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01-20
第 1 版
1. 外电报道:中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
·法新社·【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据今天官方宣布,中国议会已经举行了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举行了会议,再次选举周恩来担任总理。 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职位自从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死后一直出缺。 议会肯定了乔冠华为外交部长。 任命了十二位副总理,其中有最近担任了党的副主席的邓小平。其他副总理包括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和华国锋。 北京电台在今晚八点整宣布了第四届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消息,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整个首都突然灯火通明,市内各处还放了许多爆竹和焰火。北京各主要街道沿路的扬声器大声报告了议会开会的消息。·路透社·【路透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中国今晚宣布,它已举行了人们等待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 新国防部长是七十六岁的叶剑英。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职务。没有提到中国受尊敬的毛主席出席了会议。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宪法,不过眼下还不知道宪法的详细内容。 电台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合众社·【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十八日电】新华社星期六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星期一(十三日)至星期五(十七日)举行并再次选举周恩来为总理。 新华社说,会议选举了十二名副总理,包括副总理邓小平和二十九名部长以及二百一十八名主席团委员。 朱德再次当选为委员长,另外选举了二十二名副委员长。 新华社说,会议是在人大会堂举行的。“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树立着鲜艳的红旗。” 新华社说,“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大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欣鼓舞、紧密团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气氛。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美联社·【美联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新华社今天说,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公报说:“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和勇敢捍卫新的宪法,努力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它说,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但是公报警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 大会还号召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它最后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共同社·【共同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快讯 据宣布,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召开。·时事社·【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中国政府十八日宣布,一再拖延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从本月十三日到十七日举行。 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这十年中,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剧烈动荡的道路。首先,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后,隔了一年多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新体制,但是七一年九月发生了林彪事件,又迎来了剧烈动荡时期,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处理林彪事件,并在七三年八月召开了党的十大,才最后解决。在最近这一年里,一面进行批林批孔运动,一面以军队和地方权力机构为中心,逐步地进行巩固内政的工作,这次终于召开了人大。·塔斯社·【塔斯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此间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自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朱德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被任命为副总理。 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乔冠华留任外交部长。 会议新闻公报含有毛派宣传司空见惯的一些口号:不断开展批林批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加强战备,深挖洞,广积粮。
