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科威特《舆论报》一月二十日以《中国的变革》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象往常一样，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突然，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很大的、比特别注意中国事件的莫斯科和华盛顿所预料的要大得多的事件。    中国安然地进行了变革，它是一场不同于世界上人们所熟悉的一切变革。中国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了国防部队的领导。    由于苏联人和美国人对自从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开始的“黄色巨人”的觉醒非常恐惧，所以这一切就成了他们惶惶不安的最突出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当中国文化革命开始时，苏联当局和美国当局高兴起来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动乱的开始。但是，文化革命结束了，而苏联和美国在中国领导人中所寻求的代理人也完蛋了。中国一贯是并且仍然是“两个超级大国”注意的焦点，但是，他们的情报局都失败了，没有获得使之满意的东西。    中国尽管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但是她大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象其他大国所面临的问题。没有通货膨胀和粮食、动力危机问题。当中国的代表们在一个世界会议上宣布她在处理人口增长问题上的特别成功的政策时，受到了赞赏。    尽管中国坚决不愿意成为超级大国，但是实际上她是强大的。这可能已经成为引起苏联人和美国人恼火的事情了。    二十五年前，当毛泽东掌握中国的领导权时，他的国家从长久的残酷战争中摆脱出来，因此是极其贫困的。    由于认真地、不声不响地工作，中国的威望提高了，他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虽然如此，中国人民尚在前进中。    中国人今天正在迅速前进，他们正在同时间赛跑，追赶先进。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征途的起点上。然而，苏联人和美国人非常非常恐惧中国人成功，因为这预示着两个超级大国统治世界的结束。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从香港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战争不可避免》，提要是《在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看到美苏间的纷争——预见到中国的得益》，摘要如下：    周恩来总理在上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主旨演说中提出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他还预见到本世纪末将出现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稳定而有秩序的中国。    周总理从国外将遭浩劫而中国将有计划地发展的预见中为中国人民引出了一个共同的教训。那便是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号召他们“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周总理广泛而熟练地引用了毛先生的许多名言和著作，而且看来是谈了他历来善于谈的各项意识形态方面的主题。但是，大多数引语也与团结的号召一样是若干年以前就发表过的。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以毛主席的名义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开展一年之后召开的。    周先生在报告中详细叙述了文化革命以及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他说，现在是“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的时候。他所概述的计划回到了在听到文化革命的初步隆隆声一年前召开的上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    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稳步发展的经济发展计划。它含蓄地要求稳定。    周先生所强调的是原来的目标，而不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说，中国将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说“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将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    如果说在周先生的报告中有一个主题显得突出的话，这就是对国家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描绘：    他说，“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提法第一次是在他一九六四年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中出现的。    他说，中国的进步没有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的影响。    他似乎是说，苏美之间紧张关系对中国的意义也是这样。他预言，“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

