望下次“会议……将取得较为积极的结果”，他还说，他相信基辛格在谋求一项解决办法的努力中“能够起一种建设性的作用”。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五日电】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今天指责土耳其，说它试图“强使我们接受一种既成事实的解决办法”，这是他“绝对不接受”的事情。    马卡里奥斯是在同国务卿基辛格会谈了七十五分钟以后同记者们谈话的。    马卡里奥斯说，土耳其的态度是“不妥协的，没有道理的……这将不会成为进行建设性的谈判的良好基础”。他说，塞浦路斯将不接受“侵略所造成的结果”。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二日刊载约瑟夫·哈希的一篇文章，题为《撤离越南：美国新的防御战略》，摘要如下：    最后一个美国人完全撤离越南标志着一个十年时期的结束，在这个时期里，美国曾经力图使东南亚人得到美国人认为他们应当得到的那种社会和政治制度。    今天，河内的人控制了整个越南。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从他们的国家经历中清除美国的影响，其程度很可能比清除法国的影响要彻底得多。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即将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将会有一些苏联和中国的影响，但是不会有美国的影响。    因此，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已经越过了。但是实际上它是在同一地点的两个里程碑。除了结束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外，这次撤退还标志着在一九四七年随着杜鲁门主义开始的美国对世界的那种态度结束了。国家的前沿战略已经让位于防御战略。    为了充分了解这一点从而能够看到未来的图景，我们应当甚至追溯到比杜鲁门主义更远的时候，因为现在结束的杜鲁门主义观点不仅仅是在二十八年前美国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而送去武器的时候开始的。它实际上是在四十年前美国人民开始建立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开始的。    在过去的这四十年中，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特点是建立和使用这支美国军事力量。它是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稳定战后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它推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的暴政，接着对那些在苏联野心的阴影下生活的人提供保护。如果没有那个美国力量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今天的世界就将或者由柏林统治，或者由莫斯科统治。    我们今天不可能朝前看得很远并详细看到历史的下一阶段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一九三五年谁也不可能预见到纳粹主义的恐怖、它会在美国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决定性意义，或者过去这一周在越南的结局。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仍然保持军事力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这支军事力量时将比在越南要克制。    耀武扬威的时期已经结束。将来美国的力量无论在鲜血和财富方面都将付出较小的代价。    美国的力量将仍是需要的，因为它是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它，就将发生混乱。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华盛顿主要忙于设法重新刺激呆滞中的美国经济。但是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行径产生的忧虑情绪成了刺激重整军备的力量。因此，美国军事力量是由于意识到的暴政危险而开始建立的。    目前，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相仿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是潜在的，但在目前还意识不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苏联的力量。莫斯科本身则奉行一项审慎的外交政策。    目前并没有象在一九三五年那样具有潜在侵略性的明显的暴政。目前，看来全世界也并不象过去四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那样感觉对美国力量的需要。当上星期二最后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上被运走时，这段故事就结束了。

