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十八日刊登格韦茨曼从华盛顿发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和中国：向着正常关系接近了一步》，摘要如下：    这是基辛格的第六次中国之行。这位国务卿一周前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一天说，此行的目标是要尽快“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基辛格在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天半的会谈，和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之后离开北京时，正常化还是没有实现，但是这个过程加速了    ——措词微妙的最后公报使人们对于在外交方面出现新的开端的可能性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由于担心苏联的威胁，在拆掉妨碍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壁障方面前进的速度，超过了在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第一次到北京秘密旅行的时候大多数专家认为可能出现的速度，如果公报谈到此为止，本来也是会使华盛顿满意的。但是看来它又进了一步，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正是公报在外交承认方面所说的话。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要是超过某种界限，美国的政策就不能不作根本的改变。人们一直认为，除非美国放弃它同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从那个岛上撤除它剩下的军事部队，并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拒绝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但是，在上星期三于北京发表的公报中，中国使用了新的措词，这种措词使基辛格感到某种程度的意外，并引起他的一行人的猜测，认为也许北京现在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它可能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华盛顿没有必要在发表某种仍然有待解释的政治声明之外再作什么事情。    在上周的公报中，美国逐字不差地重复了它在一九七二年的声明，但是中国却有了令人感兴趣的改变。北京申明了它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如下：“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它只字未提在台湾的美军，也未提华盛顿承认北京为唯一的合法政府。    这句简单而明了的话是在星期三清晨告诉基辛格的，当时还来得及包括在联合公报中，但是为时已太晚了，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非常渴望同华盛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而它现在愿意至少暂时把台湾问题撇在一边呢？中国是对美军已经在撤离台湾——到今年年底那里将只有六千人——这一事实作出反应，并预期在蒋介石总统去世后，通过北京同台湾的一次政治协议，就会使这整个问题成为一个未决问题吗？换句话说，北京是暗示在华盛顿仍然保持它根据条约承担的用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的义务的时候，有可能实现正常化吗？    这将意味着北京的立场有了一种根本的改变，基辛格看来认为有必要在今后一些月中继续进行某种细致的外交试探，以便弄明白中国发表这项声明的背后动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紧迫情况；两国的关系看来正在没有正式关系的情况下十分顺利地发展。例如，现在贸易额已达九亿美元的大关，而在两年前仅为五百万美元。    基辛格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会谈，意味着这种新关系是长期性的。基辛格竭力向中国人保证，不管谁担任总统，这一政策将继续下去。中国人一些时候以来一直担心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持久，它只限于尼克松的任期吗？如果是这样，水门事件或一九七六年的选举会使之改变吗？    基辛格在饭后敬酒的时候告诉中国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关系中已经取得的进展在今后的岁月中将继续下去，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是哪届政府。”美国一行人中的官员们曾试图使陪同基辛格前去的记者们相信，这位国务卿是讲的一般性的话，并不是想要向他的中国东道主暗示尼克松的地位即将发生变化。

【美联社金边十一月十九日电】据目击者说，一架属于柬埔寨空军的战斗机今天下午对总统府扔了四颗二百五十磅的炸弹。目击者说，朗诺没有受伤，不过有三个柬埔寨人被炸死，还有十个人受伤。    在总统府周围的高射炮手说，下午四点三十分，那架飞机从东面飞到总统府上空扔了两颗炸弹。    军方人士说，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毕林贡中尉当时是在执行到二号公路地区附近的金边南部防线进行轰炸的任务。    据说，毕林贡通知空军基地的指挥塔台说他的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无法继续执行任务，要飞回基地。    指挥塔台用无线电通知他可以返航。    柬埔寨司令部的军方人士说，毕林贡的飞机没有象另外两架执行同一任务的飞机那样降落地面，而是半路上改变航向飞向了总统府。    【法新社金边十一月十九日电】这架飞机向桑园宫投下四颗炸弹，其中两颗直接命中一间会议室。柬埔寨国家元首本来预定在几分钟以后在这间会议室主持一次会议。    初步的消息说这次袭击使三人丧生，六人负伤。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朗诺的家属或国家要人。    总统府附近的高射炮没有向飞机开火，但在飞机向湄公河方向逃逸时一挺机枪向它开了火。    在今天的袭击发生后几分钟，便部署了装甲车辆来保卫总统府，卫兵们曾向空中开枪来驱散群众。    军事首脑，包括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被召到总统府举行一次紧急会议。    【法新社金边十一月十九日电】军方发言人安隆上校说，今天的轰炸是政府军的驾驶员毕林贡中尉干的，他后来向东飞往反政府部队占据的地区。    轰炸引起美国大使馆的极大惊慌。大使馆的人员们起初以为轰炸的目标就是离总统府只有三百米的大使馆。    所有的大使馆人员立即逃出办公室到底层的掩蔽所去躲避。而在外面，总统府警卫队的士兵们向四面乱开枪，老百姓就四处乱跑去找藏身之地。

