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三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鹿毛发回的一篇述评，题目是《十大路线和中国，与苏联明显不同》，摘要如下：    七十九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由下一代牢牢地接过、并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的成果而做了最大限度的部署。与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适成鲜明的对照，为了一贯保持永不变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形象，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起用了工人出身的新手王洪文等人，并把培养千百万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以代替林彪。为了将来反复进行三十次路线斗争和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也不要骄傲而继续革命，成了大会的基调。以继续革命消除弊端看一看十大的政治报告、党章以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成员便可以了解，是明确地突出了中国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形象。总之是说，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了绝对避免干部高高在上而将继续革命。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五·七干校接受教育，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已在努力改变“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情况。十大体制更彻底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并大胆地付诸了实践。六岁过着流浪生活、从十四岁就做纺织女工的最下层出身的吴桂贤，以及“农业学大寨”、从远方运土变大寨的石山为绿洲的陈永贵等人，进入了最高领导机构，这些实践家成为各级机关的领导。而且，一位工人出身的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在这次大会上占居了党的第三号地位。明确强调“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认为这次的政治报告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根基。在批判林彪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比这次大会更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对所谓苏联型社会主义的独立性了。    周总理这次作的政治报告把刘少奇和陈伯达在八大作的决议——“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段话，批评为“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回答。    在这次大会上，谭震林前副总理等很多干部，在受到一定的教育后恢复了职务。可以说，这也是证实和苏联的那种“以人民的敌人来扼杀政敌”的社会主义不同的一例。对国际舞台有信心据说，再没有比中国的外交更能反映内政的了。透过外交的滤光器，人们从这里也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脉搏在跳动。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使用中国式的比喻强调：“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足以表明了如今已堂堂正正地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的信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超级大国无原则妥协。周总理引证列宁的话解释说，铺上“最红的地毯”，以“最佳的鱼翅席”来款待尼克松访华的美中和解剧，和美苏妥协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对世界革命有展望周总理政治报告的背景是根据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的经验，认识到：苏联包括重新组成社会主义集团在内，正一面让各个国家分担农业和工业的责任，一面建立以苏联为轴的控制机构，以推行扩张主义。不过，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却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今后将支持被压迫和第三世界的独立，并谋求团结。认为其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似乎与这种世界革命的展望联系在一起。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森田明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拭去“林彪色彩”，变了样的解放军》，摘要如下：    批判林彪的运动在军内比较平稳地进行，这就证明，外表看来是一个庞大派别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团结，在林彪之死和批林整风运动之前也是不牢固的。    现在，作为军队的新领导人而活跃的是四十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代，和周恩来总理同样是林彪的教官的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以支持文化革命派的将军扬名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军内扫除林彪路线方面有功吧，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人都获得了党副主席的荣誉。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林彪轻视的军队元老朱德和刘伯承将军等人也恢复了党内的高级地位，起到了应该说是象征着军内团结的作用。    为了清除林彪的军事路线，首先传达了军队切不可骄傲自满这条毛主席的指示。另外，林彪事件之后，全国的兵营里都开始唱起了毛主席在最初的根据地井冈山创设红军时规定的军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征用群众的东西要付钱等）的歌。开展了消除打骂部下等军内的“封建主义”的“官兵一致”和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接触的“军民一致”的两项运动。《人民日报》介绍了如下的一些情况：“避免妨碍居民睡觉，司号员深夜到深山里面去练习”（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有功劳的军队干部志愿回去当普通一兵的故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冬季野营中，用身体为战士挡风御寒的军官的故事”（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等等。