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罗曼斯基）在医院里治疗了两个月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今晚在这里主持了标志着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开始的一次节日宴会。    在四千多位客人的热烈掌声中，这位总理以强有力的声音说：    “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坐在总理周围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几乎全体委员。    七十六岁的周恩来用高而响亮的声音讲了话，他的讲话经常为掌声所打断。    他说，中国二十五年来，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五位副主席中有四位——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出席了宴会。第五位副主席李德生将军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负责中国东北军区的工作。    周先生步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巨大的宴会厅，受到了在场的数千名客人的鼓掌欢迎。有些人站在椅子上，设法看一眼在距他们一百多米的大厅另一端的总理。    总理显然很感动，几次设法制止鼓掌，向各方面点头微笑。    【时事社东京九月三十日电】题：国庆招待会，周总理及其他最高领导人出席    庆祝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五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三十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    今晚，在人民解放军吹奏的乐曲声中，周恩来总理走在前头，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在场的大约四千五百位应邀与会的客人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迎接他，兴奋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宴会举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政府开始讲话，他声音宏亮有力，使人想不到他正在因病休养。他的讲话每句话都激起了掌声。在这个值得庆贺的中国最大的节日国庆节的时候，人们对总理所寄于的信任和期望是何等地巨大啊！招待会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路透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记者：夏普）同疾病战斗了四个月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上胜利地回到了公共生活中。    当他向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四千多名客人讲话时，人们报以五十秒钟的热烈鼓掌。    这是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同时出场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宋庆龄女士也出席了，她在长期生病后第一次露面。    今天晚上，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局的二十六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二十人出席了招待会，观察家们认为这是领导团结的一个象征性的表现。    周先生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个口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周先生今晚在步入大会堂时步履缓慢，但这可能是为了照顾他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同事，其中包括康生。    【德新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当七十六岁的周恩来总理自七月三十一日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将近五千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向他报以狂热的鼓掌声。    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表示祝贺，他讲话的声音坚决而轻松，一点也看不出他最近曾长期患病。

【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九日电】题：静悄悄地向着新时代变化，中国的第二十五个国庆节    中国将在一日迎来她的第二十五个国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中，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正如从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到批林批孔运动这一过程中已突出起来的那样，在政治领导体制和发展经济等方面，也显然正为准备下一个时代的到来而转化。似乎可以说，在这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的背后，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向着下一个时代变化，尽管是静悄悄的。    在这二十五年中间，在毛泽东主席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妥善地处理了极左或极右的“反革命事件”。今年一月一日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高度肯定以毛泽东主席为中心的党的指导路线的正确性和对明天的光明展望。    