【本刊讯】英国《经济学家》五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俄国将付出的一笔代价》，摘要如下：    随着越南的完蛋及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终于在最近几周内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在西方同俄国建立新关系的基础上所抱的希望现在似乎象梦境一样难以实现了。然而美国及其在欧洲的朋友仍然可以得到一样聊以自慰的东西，如果它们想取得这样东西的话，而提供这样东西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俄国人自己。    勃列日涅夫先生想在他目前定于明年二月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结束他十一年来担任俄国领导人的生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在他的唯唯诺诺的党代会上告诉大家，西方已接受了俄国的这一说法：俄国不仅在世界上处于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还是它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为它自己创立的那个东欧帝国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为了这样做，他需要，如果能够安排的话，到秋天时，在赫尔辛基举行一次盛大的政府首脑会议，给外交官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的那部叙事史——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来个圆满的收场。如果他要使赫尔辛基会议开得起来，那么西方就应该要他付出一笔代价。    为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巨大的，因为这次大会将几乎完全有利于勃列日涅夫和俄国。譬如，代价中可以包括一项俄国不插手葡萄牙事务的谅解。还譬如，应该迫使俄国人要他们头脑发热的阿拉伯朋友采取比较温和的做法，这样就有助于创造一些条件，使人们重返日内瓦为阿拉伯—以色列调解纠纷时真正可以解决问题。    没有这种让步，那么俄国必须由它自己在欧洲为它的最高级会议付出代价。    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本身目前处于奇妙的十字路口。它在于日内瓦举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目前正在临近结束。原来打算这些谈判能产生一项最后协议，但是这项协议现在还没有影。如果要在日内瓦及时结束这次会议以便六月或七月在赫尔辛基举行最高级会议，那么就必须有所行动。但是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什么迹象。代表们对有争端的协议全文，甚至为了某一句话，仍然在没完没了地争个不休。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为了达成一项协议，共产党人准备作出西方一定要他们作出的一些让步中的任何一项让步。他们想回家为什么西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挺起腰杆在这个讨厌的会议上同俄国斗下去，其主要原因是，西方的每个人对于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这个会议的十项原则、它的四个篮子、以及它的无止境的讨论已经腻烦得要死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会议开完了结。    如果勃列日涅夫开始出示他要作出的妥协，那么还来得及在夏天在赫尔辛基举行一次大会。如果比这个时间晚得多，那么一些小国将坚持要求在夏季休会，勃列日涅夫就实现不了他的计划了。    如果一项协议要满足西方的要求，那么象俄国希望发表的关于疆界不可侵犯的任何声明应该伴随以承认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的清楚而明确的言词。另方面，最好认识到，西方一直在要求的如举行军事演习就得事先通知的问题不会进展得非常快。俄国人对部队的大小（部队的调动需要事先通知）、所涉及的地区、事先多少天发出通知、和核查的办法一直在作模棱两可的诡辩。可以清楚看出，俄国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多大让步，它作不作让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该组织早已拥有它自己的先进侦察技术了。    从叫做第三篮子（人员自由往来和接触问题）的那一系列问题中，还有待苏联拿出一些东西来。但是迄今，俄国人在这方面的让步是非常小的。是啊！请给安全为了同意举行勃列日涅夫的“欧洲安全”最高级会议，西方在欧洲真正需要的乃是，欧洲安全有某种真正的增进。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要求华沙条约国家在将于五月十二日在维也纳复会的裁减军队的会议上开始作出一项真正的妥协。欧洲的每个人都可以从驻在那里的军队的削减中得到一些好处。维也纳谈判自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以来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同意在欧安会结束后缔结一项替代性的和约的代价应该是华沙条约接受在中欧战线上武力均等的原则，并开始缩减它自己目前在那里的优势。要么这样，要么俄国在中东问题上真正拿出一点东西来。    不然，勃列日涅夫明年退休时可能不会受到他希望受到的那种礼赞，然而他现在还没有应该受到礼赞的充分资格。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五月十二日登载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南之后：下一步在亚洲会发生什么呢？》，摘要如下：    “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就是印度支那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使我们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亚洲的朋友感到不安。”——福特总统    自从福特在他的“世情讲话”中讲了这些话以来的四周内，美国在亚洲的朋友、盟国或保护国越来越感到恐慌。共产党的部队戏剧性地横扫了柬埔寨和南越，对迄今是平静的老挝恢复叛乱式的进攻。结果是，在整个亚洲，各国外交部都在仔细考虑它们如何同可能是联合的、意气风发的共产党的越南相处，还考虑它们将如何调整同美国的关系。这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同样是很深刻的。