这些有希望的军人形象，意味着以军民与官兵之间的团结为目标，恢复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另外，严格地下命令，要支左部队听从驻地地方党委的指示也是一个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军事训练被重新重视起来。现在，林彪时代被谴责为是只搞政治学习的“文化军队”，提倡搞军队本来的职能野营和长途行军，号召提高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苏联边境地区，民兵的训练是频繁的。不言而喻，这与对苏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从一九六九年在各地开始的挖地下防空洞的建设，已经能容纳一亿六千万人了。文化革命中，被谴责说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独立王国”的乌兰夫最近又恢复了党中央委员的职位，可以认为，这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要团结边疆的民族的缘故。现在在对苏战略上，民族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使林彪被打上中国最大的叛徒、中国犹大的烙印，解放军的光荣也不会磨灭。仅从对苏关系来看，也仍然是可依靠的存在。

【本刊讯】《圣战者报》九月七日刊登了苏卜希·贝勒卡塞姆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为了真正的安全》，全文如下：    大家对“‘国际安全”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这个产生于冷战的词的定义对冷战的主要提出者来说仍然是唯一有价值的解释。国际安全的这个定义归纳为大国的军事安全，这些大国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积蓄了足够的军备可以在几小时之内互相毁灭。由于恐怖的平衡逐步代替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十年以来一种虚假的和平欺骗着用氢弹和火箭武装起来的世界。这一世界终于懂得在军备竞赛的现阶段，世界被注定要在这方面达成谅解或者互相毁灭。看来世界似乎正在相互谅解。    难道仅仅这一点就是国际安全吗？不，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阶段。如果愿意说的话是国际安全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这充其量说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阶段。因为，在地球的另一端枪声不断、人们死亡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最大的国家只想吞食最小的国家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一些国家仍然充当空中强盗，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或宪兵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在如果一些国家收回自己的国家资源的愿望一旦成为严肃的现实的话，一些国家就冷酷地准备占领计划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有人把我们的海洋作为私人的游泳池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最后，在为了其他国家的安全而牺牲我们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又怎么能向我们说国际安全呢？    要有国际安全，就必须有国际均势，而要有国际均势，就必须有国际公正。所谓国际公正，就是各国人民有独立的权利，有发展经济的权利。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利。    如果撇开这些，国际安全就依旧是一个每个人都将可以各取所需的空词。    这种国际安全是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议程上的重大议题之一。这个问题把第三世界关心的所有问题    ——尚在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解放，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都包括进去了。第三世界现在似乎可以叫人们倾听它的声音了，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之前，它在世界事务中还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政治份量。我们认为，国际安全也关系到不结盟国家所代表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二十亿居民的安全。    那些抱着相反的看法的人，他们谈的国际安全大概跟我们谈的不同。他们谈他们的原料供应来源，谈他们生活水平的来源。最后，他们谈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如此而已。    同表面现象相反，世界从来也不曾经历一种同目前存在的那样脆弱的和平。经济不平衡和政治不公正太多了。极富者和赤贫者太多了。强者和弱者太多了。    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国际安全与和平。但是它经历着一些弯路而这是某些人既不习惯，而且也不想习惯的。有时，这是最艰苦的道路。但是，往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主要的是不让国际安全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词。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九月八日刊登詹姆斯·摩根自阿尔及尔发出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对古巴称赞俄国的各式各样的反应》，摘要如下：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今天在这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说，任何使这些国家反对苏联的企图是“对不结盟事业的背叛”。    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讲话被一阵阵的鼓掌声打断，这些掌声大部分是来自会议的客人和苏联集团的记者。    古巴要为被许多国家看成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辩护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斯特罗放肆的讲话可能有助于使他丢丑。    人们注意到，铁托总统一直脸色低沉，他在卡斯特罗讲话结束时没有鼓掌而离开了会场。柬埔寨流亡政府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金边仍有一个驻金边政府的苏联大使馆表示遗憾。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避开了柬埔寨问题。

