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四月二十二日刊登刘易斯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外政策：对两百周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摘要如下：    美国现在面临着差不多二百年的独立史上的第一次失败。    大致说来，有两派思想。有些人如基辛格，基本上是悲观的。在印度支那冒险显然是错了，现在显然已经失败。但是他们想知道，这次错误和最近的其他失败的代价，是否会使人们对所有的国外联系都普遍感到幻想破灭。    抱有另一种观点常常是北约的主要盟国，和大致可称之为美国对外政策体制的那个结构——也就是说，由纽约共和党的有钱人和东海岸民主党知识分子结成的无形联盟，他们的利益和本能使他们形成了战后的传统联盟。他们对越南问题和尼克松—基辛格政策对同苏联双边关系的强调，从来都不是感到舒服的。    对他们来说，在越南失败的教训是，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超出了它在历史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真正利益，所以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受到削弱。两百年期间所受的挫折表明，中心必须并且将会移到老的传统的义务上去——即对工业世界的健全和安全，对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欧洲和日本的义务上去。    十年来，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告诉华盛顿，它坚持进行不得人心的印度支那战争的时间越长，对它自己在世界上的道义权威的损害就越大，最后国内支持在国外承担任何义务的源泉就丧失得越多。既然这种冒险事业行将结束，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政体是否受到那么多的毒害，以致非回到孤立主义不可的地步；或者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在失败中是否将认识到这种判断的明智性，并重申遵守西方集体安全的根本原则。    要对当权者的悲观和怨恨情绪抱同情态度是容易的。印度支那可能已经丢失，可能是在特别丢脸的情况下丢失的，但是福特政府并不打算由于这一结果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任何一部分作出修改。如果要对在太平洋（特别是在南朝鲜）承担的义务作任何修改，那就会使日本深感不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感到不安，亚洲感到不安更不必说了。    在中东，政策正处于重新研究之中——虽然实际目的是要在重开日内瓦和平会议之前，使以色列和埃及慑于威逼而只得缔结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在其他地方，欧洲希望美国加强而不是减少支援，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的确，可以适当地问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真正希望的不是一项全球性对外政策和强大的防务，而是任何别的东西呢？    尼克松今天也许是个名誉扫地的人物了，但是他在一九七二年取得的空前未有的胜利，也表明麦戈文式孤立主义遭到了断然拒绝。此外，做了这么多事来妨碍美国对外政策日常工作的本届国会，是在一次只有百分之三十八选民参加投票的选举中当选的。最后，凡是不全力支持执行现行政策的任何做法，都只会使力量对比进一步有利于莫斯科，到时候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因此，由于这一切原因，基辛格博士和福特总统正设法使美国的旧政策获得新支持。在一九七三年，基辛格博士曾打算去职，而且讨论了在万灵学院任职的机会，但是水门事件使他继续任职下去。现在，印支局势也在起着同样作用，他在一九七七年福特总统任期届满之前不会离职。    但是他仍然坚信的是，那些希望无条件撤离越南而且现在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的人们，有许多也想放弃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的其他义务。美国驻世界各地使馆最近几天报告说，对美国的保证所具有的信心普遍减弱了，在政府看来，这意味着国会的理想主义替代不了要作出困难决定的愿望。    然而，在欧洲，对美国的保证的信心减弱的程度不象其他国家那么明显。菲律宾要承认河内并“重新研究”它同美国的历史性关系。泰国不得不作同样考虑；印度尼西亚、南朝鲜（美国驻在那里的大批军队从政治上说比以前更易遭攻击）自然还有日本，都感到不安。    西欧各国政府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事情并不象它们可能看起来的那么坏，并且由于在越南的失败，美国更可能以新的热情恢复传统的联盟，而不是退回孤立主义的立场。已经有迹象表明，甚至目前的国会也并不希望使从印度支那撤退变成一种全球溃退。    国会一贯表现出对国家安全的极大关切，并且它对尼克松的厌恶只能使它比过去更怀疑俄国的意图。由于这种考虑和在越南的失败的结果，今年的国防预算很可能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保险。政府已不再担心国会将设法迫使美国单方面削减它在欧洲部署的战术核武器，或以任何方式干涉它对北约组织承担的义务。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消息，题为《苏联撰文进行牵制，〈真理报〉批判日中条约的“霸权”问题》，摘要如下：    四月二十五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该报驻东京记者的长篇报道，严厉谴责中国“企图把写有敌视苏联的‘霸权条款’内容的条约，强加于日本”。说在日本，反对“这种企图破坏发展日苏睦邻友好关系的北京的阴谋”的声浪正在高涨。    