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呼声》月刊十二月份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摆脱危机的道路？》，摘要如下：    福特在盲人也看得见的证据面前最后承认，美国的经济“正进入衰退”。    对“衰退”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有两个解决办法：帝国主义的解决办法——饥饿和发动战争及工人阶级的解决办法——对一切进攻进行革命的反击。    什么是产生目前的危机的原因？危机将导致什么问题？今天千百万人都在问这些问题。    “目前”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自从美帝国主义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以来，一直存在的危机情况的加剧。自此以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衰退、六十年代末期的紧缩银根危机以及一九七一年的美元贬值，使经济制度遭到那么大的损失，以致每一次的“恢复”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仅仅使资本主义苟延残喘而已。例如，一九六七年时的总统约翰逊说，只要失业率不超过百分之四的话，美国的经济就“没有危险”。今天，政府经济专家们说话的口气好象百分之五的失业率是一个健康的水平，而目前百分之六的失业率在未达到百分之七以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了不起。但是失业人数是经济危机的一个象征，在失业人数的后面是衰退（经济呆滞）、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和贸易危机以及股票市场的瓦解。    从资本家自己用以衡量他们经济稳定所用的名词来看，可以最好地看出目前危机的实际情况。用以衡量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劳务的价值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六个月内实际已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不断扩大生产力以取得更多的利润，并在商业中排除竞争，所以任何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迹象都是资本家虚弱的表现。    通货膨胀是由物价上涨表现出来的，它已达到自从二十年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程度。去年美国的批发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四，而零售物价则每个月上涨百分之百以上。    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危机是无法局限于国内的！美元实际上已在国际贸易逆差和缺少黄金储备的双重压力下在国际市场上垮台了。    黄金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依据的标准。四年前，每盎司黄金值三十五美元。现在黄金很快就接近于每盎司二百美元的纪录，光是在上两个月每盎司就上涨了三十美元。黄金价格的变化，象地震般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美国的）物价高涨，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商品正在遇到困难。同时，美国公司被迫为进口付出比过去多得多的钱，特别是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和第三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付的钱。这一切已导致众所周知的“国际收支逆差”，这意味着，美国为进口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它的出口收入。    到现在为止，福特也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们也好，都一直没有能够解决通货膨胀、失业、工业停滞——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结果——等问题。他们的经济顾问们拟订的计划，没有一项是起作用的；世界经济没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比去年下降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办法象它们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把危机转嫁给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相同的危机情况。这就增加了重新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美苏两国正在争相控制西欧国家的欧洲。    目前的经济已经具有大萧条的所有特征：利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个人负债同个人收入一样的多，许多产品的生产迅速下降，价格高涨和失业迅速增加。帝国主义者用以解决那次危机的办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在全世界占领了巨大的新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的来源，代替衰落中的德、法、英、日帝国而成了主要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今天，由于资本家为了使自己摆脱危机而进行拼命的挣扎，由于苏联向过去美国所控制的一些地区扩展它的帝国，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今天，在经济危机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正在迅速集中他们的阶级斗争经验，以新的战斗精神回击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进攻。