他说美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美对中东的政策不变；访华日期将在任命被确认后决定；美应给予苏以最惠国待遇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七日电】题：基辛格在确认提名的证词听取会上的证词    下面是基辛格在参院外委会九月七日就提名他为国务卿举行的第一天的证词听取会上发表的证词摘要（本刊作了删节）：    参议员艾肯：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对现在享有最惠国特权以外的国家给予这种特权？    答：这个，政府非常强烈地主张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地位，而且或者至少是授权总统给苏联最惠国地位。这个问题不应该只从最惠国这个狭隘的角度去看，而要从我们同苏联关系的全局来看，在这种关系中，我们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我们一方作为交换条件，是准备给予最惠国地位的，现在在苏联一方有所行动之后，如果拒绝给予最惠国地位，那确实将对我们两国作出长期安排的可能性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惠国地位实际上只意味着苏联应该受到和任何其他国家同样的待遇。不是给予特别优待的偏爱地位，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应当给予最惠国地位。    参议员丘奇：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作为国务卿，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考虑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来确保北越人遵守协定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答：在协定的有关作战中失踪的人的条款得到较为满意的遵守之前，我们不能着手执行有关经济援助的条款或就这些条款进行谈判。我们将运用我们能运用的外交压力，我们将不得不向北越人表明，由于他们在履行有关在作战中失踪的人的条款方面行动迟缓，同他们关系正常化受到严重阻挠，不然我们是会谋求并欢迎同他们关系正常化的。    参议员赛明顿：在我们第一次开始向柬埔寨的朗诺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想支持柬埔寨政府，而是我们在越南的战争行动的一部分。    然而，尼克松总统在批评国会停止美国在柬埔寨的轰炸时声称，我们正在抛弃一位朋友。    答：它在柬埔寨制造了一种局面，这就是，我们一直是这样判断的：如果在柬埔寨保持某种将促使双方进行谈判的平衡局面，我们所谋求的谈判将是极有可能进行的，另外我们认为，反过来这对使越南南的停火维持下去也是重要的。因此，本届政府的判断是，停止轰炸可能产生不幸的后果。    对在柬埔寨的任何一个具体政府都没有承担正式的义务，但是我们认为朗诺政府是一个友好政府。    参议员赛明顿：如果没有承担正式义务和我们已离开越南，目前继续提供军事支持的理由是什么？    答：即使没有正式承担义务，也可以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我们或者是美国对由于不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将会产生的事态发展的重视程度向一些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并且可以作出全面的决定。我已经解释了我们对柬埔寨的内战所持的立场是什么。除了希望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外，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利益，我们曾多次说过，我们将听从通过自由谈判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并且将表示支持，的确，我    们在六七月间一直在试图促使这种情况出现。    参议员贾维茨：对中东的政策在这个名单中居很重要地位。总统日前曾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把着手在解决这场争端方面取得某些进展放在最优先地位。””    现在，总统在九月三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话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有任何改变？    答：没有改变。美国对中东冲突采取的立场一直是，我们不能代替有关各方之间的某种谈判；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开始朝着和解的方向有所发展，我们将准备给予帮助。    现在，我们重视并且是相当重视就中东问题取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这是确实的。但是下述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我们不应试图去做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如果我的提名得到确认，我打算在联合国大会呆一些星期，我将计划在那里既会见以色列外交官，也会见试图同我会见的阿拉伯领导人，这将使我更加有可能判断我们能采取什么具体的步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立场有基本性改变。    参议员贾维茨：我们有许多人对于苏联剥夺基本人权的作法深为焦虑，……萨哈罗夫先生曾说，除非苏联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使世界的良心得到某种满足，否则我们不应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你怎么能使这种说法同你在回答参议员艾肯时提出的关于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建议调和起来呢？    答：我作为个人深为萨哈罗夫院士所感动，他在五、六年前写了一篇很长的宣言，说明他对人权自决的看法，和他认为当时苏联在实现那个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自问一下，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改变同我们交往的各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呢，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主要作法应当以影响这些社会的对外政策作为目标。我本着自己的良心不能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这样一条原则：即我们的整个对外政策应该按照苏联国内结构的这一特定方面来制定。    参议员佩尔：我刚从欧洲回来，对我有深刻印象的是，当你置身帷幕后面或者沿着帷幕时所看到的缓和同我们看到的缓和之间存在着差别……    答：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人们首先必须把各个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别。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缓和意味着东欧国家遭受箝制，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实际上我认为，这种看法根本不正确。例如，很多东欧国家鼓吹召开欧安会，正是因为它们相信，这次会议将会使它们得到更大可能性来发展它们的民族特性，而且在这些国家当中的一些国家里，它所带来的不是政府结构的改变，而是在这个政府结构内部产生更多的我们称之为自由化的现象。    现在，在苏联这种趋势并不总是相同的，因为缓和造成了这些互相矛盾的倾向。    现在，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呢？