【美联社佐治亚州梅肯十一月十八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到一个南方据点去发动水门事件上的攻势，获得了对他表示支持和响应的欢呼声和陈情书。“我非常感谢……”    总统到佐治亚州中部进行的迅速旅行具有竞选运动的一切色彩——友好的人群、挥舞的旗子和手写的支持标语。    官方对这次访问的解释是参加庆祝已退休的民主党众议员卡尔·文森的九十岁生日和默塞尔大学的沃尔特·乔治法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的仪式。    但是尼克松显然认为，参加这些仪式是他为克服仍然闹得满城风雨的水门丑闻而进行的公开斗争中的一个步骤。    第一个重大的公开步骤是星期六晚上采取的，他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总统为自己的正直作了解释，他说：“我不是歹徒。”    在尼克松到达梅肯外面的罗宾斯空军基地时，据警方估计，有一万至两万多人向他欢呼。    在走下飞机以后，尼克松从当地的支持者那里得到了有三万七千多人签字的表示支持的陈情书。他说：“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是了不起的事。”    然后，总统沿着人群走过去，象竞选时那样同他们一一握手。在人群里面，举着表示支持的标语，其中有些写道：“不要泄气。”“尼克松是我们的。”“总统先生，我们热爱你。”    尼克松在向人们讲话时没有直接提及水门，而是集中谈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他说，他同苏联进行的联系帮助消除了中东危机，他说，两个超级大国已决定对分歧进行商谈，而不是打仗。    尼克松说，由于同莫斯科和北京改善了关系，“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未来几代人建文一种持久的和平。……”    尼克松从空军基地乘汽车前往默塞尔大学，他站在敞篷汽车上不时朝站在路旁的几千名群众挥手致意。当他的汽车接近大学校园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表示不同意见的标语。一个青年举着的一幅标语牌说，“我要极其明确地表示，辞职”。当尼克松的汽车驶人校园时，要求辞职的讥笑声和喊叫声同欢呼声混合在一起。    【法新社佐治亚州梅肯十一月十八日电】当尼克松总统展开活动来遏止不断上涨的水门政治丑闻的浪潮而在今天到这里求助于南方保守派的时候，他谈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使自己得到好处。    尼克松对南方人说：“美国保持足够强大以便它的力量永远受到尊重，这是必要的。”    总统承认他相信无论中国或苏联都不希望战争，但是他警告说，“当出现真空的时候，当有一个大国而没有另一个大国同它相平衡的时候，就将出现一种威胁世界和平的非常危险的局面。”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八日电】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次对记者谈话中说，不但他的国家，而且还有中国也希望美国留在亚洲。这篇谈话是今天刊登出来的。    田中说，美国的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继续留在亚洲“对整个亚洲的安全来说具有基本意义”。    田中强调指出，不但日本，而且还有中国也相信美国不可撤出亚洲。田中说：“中国人民现在认识到美国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没有领土野心。同时，他们也明白美国的力量留在亚洲有助于维护和平。”    日本首相在本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用如下的话强调了他的国家的这一主张：“我们认为美国必须留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必须继续在这里发挥重大作用。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并非只符合亚洲的利益。这也是确保全世界的自由、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办法”法。    田中是在快要同基辛格会谈之前在东京发表这篇谈话的。    至于美国在亚洲的保留力量的军事方面，田中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美日安全条约不但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亚洲说来也是保持稳定的基础，同样，美国第七舰队驻在亚洲不但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安全具有基本意义。”    田中说：“事实上，可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美日安全条约和第七舰队都有助于中美两国改善关系。这种转机人人都应该懂得。”    田中认为美国第七舰队和“驻在这个地区的十七万美国军人”为亚洲的“稳定和紧张局势的缓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他说：“在亚洲国家中，包括大陆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急于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相反，亚洲国家正在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美国留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重要性。”    田中说，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国内政策，提高中国八亿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接着说：“很清楚，亚洲其他地方发生动乱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本刊讯】英《卫报》十一月十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美国为什么需要北约组织》，摘要如下：    中东战争使得北约联盟互相倾轧、互不信任。如果北约要象它必须的那样同心协力，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现在就必须重新估价联盟给他们各国带来的好处。美国保持北约组织的强大的确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不过美国的利害关系不如欧洲的利害关系那样明显。    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是真的还是假想的？回答必级是，如果认为这种威胁是假想的，那就危险了。俄国人一次在匈牙利所干的事和两次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干的事也可能在德国重演。人们可能会说，东欧反正是苏联的领土，苏联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吗？）打算越过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近三十年前在雅尔塔确定的铁幕线；除了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封锁柏林期间以外，俄国人从未设法干预这条线以西方面的事；他们也没有怂恿法国和意大利党员众多的共产党开始进行革命。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北约组织分崩离析了，这种说法就再也不一定是对的了。    俄国人把铁幕作为他们势力范围的界限的真正理由还不得而知。他们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之所以做到他们做到的那一步为止，是因为他们已达到了重新征服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土的目的。    但是谁也说不上，如果不是有北约组织存在的话，他们的野心是不是不会更大一些。不管对苏联对西欧的意图有什么看法——而这种意图可能随着鹰派和鸽派在克里姆林宫的相互交替而有所不同，北约组织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包括由美国威慑力量支持的美国部队在内的北约组织不存在了，谁也不知道西欧将遇到什么情况。西欧的和平就象一个由坚固的桁架支撑着的摇晃的新建拱门。如果把桁架抽走了，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北约现在面临的所有威胁中最为严重的可能是美国对在外国承担的义务普遍感到失望，这是一种随着越南战争拖延下去而越来越加深的失望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成其为从欧洲撤军的理由。    情况是不一样的。指望北约组织的欧洲各国为共同防务多作出一些贡献可能是合理的。如果干脆让联盟垮台，那就不合理了，因为这是违反美国的利益的。既然美国碰到了大西洋的一个新的海上力量的新威胁，它就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保住朋友。