2. 外电评述我国国务院新的成员名单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记者:罗曼斯基)中国议会继续委任周恩来为总理,并且通过了新宪法,代替一九五四年的宪法。 至此,在一九六六年到六九年的文化革命以及一九七一年林彪的阴谋引起混乱之后,实现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过程正式宣告成功结束。 新的政府班子有十二位副总理,其中包括已经肯定为周先生的主要副手的邓小平。一星期前,邓被选为中共副主席,从这件事上可以清楚看出他在同样是副总理的人中间位列第一。 周先生从去年六月以来几乎一直因病住院治疗,但是他在一月十三日亲自向议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十二位副总理中有七位是党的政治局委员,一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突出说明了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之后一直坚持了集体领导,也说明政府同党的机器是紧密地重叠在一起的。 新宪法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公报称这部宪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 公报没有提任何选出主席担任国家元首的事情。如果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在礼仪方面的活动将来可能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来执行。 国防部长由叶剑英担任。 这次会议还任命了公安部长,由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担任。 十二个副总理中有一位农民(他叫陈永贵,是全国都要学习的大寨大队的负责人)和前纺织工人吴桂贤女士。 【南通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朱德是议会的委员长。这是在议会从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举行会议之后北京今晚宣布的消息。根据已公布的名单来判断,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已经取消,这意味着集体领导的思想在巩固下来。 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是叶剑英。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在有军衔的那个时候是元帅。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十八日电】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说,中国本周举行了十年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任命了叶剑英为新国防部长。 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了周担任总理。人大任命了各部部长,自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结束以来第一次使所有的职位上都有了人。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九日电】题:国务院大大精简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的新国务院(内阁)由十二名副总理、二十九名部长构成,可是,同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十六名副总理、四十六名部长比较,是显著地减少了,这个情况值得注意。 大概不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广为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的成果。
3. 时事社报道:《反映着「老、中、青」三结合》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题:反映着“老、中、青”三结合 香港十八日电: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单,反映了前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可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香港的专家认为,周恩来总理留任,这大概说明中国仍然需要老练的领导人。同时,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张春桥仅次于邓小平而列为第二副总理。 新国务院的成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把副总理增加到十二人,并且积极地起用了张春桥、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而成长起来的人材。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一直强调和群众结合的必要性,而这种影响在国务院也反映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选。 张春桥副总理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和邓小平副总理一起,一定会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而在政治的前台出色地活跃起来。 另外,林彪下台以后一直空缺的国防部长起用叶剑英担任。这从叶剑英国防部长对解放军内部的领导力量来看,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人选。
第 2 版
1. 外电续评毛主席会见施特劳斯
【路透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中国给了来访的西德反对党人物施特劳斯以会见毛泽东主席的这个少有的礼遇,从而最后肯定了他目前的中国之行。 观察家说,施特劳斯受到的非凡接待反映了他在这里同中国领导人就西欧局势以及同苏联搞缓和的问题举行的会谈中找到了共同立场。 这里的人们认为,他同毛的会晤表明了中国人对苏联的故意怠慢——苏联的官方报纸甚至在施特劳斯到达北京之前就对他的这次访问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也表明了对一个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同中国人有一致看法的人的友好姿态。 但是,这里的观察家并不认为施特劳斯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接待是为了得罪预定三四月间访华的西德总理施密特。 【德新社波恩一月十七日电】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十七日出人意料地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他在北京首次评价星期四的会谈时说,鉴于总的情况,会晤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姿态。 施特劳斯星期五说,毛同他讨论了安全、缓和与和平的问题。他们确认,德中两国人民之间一直存在着、今后应继续存在良好关系。毛显得非常了解国际局势和通晓所有会谈题目。他对欧洲的特殊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在有人问及他是否代联邦总理施密特收到一封信时,施特劳斯回答说,不要猜想有什么秘密外交行动。 紧接着他会晤了周恩来总理。他们俩人讨论了欧洲安全问题、欧洲共同体问题以及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局势。 人们认为,在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同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和副总参谋长李达进行了会谈以后,中国人相信,他们的看法和施特劳斯的看法有很大程度的一致。 