这是一个很难抽象地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可以加强这个趋势，我们不应放弃我们所主张的原则。    参议员佩尔：你谅必知道，关于欧洲，有关于撤退军队、军队数目的谈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我们的军事义务、收回我们对我们的可口可乐军队、对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建议制订的关于他们的家属的计划的支持，能够减少我们的财政义务而仍然能够以应有的方式保持我们的实际军事力量。你认为这能办到吗？    答：我们驻在欧洲的军队有若干职能。其中一个职能是代表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第二，万一由于某种原因威慑作用失灵的话，他们有一个具体的战略职能。    现在，我们认为，至为必要的是，为北约全体国家制订一项合理的战略，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战略讨论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水平。    参议员斯科特：关于你的访华计划，报上有许多报道，你能否跟我谈些情况？    答：参议员，我的中国之行尚未进行。原则上已商定，将作此行，日期将在我的任命被确认后确定，但是，在我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我无法确定一个日期。    参议员汉弗莱：我们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着眼于大国，西欧、苏联，人民共和国，显然还着眼于东南亚……我希望，你可以对世界其他两个地区给予一些注意，拉丁美洲和非洲在长期内是需要我们的合作和了解的……关于这两个地区，你心里有什么计划吗？    答：有，我想你在对我的提名得到确认以后，将会相当快地看到在拉丁美洲的领域内采取一些主动行动，而且，你也许知道，在我被提名的四十八小时之内，我就前往墨西哥，这是以前所计划的，但是我不顾许多压力按照计划去做了，为的是去会见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和总统以讨论这一问题。    我还同意你的意见，就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对非洲给予足够的注意，我们也打算回头来照顾到那一一方面，但是这可能比拉丁美洲这一领域来得稍微迟一点。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七日电】尼克松今天在白宫一次私下的会谈中对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说，总的说来他认为国会干得不错。    在尼克松说过国会的「作为非常令人失望」这一番话以后两天，尼克松和曼斯菲尔德在早餐时进行了会谈。    在这次上午会谈之后，曼斯菲尔德在国会对记者说，「国会总的说来干得很好」，虽然曼斯菲尔德说，尼克松将希望「对他的建议给予更多的考虑」。曼斯菲尔德说，这次会谈主要是一次关于对外事务以及总统的国情咨文的事务性的讨论。尼克松还打算不久同众院议长艾伯特会谈。    曼斯菲尔德说：「我意识到总统同国会正开始实行更大程度的合作，而且双方更多地采取互让的态度。」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六日刊登了查尔斯·约斯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目标》，详细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六月间在华盛顿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宣布了他们的目标，这就是在一九七四年签署一项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然而如果人们注意双方的行动，而不是双方的言词，看来他们今天不是正在走向限制战略武器，而是正在走向更加厉害地聚集这种武器。    苏联在一九六九年在以陆地为基地的洲际导弹方面达到同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但是后来增加了他们的储存，比美国多了五百多个这样的导弹。    苏联的从潜艇发射的导弹大大增加，十年前约有一百个，现在约有六百多个，同美国差不多相等。他们仍然在建造，而美国目前没有在建造。    另一方面，应当记住美国是首先大量部署战略导弹的，而且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在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和以海洋为基地的导弹方面都远远超过苏联。它在洲际轰炸机方面仍然有三对一的优势。    此外，由于美国在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领先，因而美国在弹头数量方面占超过二比一的优势。苏联刚刚试验了这种运载工具，还没有部署。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一九七四年的联邦预算的报告所指出的：“美国核弹头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至于“折合百万吨的单位”——按照部件和武器大小衡量破坏力的一个标准，国防部去年通知参院外委会说，美国和苏联“差不多相等”。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提出的一个研究报告，估计将出现大体上势均力敌的局面，双方都拥有折合四千到四千五百个百万吨的数量。    这个研究报告附带指出，通常认为折合四百个百万吨的破坏力就能绰绰有余地消灭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国人口或苏联人口。    因此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算够？怎么算是可笑的超杀力量？    总统最近对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发表的讲话中说：“如果我们要能通过谈判实现这个和平时代，我们必须实现一个有着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美国。”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或许也是这样。    逐步升级的另一个借口是要获得“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供未来谈判之用，所以非常矛盾，关于进行谈判的这一令人欢迎的事实看来会使武器和费用增加而不是减少。    部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已经使达成限制导弹的协议远为困难了，因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存在只能靠就地视察进行核查，而苏联从来不准进行就地视察。因此，看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数目拿不准的情况。这样当然将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能肯定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虽然双方都要肯定使自己拥有远超过“足够”程度的摧毁力量。    在这个“拿不准的原则”的阴影下，也许双方可以逐渐走向放弃徒劳地寻求“势均力敌”而如尼克松政府上台时看来采取的态度那样，都满足于、足够”，只要这种足够是经得起袭击的。    