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快捷》画刊第二期（一月二日出版）刊登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向该刊发表的一篇谈话，摘要如下：    问：施特劳斯博士先生，德国和欧洲的内部问题已够多了：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逆差。为什么您偏偏现在去中国？    答：就我们内部问题而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权只考虑大陆内部问题。我们必须把世界全景纳入我们的政治视野。    问：是您自己愿去中国还是中国人邀请的？    答：中国驻波恩大使馆通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了解到我的政治观点，打算邀请我。    问：您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内认识到改善我们同中国关系是多么重要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您为什么不第一个去中国呢？为什么在施罗德和科尔之后呢？    答：我从未往前挤过。但我从来也没有隐瞒，我打算亲自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重要政治家的见解。早在一九六八年我已在我的《挑战和回答》那本书里指出了苏联的创伤，即有可能出现波恩一北京轴心。当时莫斯科硬说我是德一中轴心的设计师。这当然是胡说。但是莫斯科对此反应如此敏感，这一事实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另外，就我所知，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引起北京想同我进行一次政治会谈的愿望。    问：莫斯科现在对您的这次旅行反应如何？您将于一月十三日起程并在那里逗留足足两周。    答：我并不重视这次旅行将提供任何反对苏联的引火物。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以致一位德国政治家要访问世界上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时候必须向莫斯科申请签证。    问：您认为这同莫斯科毫无关系……    答：……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勃列日涅夫先生到哪里去。    问：您认为俄国和中国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    答：不会。    问：或者您认为这两个敌对的兄弟可能重新和解吗？    答：也没有这种迹象。我倒是认为，欧洲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受的威胁大。    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同北京的关系是否应该优先于同莫斯科的关系。    答：这里不能排列轻重缓急。当然，从地理上说莫斯科离我们近一些。但是不能因此而说：莫斯科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伙伴，北京对我们就较不重要。德国的东方政策不能终止于莫斯科河畔。西欧人和中国人——虽然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有着相近的问题。双方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大国旁边，而他们并不知道另一大国即美国是否能长久地抑制住它。    问：这是共同的问题。    答：一点不错。    问：您谈到了莫斯科的侵略政策。您没有发现北京有扩张的计划？（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答：没有显而易见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人一九五○年朝鲜战争时参战也并不是由并吞朝鲜的意图所决定，而是想阻止美国人越过鸭绿江朝中国边界方向的进军。我只指出这个事实。另外：并不是中国军队驻扎在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究竟谁在阻碍德国的重新统一呢？    问：中国已表示支持重新统一。    答：如果北京一再声明，德国人有权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那么我们为什么对这一态度置之不理或者加以驳斥呢？    问：您在北京是不是还将谈经济关系问题？    答：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地方过去曾存在饥荒、瘟疫和骚乱。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    问：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巨大成绩……    答：是一项巨大成绩。这是值得赞赏的。对德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来说，正如我就东方政策所说的：不能以莫斯科河为终点。    问：就是说，您也将讨论德中经济关系？    答：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将讨论我的伙伴提到的所有问题。