这种很大程度的观点相同除了涉及其他事情外,大概也涉及这一点:北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采取的“进攻性的和有进取性的”对外政策,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最高领导干部,不取决于哪一派在莫斯科的政治局中占上风,而是基于超越所有个人而长期有效的“社会帝国主义战略”。 但是,如果只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冲突的角度来看这次访问,那大概就错了。中国人确实相信苏联的经常威胁,而他们发现施特劳斯是一个经常把北京的警告变成他自己的警告的政治家——也许甚至是第一个政治家。 不管人们对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的政策采取什么态度,中国近几天证明,在它的心目中,联邦共和国在今后欧洲政治局势方面是何等重要。 【德新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西德反对党领袖施特劳斯今天称他昨天同毛泽东的意外会见“不仅仅是”中国人所作的“一个姿态”。 他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对于一个其政治观点受到重视的来宾的尊敬。 【美联社波恩一一月十七日电】政府人士今天说,毛泽东同反对党政治家施特劳斯的会见使施密特总理感到不悦,但是并没有使他恼火到要取消他自己对北京的访问的程度。 政府发言人伯林说,毛和施特劳斯的会见“清楚地表明,北京把谁视为在谋求成为总理候选人这方面的最重要的反对党政治家。” 施特劳斯这个保守派成了会见毛的第一个西德政治家的消息在波恩引起了轰动,并立即引起了关于施特劳斯的成功是否会提高他在一九七六年大选中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的潜在对手的声望。
2. 施特劳斯在电话中答西德电台记者问
【本刊讯】西德西德意志广播电台一月十五日播发了同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的电话谈话,摘要如下: 问:施特劳斯先生,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十五日上午受到中国副总理的接见,并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您可以告诉我们更详细的情况吗? 答:在前几天的过程中我同外交部长进行了十分长时间的谈话,今天上午同副总理的两小时会谈结束了一系列政治会谈,副总理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态度对世界局势、对“这个世界的紧张与缓和”问题、对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意见。 问:联邦共和国在这种——我们且说——几乎是全球考虑中占什么地位? 答:联邦共和国被看作是这个立场上的欧洲的关键国家。我们每天被人提醒,欧洲人应更快得多地完成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联合,因为历史的时刻要求这样作。这种请求或提醒不言而喻特别是对联邦共和国说的,因为由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人们认为我们是一个 ——如上所述——具有关键地位的国家。此外,我们作为经济伙伴在目前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外贸伙伴,人们期望在未来的年代里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还将每年持续增长。。 问:我是否可以问,中国人是否已看到七六年大选?您现在在北京,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答:这件事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人们回顾了各个时期的中德传统友谊,制度怎样是无关紧要的。人们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中,但是人们说,德国人不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威胁过德国。人们说,我们应坚持民族的统一。事实上妨碍统一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其他的人。人们正在努力 ——我可以说——以简直是引人注目的明确性强调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并为了未来促进这种良好关系。 问:施特劳斯先生,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德国问题采取了十分坚定的立场吗? 答:是的! 问:谈到这个问题了吗? 答:这里每次会谈都向我们强调这一点。人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虽然导致产生了两个德意志国家;但这是不自然的状况,德国人自己不能承认这种状况。德国有权象所有其它人民一样作为一个民族生存;有权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朋友不可改变的立场。 问:施特劳斯先生,人们认为,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您是否认为,或您是否有这样的印象,即可以在今后几年把这作为政治常数放进计算之内? 答:谈论“政治常数”必须非常小心。但这里表明,不管是克里姆林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人们已经给我们举了许多例子,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态度都是由地理、历史和政策决定的。 问:施特劳斯先生,当您到北京时,使您最感到意外的是什么? 答:我不能说我感到了意外,因为过去与中国大使和中国记者的谈话已使我对在这儿要讨论的问题和对这里现有的状况——我可以这么说——有了很充分的准备。当然尽管如此我也有感到意外的东西,例如极大的勤奋,这个国家的劳动纪律,它把这个几百年来经历了各种变化、有时经历了有着严重挫折、饥饿和自然灾害的不幸历史的国家,逐渐变成了这样的状况,对于亚洲国家和有着这种艰难的历史背景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应当受到赞赏。给我个人留下印象的是人们接待我们的那种自然的热情和友好,以及作为一个不担任国家职务的客人所能希望得到的一切明显的荣誉。 问:施特劳斯先生,您还要在中国旅行吗? 答:我们明天,就是说星期四还在北京,一直呆到星期五中午;然后到以前叫满洲里的东北地区,从那儿经过南京、上海、广州到香港。 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很慷慨的计划,使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能够广泛地看一看——只要在一次短的旅行和现有的交通条件下能够办到的话。我有这样一个肯定的感觉:恰恰是近几天的政治会谈大大促进了相互的了解。
3. 西德政府发言人伯林说:西德总理施密特仍然打算今年内访华
【德新社波恩一月十七日电】据政府发言人克劳斯·伯林说,联邦总理施密特仍然打算在今年内访华。但是这位发言人十七日对波恩报界说,日期还没有确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在北京的访问对施密特的访问意图“没有任何影响”。 伯林说,还没有同中国方面具体谈日期。最终定的时间也取决于总理的内政计划安排。 伯林说,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许勒尔十二月初同中国大使王殊谈话时,曾经对反对党政治家如此频繁去中国表示了施密特的“某种程度的惊异”。他说,总理认为,中国领导——因而也有党主席毛泽东,有兴趣同他交谈。