【路透社北京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格里菲思）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现在所发表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和对宪法的修改，似乎表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开始一个稳定的新时代。    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行动也许是废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把武装部队的最高统率权交给了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从而确保了今后任何反对运动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法律基础。    七十六岁的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概述了中国的成就、政策和愿望。    他的讲话表明，中国在对外方面主要担心的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和剥削者”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本刊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一月二十日发表一篇题为《中苏动态及可能变动》的社论，摘要如下：    于细阅中国政府成员名单之后，人们就可发现几个如下的特色：    一、这是一项老、中、青互相结合的新政府阵容。    二、外交、国防、公安、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关系等部，乃是国家的最重要部门。外交、国防及公安等三部之被列为首要部门，与其他国家似无两样，但对外贸易及经济关系之被列为第六、七位，则显示中国已更加重视对外的经济发展。农林部之列为第八位，乃表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仍以农业为主体，但由于农业基础已相当稳固，而仅由一位农业及林业部长主持其事。    三、在二十九个部门中，有关工业的部门，就占了一个更大比例，这显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将更偏重于工业。    四、在新政府阵容中，不但可看到分工的更细密，更可由名单中并未出现著名党理论家的名字而说明，党政的划分亦更清楚。    五、新政府阵容予人的一项直接印象，乃中国的对外政策，将不致有重大的变动。    中苏内部的动态及可能变动，已成为一种对照。间隔十年始召开的代表大会，证明中国内部的政治稳定，已获得了保障；而勃列日涅夫地位不稳的传闻，则令人产生政权可能交替和将以何种方式去进行交替的重重疑问。人们甚或会将勃列日涅夫的去职与苏联会不会继以发生一场历时颇久的“文化革命”作某种联想。盖自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未提高其在共产集团及国际上的地位，且反而呈现出每下愈况的趋势，故苏联内部可能有人要求，必须改弦易辙；但政策的更改可能发生争执，或令一场某种方式的“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本刊讯】西德《科隆城新闻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库宾克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最近特别稳定。    废墟刚刚被堆到一起，中国又可能开始“革命秩序的时期”。新宪法简短扼要，适应了变化了的情况。党的领导作用更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法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从而不再象以前那样仿效苏联的式样。    处处渗透着毛的手迹。序言中说，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还将长期决定着事态发展。    与西方多年的猜测相反，没有选举新的国家主席。    国家和管理机构大大精简了。不是六十多个，而只还有二十九个部了。    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报道了成就。中国日益接近于有着初步福利的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阶段。    中国的对外政策仍在老的方针上。感觉不到有重新接近莫斯科的任何迹象。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的斗争中，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阴谋”的不信任和抵制仍居首要地位，这使中国政治家的有些会谈伙伴感到为难，但在世界广大地区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    北京根据本身的最大利益鼓励西欧加强团结，用多种方式加强第三世界，并设法引诱日本离开莫斯科。    中国甚至在新的宪法中重申，它永远不当超级大国和压迫他国。    可是，正在崛起的远东的大国是否能始终遵守这个值得赞扬的原则，仍要等着瞧。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霍夫曼）美国情报部门人士说，俄国人已经开始部署一种新的远程超音速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可能成为美苏限制核武器谈判下一阶段争论的问题。    他们说，这种代号称为“逆火”式的新轰炸机，已出现在俄国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和在黑海地区的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上。    首次部署这种活动翼“逆火”式轰炸机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但是这将会使一场有可能阻挠美苏就限制核武器达成最后协议的争论尖锐化化。    政府官员们说，在福特总统和苏联共产党首脑去年十一月商定一项限制每个国家拥有不得超过二千四百个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十年条约的基础时，关于这种新轰炸机的地位问题并没有解决。    