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周恩来总理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把接力棒传给缺乏革命经验的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等最为担心的也许是旧思想和旧路线的复辟。批林批孔运动有着浓郁的防止旧思想复辟的性质。反过来说，这说明了在中国普通群众的精神深处，三千年来的儒教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    往年，国庆节一临近，就强调经济建设的成果。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工业建设的跃进。    农业生产正在稳步上升，已有人估计今年将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促进今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将把重心移向工业建设。    如果说加入联合国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新的前景，那么，迎来建国二十五周年，今后数年肯定将成为引起中国内政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时期。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九月三十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表示，希望尽快会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一项政府公报说，总统说他期望“在尽可能最早的时机”同毛会晤。    马科斯说，这样一次会晤将对菲中关系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但是还有待于安排。政府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通常都是在北京完成谈判的，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如此，马来西亚总理在六月份访问了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    政府说：马科斯今天向毛和周发了感谢电，其中说：“马科斯夫人在政府中并无任何正式职衔，但是她受到了一切只给予国家元首的荣誉和礼遇”，菲律宾人对此“特别引以为荣”。    【美联社马尼拉九月三十日电】政府说，马科斯今天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发了感谢电，“他在其中表示了菲律宾人民”对马科斯夫人顺利完成在中国的十天访问的“最热烈的祝贺”。    【法新社马尼拉九月三十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说，他期望在尽可能最早的时机会见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总统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这样一次会晤对人民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还得安排”。    马科斯今天分别致电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向中国领导人感谢中国人民在欢迎第一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自发性”。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九月二十四日刊登莱利维尔德从香港发的一篇专稿，题为：《美国农作物专家赞扬中国粮食增长的成就》，摘要如下：    美国一农作物专家小组对中国的研究机关和农村公社进行了四星期的考察后，今天热情赞扬中国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九七○年获诺贝尔奖金的种子培育家博洛格说：“你简直难以看到一块长得不好的田地，我们所到之处庄稼都是绿油油的，长势很好。”    这些专家在问及中国东道主有关农作物产量的估计数字时感到他们总是沉默，但是他们在离开时得到这样的印象：今年农作物收成异乎寻常地好，可能远远超过中国获得的最高产量。他们的印象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代表团的十名专家都是非常熟悉亚洲情况的有经验的农作物观察家。    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代表团团长沃特曼博士说：“稻米确实是第一流的。这里的田地一片连着一片，别提长势有多好了。”    这位专家接见记者时说，引人注目的是，对比中国现代和古代的农业操作，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他说：“他们全都被培养为技术十分熟练的农民。他们大家一起分享所获得的收入。”    沃特曼博士说，代表团带回了“半箱”各式中国作物标本，其中包括三十至三十五种不同品种的稻种。    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发起下组成的该代表团在离开时抱有这样的希望：它的这次访问将为定期交流开辟道路。    沃特曼说，他对中国在培育和推广各种矮稻新品种方面的进展感到惊异，这种矮稻同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培育的“奇迹稻”类似。    这些访客对于把科学发现的重点放在实际运用上表示赞扬。    博洛格博士把这种情况同印度的情况做了对比。他说，印度在实验室的工作是非常先进的，要比中国先进得多，但是，在实际运用上则跟不上。    这些美国人说，显然，中国的农业若要保持其势头，所需要的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就要比目前正在培训的要多得多。    博洛格博士说，他认为，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许多东西。他说，“我认为，中国取得的进展比我原来预想的要显著得多。”