4. 法《费加罗报》文章:《中国,毛接见施特劳斯》
【本刊讯】法国《费加罗报》一月十七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毛接见施特劳斯》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个人既不是元首、又不是总理而被毛接见,这是很少的政治家能享受的少有的特惠。乍看起来,冷战时期的前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今天得到这一礼遇,可能令人感到惊奇。这可能是忘记了象去年五月保守党人物希思访问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先例。这也可能是忽视了这一点:中国外交重视观点一致甚于意识形态上的同情。 在这一问题上,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人是北京最理想的“客观”盟友。他同中国人一样,也对苏联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象他们一样,他是反对缓和的,并象周恩来一样,完全倾向于认为缓和是一种“暂时现象”。无论如何,这个现象是危险的,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任何谅解、任何向东方的开放,都可能使西方人丧失斗志、削弱欧洲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体。这同北京的担心是完全吻合的,北京首先希望在头号敌人苏联的西部边境上保持一种可能使苏联军队处于动员状态的军事压力。 因此,双方都反对无论是共同均衡裁军谈判还是欧安会谈判之类的一切“涣散斗志的”谈判,双方都有看到欧洲统一的共同愿望。中国人可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统一正在扩大到两个德国,这实质上不会使施特劳斯感到不快。施特劳斯肯定满意地注意到,中国的新外交部长乔冠华(曾在德国学习)曾经说过,他一点也不知道加里宁格勒,而只知道柯尼斯堡。 对这么多一致的观点,邓小平副总理甚至还得意地开玩笑。他对施特劳斯说,“某些人(指俄国人)称您是和平、安全和缓和的敌人,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您揭露了他们的意图。还是这些人把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匪帮、冒险主义分子和战争贩子。因此,照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在北京的会晤是世界上最坏的两个人的会晤。不幸,象我们这样‘坏’的人世界上还太少了。” 据波恩人士说,施密特对他的政治对手受到的尊敬表示了某种愤慨。
第 3 版
1. 日本《东京新闻》驻巴黎记者报道:《废除苏美通商协定,象征性的鹰派抬头》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熊田发自巴黎的一则消息,题目是《废除苏美通商协定,暗示勃列日涅夫下台,象征性的鹰派抬头》,摘要如下: 通晓苏联形势的巴黎的专家们认为,仅就美苏关系而言,苏联废除美苏通商协定,不是向冷战倒退,也不是改变方向,而可能是仅仅停留在步调的改变上。 但是,就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倾向而言,他们认为,一种批判势力——主张在政治上没有必要通过妥协而向西方实行让步——占了上风,并且成功地牵制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推行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 赫鲁晓夫前总理曾经以近乎无原则的做法不断地改革党的体制,因而激起党的官僚的憎恨,使自己下了台,但是,如此形成对照的是,勃列日涅夫则稳定党的体制,并努力确保党的干部能稳定地占据领导地位。尽管勃列日涅夫过分地向美国妥协,在埃及问题上失败,农业政策没有成功,但是,他在党内没有丧失实权和威信,其首要的理由也在于此。 然而,自从勃列日涅夫病倒以后,在克里姆林宫内是否公然地进行争夺后继者地位的斗争,则当别论,但是,批判勃列日涅夫推行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势力已经抬头,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这一势力,以废除美苏通商协定的形式,表明了它的存在。 问题是这一批判势力,在一九七六年前半期预定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勃列日涅夫的对内对外路线将进行怎样的反击。而这一种反击,也取决于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如何。 巴黎的专家们认为,这种批判势力的抬头,强烈地暗示:与其说勃列日涅夫恢复健康后再回到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大,不如说下台的可能性更大。他们作为勃列日涅夫继承人的候选人,列举了党政治局委员的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以及谢列平等三人。 当勃列日涅夫陷于不能再起的状态时,担任仲裁者,对克里姆林宫内的各种集团的对立进行调停,不使内部斗争更加恶化的,将和以往一样,似乎仍是苏斯洛夫。总之,在苏联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领导班子的继承方式来看,就可以知道,要想接近最高权力,必须是强硬派或是鹰派,或者必须做出强硬派或鹰派的样子;要行使权力,就必须变为稳健派乃至中间派。 前总理赫鲁晓夫攻击马林科夫总理对德国实行软弱政策,但是,他爬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后,就变为和平共处的冠军。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也攻击前总理赫鲁晓夫对西方的让步,但是,后来他当了三驾马车的头目后,就专心推进美苏新关系。今天的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步调的改变,已暗示了领导班子交替前夕所出现的具有特征的现象。
2. 特勒就勃列日涅夫未会见惠特拉姆发表评论
【合众国际社伦敦一月十六日电】(记者:特勒)今天,由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未能会见正在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因此有关他的传说又进一步神秘化了。 正在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惠特拉姆同波德戈尔内主席和柯西金总理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而尽管他曾表示希望要见他。 这一事态发展加强了广泛流传的这种猜测:这位苏联领导人要么是病得太厉害而不能同外宾会谈,要么是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使他在政治上不再能够这样做了。