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苏联大量部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美国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不管它如何加以保护，都会处于经不起袭击的严重情况。    但是在人们能够看到的长远时期内，以海上为基地的导弹将仍然是经得起袭击的，而光靠它们的摧毁力量就足够具有威慑作用。    因此，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个合乎理性的、虽然也许是难以实现的结果将是，双方同意逐渐取消所有进攻性战略武器，只有以海上为基地的导弹除外。    无论如何，必须使美国恢复到它以前早就拥有的足够程度，然后不是集中力量于那种意味着始终要使数量越来越多的势均力敌方面，而是集中力量于使它已经拥有的力量经得起袭击方面。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否安全呢？》，全文如下：    最近，苏联领袖又再推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破烂货，极力向亚洲各国吹嘘兜售。这种作法显示了莫斯科正在加紧向亚洲地区扩张势力。    “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苏共首领勃列日涅夫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世界共产会议上提出的。但是，亚洲国家都抱着冷漠态度，甚至是敬而远之。理由很明显：这个外表堂皇的体系是包藏了反华的祸心。亚洲各国岂想充当苏联反华的走卒而惹祸上身？    勃列日涅夫碰了满鼻子灰之后，只得黯然地把这个烂货冷藏起来。    最近，他又下令属下把这个烂货推出来兜售，又是重弹老调，又是花言巧语，妄图劝服亚洲国家接受“苏联式和平”。    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还是不肯买他的账。日本直指这个“安全体系”不合现实，因而断然表示反对。它说：（１）既然是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则应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亚洲国家应全体参加，否则便无意义。但实际上，中国等国也不会参加。（２）亚洲局势的缓和，尚不稳定，协商集体安全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３）这个体系标榜的原则之一是“边界不分”，但是，日苏两国间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因此，该体系的背后，另有含义，使日本不能再要求归还北方领土。    日本反对的理由颇能代表一般亚洲国家的见解，这也说明了苏联损人利己的本质。    其实，“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不过是苏联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一部分，旨在包围中国，控制小国，并与美国争夺亚洲的霸权。这么一个以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野心的体系，其实就是北极熊对外政策的典型产物。    西德国防部长勒伯尔就曾指出：“苏联是个搞扩张的世界大国。它具有那种在全球范围内提出要求的老式强权政治的特征。”    勃列日涅夫满口安全和平，说什么“苏联准备为了确保亚洲地区的安全，而与区内所有国家合作”，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请看看最近的事态发展吧：    苏联两位经济学家曾揭露：莫斯科当局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花在国防开销上，而实际防务开支比公布者多了四倍。    苏联目前正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加紧建造航空母舰。    近来，苏联舰队不断通过日本海、穿过中国海，太平洋直至印度洋，耀武扬威。当局并把五十艘军舰从地中海调到印度洋，加强力量。    苏联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建立一个又一个海军基地，并且成立能让苏海军在这些地区游弋的体制。    莫斯科已在数量与质量两方面加强它驻在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并派十多艘军舰到关岛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为历来的第一遭。    苏海军第一副司令卡萨托诺夫最近扬言：“苏海军现在具有的力量，可使它在世界任何海洋和地区完成军事任务。”换句话说，苏海军现已跟美国一起称霸全球了。    这些最新发展，加上苏联以往侵占外国（如捷克被苏军占领已有五年）和到处惹事生非（如印巴战争）的臭名纪录，就足以使亚洲国家心惊胆跳，而不得不感到这个安全体系其实并不安全！    莫斯科口讲和平，暗地里却大事扩军，这如何能使亚洲国家信服呢！    看来，刚从冷藏库里拿出来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烂货现又销不出去了。它其实在开始提出时就注定失败了的！

【时事社东京九月四日电】外务省欧亚局长大和田，在四日举行的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就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设想问题，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如果中国不参加，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我国就不能赞成这一设想。    大和田局长在这一天的答辩中谈了以下几点：（一）可以设想，在日苏首脑会谈时，苏联方面将探听日本方面对这一设想的意见，不过，因为这一设想的内容还不清楚，所以，日本方面要首先听取对方的具体想法；（二）六九年提出的这一设想规定亚洲所有国家都应参加，但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这一设想宣布后不久就表示反对。如果中国确实不参加，我国也不能赞成；（三）因为这一设想强调领土不可侵犯，所以，我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在日苏之间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就不能赞成领土不可侵犯和固定现状；（四）倡议者苏联是不是亚洲国家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亚洲以外的国家可以参加这一设想，那么，也要考虑事实上同亚洲的稳定关系密切的美国参加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军方人士昨天说，俄国人建议让他们驻万象的武官充当为结束老挝战争而举行谈判的调解人。    这些人士还说，左翼的巴特寮在苏联的压力下已同意恢复会谈，以修改二月二十一日的老挝停火协定所附带的议定书。    他们说，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政府军事小组预定在六日晚上在俄国武官弗拉基米尔·格列恰宁上校在万象的住所内，同巴特寮的一个六人小组会晤。    他们指出，俄国人第一次表现出对老挝战争的解决感兴趣。