【路透社金边一月二日电】亲共的叛乱部队今天加强了对金边外围的攻势，至少使政府军在遭到重炮轰击下撤出了离金边约四公里的一个阵地。    军方人士说，这支叛乱部队已迫使政府军在指挥所直接遭到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在金边东北地区后撤，撤过洞里萨河。    在金边西北和西南的地方战斗也在继续进行，直接同金边相对的、沿湄公河东岸的一些政府军前哨阵地已落到了红色高棉的叛乱分子手里。    尚不清楚最近在金边周围打响的、被军方官员们称之为“新年攻势”的战斗是否是叛乱部队企图夺取金边的一个大规模攻势。    但是，这次战斗是叛乱部队自一九七三年七月以来最逼近金边的一次。    军方人士说，叛乱部队已挺进到了离金边以北十公里的布雷普努不到二公里的地方。    抵达布雷普努的难民今天对记者们说，在该城以西的步兵第七师的师部已被叛乱部队包围。他们说，该师的另外两个据点也已在同一地区被包围。    在金边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昂斯诺于昨天失陷以后，从金边通往磅逊港的公路在离首都很近的地方仍然被切断。    【法新社金边一月一日电】柬埔寨首都今天第一天处于七月份的旱季结束以来的战争状态，因为红色高棉部队实际上向金边周围所有的战线同时发动了进攻。    【法新社金边一月一日电】红色高棉部队今天同时对首都周围的一些战线发动了进攻，把该城的注意力从新年的节日气氛转移到了继续存在战争危险上。    今天白天，一共有十四枚共军的１０７毫米火箭落到了金边，炸死四人，炸伤十人。    在城里，王宫和议会所在地在火箭袭击时遭到了最厉害的袭击。    西部战线今天也发生了激烈战斗，红色高棉分子在离首都大约二十公里的四号公路的两侧挖壕驻守。共军今天一早夺取了昂斯诺城，先头部队往东向金边调动。    在北面，据报道，在五号公路一带和洞里萨湖两岸也有相当大的战斗活动。共军迫击炮袭击了政府的一个汽油库，引起了大火，一直烧到晚上。    初步消息说，政府军方面在今天的战斗中有三百二十人伤亡。    发出警报的救护车、坦克和弹药车队在金边川流不息，金边自去年七月旱季结束以来第一次处于战争状态。    【路透社金边一月一日电】军方人士说，共产党领导的叛乱部队今天在对金边周围的防圈发动一系列的攻击之后，切断了金边外面的三条主要公路。    【美联社金边一月一日电】战地消息说，红色高棉军队开始从东面、西面和北面进攻金边，并且放火烧了布雷普努的一个坦克营地，有攻打这个县城的危险。这是他们的旱季攻势的第一阶段。    据消息说，今天早些时候，叛军攻占了金边东面距金边只有两英里的四个村庄，使数百名村民越过湄公河逃向首都。    多数观察家担心，叛军可能即将开始他们对首都的旱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从东、西、北三面进攻金边。    观察家们认为，金边已经处于危险之下，因为叛军已经进入可以用火箭轰击金边的距离之内。

【路透社开罗一月一日电】数以千计的埃及人今天通过开罗中心横冲直撞，示威反对物价上涨和低工资。    数千防暴警察拿着短粗竹杠，用催泪瓦斯驱散扔石头的示威者。示威者大部分是年青人，显然是学生和工人，包括一些来自赫勒万钢铁厂的工人。赫勒万去年九月就已发生过劳工麻烦。    一些示威者高喊“赫加齐下台”。    【路透社开罗一月一日电】大多数示威者是在首都郊区的巨大的赫勒万钢厂的工人，他们同开罗大学的学生结成同盟。    在发生骚乱之前，工人们已游行到内政部，并向内政部长萨利姆提出了他们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    【合众国际社开罗一月一日电】治安部队使用催泪瓦斯和竹杠来对付今天在开罗闹市示威的数千名示威工人，他们在一次突然的反政府的突发事件中要求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    当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袭击示威者的主要队伍以阻止他们走向附近的内阁办公处和议会大厦的时候，在解放广场发生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冲突。    他们喊着批评萨达特总统的口号，并谴责赫加齐总理的国内政策。    他们喊道，“我们要求我们的权利”，“萨达特，萨达特，现在一双鞋要花六镑（十五美元）。工人们在呕血，生产是百分之百，工资是百分之十。纳粹统治都比赫加齐统治强点。打倒赫加齐”。    【美联社开罗一月一日电】埃及防暴警察今天把高喊反对物价高涨口号的示威者追赶过开罗闹市，投掷催泪弹筒和挥舞棍棒。    据目睹者说，示威者烧毁了停在巴布卢克火车站的一列火车，打碎了四所航空公司办事处的窗户，捣毁了一家苏联书店和开罗主要商业区的其他商店。    示威者们在走过街道的时候高喊道：“嘿，你倒坐在阿卜丁（总统府），我们的粮食在哪儿？萨达特，醒醒吧，我们的粮食在哪儿？”    据消息说，警察逮捕了被认为是示威头目的大约二十五人。一位警察人士认出被捕的那些人是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    【安莎社开罗一月一日电】成千的赫勒万工人和学生今天在开罗街上游行，对生活费用的上涨提出指责，并谴责萨达特总统背叛了已故的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原则。    虽然这次示威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抗议物价上涨，但首都街头出现了针对萨达特政府的一般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反对标语。不论怎样，今天的行动强调了这样一点，即经济形势已经作为一九七五年对萨达特的最大的国内挑战方面而出现。    【中东社开罗一月一日电】最高政治、经济计划委员会今晚在赫加齐总理主持下举行会议。    会议研究了今天上午在开罗发生的骚扰事件，会后发表了下列声明（本刊有删节）：    今天在开罗发生了一些预谋的骚扰事件。    治安部队驱散了敌对分子，逮捕了其中的四十八人，送交现在正在对他们审问的公共检察所。遗憾的是，这些不负责任的分子是受一小撮坚持反对全国努力的进程的策划者策动的。这些人利用我们光荣的人民在解放战斗以后正遇到的某些经济困难来挑动居民群众。

说一九七四年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各国国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年，是通货膨胀年，经济衰退年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七四年令人不快的记录》，摘要如下：    一九七四年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各国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年。它是我们在洞察和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变迁时将要回顾的一年。    它可能是——我们只能揣测而已——这样一个年头：这一年表面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政府和领导人的上台和下台，使我们不能充分意识到人们的渴望与需求方面的更深刻的人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年并不标志着发展的结束，但是或许标志着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充满信心和决心的发展的结束的开始。    