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九日电】题：勃列日涅夫接见埃及部长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接见了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和国防部长贾马斯。    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谈话过程中就进一步发展苏埃两国各方面合作和加强友好问题交换了意见。    勃列日涅夫重申，苏联奉行的给予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内的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建立近东持久公正和平的斗争以全面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不变。    客人们代表萨达特总统和埃及政府对苏联所持的支持阿拉伯各国正义事业的原则性的和友好的立场表示感谢。    【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月三十日电】题：勃列日涅夫推迟访问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    据此间官方消息，根据苏联和埃及、叙利亚以及伊拉克领导的一致意见，已达成谅解：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原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对这些国家进行的访问推迟到以后进行。    这一访问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日期，将在以后商定。

【本刊讯】东京十二月三十日消息：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新年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日本记者的提问，摘要如下：    问：请问三木首相新的一年的抱负是什么？    三木：我认为，七五年对世界和日本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有三个问题：一是中东和战的去向。中东地区形势是不稳定的。第二是围绕着石油的各种问题，例如有石油美元、石油价格和节约石油等问题。第三是通货膨胀和萧条同时并存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的去向如何？现在，世界和日本的相互依赖性已经增强到如此地步，这个问题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这对日本也是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七五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关于我的抱负，我在就任总理大臣时，已经许下五项诺言：一、实行党的改革；二、克服通货膨胀和萧条；三、推行同国民共同前进的诚实的政治；四、珍视国际协调；五、实行对话和协调。    七五年是付诸实行的一年。    问：关于外交问题。宫泽外相将于一月内访苏。请问关于日苏和约谈判的前景如何？    三木：苏联对领土问题的态度依然是严峻的，没有变化。解决领土问题是日苏和约的主要问题。因为日苏和约是一个战后处理问题。我向宫泽外相说，在达成协议之前，两国政府进行接触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田中、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时，就已经决定要进行日苏和约谈判，而且要在一九七四年内开始谈判。因此，这一谈判还是以继续下去为好。但是，问题也不简单，并不是说宫泽访问苏联后，领土问题就能马上解决。    问：届时，是否请宫泽外相带去三木首相的亲笔信？    三木：我（就任总理时）收到了（苏联的）贺电，所以，我想请他带去信件。    问：请谈谈日中关系问题。    三木：关于中国问题，前年发表了日中联合声明。任何人当了内阁首相都要诚实地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本政府有这样的责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下一步，有一个（日本）同台湾之间的航线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在联合声明的框框内加以处理。要在民间一级事务性地来搞。（日本）同台湾之间，实际上有人员的往来。我希望民间的事务的航线问题（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但是，这不能同日中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相抵触。    问：请问关于日本与北朝鲜的关系。    三木：我最希望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半岛的问题，立即就会给日本带来影响。南北朝鲜开始了会谈。我希望这样一种空气增强起来，实现缓和南北朝鲜的紧张局势。我认为，日本不能妨碍这样的缓和。    目前，日本同韩国之间（邦交）实现了正常化，日韩关系必须加以维持和增进。我们不想马上在外交上承认北朝鲜。    但是，事实上过去一直在进行贸易及其他方面的交流。要积累这些交流，来改善同北朝鲜的关系。我们现在不承认它。条件还不成熟。    问：请你谈一谈对中东问题前景的估计。有人说，早则在七五年春天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日本将怎样对待这一事态？    三木：日本的想法是：如果产油国和消费国对立，就不能解决问题。产油国和消费国必须进行合作才能解决问题。现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已经谈妥，将于七五年三月举行产油国和消费国的会议，这是值得欢迎的。    同日本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对中东提供经济合作和进行文化交流问题。    在中东，日本政府不应对民间项目漠不关心，而应当积极促进。