【本刊讯】日《东京新闻》九月七日刊登该报随同日本国会访苏议员团记者田中五日在莫斯科同苏联对日工作权威人士进行问答的记录，标题是《（苏联）不同意归还领土》，摘要如下：    问：十月上旬，田中首相将访苏，苏方对此，有何期待？    答：国际紧张形势正趋向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继续采取“老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果。有必要采取适合于新时代的政策。我们期待日方采取现实的、建设性的立场。    问：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把北方领土问题作为首脑会谈的最大的题目，苏方的态度如何？    答：北方领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的。日本没有北方领土，在经济上也取得了那样大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苏联把这一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考虑苏联的立场。    战后二十八年，千岛住上了苏联国民，他们有了后代。让他们撤走，然后把岛子交给日本，那不是简单的事。日本政府列举了若干归还领土的根据，但是，苏联也有根据，也有证据。日本可以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是没有提出要求的基础。从原则上说，原本照样地遵守现在的边界线，才是正道。改变这里或那里的边境，就有产生新的紧张局势的危险。    问：如果由于领土问题成为障碍，不能缔结和约时，苏联是否考虑作为一个过渡措施，或者代替和约，拿一个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协定，或达成一个关于两国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答：关于旨在把日苏关系置于稳定的基础上的各种构想，也许曾在评论中提出过，但是，日本还没有建议过，也没有正式的讨论过。要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还是有必要缔结和约。为此，重要的是，日本站在广阔的视野上，承认苏联关于领土问题的立场。    问：但是，田中首相认为“倘若领土问题不解决，战后处理就不算完结”，似乎在首脑会谈一开始就会提出领土问题。    答：那将决定谈判的气氛。制造那样的气氛是否有益？如果有一个亲善的气氛，互相信任，我想将会顺利地得到解决。苏联也希望取得具体的成果。最近同美国、西德、法国的首脑会谈已取得了成果。日本政府过于重视北方领土问题。其实它是同日本及亚洲的安全问题不能相比的。并且，假若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就有可能缩小日本的外交范围。    问：关于亚洲的安全问题，苏联倡议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但是，日本方面说其具体内容尚不明确……    。    答：如果赞成大的原则，剩下的问题可以充分地交换意见。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必须预先进行准备，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推进。

【时事社东京九月五日电】题：在领土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苏联回避谈亚安体系，国会访苏议员团结束全部日程    莫斯科五日电：国会访苏议员团（团长石田博英）五日结束了访问苏联的全部日程。    关于这一代表团的访苏，从由日本出发前便传说是为田中访苏铺平道路的。通过同苏联方面的接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苏联如何对待首相访苏有所了解。最引人注目的是，四日石田团长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举行的会谈。因为丝毫没有透露会谈的内容，所以，只能根据议员团同苏联方面的要人会谈内容来推测苏联方面的态度。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据说，在八月二十八日同联盟院主席希季科夫等苏联议员团举行会谈时，石田团长说：“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一亿日本人的共同愿望，希望予以理解。”对此，民族院主席纳斯里金诺娃反驳说：“在苏联，两亿五千万人同意维持现状。”双方曾发生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另外，尽管议员团正在访问苏联，但苏联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发表的文章中也有这样的报道：“要求领土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背道而驰，不符合日本国民的利益。”由此看来，即使田中首相访问苏联，但苏联历来坚持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的态度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关于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设想，在同议员团会谈时，没有特别说明，而只是强调了苏联的一般和平外交。虽然可以说这是出乎意外的，但是，据认为苏联鉴于日本方面是超党派组成的代表团，怕引起复杂的争论，而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巴特寮首席谈判代表星期五（七日）说，只要右派分子无条件地支持政府，老挝停火协定的议定书就会尽快地签字。    奔·西巴色对记者说，对左翼的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首相的中立政府已经认可的议定书草案将不作任何修改。    但是奔说，关于履行二月二十一日签订的停火协定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巴特寮特别谈判代表富米·冯维希星期五同梭发那进行了会晤，但是没有立即提供具体细节。    一些政界人士说，梭发那将飞往琅勃拉邦，向瓦达纳国王报告。    这些人士还表示乐观，认为对议定书草案会作一些修改。右派分子说，在这个草案里对巴特寮作了许多让步。    【路透社万象九月七日电】此间军方人士今天说，万象政府和亲共的巴特寮之间为全面解决老挝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可能很快复会。    这些人士说，这种情况是在老挝高级军官与巴特寮的代表进行非正式会晤之后出现的。    包括总司令奔彭·马蒂帕拉将军和万象卫戍区司令库帕拉西·阿沛将军在内的一些军官昨晚在这里的一位俄国外交官举行的宴会上，会晤了巴特寮首席谈判代表奔·西巴色和驻万象的巴特寮代表陶苏·培拉西先生。    【美联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富马首相七日说，他预料关于在老挝成立联合政府的议定书“很快，可能在下周”就会签字，从而结束右派军事将领和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之间的陷入僵局的会谈。    富马是在双方高级军事人员六日晚上在俄国武官在这里的住处非正式地会晤之后，向记者表达他的乐观见解的。    这次宴会是苏联为了促成协议所作的第一次公开的努力。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六日晚刊登载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周总理对植村团长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摘要如下：    周总理同以植村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访华代表团的会谈从日中经济合作、中国的国内建设问题，一直谈到回顾战后筑起日中间的“桥梁”的已故的高碕达之助、松村谦三。谈话范围很广。    周总理在谈话中对日中经济关系的未来表示了信心。他说，只要友好相处，日中经济合作关系获得发展是肯定无疑的。