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吉隆坡《马来亚通报》九月十三日以《急剧变化中的世局》为题发表社论，全文如下：    尼克松总统在去年二月访问中国后不久，说出了一句话。他说：在一九八○年之后，中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超级强国。    虽然中国迄今仍否认它有成为超级强国的意图，但在今日正急剧变化中的世界局势下，届时实至名归，尼克松总统的话，倒不是完全虚假的赞誉。    认真说起来，美苏从来也不敢自诩是超级强国，这名词是别人叫出来的。尽管中国不要这种令人听了骇怕的虚名，但它却具有一股足以与美苏鼎足的巨大潜力。这项潜力，绝非来自本身，只靠人多是不济事的，而是来自它所采取的立场底结集起来的力量。    美国本身固强矣，但它在欧亚非三洲，结集了非常巨大的外围力量。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如此。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公认领袖，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占第一把交椅。至于中国，却以和平五大原则作为号召，为弱小国家所尊重。    去年二月世界局势解冻之后，情形就大起变化，迄今为时不过十八个月，这种变化之速、之剧，可说是历史上所未有过。因为，美苏似已明白，压力愈重，反抗力愈大的道理，过去受尽其压力的中小国家，在自由世界中，除了战败国的日本及西德，卧薪尝胆二十年后脱颖而出之外，一般已普遍地对其原来作风感到不满，何况其本身已陷于经济政治的困境中，于是立即改变手法，进行拉拢。拉拢的口号是和平，是不干预与援助。和平是人人渴望的，不要别人干预更是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援助却不想附带任何条件。美国在和平方面，迄今只做到，外表上从印支撤出军队，但暗中仍进行着军援，对美国式和平的评价，只能打个五折。不干预别国事务，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还未洗手，特别在拉丁美洲最为显著。至于经援，由于美元的贬值为祸，引致国际经济大动乱，把经援好处抵销干净。就拿昨日在东京开始的八十二国关税及贸易协定代表会议来说，美财长表现得不够慷慨大方，难使人认为贸易前途会很光明。    苏联的情形并未见得会很好，因为它本来就把它底卫星国控制的很紧，在今日趋向和平的局面中，它仍不敢轻于放松，恐怕鸟儿脱手飞掉。它绝不能让四年前的捷克事件重演一遍。由于它的作风，一般使中小国家不敢轻于接近。虽然它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大会，由于参加者的复杂，弄巧成拙的引起了盟友朝鲜（北韩）的“误会”，该说是得不偿失，应该说，这项体育外交，较中国的乒乓外交差了最少三个马位。    中国就不同了。它底从被剥夺解放出来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中小国家动心，它过去的作为，特别是对印支，以及其和平五原则的遵行，发生了交好的魅力。强而不骄，知足无贪，施不图报，这些，应该都是从中国的传统道德变化出来的作风，亦即是以德服人。    而超级强国及第三世界，不断地进行强化活动，不结盟极峰会议，就是其中一例，可以预见，这种大变动的趋势，将一直地急剧展开，三方面都在致力于结集力量，直到三足鼎立局面明朗化后，才会再进入另一新局面，到时，若往好的方面想，可能是大同世界的出现！

【本刊讯】曼谷《东南日报》九月十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法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共》，摘要如下：    法国总统蓬皮杜于十一日抵北京访问，获得中共隆重热烈欢迎。    周恩来指出，世界紧张的主因，系“世界上少数人”正如十八世纪封建帝王一般，“其政策为一手持核子武器，另一面是他们的和平与安全宣言或条约，以恫吓及欺骗以及强加其志愿于他人身上，他们企图摆布任何不柔顺地遵从他们的人，千方百计加以伤害”。    周恩来此项说话，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侵略企图。    固然，一般说来，法国和中共都是在争取领导第三世界以对抗所谓美苏两超级强国的霸权。但当前情势美国已宣告其不再肩负世界警察责任，承认应由美苏及中共、西欧、日本多角大量均衡以维持世界和平，故现在中共和法国所指的侵略威胁无疑主要是针对苏联。苏联多年来不惜代价推动欧洲安全会议已有初步成就。北大西洋公约国与苏集团华沙条约国可能在未来协议减少欧洲驻军，使苏联得以移师东向加强威胁中共。故中共不能不对欧洲自由国家大声疾呼，指出苏联所力倡的欧洲安全会议的虚伪，强调欧洲国家仍必须维持实力以对抗苏联的侵略威胁，不能不特别拉拢法国，以使欧洲自由国家不至对苏联松弛戒备。    苏联本是超级强国，其军力已超越另一超级强国美国。今美国已致力于限制军备，苏联却口里大喊和平，暗里则更大更快扩张军备，这显然是在固执其扩张政策，显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    因此，中共对苏联侵略企图的不断指责，世人不应只看作中苏共交恶的宣传战而已，不只中共应对之提高警惕，任何国家都应该及时对苏联此种扩张政策特别警惕，不可被其和平烟幕所迷惑。

【德新社特拉费明德／波恩九月十五日电】西德财政部长施密特今天在德国北部特拉费明德举行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第十五次年会上提出的工作文件中说，应当消除西方防务潜力方面的弱点，以保持力量的平衡。    施密特以前是国防部长，他说，国际武器控制协定、不扩散核武器协定和美苏防止核冲突协定都不足以防止使用武装力量。    这就是必须保持东西方军事均势的原因。    西欧在今后若干时候尚不能保卫自己。    法国和英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遏阻苏联的核力量。    西欧必须继续同美国合作以防止苏联统治的危险。    今天是战略研究所年会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的会议。    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保持和应用军事力量的工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目的服务？”    【路透社西德特拉弗明德九月十五日电】西德财政部长施密特今天警告说，西欧不能依靠英法的核力量作为遏阻苏联的有效手段。    他在向国际战略研究所第十五次年会提出的工作文件中说：    “我不想怀疑或轻视法英力量对保卫这两国的民族利益的重要性……    “但是，面对苏联这个世界核强国，并且与美国的力量相分离，通过法国和英国而得到的可信的核威慑力量是不能长时间保持的。”    他说，西欧和北美的安全继续要主要依靠东西方之间的均势作为维持和平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    他说，东西方协议，例如最近的勃列日涅夫—尼克松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是防止战争的愿望的一种表示，但它们并不能消除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方面的利害冲突。他说，西方需要一种“军事和政治力量，这个力量对任何可能的侵略者应是一种危险”。