这是四月二十四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了同样评论的继续。据认为，一直深切注视日中谈判进程的苏联，抓住如下的时机，即在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不急于缔结日中条约的形势。    《真理报》的消息，援引了四月二十日的《朝日新闻》社论的部分内容，说明日本的领导层怀疑和反对中国主张的“霸权条款”之所以强烈起来的理由，同时说，“北京的代言人的力量”仍然没有衰败。透过苏联的这些言论，可见苏联领导的意向，即面临印度支那半岛的激烈动荡时期，担心中国势力的增强。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二十五日刊登了哈希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轻轻地”走路，但是显示一支“巨大的”海军》，摘要如下：    目前正是美国感到失望的时候，因为它在越南想达到的目标在沮丧和混乱中结束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能肯定是否有可能把所有美国人和同美国人有联系的越南人和平地撤出西贡。    目前也是苏联得到新机会的时候。    苏联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行动，是举行了苏联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广泛的海军演习。要是建立俄国海军并梦想俄国海军有朝一日能在公海上游弋的沙皇彼得大帝在世的话，他是会对过去一个星期感到自豪的。    在过去一个星期，苏联的四个舰队在公海上游弋。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在北大西洋举行反潜艇战演习。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沿海活动，也许是为了试验把美国海上力量推回到中太平洋的办法。黑海舰队呆在地中海——特别引人注目地呆在撒丁和非洲海岸之间的狭窄的腰部。    北约组织的观察家计算苏联有二百二十艘重要的水面舰只呆在公海。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一次发表的关于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年度报告说，苏联海军有二百二十一艘重要的水面舰只，美国有一百七十七艘重要的水面舰只。苏联海军的所有水面舰只，都呆在海上的一些被认为在控制世界海道方面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莫斯科没有大肆宣扬这些演习。但是这些演习是在美国从东南亚脱身的最后阶段发生的。    在这样不声不响地显示苏联海军力量的同时，苏联一再保证致力于缓和，并且小心地避免任何可能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言论或行动。    换句话说，莫斯科采取的正是西奥多·罗斯福宣扬的做法，这就是轻轻地走路，但是拿着一根大棒。这根棒子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莫斯科在全世界所有敏感的地点都在轻轻地走路。    这在华盛顿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以后采取什么战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一有机会就主张增加而不是减少军事预算。他特别强调应付苏联加强海上力量的做法的重要性。

【美联社台北四月二十六日电】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南越前总统阮文绍及其妻子今天凌晨到达了台北。据说，这对夫妇是同十五名身份不明的人一起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抵这里的。    他的哥哥、南越驻台湾大使阮文矫住在台北郊区，那里一直有消息说，一些南越官员们已在那里买了不动产。    【合众国际社台北四月二十六日电】外交部说，南越前总统阮文绍和前总理陈善谦今天黎明前到达了台北。    阮文绍到达这里立即引起人们推测他可能在台湾建立流亡政府。    政治观察家们说，这件事肯定是阮文绍同行政院长蒋经国会晤时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另一种可能性是，阮文绍只不过是暂时在这里停留，然后到欧洲或美国去居住。

公报说部长们就各方关心的许多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认为美澳新条约所体现的连续性，在一个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是很重要的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题：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美澳新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公报    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澳新理事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结束时发表公报如下（本刊有删节）：    部长们就美澳新各方关心的许多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    他们重申三国关系的持久性，这种关系一直以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继承的代议制民主、个人自由以及法治为基础。    部长们欢迎大国之间持续的缓和过程以及为各国间建立更稳定、更合作的关系而作出的努力。    部长们回顾了印度支那的局势。部长们注意到南越难民的情况，并对战斗使人们继续丧失生命和人们普遍陷入悲惨境地一事感到遗憾。他们认识到，早日结束战斗、遵守巴黎协定以及民族和解的精神是结束痛苦的先决条件。    理事会表示希望柬埔寨的战争创伤会迅速治愈，并且满意地注意到老挝继续存在着和平的演变。    