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三年的一些含意变得清楚了。当原料价格表现在我们在商店所付的价格时，当我们在面临力量重新组合的情况下重新聚合时，当我们探索我们的虚弱的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时，石油价格增加三倍、商品价格直线上升（在前一年已开始）、石油禁运武器的威力、歉收和“天灾”对现代世界产生的后果——所有这一切的含意，对我们来说变得更清楚了。    一九七四年是通货膨胀年。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来说，这是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一年。对一些国家——差不多也是对——英国——来说，这是超级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主要是石油、粮食和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    一九七四年是衰退年。它是大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衰退，它在经济活动下降或萧条的边缘徘徊。衰退也是石油涨价三倍造成的。到年底，油价已涨四倍，除非这笔钱“回流”或者投入使用，否则，其影响就会同西方财政部长决定使工业国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收缩时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一样。各国的失业人数猛增，因为政府在对付另一个敌人——即通货膨胀——时，不肯发行被石油生产国从流通的货币中吸收掉的那样多的钞票。通货膨胀减少了就业机会，使失业人数扩大。资本主义的“矛盾”再次显得明显了。    一九七四年暴露了世界的需求和进行合作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从而着重说明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情况。外部向工业世界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中东——促使西方要团结起来，但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部分时间，石油价格、石油美元和中东战争再起的威胁，是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因素。石油消费国未能就它们对石油生产国采取的姿态达成协议。它们之间也未能就到底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敌人还是失业是最大的敌人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其结果是，在使石油金钱回流并按各国的需要来分享这些钱方面实际取得的进展少得可怜。    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来说，一九七四年是个坏年头，而这一点正是这一年最好的事情。    一九七四年是中东在美国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占支配地位，并对超级大国关系和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后果的一年。    一九七四年是巴勒斯坦人的一年，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坏年头。阿拉法特先生十一月在联大受到的英雄般的欢迎和南非席位的被剥夺，是衡量改变了的世界均势的标尺。美国谴责剥夺南非席位是第三世界多数“专横”的新表现。在一九七四年，第三世界越来越响应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虽然事实上它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一九七四年是苏联的一个好年头。世界均势的改变对它有利。石油是西方联盟的一个分裂因素。苏联已恢复了它在中东失去的影响和威信。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与福特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中取得好结果。他在与德斯坦总统在巴黎的会晤中，在他长期谋求的欧洲安全最高级会议方面也取得了战术方面的进展。    如果说一九七四年核战争的危险增加，它主要不是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虽然它将为未来树一个坏榜样，如果美国国会接受最后的交易的话），而是由于核武器的扩散和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的扩散。一九七四年预兆最为不祥的事件之一是，印度于五月十八日爆炸了一个核装置。以色列也宣布它具有人们早就怀疑它具有的核能力，它的行动比它的言词更能说明问题。到年底，二十八个国家拥有核反应堆。一九七四年证明转移和偷盗的危险比苏美间的一场浩劫的危险更大。    在一九七四年，看来各国内部的力量变化反映了各国间的力量的变化。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向分享权力的方向前进。在法国，人民阵线在蓬皮杜总统去世后几乎获得总统职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年轻的左派的压力下把地盘丧失给右派，当施密特先生取代勃兰特总理时，这一过程仍未停止。在一九七四年，几乎每个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都更换了政府或领导人；在这一年，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结束了。一九七四年是不稳定的一年。    在英国，一九七四年没有发生重新组合的情况，但是在这一年，这种组合的可能性变得明显了。一九七四年是民族主义的一年，是第三党反对两党制的一年。两届处于少数地位的工党政府面对来自使希思先生的政府倒台的那种有实力的集团的挑战。一九七四年照例是英国衰落的一年。但是它并未使英国人深切感觉到他们的国家的衰落的程度和后果。一九七四年是自欺欺人的一年。它是政治斗争过多的一年。它是靠大量借钱和借时间度日的一年。    一九七四年是不会不令人十分忧虑就过去的。因为它暴露了一些变化的可能性，而且不仅在英国发生变化。凡是在一九七四年睁开眼睛看看现实的人，将不仅会看到英国的状况的可悲现实，而且也会看到，也许我们沮丧地认为是“英国的疾病”的东西是工业和社会秩序变革的有利预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九七四年不是不体面的一年，而是令人激动的一年。