【路透社上海九月十七日电】（记者：夏普）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这里说，法国和中国一起正处在“长征”的开端，并说，他的访问充分证实了他的希望，即为两国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    他是在王洪文昨晚为他举行的十三道菜的宴会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蓬皮杜说，法国和中国必须巩固和加强在各方面把两国连结在一起的联系。    蓬皮杜总统以坚定而慎重的语调说：“我们只是处在一次长征的开端，在这种长征中，我们肩并肩相互了解，更加友好和更加富有成果。”    蓬皮杜总统说，他接受周恩来总理和代理国家元首董必武的邀请访问中国，是因为他愿意对两国的共同事业作出个人的贡献。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满有理由感到我在中国的逗留完全实现了我的期望。”    观察家们指出，会谈的某些内容可能预料在今天他访问结束时离去之前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透露出来。    据信，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敦促作为欧洲的一名代表的蓬皮杜总统不要过分忙于同北京的死敌苏联实行和缓。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这次访问的一开头就认识到，他们不大可能说服法国人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他们目前的政策而直率地同意中国的激烈的“反对超级大国”的立场。    【美联社上海九月十六日电】当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到达上海时受到了几十万中国男女的欢迎。    他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从杭州到达这里的时候，等在机场上的有舞蹈团体、杂技演员、民间艺术演员和一条巨“龙”。人们冒着毛毛细雨拥挤在通往市内的大路两旁的人行道上。    法国官员们说，蓬皮杜一行事先不知道欢迎他们的准备工作，并表示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周对这次丰富多彩的欢迎显然也很高兴。    有些人士说，这两位领导人在访问外省期间只要有可能就继续进行他们的政治会谈。他们的会谈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    在王洪文举行的宴会上，蓬皮杜是上宾。    王在一篇祝酒辞中讲：“我热烈祝贺蓬皮杜总统访问我国取得的圆满成功。”    这位法国总统在答辞中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完全有理由祝贺我自己，我的访问完全实现了我的期望。”    他们两人都没有进一步发挥，蓬皮杜的随行人员中的人士说，他们不知道这些话是仅仅出于礼节呢还是里面有什么更大的意义。    蓬皮杜明天离开上海途经德黑兰回国。    【合众国际社杭州九月十六日电】（记者：福阿）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周恩来总理今天坐着游船在中国东南的一个四周围有树的湖上游览的时候讨论了六页联合公报的最后草案。    法国人士说，这个公报将是一个“一般性的、措辞委婉的”文件，避开了国际政治的敏感问题。它预定在蓬皮杜明天就要结束他在中国的一周访问的时候在上海发表。    明显地带有倦容的蓬皮杜同周一起在蒙蒙细雨中坐船游览著名的西湖一小时，然后去国宾馆继续他们的会谈。

【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九月十四日刊登了冯·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会因为萨哈罗夫而跌跤吗？》副题是《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说的话是重要的    ——但能够允许他们说话也是重要的》，摘要如下：    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也有他自己的、本国制造出来的克里姆林宫“水门事件”吗？近几周来正向苏联事态和莫斯科外交行动的观察家们提出这个问题。不光是莫斯科的《真理报》和苏联的其它宣传机构近来令人注目地多次强调所谓苏联的新西方政策同列宁的学说绝对没有矛盾（简直就好象莫斯科有谁已经确认有这种矛盾似的）。苏联的政治气候具有少见的背景倾向的特点——就象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不久和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倒台前夕的情况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最后一分钟让勃兰特的布拉格之行因柏林问题而告吹，这在外交上是极为罕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并不是布拉格要对这次访问失败承担责任。给捷克总统府的关于对波恩采取强硬态度的指示来自莫斯科。    如果人们把视线从对外政策转到苏联国内情况，就能较为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骚扰有什么意义。苏联作家马克西莫夫给伯尔的信、警告要防止“新慕尼黑”、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警告要当心缓和政策，最后是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谋害他的说法，这一切说明在苏联国内来目反对派方面的动乱越来越大。    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对派打破沉默是否会正中处于苏联政治幕后的一些势力的下怀；还有，苏联反对派是否有时会被用来进行克里姆林宫的争权斗争，那末这也改变不了人们对反对派个人勇气的尊敬。    对于这种看法也是有历史先例的。还是在沙皇时代，当时的秘密警察，沙俄政治秘密警察就利用了政权的反对者。    在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事件中，今天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个苏联公民怎么可能邀请外国记者到他的住宅，并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呢？莫斯科是一个对外国人进行严密监视的城市。西方一位外国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苏联居民的住宅，而不被当局立即得知……为什么没有能使萨哈罗夫同西方记者隔离开呢？