这些官员们表示，美国可能在美俄外交官从一月三十一日开始在日内瓦会见来谋求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签订这顶协定时，竭力主张把这种“逆火”式包括在这个限额之内。    预料俄国人将反对把“逆火”式计算在二千四百个导弹和轰炸机的限度之内。    一个主要的争执问题看来将是，这种“逆火”式是否是一种可能威胁美国的洲际武器。    一些年来，在美国专家们监视这种轰炸机部署情况的时候，他们无法断定俄国人是想要用这种“逆火”式来对付美国呢，还是对付象西欧和中国这样一些周围地区。    海军上将穆勒去年冬天（他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国会说，这种“逆火”式“预计将用于周围地区和洲际这两方面的任务”。    去年十月，大约在福特同勃列日涅夫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谈之前一个月，国防部研究工作负责人柯里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这种“逆火”式具有达到洲际航距的可能性，并把这种飞机列入预定要参加到俄国的核打击力量中去的一些重要战略武器之内。    在俄国西南部和黑海地区首次部署十八架“逆火”式飞机一事表明，这些飞机至少在目前的目的是要用于执行短于洲际使命航距的使命。    据说，现在在苏联军队中的三十五架“逆火”式飞机的其余部分将分散部署到各训练和试验基地去。    【合众国际社伦敦    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特勒）防务专家今天说，苏联研制了一种对付诸如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这种海军目标的短程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详情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导弹的研制显然增加了关于进攻性核武器战略问题的新的、潜在的危险。    直到最近，苏联的战略目标一直是潜艇发射的远程——四千五百英里或者更远——弹道导弹，这种导弹能够从难于被发现的苏联潜艇的较为安全的地方打击远程目标。    看来这种导弹主要是对付海军目标的。    这些专家说，这种导弹对所有军舰都构成威胁，但是特别是对苏联战略家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美国威力大的航空母舰构成威胁。

【本刊讯】瑞士《洛桑论坛报》一月十七日刊登一篇发自布鲁塞尔的文章，题为《北约组织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接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士，为苏联废除同美国贸易条约对缓和政策的影响感到不安。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决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东西方重大谈判（均衡减少驻欧军队和欧安会）的影响。    不应当掩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阶层的某种忧虑情绪，他们已对关于近东可能发生突袭的传闻和美国扬言在西方经济遭到扼杀的情况下对油井进行军事干预感到不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西方国家，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这些新的前景下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团结。布鲁塞尔人士说，因此，苏联的强硬只有在伴随对美国和西方世界不信任的其它措施的情况下，例如拖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才会产生严重后果。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题：华盛顿的呼吁……    各国继续对苏联政府拒绝使一九七二年苏美贸易协定生效一事发表评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也没有忽视这一步骤。据布鲁塞尔《新大西洋公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委托专家们研究这一步骤对和缓进程，特别是对东西方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会谈“可能产生的后果”。    确定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政治路线的决定来自何方是很清楚的。的确，华盛顿怎么呼，布鲁塞尔就怎么应。

说随着勃列日涅夫生病，苏面临接班的问题，这不仅是一场争夺最高职位的斗争，同时也涉及到政策上的分歧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二日刊登维克托·佐尔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摘要如下：    显然，随着勃列日涅夫生病——苏联报纸上没有报道此事——继承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中引起了争执。最可能接替他的是谁呢？三个主要的竞争者目前围绕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问题展开的斗争很可能涉及三个人，其中安德烈·基里连科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当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经常代替勃列日涅夫行使职务。    情报分析家一致认为，基里连科是迄今政治局成员中身体最健康，精力最充沛的一个人。他比勃列日涅夫大九个月，后者刚刚庆祝过他的六十八岁寿辰。但是由于基里连科年纪已很老，据认为他比较可能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并为勃列日涅夫所保护的费·库拉科夫保持这个职位，直到这个现年五十六岁的较年轻的人获得了执掌大权的经验和名望时再让位给他。    