理事会回顾了世界经济状况，特别注意它在亚太地区内产生的影响。他们讨论了目前世界经济下降状况造成的困难，还讨论了国际上已经开始为建立一种基础较健全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进行的集体努力。    部长们一致认为，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同其他国家在国际财政和贸易的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是重要的。他们尤其认为，在同原料和初级产品有关的贸易问题上，应当考虑到生产国和消费国双方的利益。部长们表示，他们希望，石油出口国与石油进口国将设法通过对话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他们肯定，继续进行旨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是必要的。    理事会回顾了走向限制武器以及限制核武器扩散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部长们一致认为，在存在继续走向缓和并建立公正和稳定的世界秩序的趋势的同时，必须采取军备控制的进一步措施。理事会指出了在走向削减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的必要性，它表示希望美国和苏联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取得进一步进展。理事会支持继续为谋求欧洲共同均衡减少力量而举行谈判。部长们注意到，各方举行的一次会议将研究不扩散条约的执行情况，他们表示希望加强不扩散的制度。理事会注意到，已缔结一项规定限度的禁止试验条约，并重申它支持早日签订一项有效的、全面的禁止试验条约。    最后，澳新美组织的伙伴们重申它们高度重视这一联盟。他们一致认为，澳新美条约所体现的连续性，在一个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是很重要的，并且认为，联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各国之间逐步建立稳定和正常关系方面，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保罗·刘易斯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标题为《美国在欧洲的核力量不会单方面裁减》，摘要如下：    美国政府已经认定，只要北约和华约国在它们于维也纳举行的共同均衡减少欧洲军事力量的会谈中仍然争吵不休，任何大大减少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的数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据悉这是才送给参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份报告是根据所谓纳恩修正案拟订的，该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四月份以前提出报告，说明目前在欧洲部署七千枚战术核武器的战略上的理由。    这份报告几周来一直是在北约理事会内同欧洲盟国进行深入的磋商的题目。它认为由于新系统将代替旧系统因而必须对力量进行调整。    但是美国人还断定，在国际事务的这个时刻，任何单方面大大减少他们投入的战术核武器的做法都会使联盟的其他成员国感到不安。因此，报告建议，减少在欧洲的战术核系统的数量和品种问题应该在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中进行最周密的讨论。    这就使西方有可能建议把这些武器减少一些，作为一项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协定的一部分，该协定将要求双方减少各自在中欧地区的整个军事力量。在美国政府中，支持这种做法的大有人在。但是北约组织迄今尚未决定以这种方式修订它关于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建议，而维也纳会谈已经休会三周，毫无进展可言。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题：澳大利亚、新西兰重申对美国的信任    一位国务院官员四月二十五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申了对美国履行它在亚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义务的能力的信任。    这位官员在谈论举行两天的澳新美理事会会议情况时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非常坦率地表示，不管它们的现政府或前政府对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行动怎样看，这并不会使人们对它们的政府同美国之间强大的基本关系产生怀疑”。    他说，两国都重申：“它们把我们作为太平洋的大国和它们必须与之合作的国家而依赖。”    他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说，它们希望看到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超过军事上的考虑而扩大到诸如调整经济政策这样的其他方面。

【路透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今天结束了为时两天的对安全问题的审查工作，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世界经济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的问题上。    同对待印度支那问题采取的随便态度相反，公报用了很长的篇幅谈到建立一种比较健全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必要性的问题。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为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多年的尖锐意见分歧之后，加强了团结，今天同意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加紧磋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就批评美国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政策，但是在澳新美的声明中却看不出这些问题。