说勃列日涅夫关于欧安会的想法完全落空，意味着苏缓和外交进展不顺利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登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题为《勃列日涅夫外交明年的课题》，摘要如下：    党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结束之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已进入“稍事休息”状态。不过，也有打扰这位总书记的事情。这就是对自举行外长会议以来到明年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欧洲安全保障合作会议闭幕的期待和不安。    去年七月，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东西欧三十五国外长级代表云集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一阶段的会议。去年九月，由外交官和专家在日内瓦开始了实质性的讨论（第二阶段）。由于东西方两阵营在讨论中意见对立，这位总书记当初希望在去年内由参加国最高首脑举行最后会议（第三阶段）的想法，已经完全落空。本月二十日在尚未提出最后意见的情况下，日内瓦会议就休会了。    这对勃列日涅夫政权来说，似乎可以讲是一个颇大的估计错误。这个安全会议的延迟，也意味着苏联的和缓外交进展得不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倘若持续目前这种举行第三阶段会议没有眉目的状况，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批评则将增强，并且很可能危及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政治生命。    苏联为着在以恪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界线为轴的“固定现状”的基础上推进并且扩大和缓政策，也必须成功地完成欧安会。即便说这是勃列日涅夫外交明年最大的课题也不为过。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题为《希腊日益担心中东的局势》《美苏对峙对处于交通枢纽的雅典构成威胁》，摘要如下：    据希腊政府高级人士说，由于希腊地处东地中海交通枢纽，它很怕阿拉伯—以色列再度打仗而被夹在苏美对峙中间。    这些人士说，它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一则是因为土耳其夏季在塞浦路斯登陆以后希土两国发生危机以来苏联的所作所为；再则是因为现在人们不知道如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莫斯科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引起此间目前这种疑虑情绪的苏联行动，是在前军政权策划推翻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政变之后开始采取的，这次政变促使土耳其于七月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    苏联和希腊的北方共产党邻国保加利亚早些时候曾草拟了一项计划，打算修筑一条从苏联的敖德萨港到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港的新的战略铁路，从而使苏联人能够迅速地经过罗马尼亚调动增援部队。    这将会直接威胁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土耳其海峡以及希腊北部。希腊和土耳其一起构成了北约组织的东南翼。    据希腊高级防务人士说，在塞浦路斯战争期间，有二千名穿便衣的苏联军事人员进入保加利亚，大约有五百架苏联飞机在匈牙利南部的飞机停留基地着陆。    西方情报人士说，十一月份，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率领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索非亚，以便使保加利亚的安全和情报机构进一步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体化。    这些人士认为，这可能涉及由莫斯科直接监督保加利亚在希腊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里进行的秘密活动。    希腊国防部长阿维罗夫在这里的一次交谈中表示担心新的中东战争可能马上爆发，以色列可能对阿拉伯军队首先发动进攻。他说，由于希腊地处交通枢纽，这会给希腊造成一种危险的局面。    希腊已经修建了大型石油贮藏库，以预防象一九七三年十月份那样由于中断中东石油供应而陷于困境，当时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地中海的油库的袭击使这里的供应中断了。

【南通社尼科西亚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据今天从官方人士那里获悉，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接受了建立全国委员会的主张，因为组织新政府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据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全国委员会将由各党派领袖组成，它将拟定共同纲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将由马卡里奥斯担任，成员包括：作为议会议长的克莱里季斯、作为克莱里季斯的统一党的第二号人物的帕帕多普洛斯、共产党总书记巴巴约安努等。    【法新社尼科西亚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塞浦路斯政府今天在这里宣布，它已就土耳其前总理埃杰维特下周将要访问塞浦路斯一事向一些国家的外交代表提出抗议，这些国家有英国、希腊和美国。    一项官方公报说，塞浦路斯外长约翰·赫里斯托菲季斯对外国外交官说，埃杰维特的访问可能会破坏现在塞岛的缓和气氛，并会阻碍塞岛两族关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