大多数分析家同意这样的看法：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勃列日涅夫任党主要书记的头几年中就明白地显出了想获得这个职位的欲望）在政治局这个最高统治机构里的地位已大大下降，以致目前并不是一个当真会竞争权力的竞争者。他现年五十六岁，比库拉科夫只大几个月，据认为，他充其量将来只是向勃列日涅夫所提名的人提出挑战而已，如果，害怕他的野心的那些人容许他在政治局里呆得那么久的话。    因此，这是一种常规的英明做法，如果一切事情象勃列日涅夫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这就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是继承问题很少是按照行将下台的领导人的意图发展的，除非他在退休之前就真正把权力交给他所选择的那个人物，并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没有这样做，也许他害怕基里连科可能利用这种权力在他还不准备下台之前就把他搞掉，象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做的那样。但是即令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这个教训，他目前的病仍然可能迫使他象赫鲁晓夫那样把他的一些权力交出去。因为据权威的苏联人士透露，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若干时候以来就迫使他把他的工作周减少到三天左右的时间了。    争取继承勃列日涅夫的斗争很可能若干时候来就一直在进行了。克里姆林宫就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展开的辩论不可能与此无关。从苏联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进行这种辩论。    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军备控制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内政策和经济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一再作出让步。谢列平在上升当这种斗争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后面进行的时候，人们得到证据证明，克里姆林宫学还未消亡，它要求研究《真理报》刊登的领导人的集体照片。    上月，在前排坐的是五巨头，首先是勃列日涅夫，他的右边是柯西金总理、波德戈尔内主席、党理论家米·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谢列平在若干时候以前就退居后座，而库拉科夫升到了第二排，这同他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而提升是一致的。但是在十二月份，谢列平上升到了第二排，库拉科夫退到了第三排。谁也无法肯定地说，这预示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组合方面起了什么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无疑的：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谢列平在权力游戏中又卷土重来了——并且是在勇往直前。    很难设想勃列日涅夫会甘心情愿地让谢列平在这方面取得某种进展。但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是不那么有精力抵制谢列平或其支持者的一种图谋的：即谢列平要把他自己推向前去，谢列平的支持者也要把他推向前去，以便在时间来得及的时候阻止住库拉科夫。    谢列平目前是工会主席，同外国人的接触比较多。同谢列平见过面的某些西方人发现他漂亮、机敏，是苏联领导人中最有才智的一个人，也许柯西金除外。他过去的经历使人们可以设想，尽管他有斯大林主义的声誉，如果他要爬到高位，他可能变成一个非斯大林化者，虽然他很可能利用他的强硬路线形象来赢得强硬路线占优势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象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    人们对库拉科夫知道得比较少，库拉科夫出国不多，甚至在苏联也很少接见外国人。但一旦他同西方人接触——比方说在为了最高级会晤而进行访问期间——他便给人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聪明、擅于社交的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方面，他比他的某些上级更为自在。他在地方上担任党的书记，以及最近担任负责农业的党书记的工作表现，表明他既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    作为政治局的成员，库拉科夫参加了某些关于外交、军事和工业政策的辩论和决定，但他在管理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方面都没有直接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他还需要二至四年的时间在管理外交政策的这些关键领域方面取得某些经验，因而在过渡时期仍然由基里连科暂时执掌大权的原因之一。    如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场争夺接班的斗争仅仅是一场争夺权力、争夺最高职位的斗争，那将是错误的。争夺接替列宁和斯大林的斗争是那么一种情况，但这些斗争也是政策上的斗争，赫鲁晓夫垮台之前的那场权力之争也是如此。很难——或许不可能——说这种权力之争到什么地方结束，这种政策上的斗争从什么地方开始。你要执行你所赞成的政策，你就必须拥有权力——要在克里姆林宫取得权力，你就必须使官僚机构中一些重要部门的人物支持你所提倡的政策。    这种涉及权力和政策的斗争总是在克里姆林宫中进行的，但在国际或国内危机的时候，这种斗争便更为激烈，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政策改变的可能性最大，只有在那时候才最容易对现已确立其地位的那些掌权者提出挑战。