【法新社萨尔萨尔布吕肯四月二十日电】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今晚建议西欧考虑实行必要时没有英国参加的政治联盟。    托恩在同萨尔电台的一位记者谈话时说，欧洲并非不惜任何代价地需要英国。他说，英国工党政府看来并不完全坚信有必要建立一个“政治欧洲”。    托恩说，即使支持欧洲的一派在英国六月五日的公民投票中取胜，英国的态度问题仍然存在。    他最后说：“如果英国人不想在建立一个政治欧洲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他们仅仅是有保留地参加的话，那么——我很痛心地说——如果我们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继续下去，那会比较好一些。”

透露苏一汽车司机给“庄员们”“捎带了”五吨农产品，一路上通过十二道路卡，每个路卡检查员都接受了贿赂    【本刊讯】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刊登伊诺维利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大路上的受贿者》，摘要如下：    一个夏天的清晨，汽车司机卡尔洛·基奥尔加泽在加格拉被捕了。在他的吉尔牌汽车上发现了五吨“捎带的”农产品。证件上写着，库塔伊西市第二千六百五十三号汽车司机基奥尔加泽应当将一批货物运往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顿河罗斯托夫。这批货物同车上发现的上等西红柿和樱桃李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司机怎能畅通无阻地把五吨农产品从库塔伊西运到加格拉呢？司机老实交代了：行了贿。    上面提到的库塔伊西汽车运输企业那位司机在出发之前就深信，装完车后，车厢和拖车里还会有不少空地方，他打算找一个急需利用汽车运输的人。此刻，茨哈尔图博区帕尔茨哈纳卡涅维村的集体农庄庄员努楚比泽也正在寻一辆汽车和好说话的司机。基奥尔加泽同努楚比泽碰上了，他们很快就谈妥了并击掌成交。为了得到相当一笔报酬，基奥尔加泽同意把五吨农产品运出共和国，其中一小部分是努楚比泽的，而大部分是该农业劳动组合几位成员的。这几位神通广大的集体农庄庄员每人出一百到一百五十卢布，凑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约八百卢布，交给了努楚比泽“以应意外的路上开支”。努楚比泽同基奥尔加泽并排坐在司机室里，其余的人则另外乘车去加格拉，打算在那里同汽车碰头。但由于十分清楚的原因，这次会见未能实现……    ……一天夜里，一辆警车在离古利里普什区季阿斯库里亚村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汽车，并向基奥尔加泽发出了停车信号。基奥尔加泽向汽车检查员走去，但递到打开的车窗里去的不是证件，而是四十卢布。据后来法庭查明，这位受贿者就是路卡检查长、民警上尉多奇亚。当天晚上在国家汽车检查局马恰拉村路卡值勤的是汽车检查员阿兰尼亚。他拦住基奥尔加泽的汽车并要求检查证件。后者直截了当地给了这位汽车检查员五十卢布。阿兰尼亚当真感到受了侮辱，但不是由于这个贿赂行为本身，而是嫌掏的钱太少。    这位汽车检查员赌徒般地一个劲讨价还价：“一百五十卢布。”正好这时多奇亚也驱车来到国家汽车检查局这个路卡。    基奥尔加泽指着他大声嚷道：“你瞧，我刚才才给他四十卢布，而给你五十卢布还嫌少！”    然而，阿兰尼亚并没示弱，到底达到了目的：努楚比泽板着脸从厚厚一大叠票子中数出了一百五十卢布，由基奥尔加泽交给了这位汽车检查员。    汽车在阿恰达尔桥地区又被拦住了。在出事地点察看的一批民警中出来一个人，走到了基奥尔加泽跟前。这个人是路卡检查长、民警大尉加姆基亚。基奥尔加泽领教过贪婪的阿兰尼亚后，这次打算节省一点，他只递给这位汽车检查员三十卢布。后者要求再多给点。四十卢布就成交了。    当天晚上，苏呼米市内务处路卡检查员鲁普塔什同国家汽车检查局工作人员库克列伊什维利、纳尔马尼亚和戈基亚一道在苏呼米火车站地区值勤。他们拦住了基奥尔加泽的汽车。趁鲁普塔什检查司机证件和货物时，基奥尔加泽走到站在一旁的其他几个民警跟前，递给其中一个他看来是头头的人一百卢布。这个人把鲁普塔什叫了回来，基奥尔加泽又继续往前开了。    基奥尔加泽在审讯时供认，在从库塔伊西到加格拉的路上，他向民警行贿达十二次之多。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弗雷德·霍夫曼）越南战争的经验使美国许多军人相信一个老的格言是很对的，这就是“决不要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    有一位陆军将领说：“它表明美国的舆论不会支持在亚洲进行一场代价很高的长期战争，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那里并不牵涉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北越人显然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以争取胜利。”    大多数军官认为，越南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因为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白宫和国防部的文职领导人施加了限制，其中有许多限制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他们在回顾过去时深深感到，这场战争基本是可以取胜的。他们把胜利的定义说成是保持南越的独立。    