【法新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科斯塔·戈麦斯将军已被宣布为葡萄牙总统，接替斯皮诺拉将军。这是国务委员会宣布的。    科斯塔·戈麦斯将军是葡萄牙的总参谋长。    国务委员会是在斯皮诺拉将军讲话宣布辞职的时候开会的。    【法新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斯皮诺拉总统今天宣布辞职。    斯皮诺拉将军在广播和电视中发表的讲话中说：他即将“卸掉他的重负。”    他说：“在一种普遍的无政府的气氛中，危机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已不可能成为负责忠实执行武装部队运动的纲领的保证人。”    斯皮诺拉将军说，武装部队的纲领是要做到“变而不乱”，但是目前“情况已经不同了”。    斯皮诺拉将军说：“旧政府的法律已经废除，而并没有新的法律代替它们来处理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就是已经颁布了的新法律也遭到公然蔑视。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无政府的气氛，每一个人都定他自己的法律。在这种气氛下，危机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德新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据葡萄牙电台今天援引可靠人士的话说，国防部长马·费·米格尔和新闻部长桑切斯·奥索里奥已经辞职。这两个人都被认为是斯皮诺拉总统的亲密同事。    观察家说，斯皮诺拉在地方政府中的一些支持者显然已被左翼的贡萨尔维斯总理的人和领导武装部队的一批军官的人所代替。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九月三十日电】温和的保守派斯皮诺拉对全国说：“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同武装部队在一起，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    但是，他说，武装部队运动的理想“走上了歧途”，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目前这场危机。    斯皮诺拉还说，武装部队运动在非洲实行的非殖民化计划没有受到尊重。    他显然是指葡萄牙新政权的第一个保证，即在几内亚（比绍）、莫三鼻给和安哥拉三个地方举行公民投票。    但是，在左翼分子和黑人独立运动压力下，葡萄牙没同人民商量便给予了几内亚（比绍）以自由，并缔结了一项使莫三鼻给独立的协定。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九日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前夕，一批发展中国家发表了一份公报。各主要石油消费国本周末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冒犯了它们。    这个声明是由二十四国集团发表的，其中明显地提到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的外长和财长周末在国务院举行的会议。    公报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充分参加国际讨论和作出决定的活动的一切阶段，这个组织对于背弃这个目标的趋势表示关切。”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九日电】一百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今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以前就把发展援助同国际货币基金的信贷直接联系起来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这个二十四国的政府之间的集团发表的公报警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向存在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提供中期援助的行动将不能取代援助同特别提款权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个二十四国集团中有八个亚洲国家、八个非洲国家和八个拉美国家，它们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种联系的作法遭到美国、日本、西德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反对。    这份公报的作用在于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非建立这种联系，否则一百零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会赞同一顶货币改革计划。一九七五年二月是一致商定的通过货币改革计划的最后限期。这个二十四国集团是由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马赫鲁格领导的，由斯里兰卡财政部长佩雷拉和秘鲁财政部长加维拉诺任副主席。    它们说，必须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制度，以便较为确切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它们为这个基金组织作出贡献的能力。它们还要求更多地参加作出决定的工作。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九日电】美国和其他四个主要工业国的财政部长今天在这里结束讨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已商定了如何解决由于石油价格猛烈上涨而引起的问题。    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五国财长会议是国务卿基辛格要求举行的，目的是为了讨论由于过去一年中石油涨价百分之四百而引起的全球性问题。    财长们昨天在国务院同外长们举行了联席会议。在会上，有的代表对美国把会议看得很紧迫感到迷惑不解。