他还指出，中国的资源开发进展以后，将增加对日本的出口能力，日本的工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会增加。他还说，中国在国内建设中，今后将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农业和工业获得平衡发展的基础。    代表团在同周总理会谈后说，周总理由于完成了十大的重任，同时由于日本经济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所以，满面春风。并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时事社东京九月六日电】题：周总理同植村团长等人会谈，表示向日本出口资源    北京六日消息：正在北京的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植村甲午郎等人六日上午零时在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约二小时五十分钟的会谈。会谈中，周总理表示，一、日中经济关系会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二、如果中国的资源开发有了进展，就能够向日本出口资源。    在会谈中，另外还谈到了我国态度积极地开发西伯利亚资源、同苏联之间的归还北方领土问题等，但其内容尚未公开。    此外，还谈到了日中通商协定、航空协定问题等。    访华团通过一日到北京后一连串的会谈，评价说：“中国方面重视这次访华，中国的反应比过去快，加深了相互了解，访华目的达到了。”    【时事社东京九月五日电】题：廖一植村破例再次举行会谈    北京五日电：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五日上午前往访华经济使节团下榻的北京饭店拜访植村团长，大约会谈了一个小时。在会谈中，廖强调“今后两国之间将有更多的机会讨论问题”。    廖—植村会谈四日曾举行过一次，五日廖先生又特意前往宿舍拜访植村团长，再次举行会谈，是破例的。

【本刊讯】雅典《邮报》九月五日转载希腊《城堡报》的评论说：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将于下周访问北京，蓬皮杜总统无疑很重视他的这次访问，他在这次访问中打算会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会议上再次得到肯定。中国和法国除了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之间，也由于它们的对外政策中的一系列共同特点而联系起来。这两个大国都已拒绝签署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协定，都坚持发展它们的核武库。它们都对超级大国表示不信任，都同样强调它们的独立。当然法国与莫斯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们的长期传统友谊和对德国力量重新复活的担心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这并不妨碍法国对苏联所倡导的缓和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最近一直在试图接近欧洲，鼓励欧洲建立它的防务。由于这种种原因，蓬皮杜对北京的访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德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当法国总统蓬皮杜下星期一飞赴北京进行一周国事访问时，他将成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接管权力以来的中国政府客人的第一个西欧政治家。    蓬皮杜在北京期间至少将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三次。    人所共知的中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关注以及它支持欧洲共同体的保证无疑将在正式会谈中反映出来。但是蓬皮杜将表明，他没有受权代表欧洲共同体说话。    【法新社巴黎九月五日电】一位法国高级官员今天说，中国将给法国优惠贸易待遇，“贸易条件是平等的”。    最近访问过中国的行政改革部长佩雷菲特说，法国在中国方面的外交地位极好，但是它的贸易地位是中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公司缺乏兴趣。他这番话是在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日益临近时说的。

【路透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乔纳森·夏普）英国工党议员罗伊·詹金斯今天在这里说，中国高级官员告诉他：中国认为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    上届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詹金斯先生是在北京火车站对记者讲这番话的，当时他马上就要离京去中国中部城市南京。他是在二日偕同夫人抵达北京作为时十二天的访问的。在北京逗留的五天里，他分别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共交谈了近四个小时。    詹金斯先生说，这两个人都向他强调苏联对欧洲的威胁的危险性。    詹金斯先生还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期望同美国坚定的然而是逐步地改善关系，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克莱尔·霍林沃思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担心遭到进攻”》，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罗伊·詹金斯在北京逗留时向他强调了中国担心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是他又说，由于俄国的百分之七十的军队驻扎在西边，部署在东边的那些军队可能是为了蒙骗西欧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副外长乔冠华同詹金斯谈话时讲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表明，对俄国的担心仍然在中国领导的头脑中占着最主要的位置。

【本刊讯】法修《人道报》九月七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人道报〉，北京拒发签证的唯一的报纸》，摘要如下：    象许多法国报纸一样，《人道报》曾要求发给它的一名记者签证，以使它能趁蓬皮杜访问之际前往中国。    八十名申请发给签证的记者中，七十九人得到了北京政府的签证。只有一个遭到拒绝：《人道报》的记者。    中国政府对《人道报》的歧视是不公正的。这种歧视只会激起不安，因为它反映出一项把反对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摆在首位的政策。

【法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题：蓬皮杜总统九月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爱丽舍宫今天近午发表公报如下：    “共和国总统先生将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德黑兰停留，以便拜访伊朗国王陛下，伊朗国王将设晚宴招待他。”