空军的一位将领说：“从这场战争得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的教训是，如果要打仗，就必须听专业人员的关于战争如何打法的意见。”    许多美国的军事专业人员仍然坚持认为美国迫使北越接受南越独立的目的本来是可以达到的：    ——要是文职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准许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而不是把空战慢慢逐步升级的话。    ——要是从一开始就在北越的港口布雷，而不是等到战争的最后一年才这样做的话。    ——要是在美国卷入的第一年就派美国的大量步兵、装甲兵和炮兵去老挝和柬埔寨，以切断胡志明补给小道，使这条小道始终不能通行，不给北越人以庇护所使他们能在南越战场以外的地方休息、补充和重新装备他们的部队的话。    战争后期，在不再使用美国的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南越军队向胡志明小道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进攻。也是在战争后期，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了柬埔寨庇护所，但是两个月以后就撤出了，因为在美国有人提出强烈的抗议。    普遍的意见是，将来的决策人应该从许多人认为是约翰逊政府的大错误中吸取教训，约翰逊政府企图不进行全国动员，不大量增加税收，不实行物价、工资和其他经济控制，就进行越南战争。    国防部的一位有经验的官员说：“打这么大规模的仗，你不能还是一切照常。”    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有极大的影响，他早在六十年代曾说过，这场战争是在没有大大影响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的。    职业军人说，当严酷的现实变得明显时，这就导致公众到头来对这场战争感到不满。许多经济学家把近些年的通货膨胀归咎于约翰逊政府执行的大炮加牛油政策。    一九六五年，当美国开始在越南大量加强力量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动员大约二十五万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    但是约翰逊政府拒绝了这项要求，因为它担心这样一动员就会震动国家。文职官员们则决定通过增加征兵人数来逐步加强力量——许多军方人士说，这样就种下了反对战争的种子。

【法新社西贡四月二十五日电】今天，又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战争歇斯底里浪潮袭击了西贡：世界第二和第三大银行未作通知便关了门。    世界第二大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和世界第三大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采取的这一突然行动在银行界中造成了近似于惊慌的情绪，同时据银行界人士说有可能在这个受到战争威胁的首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货币歇斯底里。    虽然看来第一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采取的令人震惊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里的战争问题观察家说这件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贡居民在由于美国大使馆撤人而感到震惊之后，现在只知道依赖一个“上帝”——美国的金钱，因此这一行动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引起最绝望的反应。    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开始大规模撤军以后，三家美国银行都停止了营业。    同本月早些时候发生货币恐慌时不一样，那时只是一些短期小存户提取存款，而现在是一些大企业在提取存款。整个西贡陷于恐慌之中的各公司都在关闭，每家公司都提取了数万美元。

【美联社西贡四月二十六日电】南越国民议会今天通过了一项折衷的决议，即由陈文香总统自己决定是否应当辞职，以便为成立一个共产党方面所能接受的新政府铺平道路。这样一个新政府可以进行会使西贡免遭攻击的和谈。    政治分析家们说，这项折衷的决议案表面上支持陈文香，却是以一种巧妙的手法要求他辞职，让他自己来作最后决定。    决议案还授权国民议会决定陈文香的继任人，即规定他的继任人必须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这样一来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按照宪法确定继任人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近五天来已成为各党派间激烈斗争的一个主要关键。    这一决议案几乎已使杨文明将军可以保险被任命为总统。    越共在这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肯说他们是否愿意同杨文明领导的政府谈判的问题。他们已拒绝接受陈文香。    在通过这项决议案之前，国民议会中的各党派曾就陈文香今天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十小时的幕后谈判。陈文香的建议是：若不任命杨文明为总统，就授予他全权来指定一个“谈判政府”。    这次国民议会举行的是联席会议。它避免作出决定，而是通过了一项有两点内容的决议。它对总统的求和努力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同时又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选择一个人来接替他”，但是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    出席会议的两院一百二十三名议员一致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参众两院议长没有投票。