他们指出，基辛格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    外长和财长们讨论了节约能源、紧急分享石油和如何处理流入国际货币市场并有可能打乱世界货币制度的阿拉伯剩余石油款项问题。    在五国集团会议上，一个主要议题是英国财政大臣丹·希利提出的建议，即石油生产国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建立一笔工业国可以借用的三百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作出贡献。    建立这样一笔基金将会帮助工业国得到现款来解决由于石油价格飞涨而引起的问题。    有人说，阿拉伯国家不会愿意向这样一个机构提供款项，除非得到它们将不丧失资本的保证。    五国集团也讨论了西德的一项建议，即建立一个国际投资银行，由石油出口国和石油消费国共同分担拖延支付款项的风险。    有人指出，根据西德的计划，不能保证把钱用到极需要现金来支付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去。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九日电】由十个工业国组成的强大集团的财政部长们，今天一致同意在五年期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六十六亿美元的贷款额度，以扩大它的信贷便利。提供这个贷款额度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五十五亿美元特别提款权，这些特别提款权可以借给在国际收支高而遇到困难的国家。    这十国集团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西德、法国、英国、瑞典、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瑞典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法新社波恩九月二十五日电】西德今天拒不赞成把共同农业价格的水平增加百分之五，这种增加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部长们上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三天费力的委员会会议上一致同意的。    西德政府发言人阿·格吕内瓦尔德在这里的一次内阁会议以后宣布了波恩政府的立场。他说，西德不能同意价格增加百分之四以上，并且只有在这种增加将与定于明春进行的下一年度农业价格研究过程中一致同意的增加结合在一块时，它才同意这个增加。    他说，只有在布鲁塞尔的一揽子计划包含有“（共同体）成员国令人满意地声明它们打算废除违背罗马条约并且歪曲共同市场内部的竞争的国家措施时”，西德政府才能考虑布鲁塞尔的一揽子计划。    他指的是在共同体委员会采取行动解决农业危机之前，今年七月答应给法国和比利时农民的国家援助。    这位政府发言人还清楚表明，波恩政府认为，在谈西德同意布鲁塞尔的决定之前，九国必须积极着手全面研究共同农业政策。    （西德内阁的决定对布鲁塞尔的共同体人士震动很大。接近共同市场委员会的人士说，谁也没料想到波恩会采取这种行动。）    【德新社波恩／布鲁塞尔九月二十五日电】西德内阁今天拒绝批准欧洲共同体农业部长上周在布鲁塞尔建议的把农产品价格补贴提高百分之五。因这一决定而感到不知所措的欧洲共同体官员赶忙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    卢森堡的观察家说，来自波恩的这一消息象一枚炸弹一样在卢森堡的欧洲议会的代表们中间爆炸了。    其他议员表示担心共同体内已爆发了新的信任危机，人们认为，西德总理施密特的政府对共同体是采取敌对方针的。布鲁塞尔的观察家说，波恩提出的新条件很有可能加剧波恩同法国的紧张关系，法国本来是会从早先的协议中得到好处的。    【德新社布鲁塞尔九月二十六日电】今天这里宣布，共同体农业部长将于十月二日在卢森堡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由于波恩拒绝共同体农产品价格提高百分之五而引起的危机。

【本刊讯】瑞士《自由报》九月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外蒙古，亚洲的大牧场》，摘要如下：苏联的第十六共和国    外蒙古到处都是苏联人。他们甚至毫无羞耻地那儿都去。    从地形的观点来看，外蒙古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缺口，中国能借以损伤苏联的每个神经中枢……，反过来说，除非苏联人赶在中国人的前头！    在首都乌兰巴托，苏联士兵站岗和指挥交通。苏联士兵保养铁路，还“给蒙古军队出谋划策”。在山上，苏联雷达设施保证警惕地监视蒙古的上空。座落在乔巴山地区的三个空军基地，经常停放着六百架整装待发的苏联驱逐机。    甚至死者的坟墓也忠实地仿照苏联的式样。在首都乌兰巴托大广场上埋葬两位民族英雄遗体的陵墓就是这样，这两个人一个叫苏赫—巴托尔的军人，死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据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的敌人的牺牲者”（一个喇嘛把毒药投入他的食物中）；另一个是乔巴山元帅，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因盲肠炎手术而死于莫斯科。使许多蒙古人感到惊奇的是，元帅竟为了这么一个小手术，有必要跑九千公里让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来动手术。    在各省，显然也是苏联的作法。例如处在首都和苏联边境半道上的达尔罕，三万居民中就有一万是苏联人：他们都是来“帮助”蒙古人和给蒙古人“出谋划策”的。    苏联人借口使一贯喜好流动生活的蒙古人“非游牧化”，他们设立和领导着三百个集体农庄和三十五个国营农场，年轻的蒙古人到苏联去短期学习之后，便在农场定居下来。    因此，人们丝毫用不着转弯抹角地说，外蒙古今天已是苏联的第十六共和国。