在原子物理学家住宅前的一个岗哨本来是足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里也必然会使人揣测：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人对于把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绝望的警告传到西方是感兴趣的。但是这只会是某一个想使勃列日涅夫的进攻性的和微笑的西方政策失败的人。勃列日涅夫的整个对外政策大厦是建筑在苏联的可信性和严肃性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象萨哈罗夫这样一个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突然对这一前提提出了怀疑。从长远来看，这一点可能对勃列日涅夫造成不吉利的政治后果。    正如人们在西方开放社会中也能够看到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同一基本规律毕竟也适用于苏联：国内政治的反对者企图尽量利用执政集团的弱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把他所反对的和排挤的集团的方针和方法接过来。就如同出现过“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样，可能不久也出现一种“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巩固帝国和稳定内部政权要求苏联付出巨大的力量。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可以在不解决萨哈罗夫所描述的内政问题的情况下借助于西方的帮助使经济现代化并从而减轻负担。也许这一点恰恰是苏联党首脑最大的错误和将来使他摔倒的绊脚石。

【本刊讯】法《民族报》九月十三日刊载一篇评论，题为《勃列日涅夫处境困难吗？》，摘要如下：    莫斯科人士认为，值此勃列日涅夫把赌注押在欧洲缓和上而又不真正希望放弃国内的纪律的时候，他的赌博是困难的。    在外国，缓和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是必要的，即使这只是为了使政治局赞同他的政策也罢，因此，很明显，他对周恩来和蓬皮杜的讲话感到相当不安。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努力在国内外都遇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障碍：对欧安会的气氛冷却了，美国的日益敌视，美国人怀疑缓和是否不会成为苏联人发展军事潜力的一个机会。    当然，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问题。

【本刊讯】法《震旦报》九月十四日刊登菲利普·贝尔内写的一篇题为《苏联的迫害在西方引起连锁反应，勃兰特和尼克松在缓和政策上遇到困难》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这一奇怪的反复中，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一种倒流现象。缓和政策确实尚未濒于破产，但它却是一颠一跛地前进。这一政策的鼻祖，从勃列日涅夫到尼克松，中间还有勃兰特，都突然遇到了困难。    正在使他们春天的美好希望破灭的事件是，在苏联对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进行的迫害，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攻击和威胁，关于对待精神病院的反对派的新的说法。自由世界对这种镇压不能再无动于衷。    一切似乎表明，是政治局的“强硬”派、秘密警察和军队发起了这种镇压运动，目的是阻止缓和，同勃列日涅夫为难。缓和的气氛被破坏了。    昨天人们在两个首都：华盛顿和波恩都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基辛格在参议院外委会进行未来国务卿的“作证考试”时，不得不维护尼克松的同莫斯科接近的政策。在几天之中，苏联的异己分子事件使联邦首都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华盛顿邮报》谈到了美国舆论对苏联国内这种规定感到的“失望”和“背叛”情绪。报纸警告说，由于不能证明莫斯科向着好的方向运行，尼克松在同俄国人的合作政策方面可能遇到严重的障碍。    勃兰特总理在联邦议院也受到了反对派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猛烈批评。原则上，波恩总理昨天上午本不应发言。但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新领袖和议会党团发言人卡斯滕斯进行的闪电式攻击迫使他打破了沉默。卡斯膝斯指责他向东方作了过多的让步，没有得到对西柏林的一切必要的保证。特别指责他在欧洲实行显然对莫斯科有利的德国“中立主义”是冒险。    此外，卡斯膝斯指责说：“你对被追究的俄国知识分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而其它国家的政府，如奥地利、丹麦、挪威、荷兰，却都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这方面也一样，同东方可以缓和的那种想象破灭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九月十三日刊载罗贝尔·拉孔特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新奥妙？勃列日涅夫一直没有召集全会，他似乎想在会上摆脱最“反对”他的人》，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是否有新的奥妙？勃列日涅夫一直在克里米亚，预计在九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一直还未举行。    人们知道，一些迹象表明，苏共总书记似乎想摆脱最反对他的“向西方开放”政策的一些有地位的人。    看来，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方面，波利扬斯基虽然还留在政治局，但是被解除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而去负责一个风险大得多和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的部，即农业部。    另一方面，党的老理论家苏斯洛夫自从斯大林以后，一直在维护一些与总书记现在的选择截然相反的论点。我们已经预言过，苏斯洛夫由于年迈，可能光荣体面地隐退。    苏联头号人物的一些最亲近的顾问的确象是劝过他不要作在此时此刻可能表明如下情况的任何事情：即表明“集体领导”的磐石般的一致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在古老城堡的阴暗处正在酝酿一场紧张的夺权斗争。    象人们在新近排挤沃罗诺夫和谢列斯特以及“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政治局”中许多第一流的负责人时看到的情况那样，克里姆林宫的清洗只能给它的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带来便利。    