对这项决议案的表决是在西贡晚上八时刚刚开始宵禁之后进行的。    【美联社西贡四月二十六日电】政界人士说，陈文香总统今天向国民议会要求授以全权进行和谈，但是他不同意越共提出的他先辞职然后才能会谈的要求。    一位官员说，与此同时，北越拒绝了让南越一位内阁部长飞往河内着手在那里举行和谈的要求。    这位官员说，他向驻西贡的越共代表团初步探听后的结果表明，越共目前对谈判不感兴趣。这位探寻和平的人得到陈文香总统的支持。这个否定的回答是今天清晨告诉这位官员的。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四月二十一日刊登其记者武田昭二郎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在解放了的南越》，摘要如下：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把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一千九百万国民的半数以上拿了过去的南越解放区，后来情况怎么样？解放力量拥有了骤然膨胀起来的人口，将尽力确保粮食，另一方面正在全力以赴巩固“民族和睦”。解放力量的政策超乎预料地灵活而且宽大。    总的看来，各地都已经迅速地恢复了安宁。下面从零碎的报道来看看它的情况：    在解放区留下了成为难民的庞大人口。为了养活他们，临时革命政府当前拼命地保证得到必需品。从本月初起，驻巴黎首席代表范文波等革命政府当局人士陆续给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等寄去了要求提供救济物资的信件。    据说，已经解放的顺化的人口现在是二十万，岘港是八十万，其他城市也是十万到二十万，哪儿都缺乏粮食和医药品。革命政府已经开始把政府军官兵编成“生产劳动大队”，可是到收到成果还需要时间。并且，为了重振农村，已经开始叫集中在城市的难民返回故乡。    在正当政府军大败退的四月一日，解放力量方面发表了十点新的“行政措施”，其中除了解散西贡政权的行政机构和政党，没收财产外，没有任何严厉的革命措施那样的东西。    它允许企业和商人一如既往地从事“有利于人民的营利活动”，强调文化活动、宗教和教团的自由并予以保护，对构成经济政策的基础的农业，也承认个人拥有土地，而不实行北越那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场化。一言以蔽之，十点宣言是在广治省北部等老解放区实行了的解放行政措施原封不动的延长。    据从河内进入解放了的岘港的外国记者报道，据从岘港到西贡寻找家眷的人们说，时差是比河内早一小时，街上餐厅、茶馆已经恢复营业，生意兴隆。个人财产其中包括政府军官兵带的东西，都完全得到了保障。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的东西被当作自己的东西而在市场上自由出售。    西贡方面的纸币皮阿斯特和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行的纸币元同时通用，兑换率是一百皮阿斯特比一元。学校和电影院也已经恢复。    解放力量本来就把南越的革命和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规定为它的前阶段的“民主民族革命”。新解放区的稳重的行政措施是根据这个基本认识制订的，其目的似乎首先在于促进民族和睦和民主化。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五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参议员们说，现在在南越仍然留下一千三百五十七名美国人，自从四月一日以来已经撤出了一万七千名越南人和四千五百二十八名美国人。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说，福特总统已经命令除了执行美国的活动所需要的最低人数以外，所有的美国官员都得撤离这个国家。    但是，在人们再三质问之后，他没有告诉参议院难民小组委员会在达到最低人数时，将会有多少美国人仍然留在南越。    哈比卜说，总人数将在不久减少到一千人，而且很快将减少到一千人以下。    国务院计划和行政管理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威斯纳对该委员会说，昨天从西贡撤出五百零一名美国人。他说，就在同一天里，有五千五百八十七名南越人由空路运出南越。    他说，到现在为止，南越还有一百六十四名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一百六十二名武装部队人员（其中包括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三百名根据合同为国防部工作的人员和五百三十四名根据合同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其他人员、大使馆的官员和其他政府机构雇员。    威斯纳说，另外还留下一百九十七名美国公民。他指出这些人是记者、商人和“无业游民、流浪者和一些爱看热闹的人”。    他说，自从四月二十一日以来，美国一直是每天撤退大约五千名越南公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公民及其直系亲属的家庭成员或亲戚。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副总理决定访问法国；是对欧洲外交的正式布局；这是中国意识到苏联而推行的“远交”》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法国总统府的邀请，决定五月中旬访问法国。中国正式派遣党和政府的大人物访问法国，这还是第一次。这次访法，是回答已故总统蓬皮杜在一九七三年秋天访华时的邀请，在巴黎将再次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以及其他首脑进行会谈。    通过七十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和最近的“石油外交”完成了中美接近，现在又同亚洲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各国结成很强纽带的中国，两三年来一直考虑对苏战略，把外交重点放在欧洲。