【美联社波恩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根舍外长今天呼吁西方盟国加强防务，并说，核武器竞赛的缓和意味着“欧洲常规防务更加重要了”。    他还说，加强大西洋联盟、促使共同市场向西欧联盟的方向前进，对于西德是至关重要的。他保证，西德将全力以赴地从事这种双管齐下的努力。    根舍说：“不应当为自己谋求一种特殊的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担负起根据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经济力量以及我们政治上的稳定，我们在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中所应起到的作用。”    根舍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挥作用的能力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北约组织的力量要求“成员国在中期和长期内不要放松其防务努力，并要求我们能够确保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他这话显然是指英国削减国防预算等行动。    他在谈到福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关于限制核武器竞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时说：“我们大家都有理由欢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成果。”    但是，他说，这个协定“意味着欧洲常规防务更加重要了……因此，放松常规武器方面的防务努力是再错误不过的事情，因为促使东方希望在常规武器方面裁军的所有因素都将消除。”    根舍是在电台答记者问时发表上述谈话的。在他发表这次谈话的一天以前，波恩驻布鲁塞尔代表、共同体执委布龙纳曾呼吁德国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作用”，充当共同市场的领导者。

说英阶级关系紧张，工党有可能瓦解，一个全国联合政府可能由希思或他的继承人来领导    【法新社伦敦十二月二十五日电】根据目前作出的一些政治预料，来年——一九七五年——可能看到执政的英国工党瓦解，成立一个全国团结联合政府，或者外交大臣卡拉汉取代威尔逊当首相。    一些“白厅事务观察家”作了下述分析：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刚刚开始，明年情况还要糟得多。这将加深已经存在的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今年露头的紧张关系。每周工作三天的做法、二月大选期间出现的反共趋势、退休校官们对可能举行罢工的人提出的警告，所有这一切表明，极端和对立的观点正在得到支持。    据“白厅事务观察家”说，阶级关系的不断恶化将在政治战线上产生反响，而工党核心温和派与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日益加深的分裂有使工党瓦解的危险。    英国的经济和欧洲共同市场问题，是人们通常提出来的导致工党瓦解的两个主要因素。    工党左翼明年不大可能接受威尔逊先生旨在支持某些岌岌可危的工业部门和对付通货膨胀——预料明年将达百分之二十五——的温和的经济政策。工党左翼要求采取国有化措施。    某些大臣（如工业大臣安东尼·韦奇伍德·本、贸易大臣彼得·肖尔、劳工大臣迈克尔    ·富特，他们占工党议员半数以上）的反欧观点可能导致一些大臣辞职，如果英国继续留在共同市场的话。    如果经济危机发展成灾难性的危机，各方面——工党左翼除外    ——将敦促威尔逊先生成立全国团结联合政府。这可能招致威尔逊先生和他的温和的工党支持者与反欧的左翼之间的分裂。    但是，所有这些没有把威尔逊先生自己算在内，威尔逊在他的全部领导过程中一直为工党的团结而奋斗。他深知，没有他的左翼的支持，在下院的保守党议员的数目将超过工党议员的数目。    由于这个原因（工党的分裂），一个全国团结联合政府很可能由保守党领导人希思领导或者他的继承人（如果他的党决定取代他的话）来领导。    普遍有这种说法，威尔逊先生已经疲倦了，在四次担任首相——这纪录与格拉德斯通的纪录相同——以后，他希望光荣退休。目前，他的明显的继承人看来是卡拉汉先生。

【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在最近一期中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的纷争——苏联领导集团中的分歧》，全文如下：    关于苏联党的首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患病”、甚至可能辞职的传说，是在他访问巴黎时第一次出现的，后来不出所料，被莫斯科矢口否认了。然而，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集团的内部稳定性究竟如何，今天哪些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一些迹象表明，看起来似乎已经僵化的苏联的权力结构在一九七五年可能会有所变动。不仅生理的原因可能对此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一九七六年春季苏联党代表大会的期限也可能起某种作用。在那时之前也许适宜作出有关人事的决定。加之目前的苏联领导体制在赫鲁晓夫下台以来的十年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损旧了。    诚然，自一九六八年东方集团整顿内部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但是，至少在“第二流”干部和苏联将军们中间，对于莫斯科的政策今后采取的方法，可能存在着与勃列日涅夫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引人注意的是，最近重工业在苏联重又占据了比消费工业优先的地位。这公开表明，苏维埃国家决不是沿着西方所谓的“消费社会”的道路前进，而是一个“扩充军备的社会”。    苏联军事准备的可怕规模本来已经说明，凡是看起来有助于达到它的目标的地方，莫斯科今后也将用军事手段来搞政治。但是，有人会问，这种扩充军备同缓和政策、苏美对话、莫斯科在近东问题上的引人注目的谨慎态度怎么配在一起呢？较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可以看到一些矛盾——一些非常可能是从内部的意见分歧中产生的矛盾。