华盛顿若干时候以来一直在检查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官员们正在加紧对这个国家自一九四五年打败日本以来所奉行的亚洲政策作出根本的重新估价。    对于一些亚洲国家来说，最谨慎的步骤看来是放松同华盛顿的联系。甚至在越南获胜的共产党攻势开始之前，曼谷就要求美国在明年三月以前从泰国撤走它的二万三千名军队和二百架战斗机。    某些悲观的西方观察家们认为，一个政府鼓励的反美浪潮就要来临。总理克立·巴莫的哥哥社尼·巴莫说：“我们把美国部队保留在我们的国土上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曾派我们的军队去越南作战。我相信，越共是不喜欢我们的行动的。”一种令人吃惊的调子是要求立即把美国部队撵出南朝鲜。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认为，同共产党国家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是“保证我们的安全和生存的唯一办法”。马尼拉暗示，它可能要求美国重新谈判它在菲律宾的大型空军和海军基地，即使这些基地的租借期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能满期。    即使是那些没有合理的希望可以同共产党人和解的国家也正在重新估计它们的立场。台湾的总理蒋经国说，台湾必须准备以它自己的力量保卫它自己。对南朝鲜总统朴正熙来说，从越南得到的教训是“到头来，你不能靠别人而只能靠你自己”。朴正熙的恶梦是北朝鲜金日成首相可能受到河内的胜利的影响，以致于将进攻南方并设法以武力重新统一朝鲜。    然而这一切表明对印度支那的事态发展有点反应过火了。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西贡的投降“并不是亚洲完结的开始”，“美国仍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知识和感情来表明这一点”。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最近预测，美国兵决不会再在亚洲打一场游击战，他这样预测大概是对的。然而美国海军和空军，加上美国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将继续提供足够的力量来使美国在亚洲积极地起作用。然而这种政策的形式将改变。一些国务院专家说，将来美国应该大大强调双边关系；因而他们预料，不起作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最终将消失。    国务院的新的情调是比较密切地注意亚洲的居民和工业中心，天然资源，航海线的附近区域，以及美国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而按照这些比较深入的标准，一些国家突出地对美国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这是很明显的；南朝鲜，它的独立对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缺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那里的资源丰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再加上印度尼西亚控制着马六甲，这是油船从中东到亚洲的重要的走廊。泰国和台湾现在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了，尽管美国根据条约承担了义务。没有人把它们一笔勾销，但是对它们的政治前途正在冷静地加以衡量。如果曼谷政府变成中立的，那不会有损于美国的基本利益。如果台北的新政权同北京和解，那也不会使美国受到严重的影响。从长远来说，华盛顿大概会要求日本在这个地区的防务方面起较为积极的作用而且花较多的钱。尽管战后的宪法明确地禁止日本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在经济方面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而且在亚洲是占首位的工业国家——应该在太平洋起更积极的军事作用。为了证明它不是在撤出远东，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某种有力的、象征性的行动。它肯定将不得不保持它的驻军，其中包括在南朝鲜的四万人。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五日电】在美国对南朝鲜承担的防御义务越来越不肯定的情况下，南朝鲜国会议长丁一权今天到达这里同政府和国会的领导人会谈。    丁一权是朝鲜政治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预料他在这里的磋商将集中讨论在美国支持的盟国南越和柬埔寨失败后亚洲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问题。    美国官员说，肯定会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上个月北朝鲜的金日成首相访问中国的意义，这是他多年来首次访问这个国家。

【本刊讯】印度《印度快报》四月二十七日刊登一则题为《锡金国王被告知不要离开锡金》的消息，摘要如下：    据报道，锡金国王请求准许他离开锡金，但是已为新德里所拒绝。    印度政府怕的是，如果准许他离开锡金，他将会到国际机构去诽谤印度。    新德里的权威人士宣称，他们得到的消息表明，锡金国王想到海牙的国际法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提出锡金问题。    据说，布托先生前些时候曾派人去探询过他是否愿意去巴基斯坦访问。据信，中国也已表示愿意让他去避难，就象印度在十五多年以前让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那样。    自从四月十日以来，锡金国王一直被软禁着。但是，官方人士却否认这一点，说，他迄今为止没有表示过任何想离开王宫的愿望。    可是，新德里是意识到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一些时候前曾告诉国王，要他放弃王位。    新德里愿意付给他以比给予其他一些前统治者更多的补偿金。锡金国王还可以到甘托克以外的王宫去，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印度政府无论如何不准备冒让他离开锡金的风险。    同时，国王的姐妹佩玛·普森德云·亚普西·彭康公主已被赶出新德里的锡金公署。在此以前，她在锡金公署的电话、电和水都被切断。    她嫁给了一个西藏人，因此，实际上她是一个西藏难民。    一些时候前当一个记者想到锡金公署去同她接触时，被武装的中央后备警察拒之门外。