无论如何清楚地表现出了这些困难：    （一）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安全会议：苏联报纸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谈到它，这与在此之前的和在赫尔辛基磋商及各国外长会谈之后的吹牛相反。在莫斯科，人们甚至说（但未得到证实），不会由葛罗米柯率领苏联代表团，至少开初不由他率领。    俄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个重大会议（如果人们能够这样说的话）的这种“冷淡”可能是由于莫斯科在欧洲人中间制造阴谋得到相反和意外结果而造成的。    （二）中国在国际和欧洲棋盘上的活动：蓬皮杜到北京，他在那里的讲话和主要就欧洲问题和苏美两极主义的威胁问题进行的讨论，也都说明当前对莫斯科的呼吁的回答是吞吞吐吐的。    （三）便利条件：利用这些便利，西方记者得以接近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正如为了向报界介绍亚基尔的悔改而表演的“戏剧”那样。    很显然，国际非共产党和共产党报刊的反应可能把科学家、作家和苏联头号人物都置于尴尬境地。    因为，后者为了制止这种普遍化的反苏浪潮，可能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而这对他的和平计划和微笑攻势来说必然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无论如何应避免把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活动看得过于有组织，并避免仅仅认为军内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才有反对缓和、即反对同西德微笑和同美国签订政治与贸易条约的人。    四年前，列宁格勒一伙青年军官就搞了一次阴谋，策划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谋杀，这不是对付宇宙学家（官方说是对付他们），而是对勃列日涅夫的。    象俄国一直有的情况那样，无疑，这主要不是一种等级之争，而是一种几代人的、利害和野心的冲突，它可能动摇政权。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似乎使某些人感到不安，这一政策尚未使领导人取得一致。

【本刊讯】法《震旦报》九月十三日刊载菲利普·贝尔内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同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一样脆弱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在破坏向西方的开放》，摘要如下：    如同赫鲁晓夫（当他处于深渊边缘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已到了权力的顶峰）过去一样，勃列日涅夫目前似乎遇到一种困难处境。    根据一些外国记者和一些中国外交家透露的某些迹象，他不得不对付不仅在政治局内，而且在军队和秘密警察机构内日益强大的反对派。    “强硬派”——鹰派似乎越来越反对勃列日涅夫主张的“向西方开放”的缓和政策。他们指责他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没有真正结果的纯民间性质的旅行。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没有得到他去华盛顿所寻求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此外，苏联外交和苏联形象目前遭受了一些失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内的对手把这些失败归咎于一种“放宽”。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苏联受到好几个国家、特别是利比亚的谴责，人们差不多把它同美国一起都列进“帝国主义”国家之列。同样，勃列日涅夫推行亚洲安全体系的宣传运动，也遇到那些注意不同中国发生争吵的国家的不容忽视的反对。例如，印度采取疏远莫斯科的态度，这在长期以来还是第一次。    但这并不是最奇怪的。人们看到对萨哈罗夫院士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闪电般发动的迫害。    总之，某些人似乎竭力要坚决破坏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苏联报纸对他八月十五日的乐观讲话沉默不语。这一切象一九六四年所发生的那样：莫斯科的新闻喉舌奇怪地无视赫鲁晓夫的讲话。    那时，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前，有一些活象目前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一些荒谬的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先生规划了同波恩的相当引人注目的接近，甚至把他的女婿阿朱别伊派到那里去，同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却从事破坏这一缓和政策。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参加莫斯科附近的扎哥尔斯克寺院仪式的西德外交官施维尔克曼，被毒气熏了。这件丑闻给两个首都带来了紧张气氛。    十月十四日，“鹰派”推翻了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将很好地考虑这个先例。

【本刊讯】《老挝民族报》九月十五日刊登了一则题为《新政府最迟于十月十日以前成立》的报道，摘要如下：    梭发那·富马亲王在签字仪式后对记者说，“重新改组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将于十月十日以前成立。    九月十一日的内阁会议决定用“改组”的名义来组织新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这是为了避免各种程序和礼仪，同时也是为了符合富马亲王的保证和国王陛下的意愿，使新政府的组成能纳入宪法的范围内。    组织新政府的具体步骤是：政府将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万象协定和九月十四日签订的议定书递交国民议会批准；然后，富马亲王请求议会授于他改组一九六二年成立的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特权；最后，由富马亲王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递交国王陛下任命。所谓改组后的内阁席位就是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席位。