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有扎实基础的强权政治家，这是肯定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他对杜布切克的态度不容人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丝毫怀疑。但同时，几乎没有第二个苏联政治家象勃列日涅夫那样面对着自己帝国的现实。恰好在这里可以看到，苏联同整个东方集团一样，在国际局势发展面前是分裂的。    一方面，如果在西方一切都凌乱不堪，苏联人当然是高兴的。另一方面——近东危机迄今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害怕卷入国际冲突。这个帝国的状况，即西方不太知道的可能的内部矛盾，使莫斯科感到一种较长期的紧张状态是不太有利的。这样会使内部不满非常容易地爆发出来，人民民主主义的附庸国家会非常迅速地重新发作民族共产主义。    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形势的压力下改而采取一种较谨慎的政策。某些事情说明，有些军人，但也有些较年轻的干部，觉得这种谨慎太过分了。虽然同西方接近可以使苏联免去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可是，这种接近走得越远，“限制”意识形态的干扰就越困难。如果勃列日涅夫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无疑会遭到苏联意识形态学家中较年轻的“清教徒”的激烈批评，这些人本来就觉得整个方针太实用主义了。    这些意识形态学家对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保障的领导作风呶起了嘴。他们看到，苏联党正在向纯粹警察国家的职能倒退。在莫斯科展出抽象派画家的作品时，或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在好些级别上有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一些人出于策略原因主张展出抽象画，另一些人则不同意。一些人要让所有犹太人出境，另一些人则坚持原来的限制措施。一些人请铁托答记者问，另一些人则从这篇答记者问中删去那些有关共产党国家民族独立的段落。一些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政权，另一些人则向失宠的捷克斯洛伐克改良分子伸出触角。    苏联政治总是有着对外完全有保障的稳定阶段，然后就是极为动荡和不确定的阶段。一些事情表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稳定阶段在接近尾声，新的力量在向前挤——谁也不知道这些力量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迄今苏联政策的连续性。

一月份的《幸福》月刊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说，这种可能性对于美苏贸易的继续是一个大问题。目前两国贸易已达创纪录水平，而且有可能让苏联人得到比贸易更好的精良技术，迄今苏联缓慢发展的经济尚吸收不了美国的精良技术。    但是，据这家时代杂志公司的月刊援引的某些专家的看法，苏联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国内局势危险不稳”的前景，这也许会给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继任人制造麻烦。在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下一次的人口调查将表明：俄罗斯人同苏联的其他民族相比将处于少数地位。    《幸福》月刊还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为时已晚地认识到，非俄罗斯人不喜欢多年来对待他们的办法。的确，不时出现的一些动乱甚至某些骚乱已经使得克里姆林宫很难无视这一事实。”    《幸福》援引美国一位著名的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学者兹·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今后几年苏联的局势将大大恶化。    他还说：“非俄罗斯民族中持不同政见的现象正在蔓延，十年内，苏联可能将经历一个国内局势危险不稳的时期。它将比六十年代美国经历的任何情况（急进派和大学生冲突）糟得多。当然，我们犯过错误，但是，整个来说，我们相当妥善地处理了这些事。而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有效处理诸如此类事情的经验。他们懂得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武力，而这次枪炮将起不了作用。”    《幸福》月刊发表的赫伯特·迈耶写的这一篇文章预测，目前苏联在国外兴高采烈地购买商品的情况不会持久。这篇文章还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不稳定的政治前途使得美苏贸易前景更加不稳。要设想在苏联掌权者易人之后，缓和仍然存在，那将是冒险的。某些人估计勃列日涅夫打算在一九七六年下台。他已使他的政府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个人的产物，而下一个苏联领导人也许不那么欣然赞成（苏美）贸易和缓和。”