【美联社达卡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记者：迈伦·贝尔坎德）（原编者按：孟加拉国独立运动之父穆吉布·拉赫曼于今天采取了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这一手段，来对付他的国家的经济危机与法律和秩序危机，本文概述由于局势日益恶化而造成的幻想毁灭情况。）    一九七一年四月，阿克巴尔·侯赛因上尉叛离了巴基斯坦军队，去为穆吉布·拉赫曼的孟加拉国独立运动进行战斗。    侯赛因最近回顾说：“我当时对于我们国家抱有这样的希望，我知道事情会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我确信谢赫·穆吉布会把我们引向我们‘前途似锦的孟加拉’。”    谢赫·穆吉布确实领导孟加拉国实现了独立，但是侯赛因和千百万孟加拉国人都发现，现在以他为总理治理的孟加拉离“前途似锦”十分遥远。    三个月前，已在孟加拉国军队中当了中校的侯赛因辞去了他的军职，进入了反对谢赫·穆吉布的政治战场。    这位新成立的左翼党的领导人说明了他对这位谢赫感到幻想破灭的原因。    侯赛因说：“在我们进行独立战争期间，农村人民给我们面包和大米，给我们他们所能拿出的一切来帮助我们。许多人由于支持我们而失去了家园。但是，人们从不在意，因为他们以为，解放以后他们会有粮食。现在的情况恰是，人们正在饿死——就是那些为了帮助实现独立而住房被烧的人。我觉得，我必须为了人民而再次充当战士，因而我进入了政界。”    虽然在今后三年内也没有预定要进行选举，但是侯赛因的党及其他反对集团已开始积极开展反对这位谢赫的人民联盟的竞选运动。人民联盟在议会中控制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席位。    侯赛因所表达的幻想破灭，是在周游整个孟加拉国，在农村和城市所听到的典型的评论。    人们主要的不满围绕着粮食问题。    在独立前，当孟加拉国还是东巴基斯坦的时候，这一地区粮食产量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今年，在遭受严重水灾和广泛地发生把粮食走私到邻国印度以后，孟加拉国估计缺粮三百万吨。孟加拉国总共需要一千二百万吨粮食来养活其七千七百万人。    政府已承认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已有将近三万人饿死。    即使在有粮食的地方，粮价也太贵（一年内增加了一倍多），为千百万无地农民所无力购买。政府本身缺乏资金来进口粮食。    许多孟加拉专家和外交专家认为，孟加拉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资源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它每年需要盖二十八万一千所房屋和建立一万二千所学校，创造七十五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训练六万八千名新教师。但是，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独立以来，谢赫·穆吉布的政府未能完成这些指标中的任何一个指标。    虽然大约有二千三百万学龄儿童，但是，只有八百万儿童入了学。在二千七百万劳动力中，估计有八百多万人没有工作或没有足够的工作来保证最低限度的必需收入。    驻达卡的外交官和国际救济官员，对于自孟加拉独立以来为维持其经济而倾注给这个国家的二十亿美元的作用，越来越感到幻想破灭。单美国就已向孟加拉提供了五亿多美元。    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孟加拉”被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向他们提供的太多的美元惯坏了。他们已变得习惯于向别人伸手，要得越来越多。    据外交人士说，直至数月前为止，这位谢赫的政府每周向各外国使馆分发情况简报，开列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援助。一位于去年遣返孟加拉国的前巴基斯坦空军军官拉菲克·哈克说，“长期依靠救济是没有好处的”。    现在在为国际救济机构工作的哈克说，当他回到孟加拉国，发现这个国家存在着普遍的舞弊行为，他的幻想破灭了。    哈克（他的兄弟是这位谢赫内阁中的一位阁员）说，“我们在试图对舞弊行为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整个身体都得了癌症，你有什么办法？”    甚至谢赫·穆吉布本人都公开表示了幻想的破灭。他在本月初的一次演讲中对舞弊行为、走私和囤积重要的商品表示不满，他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们，但我无法铸造你们的性格。”

【美联社达卡十二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爱德华·科迪）得到了近乎是独裁权力的拉赫曼总理，今天对自孟加拉国独立以来已使他的三千名追随者丧生的盗匪和政治暴力活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当局派到达卡街头巡逻的部队增多了。首都有消息说，军队和民兵还占据了这个国家各地较小城镇的重要地点。    谢赫·穆吉布昨天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使得他有权采取他认为是对恢复法律与秩序和拯救这个国家三年来日益沉沦的经济所必要的任何措施。    有影响的《孟加拉国时报》说：“政府的意图显然是要在紧急状态期间扫清各种反动的中心和剥削机构。”这家报纸是由总理的一个侄子办的。    孟加拉国的一个主要工会组织在欢呼这一法令的声明中说，“不应容忍政治暗杀、破坏行动、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走私和反人民的活动”。    观察家们认为，最终促使他颁布紧急状态法的一件事，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的执政的人民联盟的一位受人拥戴的人物被暗杀了。这个人是在一座清真寺内作祷告时被枪杀的。    这位受害者是自孟加拉国独立以来第六个被暗杀的人民联盟的议员。