【法新社伦敦十一月十八日电】题：法—英最高级会谈之后（特派记者：米歇尔·莱勒）    在两位欧洲国家元首的最高级会议上谈到欧洲防务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在最近发生的表明了欧洲军事上软弱的近东冲突之后，人们期望这样做，虽然法国部长若贝尔已谈过多次，但这也是一件大事。这是被双方看成“极其有成果”的法—英两天会谈之后，政治观察家们抓住的第一个因素。    法国人士谨防对密谈和军事问题会谈掩盖下的会谈的各方面做任何说明。人们仅仅指出，根据最近的国际事态（这种事态“更加明显地表明了建立一种欧洲防务的必要性”），谈到了防务问题。    在讨论中，蓬皮杜和希思对世界军事形势、欧洲的军事前景进行了分析，特别对关于减少中欧军队的维也纳会议作了估计。    【法新社伦敦十一月十八日电】（记者：米歇尔·莱勒）在希思和蓬皮杜的最高级会谈以后，今天外交观察家发现法国对欧洲政治建设的政策有明显改变。    观察家们注意到，这次会谈与法国前总理沙邦—戴尔马在法国南特的一次讲话成为巧合，沙邦—戴尔马宣称他赞成建立一个“欧洲执行机构”。    正式会谈的发言人没有提欧洲执行机构的问题，但是，显然，两位领导人谋求“欧洲”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同一”的作法，是与沙邦—戴尔马提出的观点吻台的。    观察家们认为，促使法国明显改变想法的，莫过于中东危机以及在停火谈判方面把欧洲抛在一边这种做法了。    在希思方面，他向记者清楚表明，他认为下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是欧洲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会议将定期举行。如果言词有意义的话，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欧洲执行机构的胚芽正在形成。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十一月十七日刊登美国驻欧总司令戴维森将军和《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阿德尔贝特·魏因施泰因的谈话，题为《戴维森将军：反对单方面减少部队》。摘要如下：    戴维森将军说，鉴于俄国人的态度，西方单方面减少部队是违反逻辑的。最近十年中苏联在中欧的部队——与大西洋的师对峙——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同时还给这些部队补充了二千辆装甲车。与此相反，美国驻欧洲的部队从一九六八年到现在减少了五万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主张美国单方面撤军，他的出发点是希望美国的示范能促使苏联也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达成双方减少部队的可能性，因此我看现在作出事先让步是不合逻辑的。”    在这些考虑中美国部队之所以居于中心的地位，是因为在以“灵活反应”战略为基础的大西洋防务计划中，美国部队驻在北约地区、美国提供的战术核支持以及美国战略核介入的能力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我想，军事和政治因素的这种联系应仍然保持下去。”    戴维森将军说，没有可靠的在法国的联系线路，就不会有欧洲的防务。没有法国，一切事情就不知要困难多少。没有法国的军队，他也很难设想一种西方的共同安全政策：“在德国南部的法国军队是组织得很好的，其装备精良。这支部队里的服役者的训练令人难忘。”法国人训练他们的士兵比所有其他盟国要好。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九日电】一些国会议员昨天称赞尼克松总统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答复，他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但是有少数民主党人对于他为紧急能源危机和竞选经费问题所作的辩护提出异议。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沃尔德在华盛顿说：“总统做得很好。”沃尔德是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弹劾提案的为首的议员之一。    “我认为，还有极多的事情需要由总统作出解释，但是，我认为他已开始采取一种颇富建设性的行事方针。”    佛蒙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肯说，总统“干得很出色”。他曾要求参议院要末“弹劾他，要末饶恕他”。    他又说：“虽然以前在我到白宫去的时候已经听到过其中大部分意见……我认为他的话是相当真实的。”    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副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贝克说，尼克松的表现是出色的。    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昨天说，总统把能源危机的主要责任归咎了国会，是说“错”了。曼斯菲尔德说：“他是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他是擅长使用词藻和向全国说明他的许诺的，但是就立法而言，他是有欠缺的。政府在就今天影响我国的这个紧急危机采取行动方面一直是落后的，政府是知道这一点的。”    曼斯菲尔德还说，总统解释说，一九七一年，国会的民主党人曾施加压力，迫使他提高牛奶价格补贴；他的这种解释“将是站不住脚的”。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总统表示他曾在国会的压力下做了某种事情。通常事情恰好相反。”    关于竞选经费问题，总统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样从各公司非法获得了一些经费。    参议员麦戈文在一九七二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财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基梅尔曼说：“这番话根本不符合事实。”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十月三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波兰人期求贷款》，摘要如下：    过去两年半中波兰经济情况得到改善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地输入了西方的贷款。去年从西方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今年头九个月的数字几乎肯定将显示出同样明显的增加。一九七二年同西方的贸易收支出现了一亿多英镑的赤字，一九七三年的计划显示出将要出现更大的赤字。    