三、对台湾政经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岛上的居民和外国访客们相信它的前景是安定而美好的，尽管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塑造的：一方面是一个被大事宣传的改革方案；另方面是把一些经过挑选的统计数字展示出来，以炫耀台湾的国民总产值增加得很快，对外贸易急速成长，游客数字不断打破纪录等等。尽管这样，在乐观、满怀信心和随遇而安的气氛下面，现实却使人看见了另一种景象。    最迫切的难题就是经济。正如大家所知，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国力量支持的，今天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外来投资（主要是日本的和美国的）是如此大，以致岛上的经济不能说是由台北控制的。日本资本在电子及电器工业的地位尤为显著，他们在台湾设立了九十八间公司，共有资本达三千五百万美元。台湾当局现在还需要把那些已经十分优厚的投资法例订得更具吸引力；但它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以阻止庞大的利润外流，或是训练本地的企业管理人员。当局只顾外来投资的短期利益，不顾失业问题和某些基本建设，更不顾到给予外国公司如此宽大的条件所带来的长远效果。    通常使用的量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计算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但这是一个极端不可靠的方法。而鉴于目前在台湾的外资的数量，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就变成十分不可信。不过有一点却令人很惊奇，就是很多新闻记者都毫不怀疑地引用这些夸大了的数字。    直到台、日绝交后，台北当局才开始认识到把对外贸易局限于几个国家的弊病，于是试图把贸易的对象扩展，可惜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往年，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十二的出口分别输往美、日，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台输入则分别占总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三十。今年的趋势是对这两个国家依赖更大。    另一个缺点就是缺乏任何发达的基本工业，这点从台湾对日本工业设备的依赖可以看到：百分之六十一的金属品，百分之五十七的电器设备，百分之五十六的化学物品，百分之四十四的交通工具和百分之三十七的电子制品。    耕种在今日的台湾并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所以百分之七十二的农民家庭必须依赖他们的子女在市区从事一些非农业性的工作来帮补家用。    最近，当局开始实行一连串的措施，以图力挽农民转业的潮流；不过这些努力能否生效，实在令人怀疑，因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在青壮之年，他们都觉得没有出息，纷纷迁往城市。这个情形导致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批年青农民因为知识水平不高，无论在城市或小镇里都不能够赚到他们原来希望得到的工资，于是一些人在一怒之下就唯有以非法的途径来谋生。    台湾经济的其他严重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贪污和按比例来说十分庞大的军费。    在过去六个月中，一般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西方的游客而言，台湾仍是一个商品价廉的地方），但工资却是很低，一般工人的月薪是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元新台币。新竹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曾指出工资不敷的问题，它作过一个调查，结论是一个四人的工人家庭每月至少需要四千元新台币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贪污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我会谈的国民党官员也坦白承认。贪污的罪恶很明显：它对社会纪律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它对发展的影响限制了经济计划的长远性，它使得各级的政策决定和执行缓慢起来，它危害了政府的稳定性，它在政府的高层中浪费了庞大数目的、可用作发展计划的钱财等。官方宣称蒋经国正在尽力对付这个问题；但是贪污已经渗入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角落——由薪金少得可怜的低级公务员至政府的高层人物，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个现象是绝不可能的。政府机关经常滥用公款，当局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比较明显的贪污案件公布出来，而一般人也当然知道还有很多高级官员被控贪污的案件。无论如何，在同一时间有太多类似的案件对国民党的形象不会有好处。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今年财政预算中的军事支出，是过往二十年中第一次跌到低过百分之五十的——即百分之四十八，往年则是百分之六十。与其他项目比较：用于社会福利的是百分之十三，通讯是百分之九，教育、科学和文化合起来是百分之八。奇怪得很，一些观察家竟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裁减军费的讲法。事实上，军费仍然是占了预算的百分之六十；而公布出来的数字没有这么大，全是因为部分的军事支出被拨在其他项目的支出中（例如兵员福利）。肩负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当然会影响国家在其他方面投资的数目。不过国民党也辩护说他们没有选择；正如台北所说，这是与中共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这其实也表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不安。    现时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限制很严峻，足以对付诚实率直的人们，同时使任何有意义地讨论社会问题和国际形势的集会不可能举行。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是一般由台湾前往海外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去的原因之一；我也得到消息说部分的——虽然我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数字    ——留学生于学成后前往中国大陆定居。最近，当局通过一条法例，规定留学生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做法虽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大量的人才外流；但是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在台湾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对势力。因为正如众所周知，很多留学生都在海外居留期间发展了一些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喜欢的政治观点；而学生和工人的反感，正是国民党自从用武力控制台湾以来一直最畏惧的两件事情。（完）