至于具体人选，万象方面已决定：大臣为：    一、方·丰萨万任内政大臣；二、仑·英锡相迈任教育大臣；三、贡·萨纳尼空任财政大臣；四、西苏·纳占巴塞任国防大臣；五、坎派·阿沛任卫生大臣。    国务秘书为：洪潘·赛雅西任经济计划部国务秘书；坎京·苏万拉西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苏克·乌巴拉万任新闻宣传部国务秘书；苏甘·维莱山任宗教部国务秘书。公共工程部国务秘书尚未决定，万象政府对公共工程部国务秘书以及由知名人士掌握的邮电部和司法部的大臣和国务秘书等五个职位，提出九个人供选择。    至于爱国战线方面的大臣和国务秘书，据方·丰萨万讲尚未收到该方通知的名单。但根据猜测并得到爱国战线方面的一定证实的消息说，苏发努冯亲王任外交大臣，富米·冯维希任新闻宣传大臣，坎苏·高拉任经济计划大臣；昭苏·冯萨任公共工程大臣；冯哈古任宗教大臣；阿培任内政部国务秘书；陶苏·培拉西任教育部国务秘书；通占·乌巴拉万任财政部国务秘书；昏·蒙昆维莱任国防部国务秘书，坎连·塞舍诺任卫生部国务秘书。    民族联合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政府将从前大臣、前将军，前局长和至少连任二届的前议员中选拔。据方·丰萨万说，政府方面的成员已选好，就等爱国战线方面了。至于西苏曼·西萨銮萨，将出任民族联合政治委员会副主席。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十六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在老挝的美国人现在不到一千人，随着和平协议条款的贯彻，人数将减少到大约八百人。    这些人士还说，在老挝的泰国“志愿”部队一度有一万七千人，留下来的不到一万人。他们说，根据议定书，这些军人的大多数将撤退。    这些人士说，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美国对老挝的援助约三亿美元，但是在下一财政年度，将会减少一半。据“正式宣布”的在老挝的美国人人数，一九七○年为一千零四十一人，一九七一年为一千一百九十人，一九七二年为一千二百五十人。这些数字不包括军事顾问、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和能够从泰国的乌汶空军基地前来投入战争的其他人。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九月十五日刊登一篇新闻分析，摘要如下：    巴特寮和万象政府今天签署六千字的议定书，这个文件的成败大概主要将取决于设法——或者不设法——使文件起作用的人们的态度，而不是文件的漂亮的词句。    议定书规定大概在十月成立一个联合内阁，在这个内阁中，万象方面将占三个权力很大的大臣职务（国防、内政和财政），巴特寮方面得到一个要职（外交）。其余职务由双方均分，其中两个次要职位给予“为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而工作的人士”。    有关政治方针这样的重要问题的一切决定想必都要一致同意。但是，这些是什么问题呢？譬如说，在巴特寮提出承认在南越的越共临时革命政府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万象方面要扩大美国援助使团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此外，议定书规定成立一个民族政治协商委员会，巴特寮在这个委员会中据有几个重要职位。根据议定书，这个委员会是“独立的”，与政府本身是“平等”的。它要在重大问题上向内阁提出建议，并在组织普选——没有说什么时候举行——方面同政府“合作”。    议定书差不多预料到这两个机构会闹僵，议定书无能为力地说：“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如果临时民族联合政府不同意上面的建议时，它必须通知民族政治协商委员会”，作出明确、充分和适当的解释。    据几位知名的老挝人士说，目前可能在协议的军事方面、而不是在规定得很严格的政治方面发生争议。    如果确实有两个（或更多的）派别——而且如果它们有采取不同的策略和甚至不同的战略的倾向——这显然会对联合政府的命运产生影响。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十四日电】（记者：弗    ·马克斯）老挝王国今天采取主动行动来实现印度支那和平。但是，这一和平是否持久存在下去，还有待分晓。这个亚洲小小王国面前的道路充满着政治危险。    实质上，老挝和平议定书上规定两个极不相同的政府同时在一个首都执政，统治同一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如果取得成功，可能会促使越南交战的两派聚集到一起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两派规定老挝要由共产党和政府的“一致”决定来治理，可能是设置了它们自己的自我毁灭的机构。这项和平议定书是经过几个月使人腻烦的谈判才达成的，看来新联合政府将难以作出使老挝保持运转的必要的日常决定。    老挝和平协定有一个奇怪的方面，那就是，它是由于外国直接干涉才得以最后签署成的。美国人为了取得这项协议，对双方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知道，看到这个文件签字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俄国人也施加了影响。据外交界人士说，确实政府和巴特寮之间有一次会议是在一个俄国外交官的家里开的。同时苏联准备提供运输机把巴特寮的部队和官员运入万象。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新闻报》九月十四日发表一篇社论说：    象印度支那的大多数情况一样，没有什么事情将保证协定取得成功。老挝协定中几乎每一条款都存在疑问。譬如说，划分政府军队和共产党支持下的巴特寮军队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是否继续存在并在老挝划出一个不受联合政府控制的地区，这还要等着瞧。在这方面，共产党人抱有的动机就要起作用了。巴特寮的军队仅仅控制老挝的三分之一的人民，但是控制的领土却达百分之八十——最重要的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南部狭长地带包括胡志明小道以及从北越渗入南部的其他丛林渗人道路。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九月二日刊登了查尔斯·约斯特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剩余的义务》，摘要如下：    随着美国直接参与柬埔寨战斗的局面结束，我们也许可以希望，在我们在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这个长期的悲剧中，帷幕最终已经落下来。    在说“也许可能希望”这句话时，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总统和国防部长在继续向河内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它在越南恢复攻势的话，美国将从泰国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恢复轰炸。    