【本刊讯】印度《祖国报》四月十四日以《俄国不愿意向印度出售苏—１９飞机》为题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的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印度政府已决定洽购俄国的伊柳辛—    ３８海上侦察机。    国防部长斯瓦兰·辛格上周告知议会谘询委员会说，购买这批飞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要对付潜艇对印度漫长的海岸线的不断增大的威胁。    寻求伊柳辛—３８飞机的决定是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最近访印时作出的。但是政府这项决定是保守机密的，直到这笔交易的条件最后谈妥后才透露出来。赞同购买伊柳辛—３８飞机的理由是，它的价格每架六千五百万卢比，而猎迷式飞机和法国大西洋布吕热式飞机每架一亿卢比。但是，这一有利因素已为卢布同卢比的比价而抵销掉了。    印度曾要求购买苏—１９飞机，但是俄国只愿出售苏—７飞机。在格列奇科数月前在这里的时候，我国空军甚至计划表演一下，说明我国的蚊式飞机能截击苏—７飞机。格列奇科认为这是对俄国技术的藐视，因而拒绝观看表演。他甚至粗卤地对待我国的空军将领，问他们当中一位将领德里距塔什干多远。他这话意思是说，印度将再次需要俄国，俄国将予以响应。

【德新社新德里五月三日电】印度奥里萨邦财长贝哈里今天说，该邦至少有六百万人挨饿。    他在视察了奥里萨邦的旱灾区以后说，该邦的粮食供应“同挨饿的程度相比是太不足了”。    他是在布巴内斯瓦尔说这番话的。

【美联社金斯敦五月五日电】（记者：加弗向）一位亚洲领导人今天强烈反对美国过快地从亚洲撤军，因为这会使俄国人进来。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这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说，“如果过快地进行这种撤退，这可能使苏联有机会进入中国认为是极重要的那个地区，因而迫使中国摊牌。”    在三十四国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李光耀对印度支那事变以后的亚洲局势作了估计。    李说，世界要过十八个月以后才会知道“中国、越南和苏联是多么迅速地采取行动来巩固它们各自的地位，以便增加它们自己的影响，削弱别人的影响”。    他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客观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意味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要有大的麻烦。    但是他的主题是，这个地区的各国不应做任何事情来得罪中国人，他称中国人是“共产党国家中较为温厚的”，他们对于与印度支那各国接壤的泰国没有领土野心。    李说，只要中国和越南克制自己不干涉泰国，泰国就会“有时间小心翼翼地作出彻底的改变，承认中国为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泰国利用俄国作为对中国的抗衡力量，这就会带来他们谋求避免的那种祸害，即更大的游击队压力”。因此，泰国必须作出关键性的抉择。    李说，马来西亚面临同样的问题。他说，“如果马来西亚的政策不是使苏联增加影响，特别是在涉及中国的利益时不增加苏联的影响，中国很可能满足于使现状长期保持下去。”    李说，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全都得对付叛乱集团。他强调说，使这些国家担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因为失业和衰退只会加剧人民的不满情绪。    【合众国际社金斯敦五月五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呼吁泰国同中国结盟，这是不仅拯救泰国、而且拯救整个东南亚的唯一方法。他是在英联邦最高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李警告说，东南亚最大的政治危险将是造成一个权力真空而使超级大国竞相争夺。他认为泰国由于地处要害，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稳定的关键。

【法新社北京五月三日电】题：法国大使馆设晚宴招待中国副总理    法国驻北京大使克洛德·阿尔诺今天晚上在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将于五月十二到十七日去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鉴于周恩来总理病了近一年，邓小平目前是中国能去外国访问的最高级人物。    陪同他出席这次晚宴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将随同他去法国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邓小平在即席发表的祝酒词中回忆说，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在法国度过五年，他说，他对法国人民仍有着美好的回忆，他对能重新同法国人民进行接触感到高兴。    这位中国副总理还说，他深信，他的这次访问将使不断发展着的法中关系得以新的推动。他对这次访问使之有机会同法国最高级领导人，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感到高兴。