当局称：另外，大约有三千名较次要的人民联盟的支持者被暗杀以及其他一些数字不详的受害者。    从来没有明确地指出谁是谋害者，但是，谢赫·穆吉布二十八日在宣布紧急状态法令时把这种危机归咎于“巴基斯坦军队的勾结者、极端主义分子和由外国雇用的特务”。    驻达卡的不偏向哪一方的外交人士说，许多暗杀事件是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内部斗争或人们对当地官员的贪污行为公愤的结果。    据悉，谢赫穆吉布还对印孟边境的广泛的走私现象感到愤怒。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称这些走私者是“披着人皮的野兽”。政府已下令军队来接管反走私运动，收回在一九七一年游击战期间散落在农村的武器和向饥荒地区运送救济粮。    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和外交观察家认为，谢赫·穆吉布未能控制这个国家的局势，贪污腐败以及普遍的无能是造成这种危机的重大原因。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三十日电】美国助理国务卿哈比卜说，在新的一年中亚洲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美国放弃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表现的关心和担负的责任。    这位国务院有关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高级政策专家，在接见记者的谈话中，还列举了诸如石油和商品价格高昂等经济问题、安全问题和越南长期持续的暴力活动问题，认为是美国明年在亚洲的政策所关切的主要问题。    哈比卜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将）形成一种意识或看法，认为把我们的资源投入亚洲是不值得的。为什么继续保持我们的关心呢？我们为什么应当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卷进去呢？”    他说：“回答是，我们必须这样。我们不能使自己孤立于太平洋和亚洲事务之外。老实说，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是接受和理解这一点的。    “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挫折，亚洲对美国利益的长远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将要继续保持下去。我认为你会在国会中、在公众中和在报纸上发现情况是这样的。”    哈比卜以前担任过美国驻南朝鲜大使，是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和平协议的谈判代表之一，他最近曾陪同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到日本和南朝鲜访问。    他还随同基辛格到北京去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他刚刚结束了在檀香山同驻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美国大使举行的一次会议。    哈比卜说，美国不可能“走开和停止”对南越的援助。他说，他预料将会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金。    哈比卜、说，美国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是“第一等的”，而在去年曾经提出过关于缺乏磋商的指责。他说，福特十一月对东京的访问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三十一日电】一位权威人士今天说，美国进入一九七五年时担心它在东南亚的势力的衰落，并且担心共产党人进攻南越。    这位密切注视着东南亚事态的发展的人士接着说，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对于这个地区的前途、特别是对这个地区的“自信心”感到乐观。    华盛顿对于日本在国际上正在起越来越活跃的作用也感到高兴，并且认为南朝鲜可能放宽它的一些限制性的对内政策。    这位人士说，它希望能够在同菲律宾签署一项重要的新条约方面稳步前进，这项条约将为两国的关系打下新的基础，从而可能改善两国间的双边贸易。    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度占压倒优势的影响已经减退。部分是前总统尼克松执行关于美国起有限的作用的“关岛主义”，部分原因是国会削减了海外开支。    这位不愿透露其姓名的人士说：“美国的影响和它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局势的能力减少的速度似乎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快。”    他还说，由于这种情况，这个地区正在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履行条约义务。    在南越，美国对目前共产党人的进攻表示担忧，美国认为这是“大规模的攻势”，但不是象一九六八年春节攻势那样的全面战争。    这位人士说，由于国会削减对南越的援助，西贡政府难以同北越相抗。北越一直在通过增加在南方的武器和军队来破坏巴黎和平协定。    但是除了印度支那以外，制订政策的人们对东南亚表示乐观。    一九七五年在亚洲的一个大未知数就是这个地区的巨人——中国。    美国的官员们不愿意就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极端敏感的关系发表评论，也不愿意就美国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关系可能发生任何变化发表评论。    但是，据了解政府认为华盛顿—北京的关系已经改善到这样的程度：新的阶段将要求美国改变同台湾的关系。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目前并不急于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它认为它同北京的关系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    驻台湾美军正在不断减少。在一个鬼怪式喷气机中队在明年年初撤离台湾之后，在这个岛上再也没有美国的作战部队了。    美国在下一阶段从台湾撤出军事力量的措施可能是削减台湾协防司令部，这是一个由一位美国海军少将领导的组织，这个组织并不被认为对防御条约是必不可少的。