波兰同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进行贸易出现最大赤字的是西德；今年上半年这种赤字高达五亿五千九百万德意志马克，而去年上半年则是一亿七千九百万德意志马克。    波兰人正试图通过获取大笔长期低息贷款来使贸易再度平衡。作为交换，他们现在正在更加郑重其事地谈论着波兰最后要作出让步，给予想返回西德的二十万日耳曼人出境签证。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八日电】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扎菲今天抵达这里，对南斯拉夫进行五天正式访问。卡扎菲主席是应铁托总统的邀请前来访问的，铁托总统和夫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欢迎利比亚领导人及其夫人。    铁托总统和卡扎菲主席的会晤是很亲切、友好的。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八日电】南斯拉夫一利比亚正式会谈今天在贝尔格莱德的德迪涅区的白宫于十八点前不久开始举行。两国代表团分别由铁托总统和卡扎菲主席率领。据指出，会谈中，总统和主席及其助手将研究南斯拉夫一利比亚在相互关系的各个领域中的状况以及就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今日的迫切问题——近东问题交换意见。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八日电】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今天在飞抵贝尔格莱德后同铁托总统开始会谈。    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报道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经济关系，还谈了中东问题。    南斯拉夫人士说，卡扎菲上校可能谋求南斯拉夫援助他建设军事设施和飞机场以及非军事项目。    他们还说，据信，卡扎菲对讨论南斯拉夫训练利比亚武装力量的问题感兴趣。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八日电】（记者：罗伊·古特曼）利比亚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说，卡扎菲上校迄今为止只访问过阿拉伯国家和毛里塔尼亚。他选择南斯拉夫作为他在阿拉伯国家以外的第一次出访，是因为铁托是在他掌权以后访问利比亚的第一个非穆斯林政治家。然而，卡扎菲上校对中东以及对其他地区问题发表的坦率观点往往与铁托总统的观点迥然不同。    卡扎菲也是最初提议在阿拉伯同以色列的对抗中利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的人，所以，据悉，铁托总统曾私下敦促在使用“双面利剑”时要适度。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十七日电】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当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明天抵达这里第一次在穆斯林世界外面进行访问时，将同铁托总统讨论中东局势和其它问题。观察家们说，今天早上宣布的这次访问，被看作是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为在解决中东危机上协调他们的政策和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而采取的进一步惊人的外交行动。    观察家们说，当最年轻的、最激进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卡扎菲上校同八十一岁的比较温和的铁托总统会谈时，必然会激烈地交换看法。南通社指出，在各自对待国际问题和事态发展上，观点有分歧。    南通社在其评论中说，这次访问的邀请是铁托总统在最近的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出的。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十一月十九日刊登共产党事务记者弗洛伊德的一篇报道，标题为《铁托在同苏联会谈之后邀请卡扎菲》，摘要如下：    卡扎菲这次对南斯拉夫的访问缺乏准备工作，这一点表明，最后的安排只是在铁托总统上周在基辅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谈时安排的。    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人士昨天表明，铁托将把克里姆林宫最近对局势的看法告诉卡扎菲，并还将力促他同阿拉伯其他政府达成妥协。这次会晤将对南斯拉夫人提供一个机会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得到维持。

【本刊讯】印度《新地》周刊五月十二日、十九日两期刊登普拉巴特·贾纳写的题为《纳萨尔巴里运动及其以后》的文章，摘要如下：    纳萨尔巴里农民的武装斗争证实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条真理，并标志着印度革命的开始。这场斗争正确地估计了印度革命的阶段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它成功地唤醒了群众。    没收焦特达（地主）的土地、取消农民债务的经济斗争与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农民的群众组织与地下党组织——背叛了印共（马）修正主义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派——联系在一起，并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虽然纳萨尔巴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斗争还是遭到了挫折，主要是由于它掌握的地区小，革命的领导人和农民缺乏经验，他们未能把斗争推向更广大的地区，也未能形成一条适当的军事路线。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不是失败；它标志着整个国家的革命力量在前进。从印度东北部的特赖地区到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和西北部的克什米尔，它唤醒了各地人民，并且起了帮助印度的多数共产党革命派团结起来的作用。共产党革命派的成千成万的人背叛了修正主义，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许多人到农村去用毛泽东思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科学——教育农民，并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共产党革命派的团结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武装斗争的火花从纳萨尔巴里伸延到了斯里卡库兰、穆萨哈里、拉金普尔克里、德布拉一戈皮巴拉夫普尔一巴哈拉戈拉、旁遮普，后来又燃烧到西孟加拉各地，特别是比尔布姆。纳萨尔巴里的确预示了新的黎明的到来。    但是，黎明还没有来到。黑暗的反动势力还遮蔽着第一道曙光。统治阶级和警察狱吏为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但是，目前革命力量的失败和混乱的责任在于党的路线的软弱，而不是由于他们在为非作歹时能力高强。革命斗争的成败决定于党的路线。“左倾”路线    进行革命战争的最丰富的力量源泉是人民。