3. 英报报道:《鹰派突然攻击克里姆林宫的病人》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一月十六日刊登国际新闻编辑布赖恩·弗里曼特尔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鹰派突然攻击克里姆林宫的病人,他将要下台……还是在走上坡路?》,摘要如下: 在苏联病态的、感到厌倦的领导集团的幕后,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 勃列日涅夫——象柯西金总理一样——是个患病的、疲倦的人。十年前,几乎是他把赫鲁晓夫从领导集团中赶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心脏病。 他在法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后疲劳不堪,患了流行性感冒,据说这是他取消本月埃及之行的原因。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法国保安机构在十二月份进行了密切的联系,这使华盛顿相信,这位苏联领导人患癌症。 经常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已遭到俄国保守分子愈来愈多的攻击,他们之所以攻击他是因为他们认为,由于他的弱点,苏联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影响。 在美国前领导人尼克松由于与水门事件有关而名誉扫地以来,苏联政治局公开攻击勃列日涅夫支持尼克松。批评勃列日涅夫的人说,这种支持表明,苏联太天真了。 人们曾激烈地批评,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俄国在中东、特别是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影响已为美国所取代了。 那么,谁是正在出现的掌权者?注视克里姆林宫的人认为可能性较大的是六十八岁的基里连科。他以前是飞机设计工程师,勃列日涅夫亲自选择的接班人。 我猜测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人、五十六岁的谢列平,一位厚脸皮的机会主义者,西方观察家最不喜欢他掌权。 谢列平是一位公认的强硬派、新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是克格勃以前的负责人,曾几次同勃列日涅夫冲突。 这两人之间的不和如此严重,以致于勃列日涅夫设法剥夺了谢列平的某些权力,但是对勃列日涅夫的友好政策感到害怕的保守分子对这位以前的秘密警察头子的支持却增强了。
4. 日报报道:《勃列日涅夫的谜在加深;宫泽外相也「不能会见」他》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七日晚刊刊登一则该报记者江川发自莫斯科的消息,题目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谜在加深;宫泽外相也“不能会见”他》,摘要如下: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宫泽外相面前也没有出现。该总书记“因故”,由波德戈尔内代行会见宫泽,因此,围绕着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谜更加加深了。 葛罗米柯外长十六日在晚餐会上用英语向宫泽外相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因故不能会见你了。由波德戈尔内主席代替他会见,并接受三木亲笔信,是否可以?”宫泽外相表示同意。据说,宫泽由于客气,没有询问是因何“故”。 苏方知道宫泽外相强烈希望会见勃列日涅夫。从葛罗米柯外长的谈话的口气中也可以感到有如下的意思:“本来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会见,但是……”。直到最近为止,勃列日涅夫一直是很随便地会见外国的重要客人的,因此,在莫斯科,人们对于该总书记因“故”不能会见这一点,越来越寄予关心。 西方频传勃列日涅夫患病,但是,在莫斯科还没有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材料。苏联的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否定“重病说”。他们说,“由于勃列日涅夫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了,所以有一两个小病也是自然的。”“进医院进行检查是事实,但是,他在最近发表的文件上,不是签了字吗?”从这些话中找不到一个肯定的说法。看来,该总书记的健康状况是克里姆林宫内的“最高机密”。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关于印度国家通讯社十八日报道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辞职一事,陪同宫泽外相于今天从莫斯科回国的外务省高级官员谈了他的印象,他说:“在宫泽、葛罗米柯会谈中,葛罗米柯外长大量引用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话,从这个情况考虑,我认为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下台。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由于生病,正在郊区休养。”
5. 印报托引莫斯科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勃列日涅夫由于健康缘故已经离职
【印报托莫斯科一月十八日电】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本社记者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由于健康的缘故已经离职。 近年来频繁活动造成的疲劳、年岁以及疾病加在一起,迫使这位在本月初因丧母而心情悲痛的领导人采取了这一步骤。 勃列日涅夫到去年十二月六十八岁了,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以来就一直是党的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带头发动苏联的和平攻势,对世界的关系施加了重要影响,使之有利于缓和和合作。 这里不公开谈论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所以对于勃列日涅夫可能已患什么病,病情的严重程度都没有公开发表消息。 但是显然他现在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休息和接受治疗,他的同僚可以找他商量急事,他们现在集体地进行领导,就象他们过去以他作为地位平等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位时所做的那样。 在突然取消他原定一月中进行的对中东的访问以及他未能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和日本外交大臣宫泽喜一之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就成了国外猜测的话题了,据报道,惠特拉姆和宫泽都曾要求有机会拜会他。 此间一般都认为,在取消访问埃及一事上,政治上的原因远远超过健康上的考虑。在这一背景下,取消一九七二年苏美贸易协定一事,使得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苏联的政策势必要发生变化。 此间人士强烈地驳斥了这种看法。他们追述说,苏联不是怒气冲冲地行事的。 