【中东社开罗九月二十八日电】萨达特总统在今晚举行的纪念纳赛尔逝世四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历史性的讲话，摘要如下：    欧洲和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向石油价格和减产屈服。那种用一个手指头一指就可推动统治者的外国代理人的时代已经消失了，暴力恐怖和炮舰外交时代已经完结了。    兄弟姐妹们：无疑的是，今天你们在十月战争一年之后有权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现在我们站在哪里？我已在提到阿拉伯形势在世界上的变化时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最小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成倍地增加，我们的国际地位完全起了变化。    无疑，作为中东问题实质的巴勒斯坦问题，已走上一种新的轨道，在它面前开放了重要的时机，巴勒斯坦人民以千万人的牺牲和我们阿拉伯民族在光荣的十月战争中用战斗取得了这种机会。    这里，第一次实现了一种世界性的实际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其必须得到满足的合法权利，在这一点上，现在只有以色列不满意……。    这里，有一种世界性的一致看法，即只有解决了巴勒斯坦问题，这样做才能解决所谓的中东问题，才能不致使中东问题变成毒害全世界和平肌体的一个毒瘤。    至于我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正在以一切手段来加强阿拉伯队伍的团结，我们正用尽一切手段，寻求一切途径以便在一个短时期内达到一个政治解决，这根据十月战争提出的一些新的东西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以及解放组织是他们的合法代表的承认这个事实。    正如你们看到的，以色列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便消除十月战争的影响和巴勒斯坦的存在，歪曲它的形象。在这方面不要给以色列以任何武器，不要让它用来诽谤以至歪曲历史，打击难民营里的难民，遗憾的是有一些阿拉伯的声音帮助以色列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见识短觉悟低，虽然这只是一些毫无补益的声嘶力竭的喊叫，但是却给这一事业带来很大危害。    对于以色列，我们曾加强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我们的武装部队处于最高度的武装、战备和训练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对以色列的基本的冷静的回答。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公正的和平，这就必须全部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我们不寄希望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来实现这一要求，我们更不寄希望于某个统治者下台或上台，正如我经常所讲的，我们希望和别人建立最好的关系。    兄弟姐妹们，我们忍耐、坦率，但是我们决不让十月战争以前的那种不战不和的局面重新出现。十月战争以前我们已经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遗憾的是世界上有许多力量对这种忍耐的理解上犯了错误，十月战争的教训也许有助于不使人再次错误地理解我们的这种忍耐。

由于我们在新德里逗留的时间比预算的长，于是我们便计划去参观那享有盛名的灵庙，它是用纯白大理石建成的壮丽建筑物。我们决定坐普通的公共汽车去，可就是这普通的交通工具，也要排上几小时的队才能买到一张车票。班车时间表常常改变，车票则经常在车站便售完了。除此以外，那些票是没有划位的，先到先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座位，便得在车上站几小时，一直到抵达目的地为止。车上挤满了人，象沙丁鱼似的。不管是上车还是下车，大家都象一窝蜂似的争先恐后钻进去又挤进来。我去的时候已是冬天了，可是那股热浪与湿气简直叫人吃不消。灵庙所在地则热得更厉害。    参观了灵庙以后，我们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向南行，而是向着北部的克什米尔前进，那边的天气可能令人舒服些。    我们乘了另一辆公共汽车抵达拉萨拉，这里是坎格拉盆地最有名的山区村庄，也是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宗教和迷信仍然相当盛行。人们甚至在走路的时候还摆弄着他那个戴在身上的护身符，这是象征着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还在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经文。    我们在一家小店里询问有关住宿问题后，便去吃饭。    由于我们还没有找到歇脚的地方，于是他们便盛意邀请我们在他们那摆有多张长沙发的会议室里过一夜。这般的热情教我们怎能推辞呢？要知道，在印度其他地方，我们这群游客吃了许多次闭门羹，碰了许多次，明明旅馆有空房，可是他们硬说没有，哪怕是深夜，也把我们赶到街头，半点也不替旅客着想。在他们定下来的规定里，往往有的是很没有道理的。比如说，你在夜间多要一床毯子，也要付一张毯子的钱才行。有不少世界各地游客对我诉苦，他们说晚上冷得没法入睡，原因就是租不到毯子。    在参观的最后一天，我们向着查谟出发。这次旅程平平无奇，我们在政府住宅区里住，那儿既不干净，租费又并不便宜，更加上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于是我们又向着斯利那加出发。在旅途中，有一个印度人上了我们这辆车，他刚下车没多久，另一位印度人又上来了！这个人老在泡磨菇似的自告奋勇对我们说：“你们想在旅馆过夜吗？请跟我来吧！我给你们带路。”    当那个印度人看见我们伸长脖子跷起脚跟在黑暗中朝前走时，他便说：“呶，打这望，有灯光的地方就是了。”他这番话，真是连三岁小孩也休想骗过，看到情况不妙了，他赶快改口：“这儿离城市大概还有一英里左右，如果你们现在不赶快走，到你们往回走时便要走很远的一段路了。”当他发现我们始终没有上他圈套时，他便悻悻然而去了。    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向车站附近小食摊的小贩打听，他们与售票的司机看法一样，刚才在巴士上上演的那一幕都是骗人的玩意。如果我们真是傻傻地跟了他去，那在黑暗中我们便会受到一伙强盗的袭击，天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总算受到了政府旅游局的保护了。”大家都松一口气地说。但谁知道这些房屋只招待印度游客，并非外国人。