这些警告证实，政府仍然认为，对执行关于印度支那的巴黎协定，美国单方面负有责任。因此说也奇怪，美国看来似乎准备让河内来决定我们会不会再次在军事上卷入越南，而这样一项决定对美国社会的健康来说是极为利害攸关的。    然而，从长远来说，我们在东南亚的其他剩余义务可能带来甚至更大的军事上卷入的危险。这些义务是我们同泰国、朝鲜和菲律宾继续保持的关系，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我们即对它们承担了全面的防务义务，也在军事上给予了大量支持。    最近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则报道说，美国期望今后将强调东南亚条约组织（上述三国中有两国是它的成员国）的非军事方面。这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一组织的绝大多数其他成员国长期以来往往无视这个组织，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最近曾称这个组织是“气息奄奄了”。    但是，事实是，不管其他名义上的盟国的情况如何，美国仍同这三个国家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除了条约义务以外，我们在朝鲜驻有约四万军队；我们在泰国驻有约四万五千名军队并有若干重要的空军基地；我们在菲律宾有海军和空军基地以及约一万六千名军队。这三个国家都由专制政权控制着，在最近几个月中，这些政权已经加强而不是放松了它们对本国人民的极权控制。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就泰国、朝鲜和菲律宾而言，美国也许已经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困境。事实上，我们虽然对这些政权最近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不赞同的地方，而且对它们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前景感到疑虑，但是，由于我们继续把我们的支持保持在历来是过度的水平上，因此无形中恰恰鼓励它们这样做。    我们同它们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至少看起来我们应对它们所作的一切分担责任。如果它们遭到国内或国外的严重进攻，它们将呼吁我们提供军事支持，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提供支持，因为要是它们垮台了，它们的失败可能看来就是我们的失败。    如果我们希望同时有效地执行尼克松主义，减少我们对我们控制不了的政治行动应负的责任，以及避免再在三个亚洲国家中卷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么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减少我们在那里显得太突出的作用。根据最新消息，连泰国政府也对我们支持的规模感到有点为难，要求我们逐步撤出我们的兵力。不管其他两国政府是否会起而效法，立即稳步地减少我们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对我们和对它们都将是有利的。    它们各自都已经拥有良好的装备，能够对付极可能发生的外来进攻。至于它们能否对付国内反对派，那就完全取决它们的行动而不取决于我们将怎么做。

【路透社曼谷九月十四日电】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莱门茨今天同泰国总理他侬讨论了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局势。    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少将——他也参加了讨论——对记者说，克莱门茨再次向泰国保证，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以使这一国家能进行自卫。克莱门茨于今天抵达这里进行两天访问，他还就美国军事人员撤离泰国的问题同泰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美联社马尼拉九月十三日电】（记者：蔡特林）美国大使威廉·沙利文今天说，尽管美国从泰国和台湾撤军，美国仍然认为，在日本和菲律宾保持驻军作为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保持一个安全“大华盖”计划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沙利文在两星期前同已提名的国务卿基辛格会晤以后第一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提到撤军问题，谈到日本和菲律宾时说：“我们认为，美国必须保持它的驻军，以便让人看到：我们并不抛弃我们的朋友或退出这个地区。”    沙利文说：“我们的任务是保持一种大国的均势……这种均势是一个巨大的保护物，使亚洲其他国家不必担心大陆袭击的威胁。”    沙利文说，在这个地区的国家比较能够自卫以前，“对美国来说，这将要求继续保持有限的驻军……继续保持经济势力。”

【合众国际社渥太华九月十四日电】联邦政府今天说，加拿大欢迎在老挝实现的停火，并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监督协定的条款。    加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政府欢迎在老挝达成的协议，并希望这个协议将导致一项符合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定关于国际监督的条款的精神的持久的解决办法。    “如果老挝政府希望有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协定方面起作用，我们期望它要末直接地、要末——最好是——通过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向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递交请它这样做的邀请以及所有有关的文本、协定和议定书。”书。    “如果看来老挝政府设想的（监督）作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加拿大政府将认为只适于象征性地参加，如果参加的话。    “相反，如果设想的作用是实质性的，显示起有效的作用的前景，是在加拿大根据一九六二年的协定承担的义务的范围以内，并符合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任务和目标，加拿大政府将估计它目前参加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程度将扩大多少，以适应这些目标。”