（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比方说，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曾有迹象表明出现过这样的斗争，有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的地位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原定本月对埃及的访问被取消了，看来健康状况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围绕此事的各种情况以及此事被公布的方式表明，这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是一个打击。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大概终于取胜了，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更难于同他们开展斗争——这也可能是他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国内政策问题上遭受到一些几乎不加掩饰的失败的原因。    在莫斯科，当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一项措施遭到失败的时候，报纸上对此甚至连提都不提——尽管如此，从已发表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仍可看出来。比方说，若干年内勃列日涅夫曾公开显示自己是制定一部苏联新宪法的首要倡导者，这部新宪法将正式规定苏联人民享有“民主的”自由。一九七二年，他曾宣布宪法草案今年发表，这样便能在下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时公布，供公众讨论，在公众讨论后，这项草案便提交人民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有些迹象表明，党机构中某些更为保守的成员反对这样做，他们似乎宁愿比较从容不迫地处理此事。一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和公民投票将会鼓励“反对派民主势力”的比较勇敢的精神，这些“反对派民主势力”持有索尔仁尼琴或者萨哈罗夫的观点，他们并不害怕通过“私下出版”的秘密刊物来宣传他们的观点，也不害怕在公众集会上站起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当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的广播讲话终于发表的时候，举行公民投票的提法被删去了。但这个建议本身继续得到宣扬，这种做法表明，勃列日涅夫有心要作为还给苏联制定了一部堂堂皇皇的新宪法的人物名垂史册。在以后的几年内，《真理报》通过一年一度在宪法节发表的文章谈起宪法，让人们知道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但这种惯常的提法在上月发表的纪念社论中却无处可觅。对于了解内情者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勃列日涅夫心爱的建议之一可能已被抛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自己似乎无法挽救这项建议。幕后的辩论这个信号是在勃列日涅夫取消他的埃及之行和他就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向基辛格作出的保证公开收回的同一个月内出现的。这个信号也是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生病的同时发出的。由于他取消了日益增多的同外宾的会见，他患病的迹象就变得明显了。但是他的政治病在这之前早就开始了——他身体上的病看来也是如此。    一九七三年底他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一篇辩论性的发言中，建议对整个的经济管理和制定计划的制度作一番根本的改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而且确实也没有迹象表明已制定那样一个计划。另一方面，在苏联报纸上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迹象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保守派和改革派还在继续辩论。但是他的计划不是被挫败，就是被束之高阁——两者是一回事，如同他关于起草宪法的建议和去年三月份关于改革国家农业管理制度的建议的遭遇一样。    当党的声明——例如上月的声明——号召官僚机构按照党中央的决议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办事的时候，分析家似乎有理由断定，这纯粹是证实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实力，前不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上已可明显看出他的政治实力。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过去类似的声明强调勃列日涅夫的作用的时候，现在强调中央委员会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就会使人认为他并不具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种提法冲淡了，而不是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力量。    随着勃兰特、尼克松在政治上的消逝，报刊上暗示过的苏联批评缓和政策的人们，原先就抱有的关于把个人接触作为外交政策基础是否明智的怀疑，变得更加强烈了。已经看出，勃列日涅夫早先作出的关于美元、外资和美国先进技术大量涌入的诺言——这是他向他的某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兜售、或者说过分兜售缓和的基础——得不到兑现。勃列日涅夫关于犹太人移居问题的保证，在他的某些同事，例如波德戈尔内，暗示了对他的作法不满的情况下，被取消了。波德戈尔内在去年早些时候就在勃列日涅夫的某些经济政策方面同他有过争论。缓和及其批评者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以及苏美双方就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数目所达成的协议。