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五月五日刊登一则专讯，摘要如下：    英女皇昨日在大会堂欢迎仪式中致词说：“本人与亲王此次莅港，荷蒙热烈欢迎，深表感谢。    香港独具有特殊环境及因素，经港人历年奋斗乃发展为一现代名城，其过程可谓举世无俩。港人所遭遇之困难愈甚，则其斗志益坚，百折不挠，力争上游，于罕见之逆境中，不苟安于图存，寻且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其经济乃日臻繁荣，民生乃日趋改善，香港之在今日得以蜚声国际，驰誉世界者，其来有自。”    女皇伉俪昨日下午乘专机从檀香山抵港，访问三日。女皇是第一个访港的在位英国君主。    昨日在机场迎接女皇伉俪者有港督麦理浩爵士伉俪，驻港英军总司令彭英武中将及夫人、正按察司贝理士爵士等。    【本刊讯】香港《华侨日报》五月四日发表题为《欢迎英女皇访问香港》的评论说：    英女皇是英国元首，是英联邦国家的最高精神领袖。    我们欢迎英女皇，含有超乎接待一位好朋友之重大意义。    香港之地位始终是一个问题，乃是大家知道的。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必问英国，自然也不必问香港四百万市民。因为英国与香港四百万市民，相信都希望保持香港现状，务求使得香港成为“和平共存”的橱窗，继续繁荣安定，大家得以安居乐业，不受东西国家冷战之影响，也不受思想与政治斗争之困扰。    然则要问那一方面？当然要问北京。北京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很明朗，并无一丝一毫之含混，香港是一个历史问题，目前不必求取急切解决。    可见香港问题是存在的，但此时谈解决香港问题，未免太早。    英女皇访问香港这是香港开埠百余年来的大事，过去也有皇室贵宾访问，但远不及英女皇之莅临，这反映了英国乃至整个英联邦组织之重视香港地位，自然亦提高了香港之地位。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二十九日刊登一条该报特派记者中空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中国对多边外交采取积极姿态，与欧洲共同市场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摘要如下：    最近，令人感到中国的外交机器已全部开动起来。中国与欧洲共同市场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尤其引起了此间外交专家的注目。    中国与欧洲共同市场各国如此密切关系，从中国来说，无疑是从“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而产生的。也有人认为，给人以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强烈印象的亚洲形势的急剧变化，成为中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催化剂”。纪登奎副总理在欢迎廷德曼斯首相的宴会上高度评价比利时对以欧洲共同市场为核心的西欧联合起了重大作用。中国以前就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动向表示深切的关心，详细地报道它的动向。    如上所述，谋求与第三世界团结，与第二世界密切关系，而把矛头集中于“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国外交，将会进一步活跃起来。

小结    “上海公报”以来，在恢复中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了进展。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各自的联络处彼此进行正式的交往。相互学习的过程重新开始——美国人去中国观看、学习并分享中国人的知识；美国人欢迎了中国的体育、文娱演出者、科学家以及其他代表团。仅在三年的时间内，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这项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美国的出口大大超过它的进口。    美国不再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斗，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中国发生摩擦的其他起因看来已经缓和下来。已经朝着和解的方向跨出了微小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步子，例如国会废除了福摩萨决议案。    这些步骤已把我们导向一个平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现在面对着走向正常化的最后的一道主要的障碍，即，台湾问题。中国人双方的观点都说台湾是中国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已得到美国政策上的承认，见诸“上海公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争辩说美国驻军事力量于台湾以及美国和岛上当局作出的防御上和外交上的安排是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我们对此未加异议。从正式的政策上说，我们是在两头讨好。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个台湾问题，不过如果要使完全的正常化回到中美关系中去，就如已经回到一百个别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去那样，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在目前，我们和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官方关系是通过设在两国的联络处来进行的。