“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纳萨尔巴里运动运用了毛的这一教导，事实证明纳萨尔巴里运动成了一个转折点。但是后来，大约是从一九六八年年底起，这个教导被忽略了，共产党革命派逐渐被引导得离开了纳萨尔巴里的道路。就从大约那个时候起，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    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首先，党以打击经济主义为名放弃了群众路线。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党不是努力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通过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和长期利益而举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是退出了农民协会、工会、青年和学生联合会等一切群众组织，也退出了一切群众运动，理由是它们培养经济主义，给它们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它们是革命斗争成长发展的障碍。这种做法突然改变了共产党革命派的路线。从一九六九年起，党逐渐蜗缩进狭小的天地，不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小规模的秘密的先锋队来进行革命斗争。消灭    “左倾”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把阶级斗争与“消灭阶级敌人的战斗”等同起来。他们坚持，“消灭阶级敌人的战斗”是现阶段斗争的唯一形式。给予党的干部的指示是要他们以秘密的、“密谋”的方式把贫穷和无地的农民组成小队（不但向人民保密，甚至向不熟悉地下工作的党组织保密），要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消灭可恨的阶级敌人。关于夺取政权的政治思想不是广泛地宣传，而是完全为了要成功地消灭个别的阶级敌人这一目的。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即消灭敌人的战斗，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从大约一九七○年年中开始，消灭警察、官吏、课报人员、奸商和小厂主成了在城市地区斗争的主要方式。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甚至交通警察、教育工作者、法官、工会领导人和各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攻击，其中有些被杀死了。党的好斗分子不再在城市进行长期的地下工作来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争同农村的斗争相配合，而是冒失地与私人的有组织的强暴力量作正面冲突。党的干部表现了完全的忘我精神和伟大的英雄气概。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由于把很大一部分人民搞得与自己对立起来，成干的干部受到毒打，遭到残害，被投入监狱，还有好几百领导人和干部死亡。    党的好斗分子又卷入了另一场流血的斗争。印共（马）的反革命领导集团煽动它们的干部和支持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人——反对印共（马列），并且策划了一九六九年三月以后的多次冲突。后来，冲突搞得越来越频繁、广泛而且肆无忌惮了。印共（马）和印共（马列）之间的政治斗争退化成为一场悲剧性的报仇泄忿——成了一场两党间消灭彼此的干部和群众的战争——这场战争使人民感到惊慌，而只是对统治阶级有利。印共（马）领导人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察的告密人。而由于缺乏政治远见，印共（马列）的领导人不自觉地上了印共（马）的反革命领导人的当。印共（马列）没有能把印共（马）的领导同它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区别开来，没有进行坚持不懈的政治斗争把后者争取过来，也没有作多少工作来制止相互间毫无意义的厮杀。这使许多印共（马列）的干部和群众同许多印共（马）的工作者一起付出了血的代价，并且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    对我们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造反是正当的，但是如毛泽东所说，始终必须首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当印共（马列）的干部和流氓分子继续不断地用炸弹袭击中学和院校，毁坏了它们的办公楼、实验室和图书馆，并且对其中一些纵火焚烧的时候，党的领导却对所有这一切无政府主义的、非政治性的行为给予支持，而不是把这种造反行为引人政治轨道，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做些工作。成千的教员感到他们成了这种袭击的目标。    对那些代表买办封建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在文化和政治影响方面的长期把持进行造反，也是正确的。但是造反的方式（如烧毁画像，砸烂雕像），却使小资产阶级感到慌张、震惊。在这方面，党也没有能引导造反行动走上正确的道路，而敌人就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失策。    一九七一年初，在某些地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消灭那些想（在西孟加拉立法议会选举中）争取选票和投选票的人。甚至连抵制选举和反对议会迷的政治斗争都退化成为一场“消灭人的战争”。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又一种极端的和危险的表现。    印共（马列）领导认为，一切其他的政党都是统治阶级的政党，这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小党派，它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利益。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有时候可能会帮助统治阶级而违反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与统治阶级之间也有矛盾。只看到他们与统治阶级一致的方面，而看不到他们与统治阶级矛盾的方面，是违反辩证法的，因而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派协调委员会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表示希望，它同那些相信武装农民革命并且声明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集团之间的矛盾不致成为对抗性的。但是，这些集团后来却不公正地被辱骂为帝国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理由是这些集团反对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这是极端的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个表现。