但是，当美国的批评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协议的人所表示的疑虑使得基辛格出来争辩说，克里姆林宫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其国内的批评者一向所批评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公开暴露出来了。在莫斯科的强硬派看来，勃列日涅夫的缓和的“成就”是以反复作出让步的代价买来的——在美国轰炸河内以后在莫斯科接待了尼克松，这是让步的开始，在中东未能有效地向基辛格提出挑战，这是最近作出的让步。莫斯科的强硬派将会问，勃列日涅夫是不是继续主管外交政策的最合适的人物。    现在从苏联报刊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论，在这一辩论中，强硬派看来是在强调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抬头并挑起战争的危险——这意味着苏联需要扩军，而不是裁军。某些文章暗示应当利用西方的虚弱，另外一些文章则极力主张要同西方的那些理解并承认“军事和经济领域”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人们一起继续推行“协议和妥协”的政策。它们认为，西方的危机、通货膨胀和能源问题是在为推行协议和妥协的政策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看法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即西方现在可能更愿意执行这一政策，而西方的那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应当加以利用而使西方处于不利地位的理由。无疑，莫斯科还有一些人主张这两种作法兼而有之，所有这三派之间的辩论，是克里姆林宫关于彼此互有联系的缓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象改组经济这样一些对内政策问题的更为广泛的辩论的一部分。    朦胧出现在前面的新问题，苏联各民族当中日益增长的、分裂性的民族主义力量，人民想改善物质生活和得到较多自由的要求，所有这一切给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带来的困难，会大于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尽力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所带来的困难。

【合众国际社伦敦一月二十日电】（记者：特勒）外交人士二十日说，俄国正在重新向伊拉克运交武器，显然是因为注意到毗邻的伊朗大力扩充军备以及美国可能对波斯湾产油国进行干涉的情况。    外交官员们说，西方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已答应向伊拉克提供相当大量的新武器。伊拉克是俄国在这个战略地区的盟国之一，苏在那里的影响一直是稳定的。据防务专家们说，伊拉克的武库是保持在比较适中的水平上的。它在对以色列的十月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参加了那场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尚未完全得到弥补。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战争显然也使它的军力受到消耗。    但最重要的是，与伊拉克关系很紧张的伊朗，其军事潜力迅速增长，这使得巴格达当局以及支持它的莫斯科感到不安。外交官们强调说，伊朗也与俄国接触，俄国同德黑兰有着原则上良好的关系。    此外，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不久前还含蓄地威胁说，如果阿拉伯产油国的一次新的石油禁运招致西方工业化国家被扼杀的危险，美国可能就要进行军事干涉。    俄国正急于支持它在中东和波斯湾战略地区的两个盟国——叙利亚和伊拉克。    关于伊拉克目前的军事潜力水平，没有什么最新的资料。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它不久前出版的《一九七四    ——一九七五年军事力量对比》中说，伊拉克有大约一千三百辆苏制Ｔ—６２坦克，一批轻型坦克，一些地对地中程导弹，一些萨姆２、萨姆３和萨姆６地对空导弹，一百架米格—２１飞机，还有六十架苏—１７战斗轰炸机。这些武器当中，显然有一部分在十月战争中损失掉了。伊拉克军队曾在不很大的规模上参加过十月战争。据信，俄国提供的新武器包括更先进一些的武器，特别是导弹、装甲车辆和飞机。    【美联社贝鲁特一月十九日电】《生活报》今天报道：伊拉克同苏联签订了数目空前的最大的武器协议。    这家报纸援引这些人士的话说，法国将供给伊拉克以“它所需要的一切”坦克和装甲车。这家报纸说，“法国总理通知巴格达说，法国准备供给伊拉克以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武器，而不对这个协议附加任何条件”。

【路透社伦敦一月十九日电】《星期日观察家报》今天报道，乌干达财政部长瓦奎亚辞职，并逃到伦敦。    这则消息援引瓦奎亚的话说，在乌干达不再有财政部长的角色，因为这个国家正面临着由于阿明将军的政策所造成的经济灾难。    非洲事务专家科林·利格姆援引瓦奎亚的话说，目前在乌干达真是见鬼。    据他说：“我无法想象由于缺乏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费用猛涨，普通人如何仍然能够继续下去。”    利格姆说，他在这位部长到达以后曾同他谈过话。利格姆说，辞职也许是阿明将军一年内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    他说，瓦奎亚对他说：“政府是一个人的事业。阿明将军作出了指望部长们执行的不可能执行的决定。这些决定同这个国家可以得到的资源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们一直还担心的是缺乏人生的价值，这是这种局势令人可怕的一个方面。”    【德新社伦敦一月十九日电】瓦奎亚在接见《观察家报》记者时指责阿明与现实脱离接触，不听部长们的劝告，并作出做不到的和不切实际的决定。    瓦奎亚说，乌干达正面临着经济灾难。甚至重要的产品不是完全买不到，就是对老百姓来说是太贵了。    《观察家报》的记者说，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约有十几名部长和乌干达主要外交官逃出了乌干达。