【路透社伦敦十二月二十九日电】英国首相威尔逊今天说，一九七五年比通货膨胀更大的问题是避免“世界向通货收缩发展”。    当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有人问及英国明年的前景时，威尔逊说，他认为，对付英国通货膨胀的能力现在较前更多地操在英国的手中。    威尔逊说：“明年的问题，比通货膨胀更大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想象到比通货膨胀更大的其他任何问题的话，是避免世界向通货收缩发展。”    “这就是世界领导人在一九七五年必须做的——一九七五年很早和很迫切要做的。”    威尔逊提醒一九七五年将是很困难的一年。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刊登伯纳德·温特劳布二十三日发自仰光的一篇通讯，题为《在紧张凄凉的仰光，缅甸人现在对命运表示不满》，全文如下：    一到黄昏，首都仰光一片寂静。鸟在金色的塔顶周围盘旋，狗在吠叫，但是街上空空荡荡，一片凄凉。    从晚上十时到凌晨四时实行宵禁。    一个华商说，“人人都感到惊恐”。    一名亚洲外交官评论说，“这里气氛紧张，这种紧张将继续存在。要发生事情——也许过一年后，也许过两年，也可能任何时候。情况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一个缅甸人坐在自己家里说：“三年前，谁也不会敢于对政府表示抗议，或发出反政府的言论。现在，人人都感到愤恨，相互发牢骚。去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只能靠黑市买卖熬日子。人民太苦了……”    吴丹的葬礼问题变成了学生和僧侣表示愤怒抗议的象征。    他们抗议奈温政府独裁，抗议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急剧增加，抗议缺乏言论自由，抗议过去两年里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百，抗议公务人员恶劣的贪污行为，以及抗议几乎所有的东西——电影票、牙膏、汽车、药品、钢笔、大米、书籍、布匹、备用零件……都有黑市。    仰光看来很紧张。从这个拥有二百一十万人、一度充满了欢乐的城市的人行道上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在闹市区路面已坏了的人行道上到处堆满了垃圾和腐烂食物。狗和老鼠在狭窄的背街小巷里窜来窜去。    一个公务人员说，“我们没有油漆，也没有水泥。你要是到国营电影院去，你会感到老鼠就在你的脚下跑。在国营面包店里，没有面包，从来没有面包，但是要是到外面去，黑市市场上就有了。有些英国人过去常说，仰光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但是现在再瞧瞧我们吧。”    缅甸人看来私下——但是很少在公开场合    ——对奈温总统的控制很严的和与世隔绝的军人独裁感到幻灭，这种独裁统治使经济倒退。    几乎什么东西都奇缺。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剩余国的缅甸，明年可能没有大米可供出口。    奈温将军掌权已经十二年多了，比东南亚任何国家元首掌权时间都要长。他曾谋求确立他自己的“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要把小摊贩以上的工商业几乎全部收归国有。    经济正在走向崩溃，部分原因是，农民发现在只能得到很少一点点鼓励的情况下向政府出售大米无利可图。他们已缩小大米生产，改种别的庄稼，要么将在黑市市场上出售大米。    此外，各工业部门都控制在陆军校官和奈温的其他一些不称职的部下手中。过去由印度实业家和华人实业家控制的工业生产停顿了。    一名东欧外交官抱怨说，“缅甸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一个那么富有的国家竟然经济上会有那么多困难，人们对此感到沮丧，甚至感到羞耻，这里的人民看来还要长期吃苦。他们就象一只汽水瓶的盖子嘭的一声跳起来，接着一切都平静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想，他们什么都忍受得了，就是忍受不了饥饿”。    目前，这位六十三岁的总统看来是牢牢控制着局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精心挑选的军事头目都忠于政府。几乎到处可以看到拿着自动武器的士兵：在街上、在银行门前、在政府机关门口、在学校里，到处都有。    军事管制法显然在其他方面也起了作用。军队可以任意阻拦留长头发的青年，把他们的头发剃光。有些青年——还有些示威者——是高级军官和公务人员的儿子。    新闻检查很严格。找不到政府官员来发表意见。两家官方英文报纸——《卫报》和《劳动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军事法庭把一些青年判处三年徒刑的消息，罪名是他们就吴丹葬礼问题举行示威时“纵火和抢劫”。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伯纳德·温特劳布二十三日自仰光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缅甸人为搞一点舞弊行为而烦恼》，摘要如下：    缅甸人被通货膨胀弄得生活困窘，被实行镇压的政府弄得担惊受怕，他们因为被迫搞一点营私舞弊行为和黑市买卖而感到难为情，甚至是抬不起头来。    一个商人耸耸肩膀说：“我现在身上的穿着全都买自黑市，我家吃的食品也全都买自黑市。”    一个公务员问一个外国人他有美元要换缅币吗？他问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得想方设法呀，因为我们必须要活下去。”    有一个人拿出一瓶药给他的孩子服用。瓶上盖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章。此人说：“这药是从孟加拉国走私来的，在市场上出售的。”他指指他身上穿的沙龙说，“泰国货”。他还拿出一架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让人看，“印度货。”    他说：“我国已经成了一个骗子的国家。”“一个政府文书大约每月工资为三十美元。现在一个人怎能靠这一点工资过活呢？所以他的孩子中有一个孩子常去人民商店用一个缅元买一支牙膏，然后把它拿到市场去卖两缅元。”    他说：“那个文书的另一个孩子早晨六点钟就在电影院门口排队，电影院一开门就买票，以一倍的票价卖给排在队伍最后的人。他的妻子则去人民商店，她把买到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换蔬菜。”    在奈温总统的一人统治之下，这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几乎各种食品——大米、调味品、鱼和面条——的价格一年内都上涨了一倍。工资却原封不动。工业生产同十年前比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外汇储备下降到只有两千万美元。    对缅甸城市居民来说，国营人民商店开门也好，关门也好，都没有多大关系。原来开设人民商店的目的是要以廉价出售食品、布匹、肥皂等等基本生活用品。但是这种商店里往往什么商品都没有，即使排着长队的数以百计的人能买到一点东西，也很快就拿到黑市上去重新卖掉。