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现出非常关心我们的遭遇，主动打电话到外面的旅店去定房。只见他拿起了电话筒，尽管他说话了，但也很明显那是假装的。一转眼工夫，他就打完电话了，并对我们说已定了一个房间了，还要求我们给他一半租金，其他一半则到了旅店才付，我们根本就没理他这一套，就赶紧离开了。    一走到外面，我们立刻便成了一群招揽生意人抢夺的顾客。如果不是一个强壮的警察看见我们的窘境，而挥动着警棍救了我们的驾，我们永远都逃不出这接近歇斯底里与近似暴力的重围。    我们终于在一间又脏又旧的九流旅店安顿下来。    在这儿有两个地方是可以租船的，其中一个地方较小，但船却泊满了沿岸。只见沿岸一带地势低陷，不太深的水发出一股股难闻的臭味。另一个地方有一个大湖，而那里的船都是做得小巧玲珑的，但你若要租这些船的话，租金是按每个人计算的。租金太昂贵了。由于冬季生意不太兴旺，很快我们便以一个合理的价钱达成交易。我们便在一只有两间房的船上租了其中的一间。并且我们说明只住一天，但也有多住一天的可能性。一切都顺利，直至他收钱时才知道又有麻烦了，原来他一定要我们交两天的租金。我们为这种生意手段而感到异常不满。    在印度，克什米尔人是与其他族特别不同的，他们自豪而勇敢，他们要独立自主，克什米尔人说出自己的不满，我们是时有所闻了，现在问题更明显地摆在他们面前。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刚好已在举行一个重要的政治集会，我们离开不久后便听到他们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举行示威游行的事情了。    克什米尔人民勤劳而富于活力，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他们大多数都很富有，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儿女送到欧洲或别的地方去。我们听说，他们建立起组织来救济穷人，免得他们行乞而使克什米尔人民蒙受耻辱。消除行乞现象，可以说是他们的自尊心在旅游事业上所反映的一部分。    斯利那加经济大部分是靠旅游事业以及工业品出口来维持。买商品唯一不用讨价还价的地方，便是去政府管理的最有名最可靠地方去买。而私营的商店则遍布大街小巷；有的整条巷都开满铺子，楼宇内还设有工厂，在那里，人们还可以实地参观生产情况。在展览会里摆满了这些商品，确实给人视觉上一种喜悦、迷人的享受，但游客可得小心，除非是行家，否则从个别商人手上买钻石或珠宝可得冒险，把一块玻璃当作钻石，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续完）

【合众国际社金边九月二十七日电】战地记者说，共产党叛军为攻占金边西北五十七英里的磅清扬省会而发动了一次新攻势，他们已占领了磅清扬以西的十八个前哨据点。    本社记者说，一支拥有七个营左右、估计总数约达三千人的一支军队在十天前就开始向磅清扬推进，并且在过去两天里加紧活动。    大约有二万名来自农村的难民在过去一星期里拥进磅清扬，从而使由于难民拥入而已经增加到十万左右的人口又增加了。    在这次新的战斗中，政府军死了十人，伤了六十人，二十名老百姓死亡。    叛军现在在省会以西约三英里的五号国家公路上。    据军方人士说，看来叛军的目的是要控制磅清扬以西二英里的格朗代密山脉。    战地消息说，有两营步兵守卫着这个省会，并得到大约一万名武装的老百姓的支持。    军方人士说，除此之外，柬埔寨最高司令部下令从隆韦军队训练中心调了两个营到磅清扬去。    【合众国际社金边九月二十八日电】当柬埔寨各地的军事活动加剧了的时候，共产党叛乱分子的攻势昨天已威胁金边东南和金边西北的各省省府。    叛军的进攻迫使柬埔寨武装部队参谋长取消了预定的汉城和台北之行。索斯丹尼·费尔南德中将原计划于昨天离开柬埔寨去南朝鲜和台湾，参加那里的武装部队日的庆祝活动。    然而，当金边东南七十八英里的柴桢省会和金边西北五十七英里远的磅清扬周围的防御据点遭到叛军的强大压力之后，费尔南德取消了他的访问。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九日电】基辛格国务卿今天又回联合国，参加有关塞浦路斯危机的一轮重要会议，但是是在为中东问题花费了一些注意力以后才去的。    他今天同叙利亚外长哈达姆举行了九十分钟私下会谈后再动身去纽约。基辛格事后对记者说，这次会谈是“很好的，谈到中东的全部情况”。    基辛格表示他们两人谈到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脱离接触区、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驻扎期的问题。    预料他在本周的大部分时间内将呆在联合国，专门应付塞浦路斯问题。

【法新社巴黎九月二十九日电】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的中国外交。作者：塞尔日·德根斯堡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这二十五年里发生了多次起伏：在第一阶段里（这个阶段不长），中国向外开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新政权就得到苏联的承认，苏联的榜样立即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其次为西方国家其中有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瑞士、芬兰和许多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所立即仿效。但是在英国想在台湾保持一个领事馆的情况下，中国给予冷淡对待，直等到一九七二年三月才互换大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去莫斯科，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他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    其它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在考虑承认中国时，在一九五○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突然结束了第一阶段。中国认为受到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联合国”（实际是美国）部队的威胁（这支部队接近中国边界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六日进入朝鲜援救北朝鲜人。    