【美联社卢萨卡一月十二日电】卡翁达总统昨晚宣布，赞比亚计划从这个内陆国家到邻国安哥拉的港口和莫三鼻给港口修建两条铁路。    新铁路将使赞比亚可以直接通往安哥拉的洛比托港和莫三鼻给的纳卡拉港。    卡翁达是在为正在进行访问的马拉维总统班达举行的国宴上讲这番话的。班达许诺说，马拉维在未来的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中将把其目前的铁路系统延至赞比亚边界的姆钦吉。卡翁达说，到那时，这条线将由赞比亚境内的一条新铁路同正在接近竣工的中国提供资金修筑的坦赞铁路连在一起。这意味着可以直通到纳卡拉。    关于赞比亚的西部贸易路线问题，卡翁达说，「我们也将为修建西部铁路系统来直接连接安哥拉铁路系统进行初步勘测」。    卡翁达还说，赞比亚准备为南部非洲的统一「付出代价」。    他说，「只要这样做符合非洲利益，我们就准备付出公正的代价」。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保利回国后谈日中会谈的成果》，摘要如下：    保利茂二十一日下午在自民党总部会见记者，就与中国首脑之间的会谈情况等，作了如下的讲话。    这次访华时间很短，我希望再长一点。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都打算积极地做出努力，中国方面也希望谈判早日达成协议。两国政府首脑都这样想那就不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将会达成协议吧！我们将坚决支持政府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联系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方面或周总理、邓副总理都说，鉴于战败以来的经过，日本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认为，日本与美国保持更加密切关系，对中国来说，是值得欢迎的。    在日本有些人担心日本和中国友好下去，可能会引起苏联的不满。对此，周总理对我们说，我看，中日两国友好下去，苏联可能也会逐步改变想法的。    在昭和初期，我国在斋藤内阁时为了解决农村的萧条问题，也开展过自力更生运动。但是，中国的“自力更生”和那时的自力更生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达到的”，我想也许在这一点上有着自力更生的深奥意义。教育似乎是旨在提高劳动价值的实践。中国也许可以称做是一个向新方向发展的不同的文明社会——劳动文明社会吧！新中国是一个相当高级的劳动文明社会，正在取得相当大的成果。    与台湾的关系等微妙的问题，无论在哪一次会谈中均未提出。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经济协会访华团回国，稻山团长说，扩大平衡日中贸易，也商定要“改善清账条件”》，摘要如下：    以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是稻山）访华团一行十五人，已于十七日回国。    稻山团长等在东京羽田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内容如下：    一、在和李先念副总理等人的会谈中，根据日中贸易在世界经济情况剧烈变动的情况下也受到某些影响的前提，说明了彼此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后要就带来日中贸易的扩大平衡的方法进行磋商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没有涉及今年的合同和已订合同部分的处理之类具体的问题，可是，举例说，在中国开发资源时，日本方面在出口机械设备等方面进行经济合作，是可以设想的。    二、关于目前成问题的日中之间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清账问题，已商定不必为历来的惯例所束缚去谋求改善。在贸易清账上有用美元记账及其他种种方法，决定要互相考虑最好的方法。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日苏之间“漫长的谈判”》的社论，摘要如下：    宫泽外相的访苏，未能带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进展，令人再次深刻地感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能进行“漫长的谈判”。    我们为了发展将来的国际友好关系，立足于长远的观点，希望解决的问题是，要求一揽子归还四岛。对此，苏联方面主张“现实地对待和处理”，这意味着一种以肯定现状为基础的处理方法，具体地说来，交还齿舞、色丹两岛就是让步的界限。    然而，这样放弃掉国后和择捉两岛，我国的国民感情是不允许的。现在在两个岛子上没有住着日本人，要求归还的呼声，比归还冲绳时要低些，但决不是象苏联说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分复仇主义者的主张。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必须认识到它是一场“漫长的谈判”，因为它不仅直接涉及日苏两国关系，而是与国际形势纠缠在一起。    在中苏对立的目前情况下，如果日本采取对苏一边倒的态度，苏联也许会立即归还（这些岛子）。不消说，这是梦想。有些人主张，通过对中苏同时进行和约谈判，牵制双方，借以取得外交成果，但是，我们不能赞成这种主张。虽然必须冷静地观察中苏对立的情况，并设法予以对付，但如果想利用这种对立，反而有可能被卷入对立之中而误入歧途    。    总之，北方领土问题，只有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通过顽强的自主外交来解决。