仰光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政府要是对水也实行定量供应的话，市民就要渴死了。    所以缅甸人所需要的大米、鸡、蔬菜和布匹都在黑市上买卖，但是他们对此都感到有点丢脸。一个缅甸人说：“现在市场上有裤子卖。这些裤子是原来美国或欧洲捐赠给孟加拉国的。要是你看到我们穿这种肥大的裤子，一定会感到滑稽可笑。”    由于缅甸政府几乎不管消费者的需求，大量产品流入黑市卖掉，去换取走私物品，这种情况使得本来惨淡的景况更加惨淡了。另一个缅甸人解释说：“走私到国外去的有：大米、木材、宝石和锡矿石。走私进来的东西什么都有，甚至连电冰箱和汽车都走私。”    大多数陆路走私物品来自泰国、印度和孟加拉国，海路走私物品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美联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来自阿斯马拉的消息说，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的一个谈判代表明已经同意与叛乱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解放阵线举行直接谈判。    由新闻大臣和前首相伊姆鲁率领的这个代表团花了两天的时间与厄立特里亚各地的三百多名宗教的和当地人民的代表就该省的前途问题举行了会谈。    当地的许多领导人认为，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阵线举行直接谈判是恢复和平的唯一道路，政府看来已经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    重要的是，执政的军事委员会准备举行直接会谈的公告不是由伊姆鲁宣布的，而是由在场的高级军人贝尔哈努·贝耶宣布的。他没有说，会谈将在那里举行，但是表明，会议地点将是在埃塞俄比亚之外的一个地方。    苏丹总统尼迈里最近表示愿意在两方之间进行调解，因此喀土穆可能是举行会议的地点，但是尽管亚的斯亚贝巴准备会谈，人们还是不知道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及人民解放阵线是否也愿意会谈。

【法新社拉瓦尔品第十二月三十日电】政府通讯社巴联社今天说，在二十八日巴基斯坦北部发生的地震中，至少有四千七百人死亡。    该通讯社援引官方人士的话说，有一万五千人受伤。负责抢救和救灾的当局说，死亡数字很可能还要增大。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十二月三十日电】官员们今天发布消息说，在两天前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发生的地震中遭到破坏的一系列村镇，约有四千七百人死亡。    乘坐军用直升飞机到了受灾地区的两名记者说，在印度河谷的九个村镇中，有四千七百人死亡，一万五千人受伤。这两名记者说，受灾最重的地区是波拉斯地区。    布托总理中断了在卡拉奇的视察，他打算明天乘飞机到这个边远的山区去。今天大规模的救灾活动正在积极开展起来。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十二月三十日电】今天拂晓时，已加强了对两个被地震摧毁的大村庄的救灾行动。但是紧急救灾小组说，没什么希望找到许多幸存者。    昨天由直升飞机运去的军队，打着手电彻夜在印度河河谷帕坦和贾贾尔镇由泥土和石块砌成的房子倒塌成的瓦砾中挖掘。    早些时候的消息说，光帕坦镇死亡的人数可能接近一千，但是昨晚官方的一项声明估计说，该村有三百人丧生，另有二百多人受伤。    直升飞机正在观察一百零五公里长的一段印度河河谷，以检查自地震发生以来同外界失去联系的村庄的情况。    在帕坦镇，几乎没有剩下一所房子。帕坦镇大约有四千人口。    一位幸存者说，“地震前在市场区大约有一百家商店，现在只剩下了几家，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一两所房屋。我们的许多人都死了”。    巨石和山崩阻碍了救灾工作的进行，由于山崩，巨石从山腰滚下，阻塞了河谷公路。空路是进入灾区的唯一通道。    布托总理在昨晚的一则慰问电中说，“我对幸存的居民表示慰问，对在屋内遇难的死者表示哀悼”。

【法新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中国、北朝鲜和坦桑尼亚影片将取代迄今埃塞俄比亚电视台整天放映的西方“乙”类影片。武装部队协调委员会禁止了它认为违反其社会主义政策的一切西方影片。    那些取代它们的影片——其中一些在过去几天已经放映——赞扬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    亚的斯亚贝巴大约有三万户人家拥有电视机。

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在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交流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在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反共反华宣传的环境中，他们难免对中国有很多疑惑和误解。譬如到中国以前，他们想象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单调刻板”，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到过苏联的，更难免依其对腐蚀的苏联的印象来想象生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次从广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阳一样，这种惑疑和误解渐渐的冰释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次有机会看美国人如何看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们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非常兴奋的告诉我一个“意外”。她说她和当地的翻译女同志小赵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时，她讲了一个笑话，小赵竟笑得跟她抱起来。