在斯大林死后中国于是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抵制。直等到一九五三年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和斯大林逝世后，才开始了中国外交比较活跃的第三阶段。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参加了一九五四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会上起了富有建设性的、克制的作用，这引起他们的同僚们的极大注目。    但正是在转向第三世界方面，中国外交特别活跃：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尼赫鲁签署了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有历史性的声明，这五项原则后来成为第三世界的宪章。    同苏联的关系处于真正的蜜月时期：在赫鲁晓夫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合作加强了。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联以“新技术协定”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原子弹样品和制造秘密。不久，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成功，那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视中国论点的决议。    大跃进这个富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在一九五八年结束：伴随国内大跃进而来的是外交政策的强硬。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这个第四阶段的标志是：同美国势不两立、中印冲突和中苏争执。    苏联在福摩萨海峡和喜马拉雅山的冲突中不支持中国。两国关系紧张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当克里姆林宫六月二十日废除一九五七年的关于“先进技术”协定和拒绝给中国它曾允诺的核装备时，决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七月，随着苏联技术人员的离开（他们带走了他们的计划并放弃了数百个尚未完成的工业计划），这种紧张局势更加恶化了。    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雷鸣。第五阶段开始：中国闭关自守，召回了它的大使，几乎同所有外部世界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一九六九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流血战斗，接着发生的其它很多边境事件使中苏处于战争边沿。但是，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暴力事件因此中止了，但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风暴平息了，“正常化”的第六阶段开始了。大使们回到了他们的岗位。美国加紧向前推进，一九七一年，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作准备。    同时，人民中国被接纳入联合国，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此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日本首相田中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北京，东京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七三年，中国首次欢迎一位欧洲国家元首蓬皮杜总统的到来。但是，北京同苏联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加剧。

【时事社东京九月三十日电】题：邓副总理向访华代表团表示要及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北京三十日电：乘日中定期航线首航班机到达北京的访华代表团，三十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    在会见中，邓副总理强调说：“日中关系在一段时期曾处于不幸状态，但从两国两千年的历史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他还说，希望日本国民理解：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二、中国人民对日本国民时时都抱有始终不渝的友好心情；三、近几年来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位副总理还说：“日本还有一部分人阻碍两国友好，但这不能改变巨大的历史潮流。”表明了希望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意思。    另一方面，小坂团长表示希望邓副总理访日，这位副总理回答说：“只要情况允许，就打算按照您的意思去作。”