【共同社东京一月二十一日电】题：日中定期船今春将就航    北京二十日电：正在北京逗留的东方轮船公司干部南村志郎二十日透露，他的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之间已制订了第一个在日中两国间航行定期客货轮的计划，他估计快的话今年春天就将实现。该公司天津分公司所属的「青年」号（一万五千吨）将用作定期船。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一月十七日以《部分修改航空协定，经由北京飞往日法》为题报道：    日法两国政府十七日签署了关于部分修改日法航空协定的换文，以使日本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能够经由北京相互飞往对方国家。    修改内容是具体地载明了「中国本土内的地点」为「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名称；两国政府由此等于已相互批准了北京以远权。    因此，我国政府在当天许可了去年十一月日法航空当局谈判所决定的法国航空公司开辟巴黎—卡拉奇—北京—东京航线。法国航空公司将从二月八日起使用这条航线，每周两次，经由北京飞入东京。    另一方面，日本航空公司希望从四月份起开辟东京—北京—德黑兰—巴黎航线，正在同中国谈判。如果和中国进行的以远权谈判由于这个日法协定的修改而成立，那么，飞入巴黎这一点就将自动地被批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保利茂的一篇访华随笔，题为《中国在稳步地前进》，全文如下：    仅仅停留五、六天，要就一个国家说些什么，本来就勉强。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幅员广阔的国家，要讲些什么，就更勉为其难了。    尽管如此，能够亲身接触到这个国家的深度和令人吃惊的巨大，是极为难得的收获。    首先，使我深切地感到这一点的是，同中日友好协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同廖承志会长长时间谈话的时刻。他们邀请我们，并给予我们温暖的款待。廖先生确实是具有大度气量的人。我们的谈话几乎深入到险地，但是他都能挡得住。这种深度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与此同样的感觉，在故宫欣赏古代文物的时候，在登万里长城的时候，也有过。一言以蔽之，“规模不一样”。在这种深远悠久的历史之上，新中国，平静地、稳步地在前进。可以看到，八亿的人们，在通过每个人的劳动建设新的国家的目标下，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不论参观叫做地道的北京地下建筑工程，或者一个人民公社，都能充分地看到这种情景。它的精神基础，一切都可以从争取自力更生的干劲得到证明。从其教育的制度、劳动的方式看来，毛主席所期望的中国新的社会，是不是可以叫做劳动文明社会？    在我国，搞一件农业结构改革事业，就会发生政府给多少补助的问题，但是，在中国，人们想的是每个人自己的行动对国家有多少益处。我痛切感到：差距之大，这是以模式不同为由所难以解决的。    的确，现在的中国，用我国的情况说来，大概相当于从尊皇攘夷开始，直到争取建设新国家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时期。国民收入少、生活水平低，如果要说，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样说有多大意义呢？就是我国这样小小的国家，过去，把热能集聚到一点的时候，在极短的岁月中，就变成了令世界警惕的强国。    具有八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象今天这样地发展下去，将会怎样？这是难以估量的。恐怕是前途无限的吧。    三十年、五十年以后，这样一个国家和我国的关系，它在亚洲的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究竟会怎样？正是由于我对这些问题写不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有一种焦躁的感觉。    当然，广阔的中国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是极困难的事情。现在，有卓越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也支撑着这一事业。我不知道，如果发生毛主席失去领导力量的事态，将会怎样？    但是，一旦构筑起来的力量，不管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怎么变化，力量做为力量仍然存在。    对于距离最近的我国说来，客观形势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的日中两国关系没有特别要说的问题。    我认为，日中联合声明铺设的增进友好的路线，已经不能倒退，也不能偏离，只有一条明智的道路，就是以长远的眼光，踏实地努力发展这一路线。    在今天，我国如果不洞察中国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姿态，就不能期待建立扎根于大地的真正的友好关系。现在，我在头脑里反复地平静地思考着与周总理一小时零十分、与邓小平副总理两小时、与廖承志会长长达四小时的会谈。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九日发表题为《日苏谈判以失败而告终，但……》的社论，摘要如下：    为了进行日苏和约谈判而访问莫斯科的宫泽外相，没有打破苏联方面坚厚的墙壁而于十八日回国了。由于出发前，就估计到这是一场困难的谈判，所以对于它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但日苏双方都未能很好地利用促进日苏关系的这一宝贵的机会，对此，我们抱有一种失望感。    据说，宫泽外相强调，只要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就不能消除日苏间的芥蒂。但是，葛罗米柯外交部长认为，不改变二次大战的结果，固定现状，是苏联政府的既定政策。据传，关于领土问题是否包括在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之中这一点上，葛罗米柯外长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这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材料吧！另外，在新闻公报中未能写进“领土”这两个字，日方的一个重大目的未能达到。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感到不能令人满意，不免有一种“日暮道远”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