在反共宣传的画面上“革命的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同时在有些旅行社的“访华须知”中更特别警告说：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有亲热的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的身体。根据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说法，小赵的动作，确实使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广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发现“奇迹”一样的对我说，他以前觉得中国人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在尼克松访华的电视上又看到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谁是谁，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因为不必注意衣着，才正视对方的面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对方的面孔一下子就记得了，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发现。    不久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从幼儿园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雄辩滔滔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科学家、教授和各大学与各地旅行社的负责人，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生动、多采多姿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发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们到上海普陀区少年宫参观，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娱体育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木偶戏“东郭先生”，大意是：东郭遇见一条被猎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书袋里，但猎人去后，狼跳出来要吃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猎人又追回来，最后把狼杀了。我们的小主人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可变，但本性难移，中国人民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嘴脸不同而放松反帝反修的决心和警觉。有一位同事听了不胜惊惧的说：“要是我是苏联人，我也会害怕的！”    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的长途旅程中，他们轮流传阅几册英文《毛泽东选集》，发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武松打虎”比“东郭先生”的寓意更生动。这些故事都使他们清晰的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平等互惠，不亢不卑。还有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稀奇敬佩的不得了。    比方说有一天我们参观杭州的学军中学回来，一位同事提到那天有一个场面给他的印象很深。当我们坐在一间大教室中听负责人作报告的时候，一个学生来晚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在门口探头一看，发现谈话已经开始。要是一个美国中学生，大概就悄悄的溜走，不进来了，但是这个学生站在那里，目光扫遍全室，发现最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从容不迫的穿过教室中心走到那个座位上坐下，别的学生并不以为意，先生也没有对他怒目而视。这位同事认为，这可以看出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师生之间感情的谐和。    在我们旅行期间，除了小孔、小薛一直给我们翻译外，每一地的分社也有翻译，都很年青，都讲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文。不过因为我们的专业太多，需要的生字复杂，担任翻译的同志有时不免感到生字不够。最困难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那天轮到最年青的小刘作翻译，许多科学名词他不知道，在座的老、中译员和教授们不断的帮他的忙，小刘侃侃而谈，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负责人也没有当场换人的表示，这种边干边学的精神，给同事们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关于中国不会丢东西的故事他们听得多了，但在亲身经历时还是感到十分有意思。比方说我们从杭州到上海下车后，一位同事把烟斗忘在车上，但吃午饭时，就又看到这个烟斗失而复得，他满面得意的衔在嘴里。    还有一天清早我们经过北京西区的公共汽车站，看见沿车站的人行道边上空无一人，但是放着一排皮包、篮子之类的东西，问向导，才知道是早来等车的，把行李放在那儿去吃早饭了。同事们听了，纷纷照相记录，预备回来让朋友们猜猜，这个在任何国家也不能想象的奇迹。    问：作为这个参观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你对他们的褒贬、误解、惑疑作何反应呢？    答：我觉得自己是“半客半主”。他们的赞誉我当然高兴；他们的批评、惑疑、误解，我觉得有责任予以解释；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就以同事的地位跟他们辩论。我们这一路辩论的问题很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延安展览馆参观，看到日本投降的史实展览时，有同事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这个我不能完全同意，因而展开一场激辩。