问：对了，你这次回去，正碰上国内批林批孔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这个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我这次回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看看批林批孔。我觉得要了解这个运动，我们应该先了解“群众运动”在共产党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五十多年，中国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每一个运动，对这个革命的政党都发生消毒、新生、清除垃圾的作用。这个“毒”，可能是一种思想、一种作风和代表这种思想作风的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在当权之后不腐化、不倒退，就是因为有这些运动。对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些运动也具有消毒、新生的作用。就以“批孔”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怎么能允许歧视劳动、歧视女性、提倡天命、提倡复古的孔子思想存在呢？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批孔，是应该的，不批孔，才怪呢！    问：可是批孔和批林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答：把批林批孔连在一起，并不是说这两个相隔两千多年的死人曾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而是因为发现林彪要叛变，急于当国家主席的思想是起源于孔孟之道。北京方面已经公布林彪常写“克己复礼”的条幅，常发“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牢骚，更秘密进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叛变阴谋。林彪事件说明孔孟之道还在作祟，所以批林必须批孔，据说必须批林。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问：话虽是这么说，一个国家要是老搞运动是不是会妨碍生产建设？老闹运动，是不是说明这个政权还有问题呢？我们不了解中国情况，有这样的顾虑；美国报纸的报道，专家的分析，也这样看。你看到了批林批孔运动，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要经过外国报纸或外国“专家”来看中国。说实话，外国的所谓“中国专家”大多是一知半解，新闻记者更是以危言耸听为能事。他们多半是抱着唯恐天下不乱，一厢情愿的心情看中国。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真能说好中国话，读通中国书的。同时又有许多反共专家，特别是为台湾国民党作宣传的，更是有计划的利用记者的无知进行其恶毒的反共宣传。最具体的方法是制造新闻登在香港的“中立”或反共报刊上，无知的外国记者有时就如获至宝的把它翻成外文再加油加酱的打回本国；这个新闻在外国报上出现后，中央社又加油加酱的发回台北，说是“某权威报纸的权威消息”，以此欺骗台湾和海外中文报的读者。这个经过两次加工的新闻在香港的报上出现后，说不定外国记者又加上新作料打回去，如此周而复始，变成回锅回锅肉，内容越写越离奇，而不少在海外的中国人就以此了解中国，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我自己没回国以前，也上过这个当。尼克松访华前，在美国很难看到来自祖国的出版物，看到的，都是二手货、三手货，照这些货色的说法，新中国应该早垮了；而今天千千万万到中国旅行参观过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货色都是漫天大谎。绝无损于新中国的发展强大。    回到你问的“老闹运动是不是说明这个政权有问题”的问题。我感到，就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根深蒂固，才有自信、有能力、敢于发动象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并且敢于公开承认在文革中所发生的小偏差、小错误，象不该烧毁英国领事馆以及走后门进大学等。    大家忽略了新中国的稳定力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的工、农、兵。他们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生死与共、血肉相连，愿献出一切来建设社会主义捍卫革命的成果，他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刘少奇、林彪爬得那么高，有那么大的权势，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下马、揪出来。这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江山的基础稳固抗病力强。而每经过一次群众运动，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就提高一步。将来再有刘、林这类人出现，更躲不过他们的眼睛。    至于搞运动是不是妨碍生产建设的问题，则有现成的事实证明。中国从一九六三到一九七四年，不论涝旱，连续十一年的丰收。刚才我们提到西南的几条最伟大的铁路工程，都是在最近四、五年中完成，我们相信一定还有不少已经通车但尚未正式发表的新铁路。最近在世界油荒声中，中国开始输出石油，我们所听到的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还有很多不曾公布的油田，绝不是“突如其来”。我今年回国就亲眼看到广州的新车站、新交易会展览馆、新东方宾馆和新北京饭店，都是在这一年中完工。……这些事实都证明搞运动不但没有打乱生产建设，相反的，是群众运动推动生产建设。我们在国内每到一处参观，负责人都清清楚楚的指出，文革前后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后生产数字的对比，可以证明思想运动对生产建设所发生的推动作用。