苏联拒绝把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作为进行平等的贸易的条件,这一点早在去年十月份就明确地向美国当局表示过了。这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议之前一个月。苏联自己在美国国会通过这项附有该反对的条款的贸易法案的前夕,发表它的通知。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除人们对苏联对这项立法的反应的任何怀疑。 这些人士还概略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议论:权力斗争是使勃列日涅夫引退的原因或者可能是他引退的后果。 【美联社新德里一月十八日电】印报托报道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由于健康的缘故已经离职”。 在莫斯科,找不到苏联官员来对印报托的这条报道发表意见。 几周来,那里一直谣传勃列日涅夫可能生病了,但是苏联当局不理会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6. 德新社报道苏外交部发言人说:印报托的消息是“无稽之谈”
【德新社莫斯科一月十八日电】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印报托关于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辞职的消息是“无稽之谈”。 有记者要求这位发言人对这条消息发表意见,他说,“我们不再对这一类无稽之谈作出反应”。
第 4 版
1. 日报述评《中国人代会以“批林批孔”成果为基础,对青年人参加寄予希望,热衷于革命的继续》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该报编辑委员秋冈家荣写的一篇述评,题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批林批孔”的成果为基础,对青年人参加寄予希望,热衷于革命的继续》,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可以认为是“召开”第四届人大的“宣言”。 根据最初计划,人大是在一九七○年底和一九七一年初举行,是整顿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家体制的计划。其中,包括研究关于国内外政策的政府报告、审议新宪法草案和确定国务院人事安排。人大的推迟,从大局方面看,这个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命题好象有了确定的进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长线上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更多的革命接班人等等,可以认为使人大的召开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青年人参加的老中青的配合和妇女的增多。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中,老中青三结合在国家体制中如何实现,是召开人大时需要最费心思的一个地方,可以说,这关系到鼓足干劲完成毛主席所说的继续革命的问题。 林彪死后开始的批林整风,是以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但是,在本质上则是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阶段,向处理敌我矛盾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批林批孔运动是批林整风的发展,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反修斗争如果从纵的方面剖析,就联系到林彪的思想根源——孔子,从横的方面分析,就扩展到林彪选择逃亡地点的苏联。这个范围相当广,对于美苏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分析,也包括在内。关于这些问题,人大的政府报告有着怎样的见解,对占卜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的动向,是极其重要的。
2. 外电报道:北京欢庆四届人在召开一派节日气氛
【德新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记者:巴格曼)今晚国家电台、电视台和城乡街头的扩音器广播了人大的决定。 这里的政府区悬挂了几千个灯笼,光彩夺目,使这个城市呈现了节日的气氛。还能听到人民欢庆这一消息时放花炮和敲锣打鼓的声音。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人大的召开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解决了由于文化革命和随后发生的林彪事件而产生的人事和机构问题。 人大仍然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因而也是人大主席。 引人注目的是新政府的广泛基础。经考验的年老的党内官员和军人同年轻的干部一同掌权。 随着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作出了新的任命,由于文化革命而引起的空缺了十年的职位就再次填补上了。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这次人大是标志着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努力不受干扰的时期的开端。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北京十八日电:在宣布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十八日,北京市内各处的饭店等高大建筑物和北京站、商店街霓虹灯通明,清晰地照射着夜空。但是不象国庆节那样热闹,人们的表情沉着镇定。 【安莎社北京一月十八日电】中国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欢欣鼓舞、紧密团结和斗志昂扬的气氛中”举行,这是今天晚上正式宣布的,各公共建筑、工厂和北京全城都亮起了电灯,就象过全国性的节日一样。 周恩来总理仍然担任总理,大会还任命了十二名副总理,其中第一名就是邓小平,昨天刚宣布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就这些副总理来说,成为新闻的是张春桥的任命,他是党的政治局的常务委员,迄今以前一直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
3. 南通社报道《中国的议会》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一月十八日电】题:中国的议会 北京发表了公报,从一月十三日到昨天,举行了第四届中国议会。 新的领导班子显然是以“三结合”即老、中、青相结合的方式组成的,于是,从整体上看,这个领导班子现在变得比较年轻了,而它的平均年龄曾是很高的。在中、下层领导班子中也采用这种组成方式,同大概要取消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这种作法一样,这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最高领导中正在努力实行集体领导。这从官方公报中的下述提法也看得出来,说必须努力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这些委员会是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几年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的,但是,看来,这些革命委员会表明了是一些很合适的领导机构,显然会作为省一级和更下级的权力机构而继续保留下来。它们同样也是由老、中、青组成的,在革命委员会成员集体负责和个人负责的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的方针。