邓副总理的访法就是它的正式的布局。当然，中国首先选择法国去进行访问，是有它的理由的。    据认为，邓副总理将寻找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法关系的方向。考虑到法国对印支的影响，中法两国还将就发生剧变的印支形势交换意见。邓（副总理）访问法国，证明了中国把法国当作欧洲战略的“据点”。    中国几年来一直在警告说，“苏联是声东击西的”，并且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予一定的评价。与此同时，一直呼吁“欧洲共同体”要加强团结。    中国之所以邀请前英国首相（希思）和（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党首施特劳斯等，不外乎是因为这两个人经常主张加强欧洲同盟。    中国高度评价进入今年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各国，认为能动摇苏联包围网的，是受到“苏联威胁”的欧洲，所以，越来越加强“远交近攻”。    可以说，邓副总理的访法，目的在于取得两个效果，即增进中法之间的友好，同时又把法国作为基础，增加对西欧的影响。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四月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在日中友好条约谈判中，中国着眼于世界战略》的文章，摘要如下：    三木首相、宫泽外相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一再表示“想在本届国会会议上批准”，而外务省人士对首相身边的一些人的乐观推测持冷淡态度，认为“事态不容那么乐观”。这是因为首相身边的一些人只把该条约的谈判看成是单纯的两国间的关系，但中国方面却把这看作是中苏对立等世界战略的一环，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外务省人士指出，从进行预备谈判的“时期”看，就很容易了解，中国是在为其世界战略而利用条约谈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作为第一个政府要人访日是在福特总统访日的大约前一周的去年十一月十一日。    福特总统访日后，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中国方面对美苏可能商谈共同遏制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构想，非常敏感。为此当时的田中首相曾进言说，在美苏首脑会谈中从该构想作为议题不是上策，所以美国方面也就把它从议题中取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要人韩副外长访日，并提议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以牵制苏联。    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东乡次官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今年一月十六日进行的，这正是外相访苏，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的时候。据认为，这也是为了牵制苏日接近。    另外第二次会谈是在二月十四日进行的，而这时正是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首相、自民党的椎名副总裁等政府、自民党的要人积极地接触并提倡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之后不久。    在中苏对立日益激化的局势下，中国认为日美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对中国是有利的，也将是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对日美加强团结，不妨说是欢迎的。    在十四日中国方面又突然提出交换草案，这时恰好是在外相访美重申日美安全体制的重要性，福特总统在外交演说中谈到日美安全体制是使广泛的亚洲地区稳定的“基石”之后不久。    进行预备谈判的日期，都是和苏联、美国对日本进行重要工作的时期相一致的。    特别是在高岛局长即将访问中国，首相、外相刚表示希望在本届国会会议上批准该条约的意向之后不久，纪副总理严肃地指出“反对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反过来就意味着想谋求霸权。如果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还不如不缔结好”。    从这种态度里也可以看出上述战略。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五日电】《真理报》驻东京记者拉迪舍夫写道，中国领导人企图把日本拖进反苏勾当。    “这表现在，北京企图把带有公开反苏性的所谓的和平友好条约强加于日本。”    “北京领导人一心想把日本纳入反苏对外政策轨道，把这一条约看作是达到自己居心叵测目的的可趁之机。”    “北京一味坚持在条约中写上乍一看是抽象的一条：两国反对某个‘第三国’‘在亚洲谋求霸权’。而且毫不隐讳，他们指的‘第三国’就是苏联。”    这位记者指出，“在反对臭名昭著的‘苏联霸权’的旗号下，实际上是硬要日本接受反苏勾结。”    “据东京报刊报道，许多著名日本国务活动家日益坚决地反对北京强加于人的作法，认为这是破坏日苏睦邻关系顺利发展的挑衅行为。    “例如，在执政党自民党领导人会议上，大部分领导人都表示反对关于‘霸权’的这一条。随后，与会者建议政府‘不急于’同北京签署这一条约。”