我与许多人谈到外交问题，中苏边界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国内生产建设，医疗制度，人口政策等问题，就没有遇到一位不愿或不能交谈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崭新的经验，想想从前除了所谓知识分子外，有几个关心国事的老百姓？说得不客气一点，就连在战场上打仗的兵士都闹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要打仗的。曾几何时，居然进步到不仅每个人都知道国家的政策而且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听起来这现象好象是奇迹，说穿了其实只是教育的结果。这里所谓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在国内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国家的政策与政令就是经由这些单位传达到每一人民。在国内一个常常听到的名词就是学习，这种学习是一种全面性的教育方式，它不仅使国家政令彻底下达，也使基层意见向上传递。    另一方面，这种全民教育的存在并不表示学校教育的不受重视。正好相反，国内普及教育相当于台湾的义务教育到初中毕业。全国学童入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学校的设立就变得十分普遍。我的故乡从前全县只有城区有一所中学，现在每一公社有一中学，可见其发展，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也不曾为推行普及教育对外大事宣传。    说起公社，我想海外多数人都不清楚究竟什么叫人民公社。我到广州的第一天，就在与人闲聊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位美国访客被领去参观人民公社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社没有围墙，象我们从未到过国内的人觉得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但是国内的人便忍不住要笑了。原来人民公社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从前的乡公所；公社下面有大队，相当于从前的保；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便是从前的甲。所以每一乡都有一所中学。六、国民收入与物资供应    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国住过的人都记得抗战胜利以后通货膨胀的可怕情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上海时以十七万元法币买了一本四用辞典，第二天到杭州吃一碗面要付二十万。这还是在金元券发行以前，至于金元券出现以后乃至后来的银元券，贬值之快已非现在所能想象。    今日国内物价之平稳，也不是不曾亲身经历的人所能想象的。据说基本上二十五年来物价从未改变，反之，工资却因为国家生产力增强而经过几次小幅调整。一般说来，国民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我见到许多幼年同学，他们从初小毕业到大学毕业都有，也有在大学教书的，经济情形最差的一位是专科毕业的同学，他的妻子半身不遂，卧病经年，但有两个孩子。以他一人的收入来支付四口之家包括一位病人，自然吃力，但也没有冻馁之虞。其他亲戚朋友每家至少都有两人工作，所以都有银行存款。一般说来国内人民的家庭经济情况完全由劳动力的多寡来决定，如果夫妇两人工作，生活已可有余，若有成年子女工作，则情形更好。我所认得的所有亲戚朋友，家家都有积蓄。现在的问题是存了钱做什么？在乡下，许多人在设法盖房子，在都市则大家都想买较贵重的东西，如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等，这牵涉到物资供应的问题了。    国内一切物资几乎都由国家统筹分配，自由市场到处都有，但规模极小，可以不计。如所周知，国内棉织品与粮食是配给的，必须要有配给券才能买。我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两双布鞋还问老同学要了几尺布票。但是丝织品、毛织品及其他人造纤维产品便可以随便买。只是供应量仍然有限。我在杭州花了十元人民币买了条的确凉（一种人造纤维品，穿起来其实很热）的裤子，在家乡花了二十四元人民币做了一件丝棉袄，料子与手工都属上乘。    我在华侨饭店或其他旅馆吃饭，自然不需要粮票，但我喜欢自己与朋友亲戚上馆子吃，所以就要了些粮票带着，上饭馆叫了菜以后还得告诉服务员要几两饭，原来一碗饭要二两粮票。    至于其他工业品如手表或自行车，就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了。其原因实在非常简单，供不应求而已。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尽量少从国外进口，即使在国内生产的手表，质与量都在迅速提高，还是无法普遍供应。另一方面人人都希望有个手表而许多人都有钱等着买，所以一批手表分配到一个单位，随时就会被抢光。手表如此，其他工业品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说到非工业产品的供应，如蔬菜鱼肉等，据我的观察，虽然也不算富裕，却已足够维持全国人民的生活所需。对旧中国缺乏普遍了解的人，也许不容易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说从前全国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单看今日中国人口超过七亿，而耕地面积增加得很有限，所以除了尽量利用科学方法增进单位面积产量外，还得有现代化的贮藏及运输设备。举个小例子，我的家乡每到夏季盛产海味，鱼虾满街，价格极廉，因为当天若卖不出去便成废物。至于渔民们靠这一短期的微薄收入如何能维持一年生计便没有人去管了。另一方面短短数天的渔获量供过于求，事实上造成不可避免的浪费。现在由国家统筹分配运销，渔民的收入有保障了，浪费物资的现象绝对杜绝了，更重要的是本来不产鱼的地方也可以有机会吃到鱼了。由于产品由国家分配供应全国，产地的供应量当然已不如从前充分，但是谁能说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呢？其他如甚至木材、煤炭等的生产与供应，情形莫不与此类似。    一般说来，今日国内市场的物资供应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前大致是集中生产地和几个大都市，而且还向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品。现在则全国各地差距不大，象北京和上海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容易买到东西，但仍然不象从前的上海，洋货充斥比起小地方的物资供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有人在国内任何地方看到市场上物资不象从前充分，应该先想一想全国人口的分布及其所需再下结论。（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