这样的关系还比不上我们和东欧一个小国的正式关系。（三）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美和解已在中途停顿，这就难以叙述两国在其他交叉点上的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交叉点是在西太平洋。在这方面，我作了种种努力来澄清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理解，特别是它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日本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大相悬殊，社会政治制度深有不同，对某些国际问题的态度不一致，中日关系自从一九七二年中期以来有了显著的改善。尽管日本在本世纪的前一半中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行为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看来并没有什么双边性的问题足以干扰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开展。举例说，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是非常广泛的，但台湾问题已经以下述的一种为双方所接受的方式解决了。尼克松发起打开美中接触的大门，此事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中国。接着，很快地，是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在这一方面，两国政府都作了显著的让步。日本人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宣布它“完全理解”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日本人断绝了和台湾的关系，但继续通过设在该岛的一个非官方机构进行贸易和保持联系。随后，日本人和中国人签订了几个协议，包括一九七四年四月的空运协定。（这个空运协定一直是造成日本一些困难的根源，日本依从了中国人的要求，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座机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航机，不能承认属于台湾的飞机上的旗帜标志是代表一面国旗的。日本的行动使台湾当局中止了日航和他们自己的中华航空公司在日台之间的空航。——原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方面，它不再向日本提出赔偿问题，对日本和台湾（日本在那里拥有大量投资）之间继续进行贸易也不加阻碍。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一九七三年总计大约达到二十亿美元。（不过中国最近曾向日本的供应商提出原订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交货的十六万吨尿素肥料和六万吨硫酸氨要推迟。另外，有报道说中国已要求在同一期间要交货的、从日本购进的一批钢延迟六个月付款。这些行动是符合中国的基本的、长远的外贸政策的，即在买和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原注）中国正在增加向日本出口石油的水平。虽然一九七四年内出口的五百万吨只能满足日本需要的一小部分，原油的出口在今后几年内会要增加。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日本的需要的一个显著的部分，还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数量多少，这项出口应该说明是为中国赚取外汇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也是扩大中日贸易的一种润滑剂。（十六）

【路透社北京五月五日电】共同市场执委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昨晚说，共同体不认为世界问题能够或者应当由两个超级大国采取行动解决。    他在宴会上对他的中国东道主说，共同市场是美国的盟国，并且十分重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大家都有权为自己讲话。”    他说：“我们欧洲人认为，作为一个共同体行动，我们能够更好地力争这一权利和充分利用这一权利。”    克里斯托弗早些时候到达这里进行一周访问，他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共同市场官员。    预料他将讨论任命中国驻共同市场大使问题以及中国同共同体之间的集体贸易协议问题。    观察家预言北京将对他的讲话感到高兴，因为，中国人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抗衡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中国的头号敌人——的影响的重要力量。    【法新社北京五月四日电】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和负责对外事务的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爵士今天在这里宣布，他目前对北京的访问为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开始建立关系的机会”。    克里斯托弗爵士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强调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正在开始“朝着政治方面前进”。    他说：“如果欧洲要实现统一，它必须象你们在中国所说的那样，‘两条腿走路’    ——经济腿和政治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