确实，党所奉行的是使革命力量孤立和削弱的极端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甚至不鼓励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搞到退化成为对“信仰”的迷信，成为对一个领袖的革命权威的无条件的毫不怀疑的盲目信仰，这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言乱语，所有这一切都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尾巴的小资产阶级的杰作。右倾机会主义    过去三年中出现“左”倾机会主义也许从历史发展说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不是象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吗？在我们国内，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也从来不是牢固的。无论在思想上和成份上，它都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并且是跟着亲帝国主义的富于妥协性的资产阶级走的。印共和印共（马）一样，不但由劳工贵族所领导，而且由小资产阶级兼地主、也就是以前是地主的一批贵族集团所领导。它在其长久的全部历史中奉行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而是阶级合作的政策——是对人民叛变的政策。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造反是以纳萨尔巴里的正确道路开始的，但是，随后，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个造反退化成为“左”倾机会主义，这是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罪恶——伪善、奴隶主义和叛变的惩罚。    当我们批评偏差的时候，如果以为过去五年中的全部工作毫无结果，全都错了，没有任何积极的方面，那也是不对的。过去五年的工作有着具有极大意义的积极方面。这些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斗争，标志着印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纳萨尔巴里所代表的新兴革命力量。    第二，纳萨尔巴里的斗争只有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和对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才能开始。在过去几年中，共产主义革命派除了对修正主义的实践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之外，一直在对虚伪的议会迷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的其他表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三，正是全印共产主义革命派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在印度揭穿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印共（马列）也揭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的实质。    第四，印共（马列）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一切反动的和修正主义的政党竭尽全力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意和仇恨来毒害人们的心灵的时候，印共（马列）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对反华宣传进行了斗争。当印度扩张主义者对巴基斯坦先进行干涉后来公然对之进行侵略和肢解的时候，印共（马列）也给予了揭露和遣责。    第五，印共（马列）的短短的历史是斗争、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历史，这个党的干部和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时从来没有犹豫过，他们也绝不会犹豫的。这里就可以看出印共（马列）的领导人和干部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前者在本质上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后者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个人野心家。暴风雨来临之前    今天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我国的人民大众已沉沦到贫穷和困苦的深渊的底层，老是摆脱不了旱灾、水灾和饥荒。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村里主要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国家可悲地依附于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工业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所有这些并不是（象官方估计所承认的那样）把半数的，而是把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也就是我国四亿人民以上——驱逼到大大低于贫困线以下的境地。人民同他们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尖锐。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等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统治阶级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所搞起来的团结的门面不要很久就会垮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的自发斗争的风暴转变成为将扫除我国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污垢的革命风暴。国际形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已经气息奄奄，而且已处在世界各国人民层层包围之中了。    今天，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党。    为加强这一基础，就必须对主要的危险修正主义作斗争，也要对“左”倾机会主义，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作斗争。也必须对全国和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    建党的重点应当放在城市地区的工人、半无产者中间和农村地区的贫农、农业工人中间。地下党应当利用一切形式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手段“来唤起人民”，逐步根据他们的要求和需要，按照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水平把自己同他们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阶级斗争，以准备发动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斗争。