【路透社上海九月十六日电】在法国总统蓬皮杜到达这里，进行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段旅行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冒雨给他以盛大的欢迎。    在通往上海市的十公里长的公路上至少有半段路排列着人群向总统一行欢呼和鼓掌。    【路透社杭州九月十六日电】法国总统蓬皮杜今天上午在这里附近的湖上乘船游览的轻松气氛中，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至今没有透露广泛的私下会谈的性质，但是观察家们认为，二人在商讨一项中法公报的最后细节，公报将在蓬皮杜总统明天中午离开前发表。    【法新社杭州九月十五日电】（记者：莱勒）当蓬皮杜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今天傍晚到达这里时，大量中国群众出来欢迎他们，尽管天下雨了。    这两位领导人在从西北一千三百公里的大同乘伊尔十八型飞机进行的两小时飞行期间进行了会谈。    在大同参观了石窟后，大同当局设午宴招待这些领导人。    蓬皮杜在午宴上的讲话中说，法中两国具有悠久文明和文化的人民非常希望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成果，以造福人类。    他称赞了工业城市大同，它是传统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并存的一个榜样。    【法新社中国大同九月十五日电】（记者：比昂利克）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周恩来总理今天花了一小时参观大同附近的云岗佛像石窟。    周对记者们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也从来没有参观这些石窟。    他说：“我应该感谢蓬皮杜总统把我带到这里来，如果总统不来，我也是不会来的。”    他说这次访问是“中法友谊的一个证明”。    人们认为这些石窟是世界宗教艺术奇迹之一。参观者看到了一座由五十三个窟组成的真正的雕刻之山，这些石窟仍包括了将近五万一千个有一千五百年之久的雕像，这些雕像的大小不一，小的只有一个手指宽，大的有十五米多高。    蓬皮杜显然对这一奇观深为感动。    他赞叹地说：“真伟大，真了不起。”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九月十六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智利：一个希望的毁灭》，摘要如下：    智利政府被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推翻以及阿连德总统死亡，从几个方面来说是悲惨的事件。世界还没有看到比阿连德更有耐心和更克制的政府首脑。他远没有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他的政治反对者使用国家力量，他显然宁愿采取谈判办法而不采取强迫办法。    他的政治反对者包括他自己党内和联合政府内的一些人。的确，如果他的支持者不是那么搞派系斗争，也许军队永远不会对他挑战。正是他的讲理态度和缺乏戏剧性的过分简单化的作法，加上无效能这一因素，使他容易受到许多人的攻击，这些人使他的政府逐步受到磨损。    如果说阿连德是一个从未鼓吹在政治中使用暴力的人，不应当看到他的政权被以武力推翻，那么智利竟然处于国内暴乱和军事统治之下，这也是一个民族悲剧，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智利是唯一的具有建立最久的议会民主的国家。正象瑞士在周围的邻国常常处于这种或那种专制统治的痛苦之中的情况下保持了民主社会一样，智利是拉美治理得最好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当人们认识到智利军队具有在不卷入政党斗争的情况下保卫宪法这种名声的时候，阿连德邀请将军们参加他的内阁这一了不起的行动就不是那么异乎寻常了。阿连德求助于这个传统，推翻他的政府的军人则破坏了这个传统。阿连德显示了各种迹象，表示他要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会设法压制其它一切政党和声音。在他担任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的短暂时期，他给予智利一切政党和报纸的自由比大多数拉美政府在相似的紧张情况下所给予的都要多。    成功地表明能够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政治自由（如果能够的话），这对全世界的价值会是很大的。这会使一些共产党人感到鼓舞，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当权，他们要求相信他们在当权以后不会消除选举过程；有许多目前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就是这样。智利的情况一定会使他们和他们的可能的社会民主党伙伴怀疑：如果他们放弃革命思想而采取议会思想，他们是否会受到公正的对待。    反之，整个拉丁美洲的左派必然会得出结论：阿连德的革命同伙——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有更好的思想，而右派则将坚定他们的看法，即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用军队推翻任何左派。    在东欧（包括南斯拉夫）实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设法在他们的关闭的社会中实行政治自由的人，将深为沮丧。如果他们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同自由议会制是相容的，那么他们就可更有信心地要求实行政治自由。    如果他的成功使某些共产党走向投票箱而离开街垒；如果它鼓励了世界一些共产党中的修正主义者而挫折了专制主义者；如果它表明自由社会的政治节目能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而不会使它们自己毁灭，那么这一点（或者这一点的任何一部分）会意味着是人类前景的一个成就。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人和一个政府竟然被搞掉，象杜布切克那样作为石头被搬掉，这是现代的一个辛酸的悲剧。

【南通社圣地亚哥九月十五日电】智利军事委员会宣布，国内不再存在政党。    委员会还决定制订一部智利新宪法，以根本改变国家的结构。这是委员会昨天突然解散议会之后宣布的一项最重要决定。委员会最初的决定只是让议会停止活动。    委员会在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之后宣布了这些决定。委员会成员、空军司令古斯塔沃·利将军说，对一些进行抵抗的地点进行的军事行动将近结束。但他又说，有迹象表明，有人企图在城市和农村组织游击队。    利将军说，武装部队将尽全力尽快扑灭抵抗。据他说，全国的活动正在恢复正常，但在圣地亚哥仍有进行抵抗的地点，特别是在郊区。    利号召工人合作，使生产恢复正常。他说，委员会不是反对工人的，而是要保卫他们。他说，我们对工人的唯一要求是交出全部武器，开始工作，不参加政治活动。