在治疗烧伤方面的新技术，使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的病人能活下来，这是一项最杰出的成就。在最初休克期给予及时的和适当的液体补充，在感染期采取隔离病人、给予辅助性治疗、合理使用抗菌素和适当护理伤口，这样使病人逐步恢复。治疗烧伤的成功率以及美国医学界观察家们的热忱强烈地反映了必须对这种治疗烧伤的办法进一步研究以便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采用。    酗酒和吸毒都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人民共和国劝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的罂粟种植者，去改种其他作物，然而，在严格管制下生产一些药用鸦片是允许的。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一些论断，认为大陆中国是国际上非法鸦片买卖的大量鸦片来源地。香港的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们告诉我，认为中国是非法麻醉剂的来源一事，并无证据。这印证了早先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话。    高血压病甚为普遍，特别在北京。对发病原因的发现可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这个问题作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据报道以前是五十三岁。赛德尔夫妇在他们的近著《为人民服务》中说，上海市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七三点三岁）比美国人预期寿限（七○点四岁）大。    一位出生在美国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医生马海德也说中国人的预期寿限现在微微超过七十岁。不管这数字是否准确，中国人显然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在保健工作、预防疾病和控制疾病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同时并用现代西医办法和中医新技术。中西医结合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可能为全世界造福。人口政策    中国参加七四年八月联合国人口会议的首席代表宣布中国的人口“近八亿”。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十分不确切。据多数美国专家判断，大概略低于百分之二，即每年增加约一千四百万人。    据说一九八○年的目标是降低到百分之一。对一切外部估计必须采取保留态度。    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例如在人口稠密地区鼓励晚婚和节育。而在人口稀少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并不反对增加人口。上海市人口年增长率是百分之零点四八，北京是百分之零点九七，内蒙古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达到百分之三。一些城市的出生率下降明显地表现在小学的入学儿童人数上，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和过去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更能接受计划生育。人口中处于生殖年龄的，绝大多数至少受过五年教育，基本上有阅读能力。此外，妇女的作用已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她们受到较好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和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不再挨饿了，并且因为卫生条件改善、医疗及时，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以至父母不再认为必须多生子女。老年保障也不再依赖于多子女。    总之，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为年轻人提倡晚婚、婚后实行节育而制定的广泛、有效计划提供了必须的基础。这个计划，辅之以免费供给避孕设备，免费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是全面控制人口的一项主要措施。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重视普及教育。中国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为了有效的政治交往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文化。在中国每人受免费义务教育七至九年，年限长短因地而异。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双桥公社，每人至少学七年文化。在工厂里看不见正值学龄的青少年参加劳动，但在农村里却屡见不鲜。当前各级的教育制度，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试验和过渡”阶段。现今一般学制是，小学四至五年，中学不超过五年，分初中和高中。有的学生可继续进技术学校或大学。    在中国西南部一个较为辽远的公社里，一位领导人向我讲道，他所在的公社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学。我问他其他的百分之一点六如何，他说虽然一般来说七岁的儿童都入学，但是有的父母要等到孩子满八岁后才送他们上学。    在中国，教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实际的运用。青少年学了文化之后，一般都进一步受到某一方面的专业训练。同时按照毛主义的概念向他们灌输热爱劳动和其他道德标准的思想。中级教育一般都结合实际，培养能直接到工厂或公社中从事劳动的人。此后，在工作岗位上可继续得到锻炼，譬如说培养当技术人员的则经过几年的学徒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