（五）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二月三十一日电】泰国贸易代表团在访问了中国和北朝鲜之后于今天回国，这个代表团说，随时都可以同平壤建交，但是同北京建交时间要稍长一些。    这两国同泰国已商定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    驻联合国大使阿南·班雅拉春说，“北朝鲜随时准备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至于建交时间随我国政府而定”。    阿南说：    “至于中国，中国领导人说，我们之间不必急于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他们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    阿南在谈到阻碍中泰关系的问题时说：“中国政府的原则是，只要我们还同台湾保持关系，中国就不会建立任何外交关系。”    【法新社曼谷十二月三十一日电】阿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泰国与国民党中国保持外交关系持“保留态度”，这种关系不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同泰国会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他说，中国“关心”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集结。他不肯进一步评论这件事。    据这个代表团团长、商业部副部长巴颂    ·素坤说，中国要求购买天然橡胶、烟叶、黄麻、木材、玉米和糖。    泰国要求购买中国的石绵、新闻纸、镁、生丝、文具、机器。    中国还同意小规模地互派新闻记者，并且接受了在短期内派遣贸易、医疗和杂技代表团来这里进行访问的邀请。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晚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拉·布拉约维奇写的一篇评论，眉题是《当代外交的奇观》，四栏标题是《中国——最大的债务国》，摘要如下：    中国向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非常有利的贷款，但是，中国不使用外国的长期贷款。这个国家在同世界的贸易中，采取的是现金支付的原则。中国是不欠任何人一分钱的世界上少有的国家。    但是，中国在外交方面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中国几乎应该对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一百一十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进行回访。最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都到过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从中国出去的往往是商人、经济界人士、议员、新闻记者，更多的是运动员。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在探讨这种外交上不平衡的原因时，应该排除中国对世界不感兴趣这个前提。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多年来孤立这个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的某些祸首。这更不是自高自大的反映。相反，中国对外政策的要求之一恰恰是希望同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保持平等关系。    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的这种愿望是一贯的，即使大国的元首或小国的元首访问中国时也是这样。尤其是，北京以隆重的仪式和突出的热情欢迎小国的代表。这符合中国一再重申的论点：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而是发展中国家，它最亲近的是“第三世界”。访问的高潮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还是很少离开紫禁城的古老建筑呢？    可能作出的第一个回答是纯“技术”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大门向世界的客人打开时，出现了真正的访问高潮。    中国人没有理由制止许多人对在那时以前与世隔绝的这个人们所不了解的神秘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兴趣。与此相反，由于多种原因，与世界进行接触符合北京的利益。    中国接待了客人，然而它没有足够的“有空闲时间的”领导干部出访。    这就是说，中国人打算让他们的领导人发挥东道主的作用，而中国开放和与世界进行联系的舞台将是中国。任何人都没有闲着    至于局面仍然是老样子和事先说要进行的周恩来或者姬鹏飞的巡回访问迄今仍未实现，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北京的官方人士解释说，中国领导人太忙，这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人在外交方面欠债增多这一问题时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实际上，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发生了巨大的事件。革命的风暴曾遍及中国，在此之后接着是巩固时期和稳定过程。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在经济方面作出努力和取得巨大成绩的过程中，任何人都没有闲着。    看来，“主要的动荡时期”已经过去，秩序正在恢复正常，中国的最高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年轻了，某些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正常的和稳定的联系。因此，可以预料，中国人即将开始偿还他们在外交方面对世界欠下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