【法新社门多萨九月十五日电】官方的美洲通讯社宣布，已故阿连德总统执政时期的前智利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将军今天上午抵达阿根廷。    他在接近十点时抵达阿根廷门多萨省靠边境的拉斯奎瓦斯。普拉茨是在阿根廷宪兵队的一位军官陪同下乘汽车抵达该地的。

【本刊讯】美新处中文刊物《今日世界》九月号以《音乐的亲善大使》为题，节译了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人生最大快乐之一就是期待一件特别而又愉快事情之来临——譬如一个假期、生日或一次旅行。在费城交响乐团即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我心中的感觉也正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受邀请前往那大而重要国家的美国交响乐团，我们一直以一种带有神秘感和接受一项情况不明的挑战的心情，期待那些日子之来临。    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关系和缓下来之后，已有伦敦交响乐团及维也纳交响乐团先后访问中国大陆。费城交响乐团被邀为第一个访问该国的美国乐团，自然具有特别意义。对于能够代表美国参与如此重要文化交流的开端，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    选择费城交响乐团接受这份荣誉，就我个人来看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是世界上经历旅程最多的乐团，曾以美国正式代表的身份或在私人企业赞助下，踏上许多遥远的征途。    一九四九年，费城交响乐团首次出国，在英伦三岛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一九五五年我们接受一项更较为正式的亲善大使任务，在美国新闻处的赞助下访问了欧洲，历时五周之久。三年后，我们又访问了欧洲，历时八个星期，遍历十四个国家、二十七个城市，共作四十四次演奏，行程二万九千公里。一九六七年首次访问南美洲，在十个国家中举行了二十五次演奏会。翌年，本人又率领乐团访问日本，一九七二年再次访问该国。在此之间，我们又访问了欧洲。    美国工商界给予费城交响乐团的财政支持，实在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支持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在美国，交响乐团通常不受政府支持，必须从民间取得资助。交响乐团经常面临的问题是，除非将演奏会的入场券票价提至很高的程度——高到只有富有人士才能付得起的程度——否则它们就不足维持开支。    受到邀请访问中国大陆的费城交响乐团，感到它有一份代表美国文化的责任。为协助完成这项责任，美国国务院与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协会分别拨出一笔款项，支付这次旅程的部分费用，而私人机构亦将捐出一部分费用；这是美国政府和民间资助两相合作，以促成希望是新的中美文化交流时代中重要一页的一个不寻常的例子。    费城交响乐团外游时的阵容包括一百零七名团员，加上管理人员、舞台技工、曲谱人员及一名医生，总共一百二十五人。    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乐队相比，费城交响乐团团龄尚幼。它于一九○○年成立，早期由弗里茨·谢尔和卡尔·波里格两位深受德国音乐风格熏陶的音乐家指挥。但今日费城交响乐团之成员，几乎都是国内训练出来的音乐家；本人对此感觉非常欣慰，因为这证明了国内独成一格的音乐界正发扬光大。    费城交响乐团这次以亲善大使身份访问中国大陆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团员都盼望该日之来临。他们可说都是富有经验的音乐使节，每逢出国访问，都有部分团员自告奋勇，协助当地音乐学院纠正学员缺点，细心聆听有天才的青年音乐家演奏，并和当地音乐界交换各项意见。    和西方其他国家人士一样，我们以高度好奇心期待前往该国作首次访问；这次访问对我们必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本人现在虽不能确定当地听众对演奏的反应将会如何，但亦没有顾虑。本人对团员的才干、音乐本身的普及性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艺术欣赏力，有最高度信心，并切望这次访问能使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更进一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十三日刊载莱因哈特的一篇文章，题为《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摘要如下：    尤金·奥曼迪，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刚好是费城管弦乐团成立的前一年。由于从小对音调和节拍的敏锐感觉，奥曼迪成为一名小提琴的音乐神童，他四岁便会拉小提琴，五岁半便获准入匈牙利皇家音乐学院，不到十四岁便拿到文凭，他是皇家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十七岁在母校任教，同时在布达佩斯大学就读，终于获得哲学学位。一九一七年，他任布鲁特纳管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和独奏，在德国和匈牙利巡回演出，一九二○年，又到奥地利和法国巡回演出。    奥曼迪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到了纽约，因为他的美国经理人经验不足，他发觉原定由他任小提琴独奏的巡回音乐会无法举行，他只有马上接纳纽约剧院一个大管弦乐团小提琴组的工作。其后几年内，他在一些剧院的管弦乐团工作，同时指挥一个电台的交响乐队。    一九三一年，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原定任费城管弦乐团的客席指挥两个星期，临时病倒，便请尤金·奥曼迪接替他，奥曼迪的演出使批评家和费城的听众印象深刻，接着便受聘任明尼苏达州交响乐团的永久指挥。    这时，费城管弦乐团经常请他来客串演出，到一九三六年，他终于成为这个乐团两个共同指挥中的一个。    此后，他一直任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    奥曼迪指挥的作品，从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作曲家，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者一段特定的音乐时期。奥曼迪的记忆力特别好，除了指挥一些现代新作品，从来不看乐谱。    最近，有一位访问者问他：你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这许多年，有什么转变没有？他回答说：    “我初当指挥时，一听见乐团奏错了一点，便朝那个方向盯过去，现在，我朝向另一方，就象没有听见。我知道了乐队的每个成员和我一样也是凡人的时候，便开始这么做，我自己也犯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