4. 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报道说:中国宣布开完四届人大消息使外交界大吃一惊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九日电】(记者:弗利波)昨晚宣布中国议会会议已经开完了的消息,使得这里的外交界大吃一惊,几天来他们一直在注视着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的活动。 二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从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为止在这个建筑物内开会,但是外面却一点都看不出。 这次代表大会的保密非常严密(大会堂的大窗子里毫无灯火),唯一显露在外面的迹象是非常明显地加强了夜间安全巡逻。
5. 时事社报道:《宫泽回国,领土问题比田中访苏时无进展》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题:宫泽外相回国,领土问题比田中访苏时无进展,今后也要继续说服苏联 宫泽外相已结束在莫斯科的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乘日航飞机于十八日下午回到国内。外相立即在机场内的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在这次日苏谈判中,焦点是能否确认前年田中前首相访苏时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之间达成的“包括北方领土问题在内,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口头协议,以及能否把北方领土的文字写进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关于这一点,宫泽外相说:(一)对方没有采取否定口头协议那样的态度;(二)我们本来想把领土的文字写进联合声明,可是对方认为这件事本来就难办到,结果就采用了援引前年的联合声明的方式。 宫泽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要点如下: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我曾经考虑,如果对方采取否定前年田中首相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口头协议这样的态度,那么必须(就确认这一点)进行讨论,可是没有发生那种事情。虽然不是说还,但也不是“已经解决”的态度。这次谈判是重申了田中前首相访苏时的口头协议,没有具体的进展。但是,通过我去、葛罗米柯外长来,会积累起东西。 对方的基本想法好象是肯定现状;日苏之间的分歧不会因为举行一两次会谈就改变,但是我认为,面对将来的日苏合作,今后也应该继续做说服工作。因为葛罗米柯外长已决定在今年内访日,所以在那个机会也要继续申述我们的主张。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题:日苏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包括外长访日和继续谈判的内容 日苏两国政府十八日下午三时同时发表“联合公报”,阐述了宫泽外相访苏期间在莫斯科进行了两天的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内容。 主要内容有葛罗米柯外长本年内访日和继续进行关于缔结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此外还写进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不断的对话等内容。但是关于国际形势等问题只是简单地提到交换了意见。因此,大体上反映了日本方面的意向,即外相会谈的主要目的在于继续进行关于和平条约的谈判。 关于这次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公报说:“讨论了前年十月十日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的有关部分所表述的各项问题。”这证实了这次谈判是在联合声明中所说“未解决的各项问题”中包括北方领土问题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 同时还明确记载:“希望早日缔结和平条约。”重申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意见虽有分歧,但都想进行关于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关于继续谈判的方式,公报说葛罗米柯外长七五年内访问日本,在东京举行下一次谈判。但对于苏联三领导人访日问题,却没有得到具体的许诺。
6. 共同社电讯《首相谈日中和平条约》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题:谈判可以很快达成协议——首相谈日中和平条约 为支援山梨县知事选举而访问甲府市的三木首相,十八日下午在该市会见记者,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我想,通过迄今为止的预备谈判,可以出乎意外地很快解决。”表明缔结此条约的谈判达成协议的时期已经不远了。同时三木首相还暗示也有可能提交这次国会,他说:“如果达成协议,则将在完成的阶段尽快地向国会提出此条约批准承认案。” 首相说:“为了缔结这一条约,进行了两次预备会谈。此条约并不是为了战争的善后处理,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将来日中两国巩固友好的基础。”并且强调:“日中友好对于亚洲的稳定也是必要的。”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则消息,题为《苏方强烈关心日中两国接近,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发表牵制性的发言》,摘要如下: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十七日下午在宫泽外相举行的午餐会上说,“为了继续进行这次同宫泽外相会谈的一系列问题,我在今年内访日问题已达成协议”。 另外,葛罗米柯外长对于开始在东京进行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表示强烈关心,当天举行了预定以外的第二次外长会谈,也是因为苏方希望听取日方对日中关系的想法。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葛罗米柯在午餐会上讲话当中,作了牵制排斥苏联的日中两国接近的发言,他说,“尽管有人企图把日本从日苏友好的道路上拉开,但是,希望不要理睬那类人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