这场激辩中，他们对中国的八年抗战、游击歼敌和全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北京成都饭店的告别宴上，一位同事兴奋的提议，我们要组织一个“五七干校”的耶鲁分校来纪念这次成功的访问，宾主同声鼓掌赞成。回到美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一次幻灯片观摩的重聚，每人挑出十张自己认为最得意的幻灯片来共同欣赏。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同事，开玩笑的问他是否已经从这次旅行所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他的回答是：“我不要清醒过来！”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我们初到广州时，有七个人吃美式早餐，后来越来越少，离开中国前，只有三个人吃美式早餐。这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成功的证明。    问：你跟一个美国的访华团回去，你感到中国是把你当主人还是当客人？    答：我仍然觉得是“半客半主”。这种感觉很复杂，需要一番解释。去年（一九七三）我在去国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看到新生的祖国、久别的亲人，处处使人兴奋，事事让人感动。记得在我们快要离开前几天，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途中看到太湖上的孤帆远景，万顷烟波，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我当时曾对陪我们旅行的老陈和小骆说，想到我们不久就要跟祖国告别，我心里觉得十分凄凉。他们劝我不要这么悲观，以后可以常常回来。我告诉他们，这次回来，虽然享受到祖国的温暖照顾，但心情上老觉得是在作客。现在快要离开了，感到恋恋不舍，但是又不能不回去。我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可是感到美国也并不是我们的家，这种四不着边的感觉是十分凄凉的。（二）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二月三十日电】据合众国际社的一次测验，尼克松总统辞职被亚洲编辑列为一九七四年的头号新闻。排列次序是：    一、尼克松总统辞职。二、粮食和石油危机。三、能源不足和阿拉伯石油禁运。四、福特总统访问日本、南朝鲜和苏联。五、经济：通货膨胀，衰退，紧缩银根，失业，价格。六、日本田中首相下台。七、越南继续打仗。八、印度核爆炸。九、谋刺南朝鲜总统朴正熙未遂，而他的妻子被打死。十、世界性饥荒。    这些编辑选定的亚洲十大新闻是：    一、福特总统访问日本、南朝鲜和苏联。二、田中首相下台。三、越南继续打仗。四、印度核爆炸。五、谋刺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六、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问中国。七、泰国通过新宪法。八、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外交进展。九、在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本刊注）问题上的冲突。十、南朝鲜总统朴正熙颁布特别命令：监禁二百名持不同政见的人。

【本刊讯】据菲律宾《东方日报》十二月二十九日报道，马科斯夫人访问中国以压倒多数被选为“菲律宾一九七四年十大新闻”的第一条。    这次“十大新闻”的选举是由菲官方通讯社菲通社在马尼拉和宿务市（菲第二大城）举行的。

【本刊讯】意大利《今日报》十一月八日刊登马里奥·福萨蒂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体操运动员是大家的威胁》，文如下：    前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操运动员们击败了瑞士体操代表队。比分相差六点二分：中国得二百八十点五五分，瑞士得二百七十四点三五分。人民中国的体操运动员是第二次来欧洲。他们已在一九六二年的布拉格世界体操赛期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体操才能，是极高的才能。从一九六二年起他们没有什么国际接触。人们说，他们在干，干的很不错。    熟知团体体操运动的人都知道，体操的专业化有了全局的进展。战后第七届奥林匹克赛结束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成了既定事实。    日本人在团体体操运动上过去和现在不仅有能力进行摹仿，而且有使人不可相信的创造力。苏联体操运动的高超之处主要在于他们的地面体操的优雅和体操“措辞”的完整，或者说体操所要求的动作连贯完整。    人们说，中国的体操运动员比日本人有更大的竞技力。他们身材高大，自然身段就优美。他们的体操——怎么说呢？——他们的体操更具有竞技的意味。他们的动作的连贯是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是可能失误的，但错了马上重新做起。同日本人比较起来，他们的体操还不够利落。    在吊环这一项目中，我看到了杨明明和个子很大的蔡焕宗。他们是中国体操运动的两个典型人物。前者一开始就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而后他不得不使绳子保持平衡。因此前面的动作比后面的动作做得好。结束的动作（转体空翻）堪称第一。他得九点四分，获第二名。蔡焕宗是很好的体操运动员，他的吊环动作获九点六分，单杠也是九点六分。他的吊环的结束动作是双空翻。    单杠是一种典型的摆动的体育器械，蔡焕宗重复了猿度的连贯性（猿度是日本的体操冠军）。他最后加快了速度以便接着做双空翻，双空翻是不利于落地的。蔡焕宗轻易地落地了。因此，中国获胜了。蔡焕宗获得这个项目的个人第一名。    我是在布洛纳酒吧间的电视机前观看这次中瑞体操比赛的，有些热情的顾客鼓掌欢呼。一个妄自尊大的人靠在酒吧的锌皮门上说，在中国人背后有政治。人们回答他说，政治在统率着体育上的形式主义之外还统率着人们的生活和尊严这是很好的。体育的国民化使得穷苦人或者中等出身的人也能参加竞赛了，而不只是在“特权者们”当中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