合法斗争应当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领导印度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肩上，他们必须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一毛泽东思想，能把它同实践联系起来，坚持走群众路线，有更大的献身和牺牲的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能教日月换新天。    为了要担当起这个艰难的、巨大的任务，革命者，不问他们属于那个派，都应当团结到一个按照统一的纲领和策略路线建立起来的共同的党内来。    如果有一小撮人象鸵鸟一样拒绝正视现实，并且拒绝从我们以千百名最优秀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经验中得到教训而继续搞老一套的话，他们也只会对革命的事业再造成短时期的伤害。恐怖做法对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和一小批农民和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已经消失了。    我国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声和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敢于团结斗争，敢于唤醒和动员巨大的力量，并且敢于取得胜利。印度革命的胜利肯定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加临近。世世代代的梦想——人类从必然王国进而到自由王国——定会成为现实。

他们也真的在做。当非洲人在村里发生困难的时候，中国人就帮助他们。中国医生免费为非洲妇女与小孩子们看病。只是他们不与非洲人发生私人接触。连政治也不许搞。当一九七○年第一批工作人员到这里时，他们还到处散发毛圣经给非洲人，挂毛像，并且引用有名的句子：非洲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当非洲的政治家正忙于为自己年轻的国家创造稳定的政治情势时，这样的句子不可避免地就会引起不信任。中国人学得非常快，语录与毛圣经很快地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些赞扬“共同伟大工程”、“所有国家二律平等”及“非洲与中国人民友谊”之类的标语，如今这些还挂在工厂的大厅里。    还有些其他事情值得注意的：中国人并不是在特别的“学徒车间”训练非洲的专门工人与技术人员。在这种专门的“学徒车间”里人们虽然生产东西，但是随后就把它抛在一边无人过问了。中国人是在实际工作中训练人材。师傅与学徒肩靠肩的一起工作。他们每一块材料都不是只为了学习才存在的，而是来自真正铁路中的一部分。假如做得不对，就要改进，再磨光，修正；必要时要再重新铸造，再加工一次。中国人的客气有礼与工作战术并不是没发生作用。在为建造铁路而成立的车间里工作的非洲人，不象在欧洲人或美国人所设立的工厂与学校里工作时那样毫不在意，象玩耍一样，或者感到不安全，或者是为了隐藏心中的那份不安全感而故作傲慢。相反地，他们在中国人那里注意力集中，精神紧张，甚至有时虽然工作恨繁重，但是他们却感到高兴。    跟美国人在一起就完全两样了。由美国的铁尔公司承建的一个施工地点，这个公司里的一位技术员正在咒骂着修理一架由本地土生驾驶员开到泥坑中去的一架巨大的开路机，他咆哮着说：“这些黑色的私生子开起车来就象白痴一样，应该把他们都阉割掉。”那个黑人站在美国人旁边。白人每天告诉他：他没一件事做得对；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他所以为他们工作，只是因为他需要钱。他对这条公路毫不感兴趣，它是美国人的公路。    美国人训练他一个星期后，他说他会开车了。因为这里受训期间与中国人不一样——不付钱的。当司机他每小时能赚到一块五东非先令；十个小时大约赚到七块马克。表面上看来好象他们比跟中国人工作要赚得多一点。但是一旦他们生病了，或天下雨无法施工，他们就没钱可领。谁把一个机器弄坏了，即使不是他的责任，而他又在此已经工作三年了，也会被解雇。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只能赚到三个马克。相反地，美国人所赚的钱要比他们多上百倍。好些人已把家眷接来，家里有佣人与汽车。    美国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建造这条公路。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一九七四年底要完工。铁路的兴建是在一    九七○年十月份开始的。中国人承诺在一九七六年时使整条铁路能通车行驶。今天火车已经能驶过坦、赞两国的边界了。总工程师伊沙克说：“我确信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前，第一辆运铜的火车能驶过这条铁路。”北京为此工程提供了长期无息贷款。坦、赞两国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开始付款，在三十年内付清。到那时两国经由这条铁路运输铜所得的收入来支付这项贷款，对他们两国而言，已不会是他们经济上的负担了。    同时这条铁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赞比亚——世界第三大铜输出国——到目前为止只能用外卜国的铁路经过罗得西亚、安哥拉与莫三鼻给到达海岸，把他们的铜销售到世界市场上去。但是罗得西亚是由外来的白色移民所统治着，安哥拉与莫三鼻给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赞比亚跟这两个政府都是敌对的。它并且还支持在葡萄牙两殖民地内黑色弟兄的解放运动。如果葡萄牙政府以“‘支持暴力分子”为借口而停止让赞比亚使用现有铁路作为输出铜之用，如同罗得西亚自一九七三年一一月份开始做的一样；这样一来赞比亚就要挨饿了。因为赞比亚是靠输出铜为生。赞比亚的总统卡翁达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一九六四年就开始请求西方国家帮助两国兴建一条新的铁路，以便使赞比亚不再依靠由白人所统治的两邻国。但是美国专家宣称：建造这一条铁路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世界银行也认为支持这样的工程计划是无利可图。美国人只愿意帮助兴建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并不足够来完成运铜的任务。当时卡翁达痛心地说：“西方的强权国家仍然希望我们在白色殖民地政权下依附为生。”    当北京提出要支持建造这条铁路时，西方的专家都是半信半疑的。一个在坦桑尼亚的美国外交官在一九七○年嘲笑地预言说：“假如第一辆火车在一九八○年能行驶的话，就算中国人运气好。他们不了解黑人。‘工作’这个字对黑人而言是陌生的一个字。这一点毛泽东也无法改变。”毛泽东是把它改变了。从事兴建的不只是中国人，也有非洲人。    坦查拉铁路最主要的是为一个理智的、现代化的、同时有效果的对外发展援助工作提供了一个典范例子。美国人用了一千二百个非洲工人，五十八个高薪的美国工程师及一些巨大复杂而节省劳动力的机械。中国人却没带一件复杂的机械到非洲来。他们的车厢、信号装置与工作机械都是那么简单地结构而成，使得每一个由中国人训练出来的铁路技术人员都能毫无困难地修理它。他们也不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而是使上千的非洲人代替这些机器工作。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道：“我们需要工作位置给我们的人民，而不是昂贵的机器。这些机器把人们的工作机会抢走了。”为了使用与管理这条单轨铁路与它的一百四十七个车站将需要大约五千个工人与职员。在姆贝亚的中国负责人温先生说：“我们要负责帮助非洲人有能力在我们走了之后使用与管理这条铁路。”当地的一位铁路局行政单位的副主管说道：“数十年来欧洲人与美国人老是认为我们笨而懒，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完成。但是中国人指给我们看，我们自己也能成就一些事。他们对待我们不象是对待笨学生。这是根本的区别。”（续完）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十九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在发展过程中解散备忘录贸易和加强日中关系》，摘要如下：    以冈崎嘉平太为团长的日中备忘录留易代表团一行，将于二十二日访问中国。    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等人从自民党反主流派的立场出发，为备忘录贸易的继续存在作出了努力。当这些执政党的政治家的努力结出了果实时，备忘录贸易完成了它的宝贵的历史使命。    日中两国间的交流和往来，自从去年以来，的确在迅速地发展。随着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访华，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扩大交流准备了政治条件。双方往来的幅度更加广阔，这是事实。但政府方面是否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即继承备忘录贸易并使其进一步获得发展。对此，现在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日中关系，不仅同亚太地区，而且同整个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这当中，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是不能否定的。但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最近也有了明显的前进。    可以说，美中关系在最高首脑之间以确认基本原则为基础，踏踏实实地、准确地积累着实际措施，并且正在推进最后达成原则（协议）的程序和步骤。    在（中美）联合公报中向国内外宣布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仅是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它将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对外发表的声明，如不能伴随实际行动，其结果，不能不在国内外损害国家的信用。    在迎接备忘录贸易    “解散仪式”的今天，日中关系面临的问题的核心，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日中关系，必须尽早地缔结日中联合声明中规定的航空、贸易、海运，渔业等政府间各项协定。    日本的对外贸易今年一月到九月间超过了十三亿七千万美元。但那里包括了过去民间努力的成果。    政府间的实际业务协定，一项也没有缔结。    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出（政府）积极着手去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必须尽快地缔结航空协定。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一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自民党的「突击队」青岚会向首相发起进攻》，摘要如下：    今天下午，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恳谈会。参加这次恳谈会的，青岚会方面有中川一郎、藤尾正行和玉置和郎等众参两院的议员十七人。    目的是就物价问题以及田中内阁的整个政治姿态同首相进行恳谈。    综合出席者的发言来看，起先，在渡边美智雄、藤尾、中川等人就通货膨胀、物价政策、资源问题和外交政策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据说，关于物价政策，首相表明了将在十二月一日召开国会例会之前提出政府的根本措施等想法。此外，在日中航空协定问题上表示要采取慎重态度，相当满足了青岚会的要求。但是，中川等人指出「党的三位领导干部等都是些无用的废物，在首相面前不提反对意见，这是首相独断专行的原因。用民主的方法改善内阁和党组织是先决条件」等。气氛渐渐变得紧张起来，在玉置（福田派参院议员）乱插话说「首相根本不了解」的时候，首相突然大声说：「什么不了解？」「谁说是独断专行？」    接着，有人要求首相辞职，有用恶毒的语言痛骂首相的，吵闹声很大。    过了一会，青岚会的成员大声说：「能和这样的人进行磋商吗？」同时，以浜田为首一个一个都扬长而去了。    以改组自民党为口号于七月成立的青岚会成立后，在强行通过再次延长国会等方面曾多次接受过自民党突击队的任务。    「亲福田」色彩浓厚的青岚会，当天的行动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在青岚会成员中，虽然也有「纯粹从感情出发采取行动」的人，但是，在田中首相看来似乎也有未必就是这样的一面。    有人指出这不仅是由于物价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着急，而且「首相的领导能力也在迅速降低」，这种呼声在党内也决不算少。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九日电】题：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视时机表明阿拉伯政策    冈山消息：为作时局讲演而到冈山的大平外相，十九日上午在冈山国际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就石油和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等问题谈到下述几点：    一、不得不认为石油危机将是相当长期的，所以，必须作出使用限制。关于阿拉伯政策正在继续研究，应该视时机向国内外表明我国的态度。但是，未预定提到二十日的内阁会议上讨论。    二、（日中航空协定是否在年内）作出决断必须是既能活用日中联合声明的宗旨，也能维持日台航线，并得到国内外的理解。因此正在苦思焦虑。    三、虽然希望能在搞好日中航空协定问题时就访华，可是，关于时期还不能说是在年内，我认为尽快为好。    四、减税两万亿日元是以七五年为目标，并以正常的经济形势为前提提出来的，而现在与当时相比，经济形势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九日电】题：大平外相在大阪说，对阿拉伯政策要建立在国际信义的基础上    大平外相十九日上午出席了在新大阪大厦举行的关西经济联合会大会，其后在该大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外相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于石油危机，包括派遣特使在内，在不断地进行研究。但是我认为，为了对收拾事态作出贡献，派出特使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    二、我国的对阿拉伯政策，在谋求确保石油的同时，必须是捍卫日本国家利益的政策。我们正在基于日本的国际信义，并时刻考虑阿拉伯国家的要求，作出最大的努力。对我国来说，可供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好几条。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    【时事社东京十一月十九日电】大平十九日发表题为《今后我国的资源外交》的演说。要点如下：一、即便中东争端结束了，应该看到我国缺乏石油的情况仍将继续下去。二、在开展资源外交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不仅缺乏石油，还缺乏矿物、木材和粮食。所以，开展资源外交，不能离开我国所坚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